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论文十篇

生态系统论文篇1

关键词：《诗经》；《诗经》学；文化生态系统；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10-06

收稿日期：2013-04-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研究”（12YJAZH046）阶段性成果；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考”（2011BYY00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软件科学项目“《诗经》文化旅游开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协调发展研究”（1224004503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1―），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创立的，它主要用来研究某种文化与其生存环境及特定人群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的出现对于文化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意义非凡，有学者评论说：“它弥补了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在进化论框架之下的许多不足，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了生物性基础、文化形貌与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传人中国，给国内社科研究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20世纪末，中国学者把系统论方法引入文化生态学，形成了文化生态系统理论。1999年高建明、黎德扬最早界定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文化生态结构既是一个动态结构，也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要素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文化生态结构不断演化，在演化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2003年，黎德扬、孙兆刚则进一步深化其理论体系，指出：“具有自身价值的每一文化群落，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整个人类文化的流动和演化，显现其独特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动态的文化有机整体，称之为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主要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宝艳园博士的《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和赵艳喜博士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等。前者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中华文化体系的结构、特点及维护条件，后者则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保护。但由于该理论是新兴理论，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尤其是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观照《诗经》学体系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至今还没有相关成果出现。笔者愿从《诗经》人手做一次尝试，把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分析研究某一具体的华夏精神文化遗产，力图为《诗经》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是指构成文化体系的诸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方式，它既包括不同等级的层次结构，也包括以立体组合关系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文化生态系统有多种组合要素，它们处在不同的结构模型和范围内，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总体上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诗经》学体系下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体系，形成《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众多子系统，其中最具有鲜明特征和功能价值的，可以区分为山川地理文化子系统、民俗文化子系统、饮食文化子系统、名人文化子系统、乐舞文化子系统等。

《诗经》学体系的人群要素，以与《诗经》学关系的亲疏来说，首先是《诗经》篇章的作者和《诗经》中的人物形象，居于这一文化要素的中心轴。其次是为《诗经》学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诗经》学体系中的自然环境要素，最主要的是孕育《诗经》文化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延伸到江汉一带）的原野、山脉、河流等，它们伴随着《诗经》学的传承而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成为《诗经》文化生态系统中最为稳定的组成要素。历史环境要素方面，《诗经・商颂・玄鸟》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那时人类还处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诗经》从西周结集到孔子编订成型再到西汉的经典化过程，见证了我们国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和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的进程；《诗经》在以后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既目睹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痛苦转型；如今，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为《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文化环境要素方面，《诗经》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和中国文学、民俗、宗教、音乐等方面也有着一定关联；《诗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司马迁著《史记》时在探讨殷、周起源问题上广泛采用了《诗经》的说法，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念。

（二）《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生态系统论文篇2

在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与课堂教学实践存在相互关系的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的互相影响的复杂系统称为课堂生态系统。其中，要素间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链状结构，这就是课堂生态链；要素与外部环境间因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关系网络，这就是课堂生态网。课堂生态网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课堂生态链的完美运作。不同类型的课堂生态系统，拥有不一样的课堂生态链。由于其教学目的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课堂生态系统，其课堂生态链也会发生变化。

二、课堂生态系统的特征

（一）整体性

组成课堂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学生和老师，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生活背景、知识水平以及认知能力，是相互联系的独立个体。组成课堂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具有不一样的时空位置、结构功能、属性，是相互影响的独立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课堂生态系统。

（二）动态开放性

学生和老师是有生命活力的动态个体，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而不断向前发展。因而由他们构成的课堂生态系统，与自然界的其他生态系统一样，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具有动态开放性。

（三）平稳性

通常来讲，某一教室内的学生、任课老师、班主任以及外部环境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样的状态有助于班主任管理学生，有利于老师进行课堂授课，有利于学生提高接受知识的能力。若一个班的老师经常变动或学生经常更换，那么就很难形成这个班级的自身班级文化、课堂氛围以及管理规范。所以，通常意义上的课堂生态系统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

三、课堂生态系统的功能

（一）促进课堂内的“物质”流动

课堂教学过程中所使用的教学用具、媒体、语言以及文字，包含丰富的知识量。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怎样可以让学生学得更多、更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老师会准备许多教学用具，让学生通过使用教学仪器、借阅资料、观察模型等方式学习。在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学习的时候，会与信息载体之间发生物质流动。与自然界其他生态系统一样，课堂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是循环进行的。在循环过程中，教学资源得到最大利用，提高教学效率。

（二）促进课堂内的“信息”交流

物质和信息是相互依存的，物质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而信息来源于物质。课堂生态系统中存在物质的流动，也必然存在信息的交流。学校密集着大量的知识信息，而课堂是这些信息交流的主要场所。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以及他们和环境之间，不断发生着信息交流。老师在授课时，通过借助教学仪器、资料、模型等物质载体，不断向学生传播知识；学生之间通过相互交流、探讨、研究等方式，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量；老师之间通过交流经验，不断完善自己的授课方式。学生接受知识不是机械地接受，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探索，主动去获取知识。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和课堂生态环境发生信息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老师可以更加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三）利于课堂内情感交流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存在相互的情感交流。学生、老师以及课堂环境是情感交流的来源点。老师在课堂上的语气、动作、表情，甚至是一个细微的眼神变化，都会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如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情绪高昂、热情洋溢，通过如此积极情绪的感染，能够促使学生更好地参与教学实践。反之，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若学生上课时兴趣盎然，积极与老师互动，也会对老师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学生之间通过相互讨论、研究，时刻发生着情感交流。他们之间发生的情感交流，伴随着知识信息的传递，在课堂生态系统内部不断流动，形成一个动态情感网络。

四、课堂生态系统管理与优化措施

（一）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注重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情感因素作为学生和老师之间信息交流的剂和催化剂，对课堂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有效的情感交流可以使学生和老师得到心理满足。交流是以情感为基础，没有交流的课堂教学是毫无意义的，生态化课堂教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充分的交流。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老师是主导者，学生是接受者。老师的授课方式、情感状态是影响课堂气氛的重要因素，影响着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从而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教师必须通过营造愉悦欢快的课堂气氛，加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情感交流。

（二）构建以学生为本的课堂

1．充分展现学生的主体性，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课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完全没有展现学生的主体性特征。应充分借助现代教学技术，与时俱进的改进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课堂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老师和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提高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

2．加强学习理论指导，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习策略、学习态度以及学习能力是自主学习的三个要点。学生是否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主要表现在是否了解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是否能选择合适的学习方法、学习材料。老师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策划者、促进者，应考虑学生接受知识程度的不同，合理有效对学生进行理论指导。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充分发挥自主学习能力，自主调整学习方法，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以达到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的目的。

（三）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1．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构建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

在生态化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学生学习的策划者、督促者。教师应站在学生的立场，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实现由注重“传播知识”向“引导学习”的观念转变；由注重“教学结果”向注重“教学过程”的思想转变；由注重“模式化”向注重“个性化”的授课方式转变。

2．教师应充分认识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教师有着怎样的学生观，就会有与之对应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学生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独立个体，他们有不一样的生活背景、知识储量以及情感体验。老师应充分尊重、理解他们的差异性，在教学过程中因材施教，促进每一个学生的进步。老师应以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发展为指导思想，树立正确的学生观，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课堂环境

1．运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促进教学模式变革。

课堂教学手段作为教学模式的技术支撑，是为教学模式服务的。实际课堂教学应以实效性为原则，结合现代教学技术，合理选择、及时优化教学手段，促进课程的不断完善。现代教学技术的运用，可以讲教学内容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促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

2．借助现代科技教学技术，为学生提供更加好的教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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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2003年度5月(春季)、8月(夏季)和10月(秋季)渔业资源大面调查，其中游泳生物调查使用有翼单囊拖网，底栖生物调查使用阿氏拖网，浮游生物调查使用浅海Ⅰ、Ⅱ和Ⅲ浮游生物网。样品鉴定和分析按照《海洋调查规范》(GB/T12763．6-2007)执行。调查区域34°52．00'～34°58．00'N、119°21．150'～119°34．800'E。

1．2Ecopath模型建立

1．2．1功能组划分

构建模型所需功能组通常既可以选择生态学或分类学地位相似物种的集合，也可选择单个物种或单个物种某个生长阶段(幼体或成体)的集合，而且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生态功能的物种，也可单独列为一个功能组。例如，林群等在研究渤海生态系统时将鳀鱼(Engraulisjaponi-cus)、小黄鱼(Larimichthyspolyactis)口虾蛄(Ora-tosquillaoratoria)等单独列为功能组。段丽杰等在研究珠江口近海生态系统时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竹筴鱼(Trachurusjapenicus)、蓝圆鰺(Decapterusmaruadsi)、刺鲳(Psenopsisanomala)列为独立功能组;吴忠鑫等在研究荣成俚岛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时将生物量较多且生态功能重要的许氏平鮋(SebastesschlegeliHigendorf)、大泷六线鱼(Hexagrammosotakii)，刺参(OplopanaxelatusNa-kai)等单独列为功能组;李云凯等在研究太湖生态系统时将青鱼(piceus)、鲢鱼(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鲫鱼(Carassiusauratus)、鳙鱼(Hypophthalmichthysnobilis)、鲤鱼(Cyprinuscarpio)等在太湖中具有代表性的鱼种单独研究。根据对象生物的生态位，习性及食性特点，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模型共划分成14个功能组。分别为:碎屑、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头足类、虾类、蟹类、软体类、棘皮类、杂食性鱼类、口虾蛄、小黄鱼、鯷、肉食性鱼类(黄鮟鱇)，草食性鱼类等。

1．2．2参数确定

功能组的生物量通过现场调查计算得出，单位与能流单位相同(湿重，t/km2/a)。由于部分功能组是由多个物种组成，P/B(生产量/生物量)与Q/B(消费量/生物量)难以得到，因而参考纬度和生态系统特征与海州湾大体相同的渤海中的功能组，并参考Fishbase数据库中的数据来确定P/B与Q/B的值。功能组的食物组成主要来自于采样鱼类的胃含物分析和相关文献数据。

1．2．3模型调试

为了使模型保持平衡，需要对模型进行多次调试，最终使得各功能组的EE(生态营养效率，EcotrophicEfficiency)≤1。当初次输入数据，运行模型后，总会有一些功能组的EE＞1(不平衡功能组)，通过反复调整不平衡功能组各项参数，直至所有功能组的EE≤1，模型保持平衡。

2结果与讨论

2．1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

Ecopath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不断调试，得出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Ecopath模型。

2．2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营养级结构

低营养级能流在系统中占较大比例，营养级I流向碎屑的能流为10144．00t/km2/a，占总流入碎屑量的53．40%。位于营养级I的功能组为碎屑和浮游植物，碎屑不是有机体，没有呼吸作用，浮游植物的呼吸量没有进入系统内部循环利用，因此，营养级I的呼吸量为0。对于营养级Ⅱ，其输出量为0，说明处于营养级Ⅱ的功能组(浮游动物)的能量没有流到系统外，全部在系统内循环利用。对于营养级Ⅴ和VI，其各项能量均占总能量的极小部分，如生产量仅占总量的0．03%，说明营养级Ⅴ和VI的功能组能量被系统利用极少。因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流主要在I～IV营养级之间流动。

2．3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

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分析，图中白点为正效应，表明对应功能组的生物量会随该功能组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黑点为负效应，表现为抑制作用。从图中可以看出，碎屑、浮游植物作为被捕食者(饵料生物)，对大多数功能组有积极效应。草食性鱼类和杂食性鱼类之间的负效应较为明显，原因可能是二者存在食物间的竞争。此外，生态系统受捕捞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显著，渔业对营养级较高的肉食性鱼类、杂食性鱼类以及受底拖网作业方式影响较大的虾类、蟹类功能组的负效应显著。

2．4营养级间的能量转换效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量主要在6个营养级间流动。初级生产者到营养级II的转化效率为9．50%，略高于来自碎屑的转化效率，为6．90%。初级生产者转化效率为14．20%，碎屑转化效率为13．60%，总的能量转化效率为13.80%，高于林德曼10．00%转换效率。在能量流动比例中，来源于碎屑的占46．00%，来源于初级生产者的占54．00%。因此，该水域生态系统能量通道以牧食食物链为主，总的能量转化效率高于林德曼所估计的水体平均能量转化效率，表明该系统比较有活力。

2．5生态特征参数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参数。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系统总流量为21946．70t/km2/a，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为9500．00t/km2/a。连接指数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值越大表明连接越紧密。系统杂食指数是消费者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值越小表明消费者捕食的物种越少。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连接指数和系统杂食指数分别为0．27和0．21。表明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中各物种连接不够紧密，捕食关系不够复杂，系统还不够成熟。

2．6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通道

可以看出，该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途径有两条:①牧食食物链:浮游植物—＞浮游动物—＞软体类—＞鯷—＞小黄鱼—＞肉食性鱼类。②碎屑食物链:再循环有机物—＞碎屑—＞浮游动物—＞软体类—＞鯷—＞小黄鱼—＞肉食性鱼类。可以看出，浮游动物在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类主要有桡足类、介形类、多毛类和毛颚类，这些种类不仅是浮游植物的摄食者，还是软体类，鯷及多种鱼类幼体的主要饵料。

2．7能量流动效率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效率为13．80%，来自初级生产者的为14.20%，来自碎屑的为13．60%，高于林德曼估算的转化率(即水生生态系统转化效率平均为10．00%)，但低于中国近海水域生态效率，如闽南－台湾浅滩和厦门海域16．10%，渤海16．20%等。能量转化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其一可能是该水域浮游动植物较多，生产力较高;其二是可能由于调查数据尚不够充分，部分数据参考同纬度其他海域生态系统模型。与其它同纬度或特征相似的生态系统相比，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态统能量流处于上游水平，低于发育程度较高的加拉帕格斯群岛。TPP/TR(总初级生产力/总呼吸量)是反映系统成熟度状况的重要参数，一个成熟生态系统没有多余的生产量再利用，TPP/TR值应接近于1。但在生态系统发育的早期，总初级生产力超过系统总呼吸量，其值大于1。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的2003年TPP/TR值为4．51，表明该水域生态系统很不成熟。成熟系统的另一特征是物质再循环的比例较高，能流的循环路径较长。荣成俚岛人工鱼礁区的FCI(循环指数)为0．05，FML(平均能流路径)为2．62;枸杞岛海藻场的FML为2.95。本模型中FCI为0．03、FML为2．22，表明系统生产力中贡献给物质和能量再循环的比例较低，系统能量在系统中流动的路径较短。连接指数(CI)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值越大表明连接越紧密，系统杂食指数(SOI)是消费者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值越小表明消费者捕食的物种越少。CI和SOI的值越大，系统越成熟。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CI为0．27，SOI为0．21，表明该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食物网结构相对单一。综上，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是一个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

2．8模型总体质量评价

Morissette对全球150个Ecopath模型的质量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指数在0．16～0．68，本研究构建的模型的指数为0．41，表明该模型输入数据的可靠性较好，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但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生态问题考虑不充分，如模型包含的部分数据来自不同月份、功能组还需进一步细化，模型部分功能组的胃含物分析和鉴定仍存在一定困难，部分功能组胃含物数据参考邻近的渤海生态系统。

3结论

生态系统论文篇4

1．1随整个系统灭亡的风险

利基企业对整个系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绑定效应.这种绑定效应可能源于技术标准或商业模式的耦合性，也可能源于某些关系专属性投资.例如，基于Windows系统开发的flas软件不能在Linux平台上运行，这是技术标准耦合性的表现;与某地区整车生产企业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商要转为与其它地区整车企业配套，将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因为生产运营设施大部分是不可迁移的)，这属于关系专属性投资绑定效应.正如行业可能消失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也可能灭亡.导致系统灭亡的原因很多，但从商业生态系统属性来看，有两类原因非常突出.

(1)不同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技术竞争.针对消费者的同一种需求，通常存在多种完全不同架构的技术.当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成为主流时，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就战胜了另一个系统成为市场主导者.2006年以前，Symbian曾是占优势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该系统平台上聚集着诺基亚、爱立信和LG等大批手机制造商和应用软件开发者.Symbian的优势在于节省硬件资源，但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这一优势已不再具有吸引力.Android和iOS等操作系统虽然耗费硬件资源，但其友好的应用开发接口(API)深受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的欢迎.丰富的应用吸引了大量手机用户，使Symbian的市场占有率从2006年的72．6％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0．6％.2014年1月1日，诺基亚应用软件商店停止了基于Symbian系统的应用软件更新.

(2)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协作关系瓦解.系统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会导致某些系统成员破产或离开(如果可能的话)，而一旦有大量成员消失，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也就失去了繁荣的基础.安然公司破产，表面原因是爆发了债务危机，而根本原因在于其采取的价值主宰者战略.安然利用其核心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尽可能多地从新兴市场攫取价值，造成系统成员生存状态恶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灭亡的情况下，与系统绑定越紧密的企业损失越惨重.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案例中，诺基亚手机部门作为Symbian系统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还是拥有者)于2013年底被微软收购.

1．2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

Iansiti的核心企业分类(骨干企业、价值主宰者、实体主宰者)是对极端情况的抽象，现实中的核心企业可能表现为3种极端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可从两个维度测量核心企业的战略取向:价值共享维度和企业边界维度.当核心企业致力于平台建设并与利基企业公平地分享系统创造的价值时，它们是骨干企业;当核心企业倾向于扩大企业边界或掠夺利基企业价值时，它们则分别向实体主宰者或价值主宰者过渡.由于自身业绩压力，骨干企业总有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掠夺利基企业的冲动，如果这种冲动失去了系统思维(掠夺利基者最终将导致系统枯萎)的约束或外部力量(如政府规制)的制衡，骨干企业将演变为价值主宰者.在本世纪初的头十年，家电销售主要通过传统连锁零售渠道完成，家电连锁零售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为了在销量增加的同时保持利润增长，连锁零售商利用其掌控的零售平台以各种名目向制造商收取进场费，让制造商不堪重负.最后，商务部不得不出台零售商与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进行干预.实际上，管理办法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直到近几年电子商务平台(如苏宁易购、国美在线)逐渐兴起，零售商的角色从流通管道变为交易平台，其与制造商的关系才趋于缓和.受某些利基位发展前景的诱惑或出于控制生态系统发展方向的需要，骨干企业总有亲自从事利基业务的冲动，它们或建立新业务单元与利基者竞争，或试图兼并利基企业.20世纪90年代，微软看到网络浏览器的广阔前景，先是谋求与网景公司(网络浏览器Netscape的开发者)合作，而后又推出IE浏览器与之竞争，最终控制了浏览器市场，使网景公司被美国在线收购.

1．3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

骨干企业为推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快速扩张，通常会开放平台接口，这就意味着同一个利基位上可能生存着多个小企业.苹果公司通过开放iOS操作系统接口并建立应用软件商店，吸引了大量独立软件开发商，以满足消费者所能想到甚至想不到的每一种需求.在极大丰富手机功能的同时，也造成了应用软件开发商之间的过度竞争.以手机地图为例，经常受到媒体关注的应用软件不少于10种，其中大部分都具备搜索、导航、路况信息、商家信息等功能.同质化竞争的结果就是商家投入巨大却无法实现收入.这种状态已经促使业内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差异化定位，如百度近期推出了“百度身边”手机客户端，用户可以根据商家信息查位置，也可根据位置浏览商户;而搜狗则了“搜狗路况导航”和“搜狗公交”为顾客提供出行参考，前者专门针对自驾用户，后者专门针对公交用户.追求差异化定位既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又避免了企业间恶性竞争.然而，并非所有利基位都可进行有意义的细分，手机天气预报软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尽管一些软件增加了“天气实景”、“机场天气”等信息以追求差异化的卖点，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功能只是一种装饰，不能与基本的天气预报服务构成实质性差异.如何实现差异化是利基企业参与竞争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2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及其在商业生态系统情境下的适用性

Porter战略定位思想的精髓在于避免竞争和防止进攻，该思想适用于利基企业应对上文提到的“被核心企业捕食的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PorGter理论将对象企业置于行业背景中，但商业生态系统却是一个跨行业的企业网络，因而Porter定位理论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利基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

2．1Porter战略定位理论基本观点

Porter认为，企业致力于改进运营效率的一切努力(如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期)都是在追求“把事情做好”，其效果是让企业更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当所有企业，即整个行业都达到可能性边界时，企业的运营效率优势就会消失，无差异的竞争会将企业利润率拉回到低水平竞争时代.用于提高运营效率的决策不能称之为战略，真正的战略是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在价值链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Porter称其为定位，Positioning)，这些活动相互匹配、相互强化，最终形成基于系统(而非基于关键资源或核心竞争力)的竞争优势.培育基于系统的竞争优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学习，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学习过程构成了一道进入壁垒;对于从其它定位扩张过来的企业而言，其原有活动也会成为一种羁绊.

2．2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Porter理论的适用性

Porter所说的价值链局限于采购、生产、销售等活动，活动的主体是某个特定企业.当分析问题的背景扩展到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时，仍可将跨行业的、相互配合的活动(如电动汽车生产与充电设施的运营)称为广义的价值链或价值网络———它们协同解决最终消费者的问题(而非简单地交付产品)，该价值网络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与狭义价值链中的定位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在活动链中选择一组相互匹配的活动.因而可以说，利基企业的战略问题就是在商业生态系统中选择一组独特的活动，即选择一个生态位.当然，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仅有生态位选择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多了一种可能性———生态系统可能灭亡.在Porter发表战略定位理论(1996年)之前，毁灭性技术创新只是偶尔出现，在战略管理理论中忽略行业灭亡的可能性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毁灭性技术创新成为常态，每一次毁灭性技术创新都带来了一批商业生态系统的灭亡.利基企业选择一个好的生态位仍无法消除随整个生态系统灭亡的风险.因此，商业生态系统背景下的战略决策应包含生态系统的选择.

3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

基于以上分析，利基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是生态系统选择和生态位选择.选择生态系统的目的是规避随整个系统灭亡的风险，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应对核心企业捕食风险和与其它利基者竞争的挑战.当然，战略决策的内容与目的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下文将对这些“交叉效果”予以讨论.

3．1生态系统选择标准

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生态系统的核心技术应具有生命力.每一项新技术发明都会吸引企业(未来的核心企业)探索基于该技术可提供的顾客价值.定义了顾客价值后，由于自身行业技能的限制，核心企业通常不会从事价值网络中的所有活动，而是积极寻找供应商、渠道商、互补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共同打造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为了实现产品或服务的相互协同，合作伙伴的技术必须与核心企业技术(即系统核心技术)保持一致.由于所有成员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关联了同一种技术，系统表现出一损俱损的属性，当系统所依赖的核心技术被另一种技术取代时，整个系统便会被其它系统取代.与商业领域中企业的相互竞争类似，技术领域中功能相似的技术也存在相互竞争，利基企业在选择商业生态系统时，必须考察其核心技术是否存在或将会存在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的优势是什么.上文以SymGbian为核心的手机生态系统的灭亡，正是由于随着硬件能力的提升，Android和iOS系统成为了主流技术.

(2)系统定义的顾客价值应具有实质性.同一种技术可衍生出多种产品或服务，不同产品或服务代表不同的顾客利益，有些顾客利益具有实质性，有些顾客利益则可有可无.判断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是否具有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其顾客价值是否具有实质性.例如，近几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云计算技术，其核心功能是集成分散在互联网上数以万计的计算机冗余资源(即“云”)供用户按用量计费使用.云计算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用户无需频繁升级硬件和软件，无需掌握日益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我国电视机行业意欲利用该技术，提出了“云电视”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由电视机厂商构建一个云平台，电视用户可以把个人数据(如照片、视频)存储于该平台并随时访问，平台还集成多媒体视讯以及各种应用软件供用户选用.但经过3年多的市场推广，“云电视”并未产生预期轰动效果，原因在于电视机不是电脑终端，用户不指望也不方便用电视机与外界互动，他们最在乎的是良好的视听效果和丰富的节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云存储服务(如百度云、金山快盘)很受用户欢迎，据速途研究院统计，到2013年上半年，份额排在前6名的云存储企业用户总数已接近3亿.用户认为，网盘带来的最大利益是他们不必再随身携带U盘或移动硬盘，也不必在不同电脑上频繁地拷贝文件.

(3)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倾向于采取骨干战略.核心企业采取骨干战略，不仅消除了利基企业被捕食(价值掠夺或吞并)的风险，更有助于通过骨干平台推动整个系统长期繁荣.天猫商城和京东商城都是B2C电子商务网站.从成立时间来看，天猫的前身“淘宝专卖街”成立于2005年12月，是淘宝网中的一个频道，而京东成立于2004年1月，比天猫大约早两年，比天猫母体(淘宝网)的推出也仅晚半年.天猫专注于打造服务平台，即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交易支撑系统，包括商品展示、广告宣传(通过阿里妈妈广告交易平台)、在线支付(支付宝)、客户和订单管理(阿里旺旺)，京东则专注于自营，即自己进货、自己销售、自建物流体系.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上半年，天猫销售额占B2C市场的50．4％，而京东只占20．7％.天猫凭借完善的服务体系吸引了5万商家和4亿买家，而京东的注册会员只有1亿.实际上，在2010年12月，京东也开始引入“第三方卖家”(即除京东以外的卖家)，但这种既做舞台又当演员的模式引起了商家的强烈不满，商家抱怨在与京东自营品类的竞争中受到了歧视，消费者也频繁指责京东对第三方卖家管理不善.

(4)较大的机会－风险净值.Moore将商业生态系统的寿命周期划分为出生、扩张、系统内领导权争夺、自我更新(适应新技术)或死亡4个阶段，在这4个阶段中，系统将依次经历定义顾客价值、(与其它系统)争夺领地、争夺系统控制权、吸收新技术4种挑战.一般而言，在出生期和扩张期，系统内存在大量生态位有待填充，新进入企业机会较多，但由于核心技术前景不明朗、所定义的顾客价值有待市场检验等，系统夭折的风险也较大.而过了扩张阶段，系统的商业版图基本确定，各种生态位上的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新进入企业的机会已经不多.利基企业应评估系统所处的寿命周期阶段，衡量当前生态系统的机会与风险以决定是否进入.当然，上述一般规律并不排除任何阶段利基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微软通过与IBM谈判，获得了向IBM以外的厂商销售PCGDOS操作系统的权力(微软将其命名为MSGDOS).由于个人电脑架构具有透明性，一旦获得了操作系统，生产和销售电脑整机并不存在技术障碍，大量小厂商开始生产基于MSGDOS的个人电脑与IBM竞争，而微软实际上变为个人电脑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台湾众多电脑厂商则成为这场生态系统领导权转移的受益者.

3．2生态位选择标准

选择生态位的目的是避免与其它企业(包括利基企业和核心企业)竞争，或在竞争中拥有明显优势.本文秉承Porter的战略定位思想，提出利基企业选择生态位的原则如下:

(1)生态位具有独特性.即该生态位从事的活动和发挥的功能与其它生态位存在核心差异.例如，在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定位和导航服务是地图软件的核心功能，收支管理是个人理财软件的核心功能，而时钟是任何一款软件都应附加且容易附加的功能，因而专门提供时钟服务不构成一个独特的生态位.又如，随着互联网虚拟社会的形成，在线即时通讯已经成为一种基本需要，用户可能在查看地图软件时需要向朋友咨询，或在查看股票行情时需要与朋友商量，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如Web2．0)使得任何一种软件都能轻而易举地附加即时通讯功能，因而早期曾红极一时的专业聊天网站(如碧海银沙)的最终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2)生态位具有可持续性.即居于其它生态位的企业或系统外潜在竞争者若要模仿本生态位的活动需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该学习成本可能来自行业默会知识，也可能来自活动系统(由不同的工序或职能构成)内部的匹配性.例如，小米手机与其它Android手机定位不同，它仅为购买力有限的发烧友提供中低价位但品质尚属精良的智能手机.三星GT19300(4核1．4GHz，4．8吋，1GRAM)售价4599元，而性能相当的小米MI2(4核1．5GHz，4．3吋，2GRAM)售价仅为1999元.推出不到3年时间，小米手机已占国内智能手机销量的12．7％，仅次于三星(34％)和苹果(13．8％)，且在2013年度实现了盈利.小米的成功靠的是一系列活动的内部匹配性:①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小米与三星、苹果使用相同的代工企业，采购正品零部件;②它每次只开发和生产一两款手机(主流厂商一般同时生产几十款)，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固定成本(如研发和模具成本);③小米手机销量的70％是通过网上实现的，节省了大笔渠道费用;④其操作系统MUMI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与发烧友协作在Android系统基础上深度开发的，可以认为，小米手机的操作系统是目标顾客自己制作的;⑤小米并不指望靠手机硬件赚取利润，其战略是用手机绑定目标客户群，然后通过互联网服务赚取利润，之所以不急于赚钱，是因为小米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只需赢得有战略眼光的投资人认同即可获得运营资金.对竞争者而言，假设模仿上述某一作法的可能性为0．8，则同时模仿上述5项作法的成功率只有0．33(即0．85).

(3)生态位具备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利基企业面临被价值掠夺者压榨和被实体控制者兼并的风险，因而它们必须选择相对于捕食者有谈判力的生态位.这种位置的特征之一是与不止一个核心企业存在业务关联，以减少对特定核心企业的依赖.例如，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商会同时在苹果应用软件商店和三星应用软件商店推出同一款应用软件.有谈判力的生态位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商业生态系统枢纽.例如，英伟达公司依赖台积电提供的制造平台生产图形加速卡，是该生态系统的利基者，但英伟达同时构建了图形软件编程平台，成为一个小生态系统的骨干企业，从而拥有了相对于台积电的讨价还价能力.生态位的谈判力还可能来自于自有品牌知名度.在很多商业生态系统中，利基者只与特定的核心企业存在交易关系，因而从未建立自己的品牌或品牌知名度不高.当他们遇到核心企业侵害时，想另外开避市场却苦于没有影响力.我国汽车配件企业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它们实际上仅相当于主机厂的一个车间，对主机厂依赖性很强.但欧洲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如海拉、佛吉亚、法雷奥，其知名度甚至超过很多整车生产企业.可见，欧洲汽车工业呈现出与我国完全不同的权力格局.

4结语

生态系统论文篇5

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一理念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有必要从理念上重新确立新的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生态文明在理念的层面上，首先需要确立“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保护自然，爱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就是爱护自己。反之，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有必要以系统的、整体性的方法有机的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关系。生态文明在理念上与工业文明的世界观不同，工业文明的世界观认为，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人要征服自然，其结果必然导致天灾以人祸的形式呈现。

生态价值观是一种互利型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寻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种价值观要求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期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互惠互利、共生共荣和协调平衡。而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是一种极端功利型的思维方式，显现了人类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的、眼前的利益的景象，凸现了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互利型的价值观认为，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前提；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珍惜是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两者也并不总是矛盾，两者也具有可协调性；并且从长远来看，生态价值重于经济价值应是人类的理性诉求。生态伦理观不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这种生态伦理观，通过一种全面的，非强制性的手段来激发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进而能自觉调节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自觉调节人与自然系统的交换，进而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和谐关系奠定坚实基础。而工业文明时代伦理学更为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2］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和遵循生态学的规律，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它既包括了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人工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动态系统和开放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人类社会及其活动是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生态系统的规律，才能够在系统中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命运是与生态系统的命运紧密相联，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包含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并在人类利益之上。因此，有必要在伦理的层面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具在内在的统一性，三者相辅相成，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态文明的理念。这种理念要求人们在“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视域中，确立人与自然之间互利型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研究和实践。同时，这种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要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产生作用和影响。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确立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指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有必要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4］在生态文明的两型社会建设中，要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宣传教育，宣传有关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相关政策和法规，倡导生态文化，形成生态文化风尚，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只有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才有可能使发展模式、消费模式实现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才可能真正实现。

二、生态文明内容的系统性：生态化发展方式、消费方式与生态化人格的统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在生态化核心价值理念构建的基础上，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和人格的生态化，这三个方面紧密相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如果说核心价值理念的构建居于灵魂的地位，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居于基础的地位，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居于牵引的地位，人格的生态化则是归宿。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实现任重而道远。（封面）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以前的“增长”转变为“发展”，“经济增长”方式更为注重的是经济的一维性，而“经济发展”注重了包括经济在内的多维度，开始强调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进行，将两者放在一个系统内进行决策，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仅考虑要素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还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因素。实现新时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注重经济发展方式所涉及的系统工程，不仅有经济数量的增长，还应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和质量的提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要修正工业文明的弊端，以实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切实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积极践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同时还必须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消费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人的消费欲望的满足最终都转化为对自然界的压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会进步的调节器，消费方式是社会文明的表征，是社会文明的晴雨表。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然的消费者：消费的历程从我们出生开始，直到我们死亡。消费方式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相结合以满足消费需要的方法和形式，是消费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统一。人类社会的消费方式经历了从古代原始社会的弱生型消费，到农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生存型消费方式，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是将消费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以追求新、奇、特的消费行为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在工业文明之前，人们消费表现为对产品使用价值的需要，在工业文明下，消费者的消费更多的是按照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无意义”的消费。不止如此，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工业文明还导致了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消费方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伦理问题，是关系人类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随着资源、能源和环境危机的出现，呼唤消费方式的生态化。

人格的生态化是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与生态文明相适合的人格的整体转型。生态化人格是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人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在存在过程中的人的责任、价值和尊严的统一。这种人格要求对自然存有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和珍爱之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人格的生态化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内在目的，是生态文明的固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内容方面除了生态化发展方式、消费方式与生态化人格，还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生态化，以及城乡建设的生态化和区域建设的生态化等，但最为关键的和最为核心是是生态化的发展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态化人格的实现。这些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全面实现，才是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三、生态文明实现的系统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因此，它不只是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但同时，必须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在当下，首先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三大污染问题：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究其原因，主要来源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生活垃圾排放和森林植被的破坏。针对这三大影响人类生存的状况，加强水、大气和土壤等污染防治，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是一系统工程，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四位一体才能可能实现。中央提出，重点要抓好水污染防治，以保障城乡饮用水的安全；加强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以提高空气质量；加快土壤污染治理以保障食品安全。那么，是什么导致污染如此严重呢？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利益驱动，执法问责不严，体制机制的弊病等是导致污染的重要因素，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两型社会，必须要选择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路。为此，我们在治理污染问题上，要从“末端治理”，“生产过程控制”治理为主，转向以“源头防治”为主的路径。

生态系统论文篇6

农村发展沼气有利于统筹解决并协调燃料、饲料、肥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大量的作物秸秆、人畜粪便和杂草落叶等原料经过沼气发酵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它不仅能生产出廉价的沼气，发酵后的残留物还是一种无菌、无污染的有机肥料。实践证明，发展沼气既开辟了有机能源，促进了农作物生长发育和氮素的保存，又防止了环境污染及肥料的流失。反过来，沼气肥的增加又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沼气肥能为农作物提供氮、磷、钾、钙、镁、硫及微量元素，其丰富的有机质既能促进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又能起到改良土壤、提高植物保护的作用。土壤中80%~90%的氮素是以有机形态存在并保存在土壤中，土壤有机胶体与矿质胶体复合形成稳定的团粒结构，改善a土壤水肥气热状况和耕作性能，所以土壤有机质含量常作为衡量土壤肥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可见施用有机质肥料，经常补充土壤中有机质和养分的消耗，对改良土壤和提高肥力、增强植物保护、夺取丰收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3年来“生态农业”试点证明：用沼肥作基肥的地块，小麦白穗率为1.97%，减产1.3%，不用沼肥作基肥的地块，小麦白穗率为6.5%，减产5.5%。由此可知，沼肥既是优质肥料，又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还是植物的保护神。若连续使用，可使土壤疏松、结构改良、色泽加深、保水、肥力增强，提高农作物抗病害能力，可见农业要上新台阶必须注重培肥地力，发展沼气，开辟有机肥源，走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道路。

2沼肥在培肥地力和植保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2.1供给作物有机和无机营养，增强作物抗病能力

一是给农作物提供有机营养。农作物能直接吸收利用某些有机质，如玉米可以吸收各种氨基酸、酰酸以及核糖核酸等，小麦能吸收赖氨酸及各种磷酸己糖和磷酸甘油酸。沼气肥中都含有此种养分可供给作物吸收利用。此外，施用沼肥后由于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产生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如维生素B和沼酸、叶酸以及生长素等，可促进植物根系发育、健壮、增强作物抗病能力，减轻病虫害。二是给农作物提供无机营养。沼气肥中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大量微量营养元素。沼肥中的无机养分，有的是呈游离状态可直接被农作物吸收利用，如秸秆中的钾即可被农作物直接吸收，其有效性约相当于氯化钾的85％；有的则需经过微生物分解释放出来后，才能被农作物所利用。

2.2提高土壤养分积累及供肥能力

一是沼肥养分在土壤中的积储，使土壤形成“养分库”。沼肥施入土壤后矿化速度较慢，可供当季作物利用的养分较低、残留在土壤中的养分较多，据“生态农业”试点可知，农作物的有机氮可为当季作物利用的只有30%，其中60%则残留在土壤中。二是沼肥降低化肥的损失率。施用沼肥能使化肥氮很快转成有机氮，这是因为施用沼气肥后为微生物捉供了丰富的能源，促进微生物对无机游离态氮的同化，从而减少了化肥氮的损失。在红壤田上的试验表明：化肥配合沼肥施用，虽然化肥氮的当季利用率下降，但在土壤中的残留量显著提高，化肥氮净损失率降低。三是沼肥促进土壤中生物固氮活性。施用沼肥可以促进细菌固氮活性，从而增加生物氮源。沼肥中的某些成分及降解产物也可以通过间接途径，促进蓝藻及其他光合固氮细菌的固氮活动。在试验中表明，在施用化肥的基础上施用沼气肥，一季小麦的固氮效应分别比对照增加80%和70%，土壤生物固氮能力几乎与沼气肥施用成正比。

2.3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更新土壤腐殖质组成

施用沼肥可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改善有机质组成。沼肥施入土壤后提高了真菌的活性，而真菌同化碳的能力（同化率60%～80%）显著大于细菌（同化率仅20%~40%），因而提高了有机质在土壤中的滞留量。施用沼肥还能更新土壤有机质组成，提高土壤有机质的质量。据试验，施用沼肥土壤中活性有机质提高25%，总腐殖质含量提高11.1%，有机复合度提高60.1%，病虫害减少60%以上，长期施用沼肥的红壤土，不仅有机质总量提高，其易氧化有机碳也比对照高30%~90%，而氧化稳定系数则比对照降低10%～14%，易氧化有机碳与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氧化稳定系数则与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2.4改良土壤理化性状

长期施用沼肥对土壤理化性状有良好影响，如增加团聚体的稳定性。沼肥施入土壤后在腐解过程中能产生羧基一类的配位体与土壤粒状表面或氢氧聚合物表面的多价金属离子相结合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通过其表面的有机胶膜使土粒相互结合而形成团聚体，经脱水后逐渐稳定。在沼肥参与下的土粒团聚作用，可以形成疏松多孔的水稳性团聚体。用沼肥培肥红壤土，其中0.5~2.0mm的微团聚体分别比对照增加8.5%~20.5%。

2.5改良被污染土壤及植保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量

施用沼肥可增加土壤腐殖质含量，土壤中的腐殖质与

金属离子可形成水溶性或水溶性的络合物及螯合物，从而控制金属微量元素的有效性及毒害，更重要的是秸秆、家畜人粪尿经过充分的厌氧发酵后变成了无毒、无菌、无污染的优质速效肥料，适宜的pH值有效充分地抑制了各种细菌的繁殖，还直接影响和控制了农药在土壤中的持留、降解、生物有效性、流失、挥发等。因此，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填入沼气池，通过发酵产出沼气用于生活，沼气肥施入土壤增加了有机含量及各种微量元素，防止了环境污染，提高了作物产量。据生态点证明：小麦施沼肥22.5t/hm2，病虫害减少60%，小麦增产1500kg/hm2，玉米增产904.5kg/hm2。

3沼肥发展的前景

3.1通过沼肥、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增强植保观念

沼肥虽然具有养分齐全、稳肥性好、后效长等优点，但养分浓度低、肥效慢，单独施用不能满足作物迅速生长和当季作物夺高产的需要。而化肥虽具有养分浓度高、肥效快的优点，但稳定性差，易流失，难于满足作物持续需肥的特点。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施用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在以低品位有机肥为主的地方，施用有机肥的目的应以培肥地力为主，以化肥促当季高产。应大力发展养分较高的沼气肥，使沼肥能部分代替化肥及农药施用，降低生产成本，达到农业高产稳产，优质低耗的目的。

3.2开辟沼气肥源，培肥地力，增强植保，提高经济效益

农村种植业中生产的秸秆、绿肥等有机物质，虽然可以经堆沤处理直接还田，但效益较低、病菌严重，还浪费了大量宝贵有机肥料使环境恶化。通过沼气厌氧发酵，既解决了生活用能，又增加大量有机质肥源，施入土壤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益。

3.3发展沼气有利于自然生态平衡

发展沼肥，实际上是在有机物被微生物分解这一环节上加以控制，既获得了能源物质，又防止了养分流失，农作物秸秆和有机废物可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过程中多层次地加以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沼气可保护自然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论文篇7

1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含义及特性

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基于生态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上，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功能、过程进行科学的理解，综合考虑生态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通过制定目标、合理规划、科学研究、有效实践、有力监测等手段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工作，以确保生态系统的整理性、多样性、可持续性，提高身体系统的健康活力，以保障森林能持续的获得理想状态和期望的产品服务。基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含义，森林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表现为整体性、可持续性、社会性、适应性和复杂性[1]。整体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最重要特性，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必须将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生态过程等当作整体进行思考，即要重视生态系统的等级结构，维持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格局，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要确定生态边界和合适的规模，要仿效自认干扰机制。可持续性是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最终目的，反映了生态系统动态的维持其组成、功能、结构的能力，保持高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能持续的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社会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组成具有社会性，生态系统管理要考虑社会价值、组织协调、公众参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等关系[2]。适应性是指将生态系统管理的民主原则、教育、法规学习和科学分析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可持续地管理资源。复杂性是指森林生态管理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表现在内部物质循环、信息流、能量转换等关系的复杂性。

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关系

2.1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联系

传统的森林经营主要研究森林的永续利用和其在技术上的反映，利用社会、经济、生态、科学的原则来管理森林产业，实现经济目的[3]。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是“法正林思想”，该理论是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林业学有效结合的产物，将森林、林地当中获取效益的资资本，通过对森林和林地的集约化经营和管理，不断提高其生长量，并对林地进行出租获取收入，增强其经济效益。这种经营管理理念是与工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去的近200年中，支配着整个森林经营活动，其可持续思想的核心是以木材进行生产。而森林的生态系统管理正是起源于这种传统的林业资源管理和利用过程，传统森林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发展下，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推进了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产生，促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认知度不断加深。可见，传统森林经营是促使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前提和保障，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两者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联系。

2.2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与传统森林经营的区别

虽然传统森林经营是推进森林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弊端仍然很明显，如传统森林经营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较低、生态功能低下等。因此，森林生态系统不仅是传统森林经营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传统森林经营的改革和创新，两组具有本质区别。

2.2.1核心理论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核心理论即为“法正林思想理论”，该理论的基础是传统经济学理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4]。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理论上是现代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系统理论的有效结合，注重了生态系统、生态结构、生态过程的可持续性发展，利用系统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森林的生态环境问题，确保了人与森林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维持了森林生态系统理想中的产品和服务。

2.2.2管理目标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管理目的是以林产品的产品生产为核心，将森林生态系统的其他产品和服务归置从属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木材及其他林产品，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管理目标是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作用出发，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在社会和自然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为核心，向社会输送生态化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森林的生态安全。

2.2.3经营对象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的经验对象为以乔木为主的植物群落、森林自身的变化、森林资源实物量的保存和增长、森林生态系统物质产品的生产等。而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对象是森林生态系统，具体包括了生物和非生物环境资源，在生态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整合生态系统内部再生能力要素，注重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注重利用外部手段来调控森林资源、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2.2.4经营尺度的区别

传统森林经营是基于林班、小组的空间尺度产生的，经营单位的生产组织方式为林场。而森林生态系团管理的经验尺度是景观尺度，主要组织形式为社会化、区域化的管理形式。

3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现代化森林经营策略

首先，要构建一个时间尺度长、空间规模大的森林生态经营体系。对此，管理工作者必须广泛的调查森林资源，明确“景观”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具体含义，要在短周期内对集约化的林业和长周期的林业中开展科学有效的实践，完善生态过程，要不断跟踪林地上和社会价值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确定更为合适的经营体系。其次，要转变思维方式，进行系统性地思考。系统性思考与生态系统方法是一致的，是学习型组织建立的核心基础，在具体的管理中，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将管理重点放在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上来。最后，要提高每个职工的素质和专业技能。只有较高素质的职工才能明确系统内的各种关系，针对自己认知的实际情况，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促使系统作用的最大化发挥，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

4结语

生态系统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框架；演化；环境社会系统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90-06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3

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演化，三种生产和四种关系则是环境社会系统学分析问题理论框架，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环境社会系统学发展会带来新启示。

1从“物质流”到“意识流”——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

1.1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基本关系

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并着重描述了系统间的物质流（包含能量流）。但是，是什么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的物质流动呢？或者说，其“意识流”根源是什么呢？

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研究认为[1-2]，文明的演化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发展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位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线。

进一步的研究[3-4]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化的现象，因而依此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天的关系”。前者是从分析性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处理人与自然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主客恶性二分的机械唯物论[5]。后者是从整体论的角度，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以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主客交融的天人合一观。

这三种关系都离不开人。而“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个体在物质条件、文化、制度、法律、规则等的影响与制约下如何发展，则与个体的需要有关。我们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时，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也有自身的目标、福祉及其实现目标、福祉的基础与制约条件；我们也将其纳入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范畴。

甘晖等[4]通过定义基本关系、穷举法论证了上述的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即，其他的关系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关系衍生而出；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是完备的。

1.2物质流（含能量流）与“意识流”（含信息流）相互作用

1.2.1“意识流”的科学内涵

上述四种关系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相

①本小节的标题主要来自张象枢教授的修改意见。

互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意识及其能动作用。后者的总和就构成了影响三种生产论中物质流动的“意识流”。

为什么说是“意识流”呢？因为这几种关系互相影响和变化，并且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物质的流动。比如，在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人与天的关系”渗透到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影响了其他三种关系。如古代帝王的陵寝的风水，也就是好的周边环境，被认为联系着帝王身后的幸福以及后代的运气，这种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先是成为帝王“人与自身关系”中自我实现的重要组成，进而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使得环境生产、人的生产子系统中的大量人力和物质流向物资生产子系统用于寻址、建设，改变了三个子系统的状态和其间的物质流动。

“意识流”主要包括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激励结构，人类对环境社会系统的动态认识和管理所得的各类知识与信息等。可见，“意识流”中包含“信息流”。

夏成等：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述评（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2物质流和“意识流”的相互作用

前者是基础，后者对前者的合理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可以促进环境社会系统的健康运行，反之亦然。尤其是，在自然对人类的约束与制约作用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人对环境社会系统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对增进人类的福祉就显得愈发重要！

1.2.3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协同是实现环境社会系统又好又快转型的关键①

从整个环境社会系统的视角看，人类适应由于人类行为而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是个自组织过程。由于存在信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群在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区域的人群对自然的认识的影响甚至指令，从而表现出他组织的特征。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行为后果存在时滞、意外等情况。我国仍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期，他组织仍然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因此，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框架，综合全面地分析环境社会系统的历史、状态，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预见其变化趋势，提出可供选择的多种政策集合，努力协调他组织和自组织的关系。

1.3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构成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一个框架

三种生产脱胎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论，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四种关系是三种生产三个子系统中或之间的完备的基本关系。将四种关系和三种生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如图1所示。Ostrom[7]于2011年认为，确定系统中的元素及其元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研究系统、构建框架的基础工作。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而四种关系是世界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因

而三种生产四种关系形成了一个框架。该框架的四种关系从哲学层面开始阐述，把

人与自然关系分解成理想型的两个方面，具有可以宏观地解释东西方文明差异等优

点。当然，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在比较宏观的层面，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2人类文明的演化

2.1人类文明的形态与基本特性[8]

从演化的阶段看，可以将文明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我们现在为之努力的生态文明（又称环境文明）。从每个文明时代的内容来看，其又可以分为多个侧面，比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的环境文明等。广义的环境文明是指文明演化进程中的环境文明时代，狭义的环境文明则是一定时期整个文明的一个剖面。

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现实的与期望的生存方式，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文明和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表”和“里”的关系，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明也就显示出新的形态。

文明的形态深刻地体现出价值取向。不同的社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将深刻地体现出这个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体现在社会的

①叶文虎：《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方法的再思考——迎接环境文明时代的到来》，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作的演讲。参见：

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中，其中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其制度体系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社会的制度体系集中地表现出了这个社会的文明形态。

2.2决定人类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对应着两大基本矛盾。一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自然环境越来越多、甚至趋于无限的物质索取要求和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社会内部，人们对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不懈追求和现实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机制满足这一追求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两对‘无限和有限’的基本矛盾，联合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8]。

当一个文明时代的“秩序”无法避免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时，就意味着它即将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基本矛盾的不可避免的激化就是人类文明即将发生“质变”或“转折”的信号[3]。

2.3从两大基本矛盾和三种生产论看人类文明演化①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受制于大自然，物资生产还没有从人口生产中独立出来，只是人口生产的一部分；人口数量增长缓慢。进入中期以后，物资生产的能力有所提高，于是逐渐从人口生产中分离出来。但这时它的能力还不太强，还只能依附于人口生产。到了近代，物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成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部分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人口急剧膨胀，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统摄力量和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的失衡，进而危及人类的幸福生存和发展。三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变的轨迹中[10-11]。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在采集狩猎时代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水平较低，基本上完全受制于自然界。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依赖自然是社会的主导观念。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主导观念异化为对抗自然并试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采集狩猎时代以后，简单的公平逐渐被破坏，私有制产生，出现了阶级。工业文明以来，现行国际秩序推动南北矛盾日益突出[11]。

在环境文明时代，人类必须改变发展观，通过减缓影响、加强保育及其它预防措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公平，实现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人类对自然的反馈相平衡[12-13]。

在工业文明时代，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社会公正危机。工业文明社会自身无法克服两大危机[13]。环境文明时代取代工业文明时代是历史的必然[8]。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之间的合作是协调人类行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通过调控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来寻求两大关系的和谐[12]”。

2.4文明演化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化

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共同演化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可能是巨大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行为之间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错位和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秩序逐渐变迁。当秩序发生质变时，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发生了转折[9]。

2.4.1经济主导要素与财富观的演化[14]

文明演化中，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是不断变化的，叶文虎等运用图2进行了明确揭示[9]。财富观的演化和经济主导要素的演化是基本一致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都是“自然属于人类”。为了创造和拥有更多的“财富”，人类将自然视为供人类驱使的物质，一直通过“索取利用弃置”方式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直到

图2不同文明时代或阶段中主导因素

演替示意图[9]

Fig.2Main driv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pivilizations

or and its periods[9]

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全球性问题，人们才开始反思环境的价值和自己的财富观[12]。与财富观如影随形的发展观也随着时代而变迁。

原始文明时代主要在敬畏天地、祖先、鬼神和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体

力、体能直接作用于自然以求生存和温饱。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依托群体，发明和

使用工具作用于土地（水面、草场等）来追求财富。而工业文明时代则奉经济利益

至上，崇尚技术、资本和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聚的能量，“征服和主宰”

自然，追求财富的最大化[9]。

2.4.2资源观、自然观的演化方向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应对思路的演化

环境文明时代的自然观将演化为：“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尊重“自然”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与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平衡[13]”。

环境文明时代的资源观将演化为[13]：“整个环境都是资源，即环境中可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是资源，而不能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也是资源，并且这些要素的结构方式及其表现于外部的状态，还是资源，因为它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应对思路也在演化。人类的环境管理思路在经历了末端治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发现环境问题实际是个社会问题，人类不得不转而向“管理”寻求出路——本质上就是改变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基本观念[15]。

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的认识预示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带来。“环境革命”将使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时代”。所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首先不是技术层次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15，17]。

2.5环境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时代是历史的必然

在工业文明时代，决定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社

会公正危机。工业文明社会自身无法克服两大危机[13]。

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支撑工业文明的理念和理论，只考虑了人口生产和物资

生产两个子系统的存在，忽视环境生产子系统的基础性地位。第二，围绕上述理念

和理论，工业文明社会构建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工业文明理念的推

行和实现，也创造了空前的、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虽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在这种框架下去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无异于缘木求鱼。第三，当前发达国家的科

技发达、生活水平较高、自然环境比较好，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可

以推广到所有国家。但遗憾的是，在工业文明理念主导下所形成的种种支配人们行

为的发展理论和模式都是使人类社会要么是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么是以损

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只会加剧人与自然的

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使两大危机得到根本解决[8]。

要根本上克服上述危机，必须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真改变目前的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人群组织方式，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变迁到新的制度体系

和运行机制，放弃许多既得利益等，以实现天人相和[8]。

3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及实证研究

3.1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创建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三大阶段[9]，在第三个追赶阶段过程中，中国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两大危机集中爆发的代价。”“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破解‘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的难题。这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键问题。

近三十年来，我国从观念层次和行动层次上对破解这一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前，居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我国政府正在党的十精神的统领下，努力把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路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全过程。

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要避免奉库兹涅茨曲线为圭臬。作为人均环境容量比较小的后发国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环境法制建设，较早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8-19]

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发展要素大致表现为“从以劳力为主导向以资本（自然资源、人造资本、资金）为主导，再向以知识（科技、信息、管理）为主导”的特征。预计未来的发展要素将演变为以“环境质量为主导”[19]。因此，必须以生态化为核心来整合资源、资本和技术。

3.2实证研究

运用环境社会系统相关理论观点，目前研究了“三农”问题[20-23]和西部大开发[21，24-25]战略，并以江门市为例，回答了一个区域该如何化解“三大供需矛盾”，消除“两大危机”，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26]。

4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和基于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已具雏形，丰富并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学派。

关于理论体系，可以沿以下几个方向完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第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论述两种生产和三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夯实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二，建立基于四种关系的理性假设[27]。环境社会系统是多目标的，对人的要求也是多维度的，而传统学科的经济人、政治人等往往都是单维度、单目标的，无法满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理性假设，作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基石之一，也可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个体理性的基础。第三，本文中的演化研究侧重三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的视角，可以将其进一步拓展到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视角[27]。第四，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框架研究的进展，深入比较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和其他框架的异同，细化框架，扩展其适用领域。

关于实践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探讨解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第一，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宏观政策建议，系统地论述实现生态文明要完成的工作等[27]。第二，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如区域（流域）问题、规划、模型、多样性、演化研究等。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象枢教授、北京大学栾胜基教授、四川大学邓玲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感谢北京大学王奇老师、北京林业大学邓文碧老师、华中科技大学雷洪德老师、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陈鹏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宋波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昌敦虎老师、北京林业大学王会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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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文虎.论环境文明社会的建设[J].中国发展，2008， 8（1）：1-9.[Ye Wenhu.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Civilization[J]. China Development， 2008， 8（1）：1-9.]

[9]叶文虎.创建中国发展的新模式[J].中国发展， 2009.9（2）：6-11.[Ye Wenhu. Create New Developing Mode of China[J]. China Development， 2009.9（2）：6-11.]

[10]叶文虎，毛峰.三阶段论：人类社会演化规律初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9（2）：1-6.[Ye Wenhu， Mao Feng. Theory of three Eras： Study on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9，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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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叶文虎，万劲波.从环境-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建设“和谐社会”[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 17（4）： 14-18.[Ye Wenhu， Wan Jinbo.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Social Syste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4）： 14-18.]

[13]叶文虎.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理论的思考.见：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首次可持续发展讨论会文集：可持续发展之路[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0-14.[Ye Wenhu. Create a New Civilization of SD： Theories Thinking. In： Peking Univ. China Center of SD Research， editor. Essays of Peking Univ. 1st Symposium on SD[M]. Beijing： Peking Univ. Press， 1994：10-14.]

[14]叶文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历史必然[J].北京观察，2005，（9）：8.[Ye Wenhu.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J]. Beijing Obeseration， 2005，（9）：8.]

[15]叶文虎.环境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序言.[Ye Wenhu.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M].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2006： Preface.]

[16]李岷.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采访叶文虎教授[N].北京日报，1998-06-11.[Li Min. Creation and SD： Interview with Prof. Ye Wenhu[N]Beijing Daily， 1998-06-11. ]

[17]叶文虎，主编.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序言.[Ye Wenhu editor. Development of SD（Vol. 2）[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Preface.]

[18]王奇，叶文虎.环境Kuznets曲线的理论分析与发展道路的选择[J].中国环境科学，1999，（增刊）：7-10.[Wang Qi， Ye Wenhu.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Choice of Development the Road[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1999， （Supplement）：7-10.]

[19]叶文虎，宁淼.论社会经济发展主导要素的演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 16 （6）： 18-22.[Ye Wenhu， Ning Miao. On the Evolution of Leading Factor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6， 16 （6）： 18-22.]

[20]叶文虎，宁淼.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 15 （3）： 26-31.[Ye Wenhu， Ning Miao. Rural Population Problem and SD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5， 15 （3）： 26-31.]

[21]叶文虎，王鑫海.“三流转”制度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J].中国发展，2001， （1）：51-57.[Ye Wenhu， Wang Xinhai. “Three Circulation System” and Solution for “San Nong” Problem in China[J]. China Development， 2001， （1）：51-57

[22]张雄.“自治”[N].南都周刊，2012-02-10.[Zhang Xiong. SelfGovernance[N]. Nandu Weekly， 2012-01-10.]

[23]昌敦虎，叶文虎.退耕还林工程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J].林业科学，2005，41（5）：169-174.[Chang Dunhu， Ye Wenhu. Conversion of Farmland to Forestland and SD in Pover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Gusheng Village，Guizhou Province[J].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05，41（5）：169-174.]

[24]陈金陵.西部大开发要关注环境安全：采访叶文虎教授[N].中国环境报，2000-08-17.[Chen Jinling. Develop the Western Area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Security[N]. China Environmental News， 2000-08-17.]

[25]叶文虎，孔青春.西部大开发中一些战略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 11 （1）： 56-60.[Ye Wenhu， Kong Qingchun. Consideration of some Strategic Problems in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1， 11 （1）： 56-60.]

生态系统论文篇9

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严格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学者在对商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对其有不同的表述。比较各种表述，其意思基本相同。综合众多学者的表述，笔者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归纳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思想建立起来的商业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形成的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生态系统的特点。其中，经济联合体包括核心企业、消费者、市场中介、供应商、风险承担者和政府部门以及竞争者等；企业所处的生态环境指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体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联合体成员间有竞争也有合作，成员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价值链，每个成员仅是价值中链的一个结点，执行着某一个功能，不同的价值链之间相互交织形成了错中复杂的价值网，物质、能量和信息等通过价值网在联合体成员间流动和循环。

2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从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及特征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行业，汽车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主体、社会环境及关系组成。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

主体是指在汽车产业中活跃的元素及其相关者。在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结构中，包括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和完整商业层四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的成员构成了生态系统的主体。

商业生态系统除了三个层次的主体外，还包括主体生存的外部环境。环境是指对汽车产业主体活动起到支撑辅助作用的各种力量。整个汽车产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形势、经济环境、国内外汽车市场环境、技术创新状况、自然环境与文化习俗等。

关系包括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和社会环境之问的关系、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指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等的交换

3构建商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互惠共生

借鉴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共生模式，可以把企业之间的共生模式分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寄生关系不产生新能量，只是寄主向寄生者进行单向的利益交流；偏利共生关系产生有新能量产生，但新能量只为某一共生企业所得；互惠共生关系不但产生新能量，而且新能量在共生企业之间分配，存在着双向的利益交流。而维持商业生态系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系统中要有新能量的产生并且能量要在价值网里有序循环。因此，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过程中，系统内各主体应该遵循“既利己又利他”的互惠共生原则。

4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具体构建

柳州市汽车产业以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解放柳特三大公司为支撑，形成了以汽车生产、销售、技术研发等程序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价值网；众多整车装配与零部件企业在地域上集中，形成了广泛、便捷的信息、人才、物质的流动渠道。因此，柳州市汽车产业这个集群具备了形成商业生态系统的条件。

4.1汽车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之间的联盟合作

汽车的生产程序主要包括产品设计、模具制造、外壳铸造、零部件生产和总装，一辆汽车从生成到最终销售到最终消费者手中，需要汽车企业与多个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的合作。汽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经销商以及顾客是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汽车经销商、顾客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汽车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各个汽车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影响了其能力的相对程度和变化趋势，从而影响了整个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格局的变化。因此，各个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是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也是成功设计该商业生态系统的前提。

汽车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联盟协作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彼此信任与共同努力。一方面，双方要提升或变革内部管理体制、加强信息交互，加强关键零部件的库存状况和内部生产计划等信息的共享；另一方面，双方在对品质管理、产品开发及采购流程等方面要达成一致性意见；此外，双方要适当整合业务流程以加速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速度，同时汽车企业协助零部件供应商理顺业务流程，提升管理水平，使双方的合作达到“共赢”。

汽车企业与经销商的有效协同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双方互动、共享潜在客户及其其它客户信息；汽车制造商将经销商作为促销和市场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两者共同形成从市场到销售的闭合环路。同时汽车企业要对经销商在IT系统实施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并对经销商的业务流程和IT基础知识提供培训等。

汽车企业作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实际是一个企业群。汽车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既是该商业生态系统成功的关键，也是成功设计该商业生态系统的前提。汽车企业之间的和谐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差异化、品牌差异化、目标消费者差异化、沟通模式差异化等差异化战略实现。差异化战略的实施使各汽车企业生态位分离，避免了各汽车企业在同一个消费市场上的正碰。

4.2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客户关系

顾客的基本需求以及由需求产生的购买行为是商业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顾客的需要如同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虽然处于整个系统的最底端，却为系统提供初始动力。汽车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管理工具，如经销商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来加强与经销商的协同工作，巩固与消费者的长期客户关系。并将客户关系管理与所在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管理结合起来，例如将收集的用户信息及时反馈给研发设计部门或零部件供应商，将有助于产品设计规划与零部件供应管理，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能大大提升用户满意度。

4.3与政府形成共生关系

商业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流动渠道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证三流通畅的基础，因此，企业生态平衡离不开商业生态系统支持性的完善。一个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政府和公众打交道，忽视与政府和社会保持协调关系将会影响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所以，要竭尽所能，使系统内的成员同规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制定政策的势力形成共生关系。

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过程中，系统内的各成员一方面要遵循政府出台的汽车行业政策：如技术政策、法规、标准，努力与政府形成共生关系，以使商业生态系统创造的价值活动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采取合法手段争取合法发表建议，适度扩大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寻求利益疏导的正常管道，比如，系统的主导企业积极参与政府制订关于汽车行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如技术、法规、标准等，参与政府创造适合汽车行业发展的综合社会环境，以推动政府规范监督汽车行业的政策、法规等趋向完善。

在形成的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中，政府本身也是系统中的一个系统成员，政府的活动、政策的促使了商业生态系统自组织的涨落，进而促进了系统成员的发展进化；系统内成员的良好发展，也促进了其所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包括政府进化，最终企业、政府实现了协同进化。

4.4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诸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这些“桥梁”部门主要职责是协调政府，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硬件要素以及制度和运行体系等方面的软件要素。因此，要建立、完善商业生态系统的规范，不仅要凭借政府的强制力量、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而且要依靠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约束和监督。

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于2003年9月24日正式成立，是汽车、零部件制造、经销、维修及与汽车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团体，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依法组成的地方性工业行业协会，是不受部门、所有制限制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在构建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中，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为系统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等硬件要素以及制度和运行体系等方面的软件要素，在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用户之间成功的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规范了行业行为，促进了汽车市场建设。

综上所述，柳州市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柳州市汽车行业协会的作用并履行必要的监督职能，督促其建立自律性规则，规范其市场行为，形成自我约束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最终实现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MooreJF．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s．NewYork：HarperBusiness，1996.

生态系统论文篇10

自然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当人类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就难以脱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然而，社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则突出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就十分必要。从社会学与生态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有利于解释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异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道家重视“道法自然”被动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然观”，变为儒家重视“以人为本”强调人在自然中的能动性的“社会观”。这一本质转向引发了种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互动转向，从而为我们探究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相似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原生动力。

一、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

(1)概念抽象与方法论上的相似性

从概念抽象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相互交叉的理论内涵。在我国学者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是指:“人类社会系统及其环境系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合。只要有人在其中活动，它们都是某种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智慧圈的基本功能单元，而智慧圈则是一个极为庞大和复杂精巧的社会生态巨系统，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层次”①。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系统是由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紧密结合而成。社会系统包含人类活动的一切非自然的因素，而环境系统中的“环境要素即生存环境，则分为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部分”②。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最早由坦斯利提出，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在最广泛意义上，不仅包括复杂的有机体，还包括复杂物理因素组成的生物群落环境－生物因子，这个我们所谓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同种类与规模”③。并且，自然生态系统还表示为一种“一切和别的一切东西相联系”④。那么，我们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概念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环境要素与自然生态系统有交叉重合之处，而自然生态系统则作为社会系统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主导的人亦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的组成部分。从方法论上来看，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相似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用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整体论”的观点，用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是“系统论”的观点。这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一个普遍的事实之上，那就是“我们是自然性动物(naturalcreatures)。也就是说我们是居住在富饶且复杂的生物情境关系种的一个动物物种”①。我们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从根本上讲，我们的行为能被生态学的系统论观念所囊括并加以解释。不仅个体如此，上升到群体与更高层面，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强烈的相关性与可类比性。这些相关性与联系源自于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交叉性，使得这种相关性是有机的相关，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类比。

(2)生态系统“阀值”理论研究的印证

目前较为流行的生态系统“弹性理论”以及社会学中“安全阀制度”的理论研究都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社会”与“自然”的相似性。在生态系统研究中，“生态系统弹性”是基于系统论与生态系统平衡观念的演变而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仅能用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也能生动地阐释其在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弹性，即一个系统在经历干扰后不会发生态势转变而是回复到原来稳定状态的能力，是可持续的关键”②。与弹性相关的重要指标是“阈值”。“阈值”通俗的意义就是指系统不同状态之间过渡的一个临界点。阈值的突破可以利用“球－盆模型”加以模拟与解释(图1)③。生态学中的“球－盆模型”是一个解释系统如何在受到干扰从一个平衡进入另一个平衡中去的重要模型。当系统与系统之间转换的焦点———阈值一旦被突破。系统将会改变，任何原有的或是潜在的弹性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如在太湖水域生态系统的中，磷含量就是系统的一个阈值。因此，解决太湖问题就聚焦于解决突破磷含量阈值带来的问题。

社会系统也存在弹性，社会系统的改变也可以使用“球－盆模型”予以解释。决定社会系统弹性的因素在于社会系统的结构特质。在结构上同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的弹性弱于异质性强烈的社会系统。异质性强烈的社会较容易自下而上地促进社会和谐，而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较为容易被多元文化的社会所吸纳与溶解。社会生态系统不仅仅存在阈值，而且存在一个“安全阀”，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用以解释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时使用的概念。社会冲突理论学派认为，社会安全阀是一种制度。科塞称之为“安全阀制度”。他使用“安全阀制度”用以表示“将敌对感情引向替代对象”④。社会中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冲突能量的集聚有可能破坏社会系统，而安全阀制度正是在社会可控范围内将这种力量与能量的制度化的发泄工具与疏导工具。

笔者认为，在“球－盆系统”中“安全阀”可以作为“阈值”的一个缓冲地带。安全阀具有自我释放压力的能力，使得各种负向指数无法突破“阈值”水平。在社会－生态的复合系统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对阈值的突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进而造成自然生态系统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社会生态系统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演变的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似性源于他们之间的结构与特点的相互交叉。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论也能与社会生态系统问题有机结合，并做出了简洁而明了的解释，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问题。但因为社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所以他们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因此，在阐释他们的相似性之后，必须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才能更好的寻找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发展规律。

二、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差异性

(1)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p#分页标题#e#

部分学者在对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定义时，唯一的区别就是系统描述的是“人类与环境的结合”还是“自然生命与环境的结合”。的确，我们不能否认人类与动物间存在的联系与相似性。但是，人类与动物具有很大的区别。早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中，已经开始强调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的“我”具有完全的特殊性。一切均可怀疑，唯独“我”的纯粹的思维不受质疑。直至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现象学的诞生，突破了将人与周围各种事物划分成主客体二元，逐步认知到，“我”之外还有另外的主体。然而，就胡塞尔而言，通过移情也只能将人类与人类的主体性相连，而非人类的事物，包括动物以及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都被认为是为客体。但无一例外的，他们共同直接或者间接地强调了人作为自然界的主宰者的地位。人与动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人具有能动性，可以主动积极地改造环境，而不是被动消极地适应环境。人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将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塑造一个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的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依据。人从出生开始，逐步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形成自我的观念，从而进一步进行社会交往，并接受社会化的形塑。这一系列的道路与一般动物存在天壤之别。人类存在感性、知性、理性，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指导着人类主动改造(破坏)、影响着自然生态系统。而有人加入的生态系统则成为社会生态系统。

(2)社会生态系统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存在

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是人与其生存环境。而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的无机和有机环境，还包括了人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也是社会生态系统区别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我国学者马世骏曾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因为社会生态无论是区域生态(城市、乡村、城乡复合体等)还是全球生态(生物圈或生态圈)，都有其自然性、经济性和社会性”①。之前所提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则包含在社会子系统之中。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自然子系统并列组成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笔者认为，将经济子系统单独列出且与社会子系统并列，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子系统为社会子系统提供物质与经济基础，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深，经济子系统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存在。其二，经济子系统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之上，讲求个体的理性选择，这与强调群体性的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社会子系统中强调社会性因素，而社会性因素又可划分为追求同质性的机械团结与异质性的有机团结。因此，在社会子系统中并不是以个体的理性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而是强调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最优，在同质性的社会中必要时会牺牲个体以满足群体利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常常被视为与自然并列的人类文化。“文化可以被视为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系统”②。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典型代表，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里，文化范畴更加广阔。人们生活在前人与当今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中，并受到文化与被文化影响的自然的双重制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结构与功能两方面。从结构上看，自然界要早于人类社会而存在，但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以人的生物性为基础，更大程度上源自于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与人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密切相关。社会生态系统的阈值不似自然生态系统那么单一，它包含着种类繁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复杂并不等同与社会生态系统比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更加稳定。因为有人的能动性与文化因素在内，使得“阈值”很容易被突破。从功能上看，因为结构复杂，所以一般而言，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更复杂，作用范围更加广泛。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人利用系统的复杂功能，主动控制系统本身，以抵制系统的负面效应的出现，但是违背了系统弹性的原理，已有的研究与事实也多次证明控制也可能造成弹性的丧失。所以当系统再无法加以控制，系统变革无法避免时，社会生态系统便会遭到严重的毁灭性打击。而非人的范畴内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缺乏人的主动控制，各种变化受自然规律的控制，在弹性理论的指导下，有一套良好的自我调节与循环机制，在经历适应性循环转换时表现出较小的冲突性，系统能相对平缓地度过转换期。因此，导致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出现差异的因素主要是人类本身、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而其差异性表现在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三、塑造社会生态学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通过比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我们发现在讨论社会生态系统时，必须研究人类社会行为。而涉及人和人的活动时，我们必然也会将其放入社会生态系统中加以分析。因此，社会科学在完善自身发展道路的时候必然会借鉴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社会生态系统进行多角度的分析。这似乎也是社会科学一贯分析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就中国而言，“文明史早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天命论思想占统治地位，学者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①。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其发展初期都借用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无疑是将人的自然属性放在了首要位置而造成的结果。在社会科学中后期的发展道路中，通过范式的转换，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意识到仅仅依靠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是不够的，进而发展了一套与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社会人”属性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可是随着生态系统对人的影响日益曾加，人类也慢慢反思人类活动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倾向于作为一门希望涵盖并解释整个人类活动的社会学，追求其自身发展的完整性的学科，又重新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交好。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生态学发展与多方面渗透的原因之一。生态学具有社会功能，“表现在科学的认识功能和生产力功能，即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②。这曾经在早期社会学中的整体论观点中得到体现。而且与现行的生态农村，生态城市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