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范文10篇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1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2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英语(包括所有外语种)教育界也经历了从被动甚至盲目接受国外的理论和实践到结合中国国情，对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反思。这是一种质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外语教学走上了日趋成熟的发展道路，顾日国教授曾比较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与利用远距离传播手段及网络手段的教学模式，提出教学模式的转变是为了适应当今世界社会、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许多外语学科都开始注意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以及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跨“文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尤其是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和商品市场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众望所归的理念，如何对跨文化，的内涵、构建以及功能作深人细致的多维视角的解析，特别是如何按跨“文化”的思路对各个学科的专业设置和发展方向作出根本性的重新设计．是当下外语教学中的重大课题。

2吸取国外现代语言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

人文主义语言教学思想与传统语言教学思想上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对语言教学目的的认识上，传统语言教学思想认为帮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教学的最终目的，人文主义教学思想则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实现自我(self-actu．alization)，使他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语言教学也不例外。虽然中西文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差异很大，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中国逐步世界化的过程中．尤其是高度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国外现代语言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能给我国的外语教学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其中有几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引起注意：

(1)外语教学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不应只以语言教学为中心，同时还应考虑通过语言教育达到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不应仅限于新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所提出的借“鉴和吸收外国精华，提高文化素养”，而应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如通过小组活动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性，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外语教学和研究中，在注意学生的智力因素的同时还必须重视非智力因素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Amond(1999)将非智力因素分为个体因素(individualfactors)和关系因素frelationalfactors)两大类。个体因素指的是学习者自身的内在因素，如焦虑、抑制(inhibion)、个性、动机、学习方式等。而关系因素指的是学习者与其它学习者的关系，以及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文化所持的态度。

(3)必须充分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语言教学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教学材料、教学法或语言分析，而更多地取决于学生自身和学生之间的活动过程。语言课与其它课程不同，语言不仅是教学内容，而且也是教学手段，只有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才能保证教学效果。

3在传统教学法基础上促进教学过程的交际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加，社会对外语交际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教学法在培养学生交际能力方面的缺陷日益凸现。然而，随交际法的成功引进．外语教学界却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传统教学法饱受抨击，甚至被说得一无是处。可在教学实践中，它又是多数外语教师首选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理论上声名显赫，大红大紫的交际法，在教学实践中又大多处于附庸地位，尚未能取传统教学法而代之。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处于共存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由两种教学法自身的特点及我国社会特定的外语需求和教学条件所决定的。我们学习外语的首要目的是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洋为中国。因此，重视阅读理解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培养也就成为必然，而且相对于汉语来说，英语语法的条理性又较为明晰，所以在中国盛行以语法一翻译为主的传统教学法也就再自然不过的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加，外语不再仅仅是学习、借鉴的工具，其交际功能也日渐突出，以培养交际能力为己任的交际法便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中国外语教学的课堂。相对落后与开放交流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外语教学由原来的单一目标转向现今的双重目标：一是用外语作为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学习工具，二是用外语作为强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的交际工具，教学目标的双重性决定了传统法与交际法共存的现有格局。这是二者共存的社会基础。

4按文化科学思路建构。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学的学术发展方向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2

30年前，由于世界各国间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我国逐渐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今天，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各个行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其中全球化对中国日化品行业带来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日化用品中，国产品牌的产品数量究竟占多大的比重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国内市场的洗发水品牌超过2000个，而为消费者熟知的牌主要有：海飞丝（宝洁出品），清扬（联合利华），夏士莲（联合利华），霸王（中国企业），潘婷（宝洁），力士（联合利华），飘柔（宝洁），等，其中中国本土品牌的占有量明显低于跨国公司以及中外合资企业旗下的品牌。宝洁公司占有了中国洗发水市场的最大份额，作为市场的领导者。紧随其后的是联合利华公司和丝宝公司，在其后是强生、花王、索芙特、欧莱雅等。洗发水的销售只是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日用品销售情况的一个代表性范例。其他日化品的销售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国产品牌的日化品在市场的竞争中优势非但不明显，也可以说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国产品牌大部分属于中低档品牌，它们在企业的发展方面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在面对国外品牌的竞争时显得难以应对。相信至今仍有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使用的日化品牌究竟属于哪家公司，现在的日化品行业中“同质化”现象严重，消费者购买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生产产品的公司是否具有影响力。大型的跨国公司普遍资金雄厚，并且有着一部分稳定的消费群体，这些特质使得它们优势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许多日化品企业起步较晚，水平低，且生产规模不大，这就使得国产品牌容易面临被收购或淡出市场的危险。

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很多大型跨国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开拓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一方面属于外部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日化品企业本身在营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就产生了内部的缺陷。针对中国日化品企业存在的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第一，树立鲜明的品牌个性，进行正确的品牌定位。成功的自我认识和个性的表现是国产品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以牙膏品牌为例，“田七”的定位是中草药牙膏，“云南白药”的定位是高端非传统牙膏，而“冷酸灵牙膏”的定位则如同它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品牌想要的发展方向，才可以更加清晰地制定日后的发展策略。第二，重视产品的科技研发，把握全球日化品的营销及发展趋势。宝洁公司采用多品牌的策略，每一个旗下的品牌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多创新进取。中国日化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崇尚天然配方的趋势进行新产品开发，比如添加植物配方或中草药成分。在包装方面，可以采取更加环保的包装，为产品创立良好的形象。第三，建立以经销商为主的行销模式，运用正确的价格手段和促销手段进行销售。中国现阶段的日化品市场以国际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导，想要在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国产日化企业需要进行更多的市场推广以便增加品牌的影响力。第四，在规范的制度下经营，加强企业形象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近年来，有不少中外日化品被曝光添加了有毒害的化学物质，这些日化企业都违反了规范的社会制度，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今天的社会中，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会很自然地将品牌的信誉和社会形象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一家懂得如何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的公司,才会是有长久发展潜力的公司。而一个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会在建设企业文化方面得到更多的共鸣。第五，实行多品牌战略，通过自创与收购等方式实现企业的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立白公司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目前立白集团正经营七大类、六十多个品种的系列产品，并于2005年收购了牙膏制造企业蓝天六必治。“立白”现已涉及了洗衣粉、洗发水、护肤品、洁厕剂、洗洁精和牙膏等领域，并成为了国内日化品行业少有的过百亿企业。

在全球化的整体趋势下，国内日化品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仍将面临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快速增加，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整个大众日化行业的市场将进一步细分的状况。同时，在诸多大型跨国企业的竞争压力下，针对日化品市场资源的竞争仍会加剧。国产日化品企业将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产品牌可以从大型跨国品牌成功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占领中国市场也使得国内企业获利的难度加大。只有把握正确的营销策略，树立更好的品牌形象，在规范的制度下经营，并以国际化的视角努力成为由国际影响力的国产品牌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只有用质量和创新取胜才可以博得国内外消费者的信赖，才可以成就一个成功的企业。想要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国产日化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全球化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并且全球化发展早期的特征和影响已经到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被给予了透彻的分析。经典作家生活在全球化已开始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从世界的视角、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对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说: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问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2.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不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作用决定它的存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时存在或消亡。但全球化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新发现，赋予无产阶级以新任务。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其驱动下，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好处。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全球时代，创造财富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公务员之家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情绪。随着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资本开始跨国流动，出现了“跨国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绝对收入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重的工业转移至落后国家，表面上将污染转移出去，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圈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是全球化的。

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

今天，我们党“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充分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中，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困扰，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治上摆脱旧机制的束缚，经济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各行业的监管体制，维护各方面的稳健运行;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经济贸易与环境、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114.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4

一、“世界历史”与初级阶段全球化

盛行于当代的全球化，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便拉开了序幕。对于全球化的发端，马克思在思想史上首次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给予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所以，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全球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既是其主体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进程，又是其主体满足自身的需要、利益，实现其价值选择的过程。全球化进程常常受到其主体主观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由此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全球化进程至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因此，当代全球化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烙印。基于此，当代全球化可称为初级阶段的全球化。

初级阶段的全球化，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效应：其一，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推动经济市场化，发展高科技，倡导民主与法治观念等，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二，全球化也加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畸形发展，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不平衡发展问题、移民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具体而言，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物质文明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自由化，促进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国际金融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中，又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的本性是尽快地增值，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二战”以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核心确立了旨在保护其利益、非公正的经济体系，使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市场机制和运作手段方面的优势，直接表现为强大的经济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众多贫困人口的存在，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是资本积累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二，在制度文明方面，作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资产阶级对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制度体系中的社会体制是最活跃的部分，既为基本制度服务，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凝聚着人类制度建设的共同智慧和经验，是全人类共同贡献、共同分享的文明成果。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超越其欧洲的起源，席卷整个世界；民主与法治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对人的尊重，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而专制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实行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因其一系列改革而解决，而是依然发展着。

第三，在精神文明方面，全球化进程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国家和民族的狭隘视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思维与行动中具有了全球观念。同时，与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意识，如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市场意识、法治意识也日益形成席卷全球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所接受。

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难以遏止自身的意识形态冲动，把文化的世界性绝对化，无视不同社会制度对文化发展的制约，无视不同民族赋予文化的具体特点和形式，借助于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利用全球化不断强化其意识形态战略，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灌输其价值观，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许多民族语言、艺术品种濒临灭绝，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的大一统与单一性，最终会导致文化创造力的丧失，导致文化的停滞不前。

第四，在生态文明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以物欲为旨归的生活方式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形成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和臭氧层空洞所构成的生态危机，已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

究其原因，不少西方思想家均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必将破坏生活的基本要素和生活质量。美国政府拒绝签定保护环境的《京都议定书》，便是例证。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等方面，均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它为人类最终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创造了条件。但也应看到，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扩散到全球。在传统的国家干预手段日益失效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必将在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上愈演愈烈，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风险和危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因其自身固有的矛盾终将走到尽头，取代它的必将是社会主义文明模式。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前夜”，它所造成的世界性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知识体系和管理体制，为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初级阶段的全球化必然为高级阶段的全球化即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所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所超越。

二、实践思维方式与高级阶段全球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模式是必然趋势，但并非自然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的构筑是人类文明史上暂新的事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只是时间上的前后“替代关系”，更主要的是空间上的同时“并存关系”，而且从总体讲，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主义是一个改革和创新的社会，构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必须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实现思维方式的飞跃，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系统地推进社会文明进程，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一)超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坚持和发展实践的思维方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文明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文明观的不同，以往的文明模式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古代人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因而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近代人则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的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这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便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则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社会文明观的科学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文明观，才能克服其他文明观的局限性，指导全球化步入正途。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模式中，全球化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规律”，即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球化运作遵循、合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合目的”，即指全球化进程合乎其主体的价值需求。满足主体的需求，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需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同时，这里的“主体”，并不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指向的少数人，而是主张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全球化主体观。全球化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而且，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要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

(二)克服狭隘的文明内涵观，系统地推进人类文明进程

对于文明的内涵，在不同的文明模式中有不同的界定。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资本主渝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将文明的内涵局限于经济的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惟一标准。因此，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是不协调的、无序的，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社会主义文明模式则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视人类文明为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四大要素构成的系统，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文明系统中，诸要素均具有特定的职能作用，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其中，生态文明是前提，物质文明是基础，制度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主导。只有诸要素全面而协调地发展，社会文明才能得以有序推进。

三、正确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辩证关系

当代全球化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一元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具有开放的性质，又内含独立自主的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从而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一，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代全球化既提供了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为各国最大限度地摆脱资源和市场的束缚提供了条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生产要素的缺口，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坚持并深化对外开放，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融入全球化进程，化解全球化带给社会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

对外开放并不是依附于别人，而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础的。对外开放能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而自力更生则又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础。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完全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自己，也不能受制于全球化中的西方战略，甘居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第二，正确处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

全球化存在着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具有世界性，国际组织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跨国大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大；国家间的整合程度极大地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另一方面，全球化具有民族性，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普遍的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其本民族、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民族、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例如，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同意接受和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是在解释这些公约的意义，特别是在本国实施这些国际公约时，都深深地带有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烙印。

全球化不是千篇一律化、单一模式化，全球化并不否定和抹杀民族化。民族化发展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点，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民族特色的，才能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发展趋势必然强化民族化发展趋势，而民族化发展趋势也必定推进全球化发展趋势。因此，任何强调一个方面或否定一个方面，都是不符合发展趋势的。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游戏规则对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和地位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压制态势，而改变这种态势的惟一方法就是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民族和国家也只有充分地把握全球化的民族性特征，才能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求开放度最高的与世界市场的结合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

第三，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

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一些经济强国局限于自身国家利益，按照他们固有的理念拟定国际贸易的标准和重建国际贸易秩序，严重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给全球化的前景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这种不公正、不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说明了发达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萎缩”之上的。诚然，由于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和体制转轨过程中，从总体讲，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掌握技术和战略竞争的主导权，只能接受和遵循现有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但是，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永恒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存在纯粹的、永恒的客体，也不存在纯粹的、永恒的主体。任何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一切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有平等权利参加国际经济、政治组织，共同制定各种规则。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认为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都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的经济框架，接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规范，这种观念是片面的。全球化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且是一个可为的、可以设计和引导的过程。我们必须跻身于全球化，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对话中，取得强有力的发言权，打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统治地位，防止和消除经济全球化中的帝国主义现象。

要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主义。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和平等的最大威胁。20世纪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经验昭示人们：只有经过斗争，新秩序的规则才能得以确立并逐步实现。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是可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被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接受，是解决好周围邻国之间关系行之有效、普遍适用的原则。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5

一、“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即拉开了帷幕。如果说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而引发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趋势，到一战的爆发宣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终结之日为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那么，随着社会主义一举从科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由此进入了有社会主义在其中运动着的新一轮“全球化”。不过，事实上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止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所谓“全球化”只能说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还远不是覆盖全球、囊括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全球化”。此后，随着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结束了被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决定打开国门以后，所谓“全球化”才在制度层面上开始凸显其意义。然而，此时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是完全的，因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因而消费潜力巨大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还处在“世界市场”之外。因而应该说，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成为一种在制度上、地域上都比较完全的世界现象，还是在后冷战时期。随着苏联、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改弦易辙，西方跨国公司在短暂的彷徨以后，出于“经济人”固有的“理性”，开始抓住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急需转型的时机，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巨大的新兴市场，从而刺激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拉动了新一轮的“全球化”。与这一过程相伴随，世界经济呈现出飞跃性的发展。

然而，当新一轮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赢得人们的肯定性评价时，1994年1月1日，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的那一天，那个无数人眼中的又一个“格瓦拉”，率领萨帕蒂斯塔向墨西哥军发动进攻，誓死捍卫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权利，由此吹响了“反全球化”的号角。此后，从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到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从2000年9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年会到2001年7月的意大利热那亚8国峰会，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

无论是萨帕蒂斯塔运动，还是热那亚抗议示威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为了“反全球化”而走到了一起。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不乏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那样的反全球化斗士，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大都处于观望之中。现在的“反全球化”参与者主要来自全球化的发源地欧美，[1]这既耐人寻味，又发人深省。

二、“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之缘由

如果说在热那亚8国峰会以前，在西方政要眼里的“反全球化”示威者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话，那么，当一名反全球化示威者在热那亚8国峰会的会场外被枪杀身亡后，人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这种抗议的深刻动因。正如法国总统指出的：“如果没有什么原因触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是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这里来游行示威的。无论对错，肯定存在某种焦虑、某种困难。对此，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2]

现实地看，“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3]这很典型地说明了“反全球化”运动是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种种负面效应的集中回应。

——全球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诚然，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客观上有助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受益，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此说不无道理。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全球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资本的本性是趋利，它当然集中于像纽约、东京这样的利润中心，而不情愿到“先天不足”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正如哥伦比亚总统内斯托·桑佩尔所说：西方得到蛋糕，我们只有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4]的确，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而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经济全球化只能使那些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的与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它影响”的人们之间“怪异而危险地两极分化”。[5]而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大发展推动的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全球化”，则又进一步拉大了此种距离。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5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与最贫困的5个国家相比已相差74倍，比10年前增加了14倍；[6]世界个人首富前3位的盖茨、阿其兹·阿勒沙特王子和菲利普·安许茨的资产总额竟超过26个国家、6亿多人口财富的总和。[7]全球化同样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和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即在原来的“第一世界”就出现了贫困化与边缘化（尽管此种贫困与边缘化不能与穷国相比），但同时原来的第三世界却出现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的新富。如作为全球化最大牟利者的美国，也正是西方国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反全球化”声势最浩大的地方。在发达世界，一方面，跨国公司为增加竞争力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另一方面，原有“福利国家”制度在土崩瓦解，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当地居民就把自己的失业与收入下降归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引发的政治问题多多。首先，跨国公司的权利膨胀，导致了民主的危机。对此，德国《明镜》杂志有生动的描述：“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8](P13)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扩张，使世界各地都在“复制”美国，由此也引发了世界政治秩序的混乱，因而也难怪有人指责美国推行全球化，旨在使“全球美国化”。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据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的资料显示：1970～1995年，地球即损失了1/3以上的自然资源；淡水指数降低了50%，海洋生态系统指数下降了30%；世界森林面积下降了10%，每年损失的森林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9]尽管环境问题与全球化的关系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但近10年加速的全球环境恶化却正好与加速的全球化同步，这不能不使人们把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6日发表《环境污染，穷人受害》的文章说：虽然富人在举行反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活动，但“污染却正在地球上最贫苦的人们中展开一场无声息的大屠杀”。在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占90%，另有2500万人农药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美国、日本、欧洲纸制品消费占世界的2/3，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肩膀上“摘苹果”，落入发达国家口袋中的“苹果”越多，发展中国家承受的负担越重。

以上所述不过是全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但是，我们也可从中窥见“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一些原因。

三、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批判性审视

从严格意义上说，“反全球化”一词并不很确切，因为人们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尤其不反对那种作为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那些强烈抗议全球化的示威人群自己都不大使用“反全球化”一词。准确地说，反全球化者反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尤其是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新一轮“全球化”方兴未艾的今天产生的“反全球化”运动，有助于我们廓清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看到世界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危机。同时，有可能使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国进行反省，从而对国际国内政策作出较大的调整，使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轨道发展，从而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反全球化”并未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积极意义也就仅仅在于提出了问题而已。尽管有些反全球化观点切中了要害，但却不能提出建设性方案，或不具有可行性，因而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且不说“反全球化”运动依然难以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且不说“反全球化”者并未真正从全球的角度而只是从其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也不说“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形式除了频频以黑客身份攻击西方国家的官方网站外，就是带有暴力倾向的街头示威甚至冲突活动，单从“反全球化”者提出的诸如“全球化要具有人性”、“世界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国家”等口号，我们就不难发现“反全球化”者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心存幻想。这是“反全球化”运动存在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们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的使用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机器的使用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却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面对这种社会不公正，英国各地出现了捣毁机器的浪潮，此乃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马克思认为，造成工人灾难的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因为机器的使用就其本身来说是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使用延长劳动日；因为机器本身减少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使用提高劳动强度……。”[10]新一轮“全球化”只是由于其明显地带有西方强权主导的意味才导致了问题重重，因为这种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更加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11](P274)因而可以说，新一轮的“全球化”仍不过是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是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跨国垄断资产利益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打破垄断资产阶级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垄断，全球化就永无宁日。对于这一点，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拉蒙·巴拉格尔的论述十分精辟：“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资本主义很明显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科学越发达，生产力越高，它所制造的贫穷和社会差别也就越多越大。”故要真正解决新一轮“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对其抱有幻想。

不仅如此，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乐章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由于“反全球化”者良莠不齐，其目标也千差万别，因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全球化力量难以汇合，更别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反全球化”力量的融合了。尤为值得深思的是：每当美国国会有人提出不给中国正常贸易提案或其他制裁中国经济的议案时，表示支持的往往却是美国的各种工会组织（他们往往也是“反全球化”的力量），主张开展对华正常贸易的往往是美国大公司的经理或董事长（他们往往是全球化的支持力量）。这似乎与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正好相反，然而这岂不是从一定意义上正好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力量的融合“难于上青天”吗！

或许正因为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对全球化的制衡意义是有限的，但它毕竟吹响了反对由西方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号角，其对全球化的促进意义也不可磨灭。

四、“反全球化”运动的未来

综观“反全球化”运动，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必将逐渐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首先，从行动方式上看，将由目前的情绪化和暴力倾向逐渐走向理性化。《环球》杂志一位多年来跟踪报道“反全球化”的记者说，“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没有理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热那亚8国首脑会议上，有些“反全球化”者已对同伴的暴力行为表示遗憾与反省。因此，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及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反全球化”者必将进一步对其斗争形式进行反省，努力寻求既能扩大影响又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斗争形式，带有一定暴力倾向的街头示威甚至冲突活动将会逐渐减少，并推动“反全球化”运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而最终走上一条理性化与法制化的轨道。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6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能解决生态危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对于经济全球化现象和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有过描述和预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全球化现象的描述。当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描述全球化的继承和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统一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用欧盟主席巴罗佐的话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淹死。”［2］11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便直接借用中国的成语“同舟共济”来表达巴罗佐所说的那句话意思。从某种角度和立场来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对此状况人们还形象的比喻为，“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就像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社会瘟疫犹如2003年非典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导致世界范围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日益增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和途径也越来多样化了，并逐渐由武力征服而转变为协商对话，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也可以采取一些协调一致的行动。比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击国际刑事犯罪，打击国际贩毒，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已经形成了真正的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的利益已经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了。这种观点和看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巴罗佐和希拉里的“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淹死”的说教，不过是用来遮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侵略和掠夺本质，愚弄和欺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障眼法。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的霸权化。它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扩张过程，它已由原来的经济、金融帝国主义变成“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反自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只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些西方的政客们只强调大家都同在一条大船上，人人平等，利益一致，而有意回避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和利益冲突，遮蔽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对此，美国已经离任的国务卿基辛格则比较坦率地道出了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速了贫富之间的鸿沟。”［2］11可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类利益的大同，也并没有建立起利益一致的人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便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生态环境、核武器威胁问题，各个国家在处理和应对这些问题时，仍然是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狭隘利益而置其他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不惜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也存在极端的不公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占世界20％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上80％的自然资源，一个富裕的美国人所消耗的资源是一个贫穷的非洲人的几百倍。“当强悍的美国守着本土地下的石油资源不动，从千里迢迢之外运来的石油喝了不算，还把灌入地下储存起来时；当富庶的日本守着百分之六十六森林覆盖率不动，木材进口量却占世界木材总进口量一半以上时；当世界上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消耗着五分之四的自然资源时，……日本想保住本国的森林。但是，世界森林减少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会使海平面上升，岛国日本不是自食恶果吗？美国想延缓本国的石油危机，但世界石油资源枯竭后的美国能幸免于能源危机吗？”［3］128可见，在这些事关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环境资源问题上，这些国家仍然在绞尽脑汁地斤斤计较，不惜以损害其他国家或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国家的私利。资本主义生产和对外扩张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以无限的价值扩张为目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4］。发达国家这些非法的、不道德的行径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它们的生态殖民地。无数大量的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正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多数不发达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总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无限追逐经济利益的贪婪本性，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无止境的掠夺，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具有丰富内容和自身的价值，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自来水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5］124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经济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如蕾切尔•卡逊所说的“导致最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但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狭义）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的生活环境。”［6］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或集团占有，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冲突与争夺，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向其他国家倾倒垃圾，转嫁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也就在所难免了。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无限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们不能很好地平衡和解决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破坏环境掠夺资源的内在冲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生态危机与共产主义的全球化

当下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人类利益的一体化，尽管他们宣称我们都同在一条大船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益是一致的，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沉没。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和实质是新的全球殖民主义化，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掠夺东方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过程。因为全球化规则是由美国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是按照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要求制定的，东方等发展中国家被迫执行的。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强行推行到全世界的过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从属于资本主义。这种全球化并不像全球化主导者所期许的那样，它并没有实现各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协调一致，并没有实现人类利益的大同。非但没有缓解和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而是进一步j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缓解和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就必须代之以新的、更加理想的全球化，即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将消灭国家和民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建立利益一致的真正和谐的人类共同体。人类的整体利益不仅包括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包括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人类长远利益不仅包括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也包括千秋万代的利益。是以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的。从人类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认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人类要世代延续永恒发展，不仅要平衡好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否则，就难以规避相互倾轧和掠夺的悲剧发生。为限制那种把万里之外的资源掠夺来，自己用了不算，还把他存储起来的行为，为制止那种只珍惜自家树木而滥砍他人树木的强盗做法，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设想的，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利益一致的统一世界。但是，汤因比同时又警告他的同胞，“西方人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恰恰相反，‘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因为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这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惟一选择。……未来的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于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现存文明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因此，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129。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彻底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国家，也不能只寄托于一种文化或文明。而是需要一种世界大一统的文明与文化，需要全球性的思考和全球性的行动，而不是地方性的思考与行动；使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明放弃自己过去所坚守的传统和立场，由分歧对立走向融合，要构建一种融百家之长人类性的文化。也就是说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和文化既保留各民族的特色，又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是人类的大同世界，即是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因此，人类要彻底摆脱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必须由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分裂、对抗而走向统一与合作。分裂与对抗是由于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必然导致冲突与对抗，让他们走向联合与合作就必须要平衡好他们之间利益关系。在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让他们完全放弃自己利益要求，那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国家或集团的联合，具体说来有两种，一是自觉自愿的，人们经过慎重的理性思考，自觉选择合作而放弃对抗是因为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即合作是“双赢博弈”，对抗是两败俱伤，只有合作是“双赢博弈”，人们才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合作。哪怕这个“双赢博弈”是暂时的、微小的，他们也会如此。同时大多数人在面对利益抉择时总是把眼前的、微小的、可见的利益看得比那些长远的、重大的、不确定的利益更重要。因此，要使人们自觉自愿选择合作，必须使人们认识到合作能使他们合作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他们意识到未来比当下更重要，全局比局部更重要，生存和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类能够长久地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全球性的思考和全球性的行动，而不能单兵作战。“回报是合作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条件，有回报的合作是比无条件合作有更好的道德基础。回报的策略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帮助了别人，回报使双方从合作中获利”［7］。二是被迫的，即通过外在的法律或政策强制迫使个人之间、集团或国家之间走向合作。小范围的合作相对容易实现，政府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措施迫使个人之间或企业之间实现合作。也可以通过经济杠杆，使合作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使不合作者利益最小化，或者对不合作者通过各种惩罚措施使其自愿选择合作［8］。但是惩处力度必须使其如果不合作就会倾家荡产，让其无可选择，只能选择合作。超出一个国家范围的合作即国际之间的合作实现起来就比较艰难了，因为现在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或者是形同虚设，或者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和操纵，根本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在缺乏强有力国际监管机构的前提下，对那些采取环境不合作政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对他们加以惩戒。这样也就无法惩罚那些选择不合作的国家和集团，而且这种不合作是以最大限度损害其他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简直就是一种强盗逻辑，对这种强盗逻辑我们也只能进行道德谴责，无法加以实际制裁。这样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此可见，不能真正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不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不会根本解决。要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实的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却只能使全球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因此，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才能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实现了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利益的一体化，进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来说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122而且，“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120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一致、和谐统一，进而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本文作者：周秀英穆艳杰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7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全球化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并且全球化发展早期的特征和影响已经到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被给予了透彻的分析。经典作家生活在全球化已开始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从世界的视角、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对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说: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问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2.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不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作用决定它的存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时存在或消亡。但全球化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新发现,赋予无产阶级以新任务。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其驱动下,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好处。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全球时代,创造财富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情绪。随着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资本开始跨国流动,出现了“跨国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绝对收入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重的工业转移至落后国家,表面上将污染转移出去,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圈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是全球化的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

今天,我们党“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充分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中,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困扰,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治上摆脱旧机制的束缚,经济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各行业的监管体制,维护各方面的稳健运行;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经济贸易与环境、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世界历史的思考中洞察到全球化的存在和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们分析认识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分析现代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面对这一大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应对和解决全球化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114.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主权，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全球化环境范文篇10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

2．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保证经济安全。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强综合国力是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坚持扩大开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加速本国科技进步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发展中国家应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应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拓展更加广阔的经济活动圈。与此同时，要注意防范经济的对外依赖性，消除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发展中国家还应进一步积极参加国际性经济组织或参与它们的活动，争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

3．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根本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发达国家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调整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发达国家间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越来越倾向于控制某一产业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关键环节，而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劳动和资源密集的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当前，发展中国家大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但这种升级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发展中国家两大历史任务——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产业升级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立足现实与着眼未来的有机统一。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