公民利益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17:52:34

公民利益

公民利益范文篇1

当代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和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1.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意识缺乏,使得利益表达的意愿难以如愿。有些利益表达主体的文化水平、自身素质不高,信息来源与交流不畅通,对法律知识缺乏了解,因而限制了利益表达主体的眼界,使其对自己的权益及其表达缺乏自觉性,对自己利益受侵犯的事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消极抵抗的做法,而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政治共同体中,究竟怎样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身处其中的复杂的政治关系进行体验、认知和评价,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在西方,个人作为利益表达的主体是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因为个人作为自身利益表达者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个人也可能在范围较广的问题上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7]在中国,广大利益表达主体受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影响,普遍缺乏参与意识、自主意识和利益表达意识,因而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或不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团体,通过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2.利益表达的非均衡性,使得利益表达平等权利难以落实。公民利益表达能力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利益表达主体的发育程度,以及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多寡。政治资源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财富、人数、文化水平、威望、职位、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谈判技巧等。我国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呈现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文化层次较高的人高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较多接触政治的人高于较少接触政治的人,团体利益表达高于个体利益表达。此外,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发育也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滞后,强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组织发展迅速。比如,工会组织本来是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纷争、维护职工利益、向党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组织,但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上述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无法有效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以及进行维权诉讼,没有成为切实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或表达渠道。再比如,农民群体缺少自己的专门组织,农村村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在表达农民的利益时作用很有限。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在对村民委员会行使领导权时往往仍把它作为下属机构对待,忽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3.利益表达体制不完善,使得利益表达的传输渠道不够畅通。利益表达的前提是社会利益分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表达的多样化来源于利益表达主体的多元化。随着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利益格局逐渐解体,在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调整中,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急剧分化。由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各自所表达的重点和关注的中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表达渠道来满足利益表达多元化的需要。目前,我国的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与我国利益表达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差距。利益表达的渠道设置不尽合理,一些环节存在着障碍,从而影响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利益表达信息的传递及处理。比如,虽然我国的信访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成为利益表达的重要专业化机构,但是,信访制度的下端和上端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在信访制度的下端,一些地方政府视上访者为“刁民”,甚至用高压手段对待上访者,导致相当数量的弱势利益群体不信任信访制度,下层利益诉求无从上达。同时由于信访机构缺乏对职能部门的约束力,大部分信访事项最终无法解决,[8]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4.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增多,利益表达的非理性行为凸现。如果把政治体系当做一个整体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利益表达结构和方式的急剧变化很可能是其他变化所引起的。在这些变化中,政治资源的分配很重要。因为“坚持连续不断的利益表达,其耗费是很大的,勉强能维持计生的集团和个人可能无力承担。而且,如果集团没有什么政治资源,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利益表达,至少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表达,是一种希望渺茫的过程,可能得不偿失。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在我国,对于那些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由于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之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制约了他们的利益表达方式和行为,因而当他们难以通过正式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或利益表达无效时,会转而采取非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比如非法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此,若地方政府采用过激的方式应对,则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行为的程度,甚至演化为群体性对抗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完善我国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选择

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要尽快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达权利的平等、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作用的有效。1.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治民主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利益诉求的手段和途径。要处理好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结构整合之间的关系。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政治结构的分化,其积极作用是带来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催生出的新的政治主体成为开拓新的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力量、疏通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系统回应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能力。政治结构分化总是伴随政治系统整合。政治系统的整合不仅可以弱化政治结构分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效地防范强势群体扩张利益表达权利,维护弱势群体和中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权利。政治系统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政治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2.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加快民间组织发展的步伐。除了正式的表达渠道外,社会利益表达还可以通过中介组织、社团、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组织将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诉求,理性地向政府表达群体意愿,缓解了政府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压力。所以,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民社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的民间组织,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来激活公共政策利益表达的动力机制。政府要有意识地重点培养和扶持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这些组织的地位、功能和运作程序,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及时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向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表达意愿。对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行为,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规范,避免强势群体左右政府公共政策的现象,使不同群体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3.积极培育公民政治文化,增强利益主体表达意识。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分为乡里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行政文化。其中,臣民型政治文化被描述为:“所谓顺从者,就是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但是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作用的看法却仍然是顺从者的看法,也即他们受政府行动的影响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行动。”[1]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由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过渡。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于较发达的社会,其特点是公民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通过培养公民型政治文化,可以增强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意识,也才会更加自觉地、主动地把它表达出来,并想方设法地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4.积极完善表达机制,拓宽利益主体表达渠道。必须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拓展利益表达的渠道,清除利益表达的障碍,理顺不同渠道和不同环节的关系。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制度层面上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做出制度性安排。目前需要做的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增加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或委员的比例;二是完善信访制度,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要改进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方法,增强工作针对性,广开言路,倾听社会各界呼声。各级政府要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督促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失职、渎职的信访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条例对其追究责任;三是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公众利益表达的有效途径,立法过程实质上是利益整合、协调与平衡的过程。决策者应当通过深层次大范围的改革,为每个社会阶层群体的权益表达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提供一个更为民主和透明、参与更为便利的立法程序规则,从而促进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5.积极推进权利平等,实现利益表达方式理性化。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和拥护,增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公民采取正当的途径参与政治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国家通过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证弱势群体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利益表达机会的平等。要使不同的群体都享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权利,必须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利益表达能够有序地进行,必须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政府要根据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不断完善社会利益表达制度的规范体系,不仅要把公民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而且要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利益表达权利规定的前提下,用法律的形式对公民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予以规定。用法律来调整、规范公民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经常化和秩序化,最终实现公民依法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对公民的利益表达依法做出回应。

本文作者:苗贵安工作单位:淮安市行政学院

公民利益范文篇2

关键词:公民利益;宪法政治;宪政博弈机制;公民政治

宪政,也称为"立宪政治"、"宪治政治"或"宪法政治",一般地说,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换句话也可以说,所谓宪政,就是指坚持以人为本的、奉行宪法规则至上性的法治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看,要实施宪政,就必须谋求人的主体性与政治的规则性的统一并最终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也就是要运用宪法规则调整宪政主体之间最根本的利益关系。从西方宪政的发展来看,近代西方宪政主要关注国家与公民或者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基本价值是控制国家权力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到了现代以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宪政关系在西方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于是,西方宪政就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从而,产生了西方的新宪政"平衡"理念。在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一方面将宪法定性为是各种政治力量(或各阶级)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又把宪法限定为主要是调整以国家或国家机关为一方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并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1而近年来,宪法学界进一步将宪政几乎等同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有学者认为,"从宪法学的观点来看,在理论分析中有可能也有必要将宪法关系的基本主体归结为公民与国家。其根据在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宪政社会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政治关系,其他主体的关系都是从公民-国家关系之中派生出来的,特别是其他主体所承担的权利义务都是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1](P139)由此可见,我国有的宪政观念在理论上还停留在西方近代。

实际上,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宪政问题,在我国同时并存,需要一起解决。因此,我国现今的宪政理念与制度必须同时处理好两重宪政关系,一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即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之间的权益关系。二是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即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从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涉及到公民在地区之间、职业之间、性别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以及其它利益群体之间的多种利益关系,然而,在利益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的我国,穷人与富人(或者说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权益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极其重要社会利益关系,需要从宪政上高度关注和有效调整。因此,本文将从穷人与富人之间权益关系的视角分析公民利益的宪政博弈。

一、公民利益博弈的宪政模型

如上所述,公民的利益博弈在宪政上有两个视角,即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益关系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两个视角各有自己独特的宪政特性和分析功能,但是,它们又具有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内在的联系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利益格局,即作为宪政博弈机制的"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或称"宪政三角形"(见下图)。这种"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它对于观察和分析公民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公民政治,是一种很有分析价值的理论模型。

政府

穷人富人

公民利益博弈的这种宪政模型所具有的理论分析价值,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1)政府、穷人与富人在公民利益博弈中具有三极性。第一,政府,这里即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极,政府应该代表公共利益,并对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进行协调,但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利益。政府应该选择或运用公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或政治权力),而且,政府应该是社会公正的代表和体现者。第二,穷人。他们往往是弱势群体,这种称呼与低收入阶层、老百姓、劳动人民、社会大众或者说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具有关联性。作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极,穷人也拥有其独特的利益,是一种公民群体或利益群体。穷人以人数众多而体现其社会作用,表现其政治能量。第三,富人。他们往往是强势群体,这种称呼与老板、精英阶层、有产者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之间具有关联性。作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极,富人有其共通的利益,富人也是一种公民群体或利益群体。富人以其个体能力与财富决定其社会地位,发展其社会作用,显现其政治能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府、穷人与富人在公民利益博弈中所具有的三极性,是一种理论分析模型的最高抽象和最简约设计。在实际上的宪政博弈中,还会有其他的宪政主体或宪政角色参与进来,形成"宪政四角形"、"宪政五角形"或宪政多重博弈格局。如在我国的房地产领域,利益博弈除了政府、房产商和消费者之外,还有银行、房产投资者和学者等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现实的复杂利益关系和博弈机制。但否认怎么说,政府、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还是最基本的宪政关系。

(2)政府、穷人与富人相互之间具有三重利益博弈关系。第一,穷人与富人之间,是公民之间的宪政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在利益上可能是对立的(两败俱伤现象),在对既有社会利益进行分配时,存在着零和博弈的利益关系,也可能是互助的关系,即穷人和富人利益增长的互相依赖(如富人的慈善行为),还可能是共通的,他们共同与政府之间存在宪政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拥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和权利诉求。第二,穷人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宪政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穷人需要政府的保护,而政府则需要穷人们的支持。第三,富人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宪政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需要富人们的积极支持,富人也需要政府保护其财产和利益。

(3)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在人类政治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存在状况。第一,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异变为人民的政府对剥削阶级的压迫与专政,甚至演变为政府与穷人(人民群众)的直线权利关系,如我国以前没有"富人"存在的"贫穷的社会主义"时期。第二,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异变为"政府与富人联盟"共同对付穷人的利益格局,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就是富人的俱乐部。另如各国现实存在的"金权政治联盟",以及我国的"富人参政"的个别不正常现象。另外,2004年中国足球界的"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的利益斗争,或者说就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就是"财富者"向"权力者"挑战,提出要"革命"或要改革。这好像与"人民群体"-"球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或无视"球迷"的利益。第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独自利益博弈,如前国家的原始社会,就存在非国家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另如国家政治下的公民社会中,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四,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现实可行的"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就是由政府、穷人与富人相互之间的利益的动态平衡所构成的宪政体制,即"宪政三角形",如现代西方国家。

二、我国贫富公民利益博弈的现状

我国现在正处于"双重转型"的时代,因此,必须同时处理好公民与国家之间、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共"十六大"将人民的范围扩展到了包括"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人民"程度。在这种"新人民"条件下,特别要处理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权益关系。

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私有财产保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为公民提供了防范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武器,也为公民(穷人与富人)之间进行利益博弈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从而,有助于公民利益博弈的公平机制的形成。但是,从我国私有财产即公民私人利益保障三维博弈的现状来看,却不容乐观。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案例及其相关社会现象中看出。

案例1: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强制拆迁案

湖南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据媒体披露,2004年5月,为实施该项目,县政府有关部门违法为开发商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违法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委、县政府滥用职权强制推行拆迁,采取一些侵犯人权的违法作法,如喊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了,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而"人权入宪"的修宪刚过不久),并出台"四包两停"(被当地人称为"株连九族")的政策,导致亲人反目、夫妻离婚。有关部门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降职、调离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明会等三人。媒体报道之后,湖南省和郴州市联合调查,但查处不力。后由建设部调查组亲自调查。最后由湖南省有关党委、政府对集体滥用职权违法拆迁、损害群众利益的党政领导人员依法或依党纪作了处理。2004年6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同意湖南省对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违法违规有关责任人所作出的严肃处理。

众所周知,城市建设拆迁纠纷,在我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矛盾。据统计,建设部2002年1-8月份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另据建设部统计,2002年1-7月份,全国因房屋拆迁引发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2003年曾发生南京拆迁户自焚的事件。

从上述案例和这些拆迁纠纷来看,往往是作为弱者的拆迁户,应对开发商与政府机关结合起来的强大联盟。全国政协委员袁祖亮曾指出,房屋拆迁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或政府设立的指挥部充当拆迁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与被拆迁人签订不平等协议,达不成协议就进行行政裁决,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沦为开发商的打手,引发了拆迁领域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并最终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由此而引发了我们对拆迁户、开发商与政府机关三者之间在拆迁过程中权益博弈的思考。

案例2: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工钱

2004年春节前,总理在重庆视察工作时,亲自帮助农民工讨工钱。对此,媒体的报道,主要是盛赞领导人关心人民的疾苦与切身利益,以及政府和领导人的亲民形象。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想到另外一些问题,即如农民工与老板之间为何会这样普遍地出现拖欠工钱的现象?现有的劳动法与地方政府机关和公务员为何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农民工(工人)与老板(企业主)之间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权益博弈格局?等等

案例3:民营企业家王德根被聘任为四川省武胜县副县长

2003年6月17日,四川省武胜县人大常委会向民营企业家王德根颁发了聘任王德根为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聘书。聘书上写着:"武胜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聘任王德根为武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聘期从2003年6月-2007年12月)"。

对此有媒体说,"这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奇特的官员任命方式",因为采用这种"聘任"方式没有宪法与组织法的明确规定。副县长属于公职,但王德根却没有公务员身份甚至国家干部编制。虽然经过了组织程序,但却又属于"聘任"。由此而引人注意的,却是中国现在另一焦点问题,即"官商"现象(如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群体,即党政官员到企业兼职),以及"商官"现象,即所谓"商而优则仕"、"企业家从政"、"富人从政"。有些地方,根据纳税多少而可以获得相应的"官位"。这种"金权政治"关系,是"权力"与"财富"之间的相互需要,但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与公平,关涉到穷人在社会中的利益与地位,可能引发社会新的不平等。于是,由中国的商人(企业家)参政或从政也引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如何建构政府、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权益博弈的宪政格局。

从上述案例和相关现象的分析来看,我国在公民利益博弈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予以完善。(1)法律规定不完善的问题。我国已有《民法》、《继承法》等,但没有专门保护财产权的单行法律。不过,现在,《物权法》正在制订过程中,如能颁布实施,将有助于私有财产的保护。物权法,主要是规范不动产,即与土地、房屋有关的权利,所谓"物权",是指人对物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实际上就是对宪法所规定的私有财产保护的具体化。(2)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权益博弈,在我国,实际上多采用"弱肉强食"的强力政治方式,而不习惯于"规则至上"的法治政治方式。另外,穷人或弱势群体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组织资源和能力(如工会组织)与强势群体的富人进行对等的利益博弈。"富人参政"可能带来中国利益分配的新的不公平问题。地方政府的利益倾向或价值取向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在城市开发的房屋撤迁中,政府机关成为开发商的"帮手"。在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利益纠纷中,地方劳动仲裁机关对老板的偏向。在老板富人与一般民众的利益关系中,地方政府机关对一般民众利益的轻视或忽视。等等。(3)在富人与政府之间的权益博弈中,富人、企业家往往又成为弱者。如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被"社会主义改造";在80年代以后的成长过程中,被"吃拿卡要";在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中,被不公平对待。另一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家距离所谓的"企业公民"的标准,又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南方周末》搞了一个"2004年南方周末中国内地创富白皮书"。他们根据个人财富、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和公众形象四个方面指标,来评价和排序"创富榜"。他们提出,现在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现代企业公民意识尚待培养;尊重和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状况有待改善;依法经营的意识也有待提高。作为富人的民营企业家要作好"企业公民",就应该"在阳光下创富,并让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沐浴在财富的阳光下"。这就更需要政府机关扮演好自己的"公共角色",作自己应该作的事情。(4)一些地方政府机关仍然没有扮演好自己作为公共机关的"角色"。在"公权"与"私权"、"穷人"与"富人"之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从执政纲领来看,是"执政为民",也表现出"亲民"形象。但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则搞"官商共荣"。这种形式上亲民,实质上忽视穷人或社会大众利益的作法,走到极端,最后将不是"共赢"、"共荣",而是"俱损",如四川省曾发生的一农民(个体户)与百万富翁同归于尽的事件。政府推行的一些制度,如个人所得税,由于具有制度不健全,没有发挥"以富济贫"的应有作用,反而出现了"打贫益富"的情况。当然,由于存在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富人的财富,也没有得到政府和法律应有保护的情况,因此,他们就惧怕被再"公有化"、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胡乱花钱与资金外逃,也不会履行公共责任。为此,政府应该站在社会之上,制定和实施规则、制度,公正地协调社会利益关系。(5)作为社会公正与良心的重要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学者),有"异化"为特定利益人或特定利益代言人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正视和矫正的问题。

三、我国公民利益博弈机制的健全从我国宪政制度与机制的发展程度来看,要健全贫富公民利益博弈机制,首先需要从基本的公民社会、公民政治、公民文化、公民自治和公民组织等方面的建构与完善入手。

1.发展公民社会

现代公民社会是区别并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治和私人生活的第三领域,即公共生活领域,美国学者戈兰?海登说,公民社会被定义为"处于个人与代议制政治之间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2](P99)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公民社会是公民个人自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社会空间。一般地说,公民社会能够伸张个人权利;倡导多元化、公开化和开放性、参与性;培养自治能力、公民道德与责任感等公民的权利、义务与主体人格。因此,公民社会具有自主自决性,"社会自主性被看作是公民社会思想的核心",[3](P183)可见,公民社会既然是"自主行为的公民进行公开交往的空间",那么,公民社会的成长当然也就有助于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但是,我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奉行国家整体主义,压制个人的自主独立和个人的生活空间。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近代西方以来的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市民社会,也没有发生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重合。尽管在明清以来出现过城市市民生活的空间,但传统社会中的市民生活领域从来都是在政治上从属于高度集权的专制皇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完全同一,市民社会为政治国家所完全吞噬。在专制皇权下,权力所保障的是权力的通行,而不是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普通民众只是臣民而已,他们没有政治的参与权。......正因为中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现代社会的,所以对于我们进行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着特别艰难的历程。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建设,也许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培育提供了最好的历史契机。在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正是近代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4](P129-130)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又形成"国家政治"统制一切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一体化的社会,同样也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另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又出现了国家政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两极分化,缺少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中介,这仍然不利于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扩展公共领域,是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观的必要内容。

2.推行公民政治

从"三分法"的角度,可以将公民社会看成是非国家政治领域的履行社会政治的公共领域,因此,公民政治也可以称为公民社会政治。相对于"人民政治"而言,它是谋求公民个人自主自由即个体政治主体性的公民政治,而相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它是公民社会即公共领域的政治,是一种社会政治。刘德厚教授认为,人类社会包括我国必然要从国家政治走向社会政治。在国家政治过程中,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合法性基础,公民则活动于国家权力具体运用和操作的过程,其活动方式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在政治实践中,人民只有成为公民才能实现作为国家主人的合法性。实际上,人民政治的推行,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现,必须走向公民政治,谋求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因此,从人的主体化来看,走向社会政治,走向社会民主,就必然是施行"公民民主",人本政治也必然要从人民政治向公民政治提升。所以,我国政治的人本化,应该是在人民政治基础上实行公民政治。

可以说,与国家政治或者人民政治不同的是,公民政治的含义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即(1)政治人从臣民转变为公民后,国家的活动领域主要限于政治领域。(2)公民政治的主体是公民,没有公民就不可能形成公民政治,当然,有了公民存在也不一定就形成公民政治。(3)公民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公民与国家在互动中形成的特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公民社会自身的政治活动体系。

公民政治的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与某一国家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紧密相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人也不是被尊重为人的,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公民政治体系。在我国,要推行公民政治,需要涉及到政治人本化和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的各方面。比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政治文化从权力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转型以及宪法政治、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从人民本位向公民本位的提升,需要公民社会、公民领域和公共组织的成长,当然,还特别需要公民文化、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的培养以及公民独立人格的确立,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与广度的提高,等等。

3.培育公民文化

在我国,要实行公民政治,必须造就出合适的公民文化,这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全社会和政治领域树立起"公民"、"公民社会"和"公民政治"等公民文化观念。因为,在中国社会里,人们更多的是"人的"自然意识,人们缺损一种"人的"社会意识,尤其是人的自我意识更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一种意识根深蒂固,那就是"官本位"意识。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应该具有的公民文化观念则是淡薄的、缺损的。因此,树立和拥有并且具备公民文化,即公民的政治主体性观念和"政治人"观念,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制度建立的文化前提和思想基础。

其次是培养每个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公民的主体能力。从公民意识与政治人本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我国"政治的体制的改革依赖于公民意识的生长",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我国"当前政治改革的根据和宗旨,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结果就是公民意识的提高;而公民意识的提高或人心的向上,则需要超越精神在我们人格中的复兴"。[5](P124)正因为如此,我国特别需要培养公民意识,甚至可以说,"公民意识要从娃娃抓起",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人文观念和公民人格。公民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人文观念是公民道德的基础,我们对下一代的价值观培养,注定了只有一种选择,就是人文观念和公民人格。因此,要建立公民社会,必须要有公民意识,要实现人权,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人权。如果没有公民意识,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怎么能知道如何保障自己这份与生俱来的权利,怎么会尊重别人的权利。没有公民意识和人权观念的人就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就不能建立公民社会。

公民意识的培养,其目的是要树立有自主独立人格的"政治人"-公民。这正如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出的,要"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因此,公民意识的培养,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1)消除"群众"意识。在我国,习惯上用"群众"来理解"公民",将"公民"比附于"群众"。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之所以长期步履维艰,是与这种群众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影响紧密相关的。(2)要培养公民的人格意识,公民必须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同时,培育主体意识,因为,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本构成要素,公民应以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为存在前提。(3)培养公民的法律规则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从公民的政治法人人格来看,公民意识的内在结构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理性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内核,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得以确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其制度价值合理性的普遍有效性认同。其次,合法性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构成,如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强调,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会采取什么形式,不管它怎样处理它的事务,这个制度总是必须首先找出获得人民效忠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制度合法性的确立。最后,积极守法精神是公民意识的外显层面,包括护法精神、权利主张精神和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等。

4.发展公民组织

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公民组织实现的。有学者指出,"公民自发组织的社团,是他们从事社会参与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人们本着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和非暴力、宽容、团结、互助的公民社会的精神,在自己组织的协会、团体或自助组中展示着参与的热情,填补着政府工作的空白。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日趋强盛,形成了在影响力上同政府及企业界并驾齐驱的第三部门"。而且,"这些公民社会中的团体将个体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资本(借用RobertPutnam之语)或形象资源(如团体骨干可成为公民代表候选人)"。[6](P117、118)另外,英国学者戈登?怀特也强调指出,"强大的基层/社区组织和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颇有价值的方面,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可能是更加遥远的或''''不许国家干预''''"。[7](P85)因此,要展现公民的政治主体力量,谋取公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实现公民的政治主体利益,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组织。这是我国政治人本化、社会化和公民化的组织形式。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开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间的矛盾更显突出,利益的公平协调更为必要。不同的利益群体要在一个社会中和谐共处,必须公正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在利益协调过程中,代表各自利益的利益组织十分重要。相对于资本而言的处于弱势的群体,更是需要工会之类的组织真正代表和维护其利益。

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对于提升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获取政治资源、参与政治活动、获得政治利益等的能力与机会,很有政治价值。这有助于农民工(工人)与老板(私营企业主或民营企业家)之间形成均势的、公平的权益博弈格局,以达到利益共赢的效果。因此,以人为本或者以人民为本的政治,就必须创建公民社会公平竞争获利的机会、机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公平的信息、情报、能力、组织机制等手段、资源与价值。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工人或者一般群众,非常缺乏保障自己权益的农会、工会等"组织资源"、"制度机制",以至一个农民工为了讨要自己应得的工钱,而必须请国家总理出面。

5.实行公民自治

社会自治是社会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国的社会自治,现在主要是"基层群众性自治",如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自治管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于"群众"、"村民群众"和"居民群众"的政治含义与政治地位,不能适应政治的人本化、社会化和公民化,因此,要通过公民利益博弈实现公民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观念转化为公民观念的同时,必须从"群众自治"转型为"公民自治"。在政治市场博弈中,培育公民的主体人格,健全公民组织,完善政治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行协商民主、协商政治,使富人与穷人等不同利益群众之间有一个利益协商的平台与机制,从而,着力建立我国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实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要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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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利益范文篇3

一人本价值是宪法哲学追求的根本价值

从宪法哲学的历史发展、宪法哲学存在的根本原因及其根本目的来看,人本价值是宪法哲学追求的根本价值,人本价值取向必然成为中国宪法哲学的根本价值取向。(一)人本主义是宪法哲学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宪法哲学产生之前,西方神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人们的观念从本质上来讲是神本主义的。由于社会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根本就不存在通过人的理性对社会秩序进行控制的宪法和法律存在的空间。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以人性或理性取代了神性,以科学取代了神学。正是在科学和理性的号召下,人类社会开始了宪法和法律大行其道的历史进程,并随之产生了相应的宪法哲学。宪法哲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初英国制定的《自由大宪章》,随后十八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等,均是近代宪法及宪法哲学的里程碑式文件。而这些宪法文件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高举人权主义的旗帜,其中均以保护人权、促进人权作为其最重要的主题。正是由于这些标志性的宪法文件,随之制定的世界各国的宪法,尽管其历史背景和人文特征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保护人权和促进人权这一根本主题。[1]某种意义上,近现代宪法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人本主义始终是宪法哲学历史发展的主题。(二)人本主义是宪法哲学存在的根本原因。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及其宪法普遍承认的共识,以人民主权理论而存在的宪法哲学必然将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而人本主义即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而人的价值、尊严以及基本权利等,正是人民利益的核心内涵。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同样是宪法哲学存在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就现有的世界各国的宪法文件,尤其是作为其中代表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的《权利法案》来看,其名称本身即为“人权”或公民的“权利”,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即为了保护以人权为核心的人民的利益。总而言之,在人民主权理论下建立的现代宪法哲学,其必然以维护人民主权或人民利益的人本主义作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其相关内容中必然确认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最高价值,并以保护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基本权利作为其根本功能。[2]虽然宪98法在具体设置上一般包括了国家权力的设置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两方面的内容,但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国家权力设置仍然在于更好地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人本主义始终是宪法必须秉持的基本精神,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三)宪政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宪法哲学所确立的宪政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从人类宪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具体发展来看,宪政制度是人权保障必不可少的根本政治制度。某种意义上,人权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同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完全同步。宪政制度乃至国家文明的发达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对人权的保障程度作出直接判定。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在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之所以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是为了防止其滥用可能对公民权利的不当侵害,根本目的仍然在于对公民权利亦即人权的充分保护。[3]对于宪政制度来说,保障相应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实现,是其存在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宪政制度实践中,也体现在相应的宪法哲学中。

二中国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性

人本主义不仅是宪法哲学本身的根本价值,对于中国的宪法哲学来说,其具体国情还进一步决定了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性。(一)群众路线原则的必然要求。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的高度总结,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以为人民服务,促进和保护人民利益作为其最终目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群众路线成为了其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4]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和宪政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相应的宪政建设及与其相关的宪法哲学的发展也必须符合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原则。在群众路线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宪法哲学必然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亦即保障人权作为其根本精神,人本价值取向是群众落线在宪法哲学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当代的主流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人的自由解放及其全面发展是其理论和实践的终极目标。在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中,更是明确将这一理想社会定义为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不仅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更应当是社会的主体,只有在人得到全面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前提下,社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以人本主义为依归的哲学,是人本主义哲学的终极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国宪法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宪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也必然会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人本主义精神,将改变不合理的旧有秩序,确立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宪政框架,作为其指导方针和根本目的。[5]因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属性,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是其必然要求。(三)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方略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下,整个社会的治理必须依照反映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进行。通过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展开,最大程度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保护和促进人民整体利益的实现。因此,依法治国方略虽然形式上以法律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终依据,但实质上仍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首先,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反映人民利益的法律,对这些法律的遵守实际上就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人民利益最好的促进和保护。其次,依法治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最终仍然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的更好实现而服务。最后,对权力的限制是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事实上是通过限制权力滥用,更好地实现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因此,在依法治国方略下,相应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的利益,即必须建立在保护和尊重人民的价值和尊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6]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相应的宪法哲学也必须按照这一基本逻辑,在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下,以人本主义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

三中国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的展开困境

宪法哲学本身以及中国具体的国情都决定了中国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的必然性。然而,在中国宪法哲学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其人本价值取向的展开却陷入了一系列困境。这些困境具体表现在宪法哲学的义务本位主义、工具主义以及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等方面。(一)宪法哲学上的义务本位主义。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权利和义务两者在总体上是对等的,任何权利的存在都必然以相应的义务存在为基础。因此,宪法哲学上的义务本位主义并不是相应的宪法中只规定义务而不规定相应的权利,而是在权利和义务两者的关系处理上,以义务而不是权利作为主导,更为强调和重视义务的作用。义务本位主义取向的宪法哲学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其产生有着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悠久的农业传统,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与大自然的各种灾害进行有效对抗并改善农业条件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为了适应这种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强调群体之间的团结协作,强调各种由于血缘、地缘以及其他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种团体的利益,个人的发展必须与家、国、天下等保持一致。在这样的99情况下,“克已复礼”是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标准,承担保证团体利益实现的义务是压倒性的社会要求,个人权利的观念根本没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与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传统中国形成了以宗法等级制为特征的社会基础。在宗法等级制的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所有社会成员均按照其在家庭中的辈分或其职业在社会中占有固定的位置,所有人根据相应的宗法制度的规定,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并由此获得相应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格的按照一整套儒家的等级制度进行具体界定,任何人不得随意逾越。这种社会结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业生产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却为强调社会秩序的义务本位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生长土壤。正是由于传统中国独有的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和宗法制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使义务本位主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基本意识形态。[7]虽然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与传统中国有了根本性的差异,但其所具有的影响却绵延至今,并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宪法哲学的实践产生相应的作用。义务本位主义在现代中国之所以仍然有生存的土壤,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前人民的权利意识不强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某些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强调义务本位主义,并不是其自身愿意更多地承担各种社会义务和责任,而是要求普通民众承担各种义务,但对其应当享有的权利却避而不谈或者尽量少谈。这就可以更为方便其通过权力和财富的滥用损害人民的权利,达到满足其自身利益的目的。因此,义务主义本位的宪法哲学思想在现代中国实行的结果,必然会因为人民利益的受损而导致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而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导致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陷入无法实现的困境。(二)工具主义宪法观。法律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其利益的工具,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行于中国法学界的观点。从形式法或实在法的角度,这种观点无疑有其正确性。然而,从法作为人民意志和社会规律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理想法的角度,由于这种观点过于强调法律的工具属性,而忽视了其必须具有的人民性以及正当性,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法律价值的实现。[8]法律工具主义论在宪法哲学领域的反映,即当前中国社会很多人所持有的工具主义宪法观。在持有工具主义宪法观的人们眼中,宪法只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其在法律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至上性只不过是为了政治需要而作出的宣言,对其他部门法或者人们的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或者是统摄的作用。宪法中的具体规定,在统治阶级需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大肆宣传,在不需要的时候则将其束之高阁不闻不问。这种工具主义宪法观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不仅会导致对宪法中所包含的对公民权利促进和实现的理想的忽视,而且会严重影响宪法的权威性,使宪法成为人们心目中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没有任何实质功能的文件。当代中国工具主义宪法观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过度强调法律维持对其有利的社会秩序的功能,以及近现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更加注重法律控制社会功能的功利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工具主义宪法观的影响下,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必然将宪法作为促进其权力扩张而不是限制其权力滥用的工具,而将宪法保护公民权益的根本目的置之不理,从而使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丧失了任何真正展开的可能。(三)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中国面临着的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从而摆脱其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民族复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大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在作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牺牲的情况下,进行了振兴国家的极为可贵的探索。这种伟大探索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的成立和迅速崛起。然而,新中国为了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不得不实行能够最大程度集中社会资源,组织效率非常高的超级政府形式。这种超级政府形式通过行政权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直接干预,最大程度保证了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资源,然而却不可避免地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客观地讲,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这种行政权力的史无前例的扩张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积极意义。但在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现代化,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的经济体的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依靠单纯的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必须更加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体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超级政府形式,已经严重不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的需要。[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将“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正是这种情势变化下所作出的政策调整。然而,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之一,其解决仍然需要较长时期的治理。在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情况下,其必然同以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宪法哲学产生相应冲突,从而使其人本价值取向的展开难以实现。

四中国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展开的具体路径

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是宪法哲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法律传统以及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的实现面临着义务本位主义、工具主义以及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困境。必须针对这些困境的存在,通过以下具体路径才能使其真正展开。(一)确立宪法哲学上的权利本位主义。要克服当前义务本位主义宪法哲学思想对人本价值取100向展开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在宪法哲学上确立权利本位主义。所谓权利本位主义,即在立宪和宪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将其作为宪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并明确指出宪法对国家权力安排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从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权力本位主义的宪法哲学,实际上就是保障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人权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是其根本价值取向。权利本位主义宪法哲学的确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在宪法哲学的教育和宣传上,强调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权利本位主义思想,使人们逐步摆脱传统的义务本位主义的宪法哲学的不良影响,为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在具体立宪和修宪的过程中,在相关宪法条款中明确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人权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对国家权力的安排必须服务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最后,在宪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以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依归,并以此为基础决定相应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和方法,切实保障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工具主义宪法观,必须在宪法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要使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得以真正展开,就必须使宪法的根本目的,即保护公民权利得到人们理论上的广泛认可和实践中的切实履行。而达到这种理想状况的基本前提,是宪法必须摆脱单纯的统治阶级利益实现工具的不利地位,而真正成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至上规则。[10]具体来讲,宪法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渠道,使宪法在依法治国方略中的至上地位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其次,在具体立宪和修宪的过程中,必须在相应条款中明确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的相关规定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相关规定。最后,为了保证宪法至上地位的落实,必须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如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所有与宪法条款相抵触的法律法规一律无效,在民法、刑法、行政法以及其他实体法的相关条款中对违反宪法的相关行为进行制裁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宪法至上地位的真正落实。(三)确保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目标的实现。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从而不利于宪法哲学人本价值取向展开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开始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措施对其进行矫正。这方面最为有力的措施是近年来所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从理论上来讲,在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充分实现的情况下,国家权力的行使主要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必要限制,以充分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根本目标。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当前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现象进行有效的矫正,从而在充分发挥其促进公民权利保护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其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因此,确保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目标的实现,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宪法和法律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限制作用,最大程度保证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并使其在此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得到充分的实现。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是宪法哲学本身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目的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特有的历史发展背景的影响,中国宪法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受义务本位主义和工具主义宪法观,以及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影响,从而使其人本价值取向的顺利展开陷入难以实现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导下,贯彻现代宪法哲学公认的权力本位和宪法至上的原则,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约,保证宪法保证公民权利功能的实现,促进中国宪法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顺利展开。

作者:卢小青 郭蒙政 单位:1.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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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利益范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公民利益范文篇5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公民利益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民生行政司法救济

论文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公民利益范文篇7

摘要:我国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国家政策的调整为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国家政策将推动行政诉讼研究,有序参与的民主政策促进行政司法救济的研究,而利益统筹政策将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对这一领域的热切关注将直接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学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已成为一门充满无限生机的学科。每一种行政法理论背后,皆蕴藏着一种国家理论。党的十七大报告不但确立党的纲领而且确立了国家的未来发展纲领,随着我国的国家政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

一、关注民生促进行政法学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表明了执政党及其政府力图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彰显了对现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崭新认识。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已非简单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收入分配等都与民生改善息息相关。在民生问题成为政府基本的施政目标之后,行政法学无疑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性规制研究。从“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上看,发展民主政治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行政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将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然而,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行政法学的使命就远非拘泥于对公共权力的驯服,它不仅要防范公权力作恶更要激发公权力行善。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因公权力的行使侵犯私权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复杂,如何确定及依法保护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已成为行政司法领域急需探讨的问题。

二、关注民生定位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

“诉之利益”的定位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

随着国家政策对民生的高度关注,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依法维护的“诉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随着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第三,依法维护的诉讼主体资格扩大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起诉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从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因而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界定标准对日后的行政诉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2000年的《若干解释》将原告资格扩大适用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但《若干解释》也只是将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个人利益”的范围适当放宽,所谓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仍然是为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公民曾经只能被动接受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对政府决策说。不”,这对现行法律的空白与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2000年起,垒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们纷纷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有人将其称为“一场方兴未艾的法律运动”。然而面对公众的热情关切,由于缺乏制定法的有力支撑。法院只能予以谨慎的回应,这促使我们对如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法理思考。

三、关注民生掏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利益统筹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在利益主体和利益内容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利益统筹贯穿于利益的激励,表达、协调和保障的垒过程,但关键还是体现在对不同利益冲突的化解上。也就是说,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多元的利益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利益冲突的消除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统筹不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利益统筹的理念应当贯穿于各种社会纠纷尤其是行政纠纷的解决之中。

(一)构建以行政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特别是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力推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地区日趋紧张.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尽管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已有20年之久,但民众在与政府之间发生纠纷时往往首先采取的都是内部施压、上访等非常规性的方式,最后通过司法寻求解决的并不占据主流。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反衬出公力救济尤其是行政诉讼的无能。我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数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即是明证。也许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亦敌亦友的悖论关系可能会成为其作为具有补充性的“特殊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但正式行政救济社会认同度的下降却值得格外警醒。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当前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状况.应当着力恢复司法在行政纠纷化解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从根本上扭转行政纠纷解决无序的局面,进而把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从家庭的血缘关系、从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地缘关系、从单位的计划管制关系、从国家机关的非权力化关系(调解关系)中解脱出来。以司法为核心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至少有三项急迫任务:一是系统改造现行信访制度,彻底改变信访是行政纠纷化解主渠道的现状,二是吸收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ADR)机制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公正、透明,专业,有效的行政裁判制度,为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提供新的渠道;三是进一步修正现行行政复议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使司法常规手段成为民众最为信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二)在行政司法救济中贯彻纠纷解决观

公民利益范文篇8

关键词:责任政府以人为本权力冲突利益冲突

在现代的政府理念中,责任政府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建设理念。它强调政府要具有责任,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针对民众的,即对民负责。这种政府建设理念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它不同于以往君主专制时期的政府统治理念。在以往的君主专制时期,政府虽然也强调责任,也强调“父母官”,但那时是对皇帝负责下的政府责任,是对一人负责的责任政府理念。而现代责任政府则是强调,政府作为人民的者,应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

一、责任政府是什么

所谓责任,就是占据一定位置或承担某种角色的主体必须满足的要求或理应完成的任务①。比如市场中的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时,卖方收了买方的钱就有向买方提供商品的责任,如果卖方没有或拒绝提供商品就有承担惩罚的责任。而政府,作为人民的者,在整个契约社会中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法约尔说过,“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责任。”因此,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就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

所谓责任政府,就是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者,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中,作为和不作为所要承担的结果,实现其职能和未实现其职能所要承担的后果。

二、政府中的责任冲突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而政府具有不同的层次,这是出于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范围不同所决定的。不同层级的政府具有不同的责任。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责任。责任政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责任体系,使各个层级的政府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然而,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政府往往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冲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

权力冲突,就是指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每一级政府或工作人员都处于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的冲突之中,这些外部权力主要包括上级权力、平级权力和下级权力。权力行使者一般处于这些权力冲突之中,不仅要遵守上级权力、协调下级权力和指导下级权力,还有考虑到那些非正式权力的影响。比如,一名公务人员,他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应该遵从法律,可是他又处于上级的权力控制之下。而这两种权力并非总是一致的,有时这两种权力往往互相冲突。此外,一些从政府机关退休的高层人员,也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影响力,这些外部的权力更多的时候会干涉法律赋予给工作人员的合法权力。因此,这两者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权力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决策难以执行,或者决策偏离应有的轨道,使政策执行走样,从而无法实现政府目标。

角色冲突,就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不同角色之间时的冲突,以及由于一人扮演多重角色时而导致的冲突。一个人在社会中往往不只是具有一种角色,而政府工作人员在具有社会角色的同时还具有了一种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角色。当一个人从公民角色转化为公务员角色时,就会发生角色冲突;而公务员在同时承担着政府雇员、公民以及其他角色等多重角色时,也会产生的角色冲突。每个政府中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多种复杂的角色,而角色的复杂化往往会导致思想冲突和行为冲突。比如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去处理行政事务。当这个行政事务又与其自身利益相关时,他就处于一种角色冲突中。因为这时他既是一名工作人员又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这些角色冲突会导致公务人员迷失自己真正的角色,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做出错误的决策和行为,阻碍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利益冲突,就是指政府中的工作人员作为个体的自身利益与作为公务人员的公共利益之间冲突,以及政府中的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其实,无论是权力冲突,还是角色冲突,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冲突。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唯一合法使用者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权力的本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然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既有物质利益如金钱,也有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人民公共利益这个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些地方,在地方部门利益的促使下,盛行地方保护主义;有些个人则在个人私利的刺激下,以公谋私,大肆地贪污受贿。这都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利益冲突中的扭曲。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利益的实现,阻碍了人民福利的提高。

三、以人为本——构建责任政府的基点

构建责任政府应以一条主线贯穿起来,这条主线就是人民利益,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指政府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将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放在人民的角度去考虑,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同意不同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府建设的标准。从政府的起源来看,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物,是建立在人民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政府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人民不受集体或个人的侵害,增进人民福利。因为个体的人民只有在政府的组织下共同联合起来才能抵制自然灾害和免受个体之间的相互侵害。因此,政府应以整体的人民利益为建立基础。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是者,人民是委托人。政府在人民的委托下行使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因此政府的各种作为与不作为也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就如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一样。主人委托仆人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仆人只是主人意志的者,这个仆人作为和不作为都要体现、维护主人的利益。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必定是一个人民利益重于山的政府,一个视人民利益重于山的政府也必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就要从以人为本这个基点出发。

以人为本,就是要在政府的自身权力与外部权力、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中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这些权力冲突的原因就是的权力来源的多元化,而最根本的还是权力背后的利益多元化。每种权力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在后面支撑,这些利益诉求往往也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权力的行使会导致不同的利益的实现,每种权力都想获取自身背后最大的利益(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打着人民利益这个旗号)。如何才能解决权力冲突?只有明确权力背后的根本利益,才能解决这些权力之间的冲突。政府权力产生的源泉是人民,因此政府权力背后的根本利益应该是人民利益。各级政府都应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用人民利益来拷量权力的遵从与否。如果上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背离,违背亦是正当;如果平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违背,不协调也是正确;如果下级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就要及时改正其权力行使方向;如果其他非正式权力与人民利益相背,则可视之不见。正确行使政府权力,是责任政府的有效保障;而权力只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才能保证不被滥用。

以人为本,就是要在角色冲突中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其实角色冲突的根源也是利益,每种角色都是不同利益的代表。父亲的角色就是保护子女,警察的角色就是保护人民,政府的角色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处于政府角色与社会双重角色之间,要处理好政府中的角色冲突,就必须建立一种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政府价值观,以这个价值观去确定政府角色——人民公仆。当各种不同的角色发生冲突时,政府要把人民利益为主的角色摆在中心,把人民利益守护者的角色作为第一认同的角色。而在工作中,一旦与人民利益守卫者这个角色发生冲突,就要抛弃其他的角色。只有正确的政府角色定位才能构建责任政府,而正确的角色只能是从人民利益这个价值观出发。

公民利益范文篇9

我自愿参加我国共产党,支持我们党的纲领,恪守党的章程,实行党员职责,履行党的抉择,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活跃作业,为共产主义斗争终身,随时预备为党和公民献身全部,永不叛党。

我诚心地热爱党,她是我国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同是我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业的领导核心,代表我国先进出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我国先进文明的行进方向,代表我国最广阔公民的底子利益。党的最高抱负和最终方针是完成共产主义。自1921年成立九十多年来,党联合带领全国各族公民进行了继续不断的巨大斗争,发明了一个又一个人世奇迹,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造,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巨大革新,从底子上改变了我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国际第二位,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在国际业务中发挥着不行代替的重要作用。一个自傲的、充满生机生机的强大我国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在新的前史起点上,提出的我国梦、“一带一路”等等大政方针,表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近现展前史逻辑的科学掌握,显示了我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路途上所获得的汗马功劳,抒发了我国共产党为公民谋福利、为民族图富足的壮志豪情,展现了我国共产党人的路途自傲、理论自傲、制度自傲。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中华民族巨大复兴的方针奋力行进。

从学生时代开端,一位位党的好儿女--江姐、刘胡兰、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我发现她们以及身边许多深受我尊敬的人都有一个一同的名字--共产党员。广阔党员们可以在各项作业中充分表现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解救国家于危险之中,解救国民于危险之际,表现出的是大无畏精力和舍生忘死的英豪气魄;共产党在国民建造时期所表现出的吃苦在前、吃苦在后和无私奉献,表现出的是一心一意为公民效劳的崇高品质;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铁人精力,表现出是的共产党人的英豪豪举和豪放气魄。我自愿申请参加我国共产党,由于我看到共产党的先进性,我看到广阔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表现出的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确立了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决计。我把能参加这样巨大的党作为最大的荣耀和骄傲。上了大学以后,在安排和领导的关怀和教育下,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知道。我知道了党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工人阶级及广阔劳作大众利益的忠诚代表。党自成立以来,一向把代表各族公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在党的道路、方针和方针上,集中反映和表现了全国各族公民大众的底子利益;在作业作风和作业方法上坚持走大众道路,并将大众道路作为党的底子作业道路;在党员的行动上,要求广阔党员坚持公民利益高于全部,个人利益遵守公民利益。所以在校园的作业学习和日子中,我一向都在以实际行动实践党员规范,学习上,我尽力吃苦,在大一大二两年均获得了二等奖学金,一同,我也不忘催促宿舍里和身边的同学,带动他们一同前进,与他们沟通学习上,作业里考试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为广阔同学效劳,一同前进;在日子上,自动与更多身边的同学,教师交朋友,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协助他们,平常在宿舍里活跃打扫卫生处理日常业务,保持一个调和高雅的环境;一同,身为学院里的一名部长,我也默默地为同学们劳累,举办一些同学们脍炙人口的活动,平常自动学习电脑常识,为更好的开办活动和为同学们效劳打下根底。在我两年多的作业中,不乏失利和教训,但是我总是活跃吸取经验,总结经验,我信任付出会比及报答,我的汗水会换来同学们的的浅笑和必定。

在政治学习上,我也毫不松懈,尽力学习党的道路、方针、方针及抉择,学习党的基本常识,学习科学、文明和业务常识,尽力提高为公民效劳的身手。时时刻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维、邓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维、科学发展观、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思维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认真贯彻履行党的基本道路和各项方针、方针,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艰苦斗争,在出产、作业、学习和社会日子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我深知按党的要求,自己的距离还很大,还有许多缺陷和缺乏,如处理问题不行老练、政治理论水平不高级。希望党安排从严要求,以使我更快前进。我将用党员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承受党员和大众的协助与监督,尽力战胜自己的缺陷,补偿缺乏,争夺早日在思维上,进而在安排上入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公民利益范文篇10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自治,首先要改进村党组织的领导,在村民自治的法治框架的背景下,增强党组织权威的民意基础。这是实施村民自治制度过程中一大难题。

村民自治是赋权于民,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在村的范围内,全体享有选举权的村民通过秘密划票、平等竞争、公开直选等形式,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能够代表村民利益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民主选举不仅变村干部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为从“下”往“上”的“选任”,赋予了村民自主决定村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而且,授权方式的转变,也使村委会获得了来自村民普遍认同的合法性权威。广泛的村民基础,使村委会在村庄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作为村庄社区领导核心的村党支部,其成员的产生方式则主要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或由支部成员(少数几个人)选举。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差异,使村支部书记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础,工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以致有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面前感到底气不足,党支部领导不了村委会,导致“两委”关系不协调。

党支部是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尽管村委会是由村民直选产生的,但其并不享有挑战党支部权威的权力。但是,村党支部选举方式不如村委会主任选举方式开放,往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或直接由上级组织任命,削弱了党支部的群众基础,抑止了党支部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水市的“两票制”实践,创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拔方式。通过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的办法选举村党支部书记,不仅使村党支部获得了村庄社区的合法性权威,而且有利于干部作风的转变,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与此同时,“两票制”也发出了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党员不能当村支书的明确信息,使村民感受到,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选举制度创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和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村委会的直接民主选举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以民主的方式产生“当家人”,较好地解决了“有人管事”的问题。这是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以后村民自治进程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仅仅有民主选举远远不够。民主选举虽然是保证村民意志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但它不必然保证选举产生的权威性组织,一定能在制度实践中代表村民利益和自觉实现村民利益。如何在实行民主选举后加强民主决策,更是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现阶段实施村民自治制度过程中又一难题。

现代民主政治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公民选举官员和公民控制决策。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实践来看,民主选举较好地解决了“公民选举官员”的问题,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则为有效“控制决策”提供了制度保证。村民自治的内容不仅表现在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而且还表现在凡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村民都享有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两会制”的实行,使村民参与村务有了具体的民主实现形式。根据“两会制”的规定,村务要事的决策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后群众的原则,由党员大会提出决议预案,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决议,由村务监督小组监督村“两委会”执行。通过“议题、预案、决议、执行、报告、评议”等六道程序,“两会制”不仅使村民能够参与到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务要事的民主决策中来,保障了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解决了“民主决策”的问题,而且,也同时解决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问题。从随州市实践的情况来看,“两会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