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十篇

全球变化论文篇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全球变化论文篇2

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内涵包含3个层次：跨越边界、开放边界和超越边界。跨越边界意味着国际化，侧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开放边界意味着自由化，侧重于从政治与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秩序的变革，以消除要素流动的壁垒。二者主要以地域为基本分析单元。而超越边界则强调以全球为整体，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础上重构空间。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产、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等过程的空间结构，并且参与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进而导致结果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在当前背景下，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 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当代人文地理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研究中逐渐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包含三种不同的态度-超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超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全球化消费观念的扩散使得信息、资本和创新的"流"达到最大的状态。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个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网络，这使得世界经济成为 "无边界的"状态。怀疑论者质疑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过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区域主义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证据。怀疑论者认为国家政府在全球化经济的构建和管理行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生活的转换由物质-政治-文化的转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当代全球化阶段，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持续的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个体开始突破国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显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渗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全球化历史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文化的扩散和渗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层面的物质文化，中层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层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断加深。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来看，是文化结构要素的自身出现的发展危机导致了全球化阶段变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动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了结构性危机是每一次波动产生的动力。欧洲的贸易殖民导致了工业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加强，这种文化的改变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后殖民主义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化阶段国家发展主义大力推进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主要动力；1970年的石油危机则导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义"文化兴起，国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会的挑战。其核心是致力于缩短资本循环周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其导致的空间结果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带来的 "时空的压缩"。独立于领土空间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间力量的结构表现越来越复杂，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他认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样均匀的铺展开来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动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影响力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计量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地理学、制度主义地理学和关系的地理学，它们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题、态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时也存在交叉。分析庞杂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发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态度的演化经历了 "超全球化论-怀疑论-转型论"的演化。对 "空间 "概念的理解经历了 "绝对空间-相对空间-比喻空间"演化；空间辩论走向了 "真实的空间（地方空间）和比喻空间 （流的空间）共存"。总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观点成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关于全球化空间辩论的主导方向。对于空间规模的理解，全球的 、国家的 、区域的和地方的多种规模空间权利存在，关于制度 （权力）空间结构的理解经历了 "分离的层级性-协调共存的层级性-网络的交织"的演化。从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对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到较多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一直将 "空间"研究作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学关注解决 "what"和 "where"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则解决"why"和"how"的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性显示，"空间"开始由 "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对象则转向解决"why"和"how"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全球变化，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家也需要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国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关注经济层面的全球变化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FDI 和产业集群的研究。就实质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动"响应"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积极的"牵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仅仅从单方面，单层面入手是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间规模，多元化的行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体现。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入，如社会学，管理学等。

参考文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地图》

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贺灿飞、毛熙彦 -- 《地理科学进展》

4、高柏枝 -- 《环球人文地理》

全球变化论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68-03

一、全球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由于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逐步走向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迅猛加强。人类跨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波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球化成为当下我们所在世界的最时髦的知识语境。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2]。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推进，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也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编织着一幅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现实图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二、全球化带给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无限生机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死亡论”曾喧嚣一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全球化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当今的全球化仍然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性贫富差别的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在全球生产领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领域无政府发展的恶果。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要素或许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些解决“线索”，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案，《资本论》的热销及“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就足以证明这一现象。可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济全球化还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生机。不仅如此，当今的全球化还在人类的实践、“人化世界”、历史辩证法、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确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有这些都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生长点。

（二）文化多元化丰富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各国的思想文化都在多元化中并存，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涌现。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例子以及言语形式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课程的内容；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主义”扬言的所谓要“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激励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对这些“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行批判吸收，并且对它们提出的问题及挑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三）信息载体多样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及方法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信息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教材、信件、报纸及广播等，而是出现了集文本、声音、图像及信息于一体的网络新载体。与传统信息载体相比，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而诞生的现代传媒工具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使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中得到升华，从而也使教育手段更加直观形象和现代。网络技术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和方法，为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其理论内容不再枯燥而变得易于青年学生接受，大大提升了其教育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思想等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一）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一方面，使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随着外来文化与西方思潮在大学校园的涌入、传播，近现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与形形的西方价值观念，部分有其合理与进步性，但其消极和不合理的方面，也容易被人们不断地崇尚和偶像化，极易侵蚀部分大学生，导致的迷离和困惑，将逐渐消解穷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流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西方通过文化渗透的手段，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将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西方从来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指望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渗透，在青年思想上打开缺口，首先使他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降低和破坏社会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一枝独秀外其余国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先进和落后的对比使得当代大学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心理排斥。

（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化意识的挑战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各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合作的发展阶段，是民族国家从狭隘的地域性生存发展到普遍交往的高级阶段。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尤其是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以培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巨大挑战。

（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的道德理想教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道德操行的规范，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为各种文化的广泛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和渠道，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独立性遭到削弱，经济上的优势衍生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文化上的强权。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逐渐呈现出来强势的特征这使得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西方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外来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的甚至拒绝接受中华文化，出现文化上的自卑和崇洋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危机，文化价值观念出现动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热爱程度削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被消解，进而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造成严重的渗透和侵蚀，这就势必会给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教育带来更大困难，使培养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的教育目标难以达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 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YI Dan-ni

（Guizhou UniversityDepartment ofMarxism- LeninismTeaching，Guiyang 550025，China）

全球变化论文篇4

一、《宣言》应对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贵启示

中外学者共同研究《宣言》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论，结合如何应对当前世界范围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交流。

（一）当下出现“马克思热”的真实缘由。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人们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以期能从中找到对当下危机的解读。当然这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现象，当下这种热也不仅是指《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这两部书，而是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他的思想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这种热潮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自由，关于贫穷，关于金融危机等等，当这些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考虑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碰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并且努力寻求帮助，包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经验。这时候，我们发现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在怎样理解世界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卓有成效思考的人。今天，我们希望通过马克思来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加深对我们自己的理解即自我认知，以此来更好地理解身边的事情乃至整个世界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近年来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的一大原因。当然，在全球深陷金融风暴的当下，西方社会虽然再次掀起了马克思热，但是，人们不能急功近利地试图从中直接找到药方，马克思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①

（二）如何评估和对待当前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分析评估和科学对待？第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发展成为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最初的次贷危机是由资本抽逃引起的，因为不良贷款被变成了股票和投机商品，资本链断裂了。第三，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放松了对金融和劳动力的管制，另一方面，在过去30年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加强了。通过贷款的扩张，投资和消费的扩大，美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但是，当贫困的积累与巨大金融财富的积累之间的矛盾超过一定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就突然之间浮出水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将《宣言》理论成果运用于实际，要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基于自我价值实现来激发变革的需要。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劳动力的潜能不断发挥出来，但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又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把私人财产转化为资本，通过股份公司和信贷体系进行社会化生产，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未来社会的因素。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更高级别的社会，只有在国际团结和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②

（三）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资本主义在过去的16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在能源、工业品、分配制度和交通等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并且一些核心特征也已经变化。私有制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它是统治阶级构建的体系，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和的根源。由于它的统治带来的不平等、反民主的本性，我们本来可以期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然而目前的两个原因使这种情况的实践条件还不成熟：一是资本主义的调整把社会中的大部分工人整合起来，平抑了矛盾；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包庇霸权主义、认同统治阶级的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相对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集中体现为霸权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就是正在向全世界蔓延的消费主义，它的特征是广告等媒介和丰富的产品的吸引，使人们消费的意愿逐渐增强，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甚至掩盖了阶级对立。“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既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又可能带来过剩危机，这种性质不会改变，所以资本主义将越来越面临各种运动的挑战。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矛盾和全球金融危机，从《宣言》的精神和历史性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大的抵抗力量，不止是社会主义，还包括一些诸如正义运动之类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表现。”③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进步，形成了以洲为单位的自由贸易区的出现，推进了区域经济统一的大趋势。现在东西方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证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正在出现新的调节和适应措施。

二、站在时代高度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时，紧紧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态势及其演变趋势，事实上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一）《宣言》提供了一把认识和解读当今全球化的理论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主要是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现，资产阶级使用了多重手段：廉价商品、占领市场、使用暴力。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会推动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生态问题全球化。从现实状况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影响：就积极意义而言：彻底瓦解残余封建势力、促进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世界往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但是它的消极后果也不容忽视，如：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经济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全球稳定等。

（二）现代全球化与马克思时代全球化的差异。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并未冲破资本主义的外壳，但是现在全球化赖以进行的最根本的生产力已经不再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蒸汽动力，甚至也不再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电力，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其物质载体就是今天正日盛一日地进入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电子计算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际互联网。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

（三）社会主义国家看待和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虽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们的正确选择是：不要拒斥全球化，要勇于参与全球化；要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国外的文明成果，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由资产阶级启动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快速发展和不停变革的特征，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本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本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联系之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抵御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重视开展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三、《宣言》基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解读《宣言》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纪念《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时候，不能回避人们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原理的质疑。同时，我们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时，不能拘泥于质疑，而是要正面回应，这样才能发扬《宣言》的精神。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社会历史观。“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历史文明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不是马克思制造出来后降临到中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挣脱中国的文化和历史”。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点就在于与时俱进，得出了符合时空特点的结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重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宣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变革私有制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等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和中心工作、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以人为本”的理念等等，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原理。

（二）《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言》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三是针对具体历史条件的个别结论。前两者是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第三个层次其实没有特别意义，如果简单套用，只会使本国革命与建设受损。“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大变动中的发展规律，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⑤

《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本源性的理论体系。科学理论，总是体现为特定而专一的研究对象、鲜明而新潮的时代主题，充实而丰富的理论内涵、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严密而流畅的逻辑架构。《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载体，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源体系。我们一方面要把《宣言》的序言、正文和注释看作是完整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要把《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理论著述结合起来，当作是有机发展的统一体，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全面、准确、完整地领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而且包括了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学、民族学、科学学、军事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⑥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学说的态度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宣言》中体现对自己学说的科学态度，今天看来倍感亲切，因为我党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态度的引领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架构包括：第一，‘一条主线’即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第二，‘两个基石’即对世情判断的时代主题论和对国情判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三，‘十个要点’即基本矛盾论、本质论、改革开放论、发展战略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政治论、精神文明论、和谐社会论、党的建设理论和以人为本理论；第四，‘一个核心问题’即‘科学发展’论。”⑦

（三）《宣言》基本思想的当代化、本土化、特色化发展态势。《宣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立足于当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每一个序言中，都频繁使用了一系列具有当下属性的名词，如“最近”、“现在”、“当时”、“今天”、“现今”、“目前”、“近来”等。如果我们连贯地把1848发表《宣言》正文到1893最后一个序言为止，总共45年之久的动态发展历史过程综合起来看，这就是世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与《宣言》理论体系的完善史的有机统一；这就是预测和指导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进程与展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奋斗目标与光明前景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同时，《宣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本源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德）特里尔“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主任比特里克斯・波维尔教授：《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方法》，《文汇报》2008年11月10日。

②（日）末浪靖司（Yasushi?摇Suenami）：《〈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③（美）劳伦・兰格曼（Lauren?摇Langman）：《资本主义危机与〈共产党宣言〉：霸权和反抗》。

④奚广庆：《〈共产党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之路》。

⑤徐觉哉：《对〈共产党宣言〉的几点解读》。

⑥袁秉达：《〈共产党宣言〉的体系化特性及其发展趋势》。

全球变化论文篇5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当下文化全球化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为驱动力，以后现代文化状况和信息技术发展为两翼，从而振翅高飞、席卷全球。

1、资本扩张: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换言之，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才有可能探测朝向全球化的一种连续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可以解释文化全球化凸现的根源。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用詹明信的话说，“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5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分析文艺赞助现象时，引用法国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的话:“文化是眼前的时髦货，很好。只要它还时髦，我们就该利用。”这句话赤裸裸地指明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眼前的时髦货”，一方面取决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冷战的告终，造成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另一方面，如今的文化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纯粹精神的东西了，而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文化工业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文化商品的全球倾销，不仅可以带来高额的直接利润，而且通过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的传播，重塑并稳固西方需要的世界体系，能在其他领域为西方带来更多的、间接的、长期的利益。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正是资本对于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全球化进程。

2、后现代文化状况:可能性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使得文化为资本扩张服务成为可能。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消解基础、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怀疑等努力，实际上把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了瞬间现象，以彻底的反叛冲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宣扬“怎么都行”。这就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界限，甚至向民族和国家观念挑战，从而为文化全球化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超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鸿沟，模糊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从而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拼凑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工业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如狭隘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格格不入)，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美好世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文化间的“误读”与冲突。这不仅阻碍了人类共识的形成，甚至造成新的冷战意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必须扭转，只有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双赢双利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客观地说，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秩序的合理化进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梦想或幽灵，仍有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到的启示是:第一，文化发展的强大根基是经济实力乃至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科技、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除了仍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外，更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切实搞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第二，要自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运用新的机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跨世纪发展。在文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顽固地坚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界限，从而使精英文化与大众、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就只能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生产的衰微。因此，重要的是探索文化精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空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第三，屈服于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或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都是危险的。在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下，我们应把握好文化扩张与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度。一方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略，同时大胆拿来世界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还需要大力开展自身文化的创新，并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机制，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

注释:　1[美]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下)》，《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5期。

2[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276页。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505页。

6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

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7Jean-FrancoisLyotard， ThePostmodernCondition: AReporton Knowledge，Universityof

MinnesotaPress，MinneapolisEighthprinting，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9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全球变化论文篇6

从全球化到全球化研究

在过去的15年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件。这些事件影响到各个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媒介和传播学研究。“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鲜有人使用，而现在几乎被每个人以谨慎或非谨慎的态度广泛使用。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不在媒介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内，而在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领域内。同时这些研究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范式变化，一种思考路径向另一种思考路径的转变(Rantanen，2004)。许多早期的理论开拓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仅列举以下几位：ArjunAppadurai，UlrichBeck，ManuelCastells，AnthonyGiddens，UlfHannerz，SaskiaSassen与RolandRobertson。他们对全球化研究贡献诸多。尽管许多理论家在对全球化研究下定义时，曾使用不同的概念，如“网络社会”、“跨国化”或“世界化”，但此处我使用“全球化研究”作为一个统称。

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开始，它就一直被争论和滥用。正如Giddens察觉到的那样：“如今，全球化的概念被用得过多而失去了一部分解释力”(Rantanen2005a:76)。即便如此，我们仍旧要问：如果全球化的概念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思维，那它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研究进行到何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尤其是与传媒研究相关的又有哪些？而这也正是Straubhaar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所问的：“有多少新的信息和娱乐资源是真正全球化的，而非仅仅是跨国的、国内的、区域的或地方的呢？”自全球化的讨论开始以来，许多主要概念和理论都不断地被重新思考，我将以这些概念和理论为开端，并将它们与媒介与传播学联系起来。

关键概念和理论

民族-国家。虽然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权力存在异议，我们将不再如我们在国际传播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不假思索地将民族-国家作为我们研究的唯一起点。我们不再仅仅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世界，也不再毫无疑问地将国家作为对比范畴。我们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可以拿来进行相互比较的同质性实体，而国籍身份也并非就是对人类社会进行区分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现在，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未必是同一体。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民族和国家就是独立存在的而非现在的合体。两者都有不断变化的领土和边界。我们可以把民族和国家分开来进行研究。我们认可国家的权力，但是对民族和国家两者间的关系提出疑问。

文化、语言和认同。我们承认居住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人们的多样性，也理解并没有唯一的民族文化和认同，而是存在着诸多的文化和认同，这些文化和认同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有许多被本民族国家的官方或主流文化所压迫，有些则被地理上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所侵蚀。

当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被“想象”出来的时候，我们便放弃了抽象地将语言、文化、认同和地域四者连成统一体，并承认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离。我们不再讨论同质化的全球媒介如何威胁同质化的国家认同。而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担忧多样的或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被不同的或相似的全球媒介所威胁。

政治和文化的公民身份。我们认识到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界定一个个体的因素之一。我们开始理解一个个体在政治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可能与他或她在文化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承认个体与群体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和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多元认同。

全球媒介化。我们认识到社会关系越来越媒介化，而身处不同地域的个体正通过媒介和通讯与国内外的人们彼此联系。诚如RogerSilverstone(2006：5)所写：“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依赖媒介。它们已经变成我们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离开日常生活的内容，不为个人或政治生活提供分析、判断和行动，媒介却是令人费解和微不足道的。”因此，对媒介和通讯的增量使用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界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Castells(1996)所述，走出国门，放眼全球，既定的分等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已经让位于网络。这些网络(这是和全球化理论相交的地方)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不一样的构成方式。它们正不断使个体能够穿越他们的国家边界而与外界进行交流。这样，私人的和公众的不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产生出一种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多样的虚拟私人和公共空间。

我们认为连接性是全球媒介化的一部分。媒介化是一个可以被用来作为分析当代社会起点的概念，与“社会”或“社会互动”的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使用具有相似的意义。认识到社会本质和社会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且借助媒介和通讯的使用越来越媒介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的边界，并且产生了以媒介化为特征的新的全球联系。媒介化既指媒介与通讯的物质实体，也指媒介与通讯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Hansen，2006)。它还将创新、科技、生产、内容、消费的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认识到全球媒介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媒介比其他的媒介更有影响力。正如Straubhaar教授所问：“与全国性的、地方的或者其他媒介在文化上的影响相比，全球媒介的影响有何特点？在很大意义上，今天的全球媒介对人们的认同产生哪些影响，而我们又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理解这些影响和认同本身？而所有这些现象又对地方、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各级别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的构造产生哪些影响？”然而，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体。我们将问题反过来提，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

比较研究的分析单位

当我们跨边界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并不总是需要将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而可以在国土边界内外进行地方、区域、城市和其他场所的相互比较。

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不认为一个特定的媒介能代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它的文化和认同。我们也意识到即使我们用国家身份来界定特定的媒介和通讯工具而使其国家化，比如“美国电视”，但是所有制、投资、生产、技术、内容包括受众都常常是跨越国界的。

我们需要重新实施我们的研究而使我们在使用“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地方的”等概念时能够获得共同的认可。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明白，不能用一个特定的媒介来代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当这个民族国家主要由它的地域大小和地位所界定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比较大量的跨国界的媒介，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民族和海外离散人群的媒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对待每个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媒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国界内外的媒介的相似点和差异性。

变化中的结论

我们不再用这种纯粹的两分法来理解全球媒介化的结果，而是开始看到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结果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城市的、地方的)，并且两者内部和彼此间时有冲突。我们开始形成新的概念，如“杂糅，不完全抵抗，自治”(Straubhaar2007)和一些我们至今无法定义和命名的新模式。

我们承认全球化的结局是不可预见的，但当我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既可能是同质化的也可能是异质化的时候(Beck2005b:257)，我们可能会冒着失去我们研究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再用“文化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来命名我们的敌人。

全球变化论文篇7

关键词：MD理论；全球变化；双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1-0109-0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教高司函[2004]259号）中指出：“高等学校要全面推广和使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大力推进基于计算机和校园网的大学英语学习，建立个性化教学体系……要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积极鼓励教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也对双语教学有明确要求。这说明双语教学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过程甚至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全球变化相关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公众以及科学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全球变化学及“全球变化”课程也由此而生。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变化以地球系统的概念为基础，从整体上研究地球系统在各个时间尺度上随时间的变化，努力探寻导致系统发生变化的过程和机制，特别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化及人类对全球变化的适应问题。可见，全球变化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范围，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同时也是一门具有很强生命力和新生长点的学科，涉及内容不仅是各国科学家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政府首脑及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全球变化”课程具有前沿性和国际化的特点，特别适合且需要双语教学。

一、“全球变化”课程双语教学的特点

1.双语教学开设时间合适，条件成熟

双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在此前提下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技能，使学生了解学科的国际动态，具备运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因此，要想达到双赢的教学目的，进行双语教学应当选择合适的开设时机。

由于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一般开设在学生入学的前两年，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一般到第四学期末达到峰值。此时，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有了一定的积累，因此，在第五学期开设的“全球变化”进行双语教学时间比较合适，英语及专业方面条件基本成熟。

2.课程性质和要求适合开展双语教学

“全球变化”课程针对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是建立在地理学基础体系之上，旨在让学生开阔眼界，了解国内国际热点、动态，重点培养学生基本科学思维方法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难度相对较小，要求不太高。因此，进行双语教学时可以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让学生渐渐融入专业的英语氛围，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对于一些英语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即使有部分内容难以理解，也会因为该课程是非必修课，不至于影响到学生的专业体系构建和专业素质的形成。[1]

3.课程资源丰富，便于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综合运用

“全球变化”是一门新兴的课程，并且有关全球变化的一些理论方法更新非常快，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比较多，虽然国内外比较成熟的《全球变化》教材较少，但英文原版的相关教材和书籍非常多，且有大量的网上资源可以利用。这对双语教学过程中采用小组讨论、报告、辩论、角色扮演等互动模式，以及组织学生进行体验式活动等多种教学方式非常有利，学生可以较容易地获取原汁原味的英文素材；此外，由于全球变化与其一学科的交叉点较多，因此国内尤其是高校举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也很多，双语教学中则可以利用这类资源，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相关学术会议，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又能增加学术氛围的熏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1]

二、基于MD理论的“全球变化”双语教学探索

目前，“全球变化”双语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变化”多学科交叉的特点使双语教学遇到英语专业术语和基础理论方面的瓶颈。二是双语教学的质量取决于师生两个方面，如何使学生尽快适应双语教学形式，步入正常的教学节奏，达到预期教学目的，一直是双语教学中比较棘手而又十分关键的问题。为此，本研究探索了基于MD理论的“全球变化”双语教学模式，以期获得上述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使学生通过双语课程学习，能用两种语言进行学习、思维和交流，达到既能掌握学科知识又能较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双赢目的。

1.MD理论的设计思想

模块化设计（MD）是指在在对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模块，通过模块的选择、结合和有机运作达到目标要求。基于MD理论的双语教学模式的设计思想是：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基于MD（模块化设计）理论，把双语教学从孤立的点串联成一条互相关联的线，再扩展成一个双语教学互联网；每个模块都是双语教学系统的一部分，模块与模块之间既互相关联，又彼此独立，从而最终形成双语教学的大气候、大氛围。

目前高校普遍开设的公选外语课是“大学英语”，是为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而开设的一门语言课，同专业英语课程的思维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让学生把语言课程同专业课程很好地结合起来还存在较大难度，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仅靠单一的某门课程或孤立的几门课程往往难以实现专业领域的英语学习和英语思维。因此，在开设一门双语专业课程之前，学生要在先修的相关专业基础课程中获取一定量的专业英语词汇储备，授课时教师可以通过较慢的语速和重要词汇的多次重复，让学生渐渐融入专业的英语氛围，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调动学习兴趣，从而慢慢激发学生的专业英文认知、感受和思维能力。

2.“全球变化”双语教学方案设计

根据“全球变化”双语教学的特点及MD理论的设计思想，在“全球变化”双语教学模块设计时选择了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的“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与“全球变化”课程具有密切关联性的专业基础课，同“全球变化”课程构成双语教学的试点模块（见图1）。由于这些一、二年级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同三年级开设的“全球变化”课程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连贯性，在内容和难度上具有层次性和关联性，有利于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全球变化”双语教学的推进。

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了以下方案和教学方法：一是在“自然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教学过程中适当添加专业英语的内容，重点是以英文介绍基础理论和专业术语，为后续双语教学课程储备专业术语和设置热身环境；二是在上述教学的基础上，采用由少到多、由慢渐快的循序渐进方式，使“全球变化”教学顺利过渡到英文授课，并通过分组seminar和课堂presentation等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多种感官的认知接受和英语思维能力；三是结合教辅网站有较大的信息容量和拓展空间的特点，建设双语网络课堂，巩固双语教学成果。

三、结束语

采用基于MD理论的双语教学模式，使学生逐步接受专业英语培训。教学过程中注重系统的思想，将英语教学逐步融入课程教学实践环节，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双语教学过程中采用互动模式，组织学生进行体验式活动，比如以小组讨论、报告、辩论、角色扮演、对话等形式将教学内容融汇其中，综合激发学生多种感官的认知接受和英语思维，且师生共同参与，不仅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的教学规律；进行双语教学网站平台建设，可为学生提供大量教学资料及其相关文献和原版科教影视等辅助教学资料，不仅有利于学生课外巩固、交流及拓展学习，也是进行双语教学课程可持续建设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际化趋势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其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目标。[2]因此，实施双语教学是适应时展的应时之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双语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强化英语，而是培养用英语来学习、掌握和交流专业知识的能力，虽然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学生对英语的学习从未间断过，但把语言课程过渡到专业英语教学还需要一个转变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师生的彼此配合、课程之间的有机衔接，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管理及大力扶持也至关重要。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模式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经验积累才能逐渐成熟。

参考文献：

全球变化论文篇8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当下文化全球化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为驱动力,以后现代文化状况和信息技术发展为两翼,从而振翅高飞、席卷全球。

         

     1、资本扩张: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换言之,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才有可能探测朝向全球化的一种连续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可以解释文化全球化凸现的根源。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用詹明信的话说,“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5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分析文艺赞助现象时,引用法国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的话:“文化是眼前的时髦货,很好。只要它还时髦,我们就该利用。”这句话赤裸裸地指明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眼前的时髦货”,一方面取决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冷战的告终,造成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另一方面,如今的文化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纯粹精神的东西了,而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文化工业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文化商品的全球倾销,不仅可以带来高额的直接利润,而且通过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的传播,重塑并稳固西方需要的世界体系,能在其他领域为西方带来更多的、间接的、长期的利益。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正是资本对于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全球化进程。

         

     2、后现代文化状况:可能性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使得文化为资本扩张服务成为可能。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消解基础、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怀疑等努力,实际上把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了瞬间现象,以彻底的反叛冲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宣扬“怎么都行”。这就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界限,甚至向民族和国家观念挑战,从而为文化全球化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超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鸿沟,模糊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从而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拼凑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工业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全球变化论文篇9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 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 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 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 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色色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 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全球变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