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范文10篇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1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

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保险业；气候变化；机遇

当前，全球变暖及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使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近一二十年来因气候灾害引起的保险损失逐年增大，2006年的飓风、2007年的洪灾和山林火灾更是使得保险公司损失惨重，股东和客户都更加担忧保险公司能否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幸运的是，保险公司正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在制造威胁的同时，也为保险行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当前，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转折，从消极回避发展到积极应对，力图把气候变化风险转变为气候变化机遇。伦敦劳合社就认为，保险业必须行动起来，积极适应气候变化趋势，才是生存之道。保险业过去在火灾和地震等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当前保险公司也极有可能创造出预防损失的方法和产品来为客户、政府和公司自身减轻气候灾害的损失，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面对气候变化的空前挑战和纷繁复杂的市场情况，如何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已成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机构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世界保险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方法，以资借鉴。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2007年初，TICC陆续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使气候变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告指出，近50年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从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66％提高到2007年第四次评估的90％以上，进一步从科学上确认了人为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世界不安甚至恐慌情绪日益浓厚，舆论声称“气候变化是人类21世纪最大的挑战”。

保险业与气候变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被作为检测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IPCC报告用专章描述保险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认为保险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金融服务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分担机制；从实体经济来讲，保险是主要的风险管理机制。在保险服务可得和保费可支付的情况下，保险也是消费者长期福利和发展的保证。通过气象灾害损失数据的计算，保险提供了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观察窗口，同时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决定了保险同时也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保险业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保险业影响巨大。保险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业，2006年全球保费收入逾4万亿美元，是石油工业的3倍，按国家收入排序将排在第3的位置。保险业还是现代社会经济金融的支柱之一。保险业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保险业具有风险管理的天然优势，保险业在帮助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历史责任。保险政策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保险产品使更多的公司和投资者参与到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和快速增长的碳排放贸易项目中来。就像保险业在减轻建筑火灾和地震中被证明发挥了领导作用，人们寄希望于今天保险业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对全球变暖的认识，以及深入的前瞻性的思考和创造出使气候变化影响最小化的方案。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影响非常大。气候变化直接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飓风和暴雨。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森林抚育、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生态系统都会产生较大危害。气候变化对保险服务的可得性和可支付能力都有负面影响，潜伏着放慢保险业发展并且把更多负担转嫁给政府机构和个人的风险，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的险种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保险能够更好地应付不确定性。

二、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状况

(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关注气候变化

伊万·米尔斯(EvanMills2007)的研究表明，保险公司正在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挑战。就美国而言，与3年前美国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已经出现的气候变化相关新保险品种的飞速发展非常令人惊讶。调查表明，美国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68％，美国以外的保险公司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从2003年的50％上升到2007年的84％。世界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经历了2006年的低潮，2007年又迅速升温的过程。2007年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把气候变化作为机遇而不仅仅是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开始回应气候变暖，而不仅仅是从出现了较多飓风灾害使金融风险增大的沿海区域保险市场撤退。Ceres的主席MtnayS.Lubber认为，减轻气候变化相关的财务损失的新产品快速增加，有助于导致气候变暖的污染物的减少。当然，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当前保险公司的反应还微不足道，需要更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美国的保险公司应当行动起来。

事实上，目前随着气候变化及天气损失的增加，保险领域已经发出了成百上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倡议。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产品在一些保险公司也是新的保费增长点，风能、绿色建筑、碳贸易及其他气候变化回应领域的保险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文明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更有效的新产品。

(二)各种利益相关者都开始不同程度关注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保险经营主体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保险经营主体主要有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经纪人和人等。保险精算模型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RMS公司建立了第一个cat预测模型；保险经纪公司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如MMC公司制定了气候变化白皮书，与客户签订相关合约，开发新产品。再保险公司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通用再保险公司都采取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拥有3万亿资产的投资公司INCR加入到碳排放披露(cDP)计划中来，INCR致信全球3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要求公司提供更好的气候变化信息披露，Mercer调查显示，58％的机构投资者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的经济条款，或预期至少在5年内会变得更加重要。

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也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强烈支撑政府采取管制政策，世界经济论坛把气候变化列为头号商业挑战。国际社会日益频繁的多边或双边活动，如达沃斯论坛、G8+5峰会、中外领导人会晤、APEC峰会，都把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甚至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美国召集世界主要经济体首脑会议，专门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了气候变化新的任务执行力量。事实上，只有当股东、客户以及商业伙伴都在关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初级保险公司才会真正具有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压力。

(三)不断涌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新产品

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2007年年会上的一个报告宣称已经出现了数百个新的保险合约，包括绿色建筑信用、发展中国家的干旱保护、激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贸易等等。伊万·米尔斯调查了26个国家190家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以及保险组织的成千上万种产品、服务和其他活动，从中甄别出422种涵盖了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创新产品，包括能效、绿色建筑设计、碳排放贸易、风能、生物燃料和可持续性导向的保险活动。这422种保险有40％是由美国公司发明的。这些行动在经济中能耗强度最大的那些部门中都有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例如，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另外诸如驾驶即付费的保险政策以及鼓励混合动力汽车可以享受9折或更多优惠这样的政策，将大大减少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筑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有保险支持的绿色建筑行动可以减少50％能源消耗及排放。比较成功的保险例子包括，伦敦的WillisHoldings公司投入了一项新产品来弥补风电厂的生产不足的问题，以支撑风电这种绿色电力的生产。AXA公司为风电场提供了范围全面广泛的保险，2006年该项目产生了1400万美元的保费收入。列克星敦保险公司(AIG的成员公司之一)在2007年秋季也引入了该险种，此外，该公司还改良了绿色险种，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绿色家庭财产险，同时还提供绿色公司建筑财产险。菲尔曼基金2006年引入了一种全新的。适合绿色商业建筑的保险产品，2007年已经扩展到50个州。

由于认识到减少驾驶意味着降低车祸风险和减少能耗，世界范围内已经由19家保险公司提供了“现驾现付(PAYD，Pay—as—you—drive)”保险品种。监测表明，PAYD能够减少10％～15％的总里程数。法国AGF保险公司20％的新客户选择了PAYD险种。日本的Japan’sSompoInsurance公司为325万驾驶低排放汽车的保险客户的保费优惠折扣。日本TokioMarineandNichido公司与623万保险客户签约，为顾客选用低排放和低里程的车提供保费折扣，占其车险客户总数的48％。

尽管与几年前保险公司几乎都对气候变化不感兴趣的状况相比，当前的态势已经较好了，但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工业史上最大的挑战，保险公司需要创造更多的新产品。

三、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行动

(一)非盈利公共机构推动了研究和信息的传播

诸如Ceres，Lloyd，IAIS，IPCC这样的机构都为保险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信息传播贡献了大量的力量，为公众、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还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成效的项目，如碳排放披露项目(cDP)。CDP项目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其目的是就气候变化给股东价值以及商业运作带来的意义，在股东和公司之间建立长久的关系。该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在高质量信息的支持下进行对话，由此对气候变化作出合理的反应。CDP为资产管理总额达到41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协调秘书处，该秘书处将代表这些机构投资者寻找有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机遇的信息，并从世界上最大的公司(2007年为2400家)那里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7年来，CDP已经成为碳排放披露方法和过程的黄金标准。CDP的网站收集了全世界最多的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而包括本文所使用的一些保险公司与气候变化的信息都是该项目提供的。CDP将其信息请求以及从公司那里获得的反应公布于众，从而充分利用其数据和过程，帮助决策者、咨询师、会计师和营销者加快行动。

(二)保险公司的主要行动调查统计

保险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主要集中在以下10个方面，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影响公共政策、碳风险揭露、创新保险险种、案例推广、推动损失预防措施、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碳风险控制和补偿的、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其中，39％的公司选择了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影响公共政策行动，35％的公司选择了创新保险险种行动，33％的公司选择了案例推广行动，26％的公司选择了推动损失预防措施行动，13％的公司将会制订低风险的行为标准，12％的公司会投资于气候变化解决方案，1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同意进行碳风险揭露，4％的公司已经开始为客户的改进提供资金。这个结果表明，大多数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等待观望最佳的机会，真正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仍然比较少。

(三)顶尖保险机构的对策

1AIG公司。美国国际集团(MG)是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是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AIG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业务，公司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巴黎、瑞士及东京的股票市场均有上市。2005年，MG成为第一个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美国保险公司，并且加入了Ceres气候变化投资者网络，致力于在整个保险行业传播气候变化知识，推动美国每个保险公司理解、适应和改善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事实上，保险业作为最先迅速对气候变化做出实质性应对措施的行业，MG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2瑞士再保险公司。不仅AIG不断新的气候变化政策，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投入大量精力，不仅支持游说美国通过碳排放总量控制的法案，还在其董(监)事及高级人员责任险的高级客户群体中开展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调查，甚至直接参与和资助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调查。瑞士再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正在推出微型保险，用于那些过去不存在保险活动的发展中国家。瑞士再保险公司2007开发了一个气候变化适应项目——项目使用气候模型和卫星数据来确定何时为肯尼亚、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干旱而食物短缺的农村提供承诺的援助。瑞士再保险公司也为印度的32万小农提供与气候相关的保险产品。

3Marsh保险经纪公司。世界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Marsh正致力于机构客户关于气候风险的需求，开发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

4Lloyd倡议。国际保险业历史悠久和最有影响的保险组织劳合社发出号召呼吁全球保险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四、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方向

1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投资者与保险公司都同样处于气候变化风险中。保险公司应该认真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对全球固定资产价值的影响，这将会产生保险可靠性降低的情况，因为财产价值倾向于受新的消息的严重影响。针对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政策机构有责任去应对这样的自然风险和运营风险。保险公司应该积极响应号召，无论是公共组织或是私人组织，采取行动监测损失发展趋势、改进巨灾模型、削减气候变化诱因、准备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公务员之家

2必须要开发更多的、更好的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品种，或开发原有险种的应对气候变化功能。当前缺乏能够降低气候风险的产品，在近年来已经有上百万沿海居民损失了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保险的可保性特别令人担忧。虽然气候相关的保险活动急剧增长，但总的来看，大多数保险公司仍然没有推出此类产品，伊万·米尔斯调查中只有10％的保险公司在探索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其中又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在提供此类保险产品和服务。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公务员之家: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4

地理水文学（GeographicalHydrology）与水文地理学（Hydro-geography）均属水文研究的地理学方向，与直接服务于水利工程的工程水文学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50年代受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区域水文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水文地理学的主题。俄语中的水文地理（гидротафия）与英语中的Hydrography涵义相同。后者于16世纪在欧洲用于水道（河、海）测量制图的描述［1，2］，在中译书刊中有人译为“水象学”。水利工程专业人员把水文地理作为水利的自然条件来看待，例如，地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等背景，实际上是自然地理因素的特征描述。这里看不出对于水文与水资源本身规律的研究，不能有效地利用地理学原理深入研究水文现象。为此，我们强调水文学的地理方向或地理方向的水文研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的生活，广泛涉及生态与环境等的方方面面［3］。水文地理学已突破了单纯的水背景研究。实际上，从1978年以后，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的历届全国水文学术大会上都强调人与水关系的研究［4-6］。

适应水问题研究发展的需要，并与工程水文学相配合，深化水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地理水文学更可拓宽水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内涵，有利于学科研究发挥自己的特色；促进水文研究与地理科学其它分支科学的横向结合，如气候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等，尤其是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水与资源、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的广泛联系，有利于综合性研究优势的发挥，改变水文地理研究的传统方法与手段，增加计算技术、遥感遥测与信息系统方法的应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地理水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水文地理学的否定。两者既属于地理科学也属于水文科学。为了简化叙述，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显然，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均是地理科学（G）与水文科学（H）的公共部分，即集合G与H的交，有共同的元素为X，则：

G∩B＝｛X／X∈G，X∈H｝

只是水文地理学靠近地理学，而地理水文学靠近水文学。从我国地理部门的水文研究来看，针对区域和流域的单纯水文地理研究已相对减少，而水文水资源本身的研究相对发展。地理水文学在研究领域、深度层次、实际应用等方面均领先于水文地理学。

2回顾与研究现状

从3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回顾，见参考文献［1－3」。结合当前，简要概括如下：我国地理学中现代水文学研究始于30年代末，从吴尚时先生的译著“江河之水文”为起始。50年代初，谢家泽、郭敬辉、施成熙、罗开富等为推动我国水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50年代中期以后，以河流水文为主的水文研究迅速发展，包括边远地区河流水文调查与全国水文区划的研究。60年以后，从河流水文（包括河口水文）逐渐扩大到其它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与沼泽水文及水文过程（如泥石流、洪水与森林水文影响等）的研究。同时，水文实验，包括定位半定位试验相继发展。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水资源问题与环境水文研究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人与水”和涉及全球变化的水文研究开始兴起，方兴未艾。

至于研究现状的归纳，择其主要方面分述如下：

2.1水循环与水平衡

作为水文基本理论的水循环与水平衡研究，正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上不断扩展与深化。在宏观上面向全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强调的界面过程研究，正力图把描述全球物理气候系统的总循环模型（GCMS）与全球水循环模型相耦合。这一研究将提供量化与描述全球水文过程与未来变化的可能，其中包含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IGBP计划特别注重植被变化的作用，以便把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项巨系统研究。在我国结合IHP－IV计划（大气、陆地和水系统间的界面过程，气候变化和水文系统的关系，湿润热带、干旱半干旱区水文研究与水资源管理战略等）已有初步研究，目前正加强我国地理水文学与地学及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水循环研究除在国内已发展的各类流域水文模型外，正深入到单元尺度的细微观测与计算模拟，尤其是田间水分运动与交换过程的实验与计算研究。相对于宏观尺度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如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发展了多种水体之间多种形式耦合系统的探讨；结合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的建立，开展不同地理带的水循环过程的实验，致力于揭示界面过程中水分、热量交换规律，例如，地下／土壤水、植物根系吸收、植物冠层辐射平衡、温度、总气孔阻力、边界层阻力、土面蒸发、土壤热通量等等。水循环或水量平衡研究，既是发展水资源确切评价方法的基础，也是农田节水调控、农业合理用水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7］。水循环的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表征水文科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

2.2区域水文与水资源

2.2.1区域水文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表现在：

①定量分析技术手段有所加强，如应用模糊数学进行区域水文类型的研究，已有黄河流域的水文区划工作；应用有序量最优分割法，进行河川径流变化的研究；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地区水文条件的判读，包括对多时相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区域水文动态等。

②区域水平衡研究进一步深入，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行的全国水量平衡与华北水量平衡的研究；长江流域办公室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长江流域水平衡三要素分布和黄河流域水文要素时空分布及水平衡分析；各省区的水平衡研究，全国已有一半的省市提出研究报告［5］。在这些研究水平衡的工作中，多采用六要素的平衡计算方法。

③全国水文区划已完成初稿，这项工作开始于1984年，成果即将发表。

④特殊区域的水文研究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喀斯特地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地区、山区、平原地区、高寒地区与小岛的水文研究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发表。

2.2.2水资源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水资源问题一直对水文研究起着导向的作用，而且经久不衰。有人甚至认为一门新的学科——水资源水文学正在兴起。这说明水文与水资源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认为水资源的研究可以作为水文学延伸与拓广。但水资源学并不与水文学等同。水资源学与社会、经济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第4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以来，水资源的研讨非常热烈：

①针对水资源的涵义，杨戊与刘昌明等分别提出了水资源的定义［8，9］。

②在区域水资源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土壤水的资源评价与利用［10-12］及农业节水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与原苏联学者李沃维奇曾经展望的“水文学的土壤趋势”相呼应。

③在区域水资源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水资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3］。

④结合城市水文研究的开展，南京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对城市水资源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比较突出。

⑤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资源重大战略性工程，对缓解我国地方水危机有重大作用。由于引水线横跨江、淮、河、海4大流域，水资源的配置与联合利用是亟待研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用水文地理的系统分析取得了进展［14］。

2.3冰川、湖沼水文

全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中的冰川与湖泊水量均由地理部门完成［15］。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计算分析得出全国冰川间积为58651km2，冰川储量为51322×108m3，冰川融水年径流量为563×108m3。这部分水量构成了我国西部地区水源的重要成分；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估算了全国湖泊总面积为71787km2，年贮水量为7088×108m3。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估算出我国沼泽的面积约为10×104km2。

冰川与湖沼水文的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地理研究单位。在学术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冰川的研究，取得迅速的发展。除水文调查外，冰川水的研究已深入到冰川的水量平衡与融水径流形成过程的机制方面，并提出了我国冰川水文学的研究专著［16］。

我国湖泊水文研究，在西北与东南地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提出了亚洲中部湖泊的近期变化［17］的研究成果，为中亚湖泊水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毛锐，在太湖蒸发的长期研究基础上，针对1991年太湖水灾时期湖水位日变化分析得出排浅阻碍论据，对于世界银行为治灾投入资金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显示了研究论文的价值。此外，199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南四湖蒸发的系统研究成果也通过了科学鉴定，发展了水面蒸发的计算模型［18］。

沼泽水的研究以东北三江平原的沼泽水文研究为代表，已获得了多年的科学积累［19］。

2.4水文过程与环境水文

水文过程在自然地理过程与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应用价值。在水文过程的驱动下，导致地貌演化，流水造成侵蚀、搬运与沉积，起着地形的塑造作用；携带地表层化学元素的迁移、沉淀，对化学地理景观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地球表面的主要热量（太阳能）进行调节与传输，影响到气候的形成与变化；蒸发过程包含着生物界的一个基本生理过程——蒸腾作用，涉及到植物生长发育。在这个过程中，水与二氧化碳一起是构成植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物质；另一方面，水文地理或环境条件又对水文过程发生影响，成为环境变化研究的命题。水文过程的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

2.4.1水文过程模型结合各地水文计算的需要，对产流与汇流发展了不同的模型。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贵阳师大与成都科技大学等单位分别研制了岩溶地区水文模型［20，21］。结合流域地貌水系结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发展了地貌单位线方法，用于径流过程的计算。考虑土地利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刘昌明、于静洁提出了森林拦蓄降雨极限量模型①，用于森林拦蓄降雨的计算问题。

①北京林业大学，国际森林水文模型班讲义，81－87，1990。

2.4.2水量转化近期，在我国平原地区，开展了“三水”（降雨、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的研究，考虑到土壤水，称为“四水转化”，再进一步联系到植物水分，称为“五水转化”，这是研究工作的一种循回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采用了系统的观点和演绎方法［22］，使水量转化过程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进展表现出对水文过程研究的全面概括和预见性，揭示出界面水文研究的前景，同时，也丰富了自然地理过程的理论。

2.4.3环境水文主要探讨环境变化（包括自然与人为变化）造成水量与水质过程的变化，这一研究是以水文过程的理论为基础，计算分析各种水文要素对环境条件改变的响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采用鉴定评价法、模拟法以及外推法等［23］。近几年，国内环境水文的研究大多结合各地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实施进行，如华北地区的水环境与上海市的水环境［24］。在一些薄弱的领域，如：地下水的污染，也开展了研究［25］。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在北京举行区域大会后，IGU执委会批准在中国建立了区域水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响应的二级学术研究组织并推选刘昌明为主席，使环境水文的研究由较小尺度的研究转向更加宏观的大尺度环境水文研究。1992与1993年分别在美国华盛顿与中国拉萨举行了国际会议，研讨了全球变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和高寒地区水文水资源对气候与全球变暖的响应［26］。这些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大环境水文的研究。

2.5实验水文

水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必须借助于实验研究。目前，水文的定位观测遍及我国的主要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沼泽与小河流的降雨径流、土壤水与地下水。比较著名的台站可以山东禹城水循环与水平衡试验站、太湖试验站、东北三江平原沼泽试验站与西北天山冰川试验站为代表，这些实验站纳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覆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类型区，为我国地理水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实验的内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水文要素的试验观测，而且结合了能量与溶质等不同地理地带的生态与环境条件的研究。在实验技术与手段方面，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如普遍配置土壤水分中子仪，太阳辐射仪等）外，根据实验与模拟的需要还自行研制了室内与野外实验装置［27］。配合对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观测，设计了多种仪器的综合装置，发展了新的研究课题。

2.6应用性研究

结合国家与地方的任务，适应市场经济与生产需要，在国土整治、区域发展、城乡规划、工矿交通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缺水的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工作如节水农业［29］等。有些研究突出地理学的特色，如在华北平原进行的古河道调查［30］，为区域的水量调蓄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世纪地理水文研究若干问题

展望未来，地理水文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密切结合社会各方面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考虑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和众多的机遇，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下面提出的若干方面仅供商榷。

3.1水资源仍为研究主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今后应以地理水文与工程水文相结合，为水资源评价、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提供水资源水文的科学依据，深入水文规律的研究，创造新的水文分析方法。由于供水量的不断增长引起废弃水的增加，水质的研究和地下水及一些新水源利用，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不断扩大规模或尺度的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包括三峡大坝与南水北调等超大型水资源工程的影响，将为地理水文研究提出新课题。

3.2全球变化与地理水文

埃里克·巴伦提出的通用循环模式（GENESIS）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增暖的认识。对全球变暖引起的水文水资源变化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是世界大国，幅员辽阔，大约跨4°－53°N之间，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非常复杂的。主要特点是：

①因纬度带而异；

②水文水资源量的响应属非线性（见图2）；

③水文的变异，包括极值，有随温度升高而俱增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影响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因此，必须开展全国不同地理区或纬度带的水文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并为水资源未来情景作出预测。

图2年径流（R）对气温（T）与降水（P）的响应

Fig2AnnualRunoffResponsetoAnnual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

3.3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GEWEX）

GEWEX是一个跨世纪的国际研究计划，它属于世界气象计划（WCP）的内容，横向与水文学的研究相结合。研究计划在1990年制定，1995年以前属准备阶段。我国早在50－60年代已由黄秉维先生提出了与其基本相同的课题，即“热水平衡”的研究。因此，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目前正在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将为开展GEWEX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由于GEWEX的研究需要解决大小尺度空间系统的耦合问题，今后的研究从我国的实验观测台站来看，存在着小尺度能量与水分运动的计算，如何在尺度上延伸或升级（Upscale），当然，全球大尺度的模型，也需要考虑尺度的降级（Downscale）。随着GEWEX研究向21世纪的迈进，水文与气候学在大尺度上的结合，将会产生出崭新的成果，发展新的前沿。

3.4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

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BAHC是核心计划之一。这与1966年澳大利亚著名土壤－水文学家菲利浦提出了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一脉相承。1992年已在法国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欧洲与北美及澳洲均在开展研究，加拿大国家气候中心立项作为专题项目。

BAHC作为IGBP的核心研究项目，将密切配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研究，旨在通过植被对水循环实现调控。在我国地球与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单位也正从实验的途径开始工作。由于水循环控制关系到水资源调蓄利用，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结合IGBP计划将促进一门新的水文学科——宏观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3.5过度或交错带（Ecotones）的水文问题

Ecotones原意为群落交错带。随着环境变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Ecotones是环境水文问题研究的延伸。根据人与生物圈（MAB）的活动计划，1993年7月，在法国里昂召开国际地下水与地表水交错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议题：

①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作用。

②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障碍：原因与评价方法。

③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管理与恢复。在我国Ecotones尚属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水文地理与化学地理工作者正在着手开展Ecotones的研究，除了地表水与地下水交错带外，河湖与陆地过渡带Ecotones也开始研究，预计未来其它交错带的研究也会逐渐发展，这一研究作为水文学与环境学的交叉研究课题需于重视。

3.6雨水资源化

雨水资源化顾名思义是雨水利用的问题，80年代以来热衷于这一研究的各国学者已举行了六届大会和多次区域性会议，1992年10月在日本东京都召开了国际雨水资源化区域会议。1993年8月初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第六届会议，说明雨水利用问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1989年8月初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大会上，酝酿成立了“国际雨水收集系统协会”（IRCSA）并推选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水文学家，美籍华人霍雨时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着雨水利用的研究。

雨水利用的研究应用前景广阔，其内容也甚为广泛，特别是对我国广大农村农户的供水、对缺乏河川的渔岛、远离地表水源的山村等有很重要的意义，拓宽的雨水利用还包括雨云的研究（和人工增雨），屋顶雨水的收集技术以及水质保存的方法、雨洪的调蓄等等。对于我国缺水的北方与南方石灰岩山区。地表水缺乏的地区，雨水利用的研究可望缓解局部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我国降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1985年6月将由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与组织在我国召开第七届IRCSA大会，可望推动我国的雨水资源化研究。

参考文献

1郭敬辉，刘昌明.水文学的地理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地理学报，1984，39（2）：296－212.

2刘昌明.水文地理学与水文学的地理研究.人民黄河.1984（2）.

3谢家泽，刘昌明，杨戍等.笔谈：2000年的地理水文学.地理学报，1985，40（1）：70－76.

4刘昌明，杨戍，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5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

6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7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笔谈：90年代水文研究的若干方面，水科学进展，1990，1（1）.

8杨戍，丁岩等.论水资源涵义.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4.

9刘昌明，刘苏峡.关于水资源涵义的商榷.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7.

10由懋正，袁小良.土壤水资源评述.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9－23.

11李宝庆.土壤水资源及其评价方法的探讨.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67－170

12刘昌明.土壤水资源评价.见：水量转换实验与计算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13汤奇成，周成虎.中国干旱地区水资源主要特点及其开发利用.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24－127.

14刘昌明，杜伟.系统分析在东线引江水量平衡中的应用.地理研究，1985，4（4）.

15水利部.中国水资源评价.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

16杨针良.中国冰川水文，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17杨川德，邵新媛编著.亚洲中部湖泊近期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18洪嘉琏.水面蒸发的计算.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99－202.

19陈刚起，刘兴士.我国三江平原沼泽的水文气候效应.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106－111.

20郑亿华，沈桑灿.岩溶水文模型.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51－157.

21林三益，黄庆岩.黔南安顺地区岩溶水运动与径流形成规律的初探.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83－89.

22刘昌明.自然地理界面过程与水文界面分析.见：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自然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学术思想探讨.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

23张春岩.环境水文问题.见：杨戍，刘昌明，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9.181－185.

24杨凯，黄锡荃.上海嘉定县水资源水环境及对策的初步研究.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230－244.

25刘庆书等.大边地下水污染小区段差异分析.见：沈灿燊主编.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269－273.

26牟海省.“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对山地、寒地和其它地区水文水资源的影响”1993年拉萨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地理学报，1994，49（1）.

27WuRai，LiuChangming.ThreeInstrumentsinRainfall-runoffSimulationlaboratory.HydrologicalProcesses，1988（2）.

28李宝庆，刘昌明等.零通量面方法的应用研究.见：谢贤群等主编.农田蒸发——测定计算.北京：气象出版社，1981.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5

一、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及中国受到的影响和应对

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在10%～6%左右变化。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先总量不断增大，经济总量在2019年达到99万亿，人均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总量接近美国的67%;其次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科技创新驱动。由于上述经济力量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改变，中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渐渐形成了所谓“大国竞争”的世界格局，这种竞争超越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而是渗透到全方位，期间合作与冲突并存，形成了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格局的新的竞争态势与世界秩序［1］。(一)科技交流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增长，中国日益走进甚至已经位于世界舞台中央，以往的韬光养晦策略不再适用，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视角逐渐从俯视变为平视，甚至是仰视。20世纪80、90年代的“蜜月期”不再，西方对中国更多了一些防范。随着中国对美国全球利益的挑战逐渐成为可能甚至现实，西方尤其是美国已没有了以往的俯视心理，超级大国以往那种自信优越感丧失殆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已明显成为大国竞争关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防范、敌视日趋严重，甚至已不屑于遮掩。在这个大背景下，诸如开打中美贸易战［2］、以未如实提供和中国科技界合作情况而逮捕华裔科学家、抓捕中国高科技公司高管、限制相关理工科学生赴美深造、长臂管辖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恶劣手段不断上演。其中，科技交流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2018年起，美国就以长江学者等为切入口，以非法兼职为借口，打击同时参与两国学术交流的华人学者［3］，先后有20余名著名华裔教授因受聘国内大学或相关机构而被逮捕或解聘。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国留学生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将理工科相关专业，如航天、计算机等所谓敏感专业的留学生签证缩短为一年，之后需重新签证。上述种种怪相不同于20世纪美苏冷战，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从根本上是基于利益冲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且这种竞争态势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全方位的，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会处于这一大背景之下［1，2］。(二)中国应对政策积极稳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方面坚持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与中心任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力日渐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国际经济、和平、繁荣的重要压舱石。对此，亲自谋划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积极稳健的对外政策，在具体措施方面，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还持续深化合作，继续办好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合作等一系列扩友谊、增朋友的大手笔举措。此外，中国还是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积极维护者，全力维护全球多极化、反对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对内政策上，强调依靠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提档升级，坚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从以上积极稳健的应对政策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面对各种国际挑战时已趋于成熟应对，在充分尊重现有国际体系、规则的情况下，更加自信地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以此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笔者认为，下文提到的各种科技期刊扶持措施既是中国国内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响应。

二、近期国家相关科技期刊发展扶持政策

在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史上是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大事。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专门出台关于科技期刊发展的顶层设计，表明国家深刻认识到我国目前已经具有相当的科技实力，但同时距离世界科技领跑者地位还有一定距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逐步牢固掌握自己的科技话语权，其目的是实现在国际科学界，中国的科技期刊能够“看得到、发得了、用得到”。综上，笔者认为该会议文件的出台是第1．0节中对内对外一系列积极举措在科技传播与交流领域的体现，并带动了接下来一些更具体措施的出台。(一)中国科协。《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距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不到一年，跟进落实的第一份具体文件终于重磅落地。改文件名为《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共同［4］，该文件是科技期刊界体现“四个自信”的具体举措。在该文件中，既有以前经常提及的若干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促进办刊集团化、集约化，加强数字化建设等，也有若干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要求。1．优化科技期刊与出版结构布局。(1)提出在巩固若干传统优势学科方面，做大做强一批科技期刊，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同时，在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发展新刊，如计算信息、空间、能源环境等。(2)首次提出提高中文科技期刊的办刊水平，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这在近二三十年一直强调三大索引的年代，无疑是一剂对中国绝大多数科技期刊从业人员的强心剂。因为中文科技期刊在我国科技期刊行业中占有绝大多数，多年来一直在以SCI为指挥棒的学术、科技界艰难生存，备受冷落甚至歧视。此政策改变了以往外国的月亮圆的偏见，将为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中文科技期刊的大发展带来政策上的最有力支持。2．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1)提出要刊物布局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以往刊号再也不是一块铁招牌，申请新刊将更加容易，同时一些难以为继的刊物也会面临取消刊号的考验。(2)提出建设世界级科技论文引文库、专家库、科技论文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全球创新指数。该条无疑表明今后国家将打造中国的SCI和WebofScience，将以往由西方国家掌握的科技舆论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3．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出版运营能力。(1)提出探索“学会+企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办刊模式，并与传统的主管主办机制相衔接。这意味着今后科技期刊的办刊机制将更加灵活，为集团化办刊指明了方向。(2)压实各学科学会的办刊责任，引导学会的学术、会员资源为刊物发展提供帮助。4．提升科技期刊国际竞争力。重要一点是提出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吸引高水平论文在中国科技期刊首发。这无疑是打破SCI期刊崇拜的重要政策措施。有了这个政策，以往各单位机构制定的SCI英雄论政策应声黯然退场，给了中国科技期刊同台竞技的入场券，这在下文会重点提及。(二)教育部、科技部相关文件。在上述部级文件出台之后，2020年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发出了两份重磅文件，分别为:教育部、科技部联合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和科技部单独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在第一份文件中，改革剑锋直指在中国流行了近三十年的SCI风。在文中有如下重要新的论述、要求，值得中国科技期刊从业人员领会。1．要重新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SCI(ScienceCitationIndex)是一种科技文献索引系统。该索引及其衍生指标，如被引次数、ESI指标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和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2．要摈弃“SCI至上”的影响。将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核心，使得相关高校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导致出现了价值扭曲、学风浮夸和急功近利等问题。要求对应用类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突破的实际贡献，以及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的实际效果。要求实行代表作评价和多角度评价，相关申报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3．改进学科和高校排名，不把SCI等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并引导其他社会机构准确把握国家政策，科学开展国内大学评估。4．扭转职称、学位、考核中的SCI功利化倾向。要求对于教师职称评聘，要区别不同岗位，对需要用论文考核的，也不以SCI论文为直接依据。对院系、实验室等考核也不以SCI论文为直接依据，并要求取消相关奖励挂钩政策。对于学生毕业，不宜将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从上面的文件精神可知，今后中国高校中流行了近三十年的SCI风将会成为明日黄花，这给了中国科技期刊从业者机会，将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中国科技期刊背上的一座大山彻底拿掉了。结合第一节中科科协的文件可以做如下判断:目前各高校均在重新制定相关论文考核要求，对SCI的崇拜已彻底失宠。据笔者了解，目前很多重点高校均将国内期刊纳入了考核范围，比如中国科协卓越期刊等，并且在名单中也只是例举了若干行业认可的刊物，而不再冠以SCI的帽子。第二份文件则对科技期刊的关联性更大，其中心可概括为一个词“代表作”。(1)代表作制度减少了对数量取胜的依赖，一般个人代表作为5篇，且中国科技期刊不少于1/3;同时规定对于高质量的成果，提高其权重，并定义“三类高质量论文”为高质量成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主要指中国科协卓越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或重要科技期刊、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的报告论文。(2)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鼓励创办高质量英文期刊;建立中国特色、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资金资助的论文首发于中国科技期刊。(3)强调支出管理。对于国家科技计划产生的论文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可以予以报销，其他论文不予报销，且对报销单进行了限制。对于发表的“黑名单”上的论文不予报销支付。且不允许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用于奖励。

三、国内刊评出现的新变化

(一)中国知网的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1．年报推出的价值与意义该年报最早于2018年推出，在年报的开篇，编写人员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年报的意义:首先是中国科协文件《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的指挥棒作用(本文2．1节已介绍)。《文件》指出，我国已成为期刊大国，但缺乏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存在明显劣势，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发展环境。要推动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形成全面客观反映期刊水平的评价标准。为此，中国知网推出该年报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发挥学术评价指挥棒作用，打造一个国内外期刊可以共同一较高低的平台，吸引高水平论文在中国科技期刊首发，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另一个层面理解，该年报是要找出一批与国外SCI期刊水平大致相当的中国期刊，以此为“同质等效”评价奠定基础［5］。2．评价指标与方法(1)评价指标。年报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且影响因子(IF)、总被引频次(TC)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反映能力是互补的，并对上述两个指标做了归一化处理得到了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见图1。图中(1，1)为领域内最好期刊所处位置，某刊的CI值定义为该期刊所在等位线与(0，0)与(1，1)连线的交点与(0，0)点的距离，值越大表明距本领域最好期刊越靠近。同时，还为了方便跨学科比较，进一步定义了“相对影响力指数”WAJCI———某期刊CI相对于该学科CI中位数的倍数。WAJCI反映了期刊在学科内学术影响力的相对位置，因而可以跨学科比较，甚至可以跨年度比较，具有实用价值。图1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2)统计源期刊遴选。国外期刊部分基本基于科睿维安公司的JournalCitationReports(简称JCR报告)。中国知网年报中国际引用数据均来自统计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18年发表文献的引用。其中JCR报告中的国际期刊被国际期刊引用频次直接采用JCR报告的数据，而这些期刊被中国期刊的引用频次采用CNKI的《中国引文数据库》基础数据。未被JCR报告的另外6000多种中国期刊被国际期刊的引用数据，由《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通过检索WOS的引文库获得［5］。由于JCR报告采用的WOS数据库中只收录了有CN号的中国期刊267种，不能客观全面反映中国与国际期刊的相互影响力，因此年报遴选了与JCR报告期刊水平相当的中国大陆期刊为增补统计源。基本遴选原则为:通过客观评价数据遴选出不低于WOS统计源期刊水平的中国期刊为统计源。采用迭代法逐步减少中国期刊的数量，每次迭代去掉排名末位的期刊，当达到Q4区中国期刊的WAJ-CI均值与国际期刊相当的时候结束迭代。经过多次迭代，确定增补中国统计源期刊1160种。若加上WOS数据库已收录的267种中国大陆期刊，则中国大陆统计源期刊共计1427种，其中484种为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957种为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期刊。可以理解上述期刊水平达到了与SCI期刊相当的水平。(二)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该计划最早只针对中国科协主管的科技期刊，覆盖面和影响力都较小。但自前述国家政策出台后，中国科协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整和扩张，面向了全国所有科技期刊，并加大了资助力度。2019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开放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高起点新刊、集群化试点等5个子项目申报。顾名思义，领军期刊指跻身国际一流期刊的标准;重点期刊是指在国内一流，在国际上较为知名的期刊(英文刊居多);梯队期刊主要指在国内有较强影响力的期刊;高起点新刊一般面对当前热点、交叉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学科。其中领军期刊资助额度一般在200万以上，最高达520万;重点期刊资助额度一般100万;梯队期刊一般资助额度40万。上述总共有200余个刊物入选，笔者认为资助面对于中国科技成果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庞大的科技工作者而言还偏少，而且也不能满足做大做强中国科技期刊的覆盖面，建议以后逐步扩大资助范围，具体数量可参考。

中国目前越来越自信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甚至已经处于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上，我国必将建立一套既与世界接轨但又应当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主的各项规则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科技领域话语权和相应平台和工具。面对上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每个科技期刊人都要敢于挺立潮头，接受挑战，在未来30年之间内，把我国的科技期刊同样办得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这是我们这一代科技期刊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庞金友．大变局时代大国政治格局与演变趋势分析［J］．学术前沿，2020，(4):6～14．

［2］王跃生，林雪芬．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J］．中国流通经济，2020，(1):42～51．

［3］陈志文．封杀中国留学生损人不利己［EB/OL］．2020．6．9．

［4］中国科协，，教育部，等．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Z］．北京:中国科协，2019．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

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

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

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

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

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

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2]。

2．发表时间分布

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

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

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

3．涉及媒介类型

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

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

1．一般理论研究

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

2．政治问题

（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3]

（2）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John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

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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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费

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John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

4．社会问题

（1）种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

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

（2）性别

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

（3）青少年影响

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

（4）特殊“族群”

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

5、媒介自身

（1）媒介报道

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

（2）虚拟空间

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

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

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

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

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

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

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

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

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

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

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

注释：

[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

[2]顾宁：《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

[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

[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

[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7

美国比较教育系统性研究的确立和开展与其建立的研究组织“比较教育协会”密不可分。美国比较教育协会（ComparativeEducationSociety，CES）成立于1956年，于1968年更名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Society，CIES）。它是世界最早成立、规模最大的比较教育协会。[2]它的成立源自1954年在纽约大学举办的主题为“比较教育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的会议，虽然这次会议只有35个学者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威廉•布里克曼（WilliamW.Brick-man）编辑了他们的论文，并将其作为“比较教育年会第一次会议记录”，[3]此举措也预示着该学术团体将在美国比较教育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迫切需求成立正式的组织，美国比较教育协会在1956年纽约大学年会上宣告成立，来自纽约大学的布里克曼和肯特州立大学的杰拉尔德（GeraldH.Read）分别就任协会第一任主席和秘书兼财务官。随后，美国比较教育协会于1957年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年度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杰拉尔德指出，“协会为比较教育和其他基础教育领域的教授、学生开放，也为那些致力于比较教育领域的除高校以外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以及在专业教育和其他学科中对比较教育感兴趣的其他人员开放”。[4]与协会一同诞生的还有《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EducationReview）（季刊），它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卓著的声誉，旨在推动比较教育专业知识的研究与教学。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贝雷迪（GeorgeBereday）任第一任主编。比较教育协会于198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档案馆建立“CIES档案”（CIESCollection）以保存记载其发展历史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协会因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比较教育协会也对内部体制进行改革，成立了历史工作室，并下放委员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利以增建新委员会。[5]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比较教育协会由一些杰出教育家成立发起，这些教育家组成最早的领导团体，定期召开世界性学术会议，这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比较教育的交流。同时，由于教育质量受到全球的重视以及教育改革浪潮再次兴起，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开始成为比较教育年度会议的关注点，如2011年大会主题为“教育就是重获自由”（EducationisthatwhichLiberates），2012年主题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TheWorldwideEducationRevolution），而2013年主题则为“教育质量：全球最紧迫且争议性愿景”（EducationalQuality：GlobalImperativesandContestedVisions）。这些会议从大教育问题出发，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为比较教育学科在新时期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做积极准备。比较教育协会以促进跨文化理解、学术成就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开展教育理念、制度和实践的研究，使协会获得了很大发展。目前，协会已拥有包括学者、从业者、学生在内的会员2000多人，其中1/3的会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比较教育评论》近年发表的文章中，美国以外的作者占近一半。[6]此外，协会还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UniversityChicago）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GreenStateUniversity）的国际比较教育中心分别建立两个教学增进项目（TeachingEnhancementProjects），一是比较与国际教育课程档案项目（The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CourseArchiveProject，CIECAP），即一个包括世界各大学所教授的比较教育特色入门课程的在线的数据库；二是比较教育教学档案项目（ComparativeEducationInstructionalMaterialsArchive，CEIMA)，即一个收集和分享世界各大学比较教育工作者教学资源的电子公开网站，以加强教学实践，促进大学间的对话和记录比较教育领域发展动态和变化。作为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的重要组成成员，美国比较教育协会正不断努力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并通过举办比较教育大会以推进当代全球重大教育问题的研究，进而推动世界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向

学术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现实进展的最好反映。从比较教育学者对美国权威性杂志《比较教育评论》在近些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美国比较教育研究在主题、方法、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朝着灵活多样的方向发展，且研究的问题也更加具体和深入。

（一）研究主题多元化

“研究主题是论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者在文章中关注的核心话题，折射着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7]通过学者对近年美国比较教育杂志中出现的众多研究主题的归纳和分析，可发现已有研究：既强调宏观教育制度的深入化研究，又提倡微观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分析；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教育热点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乔尔•萨莫夫（JoelSamoff）等人对2004~2008年间《比较教育评论》的93篇学术论文所涉及的381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后发现，有关“教育行政与管理”的课题占总课题的32%，主要涉及教育机会、教育评估、教育管理、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教育财政等话题，说明教育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校外因素的关系是当今比较教育研究的一大主题。其中“教育政策”研究是最热的主题，达到课题总数的12%；以“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为主题的文章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兴趣点，占总课题的18%，主要涉及课堂教学、考试测验、读写能力、教育质量、学科和外语学习，且以“课堂教学”（8%）与“教育质量”（6%）为主要关注对象。[8]此外，“社会因素”研究这个主题在近年吸引了《比较教育评论》的很多注意，占课题总数的50%。[9]像意识形态、环境教育、全球化教育、教育援助、人权教育、健康教育、跨文化教育等教育思潮和话题经常被讨论，尤其对“全球化与国际化”、“公民教育”和“教育治理”等三方面给予极大地重视。而对教育分散、农村教育、教育冲突、性别教育、宗教教育等主题也有具体探讨，这表明比较教育研究更重视微观教育领域。同时，《比较教育评论》近年所关注的教育层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研究，这说明国家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值得关注的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纯理论性探讨在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比较教育评论》上反映这一主题的文章2007年只有3篇，而2010年和2011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讨论。[10]

（二）研究地域广泛化

比较教育是对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从《比较教育评估》的历年年度报告以及中外学者对《比较教育评论》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地域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首先，比较教育研究兼顾全球。在2004年到2011年间，《比较教育评论》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关注日益广泛。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主体，尤其是亚洲国家一直独占鳌头（34篇），非洲国家紧随其后（25篇），欧洲和拉美国家趋衡，分别为17篇和15篇。[11]与此同时，中东和北美国家只偶有涉及，出现频率相对较低。比较特殊的是大洋洲，在近几年一直处于被忽视状态，仅2008年有1篇。[12]其次，在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的同时，跨文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也不断受到重视。比较教育历来就有开展跨文化、跨区域研究的传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比较教育研究也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比较教育研究在认识论问题上既需有本土视角又需兼顾全球视角；在分析路径上既要坚持从本土出发也要从全球出发。[13]此外，美国作为全球化推动者，频繁的文化融合和合作交流也影响到美国比较教育的现实境遇，促使学者用全球视野去看待和研究教育问题。因此，反映跨文化和跨区域角度的学术论文在《比较教育评论》中引人注目，并占有相当的比重。在2004年至2011年间共有相关论文35篇，说明《比较教育评论》在新时代背景下比较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趋势和跨区域教育研究。[14]

（三）研究方法多样化

比较教育以前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现在由于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因而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内外学者对《比较教育评论》近年所之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显示，综合使用不同方法已经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一大特征。有学者指出，在2004年至2008年的《比较教育评论》的93篇学术论文中，涉及的研究方法有案例研究、比较研究、文献和历史分析、实验研究、田野研究、访谈法、调查法、定量或定性研究等方法，其中绝大多数文章综合应用了多种方法。[15]这体现了美国当今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和多视角性。同时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大量综合运用也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趋势。如我国学者徐辉教授对《比较教育评论》十年间（1998~2007）178篇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显示：有60篇主要基于文献研究，占总数的33.7%；而侧重定性研究的文章有92篇，占总数的51.7%，侧重定量的文章有86篇，占总数的48.3%；同时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文章有126篇。[16]可见，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广泛运用使学者对研究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也代表了比较教育学科研究方法今后的发展方向。

三、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人才培养

深入研究美国比较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不但对比较教育自身的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美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队伍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学校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要求，也是教育目的在不同专业和学科的具体化，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目前，全美有11所院校提供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位教育。[17]其培养目标大同小异，都体现出比较教育学科在全球化背景下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特点。例如，在国际比较教育学专业中最具影响力的斯坦福大学，其培养目标侧重点是“多学科、国际化、跨文化”，强调学生要在国际与比较的视野中解决教育问题，并为师生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使他们能在迅速变化的全球背景中学习教育，理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实践问题，并采取有效的策略改进这些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成为当今国际教育舞台上的领导者。[18]

（二）招生录取

在美国，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招生对象一般是世界各国或地区有志于在比较教育领域做出贡献并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教育人才。但录取标准却没有统一的要求，各大学或学院可以根据专业要求，提出不同的招录条件，因此其招生录取较为灵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Colleges）的国际与比较教育专业（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为确保所招学生的素质，其入学条件明确指出：除需提交GRE考试合格成绩单、本科学业成绩单、个人评述以及导师推荐信外，申请者还需具有相关的社会科学教育背景，以便更快进入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同时，博士学位申请者还需提交本人的一份学术论文或硕士论文，以便能更好地展示自身杰出的写作能力、分析能力和研究才能。[19]而斯坦福大学的国际与比较教育专业出于对学科性质的考虑，还特别看中申请人的跨文化背景，以期更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术价值。

（三）课程设置

美国各院校比较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灵活多样，既重视培养学生学习本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科研能力。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inLosAngeles，UCLA）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专业（So-cialScienceandComparativeEducation，SSCE）博士学位课程为例：[20]首先，课程结构合理化。为奠定学生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其课程结构包括学科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方法论课程、同源课程、选修课程和实习课程。其中，学科专业课程（Sub-DivisionSpecialization）是在专业课程之下的核心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更深入、更具体地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同源课程（CognateRequire-ment）是指与学位论文和专业志向相关的课程，以便使学生在同源领域具有更好的学术背景。而实习课程则指研究实践系列课程，旨在发展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其次，课程内容综合化。就专业核心课程而言，有4门课组成：教育哲学研究、文化研究简介、跨文化事业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比较教育简介。课程内容实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而扩大了学科范围。就内容构成看，强调学科的应用性和方法论，既有学科研究方法课程又有实践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外，教学方式也非常灵活，除教师必要的讲解外，更多是实验、讨论和探究。教师授课往往提纲挈领，学生则是课程的主角，需在课前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以便在课堂上进行积极的讨论与交流，以此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

四、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走向

美国比较教育在近几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在应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学术环境的迅速变化和挑战的同时，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趋势。

（一）继续扩大比较教育学科的影响力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教育也成为沟通国际理解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以洞察现代教育发展趋向、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推进全球教育发展战略为己任的比较教育则更是其重要的沟通纽带。美国比较教育协会前主席马丁•卡诺依（MartinCarnoy）指出“，国际比较教育研究能为广义的教育研究提供一个新维度，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教育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日益重要，比较教育未来的影响力也势必要比过去大得多”。[21]因此，继续扩大比较教育学科在世界的影响力应是美国比较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需继续加强比较教育协会在世界的影响力。“协会正在改变之前只是白人学者俱乐部的状态，正朝着融合多背景、多民族学者的方向发展”。[22]并将“继续增强协会管理的透明度，积极与国际其他比较教育组织进行合作以推动协会的发展，实现其价值”。[23]另一方面，扩大《比较教育评论》在国际教育类杂志中的影响力。除要继续反映比较教育研究的先进知识与教学，还要紧密追踪世界教育发展动向，进一步建议《比较教育评论》的外部评审者不但要向编辑提供他们的评价意见，还要向论文作者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因为外部评审是高品质期刊和其领域保持生命力的基本源泉。[24]

（二）不断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自身建设

“全球化的到来使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不断增加，因而比较教育这一领域将充满活力并与其周围环境保持新鲜的相关性”。[25]美国比较教育学者爱泼斯坦（EriwinH.Ep-stein）认为，“比较教育应着力把自身建设成一门合法的学科并开发一种主体思想，塑造正确的方法手段去检验教育理论，采用分析方法使这些手段能正确使用，以及建立学术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和专业协会）使比较教育学者能共同分享他们的知识和设立中心机构去培养未来学者”。[26]具体来说，美国比较教育学者应在更广泛的分析框架内定位国家与国家的比较；并逐渐转化该领域的研究边界，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语言的学术作品，都将继续扩大比较教育现有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最终实现该领域研究的边界转化；同时，比较教育还将继续有助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改革，尤其在世界各国和人民“普遍交往”和“互相依赖”的今天，更需比较教育在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和扩大我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理解。此外，比较教育学者还应本着慷慨的精神和深刻的自我认识，在更广大的公共教育领域，传播全球视野并理解影响当今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主要国际力量。[27]

（三）持续改善比较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8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学术评价导向

由于历史原因，起初我国自己创办且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SCI学术期刊较少，我国学者在SCI，尤其是国外的SCI期刊的发文量也很少。为鼓励我国科学工作者积极探索，推出了鼓励和激励措施，使得学术界出现了唯SCI论，形成了科研评价体系基本完全依托于SCI的现象。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科研奖励，甚至硕士、博士毕业要求的主要指标中都有SCI的身影。“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优质稿源大量向SCI、EI倾斜，最终影响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

（二）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不足

我国虽然已经是期刊大国，但是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数量却不多。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科睿唯安的2020年度《期刊引证报告》中显示，国内SCI期刊数的基数较小，SCI期刊总数为9356本，而中国SCI期刊数为241本，仅占2.5%。从影响因子上来看，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还较弱，《CA-ACANCERJOURNALFORCLINICIANS》以292.278的影响因子，高居首位。《NATURE》《SCIENCE》《CELL》三大国际顶级刊物的影响因子分别为42.778、41.845、38.637。中国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CELLRESEARCH》也只有20.507，国内期刊的竞争力明显不足。这使得作者在SCI平台中可选择的国内期刊较少，且会为了高被引和高传播速度作者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影响力更高的期刊。

三、政策导向的改变及亮点

为体现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掌握学术话语权，构建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加强学术期刊建设，防止科技论文过度外流，最终到达科技论文在祖国的大地上发表的目的。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准确评价科研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9年由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意见》提出了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推动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发挥全国学会同行评议功能和相关研究机构作用，分领域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形成全面客观反映期刊水平的评价标准。2020年10月，党的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公报中提到，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地避免了盲目追求影响因子的情况，对作者而言可以踏实做学问，对期刊而言可以更好地迎接挑战。

四、期刊如何迎接挑战

政策导向的变化对国内大量优质论文的外流现象无疑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期刊自身也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迎接挑战。具体而言，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创新办刊模式，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加强人才培养。

（一）创新办刊模式

第一，根据办刊宗旨及学术领域，明确期刊所在分类。《意见》中提出，要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要“做强优势学科”。因此，我们要根据办刊宗旨和期刊定位，参照“重点建设期刊目录”，有效整合资源，转变办刊思路，寻求适合的办刊模式。第二，抢抓新兴交叉学科，探索协同办刊。因全球学科的不断发展，新兴及交叉学科越来越多，期刊应该要抓住机遇，根据自身的社会功能，探索“高校＋企业＋期刊”或“科研机构＋企业＋期刊”等产学协同发展，在稳定自身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开发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内的竞争力，提升科技期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第三，搭建新型传播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期刊的传播方式受到了极大地改变，人们不再满足于纸质期刊的阅读，期刊要积极应对科技的变革，进行数字化出版。而大数据的应用使“出版平台”变得尤为重要，国家建设大型的、优质的“出版平台”已成为必然趋势，期刊应要参与到各类平台中去，抓住战略机遇，为推动期刊发展共同搭建新型传播平台，有效提升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提高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们要实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国情，面向世界，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提高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最终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中提到，我国期刊刊均总被引频次2018年达到的2255.6次，相较于2014年的2111.52次增加了6.38%。2018年，被国际论文引用频次不低于10次且国际他引影响因子大于0的中文科技期刊有2913种，相较于2014年，评价年增长率为13.81%，这表明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力正在逐步提高[6]。《意见》中提出的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政策将会引导优秀论文回归国内期刊，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也会使科学家们会愿意将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在祖国的大地上，而由持续的、优质的文章组成的科技期刊也将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便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人才培养

要实现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必不可少的便是一流人才的培养和编辑队伍的建设。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是优质论文的产出者，科技期刊的编辑人才是优质论文的策划者。因此，世界一流期刊必须培养优质的编辑。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政治认知能力、较强的学术水平、出色的策划能力和组织能力。首先，要培养编辑的政治认知能力。编辑需要有坚定理想信念，要有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导向意识，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紧跟时代步伐，坚持马列主义等相关的理论学习，要提升政治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紧跟指导思想，保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其次，要提升编辑的学术水平。编辑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通过不断的学习了解学科前沿，捕捉学术动态和进展。高水平的学术编辑往往也具有更强的学术表达力和学术交流力，这使得编辑在日常的组稿约稿时可以更好地把握准确把握学科的变化趋势，科学客观的判断学术价值，提高期刊的学术引领力，最终可以更好地建立期刊的学术品牌。最后，要培养编辑的策划能力。在选题策划、组稿约稿时能把握行业的引领性内容建设和瞄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更要关注科技的前沿问题以及社会的热点问题，这可以更好地吸引高水平的作者投稿。高水平的学术编辑可以积极地参与到与作者、读者的学术交流中，更好地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作者、读者队伍，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编辑的策划能力在市场营销策划、期刊形象宣传策划时能抓住市场热点和读者心理，提高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9

培养关键能力是当今社会对高职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11月，国际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视频会议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力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大格局中，知识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进一步提高，而我们传统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无法满足这种新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传统的高职教育主要侧重于工具性操作技能培养，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实现人生理想，升华自身价值，就必须具备关键能力。

当前，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奇缺，而近几年，我国酒店的数量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发展，但人才的供给却远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培养是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来源的主要途径，由于学校毕业生的关键能力欠缺，使得学生往往难以适应岗位和职业变化，导致毕业生在岗位转换时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酒店急需有用的管理人才，而社会上招不到人，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对此也是一筹莫展，所以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和提升关键能力成了当务之急。

国内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酒店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对酒店管理人才的强烈需求。而现行的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发展却不容乐观,其专业领域和方向相对狭窄,毕业生普遍缺乏奉献精神和职业认同感,课程体系设计缺乏创新性。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整体上起步较晚,发展还不完善,还存在着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以及师资等问题。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其他高层次的能力（比如英语方面）还是比较欠缺，

对于酒店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现代酒店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传统想法认为从事酒店工作的人都是学历层次和技能层次比较低的，这种观念早已经不能跟上现代酒店发展的步伐。酒店从业人员普遍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管理专业人士，必须在管理应变能力、对客服务技能、个人综合素质、较高的其他技能（比如英语会话、计算机操作等）、职业道德、团队协作和应变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而不只是懂得一些简单的酒店操作技能就行，需要成为真正高素质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还需要强化酒店方面的关键能力。

论文写作提纲（不少于500字）：

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一）、酒店管理专业前景

1.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复苏与快速发展，酒店行业在全球与中国地区的发展速度与就业率将远远超出传统型行业。

2.全球很多著名大学均开设酒店管理专业，在这些著名的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课程设置之中均提供为期半年至一年不等的带薪实习和理论课程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其毕业生就业率远远高于其它专业的学生。

3.酒店行业其薪金与社会福利收入远远高于其它传统行业，同时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其工作地位会稳步上升。

4.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会大力促进中国酒店行业的蓬勃发展，其行业前景非常乐观。

5.中国各地大中小城市均把旅游业作为其经济增涨的源动力，其政府与社会投资将不断增加，将会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行业。

（二）、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中等职业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经济管理基础理论，酒店、餐饮与旅游基础知识，具备酒店基本管理与服务能力。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各饭店、酒店、宾馆从事酒店基层管理及餐饮、客房服务工作

（三）、培养要求

1、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经济管理基础知识

3、酒店基本理论

4、技能培训

4.1前厅技能训练

4.2餐饮技能训练

4.3客房技能训练

4.4康乐技能训练

（四）、何谓关键能力

(五)、毕业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能力

1、应具备的品质

1.1具有诚信、坚毅的品格

1.2敬业、负责的职业道德

1.3团队协作精神；

2、应具备的知识及能力

2.1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

2.2自学能力

2.3进取创新意识；

3、对行业的了解

3.1掌握现代服务理念

3.2了解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

4、业务知识的掌握

4.1熟悉酒店前厅部门知识

4.2熟悉酒店客房部门知识

4.3熟悉酒店餐饮部门知识

4.4熟悉酒店康乐部门知识

5、熟悉我国酒店业发展的知识

5.1发展方针

5.2发展政策

5.3发展法规；

6、具备的专业服务能力；

6.1前厅服务能力

6.2客房服务能力

6.3餐饮服务能力

6.4康乐服务能力

6.5会议服务能力

7、其它相关能力

7.1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7.2文字表达能力

7.3人际沟通能力

7.4职业外语表达能力。

(六)、目前本专业学生尚存在不足的关键能力

1、人际沟通能力

2、处理客人投诉的能力

3、洞察能力

4、专业的外语服务能力

5、统筹管理能力

(七)、解决措施

1、增强人际沟通能力的措施

2、增强处理客人投诉能力的措施

3、培养洞察能力的措施

4、提高专业外语服务能力的措施

5、培养统筹管理能力的措施

本论文拟创新之处：

(一)、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学习和掌握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1、在学校环境下

2、在实习单位环境下

3、在日常生活环境下

(二）将应具备的关键能力分不同阶段来获得

论文写作计划（时间安排）：

1、2009年6月：完成开题报告

2、2009年7~8月：开题报告的审核及其定稿

3、2009年10月：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4、2009年11月：撰写论文初稿

5、2009年12月：论文的审核

6、2010年1~2月：论文定稿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序号

作者

文章题目（书目）

期刊名称（出版单位）、时间

[1]李燕娜.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实习生的综合素质[J].中国西部科技，2005，（07）。

[2]徐娥.上海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需求调查[J].科学与管理,2008,(06)。

[3]陈贵虎.谈团队建设在酒店管理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07,(01)。

[4]张雪丽.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实习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为例[J].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7,(03).

[5]张蕊,李友根.我国酒店管理人员的现状及对策[J].当代经济,2009,(01).

[6]易红兵.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及对策[J].才智,2008,(07).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篇10

国外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脉络

（一）二次文献的出现与其评价功能

自第一种学术期刊产生后，学术期刊很快在欧美各国成长起来，并表现出强劲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至19世纪末，其数量已有10000种。为了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学术期刊刊载的学术成果信息，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登上了学术期刊行业的历史舞台。虽然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也已经细化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动物学、人类学、工程、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方面面，但由于出版规模尚不算宏大，并且各种期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在当时能够获取相关的期刊信息已实属不易，更无法谈及对世界上的学术期刊进行系统性的评价。20世纪初，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越来越高，科学发现和科研产出越来越多。全球的学术期刊品种，尤其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现螺旋上升的趋势。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的科技期刊仅有1000余种，19世纪末时达10000种，到20世纪中叶，已猛增到35000种。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涉及的学科领域也越来越广，很多期刊的品质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相同领域的不同学术期刊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质量或业界口碑的差距。受此影响，文摘索引类期刊也不断地随之变化。一方面，大量的文摘索引类刊物应运而生，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文摘类期刊已到达了1500多种。另一方面，在许多学科领域，为了适应学术期刊刊载内容的精细化发展，文摘类期刊开始分辑出版，从每种出版一辑增至多辑，有的文摘期刊甚至出版几十至上百辑。然而，即便文摘索引类期刊能够随着学术期刊出版的迅速发展而发展，但它们作为检索工具已不能且不应该将世界上某一学科领域的所有论文文献都收录进来。因此，一些文摘索引类期刊检索工具开始制定选择来源期刊的标准，有选择性地对学术期刊及其所刊载的论文进行收录。这些检索工具对编辑出版、论文评审制度、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质量、编委、是否采用同行评议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要求，在某些学科领域甚至对期刊刊载论文自身的时效性和国际性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除具备文献检索、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的功能外，它们对学术期刊的筛选也间接地起到期刊评价的作用。

（二）学术期刊评价的萌芽

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在产生之初，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存世的学术期刊并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相关信息，并没有特意针对哪些期刊更加重要、更具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有选择地去收录或编制。然而，全球学术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给文献管理与利用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学者们因此开始注重期刊文献数量与质量的规律以及文献科学管理的研究。学术期刊评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萌芽的。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一位叫作弗兰克·谢泼德（FrankShepard）的法律出版商注意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以及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各种判例之间的关系，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使之形成援引和被援引的关系，并统一编制成一览表。1873年，谢泼德成立了谢泼德引文公司，将该一览表编制成法律判例的检索工具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谢泼德引文》（Shepard’sCitations）。《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曾这样评价《谢泼德引文》：“它用施引与被引的关系将判例和法律条文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很多法律诉讼因为在该引文中查到了相关判例而诉讼成功，这是其他检索工具无法做到的。”加菲尔德在回忆创建《科学引文索引》的历史时也亲口承认《谢泼德引文》是他创造《科学引文索引》的灵感来源和原始模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献与情报研究人员在《普尔期刊文献索引》与《谢泼德引文》的基础上对文献计量分析开始了尝试性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有，英国动物学教授、文献学家弗朗西斯·科尔（FrancisJ.Cole）与动物学家内莉·伊尔斯（NellieEales）的《比较解剖学的历史，第一部分——文献的统计分析》，英国专利局图书馆学家爱德华·温德姆·休姆（EdwardWyndhamHulme）提出的“统计书目”的说法，P.L.K.格罗斯（P.L.K.Gross）与E.M.格罗斯（E.M.Gross）提出的“引文分析”概念等。

（三）学术期刊评价基础理论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研究者们在期刊文献研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注重理论研究。一些研究者在文献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开始从典型到一般进行归纳，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发掘，寻找文献的规律，以期建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性结论。一些从载文、引文与使用等角度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的相关理论与定律因此而相继出现，如布拉德福定律、加菲尔德定律、普赖斯指数和特鲁斯威尔定律等。布拉德福定律、加菲尔德定律、普赖斯指数和特鲁斯威尔定律分别从期刊的载文规律、引文规律、生命周期、使用规律等四方面构成了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布拉德福定律从期刊载文量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文献的分散与集中，为图书馆核心期刊遴选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持。加菲尔德定律从期刊论文与参考文献之间引证关系的角度，为核心期刊遴选提供了重要的量化测度指标。普赖斯指数从期刊论文的科学价值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于引文数据的量化提供了时效性的参考。特鲁斯威尔定律则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以文献传播与流通的数据作为量化准则，为学术期刊评价及图书馆期刊的续订与撤订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学术期刊评价的深化发展

20世纪30年代，布拉德福在提出文献分散与集中定律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学术期刊“核心区”（nucleus）的概念。最初的“核心区”主要反映特定学科领域相关论文分布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加菲尔德通过对期刊参考文献的大量统计与分析，既证明了布拉德福定律的正确性，又从引文的角度发现了期刊文献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学术期刊“核心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有学科的核心期刊加在一起不会超过1000种，实际上，各学科最重要的核心期刊总和甚至少于500种”的论断，并相继推出了《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等具有期刊评价功能的工具。引文分析法的出现和引文工具的使用，使图书情报领域对期刊评价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仅仅反映了特定学科领域相关论文分布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以及相应期刊的质量。此时，期刊评价由对期刊论文数量的统计的评价转变为对期刊文献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评价。1969年，特鲁斯威尔又从文献利用的角度验证了80/20法则在文献领域的适用性，也从文献利用的角度为期刊的评价及核心期刊的遴选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从此，学术期刊的评价开始向指标化、体系化的方向深入发展。在学术期刊评价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外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各领域的科学家、出版机构等通过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实操性的期刊评价工具。只是不同的期刊评价工具研究与运用主体，对期刊评价的目的略有不同。例如，图书馆等文献信息收藏与服务机构通常以采选期刊和剔除老化期刊为目的；科学家们则试图利用期刊评价工具找出其研究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期刊去发表学术成果；出版机构则希望通过期刊评价工具指导其编辑实践与出版政策的制定等，从而提高其出版物的质量与影响力。基于此，国外陆续诞生了由各种不同期刊评价工具研究主体研制的具有不同评价功能的学术期刊评价工具。

国外学术期刊评价的未来趋势分析

随着期刊出版、网络技术、学术交流以及信息传播等相关环境的不断变化与发展，未来学术期刊评价的指标与方法也将更加多元化、更加公众化、更加注重用户的体验与评价、更加注重评价的深度与广度。

（一）新兴媒体相关数据被纳入评价数据

虽然布拉德福定律、加菲尔德定律、普赖斯指数和特鲁斯威尔定律分别从期刊的载文规律、引文规律、生命周期、使用规律等四方面构成了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加菲尔德发现的引文规律与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并被广泛地接受，因此传统的期刊评价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更多地围绕着学术期刊载文的引文关系展开，影响因子、五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学术期刊计量指标一直在学术期刊评价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引文分析的学术期刊评价虽然具有文献检索、发现研究前沿、预测研究趋势等作用，但由于学术成果从发表到被引用的周期较长，所以无法即时反映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学术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线科研交流的周期更短、评审制度更加自由、交流单元逐渐细化到了科研工作者个人或科研机构，学术成果的形式更具多样化，许多学术成果的贡献者与使用者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对学术期刊作出了重要的评价。这些评价恰好可以弥补传统引文分析方法重现象轻质量的缺陷，同时也能够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开展学术期刊评价，使学术期刊的评价更具真实性与全面性。因此，近年来基于新兴媒体的学术期刊评价模型逐渐进入学术期刊评价领域。它们对学术期刊的网络使用情况、被获取情况、被提及情况、社交媒体的引用和评价情况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形成了重要的评价方法，这就是“替代计量学”（Altmetrics）的方法。随着替代计量学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替代计量学相关工具不断涌现，如Altmetric.com、ImpactStory、PlumXMetrics、PLoSALMs等。针对新兴媒体的相关数据，这些不同的替代计量学工具都拥有着许多相同的计量指标。从替代计量的数据来源看，替代计量指标主要包括博客替代计量指标（Blogsaltmetrics）、推特替代计量指标（Twitteraltmetrics）、新闻替代计量指标（Newsaltmetrics）、政策文件替代计量指标（Policydocumentaltmetrics）、脸书替代计量指标（Facebookaltmetrics）、视频替代计量指标（Videoaltmetrics）、同行评议替代计量指标（Peerreviewaltmetrics）、问答平台替代计量指标（Q&Aaltmetrics）等。从网络活动与交互的类型上看，替代计量指标还可以分为阅读替代计量指标（Readershipaltmetrics）、下载替代计量指标（Downloadaltmetrics）、收藏替代计量指标（Favoritealtmetrics）、分享替代计量指标（Sharealtmetrics）、提及替代计量指标（Mentionaltmetrics）、评论替代计量指标（Commentaltmetrics）、再利用替代计量指标（Reusealtmetrics）等。当然，相较于传统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利用新兴媒体数据形成的学术期刊替代计量评价指标和评价工具是全新的学术交流评价体系。这虽然是学术成果影响力的综合评价，但由于数据源的查询方式不同、更新频率不同、收集方式不同等因素，仍缺乏统一遵循的最佳实践标准，仍有待进一步地规范与完善。

（二）不同评价指标深度融合

学术期刊的评价总是一种相对的评价，是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利用特定的指标与评价体系，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只能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评价，存在缺陷是在所难免的。例如，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就会受到发行频率、刊载论文容量、学科领域、时间窗口界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期刊影响因子计算值难以公平、公正、合理。h指数存在对高被引和低被引文章均不敏感、未充分考虑时间窗口界线等问题。特征因子存在着对学科敏感性较弱、评价结果区分度较差、受网络结构影响较大等问题。SCImago期刊排名指数存在着未对原创文章与综述文章进行区分，造成测量值评价准确性降低的问题。引用分数这一指标同样存在着将期刊论文、综述、评论等类型的文章赋予相同权重的问题，它在数据的计算方法上与影响因子差别不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因子目前已存在的问题。在新媒体融合时代的大背景下，学术期刊评价经历了从传统的单一简单指标到复合指标、由单一的评价方法到综合性评价方法、由单一维度到多维度的演化及动态发展过程。在当前期刊评价指标及其评价方法存在众多问题的情况下，学术期刊评价也应根据时代特征与环境做出一定的改变，多维度、多指标融合地进行学术期刊的综合评价。未来的期刊评价将会更加深入地分析各评价指标的优缺点，充分利用不同评价指标的侧重点，有针对性地改进不同指标的缺陷，形成多指标融合的评价方法。这种深度的融合，将更加契合学术期刊需要从载文、引文、网络关注、社交媒体评价等不同的侧面反映其影响力的需求。深度融合的综合性评价，既可以根据特定的需求，从某一个侧重点，如引用频次、网络关注度、用户行为数据等，深入评价学术期刊，也可以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通过测度学术期刊多方面的不同特征值，全面反映其综合影响力。目前，专注于学术期刊评价与研究的一些机构，已经尝试迈出多评价指标深度融合的第一步。2017年6月，科睿唯安宣布与Impactstory建立一种全新的公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开发并创新型分析与工作流解决方案。同年，PlumXMetrics被爱思唯尔收购。如今，在所有Scopus界面下，用户可以查到学术文献的PlumXMetrics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