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14:41:44

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1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右派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主权。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主权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主权(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主权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苏东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推翻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www.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政变和合法公决推翻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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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理论范文篇2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2.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Adam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5)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最后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作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里。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3.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新自由主义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myth)。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Krugman,1996)。并且怀疑派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1.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本质,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阿明把经济全球化,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与深刻。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局。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很明显只看到了他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有见地,但他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2.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4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流散文学流散研究全球本土化

对于全球化这一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课题。就我本人目前所参与的几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而言,这个课题几乎吸引了所有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理论和文化界的主要学者的注意。不少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拨出巨款让学者们对之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研究,(1)以便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atheoryofglobalization)或文化(acultureofglobalization)(2)。当然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对全球化这个概念作出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界定实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全球化现象及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有着概览总结的趋势。(3)但介入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过近十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实际操作,全球化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人们一方面试图从理论和学科的层面对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修正、反拨和批判。这样一来,伴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的频繁使用,另一些衍生甚至杜撰出来的术语"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变异的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解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等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英国学者杨·阿特·肖尔特(JanAartScholte)最近所中肯地指出的,"尽管定义并非一切,但一切都包含着定义。对全球化的认识实际上有着界定世界的作用。因此对全球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应当包括对这一术语的仔细的并带有批判性的审视和考察。"(4)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本文首先从对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入手。

全球化的界定:历史及当论建构

本文既然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因此其侧重点自然在于这一领域。在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角度对全球化的含义作出描述方面,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5)和杨·阿特·肖尔特(6)等人的早期著作中都已经作出了相当明确的描述,而且前者在社会文化理论中对这一术语所起的推进性作用是世人所公认的。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界,阿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7)、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8)等人也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他们的先期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有着较多的启发。按照肖尔特以及另一些更早些的学者们的考察,虽然"全球化"这个术语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创造出来,但在此之前,其相关的词藻已经广为人们所使用了。比如英语中的globe这个词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用来说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行星是"圆的",形容词global使用于19世纪后半叶,动词globalize伴随着名词globalism(全球主义)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globalization于1961年被收入《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第三版,而作为说明一种状况的概念globality(全球性)则是于1983年由罗伯逊首次使用的。随着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语世界的频繁使用,它也在其他主要的语言中产生出了对应词,如阿拉伯语中的lil’alam,汉语中的quanqiuhua,法语中的mondialisation,俄语中的globalizatsia以及西班牙语中的globalización等。(9)经过近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和社会文化学界众多学者们的频繁使用,全球化这一定义本身也经历了某种裂变,也即从一种全球化演变成多种含义的全球化(fromoneglobalizationtomanyglobalizations)。不同的领域内的学者使用这个术语往往也带有不同的目的,如经济学和政治学界的学者使用它时旨在说明一种一体化或趋同化的倾向,而文化界和文学界在使用它时则同时说明它所含有的共同(世界性或全球性倾向)发展方向和多元化或多样性特征,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在文化界和文学界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其意义决非在于鼓吹一种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雷同的全球文化或文学,而是更在于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趋势。总之,无论今天的学者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研究全球化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是最早涉猎这一领域的并且迄今仍最有生命力和影响。(10)

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先对全球化现象予以了关注,我们还是应当首先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中找到分析全球化现象的出发点。早在1848年,当世界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分析了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的运作规律,并且结合其在文化生产中的后果,颇有远见地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段经典性论述至今仍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引用和讨论,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和文学研究的出发点。确实,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为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个课题定了基调。当然,对于文化上是否存在全球化的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大量移民的迁徙和流落他乡所带来的文化混杂性和多元性,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变异、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各国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有此而导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我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在上述引文中有一个关键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我看来,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辨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12)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发展趋向。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完全可对当代社会各种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出理论分析了。

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3)特里·伊格尔顿、(14)霍米·巴巴(15)以及麦克尔·哈德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Negri)(16)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对之作了论述和研究。然而就其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影响而言,詹姆逊当居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频繁地来中访问讲学以及他的主要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所引起的讨论。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詹姆逊主张从五个方面,或者说五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17)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在他的启发下,我也曾结合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从下面七个维度对全球化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建构:(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18)我认为,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当然,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重点是文学研究中的全球化因素,因而我将在下面这一节里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讨论全球化现象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步最早,并涉及的面最广,从经济到社会,并涉及了文化和文学生产,这一点也自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所继承。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左翼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然而,他们都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作了独特的解释,并推进了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若从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欧美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之有着最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的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时,詹姆逊尤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19)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20)显然,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两个明显标志。因此,"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21)詹姆逊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现象结合了起来,并发展了自己多年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他告诫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视野不相契合。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我们一方面注意到由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渗透,新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技巧越来越被东西方的优秀作家所掌握,这就导致了评价标准的日益接近:近几年来的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得到文学研究界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即使存在着某些争议也大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不同政见所致,而并非由文学质量本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如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问题、身份问题和流散写作现象等。正是在这样一些与当代人密切相关的共同话题上,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度和文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才有了可赖以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下面我结合这些现象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影响作一阐述。

首先是文学语言或话语丧失的问题,对此我曾在另外的场合作过详细论述,(22)在此不再赘言。我这里仅想再次指出,近几年来,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的转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的争鸣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足以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积极的对策。当然,要想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就必须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国际同行的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样我们的理论建构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有人认为"理论热"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理论热"并没有消退,只是这种单向度的"理论的旅行"--从西方到东方-应该掉转一个方向,从东方向西方运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成就也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就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崛起,并且对美国主流文学的冲击,甚至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23)所以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的话,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我们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要取决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这些翻译不仅会漏掉很多东西,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改写和建构。所以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我们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英语。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是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外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对此我也曾多次作过论述,(24)在此我也只想强调指出,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曾经确定的一种身份已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成为多重或多种身份(multiplyingidentities),(25)因此在学术界讨论后人文主义也成了一个热点课题。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多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就是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受到一种制约,所以这么一来,人的作用就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所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大不同。所以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使得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身份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这个全球化的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至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种"天方夜谈"。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满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泊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同样,在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中,第三世界的混杂理论话语也比比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道地的西方话语,那些是后殖民理论家的混杂话语。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流散写作和离散文学的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在下一节中专门予以讨论。

流散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studies)。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writing)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有人也许会问,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地得以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认为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on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上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2000)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26)毫无疑问,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27)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和性格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种难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当代现象,对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注释:

(1)就我本人所直接参加的几个重大的非纯经济学研究项目而言,就有这样几个,以美国耶鲁大学为基地的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翻译阐释全球"(TranslatingtheGlobe)项目,资助金额4,000,000美元;以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为基地的由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理事会(SSHRCC)资助的"全球化与自主性"(GlobalizationandAutonomy)项目,资助金额为4,000,000加元;以及以英国沃里克大学为基地的由英国经济学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B)资助的"全球化与区域化"(GlobalizationandRegionalization)项目,资助金额为2,500,000英镑,等等。据了解,上述英美两个项目都已经完成前一个五年的阶段性研究,并得到继续资助。

(2)这方面Cf.RolandRobertsonandKatherineWhiteeds.,Globalization:TheCriticalConceptsinSociology.Vols.1-VI.London:Routledge,2002.两位编者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国际英文刊物和各种专著及专题研究论文集中发表的3,500多篇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中筛选出123篇,但入选的全球华人学者撰写的论文只有我本人的两篇论文。可见中国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并没有达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

(3)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总结性研究之例就是,杨·阿特·肖尔特和罗兰·罗伯逊已应美国莫肖维茨出版集团之邀计划在今后两年内编撰一部约2,550页的《全球化百科全书》,打算收录450个条目。

(4)Cf.JanAartScholte,"WhatIsGlobalization?TheDefinitionalIssue-Again",anunpublishedpapersubmittedtotheSymposiumonGlobalization:PastandFutureheldonFebruary6-8,2003inWarwick.

(5)Cf.Roland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TheoryandGlobalCulture,London:Sage,1992.

(6)Cf.JanAartScholte,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Basingstoke:Palgrave,2000.

(7)Cf.ArjunAppadurai,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and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

(8)Cf.ArifDirlik,ThePostcolonialAura:ThirdWorldCriticismintheAgeofGlobalCapitalism,Boulder:WestviewPress,1997;《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Cf.JanAartScholte,"WhatIsGlobalization?TheDefinitionalIssue-Again".

(10)关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及发展现状,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的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12)关于中国文化的西移,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例如中国餐馆和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风行以及中国功夫在西方所引起的兴趣均说明了这一点。

(13)Cf.FredricJameson,"NotesonGlobalizationasaPhilosophicalIssue",inJamesonandMiyaoshi,eds.TheCulturesof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8.

(14)Cf.TerryEagleton,TheIdeaofCulture,Oxford:Blackwell,2000.

(15)Cf.HomiBhabha,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4.

(16)Cf.MichaelHardt&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

(17)参阅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参见王逢振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第71页。

(18)关于我本人对全球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之具体论述,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的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9)Cf.FredricJameson,"NotesonGlobalizationasaPhilosophicalIssue",inJamesonandMiyaoshi,eds.TheCulturesof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8..

(20)(21)Ibid.,55,58.

(22)参阅拙作,《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3)Cf.EmoryElliottetal.,eds.,Columbia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8;andSacvanBercovitchetal.,eds.,TheCambridg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Vol.1.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

(24)参阅拙作,《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载《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4

【摘要题】全球化论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流散文学流散研究全球本土化

对于全球化这一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课题。就我本人目前所参与的几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而言,这个课题几乎吸引了所有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理论和文化界的主要学者的注意。不少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拨出巨款让学者们对之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研究,(1)以便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atheoryofglobalization)或文化(acultureofglobalization)(2)。当然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对全球化这个概念作出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界定实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全球化现象及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有着概览总结的趋势。(3)但介入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过近十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实际操作,全球化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人们一方面试图从理论和学科的层面对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修正、反拨和批判。这样一来,伴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的频繁使用,另一些衍生甚至杜撰出来的术语"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变异的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解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等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英国学者杨·阿特·肖尔特(JanAartScholte)最近所中肯地指出的,"尽管定义并非一切,但一切都包含着定义。对全球化的认识实际上有着界定世界的作用。因此对全球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应当包括对这一术语的仔细的并带有批判性的审视和考察。"(4)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本文首先从对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入手。

全球化的界定:历史及当论建构

本文既然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全球化的,因此其侧重点自然在于这一领域。在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角度对全球化的含义作出描述方面,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5)和杨·阿特·肖尔特(6)等人的早期著作中都已经作出了相当明确的描述,而且前者在社会文化理论中对这一术语所起的推进性作用是世人所公认的。在人类学和历史学界,阿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7)、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8)等人也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他们的先期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全球化研究有着较多的启发。按照肖尔特以及另一些更早些的学者们的考察,虽然"全球化"这个术语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人们创造出来,但在此之前,其相关的词藻已经广为人们所使用了。比如英语中的globe这个词早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用来说明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行星是"圆的",形容词global使用于19世纪后半叶,动词globalize伴随着名词globalism(全球主义)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globalization于1961年被收入《韦伯斯特英语词典》第三版,而作为说明一种状况的概念globality(全球性)则是于1983年由罗伯逊首次使用的。随着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语世界的?捣笔褂茫苍谄渌饕挠镅灾胁隽硕杂Υ剩绨⒗镏械?nbsp;lil’alam,汉语中的quanqiuhua,法语中的mondialisation,俄语中的globalizatsia以及西班牙语中的globalización等。(9)经过近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和社会文化学界众多学者们的频繁使用,全球化这一定义本身也经历了某种裂变,也即从一种全球化演变成多种含义的全球化(fromoneglobalizationtomanyglobalizations)。不同的领域内的学者使用这个术语往往也带有不同的目的,如经济学和政治学界的学者使用它时旨在说明一种一体化或趋同化的倾向,而文化界和文学界在使用它时则同时说明它所含有的共同(世界性或全球性倾向)发展方向和多元化或多样性特征,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在文化界和文学界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其意义决非在于鼓吹一种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雷同的全球文化或文学,而是更在于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趋势。总之,无论今天的学者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研究全球化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是最早涉猎这一领域的并且迄今仍最有生命力和影响。(10)

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先对全球化现象予以了关注,我们还是应当首先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中找到分析全球化现象的出发点。早在1848年,当世界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分析了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的运作规律,并且结合其在文化生产中的后果,颇有远见地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段经典性论述至今仍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引用和讨论,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和文学研究的出发点。确实,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为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个课题定了基调。当然,对于文化上是否存在全球化的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大量移民的迁徙和流落他乡所带来的文化混杂性和多元性,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变异、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各国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有此而导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我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在上述引文中有一个关键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我看来,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辨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魑幕魈宀⑾庵髁魑幕匀ǖ南窒蟆6杂谡夂笠恢窒窒螅颐峭耆梢源釉鹊闹趁竦匚幕傅阶谥鞴⒍灾薪夤挂约爸泄幕姆⒄故飞显泄奈鹘碳隼?12)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发展趋向。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完全可对当代社会各种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出理论分析了。

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3)特里·伊格尔顿、(14)霍米·巴巴(15)以及麦克尔·哈德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Negri)(16)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对之作了论述和研究。然而就其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影响而言,詹姆逊当居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频繁地来中访问讲学以及他的主要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所引起的讨论。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詹姆逊主张从五个方面,或者说五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17)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在他的启发下,我也曾结合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从下面七个维度对全球化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建构:(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18)我认为,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当然,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重点是文学研究中的全球化因素,因而我将在下面这一节里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讨论全球化现象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步最早,并涉及的面最广,从经济到社会,并涉及了文化和文学生产,这一点也自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所继承。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左翼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然而,他们都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作了独特的解释,并推进了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若从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欧美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之有着最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的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时,詹姆逊尤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19)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20)显然,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两个明显标志。因此,"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21)詹姆逊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现象结合了起来,并发展了自己多年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他告诫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视野不相契合。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我们一方面注意到由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渗透,新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技巧越来越被东西方的优秀作家所掌握,这就导致了评价标准的日益接近:近几年来的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得到文学研究界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即使存在着某些争议也大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不同政见所致,而并非由文学质量本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如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问题、身份问题和流散写作现象等。正是在这样一些与当代人密切相关的共同话题上,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度和文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才有了可赖以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下面我结合这些现象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影响作一阐述。

首先是文学语言或话语丧失的问题,对此我曾在另外的场合作过详细论述,(22)在此不再赘言。我这里仅想再次指出,近几年来,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的转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的争鸣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足以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积极的对策。当然,要想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就必须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国际同行的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样我们的理论建构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有人认为"理论热"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理论热"并没有消退,只是这种单向度的"理论的旅行"--从西方到东方-应该掉转一个方向,从东方向西方运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成就也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就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相当的篇幅?栊戳嘶嵛难г诿拦尼绕穑⑶叶悦拦髁魑难У某寤鳎踔劣猩偈奈难ё髌芬丫晌宋难Ь洌⑶乙丫厝肓耸凡帷?23)所以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的话,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我们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要取决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这些翻译不仅会漏掉很多东西,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改写和建构。所以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我们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英语。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是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外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对此我也曾多次作过论述,(24)在此我也只想强调指出,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曾经确定的一种身份已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成为多重或多种身份(multiplyingidentities),(25)因此在学术界讨论后人文主义也成了一个热点课题。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多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就是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受到一种制约,所以这么一来,人的作用就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所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大不同。所以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使得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身份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这个全球化的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辽僭谡飧鋈蚧氖贝且恢?quot;天方夜谈"。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满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泊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同样,在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中,第三世界的混杂理论话语也比比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道地的西方话语,那些是后殖民理论家的混杂话语。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流散写作和离散文学的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在下一节中专门予以讨论。

流散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studies)。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writing)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有人也许会问,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地得以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认为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炀偷牧魃⑽难窒蟆N颐遣荒逊⑾终庖还痰难荼湟灿凶抛约旱拇澈头⒄瓜咚鳌?/P>

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on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上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2000)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26)毫无疑问,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27)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和性格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种难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quot;第三种经历"。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当代现象,对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4

注释:

(1)就我本人所直接参加的几个重大的非纯经济学研究项目而言,就有这样几个,以美国耶鲁大学为基地的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翻译阐释全球"(TranslatingtheGlobe)项目,资助金额4,000,000美元;以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为基地的由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理事会(SSHRCC)资助的"全球化与自主性"(GlobalizationandAutonomy)项目,资助金额为4,000,000加元;以及以英国沃里克大学为基地的由英国经济学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B)资助的"全球化与区域化"(GlobalizationandRegionalization)项目,资助金额为2,500,000英镑,等等。据了解,上述英美两个项目都已经完成前一个五年的阶段性研究,并得到继续资助。

(2)这方面Cf.RolandRobertsonandKatherineWhiteeds.,Globalization:TheCriticalConceptsinSociology.Vols.1-VI.London:Routledge,2002.两位编者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国际英文刊物和各种专著及专题研究论文集中发表的3,500多篇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中筛选出123篇,但入选的全球华人学者撰写的论文只有我本人的两篇论文。可见中国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并没有达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

(3)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总结性研究之例就是,杨·阿特·肖尔特和罗兰·罗伯逊已应美国莫肖维茨出版集团之邀计划在今后两年内编撰一部约2,550页的《全球化百科全书》,打算收录450个条目。

(4)Cf.JanAartScholte,"WhatIsGlobalization?TheDefinitionalIssue-Again",anunpublishedpapersubmittedtotheSymposiumonGlobalization:PastandFutureheldonFebruary6-8,2003inWarwick.

(5)Cf.Roland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TheoryandGlobalCulture,London:Sage,1992.

(6)Cf.JanAartScholte,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Basingstoke:Palgrave,2000.

(7)Cf.ArjunAppadurai,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and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

(8)Cf.ArifDirlik,ThePostcolonialAura:ThirdWorldCriticismintheAgeofGlobalCapitalism,Boulder:WestviewPress,1997;《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Cf.JanAartScholte,"WhatIsGlobalization?TheDefinitionalIssue-Again".

(10)关于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及发展现状,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的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12)关于中国文化的西移,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从东方到西方,从边缘到中心。例如中国餐馆和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风行以及中国功夫在西方所引起的兴趣均说明了这一点。

(13)Cf.FredricJameson,"NotesonGlobalizationasaPhilosophicalIssue",inJamesonandMiyaoshi,eds.TheCulturesof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8.

(14)Cf.TerryEagleton,TheIdeaofCulture,Oxford:Blackwell,2000.

(15)Cf.HomiBhabha,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4.

(16)Cf.MichaelHardt&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

(17)参阅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参见王逢振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第71页。

(18)关于我本人对全球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之具体论述,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的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9)Cf.FredricJameson,"NotesonGlobalizationasaPhilosophicalIssue",inJamesonandMiyaoshi,eds.TheCulturesofGlobalization,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98..

(20)(21)Ibid.,55,58.

(22)参阅拙作,《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23)Cf.EmoryElliottetal.,eds.,ColumbiaLiter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8;andSacvanBercovitchetal.,eds.,TheCambridg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Vol.1.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

(24)参阅拙作,《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载《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6

【摘要题】全球化论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全球化/民族化/双向作用

【正文】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013-05

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一体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单向度全球化进程。与此相伴,这一进程又出现了强劲的民族化趋势,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在宗教因素的作用下,日益普遍化和国际化,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许多边缘国家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复兴与发展。对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民族化的现象,马克思是否有过分析,做何理解?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中蕴含的民族化理论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概念和当代的“全球化”概念虽然相差一个半世纪,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同一个范畴系列和谱系。它最早探讨了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阐述了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生长点和基本思想,形成了对后来者的研究有规范作用的总体框架,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世界历史观。

《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1](第4卷,P470)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使得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并因此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克服了各个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民族的孤立性也被消除了。

显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探索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从而成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这一分析不但完全符合了19世纪中期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状态,而且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实际就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

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即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中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么,是否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吗?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至少从第二国际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已产生了重大歧义。今天人们研究这个问题也时时会产生困惑。

为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细细分析经典作家的全球化理论,那样我们就可探寻出其中内含的民族化思想。首先,从民族的形成过程看,它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第3卷,P57)由此可见,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民族的形成和各个国家民族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出现的。也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不断扩大和更替,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从而使民族从古代民族、奴隶民族、中世纪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

第二,民族国家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扩大的而建立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第1卷,P255-256)对于这段话,人们一般都会正确地理解为欧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old-establishednation)或“历史性国家”(historicnation)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情景。但从民族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描述的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或建立的过程,是西方传统的“历史性国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19世纪中期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于首先出现的中欧、东南欧和东欧,随后出现在亚非拉各地,出现在全世界的新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建立的。

可见马克思以其远大的预见性和卓越的智慧为我们描述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套用当今的话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发展后,列宁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第24卷,P129)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两种趋势,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双向效应: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分工的发展,而被消灭的愈来愈彻底,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又造成了各国民族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资本膨胀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把落后的民族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附庸国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侵入落后民族,掠夺天然财富、农业原料,倾销商品,落后民族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终于被资本主义势力所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新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把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而“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1](第4卷,P470)

资产阶级对落后和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独立。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不仅是解决和处理内政的需要,也是开展外交活动,是进一步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又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第1卷,P249)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大大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循此思路来思考当今的全球化和民族化问题,也许会得出与西方一体化或东方民族分离主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一)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双向的。

依托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起来。过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工业革命始于民族国家,又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民族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牢固确立。虽然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机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双向的。

主权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全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实现了各国主权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步只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比如说,发行和使用本国货币的权利被包括在每个国家的主权概念之中,但欧元的出现使欧盟各国已经没有再保留各自国家货币的余地,这种放弃原有的货币主权,只是为了世界经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发达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界线已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消极界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界线依然是其发展的有利屏障和积极推动者。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也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主要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由于经济的互为一体,相互依赖,市场经济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各国的利益之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的斗争。未来世界的主导权之争很可能是对世界游戏规则制定权利的争夺,这种争夺日益凸显出政治领域的较量。故此,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称为“权力的集装器”(powercontainer)。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的双向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全球化的视野下文化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第一,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市场生活价值观开始出现。诸如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产品的标准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规同一化。同时一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一经商业化的文化机制包装改制后,马上就会风靡世界,成为各民族大众共享的文化。第二,全球化共识的逐步形成。全球化时代,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伦理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全球共同认可的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普世伦理、人权意识等等。第三,作为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数字化语言成为民族交往日益重要的媒介。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全球化的方案不会消融和取代各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有自身生存的根基。

首先,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格局的基本力量,其主体地位一直未变,它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占据中心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中,虽然他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的本质,相反,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冲突仍还需要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处理,如知识产权、经济纠纷等等。实际上,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主权的行为主体,拥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实施对内和对外的战略目标,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因——民族利益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依然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内在动力。虽然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趋向合作和共同发展,但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任何国际行为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判断,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诉求,导致文化的较量和话语之争,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动权,谁就能保持国际上主导地位,实现由软权力向硬权利的转化,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实现这种权利转化的手段。在此,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凸显出来。

再次,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民族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特点是竞争,竞争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必然通过全球化显示出来。可以说全球化把竞争的主体从个人变为民族国家,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民族国家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所以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也不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更不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相反却极有可能置不发达的国家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因此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所难免。

三、当今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阐述可知,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正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民族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其他的不平等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发达的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和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多发地带,是因为它在近代以来遭受到了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由此形成严重的经济贫穷和依赖。而民族国家为了寻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必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产生冲突,导致民族主义。

从政治生活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有关,少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压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主要诱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并动辄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可以说,只要存在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民族主义。

再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出现的文化本土回归,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民族平等事实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不仅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霸权主义,而且也实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民族国家价值观念的失落和误导,使原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被文化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梦想所取代,而且西方的价值标准也造成了被殖民国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和自卑,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以对抗文化霸权。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民族国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同样出现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向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分析。

收稿日期:2003-09-0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8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务交易、资本流动、技术信息传播、消费和生产活动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经济态势。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东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储备冲击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9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2.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Adam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5)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最后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作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里。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3.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新自由主义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myth)。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Krugman,1996)。并且怀疑派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1.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本质,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阿明把经济全球化,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与深刻。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局。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很明显只看到了他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有见地,但他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2.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4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全球化理论范文篇10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

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喜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49.)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35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做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中。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2,113.)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给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三)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义流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96)。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发展,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96)。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一)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的本质“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而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论。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对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更有见地,但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