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十篇

全球治理篇1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治理

全球化产生于美国,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话语。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经济利益将大量的资本移进或移出国家,资本不断流入政权稳固、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和信誉度高的国家。国家希望吸引资本以及从当今和未来的技术进步中得到好处,但这同样也需要其戴上“紧箍咒”:即得采取一系列包括平衡预算,经济自由,投资与贸易开放以及稳定汇率等政策。全球化是由市场来规划的,而不是政府。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价格、商品、工资、财富、汇率和利润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趋同.

一、全球化分析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有其正面的作用,但它的负面影响与后工业文明时代形成一种反差,实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困惑问题,即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国际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野蛮行为,南北差距、恐怖主义、地区差异等问题的大量存在,影响全球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长,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

(一)全球化的矛盾

1.矛盾的产生

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必然,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中表现,即发达国家借助国际垄断资本,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使世界市场日益开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普遍交往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过程。它使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用不平等的方式抢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再分配,其后果正如联合国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不平等,它加深了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的鸿沟”。所以,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又相应地带来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

2.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全球化的矛盾反应在南北国家关系上便是南北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反全球化运动兴起表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而国际恐怖活动的加剧则是一种仇恨的爆发。如果全球化只有少数国家、少数人获利,而多数国家、多数人贫穷,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无疑令人担忧。①南北差距:据宿景祥在《环球时报》中讲,目前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美元,而第三世界的一些穷国,如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和也门等,只有300多美元,不到美国的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家族的财富总和,比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口的年收入还要多。②贫富差距:约翰内斯堡《星报》登载的世界银行最新“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全世界有1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有28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项世银报告说,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扩大了1倍。世界上20个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

(二)全球化的冲突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如果放任全球化的急剧膨胀,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全球化充满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其冲突表现为价值冲突、文化突等。斯坦利•霍夫曼讲:“如果全球化常常为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提供了便利,那么没有边界地打这场战争对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就是个潜在的灾难。”仅就恐怖事件频繁发生的一个侧面,便可反映出全球化冲突中的利害关系。

1.“9•11”事件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触及世界各个角落,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冲突,这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受到恐怖威胁,矛盾冲突在所难免。“9•11”以后,世界没有太平,到处动荡不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的频繁出现英国伦敦遭遇恐怖袭击……这一切给人们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2.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大量贫民的伤亡,战争不仅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创伤,而且还是一场文明的劫难。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是怀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此为由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另外,以反恐为由打击伊拉克也是不成立的。伊拉克人在本土反抗美国当局能否视为恐怖行为?再者,如果“倒萨”是为了排除专制的话,那么,伊拉克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如何解释?伊拉克问题理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如果没有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来解决伊拉克问题,就违背联合国,国际准则是不允许任何强国来破坏的。

3.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相继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布什于2004年8月16日宣布了进行全球军力部署的调整计划。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上,了萨达姆政权,现今正在伊拉克实行美国的“民主”模式,并以此控制整个中东,借反恐推行世界霸权。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自由”在阿拉伯人民心中无市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伊斯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影响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双重影响。由于伊斯兰世界贫富差别很大,目前2/3伊斯兰国家缺粮,面临就业、医疗等社会问题,且这些国家内部部族、教派矛盾重重,这就加剧了各国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国家渴望和平、正义、公平。他们认为,是西方世界造成了不公平。可以这样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

这就暴露一个潜在的问题,用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的话讲就是:“恐怖袭击事件它本身是的,反人类的。这个是应该谴责,但是从风险的角度看,应该看到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看到全球化竞争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益的不同。看到贫困国家他们的边缘化被打压。这是思考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视角。

二、全球治理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分析

不难发现，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造成了种种后果，这充分表明，目前的全球化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理，那么，它只会造就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个缺乏公正的世界，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个没有前景的世界，从而最终造成全球化进程的受阻。正如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所言：“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上所有人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不过，由于这条船上不公正的事是如此之多，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这条船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全球化的后果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反思，正是在对全球化未来出路的探索中，一种全新的理论由此产生，这就是全球治理理论。

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的学者是詹姆斯•罗西瑙，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指出，全球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和碎片化，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政治权威的重心发生重大转移，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治理也因此从以国家为主体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其中全球层面的治理至关重要。罗西瑙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首次将“全球治理”作为重要概念提出来，将权威领域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考察对象，指出在不同领域，不同的行为体发挥着主导作用，民众的支持与服从取代了传统国家的强制性权力。罗西瑙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问题，对全球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但是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在治理的诸多角色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舞台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全球化的发展是得全球治理结构便得更为复杂，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并未取代民族国家，它们形成新的相互补给的关系；治理的主体可分为三类，即政府、政府间组织；私人部门包括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这三类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导和隶属的等级制关系，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平等关系。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渴望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

全球治理的定义具有多样性，主要适用于个人与国际机制通过合作行动管理共同事务的途径，国家不能独立解决的国际问题依赖规则、规范和组织。

众多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各个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通过制定与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以解决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实现增进全球共同的公共利益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治理”与传统政府“统治”之间的差别。首先是主体的不同，统治的主体必定拥有权威的政府，而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各种公共、私人机构以及个人。其次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权力运行的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是单向度的，而治理则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过程，是双向互动式的。最后是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同，统治的范围一般是民族国家，而治理的范围根据其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既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可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领域。

（二）对全球治理的分析

1、经济层面

首先是经济力量推动的结果。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在各国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在冷战结束后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框架。然而，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日起，便面临着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棘手问题。厘清市场与政府代表的国家的不同性质，界定两者的边界何在，对我们理解二者关系极有必要。我们知道“市场逻辑是以个人自由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内容很多，各国宪法都对公民权利作了具体规定。集中起来，无非是个人自由支配财产，自由支配自己人身和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享有以不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为界限。因而市场制度更具有自然发育的性质。自由市场制度充分体现了个人能力。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自然秩序，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一种自然融化的结果。”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也是在经济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此，几乎所有资本主国家，包括社会执政的国家，都接过了“重新回到市场去”的口号，试图依靠市场解决问题。那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原东欧国家，在遭受挫折后，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转向市场经济。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国际政治的社会化趋势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动因。

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壮大，无疑使这种体制所承载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减少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完全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市场体制在全球的建立提供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动因。

2、政治层面

市民社会并不是新近出现的，它可以说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最后20年，市民社会理论得到很大发展，直接原因与国家解体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们对于国家权力膨胀的一种反思和抵制。公民社会这一概念逐渐被各国学者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公民社会的兴起，无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基础。各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为公民社会的兴起留下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包括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公民社会相当脆弱，或者根本没有存在过。“苏联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软弱无力的社会面对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更确切地说，这里没有存在过公民社会。”因此，这些国家成为公民社会勃兴的最明显地区。这种公民社会的兴起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各国经济成份多样化、私有化，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身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的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为协调彼此的利益，不得不组织起来，在各方面达成共识。国家在协调各成员利益方面虽然起着较大作用，但其管理成本过高。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机构日益臃肿。按照成本受益的说法，如果取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成本，那么这种管理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人们有意识地寻找建立一个强大、健康、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民社会。这既能充分发挥宏观协调的经济组织的作用，但同时又防止机构过于膨胀，导致权力的滥用。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越发突出，我国自8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实行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主体有着不同利益，这决定了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些都是我国的市民社会具备一定兴起的基础。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也为各种社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援。因此，这些年来，我国国内市民社会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环保运动等。虽然这些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毕竟亦可听到来自民间的呼声。从国际层面看，国内民间社会的发展日益超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规则和运动在国内可以得到回应和支持，国内各企业、政府能接受并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国际上管理国际贸易、促进普遍健康和人权标准，解决例如军事和环境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对于过着日常生活的公民个体来说，越来越具有直接的影响。”社会运动的兴起，成为全球治理的直接动因。

3、意识层面

全球治理篇2

【关键词】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国际法

引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一种方案或制度安排会一成不变或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所针对的问题，而是需要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不断地做出修改或调整，解决了现存的问题又必须面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问题。全球治理亦是如此。

一、国际法与全球治理

1、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法发展初期，主要是调整国家间的公法性质的关系，但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私法性质的问题如贸易金融等，进入并影响到了国际法的发展，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出现，也将原本一些国内或国内法上的问题推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中来，国际经济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等分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发展起来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法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其本身应当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或是途径。

2、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发展历程之交叉

关于全球治理，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笔者将学者对它的研究统称为一种理念或是构想，下面将试图从国际法的发展脉络中探寻一些全球治理的思路。

首先，全球治理的主体问题：关于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说和五类说。不管是哪一类学说，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应当从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转向多层次的治理，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主体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全球治理倡导建立一种包括国家政府、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实体（行业协会等）等多种国际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

其次，笔者认为，不管是全球治理主体还是国际法的主体，主体扩大到非国家政府行为体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原来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政治、军事、国防、外交等公法性质的事务发展到涵盖经济、文化、环境、人权等私法性质的事务，在这些事务中，非国家行为体必定会参与进来，并在一些问题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在促进全球标准化工作中的贡献等。

3、全球治理的对象和范围与国际法

全球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单个国家根本无力解决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国际法是主要以国家间关系为其调整对象的，其涉及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国际问题。在国际法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就海洋法、环境法、条约法等分别进行编纂，但无法就整个国际法进行统一编纂。全球治理是一种理念或构想，在这种理念和构想之下，还是要分门别类地解决全球问题。所以，笔者建议全球治理与国际法一样，需要根据其对象和范围进行科学的分类，必要时可以与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二、全球治理的真正实现方式：国际法

全球治理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有很多，蔡拓教授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

国际法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国际法发展到今天，有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有些还没有或是正在形成。与国内一样，国际问题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的规制往往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也需要不断地完善，而且国际法的创制需要“国家共同同意”，所以其过程相对国内法会显得有些缓慢。从此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实现方式与途径是相通的，应当是以国家和联合国等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主导，适当利用其他行为体的积极因素。

三、新形势冲击下，原有全球治理模式与国际法的调整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之下的深度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主体的权力架构与运作模式，以及国际规则的价值观念、形式、内容乃至执法与司法的操作实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适应性的凋整与改变。

首先，在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呈现上升姿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后续影响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给予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长期失衡的权力结构得到一次重大调整，在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得以上升。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国际社会对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一次重大反思与检讨，并由此开始修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味围绕资本权益而罔顾对其合理规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资本的权力赋予其必要的责任成为新的特点之一。

最后，面对深度全球治理的需求，国际法的律渊源从以前侧重对“国际硬法”的强调转为“硬法”与“软法”并重，正式的机制安排与非正式的机制安排相得益彰。危机之前，在确定性的偏好驱使下，国际社会更多地强调“国际硬法”以及正式的机制安排。不过，这种现象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得以改变。

四、结语。从国际法的发展来看，任何一个法律规则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实践的必需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符合其自身特点的规律，全球治理也同样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国际法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已经架构好的基本框架对于全球治理的构建应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们期待通过全球治理和国际法的互动发展，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成家军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特点与政策框架 2009（07）

全球治理篇3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

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全球治理篇4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目前，全球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8.4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全球每年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譬如，德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除贫困、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促进公平、保护环境等行动的全球化。近年，该部委发起了一些特别倡议，如“接纳难民，解决被迫迁徙的根源”、“保护气候，是行动的时候了”、“无饥饿的世界”。

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实施，世界系统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如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向更多极的世界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如许多新的角色，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变得更相互依存。这使得南北合作已经不是有效范式，但仍然是联合国讨论的主要框架结构。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更多的环境内容纳入其中，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目标确定方面考虑到普遍适用性、可变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例如，国际税收、金融监管、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往往出现一些僵局，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将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打破僵局。各多边组织及治理工具之间应加强合作，例如，国际开发协会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对于新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等）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讨论很多。一方面，它们可以填补目前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部分缺口，增加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其产生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反映新兴市场声音不够的回应。现存国际金融机构中新兴国家投资份额与其投票权仍很不对称。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其他投资领域均存在巨量融资需求。有预测认为，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信贷规模未来可能与已有的两家大的多边发展银行类似，其影响将非常显著。由于其与现存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在提供融资中存在竞争，如果其在借贷中实行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则可能出现不良竞争情形。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墨西哥这六大新兴经济体国家选为其全球发展伙伴，其选择依据包括是否为G20成员国、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经济规模在全球的重要性、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这六大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际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活跃。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标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尚有待继续解决。从碳排放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仍待继续推动。

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需要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德国与全球发展伙伴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挑战，保障全球公共品提供，发挥更多外溢效应。德国及其伙伴希望能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国际上，不平等问题研究涵盖的领域不只是收入分配，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种族、种性不平等）、国家间和国际上的不平等。

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方面，人类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70年到2006年，世界贫困率（按1987年美元价值计算，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26.8%下降到了5.4%。

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减贫

从实证分析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最穷的10%人口收入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促进减贫。实际上，既有促进减贫、贫困人口收入上升的经济增长，又有增加贫困的经济增长；既有增加贫困的经济负增长（或者说经济衰退），又有减贫的经济负增长。从多个国家的增长发生率曲线看，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弱的。而且各国的贫困情况具有区域不平衡特征，例如，巴西集中在东北，中国集中在西北。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OECD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意味着其不平等程度提高，巴西则有所下降。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中东欧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分布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类似。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到2010年明显下降，但全球总体的基尼系数（代表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停滞不动。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并不具有明确的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以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降低税负和转移支付可对此发挥积极作用。美日加英德法等国，在经过减税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相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促进减贫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包括：（1）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2）促进贫困地区发展；（3）通过发展教育、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帮助等将穷人融入生产过程，促进包容式发展。间接方式包括：（1）社保计划；（2）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良好治理、初等教育发展、初级医保、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的、促进金融深化等，对促进增长和减贫具有显著而良好的效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粮食市场自由化等方面尚没有一致共识（见表2）。

世界经济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问题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治理关键目的之一，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标准也在快速地增加。法规与标准，两者均可规定某类产品的特定特征，如大小、形状、功能、商标、包装等。但法规一般要求强制服从，标准则是自愿遵守，如果达不到标准，受影响的只是那些偏好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消费者。欧盟有许多生态环境标准，例如，欧盟生态标签、海产品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等。这些法规和标准旨在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此类管制和标准的快速增加。对生产者来说，管制和标准可能导致生产者成本明显提高，技术管制和标准可能演变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需要承担检查、审查等步骤的所有成本。一些非透明的歧视性合格评定程序（CAPs）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为了减少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应在指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时，遵守必要性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协调规则、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进展迟缓的同时，很多国家在其体系外商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贸协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日益加深。自贸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其内容已涵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启示

1.中国处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机遇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互惠合作仍是主基调。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经验，以使中方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将为全球治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会使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多地基于长远考虑，例如，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2.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中的许多因素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互动关系。

现阶段，中国扩大内需乏力，除了受供需结构不对称影响，还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因素。德国在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中国深入学习。而且，在德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内的职工和会员参与治理程度高，保障了其利益公平分配，值得中国借鉴。其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平衡机制对中国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德国的农业金融和小微金融体系非常有特色，其发展经验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等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重构增长动力中贡献很大，值得中方深入挖掘思考。

全球治理篇5

一、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及其表现

一般来说，全球化在逻辑上包含了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全球主义（globalism）强化过程速度的放缓、停滞乃至全球主义由强转弱，都可以视为全球化逆转的征兆或证据。①从经济上看，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低迷便常常被认为是全球化逆转的证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估计，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仅为1.7%，较2015年下降1.1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②。世界贸易总额则持续萎缩，2015年世界货物贸易额较上年下降11.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得益于全球跨境并购的大幅增长，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扭转了此前三年的下跌趋势，增长38%，但仍未恢复至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并且，2016年全球FDI流量增长势头再度逆转，总量较上年下降13%。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放缓或倒退，与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相辅相成，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逆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保护主义抬头。由于经济社会问题频现，各国政府都寄希望于通过政策调整来维持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本来是应对问题与挑战的积极行动，但各国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均以自身利益为重，甚至以邻为壑，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以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为代表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不断推出新的保护主义措施，而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进展缓慢。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已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行者。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2008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G20的19个国家成员累计出台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5560项，而同期出台的自由化措施仅为1734项。其中，美国施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1066项，居全球首位。④这表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已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且，一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往往导致他国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这反过来又使得该国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政策调整的恶性循环，不仅破坏了各国政策的延续性和可预期性，也侵蚀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根基。

二是一体化进程受阻。在多边层面，WTO多哈回合在历经多次谈判后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多边贸易体制， WTO自成立以来为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形势下，WTO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新的谈判进程停滞不前，使其难以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提供持续动力。在区域层面，一体化正在经历巨大挑战。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使区域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2016年6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并获通过；2017年2月，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决定支持政府提交的“脱欧”法案，授权首相启动“脱欧”程序。这意味着英国将在2017年3月底之前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并由此正式启动“脱欧”谈判。在亚太地区，美国新政府以“唯有美国第一”橹髦肌⒁员；ぶ饕逦主基调的政策主张为区域一体化前景蒙上阴影。2017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历经六年完成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宣称重新谈判或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树立了不良榜样。

三是全球治理赤字。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彰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原则。⑤由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全球治理出现了各个层面的赤字，全球治理的效用大打折扣，全球化也因此失去有效保障。当前，全球治理赤字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主赤字。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迈进，但发达国家一直在全球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并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成为规则的遵守者和追随者。二是制度赤字。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些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和功能面临调整和变革。但由于既得利益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阻挠，这些调整和变革进展十分缓慢。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三是责任赤字。发达国家享受了全球治理的主要权利，但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责任面前却尽力推脱。而发展中国家仍无法获得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话语权。

二、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发挥了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以自身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对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途径的观念体系，并由此决定了对待全球化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概括地讲，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可以用以下四个关键词加以描述。

一是开放。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益加强。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中国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对外部的影响会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发展和对外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冲击，使未来世界秩序变得日趋复杂。物质层面，中国对外部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货币层面，人民币将逐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之一，并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制度层面，中国将寻求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观念层面，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得到更多的认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补充和共同发展正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步实现的。

二是包容。在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地位日益突出，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日益边缘化而难以分享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利益。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发展和利益的需要，加大了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力度，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各国和地区必须加强经济协调，谋求包容性发展。包容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促进因素。由于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先原则，在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同的人群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如不及时解决公平问题，必然导致社会问题频发，地区动荡此消彼长。并且，社会不平等正是当前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源之一。

三是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日益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并且一国内部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一国的增长和发展离不开外部经济的良好运行，在危机四伏、复苏乏力的世界中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全球问题凸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一国自身的问题，也往往需要依托外部力量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合作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特点之一，也是化解矛盾和冲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外交往与合作，一贯主张各国通力合作解决全球问题，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共赢。所谓共赢，是指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让所有参与方都能够分享到付出努力带来的收益。互利共赢是中国政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在新世纪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智慧之路。在全球化时代，要建立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能只是少数国家的增长和繁荣，而应该追求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起驶入互利、双赢和共同繁荣的轨道。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之一，共赢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反映了世界各国的现实需求。尽管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尽相同，但这些目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最终归宿统一于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让所有相关国家和人民平等分享全球化的成果。

三、多角度传播中国全球治理观的理念与成效

为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并在全球治理领域为其他各国做出了表率。但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理念、经验和主张还缺乏了解，甚至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行动产生误解。这既不利于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也不利于抵制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思潮。为此，我们应多角度对外传播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主张和行动。具体来说，现阶段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宣扬中国的新理念。在国家发展领域，中国政府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造性地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方式。五大发展理念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带来利好，并推动全球化的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共商”“共建”和“共享”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共商，意即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规则机制、发展规划等都由所有参与方共同商议并形成共识；共建，意即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共享，意即各参与方公平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集思广益，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⑥在国际社会宣扬中国的新理念，不仅本身就是抵制逆全球化思潮的有力举措，更重要的是为应对全球化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二是推介中国的新贡献。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开辟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改革创新以及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形势下，中国正致力于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以及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500多亿美元，为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当前，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中国同40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的理念、内容、手段和目标所拥有的全球性意义，使之远远超出区域合作的范畴，并成为全球化新动力的创造者。在国际社会推介中国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和贡献，不仅有利于展现中国智慧和力量，更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一起驶入互利双赢和共同繁荣的全球化轨道。

三是倡导中国的新方案。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不均衡、发展机会不均等、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日益凸显。从深层次上讲，经济增长、合作、治理和发展模式的缺陷与障碍是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了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为此，中国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致力于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⑦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搞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它与新型全球化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一脉相承，是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思潮最为全面和综合的方案。在国际社会倡导中国方案，不仅能够展现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国责任，更能够为新形势下推进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和能量。

「注释

①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②WTO， Trade Statistics and Outlook： Trade in 2016 to Grow at Slowest Pac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September 27， 2016.

③UNCTAD， “Global FDI Flows Slip In 2016， Modest Recovery Expected In 2017”，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No.25， February 1，2017.

④Simon J. Evenett and Johannes Fritz， FDI Recovers？ The 20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2016.

⑤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及其解Q》，《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全球治理篇6

关键词：不干预主义；中国研究；治；治理性；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003-09

作者简介：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皮查蒙・约范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与发展系教授

一

自1971年10月正式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一直不甚和谐，中国不时被描述为规则破坏者或修正国家，而非规则接受者或现状国家，经常被指责没有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做出充分的贡献――与现行国际秩序作对。然而，中国领导人依然长期宣称，为保障中国国内长治久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

尽管一些观察者会认为这类声明仅是一种外交辞令1，不应轻信。但我们在本文中做出如下假设：中国维护国内与国际秩序的固有理念源自其历史周期律，尽管这种历史观并非中国独有2。在对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中，国际关系被认为是“周而复始的领域”3。与之相似，中国传统世界观不仅意味着中国中心思想，同样意味着在对（抑或“天下”）的治理过程中，“治”与“乱”是迭代交替、相互转化的。在中国政治思想或其他类似思想中，政治领袖首先要思考如何匡乱反正，恢复秩序。

在中国，朝代更迭理论能最清晰地反映出这种世界观1。这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著名的开篇辞中，被概括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因为这种理念的存在，中国古典史学更专注于记录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并将之归结为帝王顺应上天旨意（天命）的得与失。领袖的品质尤为重要：德不配位的统治者会迅速失去广泛合法性（民心），并无可避免地衰败灭亡。

这种思想内涵对中国国际参与产生了长期而广泛的影响。虽然传统中国哲学与中国当代政策的关联程度还有待讨论，但这种周期思想为理解当代中国国内和国际治理理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视角――即使这种视角常被认为与现有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和实践格格不入。“治”的理念不仅根植于中国政治思想，也根植于当代中国的外交活动。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运用“治”的视角来采取不干预主义措施。本文审视了“治”的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参与，同时逐步成为一种可能的全球事务管理思想基础。“治”在本文中代表可被治理的条件（例如，受控的、受规制的、受监督的）。相应地，这也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3。结合中国的经验，我们认为“治”作为一个分析理念，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对干预主义所持的立场。这种立场使得中国政府在对需要介入的他国事务中，大多采取“不干预（Hands-off）”策略或者说最简方案。当然，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颁布以来，这种情况就持续存在，尤其是在军事干预方面。

由此，我们提出三个主要观点：首先，中国对于是否采取不干预政策，未必完全出于对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不同理解。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干预的决定，更多出自对“治”的考虑。这种考虑更注重维持（而非强加）秩序，更注重强化问题国家的“自我治理”能力4。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中国对于具有相似的人道主义和（或）地缘政治情况的国家，有选择地实施干预。第二，作为一种超越全球治理实践与话语体系的国际治理方式，“治”的思想应予以采用。当模糊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这种理念就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前景，这种前景并非基于共时的（例如普适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创立，而是基于对多样性和差异合法性的接纳5。第三，正如其他文献所提到，“治”的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国对关联安全（Relational Security）的追求，源自中国治替思想所表明的历史周期律。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或印度的核心并不在于试图获得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也并不仅仅是对西方的修正或重塑新的国际规范和准则，其意义在于带来了本体论的挑战――中国对“治”的传统信仰已经成为“基本准则”，与西方信奉的基于自由主义治理性的全球治理观产生了深刻的分歧6。

二

中国对不干预原则的坚持来自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更确切地说，是对巩固该体系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的赞同。全球治理和干预主义常被认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前全球治理领域处理跨国事务时，经常会通过实施干预行动来维护国际社会目前的规范和准则。针对所谓失败国家的干预行动效果尤为明显，常被认为是（重新）建立秩序的必需手段。

而从当前全球化进程来看，非国家行为体也开始参与管理全球重大事务，这同时引发了国家权威的快速衰退。回顾历史，从没有个体或者小群体可以在规则普及和全球治理领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领域内日渐兴起的个体化能动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采用“自上而下”治理模式的国家来说，同样是陌生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恰好揭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为何迟疑于干预行动，这与福柯学派治理性理念中对个体化能动性的强调密切相关。

为了阐述中国的不干预主义，首先要注意三个基本概念：治理、治理性和“治”。参与治理意味着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定义和认知过程， 同时也必然参与到制定准则和加强规范来应对公共事务的过程。在国际层面，全球治理涉及到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核扩散、国际贸易以及恐怖主义等各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影响世界整体的复杂问题，一个由各种制度和治理机制组成的复杂系统建立起来。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全球空间的共时性与理想国家存在普适标准是善治概念的信念支撑，中国的崛起给善治这个未定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认识论挑战。鉴于中国政治思想长期以历史周期律为特征，向以自由主义治理性为前提的理想国家迈进的进程，并不能提供给中国多少借鉴。事实上，“善治”这个概念正备受质疑的现状，似乎证实了它的不足。根据周期思想，似乎最多只能寄希望于（暂时）维持或恢复任一既有社会秩序。当然，“巩固化民主”的建立作为善治的（失败的）美式注解似乎证实了其不足。在推行这种美式治理模式时，悬而未决的问题比比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案例就是明证。这促使至少一位著名评论家认为，巩固化民主并不可行。他认为美国决策者不如寻求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方案，即“足够好的治理”2。

中国基于“治”的思维路径，进一步而言，还引发了一种本体论的挑战，因为它将可治理的民众置于一个长期的历史周期中，在其中，任何空间导向的思维将显得并非本体。在儒家史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为了寻找并辅佐仁君而游历。 孔子本人以不断云游四方而闻名，学者不需忠于所居之地，甚至民众也是如此。被君王领导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舜的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传说舜到历山地区之后，“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个传说成为后世王道统治灵感的源泉3。其寓意在于美德是治理百姓及新兴城市的关键要素。因为疆土的意义来源于一方百姓选择追随高尚的领袖。

这反过来又对干预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干预通常包含对目标地区民众的改造，以达到治理性的永恒状态。总而言之，“治”的思想本质上体现了超越共时性治理与地区差异之间矛盾的一种历史观。鉴于中国对线性史学的疏离，“治”的思想着重从实现的具体方法和进程层面，反驳了温特的世界社会理论。如前所述，三国里广榱鞔的名言――虽未经科学检验，周期划分也不甚精确――不仅体现了对大一统的内在偏好，也体现其对“实用主义”的倍加推崇。这本质上意味着，除非出自整体领导阶层内部，否则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行。同时，整个领导阶层需要得到所有受众（如治下百姓）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秩序。相反，外部强加的规范和准则有可能煽动地方割据，精英层分裂，在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引发政治斗争，而因此导致最终的失败。

即便如此，对于失败或衰落国家的情况，不仅体现了失败或无效的治理，而且同时表明自由主义治理性的破产。这些国家以侵犯人权和法治薄弱为特点，也存在其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民众将无法经历全球治理所需的“文化准备”4。接纳干预主义这种由自由主义治理性所推行的话语体系，仍有赖于这些文化准备，这些准备使得干预变得可行，不可或缺，甚至令人满意。当这些文化准备由政府实施，并由立法者颁布时，就会极具影响力。这种情况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时有发生，干预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这些事务的全球性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成员来说，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即使不知道对失败国家的何种问题进行干预，公众也将倾向于支持干预行动。尽管外交政策正逐渐为人所熟知，但大多数国家公众仍然对外交决策过程知之甚少。

相比之下，失败国家则缺乏这类文化准备。这意味着，“全球治理”往往受到质疑，结果是民众不会承认干预的合法性（这需要通过治理性的日常实践培养）1。事实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早已受到民众强烈反对，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通过祭奠萨达姆墓表达敬意，这象征民众正日益怀念强大领袖2。即便如此，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自由主义治理性不适用于某些（非西方）失败国家，然而讽刺的是，这些批评家仍指出干预必然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一定程度上涉及“保护责任”和“作为责任的”等原则。出于对失败国家无法发挥治理所需的最低限度职能的担忧，这两个概念近年在学界和政界引起的反响日益增加。

对中国这个旁观者而言，干预的实质使其表面的“天然合理性”变得可疑，因为其实质表现为试图对目标国家施加影响的“外来”力量。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为何总是拒绝参与干预行动，即使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干预。近期在利比亚，连同以往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和60年代中期的刚果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3。进一步说，中国对干预的排斥也伴随着所谓的新左派运动，它尝试借助对现存全球治理体系合理性的论战，来抨击现有治理性理论，最终揭示该理论不过是牺牲他国为其拥趸谋利的控制机制4。

全球治理篇7

理念、规划和结构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在发展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同时，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在同步进行。以IMF为例，2010年IMF通过改革决议（见表2）将发达经济体的份额整体下降2.8个百分点，投票权下降2.7个百分点，均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份额提升2.39个百分点，投票权提升2.26个百分点，达到6.07%，超越德、法、英，跃居第三位。但目前该决议由于美国国会尚未通过，决议尚未生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于推进共同治理的矛盾心理，也反应出共同治理的推进将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全球治理篇8

[关键词]全球环境治理；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5；X3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079-08

[作者简介]刘　颖（1977—），女，博士，山东单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环境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12YJC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中关于环境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的频率与规模呈现递增趋势，各国领导人非常注重环境在外交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了一大批与环境相关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或原则，国家间、地区以及全球性的环境治理机构也得以建立。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实践，全球环境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全球环境治理虚的成分比较多，实的成分比较少，大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的订立并未有效遏制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①无论是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是从环境政策与协议的实施等方面来看，还存在一些限制全球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本文拟从全球环境治理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全球环境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寻全球环境治理走出困境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环境治理及其构成要素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含义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关注度的上升，全球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环境领域中的拓展与应用，由于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定义理解不一，导致对全球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学者王宏斌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并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包括规则、价值、对象、主体以及效果五个方面。①而学者蔺雪春根据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结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环境治理指的应是国际社会中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公司企业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通过谈判、协调与妥协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条约、协议、规则来规范、约束甚至是制裁国际社会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以求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秩序，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

全球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包含了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笔者将这四个构成要素概括为“四个w”。

1.“who”，即“谁治理”的问题。

很显然，“谁治理”的问题指的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就目前而言，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一是国家。国家是全球环境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这种核心地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环境原则是全球环境治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其次，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创建、运行以及效用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最后，国家在国际环境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③二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层次上的这类组织主要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发展署等；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此外还有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还包括地区金融机构，而自1972年以来各国纷纷建立环境部/局/署等专门机构，也是其治理功能的重要体现。三是公民社会的各主要群组，包括非政府组织、私有部门、媒体、科学界等，也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④因此，从理论上讲，就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而言，全球环境治理结构应该是由国家中心环境治理和非国家中心环境治理共同构成的，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

全球治理篇9

关 键 词:戴维·赫尔德;全球治理;正义;世界主义民主

Abstract:David Held is a famous scholar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his idea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is so distinctive. He defined the ess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how and what it affected， then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he explored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global governance is available and laid claim morally to the ideal international order on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democracy， based on the values-oriented equality of inpiduals. As a result， Held turned to the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to frame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i.e.， the cosmopolitan democracy. Held's idea about global governance is really of high academic value， but there are some theoretic defects because of his overemphasized normative necessity.

Key words:David Held; global governance; justice; cosmopolitan democracy

全球治理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它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全球治理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首先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1］，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随后，对全球治理的探讨迅速风靡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在欧洲，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全球治理专家，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便是其中显赫的一位。赫尔德现为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创始人之一。赫尔德长期致力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甚大。本文通过对赫尔德相关理论文本的解读，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条件、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础、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三个层面对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作一简要勾勒，并在此基础上作初步的评论。

一、 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条件

赫尔德对全球治理的研究，首先是以探讨全球化为出发点的。“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紧迫性，提出了世界事务应该如何治理的问题。”［2］11因此，探究全球治理，必须首先明确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实质。在赫尔德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并可以根据全球相互流动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对全球化进行衡量［3］16。赫尔德对全球化的理解，是立足于历史变革的视角来考察的，全球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就当代全球化而言，赫尔德认为，当代全球化在全球流动规模的质和量两方面都超出了历史以往时期，当代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历史性汇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军事、文化、人口迁移、经济活动和全球环境［3］425。因此，当代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它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正在重塑人类生活和全球秩序的样式。然而，全球化在孕育人类发展机遇的同时，又使人类面临严重挑战。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人类成为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Overlapping Communities of Fate)，各国人民的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内部的地方性事件可能造成全球性的影响，各种跨国性力量和行为体也会影响到国家内部。比如，一个国家在其国内乱砍滥伐森林的决定可能破坏全球环境，另一个国家在其边界建设核电站则会威胁到其邻国的安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项决策也可能严重妨碍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稳定，等等。这种情况表明，国家的边界越来越具有可渗透性，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维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正在失去效力。在赫尔德看来，超越“维斯特伐利亚”模式，走向全球治理，已成为人类历史继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也致使各种全球问题更加彰显，它们急需人类找到共同的出路［4］。全球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全球化了。这些问题影响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其解决又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实现的。因此，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就成为人类应对全球问题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赫尔德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实施全球治理的现实条件与可能性。

首先，在经济领域，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它们在全球从事跨国性的生产、贸易与金融活动，其母公司与各地的分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严密的跨国协调网络。同时，各种非政府商业组织和金融机构也日趋活跃，这些商业机构和实体已经打破国家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建立起纵横交错的跨国协调机制。像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等私人金融评估机构，其影响已贯通全球，对全球金融投资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其次，在政治领域，政治全球化已经使政治组织的本质和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全球政治”的新特征。赫尔德认为，全球政治意味着传统上把政治分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地方政治与非地方政治的做法已不再有效，政治关系在空间和时间上被扩展与延伸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已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界限，表现出无处不在的特点［3］49。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国家权力被来自下边的次国家(sub-national)组织[注:这里的次国家组织主要指国内的地方性团体、机构或个人所建立的各种民间组织。]、水平方向的跨国家(transnational)组织、上边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组织[注:这里的超国家组织主要指那些对国家具有一定约束力、其活动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全球或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欧盟等。]所分割，国家从唯一的“政治权力容器”(containers of political power)变成了诸多权威形式中的一种。因此，国家被嵌入到了一个由各种组织、协议、机构、制度安排交织构成的政治网络中，集中于空间的政治行动，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次国家地区，都陷入了政治互动的巨大网络中［5］73。

最后，在社会领域，各种社会运动与民间组织、团体的兴起，意味着在国家与市场之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市民社会。这些民间组织在环境、人权、反战、反贫困、卫生、人道主义援助等不同领域广泛开展活动，或是游说、抗议、游行，或是从事跨国倡议与宣传，从而发挥了国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像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团体，其在道义和舆论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

基于以上事实，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并非是从零开始的，在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商业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治理之网，全球治理作为一种事实正处于发展中。因此，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的治理概念，指的就是这一为实现公共目标进行社会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起的是一种战略性作用，而不一定是主导作用［2］12－13。

二、 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础与价值趋向

全球治理是一个规范性与经验性互动统一的领域［6］，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孕育着其对理想国际秩序的规范诉求。赫尔德早年曾致力于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7］，继而又转向民主理论的探讨［8］，这一学术经历使赫尔德对正义和民主的价值怀有深深的留恋，这些价值也随着赫尔德对全球治理的研究而渗透到其全球治理思想中，并成为其全球治理思想的规范基础。以正义和民主作为全球治理的规范基础，赫尔德最终的道德价值目标趋向了作为平等个体的人。

从正义的角度看，赫尔德在其全球治理思想中总体上坚持的是一种公平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遵循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所论述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9］。但是，对赫尔德来说，这种正义要求不应仅局限于国内，还应该把它推广延伸到国际社会。因此，赫尔德的正义立场更接近于贝茨(Charles Beitz)和博格(Thomas Pogge)的全球分配正义主张。赫尔德认为，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新的全球分层与不平等模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些在资源、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群体，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而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成为全球化的边缘群体。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使那些处于极端贫困和脆弱中的人们，生活在孤独、凄凉、绝望和短寿之中。如果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长期被漠视，他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便会滋生，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单独留给市场去解决。因此，赫尔德主张，全球治理必须和社会正义原则结合起来，并以此来重构全球市场活动［10］。这一原则的实现则要求必须改革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安排和全球治理结构，使全球资源流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要增加对贫穷国家的援助，使他们也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从而缩小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唯有能够实现全球公平的治理安排，才符合正义的要求。

另一方面，赫尔德又从民主的角度对全球治理及其结构安排进行了规范性审视。赫尔德认为，经过历史沉淀，民主原则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民主赋予现代政治生活以合法性的曙光:法律、规则和政策只要是‘民主的’便具有了正当性”［11］。民主原则意味着全球治理安排与结构应该使每个人都能直接地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参与到影响其生活的全球治理决策中来。但是，在赫尔德看来，这一原则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被扭曲了。“在当今时代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从非洲到东欧，从亚洲到拉丁美洲，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正在拥护民主思想之时，却正是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的有效性出现问题之时。由于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逐渐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得以组织，民主的命运，特别是独立民主的国家命运，面临着各种问题。”［12］全球化的发展使许多社会经济进程延伸到国家边界之外，因此，一个国家不仅只是为自己决策，其决策还影响到其国家边界以外的人。但是，以民主原则来衡量，那些位于这一国家边界之外的人却未能参与到这一国家的治理安排中来。因此，在国家治理层次上，民主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隶属性(subsidiarity)原则，以及决策者和受决策影响的人之间的对等性原则出现了分裂。国家作为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权威机构，其民主责任与效能正在减弱。同时，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商业机构、民间社会团体等虽然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机构而存在，并且能够制定具有广泛影响和约束力的各种规则与制度，但是，这些机构本身却存在着民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权威并非源于公民同意或授权，在它们的决策中，受其决策影响的人也经常被排除在民主参与之外。因此，符合民主原则的治理结构则要求提高这些机构的民主合法性与民主效能。

以正义和民主作为规范基础，赫尔德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持批评态度。赫尔德认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不民主的、缺乏正义的扭曲体系，它在国际层次上反映的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它经常推动最强大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因此，必须对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或重建，使其既符合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正义的实现。在赫尔德眼里，民主和正义是统一的，民主是手段，正义是目的。正义的实现，意味着能够以民主的形式去维护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利益和价值。由此，赫尔德最终把平等的个人作为其全球治理的主要价值载体，从而使其在全球治理的道德诉求方面转向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哲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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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

在赫尔德看来，符合正义与民主的全球治理模式，必然是世界主义的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以世界主义价值作为其道德参照系，并以不公平为由拒绝那些建立在无法普遍采用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实践、规则和制度。就世界主义本身而言，它是以人类个体作为主要价值载体而与社群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哲学传统，它主张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他们应获得平等的政治待遇，而不管他们出生或成长在什么共同体中。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的历史发展已经历了三种形态:古典世界主义(以斯多葛主义为代表)、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当代世界主义［2］458－462。赫尔德在坚持世界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又从民主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扩展，从而把世界主义概括为八项原则:平等的价值和尊严、主体能动性、个体责任和义务、同意、公共事务必须通过投票程序集体决策、包容性和隶属性、避免严重伤害、可持续性［13］。以这八项原则为道德参照，赫尔德最终构建出了世界主义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这一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民主首先意味着决策的全球分散化，它主张某些政策适合于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来制定，有一些适合于区域来制定，还有一些则需要建立新的机构来制定。而“当一个公共问题影响到跨国群体时，特别是当低一级的决策层次不能处理国际政策问题，并且民主的合法性只能在跨国环境中才能得到矫正时，则需要国家领土以外的协商决策中心”［14］。因此，世界主义民主是一个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治理权威分散在地方、国家、区域、全球等不同层次上。这些层次之间并非是一种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协作关系，每个层次都形成一个以公民自我管理为主导的自治共同体。在每一个治理层次上，民主和正义原则都可以通过公民自治来实现。对个人而言，世界主义民主则意味着他们需要拥有多重的公民身份。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公民，还是更大的区域的公民，而且还是世界共同体的公民。这样，他们就能够打破地方或国家对其公民身份的限制，通过民主途径在不同层次上参与那些影响到其生活的决策，以此来维护个体的权利和平等的价值。

另一方面，赫尔德又通过全球制度的改革与重建来寻找实现世界主义民主的现实途径。也就是说，世界主义民主的实现，必须要以国际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但赫尔德认为，现有的国际机构却不能满足世界主义民主的要求。首先，无数的国际政府机构之间没有明确的劳动分工，功能经常重叠，命令经常冲突，目标模糊不清。其次，国际机构体系具有惰性，这些机构在面临关于手段、目标、成本等的不同看法时不能够得出集体的问题解决方案。第三，对于跨越国内和国外边界的问题，往往没有得到国际机构充分的理解和领会，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因为全球层次的全球问题缺乏基本的归属［5］94－97。因此，赫尔德主张要对现有的国际机构和制度进行改革或重建，努力创造一种地区和全球层次上有效的和负责的行政管理、立法和执行的能力，以此来补充地方和国家层次上的这些能力。

那么，全球制度的改革与重建应如何进行呢?秉承世界主义民主之要义，赫尔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①成立由所有国家和机构组成的权威性议会可以改进联合国大会或者对其进行补充;②建立可行的区域议会和治理结构，在这些实体已经存在的地方则加强它们的作用;③开放功能性政府间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接受公众的检测和对它们议程的设定;④在政府间组织孱弱或缺乏执行能力的地方，建立新的机制和组织，比如在环境和社会事务领域;⑤加强国家的和跨国的公民社会组织的透明性和责任性;⑥如果在主要全球问题实施的优先权上有争议，可以在区域或全球层次上运用跨国家的全体公民投票来解决;⑦完善法律的贯彻和强制能力，包括维持和平及缔造和平的能力，组建一支以公民个体而非国家为基础的全球军事力量，以帮助应付严重的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5］110－113。

赫尔德的主张实际上是要加强在国家之外的区域和全球层次上的独立政治权威和管理能力的发展，但赫尔德并不否认国家依旧重要的论点。赫尔德谨慎地指出，这些制度建设并不是要取缔国家的权威，而是说，世界主义民主既认识到民族国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主张多层次的治理以解决更广泛的、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主义民主的目标是在城市、国家以及区域和全球网络中同时建立起一个透明、民主的政治秩序［5］113。

对于世界主义民主的治理前景，赫尔德持谨慎乐观态度。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民主的发展并非是从零开始的，“世界主义观念正处于二战后法律和政治重大发展的核心”［15］。虽然现在有很多不利因素，比如现在基本的政治单元仍然是民族国家，新的原教旨主义、部族主义的兴起，国际冲突的频发，等等，但是，随着政治权威和新治理形式在民族国家以下、以上和水平方向的扩散，以及新形式的国际法如战争法、人权法和环境机制开始构成一种普遍准则，世界主义契约已经处于形成当中。因此，构建世界主义民主这座理论大厦的基础还是存在的。赫尔德乐观地指出，从比较的角度看，在16至17世纪，欧洲充满了民族冲突、宗教斗争和分散的权威，世俗国家的观念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而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却被确立起来了。在当前阶段，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变革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世界主义已不是一个像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绘的现代国家理论那么乌托邦的工程了［16］。

四、 赫尔德全球治理思想的意义与不足

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其对全球正义、全球民主的大力倡导和对世界主义民主模式的构建，更为学术界所瞩目。从积极的一面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些治理观念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世界主义为道德参照的全球治理观，从而拓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和权力在全球治理中的决定作用，主张基于地缘政治或是一种国家间合作的“俱乐部”模式对全球实施治理;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强调国际制度(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新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全球治理的资本主义结构规则本质，认为全球治理机构并不只起管制的作用，它们还是斗争的场所，斗争的结果有可能改变世界的秩序［2］19。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与这几种理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赫尔德既看到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反对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主张，也重视各种国际制度的作用，但他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治理体系又持批评态度。因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别具一格，为学术界展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赫尔德构建的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把正义和民主从国家边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它们推向全球，从而开辟了一条使民主与正义原则在全球能够持续下去的新途径。自古希腊到现在，民主和正义问题已被人们讨论了2?500多年，然而，大多数思想家却认为它们的应用范围只能是城邦或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在国家之间、跨国领域、区域之间乃至全球追求民主和正义是不现实的。罗尔斯虽然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原则，但他却坚决反对在全球实现分配正义，从而把其正义原则严格限定在了国家边界以内。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著名的多头政治民主理论，并严密分析了民主从理想到城邦以及从城邦到民族国家的两次转型，但其对超越国家的全球民主前景却并不乐观［17］。然而，赫尔德却敢于突破陈见，不但指出了传统民主与正义理论的局限，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正义和民主的实现进行了世界主义民主模式的构建，这种理论创新的勇气和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既彰显着传统的欧洲学术思想与风格，又充满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从而在思想传统与现代实践之间达到了有机结合。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世界主义主要是一种欧洲思想传统，它经历了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中世纪救赎神学、康德的世界公民思想到当代世界主义的发展脉络，其在欧洲(包括美国)以外的发展和影响并不明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主义在当代欧洲再次掀起了一股复兴浪潮，哈贝马斯、布赖恩·巴里(Brian Barry)等人成为这一思想的主要传播者。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受到了这一欧洲学术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也是对当代欧洲特别是欧盟及其治理结构发展进行理论升华的产物。赫尔德本人也承认，欧盟的发展与治理实践为其全球治理思想提供了现实灵感与经验基础［18］。因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又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也正因为如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才会超出纯粹的理论层面，在当代欧洲政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是，金无足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从而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评。首先，从其理论定位来看，赫尔德全球治理思想中的规范色彩过于强烈，左翼倾向比较明显，由此给人留下了乌托邦的印象。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主导着全球秩序，因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方略必然会首先遭到国家的阻挠。同时，就目前而言，各国公民的认同仍然是基于国家或地方而构建的，他们对更高层次共同体的认同感并不强烈，即使赋予公民多重的公民身份，使其有资格参与不同层次的决策治理，他们仍然会以地方或国家为主要参照，而很难首先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来定位。一些现实主义者甚至认为，世界主义及其关于全球公民身份和跨国民主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辞藻，是乌托邦式的想象及其有限愿望的产物［19］153。其次，在当前现实中虽然存在着世界主义的积极因素，但赫尔德明显地夸大了这一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人权、环境和战争法等领域，确实出现了一些以个人而非国家为价值载体的全球法律，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等，但是，这些世界主义契约在整个国际法体系中仅居于少数地位，它们并不能为世界主义全球治理提供充分的现实支撑。再次，赫尔德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也表现出明显的集权倾向。在全球建立具有很大立法与调节权力的新政治机构来增进民主和正义，而又不至于使人们受到新的集权机构摆布，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困境。最后，丹尼洛·佐罗(Danilo Zolo)的提醒也值得人们注意:“任何一种世界主义方案如果在本质上不是对霸权或暴力行为的承诺，它还能是什么呢”［19］15。因此，赫尔德的全球治理思想很容易成为某些西方大国谋取私利的工具或道德借口。这一点则尤其值得人们注意。

参考文献:

［1］詹姆斯·罗西瑙. 没有政府的治理［M］. 张胜军，刘小林，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M］. 曹荣湘，龙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Held D， McGrew A.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4］Held D. Reframing global governance: apocalypse soon or reform［J］.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6，11(2):157.

［5］Held 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6］卢静. 全球治理:在规范与经验之间［J］. 国际论坛， 2006(6):20－23.

［7］Held 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M］. London: Hutchinson， 1980.

［8］Held D. Models of democrac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9］罗尔斯. 正义论［M］. 谢延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66.

［10］Held D.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EB/OL］. ［2007－12－03］. http:∥lse.ac.uk/depts/global.

［11］戴维·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M］. 胡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3.

［12］Held D.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M］∥Held D， Kohler M.Re-imaging political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1.

［13］Held D. Principles of cosmopolitan order［M］∥Brock 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0－27.

［14］Held D. Globalization and cosmopolitan democracy［J］. Peace Review， 1997，9(3):310.

［15］戴维·赫尔德，詹姆斯·罗西瑙. 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328.

［16］戴维·赫尔德. 驯服全球化［M］. 童新耕，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143.

［17］罗伯特·达尔. 民主及其批评者［M］. 草海军，佟德志，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全球治理篇10

【关键词】全球治理体系 历史演进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新旧转换的历史节点。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新的现实挑战。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全球治理的演变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帝国秩序、国联体系、联合国体系和后冷战秩序。

首先是帝国秩序阶段。克雷格・墨菲认为，帝国秩序是全球治理的开端。维也纳会议和神圣联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维也纳会议旨在重新划分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会议的目的是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的各国旧王朝及封建欧洲秩序，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为了保障和平，维也纳会议开创了一个国际均势体系。会议达成的协议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外交事务的权利与义务，这些政治行为制度化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为了维护领土和完整，大国通常制定维持均势现状的政策。一旦出现国际争端，它们会集体召开专门会议，也就是欧洲协调机制。尽管英国拒绝加入干预拉美革命的企图，该机制成功镇压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支持的起义。美国于1823年发表的门罗主义防止了欧洲国家对拉美的控制。门罗主义主张，美国不属于欧洲政治体系，并视其为美洲独立国家的保护者。门罗主义的实质是美洲国家不能参与欧洲列强的政治事务。尽管许多欧洲国家不愿正式承认，门罗主义代表了欧洲和美国第一次就国际事务设计了一种交往方式，这一方式有效扩大了全球治理的范围。

欧洲协调机制持续了90年，克里米亚战争是这期间唯一的国际战争。由于无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它的合法性很快消解。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协调机制在一段时期获得了很高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制度化在通信和交通领域也得到了推进。新的通信技术有力推动了国际合作。电报的发明使得远距离信息传递得到了实现，并于1865年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随后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无线电联盟有效促进了全球治理规则的建立。通过签订和批准相关协议，国家同意在各自国内实行这些规则。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机制，以反对未经授权对专利、版权和商标的随意使用。这些国际联盟的涌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到19世纪，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将世界分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并产生了新的国际分工，中心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提供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全球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国际组织的形式，已经变得必不可少。

其次是国联体系。新的全球体系通常出现在战争之后，一战的悲剧促使各国反思过去的国际行为模式。国际联盟成立于一战后不久。国联的目的是维护一战后的国际格局，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以避免一战的悲剧重演。国联虽然试图调停国际争端，但由于缺乏强制力，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理事会是国联最主要的机构。虽然美国是国联的倡议者，但由于与英法等国的分歧以及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国联主要受英法两国操纵。大萧条和二战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国际和平、安全与经济事务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制度安排。美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二战结束时，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超级大国，拥有核武器，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美国开始放弃单边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转向多边主义参与国际事务。美、苏、英三国领导人主导并奠定了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

最后是联合国与后冷战秩序。冷战的终结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联合国之外，全球体制的多样化发展、新的种族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以及中国、俄罗斯、东欧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世界市场都要求重构全球治理体制。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没有通过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化接纳新兴市场的利益和声音，这种冲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尽管国际政治在实践层面没有发生大的变革，但国际政治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转变。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国际会议更多关注可持续发展议题，比如儿童和妇女权益、环境、人口、社会发展、犯罪和种族主义等。1994的国际人口发展大会和1995年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所制定的指导原则和制度规则，为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国际会议也并非毫无私利。2001年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反种族主义世界大会的反犹主义议程使美国和以色列相继退出了本次大会。

因此，联合国系统不仅成为全球话语的舞台，也成为全球竞争的舞台。没有大国的合作，这些话语很难在规范和法律层面变为实践。非政府组织也在这些新领域的规则制定上发挥了作用。1997年成立的透明国际每年都会全球清廉指数，对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全球清廉指数的会提升国家和政治家对腐败的重视，但并不能有效抑制腐败。国际社会需要为企业和国家在金融交易中的行为制定标准，使它们遵守WTO的规则。国际合作的扩大也呈现出更多积极的迹象，包括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和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反人类罪的审判等。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

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挑战

二战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机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投资、金融、通信、旅游、恐怖主义、犯罪和军火走私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以至于造成法律和组织滞后。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未能赶上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全球治理体制的范围和权力在事实和法理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鸿沟。

尽管在法理上联合国系统掌管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或解决主要依靠武器精良的国家；尽管在法理上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基石，但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仍然主要靠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并未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体同步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趋势会在缺乏替代治理合法性的选择形式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弱现有国际体系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2017年1月，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开辟出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也为变革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