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十篇

全球化论文篇1

[摘要]：

本文以英国社会学者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的观点，陈述当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已具备一种“第二现代”（theSecondModern）之性格，并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后现代”的画分。本文以“第二现代”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出发，指出“第一现代”的过度发展，将反过来瓦解掉全球化的市场与民族国家型态，并将产生反省式的文化发展。在反省式的文化发展下，现性及寰宇性皆会遭到强大挑战，社会亦将由内在开始进行自我转换。人们的文化经验与空间经验，包含了各种认同度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之政治行动组织等等，将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目的在于，以媒体发展之文化社会思考，探讨跨国媒体与文化之“反身性生产”、“流动的空间制度”、“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及“全球在地化”等议题，指出过去的媒体理论已然失去理解全球发展轨迹的能力。因为，在反省式现代性空间下，一种不同的价值以世界主义姿态出现，已呈现更活泼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可能不会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而将有更多种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本文以媒介发展为经，理论诠释为纬，透过对媒体实践及理论的双重检视，反省媒介全球化的思维，期对全球媒体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Abstract:BritishscholarslikeUlrichBeck,AnthonyGiddensandScottLash,afteranalyzingthecontemporarysocietalchanges,proposedtheideaof“theSecondModern”.Thispaperisanefforttofollowthisideaandtoadoptthetheoreticalframeworksthatitensues,toanalyzethelatestdevelopmentsofglobalmediaculture.Reflexivemodernityorreflexiveculturalpracticewouldbecomethekeyissuesinthisdiscussion.Itarguesthatmodernityandmodernexpansionofcapitalismhaveinadvertentlyunderminedtheglobalcapitalistsocietyitself.Intheend,apossiblenewcosmopolitanismcouldemerge.Butthisnewcosmopolitanismwouldalsobeexaminedastowhichitisatrulyviableconceptorjustabanalculturalproductionunderthedevelopmentoffirstmodernity.

Keywords:Globalization；theSecondModern；Cosmopolitanism；Reflexivity

一、现代化的副作用与“第二现代”

在针对媒体产业讨论的学理中，阿多诺（TheodorAdorno）与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一直是最具有批判力道的思想。在“文化工业”分析中，由媒体与符号所造成的文化经济现象，导致了日趋无意义、同质化、抽象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对人类主体性毁坏的文化场景。但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也导致了对各种媒体经济的讨论中，注定得到悲观负面的结论。然而，自90年代起，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中，另一股“第二现代”的理论讨论已兴起，为当代媒体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的逻辑。

“第二现代”所关心的社会，是一个呈现快速流动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媒体、通讯、影像与信息等，都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量地移动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是对传统国族与地方性的“反省式”（reflexivity）社会学。这种反省式的概念，由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等人在1994年共同发表的《反省式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一书中所提出。与传统现代性不同，贝克将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称为“第一现代”。在现代/后现代论述中，现代主义者主张的是以秩序/同一性/确定性/安定性为本质，而后现代拥护者则强调失序/差异性/不确定性/不安定性等特色。但“第二现代”的概念，则与一个整体的现代性、或是与断裂或片断的后现代都不同。主导“第一现代”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工具理性进步观。“第二现代”则不是有计划的，而是充满了偶成性与多样性；并藉由非直线性的与机遇性的发展概念，开始来拆解现代性所构成的阶级社会，并展开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1]

“第一现代”，或称简单式现代化，往往不能明暸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在一味追求高科技与工业化之后，却让社会充满风险，失去了原本追求的安全保障。人类在此情境之下，即进入了“风险社会”；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人们如何反躬自省，进而建构“反省式现代化”，才能建立适当机制以抑制风险。“第二现代”起源于“风险社会”（risksociety），而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主要是风险分配，它跨越阶级、不以财富差别来区分。因为，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并不是物质匮乏的社会；故传统上财富分配的逻辑，已由风险分配所取代。这种风险的特质，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未来性[2]与组织性；[3]其中，“组织性”强调，工业化社会所生产出来的风险不仅是组织性的，而且更是制度性的。这种风险是一种“组织性的不负责任”，具有高度的社会建构性，也掺入了各社会脉络之中，造成了跨越阶级的风险分配。

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而“自我反省”则成了第二现代的核心概念。季登斯与瑞旭，即采用知识反省的角度来对应现代化。其中季登斯特别强调，“制度性的反省”才应该是现代性的特征。因为，现代化的表现，乃由从前现代社会“对人的信任”转为对以专家/知识为主的“对系统的信任”，然而由于专家知识自身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类的社会活动也因此变成不稳定的冒险活动，最后造成了某种生存的焦虑感（Giddens,1990）。与季登斯略有不同，贝克针对这种自我反省的特性，则用“自我对质”的“反身性”（reflexivity）这概念，点出非预期的反身作用力，将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种“非预期的”与“非觉察到的”（unawareness）各种现代化结果，就成为“第二现代”的动力来源。换而言之，现代化过程之“副作用”，将反身式地冲击回现代性本身，使当代社会变成是一个充满“副作用”的社会；而“第二现代”就是对准第一现代的危机与副作用，再进行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Beck,1999）。

“风险社会”提陈出来的价值，有着全球共通的基础，因为在第二现代中，不论是政治、经济上或生态上的危机，风险的传布是没有国界的；故现代风险社会，必须置放于全球化脉络下来解读。然而，贝克关于“第二现代”中世界的描述，与过去单纯的全球化并不一样。为了诠释更符合全球发展的社会概念，他进而提出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含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以与“全球主义/全球化”（Globalism/Globalization）进行区隔。在多数论述中，全球化常指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扩张，以其全球性分配方式，鼓吹全球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去除管制。但这种市场经济的形式，会在“第一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瓦解掉市场与民族国家，因此必将产生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在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下，“世界主义”即包含了各种不同文化认同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政治行动组织，及更多差异化的人类社会发展（Beck,2006）。

贝克以“第二现代”来描述西方工业社会发展之形态转变；瑞旭（ScottLash）则重视后工业社会中信息与符号之大符流动，所造成的文化经济本质上的转变。因在跨国流动的消费社会内，“媒体”不仅生产了以信息为主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也成了愈来愈多的、拥有美学想象成份的客体。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商品的激增，表现在各对象表象符号价值之竞逐。这种符号化及美学化的商品，成了当代文化经济的特征，也导致当前的全球秩序（或根本是无秩序）转变成为是一个全球流动式的结构，一个“去中心式”的符号经济所构成的空间。瑞旭与卢瑞（CeliaLury）及卡斯提尔（ManuelCastells）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到类似的特征。卡斯提尔，由于关心信息经济的形成，着重的是信息化社会所产生的全球网络结构及其文化影响。总之，在这些研究之中，现代社会已被消解、被化约为各种人流、信息流、财货流，及特定符码流与文化符号流。移动性（mobility），将填补并取代被掏空的现代社会结构或小区之概念，而开启了另类新的社会学。

二、从福特主义到反省式的媒体生产

对瑞旭和厄里（JohnUrry）而言，这种文化经济的生产，乃是一种符号经济及空间经济（1994）；也是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现象。媒体产业，也由福特主义式生产，转型为反省式的媒体生产。福特主义（Fordism），指得是福特式生产（早期福特汽车的工业化量产），其主要特色在于在专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工具下，周期性地生产大量化、规格化的商品。以电视而言，从192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1950年代的大量普及为止，是属于早期启动福特制生产的重要媒体类型。基于生产的需要，福特主义促使电视媒体成为一个水平式不断扩张，而不得不进行垂直整合的媒体巨兽。当来自英美国家为主的媒介整合，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一波高峰时，也正反映着在简单式第一现代社会之下，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藉由媒体的强势力量，对全世界带来的“文化帝国”霸权之隐忧。在当时世界体系的带动下，这种边陲国家/半核心国家对核心国家的畏惧，充分表现在这些国家对好莱坞电影的不平衡流通上（见表1），也曾引起学术界的一片挞伐（见Herman&Chomsky，1994；Herman&McChesney，1997；Schiller，1989；Wilkin，2001）。

表1：好莱坞与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平衡流通

资料来源：M.Wayne(2003).Post-Fordism,monopolycapitalism,andHollywood’smediaindustrialcomplex.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6(1),pp.91.

尽管对于媒体帝国与全球媒体集中化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学术讨论的重心；但事实上，在媒体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却并非真如早期现代化式如此的可预期。部分媒体的大众消费，明显发生下降情况。加上市场交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包括了电影、电视、出版与流行音乐都产生了某种垂直式解体。垂直式解体的结果，免不了导致生产的重组与委托外制之兴起，而这种“后组织化”的弹性生产方式，较福特主义更为复杂且变幻无常。譬如在欧洲，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在80年代开播起，就开启了电视业外制的发展模式。这种电视台本身不拥有摄影棚，而全部节目皆来自外购，基本瓦解了电视生产链上从制作、包装与映演信道必须整合的传统操作。而独立电视台公司及独立制片人的兴起，也导致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成本削减。而弹性生产方式之成功，也迫使英国及欧洲地区的电视台，也都开始追随这种方式（Robins，1989）。这种垂直式解体，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信息生产链上的制造或生产部门，被迫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媒体界过去居于辅助地位的产业金融、市场经营，甚至营销设计部门。

英国第四频道只是开启了电视新的生产模式，紧接着则是这种弹性生产模式的空间扩散。随着卫星、有线电视及光纤化的电视世界来临，多频道对更多节目的需求，再加上跨越国界的市场扩张，电视节目商品的生产周期被迫更加快速，并且随时必须提供的类型也要更多，因此，其生产不仅专业化，也更加地弹性化，也让传统垂直生产链的产制流程更加扁平化。此外，为了能在销售上达到福特制生产时的产量水平，因此必须倚靠更快速的创新。亦即，弹性生产既是创新密集，也必须是知识密集型流程，方能响应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本质---信息与知识密集。因此，这种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也即是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信息产业，构成了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媒体更是其活泼的文化形式。因此，在文化产业中，不论流行音乐或是电视产业，都是典型以创新与开发新商品为主要导向，而“生产制作”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文化工业中，对“文化商品化”的理论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演绎。譬如，法兰克福学派（theFrankfurtSchool）中提到具神圣光环的文化，已经在商品化过程中沦为一种制造业，此说法便难以解释当前文化经济的创意与创新特质。因为对瑞旭和厄里而言，这种文化生产本身已经不仅是弹性生产，更已是一种反省式的生产了（1994）。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必须成为商品才可以贩卖；而是所有商品的生产已开始反身自省，因唯有商品成为文化，才有机会进入市场。[4]媒体产业，成为文化经济中重要的组成份子，也表示了：不再是商品制造业提供模型，让文化跟进而作贩卖。而是，文化产业自己提供了发展模型，而这种模型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与创意的深思熟虑。

当然，文化的商品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支柱，也必须在相关社会条件成熟下的后工业社会才得可行。在这过程中，有二个重要的反省式层面：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的自我检讨与反省；第二则是，消费者/阅听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行为。从生产端来看，在弹性生产模式之下，生产不仅是后福特主义式，也是一种反省式的。就如前面所提的，生产不但须注入更多的知识创新，在媒体中更须强化文化或象征符号之处理能力。正因为如此，创新与创意必须融入生产线中，并逐渐缩小了单纯制造环节的空间。瑞旭和厄里强调，这种生产必定是“设计密集型”，符号价值必然因此而挑战了传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1994）。另一方面，对阅听人而言，并非对所有来自媒体的商品皆全盘接收；阅听众对于文化的感受度，将思索着媒体讯息的社会影响；甚至对个人的媒体接收行为都有一定的检讨与担忧，而自行发展出具批判力或反省的文化解读。在反省式的接收下，个人主体也逐渐发展出属于个人式的诠释与消费样式，而导致了社会的“个人主义化”（Beck，1986，2000，2002）。进而，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消解了传统社会中以“阶级”为主要典范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也让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三、资本流动的空间与其反作用力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只在固定之国内市场或社会体制之间进行着。在全球化的世代里，依人口、财务、货品与信息的流动上而言，它更是一种“空间调控”的制度。而这制度，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核心（Lash&Urry，1994）。譬如，旧有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仰赖一套完整的生产网络，其中金融和信息等环结是辅助工业生产的次等要素。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金融与信息跃升为提供服务的最重要角色。并由全球经略中，散布在各处的全球性城市而产生新的空间制度，而该制度的本身显然已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性的地方特色化）的了。然而，在影视产业中，这种全球市场的空间分布，却也是不对称的（见表2）。当媒体空间在跨国流通过程中，常产生大规模的断裂；很多原本仰赖“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经济调控，却未在此刻及时衔接于全球化媒体的空间制度，其经济空间也就立即出现掏空现象。在这过程中，国族的角色不得不因为全球化过程而产生弱化，新的跨国公司以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用新的混合调控系统而崛起于全球市场。

跨国组织，以新的调控系统运筹于全球空间而取得优势。在采取跨国型组织结构中，其空间制度甚具弹性，媒体核心资源部分可能保留于母公司，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集中部分其它资源于海外子公司，并直接由该位置再传递至其它分公司。这种资源调度形成一个整合网络。它的生产模式，是对福特主义的修正，其组件、产品、资源及技术等均以跨国化管理进行，海外媒体子公司或策略联盟企业，会因应各自专长与资源分配而负不同责任；以求得用全球效率来对“地方差异”作出适当反应。因此，这种弹性跨国流通生产，同样是也一种反思性的。

表2：全球前十大类型节目输出国（以总小时数排列）

资料来源：WorldTradeinTelevisionFormats.ScreenDigest,April,2005,pp.100-101.

梅铎（RupertMurdock）手中的媒体集团NewsCorporation便是极力转型为全球弹性生产的跨国式型态。他对全球各市场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延着全世界庞大而待开发的区域市场前进，如亚洲的大中华地区与印度地区。在早期，NewsCorporation带有强烈的“多中心”或“地主国倾向”色彩（polycentricorhost-countryoriented）。以多国型、在地化之扩张，将自己视为是个别国家内地区市场的一员，并尽可能地建立当地频道与子公司，而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成为其主要手段。除了全球型频道如ESPNSTAR和NationalGeographic外,在90年代初也收购了STARTV以覆盖亚洲电视市场。STAR的泛亚洲策略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调整，到21世纪初这频道己成熟为庞大的亚洲品牌伞，但同时发展了在各大跨国媒体中，为数最多的地方频道与节目。各频道如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与星空卫视的知名度，都是建立在地生产的节目内容，而非其NewsCorporation的全球知名度之上。此外，NewsCorporation全球散布的制作单位，亦展现海外子公司独立自主的运作能力，其华语节目乃由台湾、香港与大陆独力制作或合制，不仅提供了在大中华市场所需的内容，这些华文节目更能让NewsCorporation分销到其在欧洲与北美的海外华人社群，也让梅铎在海外华人市场较其它全球媒体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虽然其在台湾、香港与大陆的部门本质上是独立运作，但它们也同时可提供给母公司及其它全球散布的海外子公司必要的支持，而建立起一个互助的网络结构。

尽管表面上，跨国媒体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实际上，全球化也导致了少数寡头垄断的媒体公司的力量被缩小。瑞旭与厄里（1994）指出，当全球化剥夺了民族国家部分权力，而赋予了跨国公司力量时，却也同样损害了跨国公司对于母国国内产品市场的垄断权。如果将瑞旭与厄里的说法对照于当代全球前七大媒体企业，似乎不能呼应现状，因为以美国为基础的TimeWarner、Viacom、WaltDisney、NBCUniversal，及后来转移总部到纽约的NewsCorporation等跨国媒体，其实目前仍为美国国内市场上之少数垄断的媒体集团。然而，如果把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以新媒体空间的角度审视，这些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扩张时，的确伴随着组织的内部掏空。内部掏空一则由于后福特式的垂直解体，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在核心部门，特别是高度集中在掌握资金与版权方面的能力，并积极投入于研发与设计工作上。其次，由于生产部门的外包或外购，因此仰赖非本国性的中小媒体支持或独立制作的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跨国媒体公司在此时需要的是与全球在地进行合作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独立设置海外子公司、并购当地小型媒体、建立策略联盟伙伴关系，或甚至只是单纯的节目购买，都成为全球在地化的媒体空间型式。从全球观点而言，这些型式都显示了垂直解体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传统采福特制的母国市场，更是由于媒体空间的转变，导致跨国电视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时，逐步将资源或核心权力移往全球市场，而相对释出或弱化了在母国的基础。

在全球化媒体产业里，在其生产线的垂直解体过程里，资金与版权成了最后不可放弃的核心要素。而电视产业的弹性生产，则表现在多重任务的执行与劳动人力之精减，及整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制度内，弹性的工作安排成为市场常态。然而如果是独立制作，由于资源的有限，往往无法进行长期性地电视节目制作，而须依靠市场上其它资金的挹助。这种情况，在生产端，反而使得跨国媒体大亨在具体的生产在线造成瓦解。也因此，全球化空间不再只是由少数跨国媒体所主导。在这个层次上，全球化也助长着一种“世界主义”氛围的成长，意味着把反省式批判的思考方式，延伸到了其它空间与区域的机会。正如同早期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性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世界主义式的延伸，也宣示着反省式文化原则或将成为普遍的文化性格。亦即，地方文化特性将渐被纳入一种全球性流动的空间脉络中，构成了“第二现代”的文化空间。

在反省式的现代化中，民族国家亦将式微。这指的是，国家功能之弱势特别显现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无能为力。然而，这并不代表民族主义就此衰退，它正确的意涵乃是：民族国家之“货柜式”想象，已不再适用。这种“社会货柜理论”强调社会一定是某一国家的社会，宛如社会一定得盛装在国家这个货柜或容器（Container）之内，社会的界线与民族、国家的界线乃完全一致。[5]当民族国家的“容器”想象，显得岌岌可危；意即，力求经济扩张的全球主义利刃，现在又回过头来痛击当初创造、发明它的国家。除集中化的崩解冲击之外，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国家冲击的另一项原因，是企业生产方式的全球分散。在媒体产制体系，通常是由跨国电视鉴于生产当地节目的不可行，因而改采折衷型式，如区域化的生产方式。其中，CNN与BCCWorldwide都是典型的区域型操作。CNN首先将海外版图划分成数个区域，包括亚特兰大、伦敦、香港及墨西哥城等，再进行区域生产及全球新闻交流。CNN在华语市场及亚洲市场的生产、发行和贩卖则经由CNN在香港的区域中心，CNN的成功也就依赖其香港为中心的区域化管理，再辅以地方分支机构（如北京办事处）的合作。全球主义（globalism）带着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它通常指一个由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利于强国公司与政治菁英的过程。但这种“跨国化”实践则不然，它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超越国界、联系不同社会需求，到日常生活形式的多样化转变。而这种形式的转变，也正是世界主义的论证基础

四、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与经验转换

除了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力之外，民族国家作为一社会的“容器”将自行解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术领域，乃迄于日常生活当中所产生之“社会内部全球化”的现象。这种社会内部的全球化所指涉的，是旅游行动、多国语言经验，再加上传播媒体的运作，如更广泛而密集的跨国报导等，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全球化。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也就是“内在的世界主义化”（innercosmopolitanization）。就媒体而言，透过媒介带来的跨国性的“观念流通”；它使得一个传统国家之内可以产生另类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关系，并提供了在政治上实践多元文化及世界化的倾向。

用贝克的概念理解，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实为“平庸的世界主义”（banalcosmopolitanism）（Beck，2006）。它与当前全球性的消费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往往对这种消费文化的构成也毁誉参半，例如大众文化与享乐愉悦文化就常遭到批判。但可确信的是，消费社会的确为现代性带来不可遏抑的副作用，故也是一种“副作用之世界主义化”（side-effectcosmopolitanization）。其最重要之处，在于消费社会已将世界主义本身给商品化了。在世界主义之内，文化差异性（而非同构型）因而成为受欢迎的商品形式。在这过程中，媒体扮演关键的连结角色，以维系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告知。在全世界，跨国频道成为一日常生活中最佳的联系全球与地方的行动者，其中风格愈独特者，愈能产生文化效果。例如，有别于CNN的英国BBCWorldwide及定位在知识性频道的DiscoveryChannel，这两家媒体在台湾及亚洲同样拥有广大市场。

针对不同市场，Discovery在香港提供了五个频道组合，包括了AnimalPlanet、DiscoveryTravel&Adventure、DiscoveryHealth、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Adven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DiscoveryChannel本身是亚洲最受欢迎的频道外，旗下诉诸于异国情调与生活风格的DiscoveryTravel&Adventure在短时间内即在众跨国频道中脱颖而出。对旅游风格同样重视的趋势也由台湾在2004年引进了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Living等频道中被意识到。其中，DiscoveryHobbies&Living在一年后更直接被改名为Travel&LivingChannel，指出了消费旅游与品味文化已是普遍性、世界主义式的社会建构。在这种平庸的世界主义中，人们不由自主地透过大众媒体接收充满异国情调的影像，而投入对异文化的躯体、美貌、食物及音乐等文化产品的浪漫想象。进而黑人音乐、中南美拉丁风情、欧式文化生活形态等，都成了个人消费的商品，并且让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他者主动模仿学习，例如打扮黑人发型，穿着印有英国城堡的T-shirt等。在现代化的副作用下，人们从自身主体上展示平庸的世界主义印记，而非原先的国族主义印记。随着个人日常生活网络的向世界开放，人们因此实践与培养出愈发高阶的全球性与相互依赖性。

平庸世界主义的另一个展示场域，在于“类型市场”（formatmarket）的崛起。特别是问答节目（quizshow）与真人秀电视（realityTV）的节目类型上。传统上，电视市场锁定的是特定的阅听群，这一向是不容易跨越收视界线的媒体现象。然而近几年来，由机智问答节目带动的“超级电视类型”迅速穿越国族疆界，而更令电视产业震惊的，是随之而起的是另一个更具市场接受度的歌唱与模特儿选秀节目，也引导了新的全球风潮。由英国发迹的WhoWantstoBeaMillionaire?、FremantlMedia的TheXFactor，美国的AmericanIdle及AmericanNextTopModel，成为在内容之外，以充满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风格，形成一股由下而上，但充满实践动力的文化运行模式。同样的益智问答节目在过去十年间征服欧洲、印度、香港与台湾市场，不仅如此，歌唱选秀节目的影响力也进入了原本较封闭的中国大陆市场，也曾引发某种形式的疑虑，从大陆的《超级女声》到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超级电视类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主义化的另类文化范本。

五、媒介的全球在地化

随着跨国资本、劳动、商品及符号的跨时空流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又造成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跨国媒体的地方性运作，是一种后工业式与反省式的。跨国媒体为求地方市场的接受，单纯仰赖传统母国式（欧美文化）的内容或节目是不可行的。在这种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中，裸的西方文化粮食已不再如早期的强势。跨国电视原本是一种现代化的操作，即对文化帝国母体之节目的着迷，却转而成为地方市场对在地文化的熟悉与偏好。这是因为，布局全球的操作策略，正如同季登斯（1990）所指出的，不断地遭遇到原本理性知识所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第一现代”发展的无能，即成为“第二现代”发展的动力。使媒体对专家/知识为主的信任受到质疑，不得不采取反省式的方式、不断自我改革并扩张在地化知识，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而其自我改革与提醒之原则，即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

从90年代起，跨国电视的“全球化”就与多样性的“在地化”同时发展。后者，更是决定跨国频道和节目成长与否的关键。这种跨国经营的在地化趋势，呼应了罗伯森（RolandRobertson）早在1992年就提出的“全球在地”（glocal）倾向。全球在地化，再一次挑战全球/在地对立的关系，但是否就产生了全球化的消解?事实上不然，在地化不但没有弱化跨国媒体经营，反而更助长“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从NewsCorporation、Viacom和CNBC的运作，都可发现这个趋势。Viacom的MTV频道，向来因其经营哲学——“全球思考，在地行动”（ThinkGlobal,ActLocal）而受推崇。不过，更早的模式是由NewsCorporation在其Channel[V]于亚洲地区建立了区域化/地方化的频道分化，并取得市场优势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直到2006年，Channel[V]和MTVAsia已分别在亚洲提供六个与10个之多的频道组合，因此当有Channel[V]MainlandChina和Channel[V]Taiwan，也就有MTVChina和MTVMandarin（Ellis，2001：167）。类似模式设立在地化的频道还有NewsCorporation旗下热门的ESPNSTARSports及NBCUniversal的CNBC频道。同样在2006年，CNBC在亚洲已有了七个频道而ESPNSTARSports则已演化成13个。频道如ESPNTaiwan、ESPNHongKong、STARSportsTaiwan、STARSportsHongKong与XingKongSports等，给了NewsCorporation更多的弹性去适应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不同的观众偏好。

媒体经济的跨时空流动，在自我反省与矫正的过程中，不只垂直性地解构了媒体集团，更由于全球在地化的操作（例如上述的海外子公司、并购、策略联盟，及节目购买等），产生了由中央集权式的经营转为跨国弹性生产式的网络状态。这种状况，造成反省式现代化最典型的全球网络结构。在电视全球化中，跨国媒体不得不与地方生产部门或独立制作进行合作。然而，这种在地化的情势并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均衡，而是发生在全球区域性的重要城市中，也就是更加世界主义式的国际网络中。于是，NewsCorporation旗下STARTV除了在印度已是最受欢迎的境外频道，梅铎却仍然更积极投入于该市场的投资。[6]在英国，BBCWorldwide也致力于亚洲（特别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市场，为其在英国亏损连连的BBC公共集团平衡财务赤字。[7]跨国电视在反省式的垂直解体中，将媒体经济进行空间分散。并在世界上选择富裕市场网络中，又从空间角度进行再集合、再整合。因为跨国公司空间分散的结果，使得它们与更大的信息社会网络结合在一起，尽管是断裂的、不对称的，但确是流动的、网络状地又结合回来，造成跨国电视媒体空间的制度化。

传播媒介的“全球在地化”，说明了文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其实也激发了对第一现代化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所构成的分化整合复杂度愈来愈高，当中牵涉到的变量与不确定性愈来愈强，所涉及价值争议也愈来愈大，而面对问题所要作出判断与决定的时间却愈来愈短；因此，旧有的全球主义与中央集权式地控制、计算与操作模式，遂不可行。另一方面，由于媒介全球化通常具有国家安全与道德的争议性，实践上并充满价值的矛盾或两难，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认同危机、文化侵略、网络性别歧视、新(知识)经济阶级的落差等等，都构成了媒介“全球在地化”衍生的危机与副作用。如果，将此危机加以深究，可以发现“全球在地化”的风险有二大主轴：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媒体工业的线性延伸可能导致的危机，例如媒介集中化导致全球媒体工业的不对称倾斜。另一方面，乃肇因于全球在地化后，扩张成全球不同地区多点、多线的运作网，与在地社会的特殊性产生的互动影响。也就是说，当跨国媒体与全球各地不同的在地政治、传统、制度、文化及社会监督力量产生冲突时，就会累积成相同/不同的危机，多点/多线相互激荡。而这又将成为“第二现代”自我对质与自我修正的动力来源。譬如，NewsCorporation旗下Channel[V]在亚洲的在地化，乃是由于媒介全球化之后，跨国媒体、在地政府（中国、印度，甚至是香港及台湾）、及公众品味（地域性的文化偏好）三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后，再加以自我调整的结果。

六、结论

本文检讨福特主义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对当前全球媒介发展状态进行解读。本文指出，由早期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而产生的风险，迫使全球社会或早或晚，皆产生新一波的社会运动。这种面对媒介全球化风险所产生的修正行动，也发展成全球媒体与在地协商的实践行为，并形成跨国网络或信息联机的模式，而成为普遍式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用贝克说法，是由过去对全球那种“大熔炉”（meltingpot）的隐喻（即“第一现代”的整合模式），换为一种“色拉碗”（saladbowl）的比域来取代，社会变成一个由“去领域化”的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彼此相系，却又相互矛盾的想象世界（2006）。这个流动空间，虽然是网络分层的，但与以马克斯为基础的阶级典范不同，它是“去阶级”的。再者，这个空间虽然是全球的，但又与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概念不同，它是世界主义式的，是“去传统疆界式”的，是“去国族式”的。

这种世界主义，虽造成了传统现代主义的崩解，但仍有无法控制与预测的副作用。这导致全球市场空间制度，以及阅听人的经验空间，不断产生衍译、变异。如此，也产生了足够的动力，让人们继续探索更适当的第二现代社会。因为，即使全球在地化，已经对简单式全球主义作出反省，它仍然不是未来永续发展的保证。当全球社会愈来愈走向“流动性”，并建构了一个卡斯提尔（1996）所强调的，不断盘旋扩大、彼此纠葛网络社会时，其产生的问题与对未来的视野，皆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任何当前短期的风险解决，包括全球在地化在内，都只能算是暂时的策略。对整体或中长期的文明社会风险，其实仍无法完全被归纳或被掌握。然而，在反省式现代性的发展空间下，不同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可能。或许，人类社会也应该扬弃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而探索出更多种的现代性之可能。

[注释]

[1]刘维公（2000）.不是“后现代”是“第二现代”：介绍贝克（UlrichBeck）与季登斯（Anthony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当代，154，10-19.

[2]由于风险是一种机率的计算，因此可在事前即看见未来可能的后果，而对未来产生怀疑，也因此风险较重视的是“未来”，而“过去”对“现在”的决定权将不再如以往。

[3]胡正光（2003）.风险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对“风险”与“风险社会”之批判.哲学与文化，30（11），147-163.

[4]刘维公（2001a）.爱情与现代性：评UlrichBeck与ElisabethBeck-Gernsheim《爱情之完全正常混乱》.东吴社会学报，10，299-311.

[5]孙治本（2000）.学习型理性：与贝克（UlrichBeck）谈第二现代.当代，38，4-13.

[6]例如在2008年8月，当梅铎亲自为旗下DowJonesIndiaTitans30Index的剪彩而访问孟买时，又表示将加码投资一亿美元在六个新的印度地区性频道，而全部都将归入STAR品牌之下。

[7]到2008年3月为止，由于海外市场与商营得宜，BBCWorldwide年度盈余提高了17%，获利1.18亿英镑，而主要原因即在海外销售比例由46%提高到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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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 当今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能称得上普遍完善的全球化，其自身依然存有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全球化概念、特征和潜在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尝试探讨一些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全球化 相互依存 潜在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WTO Annual Report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数据库: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2011年有关数据计算

全球化论文篇3

一、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已做出的回应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经济增长要素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日益突破国界限制的过程，那么，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决定了该生产方式之下的经济必将是全球性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即已做出深刻的论述。然而，经济全球化规模的扩大和进程的加快则是最近几十年中的事情。从下列数字，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状：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年金融交易量已达500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目前已有4.45万家，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6万家；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为2430亿美元，1996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3600亿美元。

既然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已得到蓬勃的发展，那么，以国际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法也一直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早已做出、而且正在不断地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国际商法统一进程的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商人的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除了其他方面的努力之外，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国际商法的统一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第二，一些国家制订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第三，国家以国际公约的方式制订出相当数量的统一商法规则。

关于商人自己的立法，可举出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所主持制订的各种商事惯例。国际商会是1919年由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工商界领导人发起建立的世界各国工商业者的国际团体。推动国际商事立法的发展是国际商会的重要功能之一。1936年国际商会就编订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此确定了若干国际贸易惯例规则。1953年、1967、1976年、1980年、和1990年，国际商会根据实践的需要对该《通则》分别做了修订，而目前适用的则是最新修订的2000年版本。《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已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商人自己的立法之一，在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国际商会还于1933年编订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51年、1962年、1974年、1983年和1993年分别做了修订），适用于跟单信用证支付；1956年编订了《托收统一规则》（1967年、1978年做了修订），适用于所有商业单据和资金单据的托收。这两项惯例规则已成为国际支付领域中最重要的规则，被各国银行所广为采用。国际商会的上述造法实践的意义，在于将商人们于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便于更多的商人采用这些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成为统一的商事规则，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国际商法统一进程加快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众所周知，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各具特色的三大法系，而且，每个法系之内的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各不相同。但就商法而言，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最重要的差别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法律规范的性质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就可能划分为两大集团，即‘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如果采用这种二分法，以下基本法律原则最能表明资本主义这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要受到某种规定的限制和约束）；强调个人自由并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对政府权力的行使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宪法上审查和制约。”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的上述差别，可说明为什么商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时期的不发达。在实践中，为了克服这种差别所带来的对外商业交往上的不便，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寻求“国际惯例”（其实是西方国家惯例）的适用。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纷纷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等国也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这种制度的改变或改革所带来的法律上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商法向西方国家的商法的靠拢。十几年前，一位同中国商人交往的美国商人或律师还可能因为中国法律中缺乏“要约”与“承诺”的概念而心怀忧虑，而今天他们则可以从中国法中看到他们所熟悉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国际商法的统一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国际公约的制订。仅在国际货物买卖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已制订的国际公约就有：1964年4月在海牙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74年制订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80年制订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78年制订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制订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当然，这些确立国际商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影响范围并不一致，有些公约至今尚未生效或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效力，但是，它们在国际商法统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是不应忽视的。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所谓管理的弱化，是指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二战结束后所缔结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作为其核心宗旨。经过50多年的努力，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非关税壁垒措施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也逐渐放宽。多数发展中国家已从排斥外资的立场转为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

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弱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其实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国家管理的弱化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即冷战的结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设计其因政治原因所实行的出口管理制度。

国家管理的弱化并不当然意味着管理措施的弱化。事实上，由于管理的弱化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为原则的，因此，对于妨碍经济自由化的行为，甚至需要采取以前未曾采取过的、或者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知识产权的关境保护措施。

（三）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彼此约束的加深

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的放松，可以是单方面的行为，也可以是协议行为。国家通过协议确定彼此在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得本来可由一国自行决定的事情须受其他缔约国的约束。近几十年来，国际条约所涵盖的国际经济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其调整的经济关系也趋向具体，使得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不断加深。例如，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对于非关税管理措施只做了笼统的规定。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许可程序、海关估价、动植物检疫、技术标准等各个领域。目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措施都已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类规则之下。一国已不能任意确定其关税水平，也不能任意行使配额、许可等进出口管理措施，除非其准备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国际法后果。某些国家可以在经济区域化、经济一体化方向上走得更远。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取消了商品、资本和人员流通上的限制；一些成员国甚至已放弃了货币发行权。

国际经济法在以上三个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无疑是对经济全球化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些变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力量推动下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国际经济法；而如果没有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经济全球化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二、决定国际经济法未来走向的几大力量

未来国际经济法的走向显然将受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妥协将决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将是对未来的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三大主要力量。

（一）商人的力量

在当今世界，商人力量的代表者应该是那几万家跨国公司。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跨国公司还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1982年，世界200家大公司的销售量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2%，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达28.3%.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因此，商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将力求冲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球。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一个将近1000年前始于地中海，并随着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而取得了决定性大发展的过程的继续。它不过是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那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这就是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更加服从惟一的价值规律。”

为了更好地实现其追求的目标，商人们也将推动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构造新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方面，商人自己可以做到的是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而其他方面的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创设，商人则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商人将主要推动国家在以下领域充实国际经济法的内容：

一是要求政府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他们不仅有能力迫使发展中国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即使在北方，政府也无法控制跨国公司。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他们的扩张，他们就威胁要离开，而且立即付诸行动。他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力、几乎不受法律保护的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在跨国公司的这种撤走资本的压力之下，政府有时不得不做出让步。

二是要求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尽管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商品国际流通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但无论在关税方面还是在非关税措施方面，政府的管制还依然存在，所以，商人将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商品进出口的政府限制进一步减轻。与商品的国际流通相比，资本的国际流通所受到的政府限制可能更为严格，特别是在直接投资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产业领域的限制，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的产业领域，通常都禁止外国资本的进入。然而，由于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所以，对于商人来说，对资本流通的限制将是最不能容忍的限制。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商人将以推动政府削减资本流通障碍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有别于原先的关贸总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将资本市场的准入问题纳入多边谈判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在确立各成员国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的同时，开启了相关领域的资本准入的谈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更是直接涉及了直接投资问题。尽管这两个协议还都不是专门规定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的协议，但是，这两个协议的签署已传达出明确的信息，即资本市场的准入问题将归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范围。

三是要求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商人所要求的对其海外利益的保护将体现在货物贸易、技术转让、直接投资等各个领域。例如，随着世贸组织内容丰富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实施，商人的知识产权国外保护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步美国的后尘，以类似“301”条款之类的机制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又如，认为在外国受到“不当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的商人，也可能会求助本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平的”或更好的结果。此外，在一些传统问题上，商人也会推动本国政府迫使外国政府做出新的让步，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众所周知，在外资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充分、即时、有效”的补偿标准。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上，采取相对豁免主义的国家（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也可能迫使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国家做出新的让步。四是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来自国外的竞争可分为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两类。对于来自国外的不正当竞争，一国商人自然可以要求本国政府依法加以保护。一国的反垄断法、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反补贴协议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法律依据。问题在于，对于来自国外的正当竞争，商人也可能寻求本国政府予以限制。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商人加以区分。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人希望市场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不怕来自国外的竞争，并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竞争于其他国家的市场；而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商人则希望以国界挡住外来的竞争。他们将推动本国政府在各种借口之下采取貌似合理、合法的措施（如环保措施），将强有力的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可以看出，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商人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拦路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法律规则当属国际经济法演进过程中的一股暗流。

（二）国家的力量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订者，但国家在制订国际经济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商人的利益，反映商人的意志。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政府的确在向市场力量让步，其表现就是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的放松。

然而，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或一味支持的立场。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除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等优点之外，还同时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置后性等缺陷。资本扩张可带来经济发展，但不一定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因为资本扩张的目的是高额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更为提高。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的社会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一样，正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例如：在金融与工业产业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存在着走向寡头政治结构的强烈发展趋势。在加强本地区全球竞争能力的借口下，进行区域或全球范围的公司联合兼并；政府放弃对劳动岗位的管制，削减甚至逐步取消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失业成为今后15年以至20年内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促进本国公司的竞争能力被说成是创造劳动岗位的最佳途径；对受社会排挤的居民越来越冷漠；在保护竞争能力的借口下，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推迟或者干脆废除生态保护决定。”第二，经济全球化还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带来挑战。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一国的政治、经济的稳定，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全球化则使维护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例如，当今的“通讯革命……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穿越国界，使人可以听到和看到外国人是如此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它也使富国和穷国之间比50年前更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刺激人们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这些变化使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本身的命运。”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本来就缺乏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的机构和机制。经过近100多年的实践，政府已建立起国内市场调控制度，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政府可通过各种措施来纠正市场经济的缺陷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国际社会中尚不存在可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有效调节的机构和机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必要的政府控制，经济全球化将意味着很大的社会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各国政府强化了这种意识。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会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控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考虑国家力量对国际经济法的走向的影响时，还应该意识到：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而且各种力量的作用方向也会不同。尽管依据原则、平等原则，每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中均应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但事实上，国际经济法总是更多地表达了强国的意愿。同时，“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尽管从法律角度看，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然而，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将充满着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当今，无论是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简称NGOs）都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联合国》即已对非政府组织予以关注，该第71条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方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商定之，并于适当情形下，经与关系联合国会员国会商后，得与该国国内组织商定之。”经过战后50多年来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展和加深。例如，许多人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经济及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在、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不能不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在1999年年底世贸组织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期间，美国的劳工团体与环保团体曾发动持续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反对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政策。虽然当地警察向数千名示威群众发射了橡皮板子弹和催泪瓦斯。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得世贸组织的这次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对国际经济法的未来走向可产生重大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当首推环境保护组织和工会组织，至少在国际贸易体制方面会是如此。环境保护组织将进一步推动各国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标准，而这些标准将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屏障。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则将继续推动政府推行最低劳工标准，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制度也将对经济全球化发生影响。已有学者指出：在今后几十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将是遏制在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上保护主义的操控。”而这种挑战之后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可低估。

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已经做出的回应，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未来发展的影响都在提示我们，国际经济法正在走向体系化、完备化。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许多学者为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面前检讨我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还有什么不足话，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不足是我们经常对现实中的国际经济法与理想中的国际经济法未加区分。因此，我们经常依据我们自己的理念来描述国际经济法，将那些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规则看成是法律规则。“传统理想的国际道义主张诚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在今天这样远非和谐的国际状态下，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很难以特定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来加以规范和判断。合乎实际的选择只能是制定出为大多数国家认同和接受的国际准则，通过促使国际关系走向法制化来规范国家的行为和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当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私人之间以及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约束变得更加广泛而具体时，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地研究这种在现实中的实际发挥效用的规则，而仍然以理想中的国际经济法作为关注重点，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同现实脱离开来。我想以下面几个问题的研究来说明我前面的判断。

（一）关于南北关系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们常从南北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这固然是一个正确的角度。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抱有过多的期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正日益被边缘化。南北互相依赖的神话不复存在，最穷的国家并不被依赖。1980年世界102个最贫困国家在世界商品交换中所占的比例，占世界出口的7.9%，占世界进口的9%；仅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就分别降到1.4%和4.9%.与此相反，北美、西欧、日本及南亚和东南亚新近工业化国家这3个发达区域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4.8%上升到64%，在世界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9.5%上升到63.8%.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也在不断下降。1960年世界投资总额的1/3投向这些地区，1980年有1/4，而1990年只有1/5.

南南合作也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实践。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内部已建立起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这些区域集团的内部贸易额通常很小。有人将南南合作举步维艰的原因归结为以下4点，即：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大量吸纳其他成员国的商品；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体制、经济政策乃至文化传统的差异阻碍了集团内部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很低，在大多数产品上都不具有成本优势，又无法通过发展区内贸易而达到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相互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原则与实践使每个国家都把主要力量用于自我改善，努力使自己能够被西方经济大国与经济活动主体所接受。为了能够更多地获得来自北美、西欧、日本的直接投资，每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都被迫进行反对其他国家的斗争。”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分裂。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几乎被国际社会所遗忘。此外，还存在着石油输出国、群岛国等这样一些具有特别利益和要求的国家群体。

上述现实都将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所一直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现实中的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公平原则

我国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中，公平原则已取代了平等原则。这些学者们所经常提出的证明就是互惠制的出现。应该说，普惠制确实反映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平等原则向公平原则的过渡的趋势，但以此证明公平原则的确立似乎为时尚早，因为普惠制自身还很难说是一项稳定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普惠制要求发达国家单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关税待遇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回报，并且不得将这种优惠待遇给予其他发达国家，这冲破了以互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制度所体现的平等原则，为实现国家之间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创造了条件。但也应该看到，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实行的普惠制还远非理想，给惠国与受惠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稳定的法律基础。从表面上看，普惠制的法律依据颇为充分，既有众多的国际组织决议、宣言，又有关贸总协定的有关条款；既有给惠国的详尽的国内立法，又有给惠国（集团）与受惠国（集团）之间的双边协议。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国际经济法的渊源的角度对普惠制进行一下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普惠制的法律基础其实是相当薄弱的。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决议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许多国际组织的决议，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都对普惠制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规定，但这些国际组织的决议通常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我们不能期待这类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决议之类的文件会实际约束普惠制之下的各方。

其次，我们也看到，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样的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也对普惠制问题作了规定。但是，不是说一项法律文件的所有条款都可以为人们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关贸总协定这类法律文件在规定普惠制问题时，都在使用十分笼统、模糊的语言。而根据这种规定，任何一方都无法向他方提出确定的权利主张。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联合国大会这样的机构使得发达国家就普惠制承担确定的义务的话，我们当然也就无法期待发达国家会通过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的方式，把这种义务接受下来。

再次，一国的国内立法当然可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但却不能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普惠制所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内立法作为基础。作为权利方，它不可能通过本国的立法来给它方设置义务；作为义务方，义务的内容不应该通过本国单方面的立法来加以确定和变更。当美国宣布某个国家从其普惠制方案中“毕业”时，被宣布“毕业”的国家无法就此提出什么主张，因为其原先的未“毕业”的资格本来就是美国的国内立法所单方面确定的。

最后，国家（集团）之间的条约当然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且，由于双边条约对普惠制内容的规定多较为具体，因而这类法律文件应该认为是普惠制作为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而存在的比较确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国际条约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自由同意原则。任何国家不得强迫他方接受自己的意志，任何国家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通过条约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确定自己的义务。因此，在是否向其他国家提供单向的优惠待遇问题上，每个国家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因此，仅以普惠制来论证公平原则的存在，不免是对国际经济法的理想化。

（三）关于联大决议的法律效力

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一样，我国学者通常也都认为联合国大会决议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其实，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其特定机构所制定或通过的决议性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性质，首先应考察该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如果该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具有立法权，那么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如果该组织或该机构不具有立法权，那么所它所制订的文件当然就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不管这一决议从字面上看如何具备法的特点。那么，如何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呢？简单的方法是查阅这一国际组织所据以设立的性文件，即成员国为设立这一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公约。《联合国》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即具有法的效力。而联合国大会是不具有立法权的，因为《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的权限的规定主要是“讨论”和“建议”，也就是说，联合国成员国在制定《联合国》这一国际公约时，无意将联大决议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因此，联大决议基本上只属“建议”性文件，无法对成员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很难被视为法律性文件。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曾讨论过是否赋予大会制定对会员国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权力，但有关提案都被绝对多数的反对票所否决。

全球化论文篇4

一

20世纪以来，伴随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媒介产业的迅速发展，好莱坞电影一直是世界电影工业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从世纪初期就开始进口好莱坞电影，"国片"一直处在洋片的冲击下，早在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签定以后，好莱坞电影当时的年进口量就多达了200多部，"米高梅"等电影公司还试图利?"中美商约"垄断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业务，甚至提出要自由支配电影院线的营业方针并限制国产片的放映。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在1949年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宣告结束，美国电影几乎完全被拒之门外。

直到70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又重新逐渐进入中国。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切互动的网络，全球化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动力，交互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中国大陆电影则正处在这种全球化互动语境之中，再次面对好莱坞的挑战。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允许按照分帐发行方式进口外国"大片"，美国电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尽管中国国产电影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政府规定各电影院必须保证国产电影占有2/3以上的营业放映时间，但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10部左右的进口影片（其中多数为美国电影）、1/3以下的放映时间，在中国各大城市却几乎占有了电影票房的60%以上。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根据协议"入世"后，每年将可能有20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与1946年相似的是，美国也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电影院线，好莱坞各大公司甚至已展开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全面研究，有的还设立了"中国部"，以进行更适合中国市场的调整。好莱坞已经对中国电影市场虎视眈眈。显然，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将面对美国电影更大规模的进入，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既是政治权力问题，也是工业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文化问题。许多人担心，好莱坞电影所贯穿的美国式神话是否会在影响国族认同的同时创造一种美国情结，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人英雄的叙事原型是否会解构民族发展的自我凝聚力，好莱坞电影那种奇观化趋势是否会压抑人们对本土生存状态的关怀和体验，好莱坞电影那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否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观念产生负面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艺术规则是否会完全替代中国叙述美学的传统，好莱坞电影是否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民族电影工业，好莱坞电影是否会使中国电影丧失所有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责任。应该说，在中国电影目前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威胁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国家力量和"现代化"文化的强势背景，也来自于百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电影工业机制的经验，还来自于其对国际电影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年培育，当然也来自于它利用自己的优势对于电影人才、资金、技术的广泛吸纳和融合。面对这种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行政措施来支持国产影片的生产和流通并限制和控制进口电影的数量和传播，并采用制作、发行、放映业的体制变革和走大型化集团化的方式来与外来电影抗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电影人则试图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有限空间中通过电影文化的选择来寻找本土电影的生存道路：或者，通过国际化策略扩展电影的生存空间，如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或者通过本土的产业化运作，制作消费娱乐电影，如冯小刚的"贺岁片"；或者，通过对本土文化和民族生存现实的关照来提供一种本土人文关怀，突出好莱坞重围，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民族的视野，如黄健新的城市影片。……显然，正如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学术刊物《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的首栏标题一样，"面对WTO增强中国电影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电影面临的现实考验。

二

当前世界这种被称为"后殖民"图景的不平衡互动性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状态中的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结：走向世界。而所谓"世界"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支配世界主导经济文化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而所?"走向"则意味着试图受到西方本位的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秩序的接受和肯定。因而，进入世界市场一直是中国电影积极争取进入电影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方式。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中国电影人采用各种方式来寻求进入国际电影市场的通道，在投资上，有的中国电影从海外获得相对于本土投资更为雄厚的制作经费以提供能与世界电影发展相适应的制作水平；在发行上，中国大陆电影借助于与海外的合作制片来开发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在途径上，中国大陆电影依靠各种国际性电影节和跨国电影交流来获得世界命名和被世界认可，获得国际通行权；而在制作上，一些中国大陆电影也努力按照所谓的世界性标准来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美学包装和改造。

90年代初期，随着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纷纷成功地"走向世界"，一种"国际化电影"类型在当时便流行于中国大陆。这种类型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为这些影片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于是，在滕文骥的《黄河谣》、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影片之后，经典"国际化电影"创造了它新的摹本：从黄建新的《五魁》，我们看到了对《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造型的临摹，从何平的《炮打双灯》，我们看到了《红高粱》、《黄河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各种文学元素和电影元素的奇特的混合，从周晓文的《二嫫》，我们看到

了对《秋菊打官司》的有意无意的重复，还有《桃花满天红》和青年导演刘冰鉴的《砚床》，都走着几乎同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规化策略：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这些电影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获得了一种公共形象走向了世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样的电影商标或者说品牌。尽管电影的这种全球化策略如今仍然还为一些后来者摹仿，但随着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逐渐进入国际艺术电影的主流，这些电影所具备的边缘性优势开始消失，尽管张艺谋、陈凯歌都试图改良他们的全球化电影策略，但是他们电影的国际影响却已经减弱。随着这些电影的类型化，它曾经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某些艺术和观念的前卫性和探索性消失殆尽，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因为不断的自我复制而失去了精神震撼力和美学震撼力，中国电影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全球化的道路应该说已经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了。

如果说，从80年代后期张艺谋的《红高粱》到90年代中期新生代导演张元等人的《北京杂种》等几乎都还是通过国际电影节来开辟国际化道路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从《秦颂》、《兰陵王》到后来的《红色恋人》、《鸦片战争》、《红河谷》、《黄河绝恋》、《洗澡》等影片则试图通过一种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方式强化电影的全球性，进入国际电影市场。这些影片都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达到国际通用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西方通用意识沟通交流。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基本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这种国际化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批按照赛义德所谓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进行文化编码的中国影片。而1999年最典型的影片样本之一就是青年导演张扬执导的由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洗澡》。

《洗澡》具有特殊的文本意义，这不仅因为该片在加拿大、在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获得了各种大奖小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90年代末期全球化背景中的一部具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并试图进入西方世界的样本。这是一部贯穿父子关系的影片。80年代，在第五代电影中，作为一种精神依托的"父亲"形象悄然退场，陈凯歌、张艺谋在《黄土地》中所塑造的那个苍老、沧桑、愚钝的父亲形象正如同罗中立那幅经典油画《父亲》中的形象一样，是对"父亲"/传统的一种含泪的追忆和无奈的告别，小憨憨与父辈们的逆流而动，正象喻了与过去的艰难而执着的决绝。进入90年代以后，当第五代解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神采飞扬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断出席各种国内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影冲击，在他们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出"父亲死了"的空洞、绝望和寻找"父亲"的迷惘、努力。先是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青年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拒绝与认同，在那个教育他成长的"父亲"一样的老人死去以后，这位青年也告别了那个试图豢养他的"母亲"一样的款姐，最后成了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一开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来隐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降临，直到故事结束，一对青年男女还在继续他们寻找早已失踪的父亲式的"朱赫来"的心路旅程。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但是，在《洗澡》中，那个被告别、被遗忘、被丢失的父亲却重新款款登场，而且不仅是以一种家庭身份出场，还以一种文化符号出场，在影片所提供的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与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对父的全面认同而结束了叙事。影片中的父亲老刘，是一?"澡堂"老板，不仅外貌造型慈祥、温和，而且性格开朗、豁达，倔强但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叙事极力回避"澡堂"作为经营实体的经济运作和金钱效益而极力渲染"澡堂"对于社区、对于远亲近邻的亲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个供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人情之乐的大家园，而老刘就是这个家园的家长。不仅各种各样性格各异、年龄各异、身份各异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快乐，而且即便是二明这样的傻儿子也能够在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似乎更像是一个老少咸宜、妇孺同乐的人间天堂。而影片中唯一与这个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刘的大儿子大明。大明因为不认同父亲"澡堂"生活，曾经离开（背叛）了父亲和他的澡堂，离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国文化符号化为与"内地文化"、"传统文化"迥然区别的"他者"--深圳淘金，显然，父与子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情的冲突，而是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的冲突，或者可以更准确发说是父/传统/东方与子/现代/西方的冲突（由濮存昕饰演大明，显然与这位演员被当作消费社会中男性偶像的广告象征有互文本联系）。而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为过去时来间接叙述的，或者说，背叛在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仅仅只是当二明用一幅图画将大明从深圳"误骗"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亲眼目睹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过程，如何亲身体验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轻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亲慈祥的形象面前，不仅成为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quot;的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孝子，而且也成为了告别叛逆、皈依传统的父亲所维护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澡堂文化"的认同。

"洗澡"离不开"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却是负载了明确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影片中，当老刘回忆陕北缺水的过去时，插入了一个相当突然的陕北农民祈求雨水的画面，无论是画面造型或是秀儿、弟弟的人物设置，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联想到《黄土地》。而在《黄土地》中人们所祈求"雨水"渺茫无望，翠巧消失在黄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绝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们终于有了源源不断（但隐逸了来源）的水，这水就是所谓东方的仁慈、宽厚、和睦、亲情，是一种以老刘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东方人伦。在《黄土地》中，"水"是一个悲剧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则成为了一个正剧性拯救。《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的确显示了张扬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求"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水"的滋养。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几乎可以说，影片中所有对"水"的赞美，其实都是对父亲、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东方传统的赞美，我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额，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水的崇拜和留念，水之万能在影片中被作为一种意念反复被强调。当然，我们可能会提出质疑，水（传统人伦）之万能作为一种神话，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走向现代化的危机和我们每天体验的生存危机。

任何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市场与天伦进行二元对立的设计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将传统、将人伦想象为人间天堂的，尽管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强势文化诱惑"走向世界"、"国际接轨"、"现代化"的现实。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中，东方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双面人，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妖魔化的东方，专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过一个"反面"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则是含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祥和，这是西方人借助一个"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其实，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正如我们从义和团、直到现在也常常有一种将西方想象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强盗的西方主义一样。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则正是在一个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将澡堂文化为象征的东方传统人伦书写得如此暖气融融，无论是澡堂内那腾腾的热气，或是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大量的全景镜头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镜头，或是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关于"水"的隐喻，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安全、温暖、平和、干净的东方家园，那也许可以为处在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饭后茶余提供一点多愁善感，为他们在丰衣足食、灯红酒绿之外呈上一盆奇花异草。《洗澡》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中那种天使化东方的需要有谋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节奏流畅、造型鲜明，一些细节也相当精彩，它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接纳（当然，作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这种认可和接纳的空间相当有限）并不奇怪。

显然，《洗澡》是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权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在满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自我"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权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弘扬传统的主旋律化策略与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叠和在一起。尽管这两种文化策略的立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正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用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阳性/主动者）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阴性/被动者）的认识、理解、崇拜来证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一样，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来强化传统的承传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众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则借用主旋律将中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情意绵绵的文化传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通过对主旋律化和东方主义的双重满足，获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报。

应该说，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往往只能像《洗澡》这样，通过将自己奇观化来作为以好莱坞电影为中心的世界主流电影市场的陪衬。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来说，它们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的公正性，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的位置是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使得中国电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

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电影试图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但是却举步艰难；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试图通过对电影工业的商业化改造来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国内市场的占领。现在，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入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试图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然而，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式的商业/类型电影，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弑父原型的叙事策略与中国主旋律文化所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并不和谐，因而，中国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电影往往又或多或少地被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出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1999年出品的由张建亚导演的《紧急迫降》就是一部体现了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尴尬徘徊的当前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处境的典型文本。这部以一次飞机空难事件为题材的影片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好莱坞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

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

影片不是一个灾难的故事而是一个救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是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在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以及当前许多中国的所谓商业类型电影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关于信仰、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这是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差事灾难性事件得到了完整呈现。因此，这些电影讲述的不是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观影之间达成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症候性"难题。从《龙年警官》到《烈火金刚》直到《紧急迫降》，都是当前处在市场产业与规划控制、消费领域与政治领域夹缝中中国主流电影应对好莱坞电影进入的一种方式，当好莱坞电影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观众的时候，民族商业电影这种"欲学还休"的尴尬很难为国产电影保存广阔的市场疆域。

四

尽管全球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未必公平、公正但却越来越自由的竞争环境，尽管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民族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民族电影正如本土文化一样，始终是这个民族文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纷繁复杂的现实处境、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都仍然为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土民族电影都显示出了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力。如日本1997年以来票房纪录前10位的影片中都有多部本土电影，1977年国产电影《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在波兰，国产影片《凶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80万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而在中国大陆从1995年到2000年，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票房纪录的现象。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以前，好莱坞影片曾经大量进入中国，但据当时的票房记录，30年代最卖座的影片是《渔光曲》，40年代票房纪录的保持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9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我的父亲母亲》、《黄河绝恋》、《不见不散》，以及神话题材的动画片《宝莲灯》等，都在每年10部外国"大片"进入中国以后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许多影片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进口好莱坞电影，1997年《甲方乙方》在北京的票房达到1150万，创造了当时北京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可以说，华人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其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这些都是民族电影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当我们们被像《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美丽人生》这样凄地苦叙述生命故事的意大利电影所征服，被《香港制造》这样富于想象力地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被《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这样娓娓地透视人的心灵的捷克电影所吸引的时候，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创造性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民族电影，也许会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最缺乏的还是对于本土生活的真诚、洞察和热情。应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中国民族电影真正能够具有生存优势的，还是在广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关注本土的社会人生，与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相联结，成为对于人，首先是中国人的生命、生存和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和发展的过渡时代，面对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经历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

，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仅仅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也不仅仅需要电影带给我们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许多民族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民族电影的危机不仅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更多地也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人们对于电影的期待。因而，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应该期望真正的民族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期待一些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境遇、人生困境和人性经验的电影的出现，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这种民族电影，依然还是在默默地坚守和默默地生长着。这些影片虽然一直不是电影市场运作和电影政治活动的中心，但却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具艺术震撼力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李少红的《四十不惑》、《红西服》，宁嬴的《找乐》、《民警故事》，刘苗苗的《杂嘴子》，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也不能少》，黄亚洲的《没事偷着乐》，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红灯停绿灯行》等系列影片，特别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巫山云雨》、《城市爱情》、《美丽新世界》、《那人那山那狗》、《天字码头》、《爱情麻辣烫》、《成长》等，都显示了对于人性、对于艺术、对于电影的诚实，这些影片最基本的艺术动机不是去演绎先验的道德政治寓言或政治道德传奇，也不是去构造一个超现实的欲望奇观或梦想成真的集体幻觉，而是试图通过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的再现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运的展示，不仅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而且也表达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

全球化论文篇5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于国际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的形成不仅是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学、历史学的，而且作了、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丰富的，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全球化论文篇6

    浅论全球化与三个代表

    但是,毋庸讳言,在全球化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较量和斗争:一种是以美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一种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在全球范围内潜在着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危机;一种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它的前途是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效遏制,南北差距的逐步缩小,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这是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造福于全人类的、本真意义上的全球化。

    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全球化真正形成并获得健康发展,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体现出的基本要求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除了它对全党全国工作的指导意义外,是否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国际意义?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全球化论文篇7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传统；应对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一场全球化的席卷浪潮之中，一切的国家和地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广阔还是狭小，无论文明还是落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被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人类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了“地球村”的实际意义所在。全球化席卷了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角落，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还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强烈功利性色彩的蔓延和盛行。但是，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整合发展，同时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一方面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繁荣局面得以出现，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己文化强势威胁到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出现了文化的单一化。

历史的和现实的、外来的和本土的、进步的和落后的、积极的和颓废的在全球化的引导下展开了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制。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的，中国已被卷入到这多元文化的激流中而无法自拔，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场文化较量中，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是被多元的文化激流冲击顺流而下还是勇敢站立与之战斗？本人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的应对应当很明确，那就是在多元文化激流中高举民族文化旗帜，使我国民族文化在当今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记忆，它体现着一个民族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反应了一个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它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中国文明悠悠上下五千年，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意蕴丰厚。上从秦砖汉瓦、书法篆刻，下至皮影武术、围棋八卦，还有中秋赏月端午离骚，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所以我们也只能说它是一个大约的概念：从形态上看，它包括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从内容上看，它既包括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例如四书五经、儒道释三家文化)，又包括衣食住行等民俗文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东西方发展极不平衡、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条件下，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和强势，在社会中推进和扩张西方主流的意识与文化模式，从而力求在社会中建立起与其现实文化中的“领导和统治”地位相一致的“西方中心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由于受到经济技术等方面弱势的影响，很难抵挡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震荡。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多元文化激流的冲刷，我国应当如何应对呢？民族传统文化决不能固步自封、与世隔绝的等待外来文化元素的同化，无论是冲突或是融合，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尽管多元文化激流中有多种样式的、不同审美取向的文化，我们要坚定的高举传统文化旗帜，在多元文化局面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以使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多元化”中强有力的“一元”，这样才能永葆民族文化的青春美丽与永续流传！

首先，在全球化过程中，要以认真积极的态度，全面客观的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用扬弃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心，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诸多的外来文化，就有可能做出对自己文化保护和发展不利的选择，最终适应不了发展。只有积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采取积极的应变措施，抓住全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机遇，吸收人类文化中优良的成分才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第二，挖掘与当代实际的契合点，使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将民族文化之于全球化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加强与其他优秀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其文化必定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民族传统文化至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快文化之间互相流动的速度，加强与其他优秀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用拿来主义的眼光有鉴别有选择的将外族优秀文化元素融入我国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和引导，加快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下的转型与结构重建，推动民族文化的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积极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新的结合点，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突出文化产业化的精品主题。民族文化的转型，就是在借鉴和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转化为能够满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文化，这一文化能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把中国民族文化融入到文化产业中，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而且还可以借此增强我国的国际文化竞争力，有效地促使其再次腾飞。

第四，要加大文化输出的力度，推销中国的民族文化，增强软实力影响全世界，并坚持文化自主、抵制文化霸权。我们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输出为主要方式，树立中国世界性的国家亲和力形象，达到输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内在目标，协助国家外交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通过翻译经典书籍，发行民族文化影视作品，定期开办中国文化年，让我国的民族文化走出国门，扩大中国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维护民族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以有效抵制强势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袭。

最关键的我们应该看到，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综合实力。要使民族文化获得保护和发展，乃至于走向外面世界，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就需要民族的强盛作为坚实的后盾。与贫穷落后相伴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没有对应的能力的，也自然面临着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的文化前途，要用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中国的政府和文化界终于步调一致地站在了中西交汇的高度，试着用中华民族传统的概念去诠释中国的思想系统。更令我们欣慰的是，从今年起，传统的节日被定为法定节假日，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品味传统佳节的真正内涵，政府的引导、学者的阐释、民众的参与必将让民族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正确应对，在多元文化激流中高举民族文化的旗帜，我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董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

[2]郑晓云.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J].民族研究,2001,(1).

[3]宁华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路径

[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0,(7).

[4]孙文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思考[J].改革

全球化论文篇8

论文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 自然 的 历史 的进程。当今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回避全球化的浪潮。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到申奥成功，再到加入wto等，都是争取或者自觉地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反映。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的文化领域同样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把握

     第三，

全球化论文篇9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机遇 挑战

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古时人们就曾因为贸易而有国际化的概念，地理大发现可谓是早期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比国际化的程度更深。文化的传播使我们正进入一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引发了文化的不安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有逐渐失去个性的危险。比如英语的学习热持续走强，西洋节日对于民族节日的冲击等。

本文将从文化的涵义和作用，文化的传播与挑战和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三方面，探讨全球化视野下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一、文化的涵义和作用

文化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是群体性创造和个体性创造的统一。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符号性的信息传递，没有这种传递的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一个社会成员向另一个社会成员传授某种技艺，都要依赖符号活动。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依赖于符号便无法进入继承和交流。习俗、惯例、工具、哲学、语言都是文化。文化传播是指某种文化模式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扩散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交流。因为有了交流，于是文化传播开来。从古代，各地区的文化就开始交流传播了，于是我们发现，人类的很多精神产品都有着相似之处，这就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人类有着相同的头脑，相同的头脑产生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思想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这是文化趋同性的最大来源。但如今传播的作用对于文化的趋同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英语的学习热蔓延到世界各地，虽然有利于人类的交流，但也影响了民族语言的发展，甚至很多语言面临消亡的威胁。而西方节日的盛行也使传统节日被冷落，有些地方也掀起了应不应该过洋节的大讨论 。还有肯德基等快餐文化的传入改变了现代人的饮食习惯。

二、文化的传播与挑战

文化是通过习得而获得的一种行为方式。文化的感染力很大，但是过于被同化是不利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发展的。以美国的文化传入中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制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也占有优势。美国政府采取文化输出的政策，美国文化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比如美国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美国控制着全球百分之八十的互联网信息资源。此外，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饮食文化以及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文化都成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传播的载体。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于民族文化是一种挑战。许多国家奉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一场硬仗。在语言现象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很多体现民族独特性的艺术，由于经济一体化，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很多过去的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很多东西正渐渐消亡。莫言就曾经介绍过：前几年有个消息称世界上存在着大约6000种语言，有的语言有文字，有的语言没有文字。有的语言有很多人在讲，有的语言极少数人在讲，但这6000多种语言正逐日减少，而且速度惊人。消息说每年以300种的速度消亡，也就表示用不了多少年，目前世界上尚存的6000种语言将会渐渐消亡干净。他认为，再过几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可能只剩下英语、汉语、德语等比较大的语言，小的部落语言、小的民族语言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变成语言化石，就像印度梵文一样，只有极少数专家认识。

三、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怎样使祖先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艺术瑰宝能够更加长久地传承下去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我们要承认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 文化趋同实质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使我们既要面对文化的挑战也要拥有文化的自信。世界文化趋同，应该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接触融合，经过漫长的演进，可能产生一种既体现西方文明又体现中国文明的新模式。

在文明时代，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齐头并进的历史进程。社会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是完全同步的。文化虽有阶段意义上的高低之分，但这和道德的尺度无关。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才能保证文化类型和文化要素的无限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要坚持传统文化的维系，继承并积累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对于许多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讲，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许多弱势国家的民族文化不断地被挤压被蚕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国并非截然对立，引进与弘扬并非截然对立，全球化与民族性也并非截然对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最需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并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大厦，这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好回应。

参考文献：

[1]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爱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3]文富德.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J].国外科学社会情况.1998，（4）.

全球化论文篇10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