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资本范文10篇

道德资本范文篇1

道德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其特殊性状。研读王教授的道德资本，并结合道德实践，笔者提出道德资本的二重性特征:“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寄生性”与“独立性”、“有形增值”与“无形增值”、“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丰富性”与“稀缺性”等特征，下面笔者一一来论述。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相统一的特征道德资本的研究“以一个耀眼的新话题不仅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最终走出‘二律背反’的困扰指出了一个有益的思维路向。……‘道德资本’研究问题的提出，对帮助当代中国人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的时代难题，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5］王教授在《五论道德资本》中指出，道德对于人来说应当是“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统一。从资本视角来讲，说道德是一种资本，并不是要从道德上去美化资本，甚或使道德沦为资本增殖的伪善工具，而是强调道德可以而且应该为获得更多利润和效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且，事实上，道德一方面充当资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却是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因为，一方面，资本总是试图把一切作为实现其价值增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资本虽然在以独特的方式控制着资源、知识、文化和道德，但也在客观上塑造着人本身。这些被提升了的人类理性水平和精神力量反过来又会内在地成为约束资本负面效应的力量，也即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在这方面，道德资本的价值目的性较他类资本形态更为突出。道德不仅能够以自身的工具理性为资本服务，也可以在资本内部以自身的价值理性约束资本本身，以避免资本本性的非理性膨胀和‘资本逻辑’的无度扩张。”［6］道德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在道德资本中达到了统一。从企业层面来讲，实际上，不难想象，一个重视用道德资本营利的企业，它在为社会提供人性化商品的物质消费过程中，不也同时为本企业职工和消费者提供良好道德的精神消费吗?在经营者那里道德资本主要表现为工具性价值，在消费者那里则主要表现为目的性价值，这是道德资本“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最常见的统一方式。“道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道德是为了运用道德、让道德为自己服务———这种运用和服务既有目的意义上的，也有手段意义上的———目的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反映在精神活动和精神生活方面，手段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活跃在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传播活动)之中。”［7］只不过，经济学家和企业主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而伦理学家和消费者则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目的性价值。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是通过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博弈”，即“义”与“利”的“博弈”［8］，最终达成的“义”与“利”的统一［9］。毫无疑问，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两大功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道德资本的目的性功能固然重要，但道德资本的工具性功能也显得日益迫切。

道德资本具有“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资本包括“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有形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及道德资本等［10］。道德资本属于“无形资本”，但它与“有形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资本和“有形资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道德资本的“寄生性”主要表现为道德资本的存在有赖于“有形资本”首先，道德资本的投入有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的投入伴随着“有形资本”的投入而投入，如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消耗。对人的道德教育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即需要一定的物质教育资源的消耗;企业员工道德的实践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中介，仅仅停留于思想上的道德行为，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道德环境的营造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如道德硬环境、软环境建设，人性化公共设施建立，寓含道德意蕴的企业文化的建设等。可见，道德资本的投入依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投入的特殊性反映出其具有的“寄生性”。其次，道德资本的运作依赖于“有形资本”的运作。道德资本在企业中的运作也不能离开“有形资本”而独立运作，一定要参与到以“有形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运作中去，道德资本离开了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道德资本离开了企业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道德资本离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道德受到社会冷落，道德资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道德资本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其作用的独立性企业的存在不仅仅其有经济价值，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更应该具有精神价值，扮演一定的道德角色，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道德资本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优化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道德资本能够激活“有形资本”。资本要增殖就要不停地运动，一是道德资本能够提高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从而促进企业“有形资本”的高效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二是一个道德资本运营良好的企业，一定能凭借企业良好的形象和人性化的产品，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引导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其次，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并使其理性化，忽视道德资本的投入和运作，或否认道德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则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美国金融海啸以及日本福岛核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企业游离于道德之外，缺乏‘道德资本’，势必会畸变为一只‘迷途的羔羊’，掉入了越是赚钱心切却越发不能的‘怪圈’。”［11］因此，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合法经营与道德结合的企业，才是社会需要的企业。企业的运作需要道德来规范和引导其行为，消弭其成为“迷途的羔羊”。

道德资本促进“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双增值道德资本通过参与整个资本的运作过程，发挥其具有的独特作用，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不断地促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增殖，并获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双重价值。首先，从道德资本本身来讲。一方面，寄生于“有形资本”的道德资本只有通过自身的运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在最终意义上转化为“有形资本”，促进“有形资本”的保殖、增殖，并得到社会和企业主的重视和认可，才会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道德资本得以科学的运营，完整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就能够实现在‘有形资本’意义上的保值和增值，包括实业资产的增进、金融资本的增值和产权资本的优化和增进等。这是道德资本存在和参与运作的根本原动力。”［12］另一方面，道德资本的科学运作也能使“无形资本”的价值增值。道德资本促使企业“无形资本”保殖、增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企业外部，它将优化企业形象，营造良好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声誉，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在企业内部，主要表现为增强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塑造良好的职业风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协调员工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责任感，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员工的创新精神等。其次，从道德产品方面来讲。道德资本最终落脚于道德的物化形态即道德产品上，道德产品是道德资本的实物性载体，是道德资本最终实现价值的依托，也是实现道德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的一跳”。道德产品具有和普通产品不一样的特征，即具有“物质性”与“符号性”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道德产品表现出物质性的特征，道德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速资本流转过程，加速资金流转过程，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符号性的特征，“符号性的一面决定了道德资本能够多次重复使用，它不仅丝毫无损其价值，而且使得其价值无限增值……道德产品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的需求，发挥着它的效益。反过来，为人所用，又能够产生新的效益。”［13］

道德资本范文篇2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道德资本范文篇3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道德资本范文篇4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

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

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

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

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

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道德资本范文篇5

道德资本对体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什么是道德资本?实际上，在思想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性，甚至是根本的异质性。道德资本的“资本”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概念不同。马克思的资本本质上是“社会关系”概念，而作为西方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则是“生产要素”资本概念。如果按照生产要素资本概念，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投入生产过程之中的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物质因素以及精神文化因素都属于资本概念。换言之，资本发展为价值增值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资源的代名词。于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展现了颇为耐人寻味的“资本概念谱系”:物质资本、实体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精神资本、社会资本等等。这也表征着资本概念发展的一大趋势是，越来越注意精神、文化和道德在资本中的位置。不难看出，如果道德是一种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稀缺资源和财富，或者说是生产要素，那么，它毋庸置疑能够成为资本，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本、文化资本和价值资本。道德提供的是规范性知识而非技术性知识，它不仅是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价值灵魂”，而且提供了科技、营销、制度和文化的终极价值，提供了价值导向作用。所谓“道德资本”，是指投入经济运行过程，能创造价值、获得利润的一切道德价值理念及其价值符号。［2］(P6)人无德不立，企业无德无法永续发展。道德资本对体育企业经营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重构体育企业的经营理念，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灵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市场不道德、经济不伦理，为富不仁现象不是社会中的特例，而是司空见惯的“常态”。正如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3］(P564)由此，企业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自私、贪婪和冷酷的“赚钱机器”，没有良心与道德感，“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为股东赚钱”(弗里德曼语)。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企业与道德对立起来的二元化范式，并认为企业是“道德中性”、“道德无涉”，这显然是一种极其糟糕的错误思维方式。乔治认为:“道德是整个社会，自然也是经营活动的润滑剂与粘合剂。只有在这种道德背景之下，违背道德的行为才有可能出现并能以此获益。”［4］(P17)既然企业具有道德本质，用道德资本来重构企业的经营理念，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灵魂就不言而喻。丹尼尔•贝尔认为:“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们都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5］(P21)根本上说，“人为”的体育企业生产是一种“为人”的生产，就要“以人为本”，为体育消费者的需要进行生产。显然，把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动机或唯一动机，而不追求经济目标和道德目标的平衡的做法是有悖企业本真含义，也有悖时展的趋势。当然，正如著名美国学者佩因指出:“提倡企业道德并不仅仅在于可以防范道德风险和控制损失，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作为‘企业公民’，必须符合社会的期望，即在财务和道德两方面都表现优异。”［6］(P142－143)体育企业只有具备“服务社会”、“对用户负责”的道德精神，才真正提升了经营境界。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企业要想在明天获得生存，今天就必须关心非企业问题”。［7］(P8)通用电器前任CEO，被管理界誉为管理之神的杰克•韦尔奇认为，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企业文化，他说，企业的根本是战略，而战略的本质就是企业文化。张瑞敏对企业文化有一段精辟论述:“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规章制度，这又保证了物质文化的成长。”其次是促进体育企业打造人性化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所谓“产品人性化”是指作为生产结果的生产产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本质需求。相当程度上，企业的“人气指数”与市场占有率，取决于企业的“道德指数”与人性化产品。德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中提出，“评价商品中象征性的和非物质性的价值成分随着经济物质的饱和在向物质性商品价值方面增长。”［8］(P123)因此，必须重视企业文化“软实力”，重视道德资本的价值。要想在“没有硝烟”的商战竞争中，成为“领航者”，关键要看产品(服务)，而体育产品关键看道德理念。具有道德资本意识的体育企业，体育产品可以称为企业道德理念和道德资本的物质外化或物质形态。世界知名体育品牌耐克、锐步等企业之所以能够打造出超一流的人性化产品，就与其企业道德资本有着密切关联。要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对市场占有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企业市场占有率的高低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以下因素:产品质量、价格、交货期、销售服务、促销方式、竞争策略、品牌知名度等。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品的营销由物品营销向文化营销、道德营销转型，其目的是使体育消费者认同商品输出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一旦达成，体育消费者就会把体育产品作为自身认同的文化价值符号来接受。同时导致对其他产品文化的排斥。更为重要的是在购买行为中，消费者会因文化认同而形成对特定企业品牌的信任感，产生习惯性甚至依赖性的购买行为。因此，成功的体育企业往往能够通过体育产品人性化文化的输出，建立起同消费者之间稳固的信任关系，从而塑造体育企业自身的品牌竞争力，提高体育产品市场占有率。最后，减少体育企业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任何管理和交易都需要成本。康芒斯认为:“在每一件经济的交易里，总有一种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地取多予少。然而每一个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活或成功。因此，他们必然达成一种实际可行的协议，并且既然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法律的、同行业的和伦理的)来判断纠纷。”［9］(P7)道德资本可以减少管理费用。道德资本能够激活有形资本，首先体现在它能够加快有形资本的运转速度、频度。传统管理学的流行观点认为，尽可能小的管理跨度可以保证对下属的严密控制，为此，组织结构的设计通常谋求高度专业化，结果造成组织的刚性僵化而缺乏活力这种最大缺陷。较大的管理跨度有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组织设计应追求“扁平化”以规避过度的专业化，以灵活的团队组织代替僵化的部门划分，这是现代管理学的新理念。道德资本通过组织制度的人性化设计以及对人的潜能的激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盘活有形资产，而且能够使员工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提高生产效率。再则，道德资本还可以不断地物化并蓄积在有形资本当中，通过企业信誉和品牌竞争力等形式，形成资本存量，提高有形资产的附加值。最后，道德资本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成果转化。总之，道德资本可以有机整合有形资本。道德资本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之所以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在于不信守承诺，不履行约定，根子上是道德问题。互不信任、相互猜忌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美国学者福山考察了“信任”这种道德资本，也认为若在某一社会网络内形成了普遍的信任感，则这一网络内任两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交易)，比他们在一个充满不信任感的社会网络内的合作(交易)，将花费更少的交易费用。［11］同样，西松所说:“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是解决协同行动问题的关键。”［12］(P28)因此，企业应该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规约自己的经营行为:“要记信这名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以遵守诺言和按时付款而著称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筹集到他的朋友们省下来的钱。……因此，绝不要违背诺言。”［13］(P20)综上，只有实物资本和无形资本“对接无缝”、相得益彰，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效益，因而作为无形资产的道德资本投入显得格外重要。实物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多大效益，获得多少利润，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本身的多少数量和质量，恰恰关键取决于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和对自身和社会的负责精神这些构成道德资本的因素。可见，道德资本比实物资本意义和价值更大，关键不在于其“存量资本”，而在于它所带来倍加的“增量资本”。道德资本在使实物资本成为资本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实物资本，成为获取利润的基础和关键。

中国体育企业道德资本缺失及其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企业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在1998年，中国就被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认为是世界体育用品生产商的可靠地，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体育用品制造大国。［14］全国体育用品行业总产值以每年493亿元的规模增长，2000年我国体育用品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5%。［15］道德资本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当前中国体育企业道德资本或道德资产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在发展思路上，由于传统制度产生的“路径依赖性”以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复杂国情，中国体育企业基本上走的是重产量与产值增长，重经济效益与利润，而轻社会效益与环境问题的发展思路。管理模式总体上看，中国体育企业整体管理水平低下，依赖传统管理模式的集体企业，而家族式粗放管理私营企业占大多数，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严格运作的只是少数企业。从产品来说，目前中国的体育产业经济还相对落后，体育企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与绿色体育产品等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比如运动服中重金属铅、偶氮等有害气体，以及体育场馆中使用的涂料黏合剂中有害物质的含量等严重超标的现象大量存在，而相当多的体育企业还没有树立全过程防治污染的管理思想。［16］体育企业缺乏道德资本，低效管理、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现象仍然严重，对消费者绿色需求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化、绿色问题引起企业竞争力的分化、环境问题所开拓的新市场机会等缺乏应有认识。1993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组建的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TC207)，负责制定了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直接采用ISO4001作为国家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使之成为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绿色壁垒”，我国已经加入WTO，要提高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自身在国内和国际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是当务之急。［17］与此同时，商业贿赂、商业腐败也时刻侵蚀着中国体育企业，制约其道德资本培育和企业的永续发展。国际经济伦理协会主席罗世范指出:“近年来，腐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严重障碍。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每年支付的贿金超过一万亿美元。”［18］综合学界的调查研究，中国体育企业界在培育道德资本问题上，总体上意识淡薄，行动迟缓，举措乏力。从经营境界的角度来分类，按照道德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类:(1)理念清晰型。这只是一少部分企业，具有清晰的道德资本意识，健全的企业文化把道德资本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诸环节，谋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宁波智丹体育经纪公司奉行的道德资本理念是，“体育经纪:诚信、三赢、认真、精进挑战自我、精益求精”。安踏在提升自身实力与品牌价值的同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善尽企业公民的义务，以诚信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它的希望是能够成为中国市场品牌美誉度与市场份额双第一的体育品牌，以及全球销售额排名前十的体育用品公司;第二是理念摇摆型。不少的体育企业赞同道德资本的重要性，是重要的价值资源或无形资产，但却并未知其“所以然”，因而缺乏应有的系统化、有序性的道德资本投资行动。第三理念糊涂型。部分体育企业是无视道德资本，看不到道德资本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更遑论打造道德资本的行动。导致当前中国体育企业道德资本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度不够，市场环境有待完善和政府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外，单从企业自身来说，原因在于企业的认识误区。一是道德环境恶劣。企业是社会是细胞，某种意义上，社会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企业性质和状况。关于当代中国道德“滑坡论”与“滑坡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我看来，无论道德这些年来取得了怎样的进步，不可忽视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的存在的问题的一面。有人称之为“这是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丧的时代，对一个无道德社会的报复心理”，“(当今)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恐怕是我们历史上的最低点。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时候，民族道德素质下降，甚至无耻，但是，从历史的记载来讲，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今天是从下到上，从市井小民到高等学府，整个社会呈现出道德沦丧的这样一种现象和趋向。”在这样一个道德失序的语境中，要想使得中国体育企业对道德资本的认识水平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着实十分困难。二是企业经营理念的扭曲。所谓“企业非道德性神话”，是指企业经济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超然于道德规约之外。追根溯源，这一“神话”有两大根源［19］:一是马克斯•韦伯所谓“价值中立”学说的影响。坚称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经济活动本身无需伦理道德的追问和审查。一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在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西方曾经盛极一时的观点是主张“市场万能”、“自由放任”，认为它是“自然的”，且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其他一切对社会问题的政治校正或“道德救援”都是反自然而且低效的。从价值观的层面上，企业非道德经营论奉行企业中心主义这种失去应有平衡的价值观。企业非道德经营的人性假设坚持人性自私论，作为人格化组织的企业，其唯一主旨是为了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企业中心论的价值观崇尚企业利益至上特别是股东利益至上。

道德资本范文篇6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道德资本范文篇7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道德资本范文篇8

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of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要节省资本，这是很容易为人所接受；但若经济学家提出节省道德的建议，那他肯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了。

最后，资本有明确的所有者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在市场中，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不完全一致的。正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裂导致了人们在生产中地位的差异。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性因素却纯粹是公共性的。它一旦形成，就不存在只有哪些人可以支配它，而哪些人不能支配它的问题；也不存在谁该拥有多些而谁又该拥有少些的分配问题。道德上的高尚与否与资本拥有之间不是正比例的关系，这恰恰就是当前道德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由于道德资源具有经济上所谓的“公有的”的性质，因而容易诱发人们的“搭便车”(hitchhike)心理，并进而导致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即得不到有效的投资。在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道德的竞争者都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虽然，现代的情形已愈益向人们的期望靠拢，但西方曾一度流行的“只有失败的竞争者才是好人”的论断却的确让人们领略到了市场的残酷性与资本主义的罪恶性。

3也评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先生长期从事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他的观点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伦理道德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的人，才有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没有进取精神，缺乏道德觉悟，人的行为的着眼点就只能是基本生存需求，其行为的指向性就必然是短视的和短期的，人就会对工作和事业缺乏感情和兴趣，也就谈不上推动经济发展。”[4]因此从社会生产力系统看，伦理道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德是生产力，而且是‘动力’生产力”[5]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王先生指出：在现时代，“资本是一种力，是一种能够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6]“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应用到生产领域，必然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和谐协作的合力，并因此促使有形资产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7]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王先生认为，道德也是资本——是无形的资本、是渗透型、导向型和制约型的资本。[8]

毫无疑问，王小锡先生提出了一个考察经济运作进程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来考察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的作用，它积极的一面得到了充分肯定，它对当代经济决策中道德决策及如何规约当代经济运行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道德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呢？这个问题还待于进一步商榷。因为，道德在参与经济运行进程时，它只是具备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种资本实体。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皮埃尔·波迪(PierreBourdieu1930——)曾进行过一番研究，在《实践理论纲要》一书中，皮埃尔·波迪提出了“象征性资本”(symboliccapital)的概念。波迪认为，古代亚细亚经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信义(thegood-faith)、名誉(hounour)、或情面经济。不同于以货币交换为中介的市场经济，信义经济是以血缘、族谱、村社为中介的。而尽管信义、名誉及情面等东西本身并不构成经济的、物质的利益，它们最终却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因而它们是一种财富，是一种“象征性资本”[9]。很显然，皮埃尔·波迪也看到了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具有某些资本性的特点，即道德最终可以带来经济和物质利益；而且，他也认为，这种道德因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

在现当代的经济发展中，道德因素之所以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与近现代以来“不道德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副作用是分不开的。人们日益体认到了在经济运作中，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素，道德考虑于是成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报载，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共同拥有的《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公司在2001年7月31日推出八种“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公司行政总裁梅克皮斯把“道德投资”又称为“有责任心的投资”，即从是否违反环保、人权及自然等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只投资于被视为对社会负责任的公司。这种“道德投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毫无疑问，这是投资理念演进史的重要事件，也是道德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在投资中把道德因素作为一种特定的考察对象，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梅克皮斯所谈到的“道德投资”虽然特别强调投资中的道德因素，却始终没有把道德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因素加以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经济运作中的极为重要的附加性因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都不是一种资本实体，“资本道德”固然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成为资本。事实是，如果道德考虑不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投资者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一考虑——单独考虑道德因素在经济运作进程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着一种危机——道德意义的危机。资本的运作过程，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及资本无限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为了达到其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种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把道德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尤其是当前我国转型社会时期旧的道德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理解的混乱，因为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会引导人们更倾向于关注道德的功利性工具价值，而不是道德的社会性目的价值，道德于个体、于社会的终极意义无疑也会倾向于被消解。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理解成为一种资本就更值得学界多加商榷了。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4.

[2]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J].中国社会科学，1994,(3):49-61.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0-341.

[4][5]王小锡.中国经济伦理学[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30,130.

[6][7]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伦理学的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1,22.

道德资本范文篇9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这种爱情根本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种情爱世俗化的社会后果就是各种高级妓女成为了这种爱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认为高级妓女作为一种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华的宫廷或上流社会之中，对人们的情爱、审美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摆脱了封建主义戒律观念的享乐主义爱情观。当爱情和性行为的这种世俗化的进程逐渐渗透到其他的社会阶层时，便使得奢侈之风四处流行，凡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活动都大受欢迎。桑巴特认为，这种追求奢侈的冲动归根结底来自性冲动，所有的快感与的快感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因此，桑巴特断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10]

桑巴特的观点当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因追求享乐和奢侈的生活而灭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万，难道在这些追求享乐的民族中真的隐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但从另一种角度看，桑巴特的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韦伯观点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决定的，它有着复杂的动力机制，假如韦伯阐明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而桑巴特则强调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资本的贪婪攫取的本性，即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财富的动机。而由于强调这种动机在发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不是集中于英国、荷兰等新教国家，而是集中于弗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因为他也十分容易寻找有利的历史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

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什么地区，资本的贪婪攫取和禁欲主义的这两种冲动力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狂热的激情，它声称“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冲动力的交织组合构成了现性的观念。而这两者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使得早期的资产阶级在狂热的扩张过程中能对奢侈浪费的风气严加控制。[11]

丹尼尔·贝尔的观点无疑是比较全面和适中的，但就资产阶级在发展初期具有一种比较严谨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上，他是支持韦伯的。实际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性行为的世俗化和新兴阶级追求社会地位的强烈欲望。而大规模的产业最初并不是出现在生产资料的部门，而出现在奢侈品的贸易行业中，特别是花边、丝绸、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业中，以及随着烹调习惯的变化而出现的制糖业中。因此奢侈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系统，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宫廷里，还是在家庭积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兴起和巴洛克艺术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别来确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终于彻底胜利”联系到一起，因为本质上具有女人气的洛可可艺术支配着文化的所有领域，艺术都去迎合和颂扬凯旋的女性，由此可见妇女在世俗化消费过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观点同韦伯关于禁欲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尽管人们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颇之处，但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无情地撕下了韦伯塑造的资产阶级勤奋而又节俭的“天使”似的面纱，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当然，韦伯使用的是一种严谨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则对经验证据表现出一种风流骑士的态度，并且过分相信文学资料，对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采取一种过于笼统的研究方式，但他毕竟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独立领域并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客观的通俗文化联系起来研究，从而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桑巴特的许多观点，如天生性行为的社会意义，虽然有所夸张并把资本主义文化的复杂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命题中去，但却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这种能动因素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讲，桑巴特特别强调消费，尤其是大众娱乐性消费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韦伯理论的缺陷：因为一个纯粹生产而又克制消费的社会，其产品究竟卖给谁？当然，桑巴特的理论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世界上众多奢侈成风的国家中为什么只有英国率先发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韦伯与桑巴特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韦伯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文化，即它的企业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是经济发展这个同一钱币的两面，因此两者都有它在发展中的应有位置。因为无论什么企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收益递减趋势，只有不断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才能抵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新教伦理的作用了，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机制，而且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那就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勤奋的工作热情，以及一种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企业是需要利润的，但任何一个企业如果只能靠利益驱动，那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具有一种不断创新的活力。显然，新教伦理对形成这样一种企业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韦伯的着眼点正是在这里。但同样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种相应的消费文化，这不仅在于商品需要销售的市场，而且在于每个人同时具有的双重身份，因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他作为一名员工受到企业文化制约时，他同样也在消费市场上受到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企业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不能反对这种消费文化，而且在通过各种广告的形式随时强化着这种文化的导向。桑巴特关注的正是这种消费文化，人们在市场上选择什么何种产品，消费何种产品，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反映出人们观念的变化。而这种观念变化的本质，就是强调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换言之，人的个性与爱好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现代文化的核心内涵。问题在于这两种文化对于资产者却是一种难于驾驭的怪兽：因为严谨的组织纪律与不受约束的个性发展在本质上互相冲突的。而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市场上都既是买主又是卖主，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只能坚持不同的原则。于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如何能够协调起来，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了。

三，硬件与软件

丹尼尔·贝尔对这一矛盾冲突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与现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本来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相互制约，纠缠难分。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则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13]但丹尼尔·贝尔同时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即这两种冲动在合力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后，变得相互敌视和害怕对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的领域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的锐意进取，但在道德上却十分保守，因为他们唯恐艺术的灵感和多变破坏社会的稳定。反过来，艺术家却不断地突出人的主题，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与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实际上在对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进行拆台的工作。而贝尔认为，这种矛盾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冲动力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已经丧失。因此，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重建人们的信仰，“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14]

虽然几位大师的观点都有其深刻的内涵，但总的来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将发展的动力及其道德约束机制放到市场体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因此也就难以突破完全以价值和人的主观行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框架。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放在市场背景中进行考察，则会有新的发现。

市场的含义是指所有那些想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人其购买与销售的活动，一个市场包括想出售的供应者与想购买的消费者。[15]如果市场能够正常地运作，它就能使买卖双方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状态就是国家政府减少那些无谓的干预，即是说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碍。按照乐观主义者的看法，“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16]这种自由主义式的看法尽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那就是能否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发展的关键问题。

问题是，人类社会对这种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商业与竞争活动从来就有很多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故意设置的障碍以保证其统治的安全，因为这种市场的运作很容易使统治者失去其对民众的控制；其二则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根本无法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三则是没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场无法按照某种规则运行。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清教徒的宗教冲动力或是经济冲动力，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它们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要求利润的驱动与个人的进取精神相结合，但要它发挥作用，也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与政治疆界内才有可能。由传统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无形的条件制约着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当西欧萌动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潮流时，只有英国具备了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动力能够合理发展的条件。

首先，自诺曼入侵以后，英国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王权，使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能够逐步形成。而历届英王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扩大了国王诉讼的范围，使得英国原有的各种司法体系能够相互融合，并产生了在原有的各种习惯法基础上的普通法。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英国的法律体系具有一种国家的司法管理与各种习俗相互制约，寻求合理解决冲突的传统。而陪审团制度的确立，为英国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因此，英国较为合理的司法制度为保障生产者的权利，刺激其产生积极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当时的其他大陆国家相比较，中世纪的英国由于这种独特的司法体系减少或避免了封建领主和封建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任意掠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的原始积累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其次，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对王权的制约作用，在政治上保证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较快地发展。自大宪章开始，英国的政坛上就出现了诸侯与国王的较量，在冲突中，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诸侯最终获胜，获胜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体系与相应的制度，专制王权受到了制约但同时又能行使一个民族国家的职能。论述英国政治制度特点的著作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定，能够独立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内，经济与贸易开始繁荣起来，英国随之开始了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斗争。随着几次重要的对外战争的胜利，英国确立了其海上殖民强国的地位并开始了殖民扩张。一些得到英国女王特许状的公司在殖民扩张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东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间其贸易站就发展到了20多个。这些公司在进行罪恶的殖民扩张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公司与企业制度的框架，为现代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城市作为商业放繁荣的重要标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处于航海与贸易交通要道的伦敦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一些现代雏形的金融体系开始在这个城市建立，进一步加速了市场经济的运转。

可以说在近代初期，英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硬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与桑巴特的理论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因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种能够合理谋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论层面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现实的市场需要政府制定的规则去约束，才能使其有效地运转。因此，英国由于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硬件环境，对市场经济运行显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实践也表明，具备硬件环境虽然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激发人们潜在的经济活力。桑巴特的的学说分析了人们追求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追求财富的动力，而韦伯的理论则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欲望只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进行表达。这种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又提供了一种道德的制约机制，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软件，于是，在众多受新教影响的地区，只有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法治，议会，银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配的精神软件，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运转。历史同样也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非欺诈经济。这种信用的培育需要对人们观念和素质的革命，需要有一种相应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变化，也就在这一点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样重要的是，市场本身也对这种信用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为双方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市场的制约如果不是与道德的制约更为重要，那麽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有着双重的机制，即世俗的动力机制（桑巴特的理论为代表），与宗教的动力机制（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其道德制约机制也是双重的，即世俗的（市场游戏规则）与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约。但无论清教精神和市场经济都不是天生的，市场必须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即自己的文化传统，司法制度，政治结构以及金融系统等诸方面的情况来培育、建立与运转。而一个民族严谨求实，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如何将这双重的发展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继续成为一个学术界与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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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特·马赛厄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伦敦1986年，第1－8页。

[2]罗克斯伯勒《低度发展理论》（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伦敦1979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4]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01页。

[5]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HaroldPerkin“OriginsofModernEnglishSociety”）伦敦1985年版，第3－4页。

[6]哈罗德·柏金《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第142页。

[7]津留宏与泉宇佐《结婚心理学》上海1986年版，第57页。

[8]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45－47页。

[9]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学1967年，第50－51页。

[10]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171页。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9页。

[12]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61－90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7页。

道德资本范文篇10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只是评价企业道德高下的标准，而且也是进入国际市场实实在在的门槛。中国企业刚刚走上国际化之路，就遭遇到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检验标准，并由此决定是否允许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由企业社会责任形成的市场门槛，不能归于国际贸易摩擦的一般内容，而是具有进一步更严格的贸易禁止含义。即使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设厂、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的严密监督，不负社会责任也照样名声不佳，甚至被逐出市场。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潮流。

现在，我国正在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企业的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企业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主体，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活动不仅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而且也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变革，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还特别影响到自然生态环境变好还是变坏。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是要求企业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平等地保障各方相关利益。也就是说，企业要确实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遵守法律、坚守道德、注重公益的企业和企业家。

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不负社会责任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据安监局李毅中局长透露，中国由于生产安全问题每天死亡320人，而一些矿难完全是黑心矿主与地方官员相勾结，无视矿工死活、非法开采所酿成的恶果。其它如苏丹红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农民工欠薪事件等企业社会责任事件也时有发生；还有些跨国公司以本土化为名漠视社会责任，去年就有33家在华跨国公司被环保部门列入了水污染黑名单。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指标，执法不严，成了非法生产企业的保护伞。而消费者不成熟，也是一些企业漠视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在顾客就是上帝的市场经济社会，消费者的意见和选择是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日本就有“绿色消费者”群体，他们只购买对社会负责企业的产品。因此，推动中国企业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培养和形成一个成熟、文明的消费者群体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