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治理范文10篇

道德治理范文篇1

根据市直机关工委《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结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遵循道德建设规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坚持党员干部自我教育管理与发挥发改部门职能作用相结合，坚持个人品德教育与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相结合，坚持加强道德教育与依法解决问题相结合，坚持阶段性教育治理与强化制度建设、建设长效机制相结合，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引导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推动机关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目标任务

根据市委要求，结合“四优”文明创建，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着重查找机关工作中存在的影响依法行政、服务社会、工作作风和工作效能等方面的问题，切实解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道德观念淡薄、诚信缺失以及精神状态不佳，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服务意识不强，不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作风飘浮，办事拖拉推诿及吃拿卡要等问题，不断增强党员干部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和文明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组织机构

成立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推进教育治理活动。（名单附后）

四、活动主题

学习雷锋榜样，引领社会道德风尚，争当人民满意公务员。

五、工作举措

1．加强道德教育。始终把教育作为重点，贯穿全过程，注重教育的广泛性、针对性，增强教育效果。按照中央文明办宣讲提纲，结合机关实际，集中开展诚实守信和讲究公德教育，把提高道德修养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勤政为民、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努力做全社会的表率。通过参加道德讲座、先进事迹报告会、创先争优、网上修身等活动，反躬自省、修身自律，增强道德意识，提升道德自觉，践行道德规范。

2．组织“两查两评”。“两查”包括自查、外查，由局机关支部围绕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两个方面开展自查，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措施，机关支部汇总；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市民代表、志愿者外查，帮助查找存在问题，督促整改。“两评”包括评方案、评结果，通过召开服务对象评议会、发放征求意见卡等形式，对整治方案进行分析评议；将整治结果公之于众，接受全社会评议监督，确保问题整治到位。

3．大力选树典型。积极参与中央文明办“中国好人”、“守诚信的单位”和“讲公德的个人”遴选推荐、投票评选工作，大力宣传诚实守信、讲究公德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在全局开展“人民满意公务员”评选表彰活动，树立一批可信、可学的道德典型，引领社会风尚。

4．积极营造氛围。设立教育治理活动专栏专题专版，宣传活动重要意义，推介我局主要做法、经验和成效，报道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挖掘鲜活事例，加强评论引导，扩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5．切实加强管理。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大力进行整治，并将整治结果、成效公之于众，让人民群众看得到明显进展。要把教育治理活动与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举措促进我委机关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

六、活动步骤

教育治理活动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展开。

1．宣传发动阶段（2012年6月）。制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召开专门会议，对活动开展作出部署。局党支部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2．组织实施阶段（2012年6月至8月）。局机关党支部要结合后勤服务工作实际，对照活动要求，通过道德教育、自查自纠、道德评议等方式查找机关党员干部在道德领域方面的突出问题，开门纳谏、收集群众意见。同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3．总结提高阶段（2012年9月）。机关支部要认真总结阶段性工作，推广先进典型，巩固活动成效，接受中央及省市文明办专项督查，并按要求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七、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2012年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测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局机关支部要把这项活动作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署的具体途径，作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的有效抓手，作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任务，切实负起责任，做出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实施。为了加强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活动领导小组。

二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教育治理活动涉及面广、任务繁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局机关党支部要周密安排，精心部署，要明确具体承办科室，有专人负责。

三要切合实际，务求实效。局机关党支部要从自身实际和职能特点出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结合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制定教育整治活动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督促检查，使活动开展务必取得实效。局机关支部要认真做好工作动态和好经验、好做法的上报工作。

第二篇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会、省纪委九届二次全会和市纪委八届二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后勤服务建设中心工作，以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主题教育活动和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为重点，进一步提升领导班子和全市后勤系统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廉洁意识、自律意识，扎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结合实际，制定2012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建立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反腐倡廉制度，通过发挥制度的强制力和规范性、约束性作用，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我市机关后勤建设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二、工作目标

1、认真执行上级有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遵章守纪，清正廉洁。做到：无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

2、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制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学习，使每名党员干部具有强烈的法规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做到：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德、人格品质高尚纯洁。

3、对违风廉政建设的人和事敢于斗争。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武器，敢于揭短亮丑、不回避矛盾、不隐瞒问题和事实真相。做到：坚持党性讲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

4、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监督管理，在涉及重大事情上，认真落实民主讨论、集中决策原则，确保每名党员干部无违法乱纪行为。做到：党员队伍建设过硬，党风廉政风正气顺

三、工作要点

（一）加强教育提高认识，筑牢反腐倡廉思想基础。

全局干部职工必须从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党的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坚定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筑牢反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1、加强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兴国之魂，以党课教育、主题教育等形式深入学习党章，认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优良传统、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从政道德教育。

2、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引导和督促广大干部职工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鉴别能力，坚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经受住考验，思想和行动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3、认真开展好以经常性勤政廉政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促使干部职工模范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增强干部职工思想素质，搞好自身的廉洁自律工作，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防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4、开展法律法规和示范警示教育活动，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纪党规、观看反腐倡廉正反两面的电教片、参观相关知识展览等，努力用正面典型引路，用反面事例教育人，从而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党纪政纪观念和拒腐防变能力，自觉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

（二）强化领导落实责任，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落实

实行“谁主管、谁负责”和“一岗双责”的反腐倡廉工作体制，坚持把管事和管人，抓后勤服务与抓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和科室各负其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机制。

1、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职责。对全局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行层级管理，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主要领导与分管领导分工负责，做到推进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深度融合，保证党风廉政工作落到实处。

2、每季度对机关各科室的党风廉政工作情况、政风行风情况、投诉举报情况、组织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做到“年初有部署，平时有检查，年终有考评，责任要追究，奖惩要分明”。

（三）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坚持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理念，不断增强治本堵源的实效性，提高我局防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1、继续扎实开展公共权力运行预警机制建设。围绕增强风险意识、找准廉政风险、完善防控措施、有效预防腐败的工作目标，根据排查岗位廉政风险点，抓住容易产生问题的关键部位和每个岗位，完善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有力、制度管用、预警及时的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

2、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组织的监督职能。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坚持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制度，促进民主、科学、规范决策。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制度，坚持对项目建设、招投标、部门采购、干部任免等活动进行监督，确保行政权力运行程序依法合规。

3、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五个不许”的规定，建立健全个人廉洁自律档案。督促党员干部定期参加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严格执行办党组制定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办法》，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4、认真开展党务、政务公开工作。结合机关党建工作实际，制定完善党务公开实施办法，明确党务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序等，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有效加强党内监督。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认真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扩大行政决策和管理事务公开的领域和范围，完善机关事务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凡不涉密的特别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信息必须网上公开。

5、规范开展组织人事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对拟提拔干部的廉政考察，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和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

6、深入推进公务用车专项治理。进一步细化各单位的车辆编制数，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预算规模，严格按照规定按时完成违规公务用车处置工作。完善和落实公务用车编制管理、购置审批、经费预算管理等制度。进一步规范执法执勤用车的配备使用，加强对越野车的配备使用管理，积极探索我市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式。

（四）、抓好各项专项检查治理，切实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突出问题

1、加强维修维保领域的监督检查。继续对工程建设的项目决策、招投标、行政审批、部门采购、资金管理等环节进行治理，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规范行政行为，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

道德治理范文篇2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纠风工作开展，推动政风行风建设。结合《2012年全市纠正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解决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等问题，引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纠正不正之风，为促进转型发展，建设“皖北江南、文明”提供有力保证。

二、目标任务

通过大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强化政风行风监管，健全职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将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深化民主考评活动，包括职业道德考评工作；深入开展创建人民满意的部门和行业活动，注重树立职业道德建设正面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采取多种形式，拓展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民主监督的渠道，扩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促进统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工作举措

1.开展宣传教育。利用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开展诚信教育和公德教育，使广大统计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治理活动的重要意义，使各级统计部门的领导和干部群众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维护者、践行者。结合“保持党的纯洁性、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教育活动和“转作风、提效能、促转型”主题活动，深入开展民主考评政风行风等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反躬自省、修身律己，践行道德规范。

2.组织自查巡查。围绕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两方面的问题，在本单位本部门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措施，明确工作目标。同时，组织开展定期巡查，帮助查找问题和不足，督促整改。

3.整治突出问题。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严管重罚，大力整治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并将整治结果公之于众，接受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评议监督，确保问题整治到位，让人民群众看到明显进展，推动行风、政风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局民主考评办公室将深入基层开展检查、监督、指导，确保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4.开展道德评议。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公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按照市民主考评办公室制定的道德评议的具体标准和考核办法进行考评。

四、活动步骤

专项治理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宣传发动阶段（7月31日前）。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部署专项治理工作。并结合实际，制定专项治理活动实施方案，进一步促进我局政风行风建设。

道德治理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纠风工作开展，推动政风行风建设，按照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的《关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方案》部署要求，结合《2012年全市纠正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窗口行业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等问题，引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纠正不正之风，为促进转型发展，建设“皖北江南、文明”提供有力保证。

二、目标任务

专项教育治理活动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通过大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强化政风行风监管，健全职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将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深化民主考评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活动，促进纠风重点部门和行业带头做好民主考评，包括职业道德考评工作；深入开展创建人民满意的部门和行业活动，注重树立职业道德建设正面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全面推广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的政风行风热线模式，拓展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民主监督的渠道，扩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促进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工作举措

1.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多渠道多层次多手段向各部门和行业开展诚信教育和公德教育，使各部门和行业充分认识到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治理活动的重要意义，使各部门的领导和干部群众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维护者、践行者。结合全市“保持党的纯洁性、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教育活动，和“转作风、提效能、促转型”主题活动，通过组织各部门积极参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开展民主考评政风行风等活动，使各单位和部门干部群众反躬自省、修身律己，践行道德规范。

2.组织自查巡查。各部门和行业，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窗口行业，要围绕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两方面的问题，在本单位本部门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梳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治理措施，明确工作目标。同时，组织道德模范、劳动模范、职工代表等开展定期巡查，帮助查找问题和不足，督促整改。

3.整治突出问题。各部门和行业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严管重罚，大力整治诚信缺失和公德失范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并将整治结果公之于众，接受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评议监督，确保问题整治到位，让人民群众看到明显进展，推动行风、政风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市民主考评办公室要深入开展检查、监督、指导，确保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4.开展道德评议。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公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市民主考评办公室制定道德评议的具体标准和考核办法，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单位和接受考评的百名科（处）长的进行考评。

四、活动步骤

专项治理活动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展开。

1．宣传发动阶段（7月1日——7月31日）。制定并下发此方案，对开展活动提出明确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制定具体活动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道德治理范文篇4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

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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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治理范文篇5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ofmoral)是与法制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在这种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导向。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不同于法制的法治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法治(ruleof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by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法治既以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这是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李军鹏：“自治、法治与善治：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去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1)它将法治理解为对国家政府的公权力的限制，这确实突破了中国传统法治理念，这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然而它难以也不能全面反映法治的真正内涵，因为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决不仅仅意味着对权力进行限制，体现社会“正义”或正义观念的公法并不能替代体现私人行为的规范的私法。治理国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种法治是对公法领域的公共行为——政府权力的规范，在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的同时，公民的私人行为亦需要受到保障与规范，尽管这样并非其本质。

第四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个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治国思想。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法具有普适性和正义性；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个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刘作翔：“思想的价值与法治的理念”，《法制日报》，1999年7月22日)认为，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对权力的制约；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就是法律的普适性；第三，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李波：“法治的意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2000，81页)强调法律的形式正义，它近似于哈耶克、韦伯等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我们可以称之为程序性法治观。强调这一点在原本缺乏程序化法治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以之否定或忽视了法治的实体性价值。

通过以上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法治的理解也存有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一是工具主义倾向，即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维护社会治安的手段。这种已为多数人认可的法治观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地方。一方面法治确实具有工具品质，它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然而这种工具品质不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法治精神工具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使法律沦为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非保障人的神圣尊严的价值指归，这不谛于对传统法家法治的回归。

二是自由主义倾向，即把法治仅仅理解为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公权力施加限制。当然，“法律是解放人类、增进人类自由、福祉的天使。因此，法不应异化成为‘治民’的法。法的首要任务是‘治吏’。”(倪正茂、杨海坤等《中日法学家对话：法治勿入工具主义误区》，《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日)法治对权力的限制，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其精神实质，这是法治的深层次价值意韵，没有了法治的精神，法治是不存在的。

三是程序主义(或形式主义)倾向，即法治程序(形式)优于法治实体(内容)。例如，哈耶克就认为：“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只要同样的规则能够普遍实施，至于这个规则的内容如何倒还是次要的。”哈耶克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下，反对任何政府的意识形态灌输。(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7页)法律的制定不能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政府不应以帮助人民发展起个性为名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政府认为的道德而强加给其社会成员的——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只要政府采取了这种措施，那政府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权力如果成为直接参与价值分配的现实资源，则表明权力无法受到基础价值资源的有力制约，进而会产生权力寻租现象，这实质上是法治的空乏化与德治的虚泛化。马克斯·韦伯亦认为法治追求的是“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明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139页)这是“因为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同上书，140页)形式主义法治观就其坚持程序民主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有其合理性，但它把法治程序强调到高于法治实质并隔裂两者关系就失之偏颇。

二、德治、法治思想的科学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336页)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同上书，384页)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作为一种人的生活意义(meanings)，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从道德的状态进入德治状态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其中道德的正义性与正当性是核心因素。在人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德治，即道德统治并不一定带来德治的良好状态，“德”存在于多元领域，不同的领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道德由私人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信仰等部分组成。私德仅仅发生道德的一部分，两者是不同的，“要具有一种美德，就应该能够和愿意按照原则行事，并遵守与某方面的道德相关的各种规则而不管相反的诱惑是什么。”(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32页，33页)波斯纳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作为生物的人对于生存问题的反应。(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页及译序Ⅵ，这要说明的是道德本身是需要道德来评价其合理性的)在这层意义上，道德是需要在德治中被规范和指导，一个社会共同体没有共同的道德规范，没有共同的道德精神，也就没有了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即不能称之为共同体。除了作为私人道德的个体美德，还有公共道德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正义，形成社会秩序。尽管以公正作为最高价值的公共道德在尼布尔看来是低于作为以无私为价值追求的私人美德的——“最道德的行为是受公正无私的动机所驱使的。”——但他也认识到“道德因素可能限制但不会消除不断产生的社会竞争和冲突。”必须“将强制的手段和理性的道德说教结合起来才有成效。”(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202，213页)德治是通过良好道德而实施合理管理的一种治理国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过道德的合理运作实施社会控制的原理与制度。

与德治相结合的法治具有一种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法治是为自由、平等、民主而存在。“法治是一项历史成就、一种法制品质、一种道德价值和一种社会实践。”(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4)法治具有历史承继性，不能断裂历史而看待法治，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看待法治以及法自身及其实施的价值和道德性，在中国社会历史境况下，任何忽视德治观念、尤其是传统德治影响的法治都将难以实现，道德的养成是一共同体习尚的历史积淀，“恒久的习惯被人们确定地遵守，它的地位宛若制定法”(《学说汇纂》，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65页)。法治自身合法性、合理性的证明需要道德评价标准体系，而后者也须以“增加还是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是品德完善程度)”(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154页)为评价标准。民主社会法治的实现须存在一个前提，即“民主基础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张千帆：“法治、德治与宪政”)，《法商研究》，2002，2)，民主既是法治存在的前提也是法治的精神品质。法治作为对权力的限制以图保障国家政治伦理品质的根本措施，“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790页)法治是一种新型的规范秩序，它的新颖性在于其规范的普适性，即法治所要规范的不仅仅是被治理者，用样也是对治理者的要求，严格限制其权力的边际。由于当今时代价值多元化，情感主义盛行，作为以往权力权威皈依的道德权威出现危机，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法治成为规范权力的现实最有效力量，这也意味着是对权力的权威寻注。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排除人在法治中的积极作用。西方法治思想特别是近现代法治思想表明，职业化法律家与法律程序一样决定着近现代西方法治化进程。当然，西方强调的职业化法律家主要是指具有一定法律技术素养的人。法律家及其技术素养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的因素，后者泛指一切统治者及其官吏，强调他们的道德训练和修养。以治理者的道德素养保障治理的正义性与以法律程序和法律家的职业素养保障法治的正义性是中西方法治实践对人的因素之于法治作用的认知区别。

三、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内涵及其创新

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337页)法治、德治是中外历史上古已有之的治国理念，总书记的创新之处在于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能否结合，即两者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二是如何结合，即结合的路径和方式问题。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何以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肯定性分析：

首先，德治与法治的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逻辑前提。在逻辑上蕴涵着一个前提，即德治与法治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因有差异而能互补，因能互补而需要结合。正是这种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已经在上面探讨过了，这里就不多提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法治与德治的差异性不仅仅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更始观念、规范或制度以及秩序的不同。

其次，德治与法治的价值互补或重叠使两者的结合具有了实践的合理性。基于对法治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它更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同时要求法律必须遵循一定原则、规范或理想，也就是说法治既要求法律的实施过程，更要求法律本身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等必须体现在法律当中。法律的运作不可能避免或拒绝应当的指引，法律的构成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因素，其中“不得不公正地损人利己”“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利”等法律原则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两者的价值旨归是一致和重叠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域，人们给予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关于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路径和方式，理论界存在着两种观点。有学者主张“渗透式”结合，即法治与德治相互渗透，互为前提。通过设定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法律体现道德性来论证推演法治离不开德治，德治也离不开法治，这里可能暗存着一个逻辑错误，即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等同于道德与法的关系。德治与法治和道德与法是两对领域相对独立、任务目标各具边界的不同范畴，混淆其内容，模糊其边界，容易在实践中造成“自发论”(法治搞好了德治自然而然地上去，反之亦然)或“替代论”(一方面建设搞好了，也内在包含了另一方面建设的内容，可以相互替代、推诿)问题倾向。有人主张“板块式”结合，认为，德治与法治的治理领域不同，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精神文明，前者属于公共领域，后者属于私人领域；德治与法治在形成基础、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结构和内容等诸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很难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结合起来，而只能是一种“板块式”的结合。这种观点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立开来，认为国家公共行为不能干预私人行为。这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伦理普遍性的寻注与人们道德生活的特殊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59-261页)。的解决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面对价值多元化倾向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困惑与空虚，排斥社会主流价值的弘扬，无形中会削弱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精神空间，导致社会交流的异质化，即货币化和契约化。

法治并不必然内在地排斥德治，“现代法治构思本来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战略与管理》2001，5)法治首先是一种制度设计，是对权力的限制，然法治的本质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生活形式，这就内在地包含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德治思想。因此，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路径和方式，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渗透式的板块型结构模式。法治侧重于行为规范层面，德治关注于精神价值层面。德治与法治的这一结合路径与方式为两者的异质性预设了板块式的关系图式，使德治与法治各自价值的发挥创造了条件。法治讲求合理性、合法性、正义性，以规范政府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为宗旨，德治可以为人的精神提供情感皈依以及为法治提供文化环境。两者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德治与法治的价值互补或重叠在价值指向和根本目标上的趋同，为两者结合渗透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

德治与法治结合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同时亦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德治与法治的共同基础和根本动力缘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作为一项治国方略，它为现存中国社会治理所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中逐步退出已经成为历史必然趋势。德治与法治的最佳结合点是善治，也就是社会管理权的渊源不仅仅是来自于政府国家，诸如行业协会、民间自治团体等第三部门皆可以成为社会管理的现实实施者。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是实现社会控制，提升国家、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途径。

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源于现实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关系的密度和样式影响着道德约束的效用，熟人社会的存在是中国传统德治得以存在的根本社会原因，这是因为资源移转和情感寄托是以亲情和家庭赡养为根本指归，在行为交往层面上也就要求以人伦纲常为规则来规约维系家庭秩序。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维系是基于血亲关系的存有，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承担着各种社会功能，存在着“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结构性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社会走上了法治化道路。面对市场经济非熟人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美德修养的独特价值已满足不了具有不确定性的人际交往生活。“所有超过最亲密的社会群体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合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3页)然而法治化在带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消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任何企图仅仅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精神境界的净化必须合乎精神领域规律的方式进行。要使价值观念的接受、文化意识的培养获得有效性期望值，则必须使价值承载者获得利益感受性。而这种感受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更包含精神的可欲性感受，即它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

现代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同于以往的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种种历史形态，一方面，两者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诠释，另一方面，两者结合的内涵富有时代精神。中国传统的德治与法治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结构是传统德治存在的坚实社会基础。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提到，“清代的法律制度把地域化的宗族视为宗族成员间社会冲突解决的最大单位，并且不鼓励地方官卷入宗族事物的处理。”(转引自王铭铭：“宗族、社会与国家——弗里德曼理论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宗族内部成员关系的维系是基于人伦道德而非国家法律，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冲突的社会结构原因。而当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期的计划经济，使得社会的基本功能化“单位”代替了原来的宗族而成为新的承担社会管理、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等职能的基本社会细胞，道德维系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前提，由于单位“承担法律、伦理、道德的全部职能”但又缺乏公平，使得单位成为其基于非自愿结合而组合一起的成员憎恨的一个重要根源。(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30-231)作为“不信任的温床”的单位依靠“德治性再分配体制”(李猛、周飞丹、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分配资源以品德和政治觉悟为标准，这既继承了传统的德治体制，又使得政治权利侵入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美德，这种本以培养人的道德为目的的德治机制反而封杀了道德价值的发挥。“自我的修炼本应构成新德治的核心，但在内心世界成为国家治理对象时情况下，自我已经丧失了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性。”(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战略与管理》，2001，1)

现代德治与法治的结合突破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创新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治理范文篇6

论文摘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是由法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决定的，德法同构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就法治与人治问题开展讨论，曾出现过三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要法治，不要人治；二是法治与人治应当结合；三是法治概念不科学，同“法制”概念没有什么区别，应当抛弃。虽然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争鸣，“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法治概念和依法治国的口号、方针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看法和疑虑。

我们今天讨论的德治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古代传统德治，即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这是儒家的一种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德治”不仅仅是社会治理方法的概念，也是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概念。我们今天讨论的德治主要是从治理方法上而言的，同时德治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呢？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是由法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第一，作为“法”这个有机整体“细胞”的法律规范，它既规定主体的权利，也规定主体的义务，同一主体既是权利的享有者又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作为道德这个有机整体“细胞”的道德规范，它侧重于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第二，法律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有赖于国家的强制力，以遵守为前提，以强制作后盾；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则主要通过人们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第三，道德评价的对象不仅是人的行为，而且包括人的行为动机和思想品德，因此，道德不仅要求人的行为本身，而且要求行为者的动机也应该是善良的；法在惩罚违法犯罪行为人时，虽然也考虑他的主观过错，但并不惩罚思想。第四，社会主义法律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法律反映所有的道德要求。例如，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行为；而法律未禁止的行为，有时很可能是道德所不允许的行为。法和道德的这些不同特点，要求我们在确立国家的治理方略时，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这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决定的。

“法治”，以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德治”，以说服力和劝导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彼此促进，相辅相成。就社会主义法治来说，它既是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力工具，又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治通过法的制定，把一些社会主义道德义务变成法律义务，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在整个社会得到弘扬。由于社会主义法律贯彻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所以国家执法机关的正确执法必然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特别是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的活动，同时也是惩恶扬善、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过程，因而涉及的不只是当事人自身，整个社会都会因此而受到道德教育。就社会主义德治来说，它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意识形态，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致力于建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而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在我国宪法、行政法、民法、婚姻法等一系列法律之中。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人们严格地、自觉地遵守法律，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决定了高度的道德觉悟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必然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构成保证法律实施的重要力量。此外，由于社会主义法律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因而当法律因其不够完备而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时，社会主义道德就可以以自己的独特功能，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有不少人认为，法治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治理国家只要依靠法治就行了，这种看法显然有失偏颇。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调整这些关系和行为的规范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法治与德治，从本质上讲，都是治国的基本方略和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的、基本的规范。法治，是以权威性和强制力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则是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不错，法律更具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它只能对那些触犯了刑律的人和事发挥作用。道德虽然属于“软约束”，但它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范围却比法律要广泛得多。现实生活中有些问题，诸如一些人理想淡漠，信念动摇，肆意追求物欲享受和私欲的满足；有些人不顾社会公德，不讲职业道德，危害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等等，这些只要不触犯刑律，法律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依靠德治，即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社会舆论等，来约束、规范这类不良思想与行为。当然，仅凭德治，也解决不了违法犯罪等问题，这就要求把法治与德治辩证统一、紧密地结合起来唯此，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3.德法同构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必然取决于其历史背景和国情。在中国，由于传统伦理法文化的特殊性，由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纯粹的法治并不完全适用，而只能走一条德法同构的综合治理路线：以法扫清社会发展的障碍，以德正本清源。同志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3.1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德法并重，珠联璧合

总结中西历史，不难发现，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二者在调整方向上有很多重叠之处。只有双管齐下，法律与道德才能既保持外在张力，又相互契合；既保持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一方面，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正义和善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施行。有学者认为：“法治主义是丝绒手套中包着的铁拳头。”它可能成为秩序的保障，也可能为无法无天开路；它可能带来自由，也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没有道德的引导，法治岌岌可危；没有对某种道德理念的诉求，法律只会沦为专制的奴仆。

道德不但是立法的基础，同样也是司法的思想保障。良法推行于世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一味的严刑峻法只会导致压迫和法治成本的增加。其次，执法者的良好素质也会使法律的施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法律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法律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自身的综合素质。很难想象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会成为一个刚正不阿的执法者。

社会行为是变化多样的，再完备的法律条文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事实上，由于法律的严苛性，它很少会介入生活，反而是道德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道德具有法律所没有的灵活性，其影响也更为普遍和深远。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

另一方面，德治同样需要法律的支持。道德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凝聚而成，往往没有明确和系统的表达方式。而且，道德调整的多为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信念，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法治则以其明确性、制度性和威严性弥补了道德手段的不足：通过立法活动使一部分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制度化、明确化，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化了的道德规范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法来推进道德建设。

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才能扎根于现实生活。否则，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与奖惩机制，公共服务意识无以确立，道德高尚者最终只能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或被同化，或归于消亡。可见，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德法并重，珠联璧合。依法治国需要同时进行道德建设，而厉行法治又是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3.2德法同构，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而来的不仅有文明与进步，也有退化与落后。有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走私、寻租、贪污、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纷至沓来，封建遗毒沉渣泛起。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愈来愈感受到精神之空虚、情感之冷漠、心灵之漂泊。因道德失范和法律观念淡薄所造成的违法犯罪率上升、社会责任感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等现象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工业文明是对法制和道德冲击最为强烈的时代，也是需求最为强烈的时代。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更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共同调节与规范，以德法同构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率。

3.2.1加强法制建设，通过法治促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具体应表现为：以民商法来确保市场的有序运转，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地位，以及各项权利、义务的实现；以行政法来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刑法来为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驾护航。通过法律条文的修订与完善，确立更加公平、更易操作的市场规则；通过法律精神的宣扬，体现诚信、正义，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

3.2.2注重道德建设，以德治来降低法治的成本。目前在中国，每年诉讼案件的数量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原因大致为：一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二是法治成本太高，高额的诉讼费、人情费、关系费常常使普通百姓望而却步。为了使法律更贴近人心，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除了要进行司法机构改革，简化诉讼环节，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和资金损耗外，更要注重人的建设。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国民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更加突出。有鉴于此，当前必须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执法者的专业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平。实践表明，没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法治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要注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倡导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领导干部，提高其拒腐防变能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3.2.3倡导时代精神，营造精神家园。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利益竞争的强力推动下，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难免陷入极度的精神困惑之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当前应当更加高举道德旗帜，着手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倡导时代精神。要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注入时代精神，倡导“开拓进取、团结奉献”，从而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支持。

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实践中创造的法治和德治的鲜活经验，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道德治理范文篇7

一、以德治理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近年来我国继续进行全民“四五”普法教育，各行各业全面推行依法治理，推进了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央领导以战略家的眼光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动员全体人民在学习法律的同时，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用传统的文化影响人，形成新的道德风尚。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紧密相连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律和道德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手段，法律属于外在的“他律”，道德体现内在的“自律”，道德治“本”，法律治“标”，依法治国是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采保证国家社会生产有秩序地进行，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的是社会舆论、人生价值和人的良知以及人们的传统习惯来维系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并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无论在民主法制建设，还是在思想道德领域，都面I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尤其表现在理想信念方面，假冒伪劣、弄虚作假在一些地方盛行，封建迷信、邪教抬头，黄、赌、毒、娼和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渗入，一些行业的不正之风等等，种种表现不得不令人深思，德治不能忽视。

思想道德领域历来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无产阶级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又有着时代特征，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的结合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继承性相统一的新道德。我们要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深入思考，深入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的结合，自觉投入德治实践。

二、以德治理需要自我教育和养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传统的义利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的内容受到挑战，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平等竞争、讲求效率深入人心，同时见利忘义、权钱交易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滋生和膨胀，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污染了社会风气，必然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对人们道德积极的、负面的影响集中反映在人们对利益关系的看法上。究其原因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内在改革开放中一些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减弱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奉献精神。所以在全面推进法制的同时，必须重视德治，消除思想上的误区。

法律和道德既不能混淆和相互取代，也不能割裂和相互对立。在我国凡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应当谴责的不道德行为。当对有些行为不能够或者不方便实施法律制裁时，就可以用道德手段进行调解，靠道德手段解决不了的，就需要采用法律措施了。随着法制的健全，人们也逐渐习惯用调解、仲裁、和法律诉讼来解决实际问题了。

当今社会，人们不仅要学法、懂法，更要守法。还需要遵守社会公德。道德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良知，需要人的价值，需要社会舆论，需要传统的习惯势力来维护。有些东西是属于社会提倡的，不可能用法律规定，属于道德的范围，它不能强迫人做什幺事情，也不能光靠处罚来解决问题。同样是服务，就有着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技能、服务效果的问题。人的思想具有多元性，行为有不确定性，不是什幺问题都可以用法律解决的，只有道德才能启发人的思想，调动人的潜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不能靠天平衡量，只能靠大家自觉的维护。

社会稳定发展既需要法律的规范，也需要道德的维系，需要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所以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抓打击犯罪，另一方面要抓道德的培育，扶正祛邪，这样道德建设才能落在实处。

要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结合群众实际，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宣传教育群众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加强教育和强化管理结合起来。在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中，要强化道德说服力和道德劝导力的作用，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操，强化人的道德意志和荣辱观念，从而使人们形成道德的内在动因，通过建立道德规范，建立规章制度、建立社会公约，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素质，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手段，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净化社会风气。

三、积极探索以德治理和依法治理结合的实践

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在供电企业有在长期的实践，我们在创建一流供电企业和文明行业活动中突出抓好职工职业道德教育，把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结合起来，使供电职工具有时代精神，使供电行业成为成为精神文明的使者。但是思想道德建设是个艰巨的工程，是全员的活动，是长期的任务，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供电企业的工作涉及干家万户，我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体现了人民的愿望，所以供电职工要从大局出发，立足本职，干好工作。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经济，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伴随着中国入世，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有待提高，在高科技面前，我们已经看到职工文化技术有了阻滞现象，一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反映出某种不适应。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加强职工队伍的管理，加强职工文化、技术培训，就要关心人、尊重人，给每个人以实现自身价值和展示才能的舞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推广应用新技术，调动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是要发挥领导的表率作用。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群众中树立什幺形象，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要抓好职工的道德教育，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领导干部要通过“三讲”、“三个代表”的学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坚持从严治党，解决党内出现的一些严重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和行政伦理的问题，从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道德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明确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领导干部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推进全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是要发挥企业文化的效能。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物质产品为载体的服务于企业的精神产品，企业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人的文化，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就是人的思想观念更新的过程。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多方渗透、侵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多样化，使宣传、思想和文化面临着挑战。只有坚持鼓励、提倡、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要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供电企业要坚持“竞争求发展，创新当先行”的企业精神，用“安全第一、服务至上、效益领先、工作一流”的企业格言激励自己，培养新的企业经营理念，制定企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重视人在现代企业中的作用，加强企业民主建设，注重企业文化载体，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开展多种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引导职工奋发向上。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感染、激励和约束作用，形成良好的企业人文环境，促进职工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发展和升华。

道德治理范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111

道德治理范文篇9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111

道德治理范文篇10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