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范文10篇

全球危机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公务员之家

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全球危机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主权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

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全球危机范文篇3

[摘论文要]本文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政策、国际金融投机炒作以及美元疲软等三个方面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驳斥了某些发达国家把粮食危机嫁祸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荒谬言论。

2007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40%，进入2008年以来，这种趋势仍在持续。苏丹、海地、喀麦隆等国相继爆发了“粮食骚动”，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全球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的国际官员和专家却把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印度等经济发展较快，国人生活水平提高过快，导致对粮食需求快速增长。这种言论明显是荒谬的和别有用心的。2008年7月8日主席在札幌出席发展中五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时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粮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我们五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际上出现所谓‘发展中大国责任论’，把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全球粮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国际社会只有加强合作，采取综合措施，才能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次世界粮食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大力推行的生物能源政策实际上是这次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诱因。事实上，近几年世界粮食供求是比较平衡的，甚至可以说是供过于求的。在中央电视台2008年7月21日播出的《中国财经报道》节目中，外经贸大学夏友富教授指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近年来全球粮食产量一直在温和增长，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歉收，2007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1.3亿吨，比2006年增长了5%以上。而根据美国农业部7月10号公布的一个数据，从全球粮食总体来看，2007年到2008年度，比2006到2007年度产量增加了5%，需求量增加3%，库存是增加的，2007到2008年度，它应该说是供过于求的。既然并未出现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从供求关系去考察，而应该关注粮价飞涨背后更为深层的政治、经济因素。新华网2008年7月2日刊载了一篇名为“世行秘密报告：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谋’是美欧国家”的文章，文中指出：“据英国《卫报》获得的世界银行的一份秘密报告称，生物燃料因素占到全球粮价上涨的75%，远远高出早先的估计。”该文还进一步指出：“报告说，生物燃料的生产从三个方面扭曲了粮食市场。第一，它把粮食用作燃料，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玉米现在用来生产乙醇，欧盟大约一半的植物油用来生产生物柴油。第二，农民被鼓励留出土地生产生物燃料作物。第三，它刺激了对粮食的金融投机，致使粮价越涨越高。”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日发表的名为“粮食危机更是一场粮食战争”的文章也指出：“有分析称，2006年，美国投入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美国去年通过的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1.8亿吨玉米，足够5.8亿人口吃一年。”（王磊）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大力推行的生物能源政策才是这次全球粮食危机真正的幕后推手。

其次，国际期货市场的投机炒作是粮食价格暴涨的直接原因。2007年以来，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连续降息，致使美元的流动性大增。而美国房市、股市低迷又使得投机资金大规模的投入对大宗商品的炒作。根据花旗银行4月初的一份研究报告，今年一季度有700亿美元新增资金流入包括石油、金属和农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农产品期货价格出现飙涨和剧烈波动。今年以来，涵盖26种农矿产品的大宗商品指数上涨了20%，而包

括了500家成分股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7%，可以看出大宗商品市场具有明显的“高收益率”。据从事咨询服务的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统计，去年11月份以来，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可以说，华尔街的投机家正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

投机资金通常借助于一些题材疯狂炒作，从中牟取暴利。在美国农业部连续数月预测美国小麦库存将降至60年来新低时，小麦价格飙升，2月份明尼阿波利斯谷物交易所的春小麦期货合约曾经出现连续11个交易日涨停的罕见景象；在市场传言中国春节前后雪灾造成植物油短缺的情况下，芝加哥大豆期货屡创新高；由于当前国际大米供应紧张，世界最大稻米进口国菲律宾被迫赴美国市场大规模采购大米，致使芝加哥糙米期货价格在4月份不断刷新纪录。

再次，美元疲软也是推升国际粮价的重要因素。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美国经济，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显著下滑，美国GDP增速从2007年第2季度和第3季度的3.8%与4.9%，下滑到2007年第4季度和2008年第1季度的0.6%。此外，次贷危机也造成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持续的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为了缓解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美联储在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这7个月时间内，连续六次将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至2.25%。此外，美联储还通过多种创新机制向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提供短期贴现贷款。然而，考虑到通货膨胀压力，欧元区和中国并未选择跟进美联储降息的策略，这就导致美元与欧元、人民币之间的利差不断拉大，造成美元相对于欧元、人民币加速贬值的局面。从2007年初至今，美元相对于欧元贬值超过15%，美元相对于人民币贬值约为14%。

由于美元是全球粮食交易最重要的计价货币，即使粮食的供需缺口不发生明显变化，仅美元贬值本身就足以推动全球粮价上涨。而在本轮全球粮价上涨过程中，频发的自然灾害、各国开展生物能源工程而降低了粮食供给等方面已经造成粮食供需缺口不断扩大，在此前提下，美元加速贬值无异于火上浇油。

由此可见，本次世界粮食危机是美国的粮食能源战略、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炒作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的综合结果。

参考文献:

全球危机范文篇4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主权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主权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

全球危机范文篇5

世界主要国家出现滞胀的早期征毙

2007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全球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世界上主要国家已经出现经济滞胀的早期迹象。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经济增长速度降低，通货膨胀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这一切显示出美国经济已经离滞胀越来越近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称“美国经济尚未陷入滞胀，但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

从欧元区的数据来看，虽然2007年欧元区的GDP增长了2．6％，略低于上一年的2．8％，但是全年经济波动较大，第二季度仅增长0．3％，是2005年以来的最小增幅。欧洲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

以“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虽然经济仍能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GDP分别增长11.4％、8.9％和8.1％，CP1分别上涨4.8％、5.2％和9.4％，均超过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

总的来看，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部分抵消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带来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趋势还不明显，但通货膨胀已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疲态延续，全球通货膨胀进一步向恶性势态发展，目前发展尚好的新兴国家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果真如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涵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滞胀幽灵将在不远的将来显身。

经济趋于滞胀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滞胀，当时是由突发地缘政治事件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与70年代滞胀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衰退。但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实质上是流动性过剩引发的全球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高涨所致。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叠货膨胀全球扩散

石油短缺推动价格上涨。2001年至2004年间，美国、欧洲等国家为了应付经济衰退的局面大幅降低利率，货币供应量增加，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石油消费量增加。但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奉行“限产保价”策略，导致石油供给短缺，油价持续升高。石油作为全球消费量最大的基础经济能源，位于产业链的顶端，石油价格上涨将会产生高位示范效应，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影响，会导致基础资源价格的整体上升，将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水平。

国际粮食价格也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一年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产量降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国家进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种植大量油料作物缩小了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和能源的高度关联使得粮食价格的上涨迅速“惨透”到总体物价，加剧通货膨胀，严重威胁对粮食和原材料依赖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贬值，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该利率从1％上调至5．25％。紧缩性韵货币政策击破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由于全球性的流动性突然收缩，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信贷短缺，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央行进行降息和注资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措施虽然短期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缩的问题，但降息和注资将使流动性过剩再次出现，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而且利差的存在，使国际短期资本将流向新兴国家进行套利，拉高新兴国家的资产价格，催生经济泡沫。

2002年以来美元大幅贬值，作为国际商品交易中的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贬值，不但使得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财富减少，而且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大多依赖出口，美元贬值使得其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进口国需求减少，导致新兴国家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应对全球经济滞胀的政策选捧

全球危机范文篇6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8年春季年会上，“新的粮食和农业危机正在形成”已成为共识。这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是在农业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之时的一次全球性危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场粮食危机，笔者认为必须先从其主要原因入手进行分析。

（一）粮食供需格局失衡引发高价均衡

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众多发展中国家对粮食供给缺乏激励机制。粮食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缺乏供给和需求弹性。在短期内，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受制于农地规模、气候变化、生产周期等自然条件。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而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但近几年，许多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的国际流通，使得人们更加注重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数量剧减。由于在粮食需求一定而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必然引起粮价的上涨，而这又会引起预期上涨的心理恐慌，导致大量粮食的囤积，需求效应进一步放大，于是引发高价均衡的粮食危机。

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其经济效益逐渐弱化。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粮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在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粮食越来越表现出公共产品的属性，市场失灵不断在农业部门出现，使得农业投资常常不足。这也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实施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悲剧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

（二）金融市场冲击对高粮价推波助澜

金融市场对粮价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它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各主要发达与新兴国家的CPI指数都在上涨，影响到国家金融的是车市、房市与油市的价格上涨，而影响到老百姓的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没有涨，另一方面是除了工资以外的一切几乎都在涨，短期会导致群众对基础食品的采购量加大，导致粮食的局部产品供不应求。

(三)能源危机使得粮食成为新的能源替代品

生物能源是目前的热门产业，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特别是美国《能源政策法案》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成为美国新型产业。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导致粮价在2008年的4个月内竟然上涨了150%。

全球性粮食危机引发的深层次博弈分析

从上面的原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引起粮食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粮食供需格局的失调，而金融市场的冲击和能源危机是导致粮食危机的间接原因，是其推波助澜者。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现代技术和生物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全球居民生存需要，而目前导致粮食供需失调决不是什么偶然原因。经笔者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粮食危机，其深层原因是不同制度安排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粮食生产的制度安排

粮价上涨与粮食供应不足密不可分，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农民都缺乏生产粮食的热情，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正是引起目前粮食供应不足的基本原因。纵观国际各种粮食生产的安排制度，不外乎两种主要制度安排：无粮食补贴和有粮食补贴。无粮食补贴的情形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典型，而有粮食补贴以美国和欧洲最为典型，那么这两种制度安排是怎样影响粮食的供给制度，又怎样影响到农民的种粮热情，笔者将以博弈模型作具体的分析。

（二）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本文假定在无粮食补贴或有粮食补贴制度下，所有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生产粮食或生产非粮食的经济作物，这里的非粮食作物包括可可、橡胶、甘蔗等系列作物。并且他们的得益因生产作物的不同而相互影响。为了分析方便，笔者首先讨论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模型，此时，两个不同国家的农民（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作物时，其不同得益组合情况如图1所示。

当双方都未获得政府的补贴时，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当所有国家农民都选择生产（粮食，粮食），那么粮食的供给就会增加，但由于粮食需求的非弹性使得农民的收益仍然显得较为劣势，各自收益为（10，10），甚至都低于都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收益（15，15），这主要是一般非粮食经济作物的需求弹性都比粮食高。进一步分析知，该博弈模型具有两个纳什均衡：一方选择生产粮食，而另一方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此时双方的得益均为（20，20）。

所以，该无粮食补贴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斗鸡博弈”，一方选择生产何种农作物：粮食或非粮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策略态势，但决不可能构成可信性威胁，即双方都没有自己的上策，无法使对方相信自己一定总会选择某种具体的策略。因此，不同国家的农民在选择生产粮食或非粮食策略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交替进行，在该制度安排下，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可言。

但现实中各个国家的农产品制度并非都是无补贴的，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对粮食的补贴幅度尤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原因对农产品补贴还没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或者部分国家有些补贴也微不足道，我国便是如此。如是这些就造成了现实中一些国家有补贴，一些国家无补贴。那么此时博弈模型的相应得益就会发生改变。

为了阐述的方便，本文假定B国农民有粮食补贴，并且补贴为15个单位，而A国农民没有任何补贴，此时的博弈模型的得益情况如图2所示。经过分析发现该博弈不再有双纳什均衡，而变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A国农民和B国农民分别选择生产（非粮食，粮食），其得益分别为（20，35）。也就是说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会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策略，而有补贴的B国农民会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同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正因为粮食补贴使得B国农民有了上策，即选择生产“粮食”的策略，而没有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依然没有上策。此时，B国农民的策略选择对A国农民构成可信性威胁，B国农民完全有理由让A国农民相信，自己选择生产“粮食”的威胁已经变成可置信的一种“承诺行动”。而无粮食补贴的A国农民却不能让对方B国农民构成类似的可信性威胁，而只能被动地选择自己的策略。

（三）粮食危机的博弈分析

从上面粮食制度安排的博弈分析，现在可以非常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是这场粮食危机的主要推手，自1996年美国推出新一轮农业政策后加大了农业补贴，1998年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这种大幅度的农业补贴，使得美国农民具有明显的生产“粮食”上策，并对其它无补贴的种粮国家形成可信性威胁。同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美国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可以将其经过高额补贴的商品粮，低价在全球范围内倾销，使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基本无利可图。这使得许多亚非拉国家农民被动选择“非粮食”作物。原有的农地，多数转作发达国家需要的咖啡、香蕉、香料等作物的生产。由此带来了市场交易条件下的大规模生产结构调整和土地兼并，并导致选择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国家越来越多。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粮食上，产生了对美国的依赖。其食物体系，同样因美国建立在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工业化食品体系的强大竞争力，也被美国等国家替代。然后，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粮食危机便在美国的主导下一触即发，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抑制和化解粮食危机的对策

（一）消除国际间不平等的粮食补贴机制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产品补贴制度，其补贴幅度之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这是一种扭曲的补贴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消除这种不平等补贴机制，只能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能完成。这需要发达国家放弃巨额农业补贴政策，同时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从资金到技术的一系列援助。只有消除不平等的粮食补贴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种粮国家农民在博弈策略上的上策，否则任何国家在生产粮食策略上都没有优势和威胁可言。

（二）发展中国家加强粮食补贴的均衡机制

首先，必须明确本文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粮食补贴，而是反对那些不正常的、扭曲的补贴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生产效率仍然低于其他产业发展，若差距过大，不利于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加强粮食补贴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种粮热情，有利于市场机制发育完善，包括多种参与主体和多渠道的运作方式，变政府宏观调控为市场主导行为。只有完善的市场运作才能真正灵活调节粮食价格、数量和品种。

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对粮食的补贴要达到一定要求，补贴过低，若产业间的差距依然过大，仍然起不到激励的效果，可只能流于形式，起不到长期发展的效果。当然，这还可能涉及到本国的财政状况，实施起来肯定有一定的压力，如何权衡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

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粮食若完全以私人物品经营对国计民生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本轮粮食价格上涨中，出现粮食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与政治动荡，与他们失去了独立的粮食生产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是尽力维系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及促进食品安全本地化的食物体系。

（四）努力提升土地使用效率

一方面要完善与土地使用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健全服务机构，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耕地和保护地力；另一方面，要努力用现代科技技术和生物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在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整体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粮食供给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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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丽芬，杜超.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探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8

3.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李昌平，张敏.政府政策关乎粮食安全[OL].中国改革论坛，2008

全球危机范文篇7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须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四、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六、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成马凌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及其给我国金融安全的启示.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4

[2]胡援成:对外开放中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3

[3]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思考.社科纵横,2009,1

全球危机范文篇8

[摘要]：

本文以英国社会学者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的观点，陈述当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已具备一种“第二现代”（theSecondModern）之性格，并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后现代”的画分。本文以“第二现代”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出发，指出“第一现代”的过度发展，将反过来瓦解掉全球化的市场与民族国家型态，并将产生反省式的文化发展。在反省式的文化发展下，现性及寰宇性皆会遭到强大挑战，社会亦将由内在开始进行自我转换。人们的文化经验与空间经验，包含了各种认同度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之政治行动组织等等，将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目的在于，以媒体发展之文化社会思考，探讨跨国媒体与文化之“反身性生产”、“流动的空间制度”、“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及“全球在地化”等议题，指出过去的媒体理论已然失去理解全球发展轨迹的能力。因为，在反省式现代性空间下，一种不同的价值以世界主义姿态出现，已呈现更活泼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可能不会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而将有更多种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本文以媒介发展为经，理论诠释为纬，透过对媒体实践及理论的双重检视，反省媒介全球化的思维，期对全球媒体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Abstract:BritishscholarslikeUlrichBeck,AnthonyGiddensandScottLash,afteranalyzingthecontemporarysocietalchanges,proposedtheideaof“theSecondModern”.Thispaperisanefforttofollowthisideaandtoadoptthetheoreticalframeworksthatitensues,toanalyzethelatestdevelopmentsofglobalmediaculture.Reflexivemodernityorreflexiveculturalpracticewouldbecomethekeyissuesinthisdiscussion.Itarguesthatmodernityandmodernexpansionofcapitalismhaveinadvertentlyunderminedtheglobalcapitalistsocietyitself.Intheend,apossiblenewcosmopolitanismcouldemerge.Butthisnewcosmopolitanismwouldalsobeexaminedastowhichitisatrulyviableconceptorjustabanalculturalproductionunderthedevelopmentoffirstmodernity.

Keywords:Globalization；theSecondModern；Cosmopolitanism；Reflexivity

一、现代化的副作用与“第二现代”

在针对媒体产业讨论的学理中，阿多诺（TheodorAdorno）与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一直是最具有批判力道的思想。在“文化工业”分析中，由媒体与符号所造成的文化经济现象，导致了日趋无意义、同质化、抽象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对人类主体性毁坏的文化场景。但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也导致了对各种媒体经济的讨论中，注定得到悲观负面的结论。然而，自90年代起，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中，另一股“第二现代”的理论讨论已兴起，为当代媒体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的逻辑。

“第二现代”所关心的社会，是一个呈现快速流动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媒体、通讯、影像与信息等，都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量地移动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是对传统国族与地方性的“反省式”（reflexivity）社会学。这种反省式的概念，由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等人在1994年共同发表的《反省式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一书中所提出。与传统现代性不同，贝克将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称为“第一现代”。在现代/后现代论述中，现代主义者主张的是以秩序/同一性/确定性/安定性为本质，而后现代拥护者则强调失序/差异性/不确定性/不安定性等特色。但“第二现代”的概念，则与一个整体的现代性、或是与断裂或片断的后现代都不同。主导“第一现代”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工具理性进步观。“第二现代”则不是有计划的，而是充满了偶成性与多样性；并藉由非直线性的与机遇性的发展概念，开始来拆解现代性所构成的阶级社会，并展开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1]

“第一现代”，或称简单式现代化，往往不能明暸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在一味追求高科技与工业化之后，却让社会充满风险，失去了原本追求的安全保障。人类在此情境之下，即进入了“风险社会”；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人们如何反躬自省，进而建构“反省式现代化”，才能建立适当机制以抑制风险。“第二现代”起源于“风险社会”（risksociety），而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主要是风险分配，它跨越阶级、不以财富差别来区分。因为，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并不是物质匮乏的社会；故传统上财富分配的逻辑，已由风险分配所取代。这种风险的特质，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未来性[2]与组织性；[3]其中，“组织性”强调，工业化社会所生产出来的风险不仅是组织性的，而且更是制度性的。这种风险是一种“组织性的不负责任”，具有高度的社会建构性，也掺入了各社会脉络之中，造成了跨越阶级的风险分配。

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而“自我反省”则成了第二现代的核心概念。季登斯与瑞旭，即采用知识反省的角度来对应现代化。其中季登斯特别强调，“制度性的反省”才应该是现代性的特征。因为，现代化的表现，乃由从前现代社会“对人的信任”转为对以专家/知识为主的“对系统的信任”，然而由于专家知识自身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类的社会活动也因此变成不稳定的冒险活动，最后造成了某种生存的焦虑感（Giddens,1990）。与季登斯略有不同，贝克针对这种自我反省的特性，则用“自我对质”的“反身性”（reflexivity）这概念，点出非预期的反身作用力，将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种“非预期的”与“非觉察到的”（unawareness）各种现代化结果，就成为“第二现代”的动力来源。换而言之，现代化过程之“副作用”，将反身式地冲击回现代性本身，使当代社会变成是一个充满“副作用”的社会；而“第二现代”就是对准第一现代的危机与副作用，再进行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Beck,1999）。

“风险社会”提陈出来的价值，有着全球共通的基础，因为在第二现代中，不论是政治、经济上或生态上的危机，风险的传布是没有国界的；故现代风险社会，必须置放于全球化脉络下来解读。然而，贝克关于“第二现代”中世界的描述，与过去单纯的全球化并不一样。为了诠释更符合全球发展的社会概念，他进而提出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含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以与“全球主义/全球化”（Globalism/Globalization）进行区隔。在多数论述中，全球化常指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扩张，以其全球性分配方式，鼓吹全球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去除管制。但这种市场经济的形式，会在“第一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瓦解掉市场与民族国家，因此必将产生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在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下，“世界主义”即包含了各种不同文化认同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政治行动组织，及更多差异化的人类社会发展（Beck,2006）。

贝克以“第二现代”来描述西方工业社会发展之形态转变；瑞旭（ScottLash）则重视后工业社会中信息与符号之大符流动，所造成的文化经济本质上的转变。因在跨国流动的消费社会内，“媒体”不仅生产了以信息为主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也成了愈来愈多的、拥有美学想象成份的客体。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商品的激增，表现在各对象表象符号价值之竞逐。这种符号化及美学化的商品，成了当代文化经济的特征，也导致当前的全球秩序（或根本是无秩序）转变成为是一个全球流动式的结构，一个“去中心式”的符号经济所构成的空间。瑞旭与卢瑞（CeliaLury）及卡斯提尔（ManuelCastells）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到类似的特征。卡斯提尔，由于关心信息经济的形成，着重的是信息化社会所产生的全球网络结构及其文化影响。总之，在这些研究之中，现代社会已被消解、被化约为各种人流、信息流、财货流，及特定符码流与文化符号流。移动性（mobility），将填补并取代被掏空的现代社会结构或小区之概念，而开启了另类新的社会学。

二、从福特主义到反省式的媒体生产

对瑞旭和厄里（JohnUrry）而言，这种文化经济的生产，乃是一种符号经济及空间经济（1994）；也是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现象。媒体产业，也由福特主义式生产，转型为反省式的媒体生产。福特主义（Fordism），指得是福特式生产（早期福特汽车的工业化量产），其主要特色在于在专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工具下，周期性地生产大量化、规格化的商品。以电视而言，从192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1950年代的大量普及为止，是属于早期启动福特制生产的重要媒体类型。基于生产的需要，福特主义促使电视媒体成为一个水平式不断扩张，而不得不进行垂直整合的媒体巨兽。当来自英美国家为主的媒介整合，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一波高峰时，也正反映着在简单式第一现代社会之下，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藉由媒体的强势力量，对全世界带来的“文化帝国”霸权之隐忧。在当时世界体系的带动下，这种边陲国家/半核心国家对核心国家的畏惧，充分表现在这些国家对好莱坞电影的不平衡流通上（见表1），也曾引起学术界的一片挞伐（见Herman&Chomsky，1994；Herman&McChesney，1997；Schiller，1989；Wilkin，2001）。

表1：好莱坞与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平衡流通

资料来源：M.Wayne(2003).Post-Fordism,monopolycapitalism,andHollywood’smediaindustrialcomplex.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6(1),pp.91.

尽管对于媒体帝国与全球媒体集中化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学术讨论的重心；但事实上，在媒体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却并非真如早期现代化式如此的可预期。部分媒体的大众消费，明显发生下降情况。加上市场交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包括了电影、电视、出版与流行音乐都产生了某种垂直式解体。垂直式解体的结果，免不了导致生产的重组与委托外制之兴起，而这种“后组织化”的弹性生产方式，较福特主义更为复杂且变幻无常。譬如在欧洲，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在80年代开播起，就开启了电视业外制的发展模式。这种电视台本身不拥有摄影棚，而全部节目皆来自外购，基本瓦解了电视生产链上从制作、包装与映演信道必须整合的传统操作。而独立电视台公司及独立制片人的兴起，也导致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成本削减。而弹性生产方式之成功，也迫使英国及欧洲地区的电视台，也都开始追随这种方式（Robins，1989）。这种垂直式解体，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信息生产链上的制造或生产部门，被迫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媒体界过去居于辅助地位的产业金融、市场经营，甚至营销设计部门。

英国第四频道只是开启了电视新的生产模式，紧接着则是这种弹性生产模式的空间扩散。随着卫星、有线电视及光纤化的电视世界来临，多频道对更多节目的需求，再加上跨越国界的市场扩张，电视节目商品的生产周期被迫更加快速，并且随时必须提供的类型也要更多，因此，其生产不仅专业化，也更加地弹性化，也让传统垂直生产链的产制流程更加扁平化。此外，为了能在销售上达到福特制生产时的产量水平，因此必须倚靠更快速的创新。亦即，弹性生产既是创新密集，也必须是知识密集型流程，方能响应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本质---信息与知识密集。因此，这种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也即是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信息产业，构成了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媒体更是其活泼的文化形式。因此，在文化产业中，不论流行音乐或是电视产业，都是典型以创新与开发新商品为主要导向，而“生产制作”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文化工业中，对“文化商品化”的理论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演绎。譬如，法兰克福学派（theFrankfurtSchool）中提到具神圣光环的文化，已经在商品化过程中沦为一种制造业，此说法便难以解释当前文化经济的创意与创新特质。因为对瑞旭和厄里而言，这种文化生产本身已经不仅是弹性生产，更已是一种反省式的生产了（1994）。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必须成为商品才可以贩卖；而是所有商品的生产已开始反身自省，因唯有商品成为文化，才有机会进入市场。[4]媒体产业，成为文化经济中重要的组成份子，也表示了：不再是商品制造业提供模型，让文化跟进而作贩卖。而是，文化产业自己提供了发展模型，而这种模型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与创意的深思熟虑。

当然，文化的商品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支柱，也必须在相关社会条件成熟下的后工业社会才得可行。在这过程中，有二个重要的反省式层面：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的自我检讨与反省；第二则是，消费者/阅听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行为。从生产端来看，在弹性生产模式之下，生产不仅是后福特主义式，也是一种反省式的。就如前面所提的，生产不但须注入更多的知识创新，在媒体中更须强化文化或象征符号之处理能力。正因为如此，创新与创意必须融入生产线中，并逐渐缩小了单纯制造环节的空间。瑞旭和厄里强调，这种生产必定是“设计密集型”，符号价值必然因此而挑战了传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1994）。另一方面，对阅听人而言，并非对所有来自媒体的商品皆全盘接收；阅听众对于文化的感受度，将思索着媒体讯息的社会影响；甚至对个人的媒体接收行为都有一定的检讨与担忧，而自行发展出具批判力或反省的文化解读。在反省式的接收下，个人主体也逐渐发展出属于个人式的诠释与消费样式，而导致了社会的“个人主义化”（Beck，1986，2000，2002）。进而，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消解了传统社会中以“阶级”为主要典范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也让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三、资本流动的空间与其反作用力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只在固定之国内市场或社会体制之间进行着。在全球化的世代里，依人口、财务、货品与信息的流动上而言，它更是一种“空间调控”的制度。而这制度，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核心（Lash&Urry，1994）。譬如，旧有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仰赖一套完整的生产网络，其中金融和信息等环结是辅助工业生产的次等要素。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金融与信息跃升为提供服务的最重要角色。并由全球经略中，散布在各处的全球性城市而产生新的空间制度，而该制度的本身显然已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性的地方特色化）的了。然而，在影视产业中，这种全球市场的空间分布，却也是不对称的（见表2）。当媒体空间在跨国流通过程中，常产生大规模的断裂；很多原本仰赖“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经济调控，却未在此刻及时衔接于全球化媒体的空间制度，其经济空间也就立即出现掏空现象。在这过程中，国族的角色不得不因为全球化过程而产生弱化，新的跨国公司以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用新的混合调控系统而崛起于全球市场。

跨国组织，以新的调控系统运筹于全球空间而取得优势。在采取跨国型组织结构中，其空间制度甚具弹性，媒体核心资源部分可能保留于母公司，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集中部分其它资源于海外子公司，并直接由该位置再传递至其它分公司。这种资源调度形成一个整合网络。它的生产模式，是对福特主义的修正，其组件、产品、资源及技术等均以跨国化管理进行，海外媒体子公司或策略联盟企业，会因应各自专长与资源分配而负不同责任；以求得用全球效率来对“地方差异”作出适当反应。因此，这种弹性跨国流通生产，同样是也一种反思性的。

表2：全球前十大类型节目输出国（以总小时数排列）

资料来源：WorldTradeinTelevisionFormats.ScreenDigest,April,2005,pp.100-101.

梅铎（RupertMurdock）手中的媒体集团NewsCorporation便是极力转型为全球弹性生产的跨国式型态。他对全球各市场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延着全世界庞大而待开发的区域市场前进，如亚洲的大中华地区与印度地区。在早期，NewsCorporation带有强烈的“多中心”或“地主国倾向”色彩（polycentricorhost-countryoriented）。以多国型、在地化之扩张，将自己视为是个别国家内地区市场的一员，并尽可能地建立当地频道与子公司，而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成为其主要手段。除了全球型频道如ESPNSTAR和NationalGeographic外,在90年代初也收购了STARTV以覆盖亚洲电视市场。STAR的泛亚洲策略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调整，到21世纪初这频道己成熟为庞大的亚洲品牌伞，但同时发展了在各大跨国媒体中，为数最多的地方频道与节目。各频道如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与星空卫视的知名度，都是建立在地生产的节目内容，而非其NewsCorporation的全球知名度之上。此外，NewsCorporation全球散布的制作单位，亦展现海外子公司独立自主的运作能力，其华语节目乃由台湾、香港与大陆独力制作或合制，不仅提供了在大中华市场所需的内容，这些华文节目更能让NewsCorporation分销到其在欧洲与北美的海外华人社群，也让梅铎在海外华人市场较其它全球媒体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虽然其在台湾、香港与大陆的部门本质上是独立运作，但它们也同时可提供给母公司及其它全球散布的海外子公司必要的支持，而建立起一个互助的网络结构。

尽管表面上，跨国媒体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实际上，全球化也导致了少数寡头垄断的媒体公司的力量被缩小。瑞旭与厄里（1994）指出，当全球化剥夺了民族国家部分权力，而赋予了跨国公司力量时，却也同样损害了跨国公司对于母国国内产品市场的垄断权。如果将瑞旭与厄里的说法对照于当代全球前七大媒体企业，似乎不能呼应现状，因为以美国为基础的TimeWarner、Viacom、WaltDisney、NBCUniversal，及后来转移总部到纽约的NewsCorporation等跨国媒体，其实目前仍为美国国内市场上之少数垄断的媒体集团。然而，如果把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以新媒体空间的角度审视，这些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扩张时，的确伴随着组织的内部掏空。内部掏空一则由于后福特式的垂直解体，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在核心部门，特别是高度集中在掌握资金与版权方面的能力，并积极投入于研发与设计工作上。其次，由于生产部门的外包或外购，因此仰赖非本国性的中小媒体支持或独立制作的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跨国媒体公司在此时需要的是与全球在地进行合作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独立设置海外子公司、并购当地小型媒体、建立策略联盟伙伴关系，或甚至只是单纯的节目购买，都成为全球在地化的媒体空间型式。从全球观点而言，这些型式都显示了垂直解体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传统采福特制的母国市场，更是由于媒体空间的转变，导致跨国电视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时，逐步将资源或核心权力移往全球市场，而相对释出或弱化了在母国的基础。

在全球化媒体产业里，在其生产线的垂直解体过程里，资金与版权成了最后不可放弃的核心要素。而电视产业的弹性生产，则表现在多重任务的执行与劳动人力之精减，及整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制度内，弹性的工作安排成为市场常态。然而如果是独立制作，由于资源的有限，往往无法进行长期性地电视节目制作，而须依靠市场上其它资金的挹助。这种情况，在生产端，反而使得跨国媒体大亨在具体的生产在线造成瓦解。也因此，全球化空间不再只是由少数跨国媒体所主导。在这个层次上，全球化也助长着一种“世界主义”氛围的成长，意味着把反省式批判的思考方式，延伸到了其它空间与区域的机会。正如同早期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性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世界主义式的延伸，也宣示着反省式文化原则或将成为普遍的文化性格。亦即，地方文化特性将渐被纳入一种全球性流动的空间脉络中，构成了“第二现代”的文化空间。

在反省式的现代化中，民族国家亦将式微。这指的是，国家功能之弱势特别显现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无能为力。然而，这并不代表民族主义就此衰退，它正确的意涵乃是：民族国家之“货柜式”想象，已不再适用。这种“社会货柜理论”强调社会一定是某一国家的社会，宛如社会一定得盛装在国家这个货柜或容器（Container）之内，社会的界线与民族、国家的界线乃完全一致。[5]当民族国家的“容器”想象，显得岌岌可危；意即，力求经济扩张的全球主义利刃，现在又回过头来痛击当初创造、发明它的国家。除集中化的崩解冲击之外，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国家冲击的另一项原因，是企业生产方式的全球分散。在媒体产制体系，通常是由跨国电视鉴于生产当地节目的不可行，因而改采折衷型式，如区域化的生产方式。其中，CNN与BCCWorldwide都是典型的区域型操作。CNN首先将海外版图划分成数个区域，包括亚特兰大、伦敦、香港及墨西哥城等，再进行区域生产及全球新闻交流。CNN在华语市场及亚洲市场的生产、发行和贩卖则经由CNN在香港的区域中心，CNN的成功也就依赖其香港为中心的区域化管理，再辅以地方分支机构（如北京办事处）的合作。全球主义（globalism）带着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它通常指一个由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利于强国公司与政治菁英的过程。但这种“跨国化”实践则不然，它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超越国界、联系不同社会需求，到日常生活形式的多样化转变。而这种形式的转变，也正是世界主义的论证基础

四、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与经验转换

除了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力之外，民族国家作为一社会的“容器”将自行解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术领域，乃迄于日常生活当中所产生之“社会内部全球化”的现象。这种社会内部的全球化所指涉的，是旅游行动、多国语言经验，再加上传播媒体的运作，如更广泛而密集的跨国报导等，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全球化。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也就是“内在的世界主义化”（innercosmopolitanization）。就媒体而言，透过媒介带来的跨国性的“观念流通”；它使得一个传统国家之内可以产生另类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关系，并提供了在政治上实践多元文化及世界化的倾向。

用贝克的概念理解，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实为“平庸的世界主义”（banalcosmopolitanism）（Beck，2006）。它与当前全球性的消费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往往对这种消费文化的构成也毁誉参半，例如大众文化与享乐愉悦文化就常遭到批判。但可确信的是，消费社会的确为现代性带来不可遏抑的副作用，故也是一种“副作用之世界主义化”（side-effectcosmopolitanization）。其最重要之处，在于消费社会已将世界主义本身给商品化了。在世界主义之内，文化差异性（而非同构型）因而成为受欢迎的商品形式。在这过程中，媒体扮演关键的连结角色，以维系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告知。在全世界，跨国频道成为一日常生活中最佳的联系全球与地方的行动者，其中风格愈独特者，愈能产生文化效果。例如，有别于CNN的英国BBCWorldwide及定位在知识性频道的DiscoveryChannel，这两家媒体在台湾及亚洲同样拥有广大市场。

针对不同市场，Discovery在香港提供了五个频道组合，包括了AnimalPlanet、DiscoveryTravel&Adventure、DiscoveryHealth、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Adven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DiscoveryChannel本身是亚洲最受欢迎的频道外，旗下诉诸于异国情调与生活风格的DiscoveryTravel&Adventure在短时间内即在众跨国频道中脱颖而出。对旅游风格同样重视的趋势也由台湾在2004年引进了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Living等频道中被意识到。其中，DiscoveryHobbies&Living在一年后更直接被改名为Travel&LivingChannel，指出了消费旅游与品味文化已是普遍性、世界主义式的社会建构。在这种平庸的世界主义中，人们不由自主地透过大众媒体接收充满异国情调的影像，而投入对异文化的躯体、美貌、食物及音乐等文化产品的浪漫想象。进而黑人音乐、中南美拉丁风情、欧式文化生活形态等，都成了个人消费的商品，并且让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他者主动模仿学习，例如打扮黑人发型，穿着印有英国城堡的T-shirt等。在现代化的副作用下，人们从自身主体上展示平庸的世界主义印记，而非原先的国族主义印记。随着个人日常生活网络的向世界开放，人们因此实践与培养出愈发高阶的全球性与相互依赖性。

平庸世界主义的另一个展示场域，在于“类型市场”（formatmarket）的崛起。特别是问答节目（quizshow）与真人秀电视（realityTV）的节目类型上。传统上，电视市场锁定的是特定的阅听群，这一向是不容易跨越收视界线的媒体现象。然而近几年来，由机智问答节目带动的“超级电视类型”迅速穿越国族疆界，而更令电视产业震惊的，是随之而起的是另一个更具市场接受度的歌唱与模特儿选秀节目，也引导了新的全球风潮。由英国发迹的WhoWantstoBeaMillionaire?、FremantlMedia的TheXFactor，美国的AmericanIdle及AmericanNextTopModel，成为在内容之外，以充满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风格，形成一股由下而上，但充满实践动力的文化运行模式。同样的益智问答节目在过去十年间征服欧洲、印度、香港与台湾市场，不仅如此，歌唱选秀节目的影响力也进入了原本较封闭的中国大陆市场，也曾引发某种形式的疑虑，从大陆的《超级女声》到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超级电视类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主义化的另类文化范本。

五、媒介的全球在地化

随着跨国资本、劳动、商品及符号的跨时空流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又造成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跨国媒体的地方性运作，是一种后工业式与反省式的。跨国媒体为求地方市场的接受，单纯仰赖传统母国式（欧美文化）的内容或节目是不可行的。在这种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中，赤裸裸的西方文化粮食已不再如早期的强势。跨国电视原本是一种现代化的操作，即对文化帝国母体之节目的着迷，却转而成为地方市场对在地文化的熟悉与偏好。这是因为，布局全球的操作策略，正如同季登斯（1990）所指出的，不断地遭遇到原本理性知识所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第一现代”发展的无能，即成为“第二现代”发展的动力。使媒体对专家/知识为主的信任受到质疑，不得不采取反省式的方式、不断自我改革并扩张在地化知识，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而其自我改革与提醒之原则，即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

从90年代起，跨国电视的“全球化”就与多样性的“在地化”同时发展。后者，更是决定跨国频道和节目成长与否的关键。这种跨国经营的在地化趋势，呼应了罗伯森（RolandRobertson）早在1992年就提出的“全球在地”（glocal）倾向。全球在地化，再一次挑战全球/在地对立的关系，但是否就产生了全球化的消解?事实上不然，在地化不但没有弱化跨国媒体经营，反而更助长“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从NewsCorporation、Viacom和CNBC的运作，都可发现这个趋势。Viacom的MTV频道，向来因其经营哲学——“全球思考，在地行动”（ThinkGlobal,ActLocal）而受推崇。不过，更早的模式是由NewsCorporation在其Channel[V]于亚洲地区建立了区域化/地方化的频道分化，并取得市场优势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直到2006年，Channel[V]和MTVAsia已分别在亚洲提供六个与10个之多的频道组合，因此当有Channel[V]MainlandChina和Channel[V]Taiwan，也就有MTVChina和MTVMandarin（Ellis，2001：167）。类似模式设立在地化的频道还有NewsCorporation旗下热门的ESPNSTARSports及NBCUniversal的CNBC频道。同样在2006年，CNBC在亚洲已有了七个频道而ESPNSTARSports则已演化成13个。频道如ESPNTaiwan、ESPNHongKong、STARSportsTaiwan、STARSportsHongKong与XingKongSports等，给了NewsCorporation更多的弹性去适应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不同的观众偏好。

媒体经济的跨时空流动，在自我反省与矫正的过程中，不只垂直性地解构了媒体集团，更由于全球在地化的操作（例如上述的海外子公司、并购、策略联盟，及节目购买等），产生了由中央集权式的经营转为跨国弹性生产式的网络状态。这种状况，造成反省式现代化最典型的全球网络结构。在电视全球化中，跨国媒体不得不与地方生产部门或独立制作进行合作。然而，这种在地化的情势并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均衡，而是发生在全球区域性的重要城市中，也就是更加世界主义式的国际网络中。于是，NewsCorporation旗下STARTV除了在印度已是最受欢迎的境外频道，梅铎却仍然更积极投入于该市场的投资。[6]在英国，BBCWorldwide也致力于亚洲（特别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市场，为其在英国亏损连连的BBC公共集团平衡财务赤字。[7]跨国电视在反省式的垂直解体中，将媒体经济进行空间分散。并在世界上选择富裕市场网络中，又从空间角度进行再集合、再整合。因为跨国公司空间分散的结果，使得它们与更大的信息社会网络结合在一起，尽管是断裂的、不对称的，但确是流动的、网络状地又结合回来，造成跨国电视媒体空间的制度化。

传播媒介的“全球在地化”，说明了文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其实也激发了对第一现代化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所构成的分化整合复杂度愈来愈高，当中牵涉到的变量与不确定性愈来愈强，所涉及价值争议也愈来愈大，而面对问题所要作出判断与决定的时间却愈来愈短；因此，旧有的全球主义与中央集权式地控制、计算与操作模式，遂不可行。另一方面，由于媒介全球化通常具有国家安全与道德的争议性，实践上并充满价值的矛盾或两难，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认同危机、文化侵略、网络性别歧视、新(知识)经济阶级的落差等等，都构成了媒介“全球在地化”衍生的危机与副作用。如果，将此危机加以深究，可以发现“全球在地化”的风险有二大主轴：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媒体工业的线性延伸可能导致的危机，例如媒介集中化导致全球媒体工业的不对称倾斜。另一方面，乃肇因于全球在地化后，扩张成全球不同地区多点、多线的运作网，与在地社会的特殊性产生的互动影响。也就是说，当跨国媒体与全球各地不同的在地政治、传统、制度、文化及社会监督力量产生冲突时，就会累积成相同/不同的危机，多点/多线相互激荡。而这又将成为“第二现代”自我对质与自我修正的动力来源。譬如，NewsCorporation旗下Channel[V]在亚洲的在地化，乃是由于媒介全球化之后，跨国媒体、在地政府（中国、印度，甚至是香港及台湾）、及公众品味（地域性的文化偏好）三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后，再加以自我调整的结果。

六、结论

本文检讨福特主义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对当前全球媒介发展状态进行解读。本文指出，由早期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而产生的风险，迫使全球社会或早或晚，皆产生新一波的社会运动。这种面对媒介全球化风险所产生的修正行动，也发展成全球媒体与在地协商的实践行为，并形成跨国网络或信息联机的模式，而成为普遍式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用贝克说法，是由过去对全球那种“大熔炉”（meltingpot）的隐喻（即“第一现代”的整合模式），换为一种“色拉碗”（saladbowl）的比域来取代，社会变成一个由“去领域化”的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彼此相系，却又相互矛盾的想象世界（2006）。这个流动空间，虽然是网络分层的，但与以马克斯为基础的阶级典范不同，它是“去阶级”的。再者，这个空间虽然是全球的，但又与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概念不同，它是世界主义式的，是“去传统疆界式”的，是“去国族式”的。

这种世界主义，虽造成了传统现代主义的崩解，但仍有无法控制与预测的副作用。这导致全球市场空间制度，以及阅听人的经验空间，不断产生衍译、变异。如此，也产生了足够的动力，让人们继续探索更适当的第二现代社会。因为，即使全球在地化，已经对简单式全球主义作出反省，它仍然不是未来永续发展的保证。当全球社会愈来愈走向“流动性”，并建构了一个卡斯提尔（1996）所强调的，不断盘旋扩大、彼此纠葛网络社会时，其产生的问题与对未来的视野，皆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任何当前短期的风险解决，包括全球在地化在内，都只能算是暂时的策略。对整体或中长期的文明社会风险，其实仍无法完全被归纳或被掌握。然而，在反省式现代性的发展空间下，不同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可能。或许，人类社会也应该扬弃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而探索出更多种的现代性之可能。

[注释]

[1]刘维公（2000）.不是“后现代”是“第二现代”：介绍贝克（UlrichBeck）与季登斯（Anthony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当代，154，10-19.

[2]由于风险是一种机率的计算，因此可在事前即看见未来可能的后果，而对未来产生怀疑，也因此风险较重视的是“未来”，而“过去”对“现在”的决定权将不再如以往。

[3]胡正光（2003）.风险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对“风险”与“风险社会”之批判.哲学与文化，30（11），147-163.

[4]刘维公（2001a）.爱情与现代性：评UlrichBeck与ElisabethBeck-Gernsheim《爱情之完全正常混乱》.东吴社会学报，10，299-311.

[5]孙治本（2000）.学习型理性：与贝克（UlrichBeck）谈第二现代.当代，38，4-13.

[6]例如在2008年8月，当梅铎亲自为旗下DowJonesIndiaTitans30Index的剪彩而访问孟买时，又表示将加码投资一亿美元在六个新的印度地区性频道，而全部都将归入STAR品牌之下。

[7]到2008年3月为止，由于海外市场与商营得宜，BBCWorldwide年度盈余提高了17%，获利1.18亿英镑，而主要原因即在海外销售比例由46%提高到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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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ck,U.(1999).WorldRiskSociety.Cambridge:PolityPress.

[6]Beck,U.(2000).Thecosmopolitanperspective:Sociologyofthesecondageofmodernity.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51(1),7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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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ck,U.(2006).Thecosmopolitanvision.Cambridge:Polity.

[9]Beck,U.,Giddens,A.,&Lash,S.(1997).Reflexivemodernization:Politics,traditionandaestheticsinthemodernsocialorder.Cambridge:PolityPress.

[10]Castells,M.(1996).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Oxford: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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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llis,P.(2001).MTVvs.ChannelV.AsianCaseResearchJournal,5(2),167-201.

[13]Giddens,A.(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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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Szerszynski,B.,&Urry,J.(2002).Culturesofcosmopolitanism.SociologicalReview,50(4),461-481.

[24]Szerszynski,B.,&Urry,J.(2006).Visuality,mobilityandthecosmopolitan:Inhabitingtheworldfromafar.BritishJournalofSocioloty,57(1),113-131.

[25]Tomlinson,J.(1999).GlobalizationandCulture.Cambridge:PolityPress.

全球危机范文篇9

有幸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着”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也时刻承受着现代化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在人们的“成就感”占优势的时候，他们在地球的各个村落和城市中燃起篝火，庆祝他们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伟大胜利；此时的政府领导者常以激动人心的言辞和掩饰不住的“族群荣誉感”来激励他的勇士们；当他们冷静下来，审阅另一部分科学家关于地球生态和人类内部争斗的报告时，面对满目疮痕、不堪重负的地球和危机四伏的人类组织，一种无形的不安和恐慌笼罩在心头。这是大自然对地球人类的警示，一个灭顶之灾的早期信号，一个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奏。它告诫地球上的芸芸众生，人类以往那种粗放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地球与人类共生的需要，要求各国政府共同筹划自己的、地球生物的和地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组织各国政府、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团体行动起来，协调人类、生物、地球和宇宙间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内部的协作机制，节制人类自身的过分欲求和恶性争斗，抑制人类对其他生物、对地球的过分利用与开发；减少各国之间、一国内部的各级政府之间、各类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及其内部的巨大内耗和浪费，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人类社会组织的内聚力，提高单位组织效能和人类整体组织效能。就是说，有组织的破坏，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才能使地球和人类得到拯救。

一、从战争废墟上走来的“大政府”

近现代市民社会的行政管理是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基于官僚制组织的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牗牨牘法制化、职业化行政管理；牗牪牘官僚组织的技术化、职务权限的明确化和指挥命令系统的一元化；牗牫牘薪俸货币化和发达的货币经济；牗牬牘行政事务量增质变和行政手段的集约化；牗牭牘重视以文书为核心的行政能力和专门能力等等。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官僚化进程；在此前后获得新生的民族、民主国家政府也面临着争取人民支持的严峻课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国政府及其首脑们，都以重建国计民生、振兴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重塑政府形象为己任。当时的西方先进国家正面对着一片废墟和饱经战争创伤的穷苦大众；而那些刚刚挣脱法西斯的殖民者铁蹄的新兴民族、民主国家的人民，面对着更加凄惨的处境。无助的人们都以期待的目光观望着他们的政府，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全面的帮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使政府“无形的手”变成了“有形的手”，一个个近乎全能的“大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成长起来。而这种“巨型政府”一旦产生，就使一些人可以统治另一些人的制度具有某种令人尊敬的外表，因为它毕竟使社会有了固定的结构，从混乱中建立了秩序。在这一新秩序初始化阶段，那些长期受尽战乱之苦的贫民百姓对它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并积极投入到由政府组织的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实际上战后的“大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远不至于此，它几乎包揽了人们一生“从摇篮到坟墓”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并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的同时，实现其对社会的全面管制。这种大政府是一种巨大的“万能政府”，其组织特征主要是：

第一，巨大的行政权力，广泛的社会职能。

第二，庞大的组织机构和紧张的内部关系。

二、“大政府”与领导形象危机随着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类开发能力的急剧膨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类组织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便是管理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管理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我们这个日趋狭小的地球社会中，虽有装备齐全的管理组织、高效的官僚机构、百里挑一的文官队伍，复杂的管理制度和程度，但是，人们照样可以经常听到许许多多的人们，那些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当今所谓“理想国”中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谴责、声讨、抨击甚至反对他们的政府。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对政府的非议似乎就像在一个农村社区不时传来的邻里谈笑声一样司空见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公民不抱怨他们自己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人们对“好政府”的期待已经失去了信心，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牽“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牽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牽当然，“好政府”不是设计出来的，问题的实质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政府模式，为各国人民提供一个改进本国政府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样板，而是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经济体制、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生活方式，都处在剧烈的变革与发展之中，政府能力和领导形象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一些领域和范围内，矛盾和冲突不断表面化、公开化，从而加剧了政府领导能力危机问题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政府领导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职能范围宽泛、界限模糊，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和领导能力，影响了政府权威的有效性和社会动员能力。

(2)政府法制不健全，自我控制能力低，进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机构人事失控、内部管理紊乱低效、外部形象恶化等等，影响了政府自身的领导能力和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3)我国是一个潜在的人才资源大国，但在政府内部缺乏一种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制度保证。

(4)领导观念和行为中公私界限模糊，人情主义和非正式关系泛滥，贪污腐化蔓延，严重破坏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5)国家和社会公职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淡薄，管理和服务水平较低，影响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总之，在当今世界，政府领导危机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时代特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危机的时代。严格说来，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不是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救世主”，而是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危机，人类自我领导能力的危机。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领导危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领导者是这个复杂社会中最为复杂的角色之一，他们置身的政府或组织，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组织……。因此，提高领导者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培养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领导者，是目前尝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危机，提高人类组织管理能力的最好途径之一。那么，善于处理复杂事物的人，应该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能力?根据目前研究的结果，可以初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树立“复杂事物”意识。哲学家们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

第二，培养对“复杂事物”的识别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的哲学家早就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这给我们识别复杂的客观事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循着这一线索，借助于那些已被实践证明、并对处理“复杂事物”行之有效的现代科学方法。

全球危机范文篇10

但是，欣喜之余人们不能不对这场噩梦般的危机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金融危机留给人们的思考是长远的，它不能随着危机阴影的消退而在人们的记忆里立即消解，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发展模式褒与贬之间的大起大落更是耐人寻味，它所引发的思考仍将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形势下，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危机，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危机的成因，同时也能对东亚发展模式做出一个新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主权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主权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第二，要在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不断加大制度建设方面调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间接诱导型转化。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机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种形式市场、机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别是要健全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并规范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