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观念范文10篇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1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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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2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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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

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3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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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4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

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

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晚年，西方资本主义静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不是以资产阶级及其个人或企业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单位，而是以整个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经济政治活动单位；不是以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而是以某种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辟的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化发展过程；那么，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形态的高度垄断化政治化军事化发展趋势。斯大林曾经对列宁所首先确立的新的全球化观念作出了一个权威的著名的总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1.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由此得出第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2.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由此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3.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3—20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于可以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处在这样一种经济政治发展非常不平稳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所以不会出现同时胜利的局面，倒是往往出现一国首先胜利的独特现象。受列宁与斯大林以上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的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使之变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633页等处，人民出版社1996年合订本。）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相比，列宁、斯大林、所确立与阐述的新的全球化观念，基本上准确及时地反映了巨变的历史时代特点，特别是由此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统治世界的单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世界历史与政治经济总格局总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与勇气，巨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伟大的贡献。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对抗的存在才有助于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化、多维度的形成。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理论到斯大林的一国胜利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它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来抽象与概括世界千差万别的文明与民族国家的特点，未免有些简单化。它过分强调了国际的世界的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只片面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尖锐矛盾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广大不发达民族国家的侵略影响及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交流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导致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的实际上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与策略，进而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剧变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模式与观念即一种以分裂对抗与封闭自足为特点的全球化观念与模式的失败。（注：参看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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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20世纪，全球化理论观念模式，首先是作为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等同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西方化”的单一过程；除开这一基本观点之外，当然就是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两大阵营理论。受这些经典的基本理论模式的影响，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美洲也形成了一种既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球化模式相抗衡，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一种独特的“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南美洲的依附理论以及尔后影响范围更大与持续时间更长的“世界体系理论”。（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25—3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依附理论崛起于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依附理论学派并非有一个较正式的组织、较系统一致的学科集团，而是一批分散于世界各地、基本观点接近、遥相呼应的学术潮流。它们共同认为：依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是早期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以其中的一方受另一方制约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依附论的基本概念有三个：中心、和依附。“中心”是指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则是指那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国家与地区。与中心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依附”。“依附理论”由此而得名。依附论的世界图象是比较简单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控制着一批次一级的中心，每一个次中心又控制着一批更次级的中心，如此像洋葱一样，最外层的是所有中心的“”或者卫星。比较起来，每一个中心都比其更富裕。而每一层都比其中心贫困，经济上被动。不得不依附于其中心，而依附又造成了中心对的剥削与掠夺。在中心与的这种关系中，中心通过剥削维持其富有和继续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其中心的地位。而经受剥削的不但越来越贫困与不发达，而且也越来越加重其对中心的依附。所以依附论者认为，正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贫穷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交换造成了发达与不发达、富裕与贫穷的两极对立，正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发达造成了国家的不发达，而不是国家自身的“传统”落后造成了这种不发达。不发达与发达不是历史性阶段性的差异，而是共时性与结构性对立，是同一事情的两个侧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发达，通过依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依附论者看来，只有当作为边缘与即卫星国家摆脱对其中心国家的依附的时候，才是它们开始走向发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附论”本质正是反对依附的。

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5

文化作为人类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其他有意义的象征综合体，其影响日趋重要，企业在营销中必须注重文化营销以适应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从他们的习惯、爱好、处世哲学、与他人交往的风格到他们的产品、消费方式，无不是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尤其是当营销活动跨越国界后，频繁的经济交流活动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各国交往中的文化冲突、个体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形态的变动与抵触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在全球营销中因忽视跨文化营销而导致营销失败的态势，使得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影响力就更为突出出来了。

、文化营销全球化影响的是全球消费者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于什么是文化，十个人可能有十种不同的回答，从市场调研、谈判、定价、促销、商品的款式、包装到销售商的选择与佣金的确定，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营销活动中。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消费者对物质内容的要求各有其特点，有的要求产品实惠、有的讲求产品的档次和品味，有的注重美感。日本人设计的产品普遍小巧、精致、玲珑，这与日本特有的文化分不开的。企业如何满足这些“上帝”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采用全球文化营销是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当今全球市场的竞争，更多地体现着“文化竞争”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往往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障碍，许多在国内市场畅销的产品因不适应国外市场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而失去这一市场。因此，企业要开拓市场就必须令其营销活动渗入文化，必须赋予产品文化品位、文化意境、文化格调。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创造全球长期优势的必然选择。一个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领市场，必须使其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长期为目标市场接受。然而，随着社会信息网络化、科技现代化、交通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模仿、借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同企业的产品特征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易为消费者辨别。企业致力于寻求能长期、稳定、排他地占领市场的良方，而文化营销便具有这一特性，文化优势是极不易被他人模仿、借鉴的。

二、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标志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他们在世界各地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各国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了多万家，占世界总产值以上，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达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万亿美元的世界出口额。生产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程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达亿美元，进口额亿美元，“地球村经济”呈现出强大的发展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国外市场界限将消失，市场无国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将会全面形成。企业生产与市场全球化，必然要求营销全球化。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企业营销应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企业应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欲望，而网络化的出现，使得营销全球化更为方便、快捷，从而加速营销全球化过程。这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范围，使企业营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只有适应这一变化，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根据各国文化差异进行全球文化营销，将成为企业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入世的推动。入世，意味着中国将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入世后，中国能与占世界经贸(以上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多边基础上、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这必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入世使得商业日益繁荣与发达，人们更加富裕，有了更多的能力与机会去创造文化活动，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更加不同，同样也造就了不同文化的自我复兴。企业认识到商品意识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将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营销中的文化蕴量将随着入世的到来而显得越来越厚重。

三、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着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根据文化差异而成功地进行市场细分成为企业制胜的诀窍，只有那些审时度势、把文化差异转变为资产的企业才能够为文化不同的各国市场服务。而现阶段，中国的文化营销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跨国经营观念落后的障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实在是太短了。几十年来，中国搞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是卖方市场格局，那时，企业不要说文化营销，就连市场营销都不必谈。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也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的企业传统的经营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无法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企业仍热衷于提不起人们的购买兴趣、刺激不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只会造成顾客竟相观望和忠诚度下降的“价格大战”，这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中外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障碍。要真切地了解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那就需要知道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审美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根据文化对营销的意义，本文仅从文化传统、消费者的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的文化潮流三个方面探讨各国的文化差异。文化传统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各国的民族精神、传统观念必然体现在商品消费中；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心理，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一直到消费者的思维方式、需求心态和满意程度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产品必须有“情”，必须与消费者“情投意合”；文化潮流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消费潮流，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往往决定了当时的文化潮流，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是静止、古板的，它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一种现有文化都是对以往文化的变革，因此，一旦形成一股文化潮流，那么，它对市场的影响将是迅速且长久的。以下列表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说明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外营销环境中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难以逾越的屏障。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文化差异障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而在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文化差异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投入期，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产品的特色和它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企业经营持“惟我独尊”的理念，把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消费者，忽视市场的文化差异，以一种文化涉入另一种文化。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竞争的压力使企业不能忽视文化差异，也不能把弥补买方和卖方之间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顾客，为了成功，企业必须考虑文化差异，为不同市场设计、生产、营销不同的产品。北京前门肯德基“变脸”为青砖大瓦房即说明了这一现象。肯德基刚进入北京市场时，其店面与全世界各地肯德基的标识一样，并凭其独特的服务、环境、标识，令中国消费者体验美国文化，忽视中美的文化差异。但随着中国快餐业竞争压力的加大，他就不能再忽视文化差异了，通过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适当改变店面，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在衰退期，消费者对原文化的重视减弱而去追求新的文化要素，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唯一法宝就是顺应文化的变化潮流，解决文化多元化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四、跨越文化营销全球化障碍的思考

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及文化潮流等文化差异左右着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营销活动时，如何在了解、把握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中实行文化营销策略，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

注重文化适应与互动。跨越文化界定的消费趋势必定存在，日本的家用电器、汽车和照相机；美国人的电影、音乐、快餐和饮料；欧洲人的住房、服装、文娱用品和休闲情调，成了全球相当多消费者共同追逐的目标。然而，文化的相互兼容是有限度的，全球的文化差异无法被抹去，在市场营销中，要充分了解全球市场的文化环境并适应它，避免与当地的文化发生冲突，它要求企业在进行文化营销时不是被动地适应当地文化特点，而是在吸收当地文化的同时，针对市场还没有或还未定型的某种消费模式，利用公司的优势在市场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从而进入并占领该市场。在法国巴黎巴士底狱广场附近有一条名闻遐迩的家具街，多年来，国内家具厂试图把中式传统家具打入欧洲市场，可惜一直收效甚微，且关键就在于未能重视东方风格的传统家具在进入西方市场前所应进行的适应性的改变。传统的中式家具展现出的是东方古文明的美，但雕人画物太多太繁，色彩大鲜艳，与法国人所喜欢的风格粗犷，构图简洁、色彩古朴沉着的家具不适应。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6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7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公务员之家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8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9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

全球化观念范文篇10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一、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二、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三、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3李如密，孙元涛.新世纪教师教学艺术策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