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力量十篇

道德的力量篇1

——《钓鱼我启示》读后感

赵程锐

今天我学了《钓鱼的启示》一课，使我受益匪浅。

本文讲述了父子俩去钓鱼，这是捕鱼开放日的前一个夜晚。突然，鱼竿剧烈的抖动了起来，这是一条又大又漂亮的大鲈鱼。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钓上来，但父亲要求把它放回去，儿子极不情愿。经过父亲严厉的劝说，儿子最终才依依不舍的放回去。是啊！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道德实践需要放弃或大或小的个人利益。

掩卷沉思，我不禁浮想联翩。

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上英语班。真倒霉，一连碰上好几个红灯，哎！不对，还有机会，可以冲过去。算了，亏自己的爸爸还是交通警察，要遵守交通规则。再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刹那，红绿灯由黄灯变成了红灯，哈哈，我最终经受住了道德的考验。

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实践起来却很难，让我们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吧！

道德的力量篇2

——《钓鱼我启示》读后感

赵程锐

今天我学了《钓鱼的启示》一课，使我受益匪浅。

本文讲述了父子俩去钓鱼，这是捕鱼开放日的前一个夜晚。突然，鱼竿剧烈的抖动了起来，这是一条又大又漂亮的大鲈鱼。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钓上来，但父亲要求把它放回去，儿子极不情愿。经过父亲严厉的劝说，儿子最终才依依不舍的放回去。是啊！道德只是个简单的是与非的问题，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道德实践需要放弃或大或小的个人利益。

掩卷沉思，我不禁浮想联翩。

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上英语班。真倒霉，一连碰上好几个红灯，哎！不对，还有机会，可以冲过去。算了，亏自己的爸爸还是交通警察，要遵守交通规则。再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一刹那，红绿灯由黄灯变成了红灯，哈哈，我最终经受住了道德的考验。

道德的力量篇3

关键词：道德坚守  道德迷失  道德落差

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凭借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电影作品《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非诚勿扰》等，开创了中国电影所谓“贺岁片”的辉煌时代。冯氏电影以其特有的艺术匠心，表现了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戏剧性的全面关注，成为岁末年尾人们喜闻乐见的一道娱乐大餐，也成了消费社会一道少见的艺术景观。

谈及冯小刚电影这一“喜剧现象”，人们习惯性地将它归结为冯氏幽默的特殊魅力以及几位超级明星的精彩表演，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冯小刚电影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品头论足，主要是因为在那些热热闹闹的题材背后，有一个轻易不为人们觉察、但自始至终左右着人们神经和视线的潜在命题——道德主题，它成为冯小刚电影里最意味深长的部分。这使得他的每一部电影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符号，而是另有深意存焉；也正因为如此，冯氏电影特别地多了一点令人回味无穷的东西。冯小刚用他的电影敏锐地收集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与观念，以道德的眼光，审视和打量形形色色的人性与伦理背离现象，探究、思索道德维新的价值与意义。这是贯穿冯小刚电影的一根隐形红线，也是他获得观众高度认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他的电影获得源源不断动力的理论源泉。

       一、道德坚守：从传统中寻找力量

    《甲方乙方》是冯小刚电影的开篇之作。仅看剧名就有一股子强烈的合同味道，而围绕合同双方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巧妙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执信与操守问题。

   《甲方乙方》看似一个很娱乐、很游戏的“故事会”，而在“甲方乙方”双方一系列近乎游戏的故事背后，我们领略了一个个并不轻松的道德话题。几乎所有的“乙方”——接受承诺测试的那一方，都以失败而告终。扮演革命党的，本想“打死我也不说”，演绎一下革命者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却早早地交待了；想测试自己吃苦耐劳能力的，最终忍受不了别人的“奴役”和折磨，暴发了雷霆之怒；“想过几天苦日子”的富豪，也忍受不住山里的贫困与清苦，连老鼠都吃光了……

       尤其是在“打死我也不说”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道德悖论：“打死我也不说”——看似矢志不渝的坚守，实则是一种无奈的招供。这类貌似坚贞不屈、恰恰不打自招的戏剧性背后，揭示的正是一种荒谬的道德悖论。这种戏虐局面的发生凸现的正是当下社会道德操守的脆弱，道德支点的“晃动”，人们在自己的道德坚守面前，呈现的是铩羽而归、无能为力的尴尬景象。

       道德命题的探究，并不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或者说一开始并没有上升到冯小刚创作的意识日程，仅仅只是潜藏在喜剧性的题材之中忽隐忽现，却使人们看过之后泛起一丝苦味，引发一些联想，从而使得他的“贺岁片”特别地多了一股子冯氏味道。

但此后的《不见不散》、《非诚勿扰》等影片，道德话题的嵌入，道德问题的伦理性探究，逐渐成为冯小刚电影的一种创作倾向。特别是《不见不散》里，那种异国他乡、萍水相逢的好感最后发展为不见不散的长相厮守，这是一次次心灵流浪与情感放逐之后，恍然大悟式的醒悟，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一种传统道德情感的召唤与回归，是一种绚丽归于沉寂之后的返朴归真。《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的心血之作，他有意“置换了人物的生存背景，让一对飘洋过海、追求西化生活的人，最后在传统道德情感的回归中结出了爱情之果。”

       《不见不散》好评如潮，使冯小刚获得了道德上的胜利。道德坚守，此后成为他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一道心结。在新片《非诚勿扰》里，他继续演绎这种坚守的痛和美，他甚至使用自杀殉情的极端方式，来成就这个古老的道德童话，给那些在道德迷失中游离彷徨的人树立一个美好样板。

       二、道德迷失：在紊乱中游离

       冯小刚并不是传统道德“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很清楚岁月嬗变人心不古，传统道德就像一个风雨飘摇的稻草人，它可以有也可以似有若无。在现代社会里，道德在极富张力和弹性的人心、欲望及新事物面前，开始变得碍手碍脚、缩手缩脚。人们的各种不适感、错位感、迷茫感随之而来——《大腕》、《手机》最先传达了这种迷茫和颤音；而《一声叹息》则不经意间流露了道德迷失后的一丝苦涩和无奈；《夜宴》则用悲剧强调了道德沦丧的危机自古以来就从不少见……

       《夜宴》是冯小刚唯一的一部古装片，也是一部制作精良却颇受非议的经典大片。倒不是这部古装片打破了冯小刚一向得心应手的轻喜剧“贺岁片”惯例，让大部分观众颇感意外而不爽；而是《夜宴》的故事构架直接来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著《哈姆雷特》，给了人们非议的口实。其实人们不理解的是，《夜宴》在冯小刚系列道德主题影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夜宴》尖锐的伦理冲突、紊乱的道德信守、凄凉的悲剧结局，完整地体现了冯小刚电影的道德主题，所以他用这样的故事框架说事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因为当今现实生活中难得见到这种整体性悲剧，为了突显道德迷失、伦理背弃的悲剧效果，他宁愿借用他人的典故也在所不惜。

《夜宴》是一部极度绚丽华美的诗篇，它难得一见地表现了冯小刚另类的古典情怀，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师级作品。而《手机》则是一种纯粹的日常生活的叙述，探讨了冯小刚在《一声叹息》中就关注过的婚外恋话题，这本是一个无解之局，再加上手机这一新生事物“闹腾”，一切就变得游离与迷茫了。

       在《手机》里，高科技通讯工具，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看似带来了许多自由与方便，却又不经意间成了危险的导火索。冯小刚对此进行了道德层面的探讨：不光是情感与道德，还有科技、人性与道德的多方面冲突。科技进步带来了沟通与交流的便捷，也导致了人与人距离感的缺失，使个人生存空间不断萎缩，使生活中的言行习惯经常地偏离道德轨道。科技加剧了人性与德性的背离，一部小小的手机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荒诞不经。

       开放的时代，打开了一个时代的私心和欲望，也打开了人们的灵魂挣扎之门。如果是《一声叹息》里单纯的情感迷失，是非判断不难确立；而高科技对生活的渗入，使人性离经叛道，又巧妙地掩盖了道德迷失，才是更复杂的现实人生。这里冯小刚知趣地保持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呈现问题与危机（如《大腕》），展示混乱与迷惑（如《手机》），却不轻易妄下结论。他深知社会的进步与开放，终究绕不开道德这块沉重的石头。道德通常是最先被用来抛弃、最后被用来挽救的一种力量。他让情感与欲望在道德之海里自我迷失、自在沉浮，这是转型期社会必经的痛楚，也是一个时代的迷茫。他要让这种痛在观众的心中自动呈现出来，并产生一种强烈认知，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三、道德理想：从落差中获得力量

       现代人的道德价值偏好正在发生现代性转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坚守传统道德的正面价值，揭示现代人的道德危机，仅仅是冯小刚电影咏叹调的一部分，完整的乐章还必须包括冯小刚在电影中矢志不渝高奏的道德理想，像《天下无贼》、《集结号》、《没完没了》正是这样一类作品。

       《天下无贼》里并非无贼，而是盗贼成群，手段高超，且“技术含量”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冯小刚没有采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惯常套路来演绎一个猫抓老鼠、警察抓贼的游戏。而是在形势一边倒的情势下，令人难以置信地设置了一个至憨至纯的“傻根”形象，呈现在众贼虎视眈眈的“枪口”面前——这哪里是猎物？分明是一面脆弱不堪的道德镜像！冯小刚期待所有不轨、不义行为在这面镜子前自行瓦解。他让狡诈的盗贼与老实巴交的好人，形成直接的交锋与对峙，让善良在伪善面前表现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反而激发了伪善的盗贼本能的善心，而不忍伤害，最后伪善被感化成了善良的保护伞……

       这是一种过于理想的结局，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复活”。巨大的道德落差被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道德感化力量，这是很出人意料的，太具有戏剧性了。《天下无贼》试图在脆弱的道德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寻找一种拯救，其道德感召力量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只是创作者遥不可及的宏大道德梦想。“盗贼不作，外户不闭”是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天下无贼式的大同社会与当今时代已经相去甚远。《天下无贼》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呼唤，是冯小刚电影基于道德而标榜的一种崇高理想，具有强烈的劝世价值。这种道德理想不止一次出现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从《没完没了》到《集结号》，讲述的都是这种理想的道德。

《集结号》是一部严肃的战争题材影片，由冯小刚的手中推出来，人们感到有点突兀，它似乎不属于大家熟悉的冯氏电影的风格系列。唯一可以将它串联起来的，是道德这根“准绳”。对道德情感的多层次探究，也是冯小刚电影自始至终的主题。只要能以比较独特的视角深刻阐释复杂的道德话题，战争题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

       《集结号》讲述的是另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必须要退回到一个遥远的年代、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去讲述才具有可信度。炮火硝烟的年代，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战友间的那种特殊情谊，和平年代的人们是难以体会的。在今天的生活背景下去演绎这部电影，其本身的动机就是意味深长的。与其说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倒不如说冯小刚借用了战争题材，特别地阐释了道德使命对一个人一辈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当代人的现代生活也构成了一种质问，质问的结果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今天我们还能背负起如此光荣而沉重的道德感吗？而面对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才是冯小刚潜意识里最想表达的。

       冯小刚在极端惨烈的战争画面背后，推出了一个更惨烈的道德难题：战争中唯一幸存者如何承担起为那么多阵亡者证明死难价值的神圣使命？这也成了谷子地后半生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谷子地锲而不舍、近乎疯狂偏执的追寻中，终于得到了理想的结果。这种道德理想的实现是可能的，也是特殊的，因而它对于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具有提示和反省作用，却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它被置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且因年代久远，其道德感召力显得有些苍白，有点隔靴搔痒了。

       对一种古老的道德情感作追忆式的缅怀，是因为那种古典的崇高，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道德落差”，而期望人们在“温故而知新”中，产生一种道德自省的力量，才是冯小刚这部战争电影的用心所在。

       冯小刚其实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试图将当下散落得一地鸡毛式的道德碎片，重新“集结”，所以才如此庄严地吹响了他的“集结号”。只可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懂号音背后那一丝苍凉、悲壮的弦外之音。

从无心到有意，道德关注成了冯小刚电影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禀赋。“道德是人类永开不败的生命之花”。正因为道德本身蕴含着经久不衰的魅力，方才使得冯小刚的电影具备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才至于掀起一波波观影热潮，创造了一个个票房神话。“道德最终让每一个生命安静地坐在板凳上。” 

参考文献：

[1]尹鸿.冯小刚的电影格调.大众电影.2001（3）.

[2]孔子.论语•大同•礼运.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道德的力量篇4

记者：王部长，您好！能否请您谈谈召开这次国际学术交流会的背景？

王燕文：好的。我们知道，公民道德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永恒的主题，是现代文明背景下世界各国共同面临、需要共同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当代中国而言，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今天，围绕“公民道德与现代文明”这个主题，在国际视野下交流东西方公民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前沿理论、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意义十分重大。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待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的现状？

王燕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引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活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改善。30多年来，伴随着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精神文明程度和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在人的利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政治道德、公共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的道德建设，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的优先增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公民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相反，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领域的界限意识不清，在某些方面呈弱化和模糊之势，突破底线的道德伦理事件时有发生。从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看，中华民族自身的一些优秀道德传统未能很好坚持与继承，现代西方国家公众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也未被充分学习借鉴。这一切，既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记者：王部长，社会上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分关注，您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王燕文：当代中国在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对于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诉求也日益增强。在经济贫困、发展迟滞的年代，社会流动性弱，道德评价体系单一，社会的道德秩序主要靠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来维系。人们虽然也有道德上的诉求，但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样的常识性判断，社会对因生活贫困而形成的道德失范，往往能够予以理解和宽容。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道德关系和评价体系日益多元化，人们在道德上的诉求和期望更加迫切，社会对于非道德现象和庸俗的道德行为不再宽容。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道德方面的失范现象会迅速被“发酵”，进而引发广泛的批评与不满。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在当代表现更为突出。但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成长进程中的“烦恼”，这与贫困时代的道德问题有着质的不同。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以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时空。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思潮与文化强势涌入中国，这当中不仅有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有与之相伴相随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和比较。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养成环境，拓展了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认知视野，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对于道德文明的需求。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纵向开展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而是更倾向于把中国与世界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导致道德的认知认同更加多元，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系更加多样。这是中国公民道德领域又一“成长中的烦恼”。

记者：您把当代公民道德发展中的问题形象地称之为“成长中的烦恼”，这一提法很吸引人。能否请王部长具体谈谈摆脱成长中的“烦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王燕文：可以。摆脱成长中的“烦恼”，探讨并解决这一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转型时期的道德发展与治理，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在由传统向现代、封闭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中，能否实现公民道德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位置，在公民道德领域遭遇问题比较早，道德建设与治理的经验较为丰富，我们应当有选择地加以借鉴。2012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奋斗目标。“中国梦”是强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其中一个最为基础性的条件，就是不断增强包括公民道德素质在内的国家软实力。“中国梦”是民族梦，要实现民族振兴，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公民道德素质无疑是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是人民梦，要实现人民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道德兴，国家兴；道德兴，民族兴；道德兴，人民幸，这是历史与现实得出的结论。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江苏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既要有经济的硬实力，又要有文化的软实力；既要有丰富的物质成果，又要有文明的社会风尚；既要有旺盛的创造活力，又要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在重新修订的2020年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有多项指标涉及公民道德素质。比如，把公务员群体的道德素质要求细化为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确定目标值80%以上，2010年实现值为73%；将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环境水平细化为法治建设满意度，确定目标值90%以上，2010年实现值为84.5%。再比如，为衡量“居民文明素质水平”，新增了“居民综合阅读率”和“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两个指标。这些指标，都从不同侧面指向了人的现代化，指向了公民道德素质。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大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建立形成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本身。这对于有效增强社会凝聚力，不断提升国家民族认同感，实现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道德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成功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当代中国社会的公民道德发展，面临着独特的“中国境遇”：一是全球化的境遇；二是现代化转型的境遇；三是网络信息化的境遇。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燕文：我个人认为，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带来了至少六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

一是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更加明显。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与互动，是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迅速扩张，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对话更加频繁，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和利益诉求呈现出明显差别，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元多样多变日趋增强。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新时期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价值多元并不否定价值共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有共同的、统一的价值观来维系。如果仅有价值多元而没有价值共识，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引发文化冲突，破坏联结社会的精神纽带。当前，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价值共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的现代化，是要惠及13亿多人的现代化，其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更需要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形成一个强大的主流价值，将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一方面是价值多元的不可阻挡，一方面是价值共识的不可或缺，这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如：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如何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背景下，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强调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等等。这些课题亟待我们去研究，去破解。

二是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的平衡更加困难。义利关系是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在义利关系上，我们过去一直秉持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自由竞争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主导逻辑，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有一部分人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义利观，从过去的重义轻利转向了重利轻义。

不可否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重利不能轻义，更不能忘义。否则，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道义的制约，导致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不能没有义。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互动互促？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一个社会在承认个人的利益追求之后，如何抑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见利害义的蔓延？这些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三是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更为突出。亚洲新兴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较多的是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互动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相对减弱；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显现；个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独立性不断增强，个性化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尊重，公民的道德自主性得以彰显。

公民道德自主性的提高，无疑是道德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尊重个性和自由，不仅体现了现代伦理的基本要求，而且有利于个体责任意识的培养。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会陷入道德的主观性、自发性，发展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则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道德价值的冲突日益明显、道德的约束力遭到严重削弱、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

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之间的张力，为我们的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如：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道德的自主性时，如何防范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加强政府道德引导的过程中，如何契合公民的内在道德需求，激发公民道德发展的自主性和自律性？在加强政府道德引导的同时，如何完善引导机制和方法？等等。这些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回答。

四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统一更加复杂。知行合一，是公民道德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知行合一的反面，是知行脱节。知行脱节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在当代中国有两大表现：一是明知而不为，如道德冷漠；二是明知而故犯，如见利忘义。知行脱节的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而无法获得广泛认同，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空泛化而难以践行，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已经落后于时代，有的问题并不在道德规范本身而在道德养成机制的缺乏。

如果知行无法统一，道德权威就无法形成，道德失范将会成为必然；价值共识就无法达成，社会凝聚力将会丧失殆尽；尤其在当今开放的世界，知行合一不仅关系到一个公民、一个地区的道德形象，而且会涉及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形象。

知行合一在社会转型和开放环境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优化我国的公民道德体系和结构，实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如何调整我国公民道德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理想道德和生活道德的统一？如何构建有效的实践养成机制，促进公民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等等。这些课题都迫切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回答。

五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协调更加紧迫。德法并用，是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有效手段，也是国际上推进公民道德发展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型社会，德治是其最主要的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然而，选择法治模式并不排斥道德的作用。法律与道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

然而，在实践中有人排斥法律的作用，有人则忽视道德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三个方面的结果：一是情与法、理与法的冲突；二是一些基本道德规范因缺乏法律保障而丧失应有的约束力；三是法律因缺乏道德的支持而很难公正地去实施。最终的后果则是道德和法律双双受损，不仅道德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也难以确立。

法律与道德对立统一的关系同样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道德能否法律化，如果能，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法律是一种强制力量，当道德法律化后，如何保持公民道德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法律的运行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当我们强调道德在法律运行中的作用时，如何避免向人治模式的倒退？等等。这些课题同样需要我们去积极探索，做出创造性的回答。

六是网络自由与网络治理的尺度更难把握。在保障公民网络自由与积极推进网络治理之间，要把握一个恰当的尺度，这是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全新问题。

网络自由是公民自由在虚拟空间中的延展，自由与网络是天然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是网络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动力；反过来，网络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的自由。由于网络的扁平性、开放性和匿名性，传统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被打破，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加广泛，网民的意见表达更为自由，进而促进了公民自由权利的实现。但是，与现实社会的自由一样，网络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当前，由于网络立法未能与网络治理同步推进，网络上的失德行为很难约束。从垃圾邮件、“网络暴力”到侵犯隐私和商业侵权，从网络诈骗、网络谣言到网络色情和网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一个很好的尺度上加以治理，网络秩序就得不到保障，网络自由也将受到伤害。

网络自由与网络治理之间这种尺度把握上的复杂性，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比如，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的道德有何异同，如何分类进行引导和规范？在引导和规范过程中，如何保障网民应有的网络自由？如何发挥网络自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促进公民自由和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这些也都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记者：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面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冲突，还是面对人民群众对于公德和美德的强烈欲求，都需要我们从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双重互动的结合上作出思考和探索。请问王部长，您就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有哪些思考和探索？

王燕文：您说得不错。我想，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高度，把公民道德发展摆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同向、同步的位置上。经济是道德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必然流于空谈。然而，历史和现实又一再证明，经济不发展会出大问题，道德不提升同样也会出大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敏感期，各种社会矛盾以叠加的方式集中呈现，人们对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的渴求空前强烈、要求不断提高。适应这一需要，必须有大视野、大思路、大智慧，切实改变“重经济、轻道德”的发展理念，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要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目标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涵，不断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意识，像抓经济、重民生那样，把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视为刚性任务，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性指标。应具体而实在地把公民道德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工作导向和考核导向。

第二，坚持道德目标和要求的层次性，努力为道德“先进性”的发挥打造坚实的“广泛性”基础。道德要求总是以“应然”的方式表达其存在，因此，合理而有效的道德要求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也就是说，道德要求具有层次性，公民道德发展应当遵循递进规律。一方面，我们要设立崇高的道德目标，敬畏崇高，追求道德理想人格，选树可歌可泣的道德典型。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道德目标单一化、理想主义化。如果把道德典型都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如果道德要求过于“高、大、全”，就会使人产生道德焦虑，或滋生道德伪善。我们既要注重用最高层次的道德精神来引领社会，更要善于用大众化的生活道德来规范公众；既要鼓励更多的道德模范出现，更要提高广大群众的基本道德素质。总之，必须尊重道德由低到高渐进提升的规律，在夯实道德基础上，再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第三，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差异性，更加重视发挥公众人物对于普通大众的示范和引领。道德不是少数人自我炫耀的精神资本，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然而，由于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同，其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也应当有所不同。社会公众人物是大众高度关注和效仿的对象，他们的道德言行对社会大众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公务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文化名流等是社会公众人物的主体，应当把他们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群体，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在道德生活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对公众人物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监督和评价机制。特别是要把公务员中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作为加强公众人物道德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公民道德的模范实践者。要加快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为提升公务员道德素质提供法律保障。公务员道德法制化，一方面意味着谁违反了公务员道德谁就必须承担其严重的法律后果，没有例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以刚性的力量和严格的程序保障“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的具体落实。公务员道德法制化必将有力地推动良好政风的形成，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第四，完善丰富道德教育教化手段，更加注重以刚性制度规范公民道德实践。德性始于教化、成于规范。道德作为人类精神的自律，是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并通过润物无声的柔性教化得以发扬光大。要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道德教育教化网络和环境。把公民道德教育真正有效地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和道德的层次性，探索道德养成的递进规律。要更加重视社会教化、社会氛围在道德认知和典型感化方面的特殊影响和作用。更多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让公众在情不自禁的感动中受到熏陶和感染。推动志愿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人在服务社会、关爱他人中传递爱心，提升道德。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壮大道德教化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仅有柔性教育是够的，如果没有法律与制度的跟进，人性与道德教育不免会苍白脆弱，难以形成真正的效力和制约。要积极探索道德激励与惩处的制度机制，既要为“当好人、有好报”提供制度支持，也要为违反道德，触碰底线的处罚提供法制保障。要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诚信信息征集和披露、诚信评价、诚信自律、诚信奖惩等机制建设。要着力加强网络建章立法，推进法理研究和网络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完善，为净化网络道德环境、加强网络道德自律提供制度保障。

第五，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发展的实践创新。道德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我们要承接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使中国人的道德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烙印，同时也要借鉴现代西方文明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然而，我们又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既要善于将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中国化，又要把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时代化。要勇于直面道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创新发展公民道德理论，探索道德发展的新路径。唯有创新的理论，才能说服人；唯有创新的方法，才能吸引人。创新道德理论，就要时刻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改变不合时宜的道德价值观念，以有生命力的新理论指导公民道德新发展。创新道德教育方法，就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道德生活难题的新举措新载体，包括如何运用新媒体来弘扬道德正气。

记者：非常感谢王部长在百忙中接受本刊采访，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了“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期盼或祝愿？

王燕文：在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既是实现现代文明的重要条件，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崇高的道德既是现代文明的精神引领，又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提升人的道德素质、使人们都能过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追求目标，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我们非常愿意与国内外专家在公民道德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协力合作，相互借鉴，共同为推动公民道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道德的力量篇5

关键词：道德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提升全社会的道德修养水平，是党中央在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使青少年充分认识建设公民道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并且逐步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实践体系，是当前各类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工作，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学校是主阵地,课堂是主渠道。如何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呢?

教学案例：今年9月20日，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实施六周年暨第五个“公民道德宣传日”。为集中展示《纲要》颁布以来公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决定在“公民道德宣传日”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道德楷模，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奏出了美妙的乐章，这次评出的全国道德模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还是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都在默默讲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脉相承的，是永不过时的。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责任让他们继续去发扬光大。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我们在政治课上组织全班同学观看了《道德的力量》全国道德模范颁奖晚会（从土豆网下载的视频材料）。很快，同学们就被其中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都在用心体会。看完了之后，布置同学们写下了自己的感悟。许多同学都被这些楷模平凡的事迹和执著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对照他们，再看看自己，纷纷表示要争做学生楷模。全国道德模范，那是一个个令我们钦佩和感动的名字。钦佩，是因为他们确实不同凡响，他们是道德标杆；感动，则因为我们受到了震撼和感化，这正是这些道德偶像的积极效应。论文大全。由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效果的好坏，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方法的正确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具体运用。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或者说，是教育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对受教育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系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说理引导法、熏陶感染法、实践锻炼法、比较鉴别法、心理咨询法、自我教育法等。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方式、老方法，就难以收到积极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课堂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课堂教学要积极探索有效形式，课后也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结合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1、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创设教育情境，进行情感熏陶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以网络为载体，针对网络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日益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网络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和信息，使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快速地收集和调动与教育内容有关的最新信息和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案例中关于“道德的力量”的相关视频材料就是来源于土豆网。教师从土豆网上下载并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播放，充分利用社会环境因素，创设教育情境，通过文字、音乐、影视等艺术手段对受教育者进行感染和熏陶，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影响，培养其思想政治品德使之得以升华和提高。

网络的交互性、平等性、自由性，使不同地位、身份、年龄的人上网参与讨论、参与对话，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平等对话的交流中缩短心理距离，减弱抵触情绪，教育者所讲的道理就容易被接受。每个学校都建立了局域网，学生可以自由地在BBS上留言、发帖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充分利用、发挥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占领这一制高点，势在必行。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站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形成网上网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加强网站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为一体，依据网络规律的特点，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强化网络伦理，创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氛围。论文大全。建设专业队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

2、加强校园短信文化建设，实现单向式教育向互动式交流的转变

短信文化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学生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接受心理，它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也都是受教育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大家既可以充分表白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自由地接受别人的观点，每个人都在无意中受到了教育，又都在无意中教育了别人。所以，尊重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就要十分注重学生各类意见的反馈，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向管理的旧模式，采用双向互动的引导服务模式。论文大全。而校园短信文化的出现，使得这种双向沟通交流具有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使得师生互动交流在广度、深度、密度上能得以更大的推进，学生的需求和意见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反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更能得以凸显，“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得到更具体、更扎实的贯彻落实。

学生的教育工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合力协作。有调查表明，80%以上的家长非常希望能及时了解学生在学校的情况，“渴望知情，希望交流”的心情是迫切的。但在当前，我校由于高职住校学生很多，教师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家校之间的联系比较缺乏，信息的传递不仅有限而且还不及时。可以说，顺畅的家校沟通已成为信息时代新型家校互动教育的新要求。通过手机短信群发系统的构建，就能成功地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借助手机短信、互联网等全方位的技术手段，构建新型家校交流平台，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为全面、更具实效。

3、将教育与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我校大部分高职学生正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和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但由于缺少社会阅历和经验，易于受外界思想的影响， 对问题的认识会产生错误和偏差。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进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以及感恩教育等正确价值观的指引。同时也离不开学生的自我教育。“没有学生自我教育的教育， 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教育。它必然要影响教育的实现，更难以培养出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人才。”要培养高职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鉴别能力，能够在不同影响面前判断是非。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我智慧， 观察分析客观事物， 发现自己、认识自己、 教育自己； 要唤醒、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培养学生自我监控、 自我调节的能力，不断改善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实践能力，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诚然，道德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感染的，是可以传播的。这种力量，有时可以立竿见影，有时可以润物无声，甚至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

愿我们的道德更高尚，愿我们的精神更充盈，愿我们的人格更完善。如此，我们教书育人的足迹一定会熠熠生辉，我们教育改革的行路一定会流光溢彩。

愿我，愿你，愿他，愿更多的人们，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起与道德模范同行，共同朝着道德模范的境界虔诚地朝圣。

参 考 文 献

1、2007年央视专题片《道德的力量》的颁奖词http://www.yuwen789.com/Article/200709/Article_10533.html

2、郑永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张耀灿、陈万柏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道德的力量篇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2013年9月26日下午在北京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强调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此次被表彰的张丽莉等54名全国道德模范，是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成千上万道德模范人物的代表。他们中有关爱他人、助人为乐的模范，在德行善举中彰显道德情怀；有见义勇为、勇于担当的模范，在英勇行为中昭示无畏精神；还有以诚待人、守信践诺的模范，在点滴细节中展现无瑕品格……道德模范用行动彰显了人间大爱，展现了人性大美，感动了全社会，也温暖了全中国。

自2007年以来，每两年一届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推出一大批传承中华美德、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模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这些道德模范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得以弘扬，看到了他们将文明道德的内涵升华到了新高度。

【深度解读】

1.道德面前人人都是主角

评选道德模范，加强道德建设，倡导文明风尚，是千年文明古国焕发精神魅力的展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是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热切回应，是为中国梦描绘美的正能量传递。符合历史规律，顺应社会发展，把握时代旋律，回应人民呼声，响应国家号召，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现实所需，意义重大。道德无关国度，道德无关地域，道德不分亲疏，道德不分你我。在道德面前人人都是主角，从来没有配角。人人学善，人人从善，人人为善。

2.道德模范传递正能量

道德模范作为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典型，无论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还是敬业奉献，都是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一项道德标杆，其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的本质越来越形成一种主流。道德模范在其个人生活、工作、学习中，自觉树立起的一种意识，既是对自我的认同，也是对道德价值的践行。他们坚持积极、向上、健康的情操，不以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转移自身对道德价值的认同，而是时时刻刻以这样的道德要求自己，这样的情操，源于主动，出于行动，能为社会的健康文明发展注入活力。

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个道德模范就是一个标杆，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道德模范的高尚情操值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以道德模范为榜样，引领社会风尚，弘扬时代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发扬道德模范精神，在全社会兴起学习道德模范的热潮，引导人们把公民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发展，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充分发挥道德楷模示范带动作用，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有力的道德支撑。

道德的力量篇7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

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保障

我们说道德主要依靠柔性力量来维持（法律则主要借助于刚性力量），道德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主体的自律，但这并不是说，二者在维持方式上不能相互借鉴。由于道德与法律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因此，在维持力量上也应当相互依托。不应当将二者对立起来，只是说法律主要依靠刚性力、道德主要依靠柔性力，不是说法律就排除柔性力量、道德必须排除刚性力量。

当然，公务员职业道德之所以必须借助于法制力量走法制化道路，主要不是应当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角度去说明，更应当从公务员职业自身的特殊性角度去寻找根据，职业道德之不同于一般道德就在于，它因职业的差异性而具有其特殊性。公务员掌握着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资源与权力具有诱惑性和腐蚀性。不受约束的权力极易产生腐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腐败不仅使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受损，也会给公务员带来灾难性后果。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为公务员的公务行为设置了一条高压线和警戒线，它对公务员起到提醒、警醒和保护作用。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并不意味着否定公务员自身道德生活的自觉能动性。既然公务员职业道德也是道德的一般，它的维持当然离不开公务员的道德自觉与自律，问题在于不同的道德自身具有不同的特点，进而在维护力量上也会有所区别或倚重。例如，社会公德这是最底线的道德，它就必须更多地借助于法制的力量。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法制化能够借助外部强制力量推动职业道德由他律向自律升华，最终实现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化和信仰化。当公务员真正认识到如何对待公务员职业道德关系到自己的命运前途时，他就会积极地将其内化为道德自律。

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普遍做法和基本经验（当然同时也是那些忽视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国家腐败盛行的重要教训）。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国家行政权力日益膨胀，行政官员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政府道德法》、《政府道德改革法》、《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等，对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服务等活动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会受到什么惩罚等，都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使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韩国对公务员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化的道德律令，如《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务员服务规定》和《防止腐败法》等，2002年还成立了防止腐败委员会这一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推行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进程。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进程也在逐步探索中前进。1952年，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的反贪污法律文件。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特别是1997年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第一次对党员干部如何廉洁从政作了详尽的规范，是我国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党员廉洁从政的准则。2005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志着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总之，将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特别是健全遏制腐败的制度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保障。赋予公务员职业道德以法的强制力量不是为了消极惩处，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和保护公务员自身利益。制度引导人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变好，制度坏可以使好人变坏。如果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过于宽容，缺乏刚性的法制力量的惩处，就会使其不道德行为的收益远大于其行为成本。这种情况对信守公务员职业道德的人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它还会起到非常坏的示范效应。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主要内容

公务员道德法制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主要包括公务员道德法律化、具体部门公务员道德的制度化和外部条件保障的优化等环节和因素。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对公务员职业道德进行立法。这一点似乎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借鉴，但在我国具体做起来尤其是执行起来却一定相当复杂而艰难。因为它要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分解为更加详细而可操作的规范，并将其制度化，如对公务员的财产进行规范，制定财产申报制度、公开个人财务、严禁收受礼品等；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严禁经商等营利性活动；禁止公权私用，即禁止利用公务行为直接获取私利等；禁止不当使用国家财产和未公开的政府信息等；因利害冲突而回避（如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等；离职后就业行业的必要限制等。以上内容经常是公务活动与私人交往相混杂，难以区分。近年来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公务员局在全国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教育活动，它与以往的教育活动不同之处在于通过教育使公务员们改变过去所谓公务员道德是软约束的观念，让他们明白，公务员道德是法制化的刚性要求，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未来道路就是法制化之路。把职业道德作为公务员选拔使用的重要标准、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监督约束的重要手段，这不再是一般性的号召，而是要赋予其法律的力量和至上的权威性。如此，必能为公务员树立起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鲜明导向。

建立和完善对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行为的惩处机制。这其中主要包括惩处和监督机构的设立、功能和权限的规范与完善等。惩处可以分为司法机关的惩处、行政机关的惩处以及立法机关的惩处。在立法机关或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下，设置相应的伦理监督或调查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监督和调查工作，向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领导负责。同时，对上述专门机构规定其惩处的权限和程序，并赋予其受理举报、揭发等职能。

不同系统和具体部门要将本系统内的公务员道德制度化。也就是说将公务员共性的基本道德要求根据本系统和本部门的工作特点细化后再纳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并将其规章制度化，它既包括对违反公务员道德的惩处，更包括对模范履行公务员道德的公务员之奖励。在具体部门将公务员道德制度化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偏向，即重惩处、轻奖励，这一方面是由于把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片面地理解为消极、惩罚，忽视了其积极引导和激励的功能；另一方面是由于相对于奖励而言，违反公务员道德的现象相对较少，具体违反了什么也是明显的，因此，惩处容易实施。奖励之所以更难操作，是因为奖励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奖赏和精神上的表彰，还要落实到公务员的重用与提拔上来。因为这对公务员来说是其最主要的利益所在。在公务员任用的民主化程度还远远不理想的今天，领导的意志和上层关系网的因素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在关系到公务员前途命运的关口，道德的因素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目前制约公务员道德内化的最重要原因，也是短期内无以彻底克服的因素。这就是说，公务员道德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提速。

三、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

公务员道德法制化是系统工程，无法必坏事，但徒法不成事。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外部保障条件是重要支撑，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真正落实公务员选拔任用的民主集中制度。要把道德素质和民心民意两个因素作为核心的考量指标，尽量减少上级领导的干预，杜绝任人唯亲现象。这样能有效减少或避免公务员违反职业道德的机会。如果公务员大多数人觉得重用或提拔缺乏公平公正，不仅心理失衡，而且还会使他们觉得公务员道德不过是遮羞布和骗人的法术；那些靠关系提拔的人也会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些年一些公务员尤其是一些官员屡屡造访一些所谓风水“大师”，所谓“不信马列信‘先生’，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情结，也是上述不良官场生态的折射。

为公务员提供基本和有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由于我国公民的生活条件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们的思想境界同样也远未能超越个人利益优先的境界，选择职业时无法排除谋生、求利的动机，很多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求得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他们以后会与其他行业的同学、朋友相比较：当初能力比别人强，而收入待遇和日子却远不如他们，心态易不平衡。这轻则影响其工作积极性，重则促使其走向腐败。因此，唯有使公务员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不陷入相对贫困，使他们有尊严与自信，这样便能提高其道德修养的积极性。没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就无道德的必要性，这是一条基本规律。

将公务员道德细化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去。这样既能够克服公务员道德要求过于抽象化与泛化的不足，又能使公务员道德变得实实在在和具有可操作性。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为落实中央八条规定出台了非常具体的若干个“一律”，如南京市委、市政府2013年相继出台了33个“一律”，其中17个“一律”侧重于市领导，诸如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市内开展各种调研考察，一律不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等；11个“一律”侧重于机关工作人员，比如一律禁止工作日中午饮酒，一律禁止用公款宴请和送礼等；5个“一律”侧重于市领导如何听取群众意见，比如一律禁止安排打前站，不得拦截反映问题的群众等。33个“一律”的特点在于，一是规定得详细周密，针对性强，具有极强可操作性；二是杜绝了过去各种规定中常见的“原则上”和“基本上”等模糊话语，一个标准，没有例外，不留变通余地，刚性十足，给人以法规应有的严肃感与权威感。上述的“一律”是将公务员道德细化和实践化的成功范例，它不仅使公务员道德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便于具体考量。令人欣喜的是，类似上述“一律”正在全国各地方政府生根开花，但愿能够结出公务员廉洁奉献这一人民满意的硕果。

总之，以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常态化和公务员道德法制化来实现公务员道德信仰化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两个重要维度。通过对道德与人生幸福规律的揭示，尤其是鲜明恪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务员加强道德修养的自愿性；通过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系统工程的建立与完善，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务员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教育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刚柔并济，将有效地推动公务员心无旁骛想正事、脚踏实地干实事、廉洁自律不出事。公务员职业道德是确保公务员职务行为顺利进行从而成就事业的根本保障，公务员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境界，利在人民，功在自己。

道德的力量篇8

关键词：高职特色；职业道德教育；组织机构

建立高职特色职业道德教育的组织机构应结合高职院校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结合各种教育团体和人员在职业教育中的岗位特点和教育优势，明确各自所应承担的职业道德教育责任，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避免在某些环节教育过程中的人力短缺，形成全方位、网状的教育格局，形成最强大的职业道德教育阵容。本文所论述的“大合力——大网络”组织机构综合体现了这些特点与要求。

“大合力——大网络”的含义与组织机构设置

高职职业道德教育在多年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思想，即职业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教育合力和组织网络以确保教育效果。但很多高职院校对此存在片面的理解，将合力与网络仅局限在学校内部，注意到了校内各部门和人员的合作，形成了校内的教育合力与网络，而没有注意挖掘校外更加深厚而广阔的教育资源，显得孤军奋战。有的高职院校注意到了社会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但因校外教育力量组织、利用的难度大而没有切实加以组织。因此合力还不够强，网络还不够大，只能说是“小合力”、“小网络”。

“大合力——大网络”即针对“小合力”、“小网络”而言。根据高职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与模式，职业道德教育应更为开放、更为紧密联系社会，必须整合校内外各种教育力量，将各方面教育影响联系起来，形成以高职院校为核心向社会辐射的教育合力网络。在这个意义上，应建构“大合力——大网络”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更有效地促进学生职业思想的社会化，进而促进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发展。所谓各种教育力量，主要包括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

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组织体系指的是学校内部各种教育、教学组织及其相互沟通的途径。较完整的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组织体系应设立以下组织：（1）职业道德教育指导小组。由分管德育的校长、职业道德教研室主任、学生会主席、就业处和学工处负责人组成，负责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实施教育大纲，统领教育活动和研究工作；（2）直接的职业道德教育队伍。由职业指导师（或咨询师）、职业道德专职教师、实习（实验、实训）指导教师组成，是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主体力量，其职责是在明确各自分工，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承担直接的或显性的职业道德的教育任务；（3）间接的职业道德教育队伍。从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直接与间接的关系来看，这支队伍应主要由班主任、辅导员，各专业课程教师组成，其任务是在各自的工作中注意渗透职业道德教育因素，挖掘自己工作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功能，对学生进行隐性的、间接的职业道德教育，配合直接的教育队伍，形成合力，增强效果。

社会职业道德教育组织体系主要包括：（1）合作办学单位的教育力量。主要负责与学校联络的人力资源部的人员及负责对学生的实习过程进行监督、指导的技术人员及劳动模范等，这是社会组织体系中最强、与学校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队伍，根据与学校的合作协议，主要负责学生在合作单位实习期间的职业道德教育、考核与管理，并介入学校范围内的部分教育工作。（2）非合作单位的教育力量。范围非常广泛，可涉及社会各行各业，是学院充分发挥全体教职工的社会关系网，利用丰富的人际资源，挖掘各类优秀人才，在自愿与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校外职业道德辅导员队伍。通过与学校签订职业道德教育协议，根据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各自的职业特点，开展专题报告、座谈等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活动。（3）校友会的教育力量。主要由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就的往届毕业生组成，这是一支独特但很有影响力的校外职业道德教育辅导员队伍，校友的身份会给在校生以亲切感，他们的成就又会让在校学生羡慕与敬佩，其言传身教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家庭职业道德教育组织体系主要包括：（1）家长委员会。根据学生家庭居住情况，由关心学校、关心教育事业、具有教育子女经验的家长代表组成，按就近与自愿的原则建立。委员中应有一定数量的领导、专家、社会知名人士。其职责是在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问题上与学校统一思想，反映家长与社会各界对学校的意见和要求，负责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交流探讨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方法，帮助学校解决职业道德教育中的难题。（2）家长人力资源档案库。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家长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家长的特殊身份能起到其他教育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作用，要将一些素质高、有成就的家长联系起来，建立一支不断更新（因为学生是不断更新的）、但数量相对稳定的家长职业道德教育辅导员队伍，根据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家长各自的职业特点开展教育活动。

组织管理中心这是联系、集合各方面教育力量的枢纽，是沟通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信息立交桥，应由学校牵头，联络三方面的负责人组成。其职责是统一领导职业道德教育工作，制定整体教育计划，明确各方面的职责、任务，确立工作方式。管理中心与各种教育力量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只是一个协调指挥中心。机构或办公室一般设在学校。高职院校的职业道德教育是高职德育的主体与最佳的实施切入点，是全员参与、全面教育、全程实施的，因此在组织上可以不做过细的划分，但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者加强联系与合作，形成“大合力——大网络”、全方位、立体的、多层次的职业道德教育格局。

建设“大合力——大网络”组织机构的必要性

是由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决定的现代社会是日益开放的社会，也是职业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学生的职业思想及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品质必然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包括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的和非教育的、可控的和不可控的）的综合影响。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建立一个职业道德教育组织网络，可以统合各方面力量，发挥其中积极因素的影响，防止、矫正、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以利于增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从现代社会发展来看，由于信息传播渠道多、量大、速度快，对学生产生着多方面影响，客观上也要求有一个统合各方面影响的组织形式。

是职业教育社会化决定的高职教育的社会化是高职教育成功的保证和标志，高职教育越来越受到职业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制约。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技术构成、产品构成以及职业结构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高职教育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必须与之相适应。高职院校探索各种产学合作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模式，其目的是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化。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一贯主张要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认为“离社会无教育”、“职业学校的生命力在于社会化”。因此，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也应考虑社会的需要，职业道德教育绝不单单是学校的事，而应成为覆盖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学校、社会、家庭、政府必须通力合作。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曾提出一项心理学公式：B=f（P，E）。其含义是表示人的行为的B是个体综合因素P与环境因素E的函数。可以用它说明高职生职业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个体主观因素P与环境因素E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职教育的社会性、实践性、开放性、职业性特征决定了高职生在校时间较短，理论学习时间较短，大量的见习、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更早更多地接触社会接受锻炼，这一教育的时空特征与环境特征为高职生职业道德心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高职院校协同企业与家庭形成网络化的职业道德教育格局，是职业教育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是改变“孤岛”教育状况的必然要求职业道德教育网络化要求改变传统学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封闭状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美国学者奥尔森曾把那种与社会生活脱节的学校称之为“教育的孤岛”，他指出：“岛上的居民们只在书本中读到环境世界，直至从学校毕业，才回归本土生活。然而在学校和社区之间架筑桥梁，使人人能自由往来其间的学校微乎其微。”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与实际脱节的具体表现是，在教育重心的把握上，技能教育重于职业道德教育，而社会用人单位对职业道德素质的要求却日益提高；在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上往往各取所需，学校教的不是社会需要的。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目标不一致，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高职生职业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是个体成长为成熟的职业人、道德人、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受到社会宏观大环境，省、市、区中观环境，学校、家庭、实习单位微观环境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职业道德教育网络化就是要使学生由参与学校的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扩大到参与社会的职业道德生活，由与教师、父母的交往扩大到与同行业团体与其他成人的交往，目的是使学生积极地、主动地走入社会、适应社会，更好地胜任岗位的需要。

“大合力——大网络”组织机构的功能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质的变化不仅与量有关，事物各要素之间的排列也会引起质的突破。系统论认为，事物的结构与功能是相对应的，结构不同，功能也不同。“大合力——大网络”职业道德教育的结构决定了其功能是单独的学校教育所远不能及的。

可保证学校、社会、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随着高职生生活的时间与空间更多地由校内延伸扩展到校外，来自各方面大量的社会信息使影响高职生职业道德品质形成的因素更加复杂。如大桥薰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各场所及场所之间在教育目的和内容上应保持一贯性和整合性——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这种一贯性和整合性明显地欠缺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众多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信息与多元化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职生的职业观与职业道德观，使他们很难辨析。在职业道德教育中，学校、家庭、社会在教育渠道、方式、强度方面可以各有特色，但在影响方向、性质、目标要求上应是同质的、一致的。否则，或者使学生陷入两难境地、无所适从，或者各方面的影响互相抵消，导致教育的负效应。“大合力——大网络”职业道德教育借助各种组织形式和手段，通过调和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可对不同质的社会信息和影响因素进行筛选、调整、整合，重新建构，形成有机的整体教育合力，统一教育思想和内容，使学校、家庭、社会教育按既定要求与制度办事，避免教育要求互相矛盾，从而保证职业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

可开发利用社会职业道德教育资源，加强教育力度“大合力——大网络”职业道德教育有助于充分挖掘、开发、利用社会上的职业道德教育资源，比如社会上的相关组织机构和人员本身具有职业道德教育的功能，但是潜在的，通过校外辅导员队伍和教育基地大网络的建立，其教育责任意识与作用会被激发、挖掘出来，成为不可估量的职业道德教育力量。

可优化职业道德教育的外部环境职业道德教育大网络的建立便于动员各种力量齐抓共管，全面优化职业道德教育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可以促使网络中的企业和单位注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以符合大网络教育一体化的要求，发挥应有的教育职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可促使家庭内部把家庭美德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很好地融合起来，相互促进和提高，为学生创造职业道德教育的最佳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2]班华.现代德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3]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4]佘双好.现代德育课程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道德的力量篇9

【关键词】德育评价/品德结构/品德测评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二）现行学校品德测评的误区

德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学生品德测评。它是对个体德性状态的测量和评价，即用数据描述德性结构状态，并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然而，目前学校品德测评存在着诸多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测评理念陈旧，重诊断轻发展。目前许多学校仍然把测评作为教师管学生的手段。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在测评中充分体现，测评的发展未能真正实现。

第二，测评内容未能反映品德本质，集中体现为动机缺失。以道德认知代替品德，以孤立的行为代替品德。品德结构包括动机系统和行为系统，对品德结构的完整考察应当整合这两个方面。现行学校品德测评存在着将行为与动机相分离，孤立地考察行为点的现象。

第三，测评方法客观性不强，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就测评过程来看，常常被动地等待道德行为的出现，不能主动创设有效的道德情境来引发个体进入道德状态。而一些较客观的测量方法，往往又影响到情境的真实性，带来更大的道德失真。

（三）品德测评的数量化与科学化

德育评价的科学性是几代评价工作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人们自然想到了“科学”与“数学”之间的联系，试图借助于数学工具走进科学的理想王国，这是合理的思维方式。德育评价的数量化探索，是推进德育评价科学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品德测评作为德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体带有社会价值倾向的稳定的行为特征加以检测和评定的过程。品德测评的量化，是以数量方式收集有关信息，并对特征加以表述的过程，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德育评价的数量化过程，通过对测评对象及其特征信息进行符号化、等值化与客观化，便于采用数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进行客观综合、分析与推断，是德育评价步入科学化与现代化轨道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使事物有了简洁具体的表述方式，更重要的是便于人们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发展地看待事物，有利于对事物进行细致分析与深入比较，有助于从大量具体形式中抽象概括出本质特征。测评的数量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测评工作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要求。

但量化并不等于科学，错误的精确比模糊更不准确，数学作为一种形式是用来表征有着确定数量关系的物质内核的。品德是一种以情感体验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知情行整合结构，品德测评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系统，很难用简单的线性数量关系来反映。科学的量化要以对事物本质把握为基础，什么时候可以用数量，如何使用数量，数量表示什么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脱离了科学基础的量化只会让结果偏离目标更远。要防止把复杂的精神与社会现象简单化，就要坚持德育评价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就要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本研究在梳理品德测评基本理论基础上，试图以现代德育测评理念为指导，以教育心理学关于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建构理论为依据，寻求品德测评的新思路，尝试建立“生态—激励性”品德测评系统。

二、品德结构与测评指标

品德测评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指标，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技术，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信息，对学生的品德结构状况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那么，品德测评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测评指标。指标是评定的基本因素，是体现学生品德各个侧面的基本内容。

完整的品德评定需要寻找多个指标，以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学生品德的全貌，这是开展品德评定的基础。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衡量品德测评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品德测评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首先必须把握完整的品德结构，据此确立测评维度。

传统品德结构四元论，将品德结构划分为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这是从平面视角对品德结构的构成要素所作的静态分析，但这样的分析还不足以把握品德结构的实质。从整体的系统观出发，品德作为个体社会行为内在调节机制，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作出价值选择与规范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的内在条件。品德测评就是要评定这种内部机制调节性能的高低。这种调节系统的心理基础是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动机系统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遵从需要，包括个体对社会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与相应的情感体验，决定着个体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系统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执行情况，即与需要相符合的行为方式，包括社会规范执行的程序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与相应的操作性知识。

诚然，品德结构的调节水平是通过个体外在的道德行为来表现的，所以，外部行为总是测评的重要维度。但由于人的道德行为是受意识控制的，动机是意识的集中指向，动机系统在调节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德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道德动机应当成为品德测评的重要维度。由于同样的外部行为可以受不同的内在动机驱使，行为表现只有与内在的动机状态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德性。

依据社会规范内化序列，道德动机分依从性、认同性与信奉性三种典型类型，品德建构便有依从性道德、认同性道德与信奉性道德三种水平。

第一，所谓依从性道德，指行为主体对别人或团体提出的某种行为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甚至有抵触认识和情绪时，出于安全的需要，仍然遵照执行的一种遵从现象。它包括从众与服从，是品德建构的开始。依从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相分离的一种被动状态，个体迫于外部压力作出规范行为。但依从可使主体获得关于规范行为的执行经验，确立起遵从态度结构中的行为成分，为动机内化创造了条件。依从具有盲目性、被动性、工具性与情境性等特点。

第二，所谓认同性道德，指思想与行为对规范的趋同，包括偶像认同或价值认同。认同的动机不是对权威或情境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的屈从，而是对规范本身的认识与情感体验。认同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相统一的开始，个体消除内部情感或意义障碍，取得对规范的心理趋同，并自觉作出规范行为。认同是社会规范内化的关键，是自觉遵从态度确立的开端。认同具有自觉性、主动性、稳定性等特点。

第三，所谓信奉性道德，指个体随着对规范认识的概括化与系统化，以及以规范体验的逐步累积与深化，最终形成一种价值信念作为个体规范行为的驱动力。所谓规范的价值信念，是人们对规范的伦理学意义的认识与体验上升为一种价值需要。信奉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高度融合的产物。信奉是对社会规范的最高接受水平，是认识与情感的结晶，是稳定而自觉的规范行为产生的内因。此时，作为社会行为的内在调节机制的品德结构已经建构完备，标志着外在于主体的规范要求已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行为需要。信奉具有高度自觉性、主动性与坚定性，尤其是面临困难时，也能始终如一。

上述三种品德建构水平在行为方式上都符合规范要求，但在行为的稳定性、持久性与自觉性上有差别，这是由动机水平的差异引起的。依从性道德是缺乏内在需要，迫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不自觉遵从行为；认同性道德是以初步的规范认同为基础而作出的自觉行为；而信奉性道德是以个体内在的道德信念为依据建立的自觉行为体系。这种以考察内在动机水平为重点的品德测评新视角，有可能将品德测评的科学化进程推进一步。据此，品德测评的具体内容应当涉及动机与行为两大系统，并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二是与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情感体验；三是社会规范执行情况。前两项反映品德结构的动机系统状态，第三项反映品德结构的行为系统状态。

三、建构品德测评新体系

（一）现代品德测评新特点

品德测评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发展的需要。前者常常强调测评的诊断、管理功能；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测评的教育、发展功能。这也是传统测评与现代测评的分界线。现代品德测评具有下列特征。

1.发展性。

现代品德测评遵循“以发展性为主，诊断性为辅”的原则。学生正处在发展之中，品德测评的根本目的不是对学生的德性进行终极性的诊断、甄别与分类，而是为了使学生的德性向目标逼近。测评本身是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测评要有利于个体品德发展和社会道德提高。注重个体在测评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强化自我意识，以调动测评对象的积极性，是实现品德测评的最高目标。

2.主体性。

现代品德测评不同于以往的教育考核、检查，把分类、选拔、管理作为测评的主要目的。品德测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更好的发展，学生应当成为测评的主人。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品德测评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评价自己，评定别人，既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又可增强其自我教育能力。

3.生态性。

现代品德测评追求测评过程的生态性，以生动的德育现实为基础，追求在一种生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捕捉真实的德性信息，进行发展性的评价。这种测评活动与教育活动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状态中真实地再现自我，并追求测评活动本身的教育发展功能。

（二）现代品德测评新理念

品德测评“生态—激励性”系统的构建，以两大测评理念为支柱，试图给传统德育评价注入新的活力。第一，回归测评的真实感。品德结构的核心是动机，没有对动机的探测和监控，测评就失去了灵魂。没有让被评者进入一种自然状态，测评就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境界。为此，应采取测评指标内隐化技术，模糊或淡化测评活动与教育活动之间的界线。第二，追求测评的激励性。品德测评强调以客观性为科学基础，同时更要强调其激励性。对于学生来说，测评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实现学生的德性培育，是高于一切的教育原则。品德测评的过程应当成为不断激励学生品德发展的历程。

（三）品德测评的生态环境构建

从个体社会行为的发生系统来分析，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以品德结构为内在调节机制的适应。一定的品德水平，表明了道德情境与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动机之间的确定关系。这使道德预测成为可能，也是品德测评可行性的客观基础。因而，对品德的考察需要结合一定的情境。道德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的，道德动机也是被一定的情境所触发。品德测评离不开道德情境的创设。通过创设情境，主动引发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真实、完整地展示一个人的德性状态。营造测评的生态环境具有如下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将道德动机纳入测评系统。

品德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具有内隐性。但内在的品质总是要通过外在的行为得以表现的，这或许也是测评中人们特别关注行为表现的根本原因。抓住行为表现探测德性水平，一直是人们组织品德测评工作的基本思路。然而，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对行为考察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对行为背后的动机把握的准确性。只有了解一个人的动机，才能比较准确地解释他的行为。脱离背景的孤立行为是没有科学的道德意义可言的。因而，考察行为特征时，必须结合行为的背景、具体情境来探测行为动因。然而，动机是内隐最深的心理成分，难以捉摸。这使得品德测评具有很大的难度。行为主义只重视外界刺激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忽视或否定研究人的动机，这就无法正确解释、预测和评价人的行为。

在心理学上，动机指发动、指引和维持躯体和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在具有特定目标的活动中，动机涉及活动的全部内在机制，包括能量的激活、使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以及维持有组织的反应模式。动机是联结刺激和反应（行为）的中介变量，因而必须从可见的外部变量入手来确认动机这一内在变量，即从可测量的外显行为指标和可控制操纵的外部刺激条件这两个客观指标的联系中来考察动机的确定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探明动机状态与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变化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较科学地评定个体的道德水平。

对动机测量的操作，首先需要向被试呈现各种道德情境，如移情性情境、道德两难情境以及各种诱因刺激情境等作为引发动机的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行为观测或问卷测查。如原苏联学者苏保茨基设计的挪球游戏情境，是测评学生在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能否依靠内部精神力量支持，抗拒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测验是这样安排的：发给学生一把小铲、一个罐子和一个装有若干小球的塑料桶。告诉学生如果能用小铲而不是用手把小球从桶中捞到罐子里去，就可获得糖果的奖励，然后主试就离开被试活动的场所。事实上发给被试的是一把无法捞球的小铲，所以倘若学生报告说用小铲把球从桶中捞到了罐子里，则表示被试有欺骗行为（即用手挪球而伪称是小铲挪球），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抵御不住糖果奖励的诱因。

对动机的测量常常需要构建一定的情境，笔者称这种测评为“生态化”测评。常用的生态测评方法有情境观察、情境问卷、情境判断等。

(1)情境观察法。

情境观察法是指创设一种道德情境，让被试置身其中，引发种种道德行为，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评判的过程。

(2)情境问卷法。

首先假设一种道德情境，让被试想像如果自己处在其中会如何想、如何做，并以被试自陈方式加以表述，区别于情境观察中以行为作为直接的测量指标。

(3)情境判断法。

这类方法首先由主试陈述道德故事，让被试对其中的人物行为表明态度。最典型的是皮亚杰设计的道德两难问题。我国学者李伯黍教授等编制了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

2.回归品德测评的真实状态。

品德测评的真实性是品德测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测评的真实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情境控制来实现的，因而真实性是与生态性相关的另一问题。品德测评的真实性是科学性的基础，是反映品德测评效度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离开了真实性就无从谈科学性。这就需要探讨品德测评的仿真系统。

品德测评仿真系统的营造，实际上是通过生态环境的建构，模糊或淡化测评活动与现实活动之间的界线来实现的。对此可以有三种处理方式。

(1)测量指标隐性化。

采用测量动机内隐策略，将真实的测评指标掩盖起来，让被试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以排除动机干扰，达到自然状态。如设计一项团体体育竞赛，看起来是测量体育竞技，实际上是测量团体的凝聚力。哈次霍恩和梅(Hartshone&May)设计的诚实测验，测验情境与儿童日常生活情境很相似，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品德调查。测试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在课堂里实施词汇、算术推理、句子完成等测验，将试卷收回后，复印一份；然后在下次上课时，将未批改的试卷连同标准答案一起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批改并打上分数；最后再将试卷收回，与复印的试卷对照，就可以看出学生是否修改答案以提高分数。

(2)以情绪作为背景指标。

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个体情绪情感体验的变化最真实地反映个体内心的触动程度，应当作为测量的重要参考信息。由于情绪情感常常伴有情不自禁地鼓掌、心跳加快、脸发红发热等躯体表现，因而其测量指标常以“躯体表现观察”与“心理感受报告”两项来反映。

(3)捕捉生态信息。

利用现实情境，选好行为的观测点，真实地反映生活中个体的德性状态。以下是几种可资借鉴的观测点。

第一，从“小节”上搜寻关键点行为。

人的行为在细节上最少雕凿，常常带有无意识性，是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长期“修炼”而成的素养，也是无法伪装的。因而，通过观察细节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品德。比如，日本某企业选拔品德良好的员工是通过观察“说话声音大小”“吃饭快慢”“打扫厕所”三个指标来完成的。他们认为声音大的人往往自信，吃饭快的人办事效率高，打扫厕所干净的人一般能吃苦。这虽然是通过长期观察积累的经验，但体现了“于细微处见真情”的道理。

第二，在矛盾抉择中评判人。

品德结构作为个体社会行为调节系统，其品德水平是在情境抉择中表现的，尤其是在利益冲突中表现更为鲜明。正如皮亚杰道德认知学派以道德两难题，推测道德判断能力一样。观察矛盾情境中的个体价值选择是确立一个人品性的有效方式。

第三，寻找“灵敏度”指标。

经济学中用“恩格尔系统”来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它指个体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70%以上表示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上，60%表示脱贫，50%表示达到小康。品德测评中寻找灵敏度指标，即寻找反映品德本质或核心的特征指标。

品德结构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行为抉择系统。同情是个体亲和社会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移情能力表示个体的同情心易被唤醒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助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抗诱惑能力是个体道德意志的反应，是用理智把握自我，战胜不合理欲望，遵守道德规范的自律性程度。因而，我们有理由将移情性与抗诱惑性作为德性评定的灵敏度指标。

（四）品德测评的激励机制的营造

学校德育评价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管理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两种功能取向必然导致评价体系建构的不同侧重点。以管理功能为取向的德育评价，评价的科学性以预测力的高低为标准，测评系统的核心是寻找有预测性的灵敏度指标。以教育功能为取向的德育评价，评价的科学性以发展性为标准，评价体系的建构应以营造激励机制为核心。笔者认为，围绕新基础教育的教育生命观，现代品德测评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逐步淡化管理功能，日益强化发展功能。这需要在测评的内容与方法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同伴激励法和自我反省法便是一种有效尝试。

1.激励性他评。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儿童不仅仅知道，而且体会到教师和集体对他的优点既注意到了，又很赞赏的话，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努力变得更好。事实上，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努力提高道德水平的积极性。品德作为个体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培育源于个体道德自尊感的唤醒与激发。

苏霍姆林斯基还说过，要通往儿童的心灵，并不是经过一条洁净平坦的小路，教师只要在路上经常用心做拔除野草（根除恶习）的事；而是要经过一片道德品质幼苗的肥沃田野，教师要在路上像播种耕耘的庄稼人那样，十分小心地保护那些尚未茁壮的幼苗的柔弱根部和向着太阳生长的新叶。孩子身上美好的品质得到发展，恶习就会受到排挤，并在儿童不知不觉中消失。教育者如果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根除恶习”，那是培养不出坚定的道德信念的。每一个成长中的儿童都是向往进步、渴望为他人所接纳的，只有善于发现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儿童身上所有好的因素，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德性。

维果斯基曾说过，一个人是从别人那里看到自己的，个性是通过别人的反馈而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集体的认同是个体产生内在道德力量的最强大动力，这说明德育评价本身蕴藏着巨大的教育能量。要使德育评价具有激励、扶植良好的德育幼苗的内在机制，就应强调道德他评以评他人的优点为主。这不仅能激起被评者的道德自尊感，更重要的是使评价者学会欣赏、接纳，体验敬佩、分享，孕育宽厚、豁达的心底。

2.反省性自评。

品德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自律机制，德性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品性的锤炼常常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监控的过程。孟子云：“知不足，才能知反也。”对于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不足与缺陷，最重要的是让其本人有“自知之明”，而并非要让别人明白，甚至在必要时，为保护儿童的道德自尊感，可以设法不让别人知道。故在道德评价上，应当建立自我反省机制来认识自己的不足。实践表明，让学生写“心理日记”，进行自我对话、自我剖析，可以强化自我意识，不失为一种反省性自评的实践形式。

【参考文献】

[1]周明星.学校德育与美育工作[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

道德的力量篇10

【关键词】德育评价/品德结构/品德测评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

（二）现行学校品德测评的误区

德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学生品德测评。它是对个体德性状态的测量和评价，即用数据描述德性结构状态，并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然而，目前学校品德测评存在着诸多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测评理念陈旧，重诊断轻发展。目前许多学校仍然把测评作为教师管学生的手段。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在测评中充分体现，测评的发展未能真正实现。

第二，测评内容未能反映品德本质，集中体现为动机缺失。以道德认知代替品德，以孤立的行为代替品德。品德结构包括动机系统和行为系统，对品德结构的完整考察应当整合这两个方面。现行学校品德测评存在着将行为与动机相分离，孤立地考察行为点的现象。

第三，测评方法客观性不强，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就测评过程来看，常常被动地等待道德行为的出现，不能主动创设有效的道德情境来引发个体进入道德状态。而一些较客观的测量方法，往往又影响到情境的真实性，带来更大的道德失真。

（三）品德测评的数量化与科学化

德育评价的科学性是几代评价工作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标。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人们自然想到了“科学”与“数学”之间的联系，试图借助于数学工具走进科学的理想王国，这是合理的思维方式。德育评价的数量化探索，是推进德育评价科学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品德测评作为德育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体带有社会价值倾向的稳定的行为特征加以检测和评定的过程。品德测评的量化，是以数量方式收集有关信息，并对特征加以表述的过程，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德育评价的数量化过程，通过对测评对象及其特征信息进行符号化、等值化与客观化，便于采用数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进行客观综合、分析与推断，是德育评价步入科学化与现代化轨道的重要标志。这不仅使事物有了简洁具体的表述方式，更重要的是便于人们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发展地看待事物，有利于对事物进行细致分析与深入比较，有助于从大量具体形式中抽象概括出本质特征。测评的数量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测评工作的科学化与现代化要求。

但量化并不等于科学，错误的精确比模糊更不准确，数学作为一种形式是用来表征有着确定数量关系的物质内核的。品德是一种以情感体验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知情行整合结构，品德测评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系统，很难用简单的线性数量关系来反映。科学的量化要以对事物本质把握为基础，什么时候可以用数量，如何使用数量，数量表示什么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脱离了科学基础的量化只会让结果偏离目标更远。要防止把复杂的精神与社会现象简单化，就要坚持德育评价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就要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本研究在梳理品德测评基本理论基础上，试图以现代德育测评理念为指导，以教育心理学关于社会规范学习与品德建构理论为依据，寻求品德测评的新思路，尝试建立“生态—激励性”品德测评系统。

二、品德结构与测评指标

品德测评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指标，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技术，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信息，对学生的品德结构状况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那么，品德测评的首要问题是确立测评指标。指标是评定的基本因素，是体现学生品德各个侧面的基本内容。

完整的品德评定需要寻找多个指标，以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学生品德的全貌，这是开展品德评定的基础。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衡量品德测评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品德测评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首先必须把握完整的品德结构，据此确立测评维度。

传统品德结构四元论，将品德结构划分为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这是从平面视角对品德结构的构成要素所作的静态分析，但这样的分析还不足以把握品德结构的实质。从整体的系统观出发，品德作为个体社会行为内在调节机制，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作出价值选择与规范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的内在条件。品德测评就是要评定这种内部机制调节性能的高低。这种调节系统的心理基础是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动机系统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遵从需要，包括个体对社会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与相应的情感体验，决定着个体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系统指个体对社会规范的执行情况，即与需要相符合的行为方式，包括社会规范执行的程序性知识、条件性知识与相应的操作性知识。

诚然，品德结构的调节水平是通过个体外在的道德行为来表现的，所以，外部行为总是测评的重要维度。但由于人的道德行为是受意识控制的，动机是意识的集中指向，动机系统在调节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德性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道德动机应当成为品德测评的重要维度。由于同样的外部行为可以受不同的内在动机驱使，行为表现只有与内在的动机状态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德性。

依据社会规范内化序列，道德动机分依从性、认同性与信奉性三种典型类型，品德建构便有依从性道德、认同性道德与信奉性道德三种水平。

第一，所谓依从性道德，指行为主体对别人或团体提出的某种行为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甚至有抵触认识和情绪时，出于安全的需要，仍然遵照执行的一种遵从现象。它包括从众与服从，是品德建构的开始。依从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相分离的一种被动状态，个体迫于外部压力作出规范行为。但依从可使主体获得关于规范行为的执行经验，确立起遵从态度结构中的行为成分，为动机内化创造了条件。依从具有盲目性、被动性、工具性与情境性等特点。

第二，所谓认同性道德，指思想与行为对规范的趋同，包括偶像认同或价值认同。认同的动机不是对权威或情境的直接或间接压力的屈从，而是对规范本身的认识与情感体验。认同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相统一的开始，个体消除内部情感或意义障碍，取得对规范的心理趋同，并自觉作出规范行为。认同是社会规范内化的关键，是自觉遵从态度确立的开端。认同具有自觉性、主动性、稳定性等特点。

第三，所谓信奉性道德，指个体随着对规范认识的概括化与系统化，以及以规范体验的逐步累积与深化，最终形成一种价值信念作为个体规范行为的驱动力。所谓规范的价值信念，是人们对规范的伦理学意义的认识与体验上升为一种价值需要。信奉性道德是道德动机与行为高度融合的产物。信奉是对社会规范的最高接受水平，是认识与情感的结晶，是稳定而自觉的规范行为产生的内因。此时，作为社会行为的内在调节机制的品德结构已经建构完备，标志着外在于主体的规范要求已转化为主体内在的行为需要。信奉具有高度自觉性、主动性与坚定性，尤其是面临困难时，也能始终如一。

上述三种品德建构水平在行为方式上都符合规范要求，但在行为的稳定性、持久性与自觉性上有差别，这是由动机水平的差异引起的。依从性道德是缺乏内在需要，迫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不自觉遵从行为；认同性道德是以初步的规范认同为基础而作出的自觉行为；而信奉性道德是以个体内在的道德信念为依据建立的自觉行为体系。这种以考察内在动机水平为重点的品德测评新视角，有可能将品德测评的科学化进程推进一步。据此，品德测评的具体内容应当涉及动机与行为两大系统，并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二是与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情感体验；三是社会规范执行情况。前两项反映品德结构的动机系统状态，第三项反映品德结构的行为系统状态。

三、建构品德测评新体系

（一）现代品德测评新特点

品德测评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个体发展的需要。前者常常强调测评的诊断、管理功能；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测评的教育、发展功能。这也是传统测评与现代测评的分界线。现代品德测评具有下列特征。

1.发展性。

现代品德测评遵循“以发展性为主，诊断性为辅”的原则。学生正处在发展之中，品德测评的根本目的不是对学生的德性进行终极性的诊断、甄别与分类，而是为了使学生的德性向目标逼近。测评本身是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测评要有利于个体品德发展和社会道德提高。注重个体在测评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强化自我意识，以调动测评对象的积极性，是实现品德测评的最高目标。

2.主体性。

现代品德测评不同于以往的教育考核、检查，把分类、选拔、管理作为测评的主要目的。品德测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更好的发展，学生应当成为测评的主人。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品德测评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评价自己，评定别人，既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又可增强其自我教育能力。

3.生态性。

现代品德测评追求测评过程的生态性，以生动的德育现实为基础，追求在一种生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捕捉真实的德性信息，进行发展性的评价。这种测评活动与教育活动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状态中真实地再现自我，并追求测评活动本身的教育发展功能。

（二）现代品德测评新理念

品德测评“生态—激励性”系统的构建，以两大测评理念为支柱，试图给传统德育评价注入新的活力。第一，回归测评的真实感。品德结构的核心是动机，没有对动机的探测和监控，测评就失去了灵魂。没有让被评者进入一种自然状态，测评就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境界。为此，应采取测评指标内隐化技术，模糊或淡化测评活动与教育活动之间的界线。第二，追求测评的激励性。品德测评强调以客观性为科学基础，同时更要强调其激励性。对于学生来说，测评的最终目的是教育。实现学生的德性培育，是高于一切的教育原则。品德测评的过程应当成为不断激励学生品德发展的历程。

（三）品德测评的生态环境构建

从个体社会行为的发生系统来分析，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以品德结构为内在调节机制的适应。一定的品德水平，表明了道德情境与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动机之间的确定关系。这使道德预测成为可能，也是品德测评可行性的客观基础。因而，对品德的考察需要结合一定的情境。道德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的，道德动机也是被一定的情境所触发。品德测评离不开道德情境的创设。通过创设情境，主动引发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真实、完整地展示一个人的德性状态。营造测评的生态环境具有如下重要的现实意义。

1.将道德动机纳入测评系统。

品德是个体内在的心理结构，具有内隐性。但内在的品质总是要通过外在的行为得以表现的，这或许也是测评中人们特别关注行为表现的根本原因。抓住行为表现探测德性水平，一直是人们组织品德测评工作的基本思路。然而，由于人本身的复杂性，对行为考察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对行为背后的动机把握的准确性。只有了解一个人的动机，才能比较准确地解释他的行为。脱离背景的孤立行为是没有科学的道德意义可言的。因而，考察行为特征时，必须结合行为的背景、具体情境来探测行为动因。然而，动机是内隐最深的心理成分，难以捉摸。这使得品德测评具有很大的难度。行为主义只重视外界刺激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忽视或否定研究人的动机，这就无法正确解释、预测和评价人的行为。

在心理学上，动机指发动、指引和维持躯体和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在具有特定目标的活动中，动机涉及活动的全部内在机制，包括能量的激活、使活动指向一定的目标以及维持有组织的反应模式。动机是联结刺激和反应（行为）的中介变量，因而必须从可见的外部变量入手来确认动机这一内在变量，即从可测量的外显行为指标和可控制操纵的外部刺激条件这两个客观指标的联系中来考察动机的确定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探明动机状态与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变化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较科学地评定个体的道德水平。

对动机测量的操作，首先需要向被试呈现各种道德情境，如移情性情境、道德两难情境以及各种诱因刺激情境等作为引发动机的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行为观测或问卷测查。如原苏联学者苏保茨基设计的挪球游戏情境，是测评学生在缺乏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能否依靠内部精神力量支持，抗拒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测验是这样安排的：发给学生一把小铲、一个罐子和一个装有若干小球的塑料桶。告诉学生如果能用小铲而不是用手把小球从桶中捞到罐子里去，就可获得糖果的奖励，然后主试就离开被试活动的场所。事实上发给被试的是一把无法捞球的小铲，所以倘若学生报告说用小铲把球从桶中捞到了罐子里，则表示被试有欺骗行为（即用手挪球而伪称是小铲挪球），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抵御不住糖果奖励的诱因。

对动机的测量常常需要构建一定的情境，笔者称这种测评为“生态化”测评。常用的生态测评方法有情境观察、情境问卷、情境判断等。

(1)情境观察法。

情境观察法是指创设一种道德情境，让被试置身其中，引发种种道德行为，进而对其进行道德评判的过程。

(2)情境问卷法。

首先假设一种道德情境，让被试想像如果自己处在其中会如何想、如何做，并以被试自陈方式加以表述，区别于情境观察中以行为作为直接的测量指标。

(3)情境判断法。

这类方法首先由主试陈述道德故事，让被试对其中的人物行为表明态度。最典型的是皮亚杰设计的道德两难问题。我国学者李伯黍教授等编制了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

2.回归品德测评的真实状态。

品德测评的真实性是品德测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测评的真实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情境控制来实现的，因而真实性是与生态性相关的另一问题。品德测评的真实性是科学性的基础，是反映品德测评效度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离开了真实性就无从谈科学性。这就需要探讨品德测评的仿真系统。

品德测评仿真系统的营造，实际上是通过生态环境的建构，模糊或淡化测评活动与现实活动之间的界线来实现的。对此可以有三种处理方式。

(1)测量指标隐性化。

采用测量动机内隐策略，将真实的测评指标掩盖起来，让被试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以排除动机干扰，达到自然状态。如设计一项团体体育竞赛，看起来是测量体育竞技，实际上是测量团体的凝聚力。哈次霍恩和梅(Hartshone&May)设计的诚实测验，测验情境与儿童日常生活情境很相似，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品德调查。测试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在课堂里实施词汇、算术推理、句子完成等测验，将试卷收回后，复印一份；然后在下次上课时，将未批改的试卷连同标准答案一起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批改并打上分数；最后再将试卷收回，与复印的试卷对照，就可以看出学生是否修改答案以提高分数。

(2)以情绪作为背景指标。

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个体情绪情感体验的变化最真实地反映个体内心的触动程度，应当作为测量的重要参考信息。由于情绪情感常常伴有情不自禁地鼓掌、心跳加快、脸发红发热等躯体表现，因而其测量指标常以“躯体表现观察”与“心理感受报告”两项来反映。

(3)捕捉生态信息。

利用现实情境，选好行为的观测点，真实地反映生活中个体的德性状态。以下是几种可资借鉴的观测点。

第一，从“小节”上搜寻关键点行为。

人的行为在细节上最少雕凿，常常带有无意识性，是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是长期“修炼”而成的素养，也是无法伪装的。因而，通过观察细节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品德。比如，日本某企业选拔品德良好的员工是通过观察“说话声音大小”“吃饭快慢”“打扫厕所”三个指标来完成的。他们认为声音大的人往往自信，吃饭快的人办事效率高，打扫厕所干净的人一般能吃苦。这虽然是通过长期观察积累的经验，但体现了“于细微处见真情”的道理。

第二，在矛盾抉择中评判人。

品德结构作为个体社会行为调节系统，其品德水平是在情境抉择中表现的，尤其是在利益冲突中表现更为鲜明。正如皮亚杰道德认知学派以道德两难题，推测道德判断能力一样。观察矛盾情境中的个体价值选择是确立一个人品性的有效方式。

第三，寻找“灵敏度”指标。

经济学中用“恩格尔系统”来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它指个体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70%以上表示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上，60%表示脱贫，50%表示达到小康。品德测评中寻找灵敏度指标，即寻找反映品德本质或核心的特征指标。

品德结构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社会行为抉择系统。同情是个体亲和社会行为产生的心理基础。移情能力表示个体的同情心易被唤醒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体助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抗诱惑能力是个体道德意志的反应，是用理智把握自我，战胜不合理欲望，遵守道德规范的自律性程度。因而，我们有理由将移情性与抗诱惑性作为德性评定的灵敏度指标。

（四）品德测评的激励机制的营造

学校德育评价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管理功能和教育功能。这两种功能取向必然导致评价体系建构的不同侧重点。以管理功能为取向的德育评价，评价的科学性以预测力的高低为标准，测评系统的核心是寻找有预测性的灵敏度指标。以教育功能为取向的德育评价，评价的科学性以发展性为标准，评价体系的建构应以营造激励机制为核心。笔者认为，围绕新基础教育的教育生命观，现代品德测评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逐步淡化管理功能，日益强化发展功能。这需要在测评的内容与方法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同伴激励法和自我反省法便是一种有效尝试。

1.激励性他评。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儿童不仅仅知道，而且体会到教师和集体对他的优点既注意到了，又很赞赏的话，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努力变得更好。事实上，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也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努力提高道德水平的积极性。品德作为个体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培育源于个体道德自尊感的唤醒与激发。

苏霍姆林斯基还说过，要通往儿童的心灵，并不是经过一条洁净平坦的小路，教师只要在路上经常用心做拔除野草（根除恶习）的事；而是要经过一片道德品质幼苗的肥沃田野，教师要在路上像播种耕耘的庄稼人那样，十分小心地保护那些尚未茁壮的幼苗的柔弱根部和向着太阳生长的新叶。孩子身上美好的品质得到发展，恶习就会受到排挤，并在儿童不知不觉中消失。教育者如果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根除恶习”，那是培养不出坚定的道德信念的。每一个成长中的儿童都是向往进步、渴望为他人所接纳的，只有善于发现并不断巩固和发展儿童身上所有好的因素，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德性。

维果斯基曾说过，一个人是从别人那里看到自己的，个性是通过别人的反馈而成为现在的样子的。集体的认同是个体产生内在道德力量的最强大动力，这说明德育评价本身蕴藏着巨大的教育能量。要使德育评价具有激励、扶植良好的德育幼苗的内在机制，就应强调道德他评以评他人的优点为主。这不仅能激起被评者的道德自尊感，更重要的是使评价者学会欣赏、接纳，体验敬佩、分享，孕育宽厚、豁达的心底。

2.反省性自评。

品德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自律机制，德性的成长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品性的锤炼常常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监控的过程。孟子云：“知不足，才能知反也。”对于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不足与缺陷，最重要的是让其本人有“自知之明”，而并非要让别人明白，甚至在必要时，为保护儿童的道德自尊感，可以设法不让别人知道。故在道德评价上，应当建立自我反省机制来认识自己的不足。实践表明，让学生写“心理日记”，进行自我对话、自我剖析，可以强化自我意识，不失为一种反省性自评的实践形式。

【参考文献】

[1]周明星.学校德育与美育工作[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