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十篇

境外投资篇1

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历史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但当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大,外汇资金短缺,投资主体单一(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因此境外投资主要是设立贸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资规模较小。20多年来,我国境外投资由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境外投资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到1998年底,境外企业数达到5666家,中方协议投资总额为63.3亿美元。从1979~2001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61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84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境外投资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模式,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投资地区多元化

中国境外投资原来都以港澳投资为主,到2005年底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亚、非、拉美新兴市场投资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国在港澳合计设立境外企业2856家,中方协议投资43亿美元。

1.2投资目标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境外投资的目标大多是以设立贸易公司并将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或者设立开发公司并将原材料(包括资源)供给环节内部化。当前境外投资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一是市场服务性的投资,即通过投资建立完善的国际营销及服务网络。如温州的月兔电器集团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公司,为出口的空调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务。这种境外投资的目标是产品服务环节的内部化,可以视为进出口贸易环节内部化目标的延续和深化;二是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即在出口市场或者出口市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主要设备、原材料由国内供给,产品一般在境外销售。这种境外投资大多是我国边缘产业(也是优势产业)向其他国家的转移,符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三是技术获取型的投资,通过投资加强与国外的技术合作,获取上游技术。如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在美国设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进行CDMA技术和产品开发。

1.3投资主体多元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民营资本境外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60%,其特点是规模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这一点与国有企业恰恰相反。

1.4投资方式多元化

除传统的新建投资外,大多数企业在境外投资选择合资、参股的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各投资方在资金、技术、原材料、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并且不易受到东道国民族意识的抵制,容易取得优惠待遇,减少投资风险。同时,在经营上较少受到各种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场。

上述的我国境外投资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并非偶然,它是在国际形势和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因素下产生的。如果把我国的境外投资过分简单化、或者模式单一化、或者过度强调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资形式都不利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本的实施,不利于境外投资的健康、持续发展。构建我国境外投资宏观管理框架,必须从经济规律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境外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2构建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

境外投资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和满足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应该以下述三个方面为主:第一,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资源,主要包括我国日益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第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成熟技术和设备进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出口创汇;第三,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高精尖技术,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发挥后发优势。

这三个目标应该作为构建我国境外投资政策的重点和制定境外投资行业政策、国别政策的准绳。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外贸、财政、金融、外汇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这种情况有的是历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有必要将境外投资的门槛统一到这三个基本战略目标上来,实施境外投资管理的“国民待遇”。

与此同时,应该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这是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境外投资战略目标的有效延伸。我们可以按照基本战略目标将不同的境外投资项目(而不是境外投资主体不同)分类,从而确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对象。“一个药房抓药”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适应多元化的投资目标,一是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的行业政策,并尽快建立境外投资产业目录,明确鼓励那些资源开发型、市场服务型、出口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二是要把跨国并购和传统的新建投资在管理上区别开来,尽快制定通过跨国并购进行的投资适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优先选择那些经济互补性较强、市场相对完善金融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国别风险。

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决资本管制带来的“一刀切”问题。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禁止购汇用于境外投资的临时性措施。这一措施对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资项下的集中购汇和资本外逃、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禁止购汇的“一刀切”措施虽然限制了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资外汇需求。而实施多层次的重点管理模式,可以对跨径投资者进行甄别,以保护投资者,打击投机者。

3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国对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已经涉及到政策性贷款支持、贷款利率优惠、出口信贷支持、政策性投资本论文保险、免缴利润并充实资本金、实物投资出口退税、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境外投资,即我国企业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为主,在境外以加工装配形式,带动和扩大我国外贸出口的经贸合作方式。但这只是出口导向型的境外投资,对于同样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其他类型的境外投资,支持力度较弱;二是政策体系不够完整。境外投资风险保障等急需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三是操作程序比较复杂。企业要获得外贸发展基金、进出口银行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合资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经过不同渠道层层申报,耗时长,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对本国境外投资提供促进和保护的政策措施,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经建立的政策措施,扩大覆盖面,加大支持力度外,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重点建立如下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第一,单独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对外投资信贷基金和对外投资保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和鼓励包括符合境外投资基本战略目标的对外投资,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应简明、扼要、规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请和使用。第二,设立专门的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为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第三,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关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没收、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税负。再次,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缔约国,应积极利用该公约及其条款来有效地规避风险。最后,促进境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尤其要加强信息服务,可考虑设立境外投资研究信息咨询中心,收集境外投资相关信息,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包括协助制定投资合同和章程,协助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协助对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信用调查等。

4我国境外投资的定位

我国境外的投资活动将围绕国内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需求进行,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网络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有条件的企业在境外投资建立生产性企业,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国际市场规则。还可以直接了解并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同时也可以增加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筹资的能力和机会,有利于加强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带动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国境外投资活动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4.1企业——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境外投资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生产体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就决定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目标首先要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反映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境外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从微观主体上看,产业的各种优势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仅要求得到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且投资项目能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辐射作用,这种辐射效应的强弱,不仅取决于企业资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资项目的产业选择。因为只有合理地进行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将单体企业的分散优势转化为产业的整体优势,才能为企业带来投资利润,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进而推动国内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

4.2产业内部贸易量的相关性

境外投资活动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发展的波及效应,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发生在国外,所以其产生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海外投资项目与国内企业的贸易量,海外企业对国内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的贸易总规模,是衡量境外投姿产业选择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其实质在于充分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波及效应。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境外投资的基本方向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部

这种关联本效应的波及力越大,意味着国际生产对本国产业成长的外溢效益越大。产业内贸易量是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决定的,这种连锁关系又被区分为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对于后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其最终产品如果在国外生产,能有效带动国内中间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扩张,通过出口导向实施为本国产业开辟国际空间。对于前向连锁度高的产业,如果选择初级产品在国际生产,则有利于为本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提供资源供给。新晨

参考文献

1冯雁秋.我国境外投资多元化发展与宏观管理框架构建[J].经济学家,2003(2)

2古今.我国境外投资政策体系需进一步完善[J].中国外资,2005(4)

3陈涛,刘庞.我国境外投资现状浅析[J].辽宁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4)

境外投资篇2

截至2008年底，宁波在8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92家境外企业和机构，其中，境外资源开发投资发展较快，总体呈上升趋势，投资额从最初的10万美元到2008年的7190万美元，增长速度非常快(见图1)。民营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占80％，以独资或合资新建资源加工厂为主，收购并购为辅，主要分布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大洋洲和北欧。在开发投资的众多资源中，矿产资源占80％，林业资源占6.7％，海洋资源占13.3％。矿产资源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平分秋色，铜、铁、钴是开发投资重点。

但是，境外资源开发投资额与企业数在宁波市境外投资总量中占比较小。至2008年底，宁波仅有19家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投资总额11896.5万美元，占宁波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1.93％，相对于其他投资类别，排名最后。从运营状态上看，61％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其中13％的企业能持续盈利，48％的企业基本维持现状。另外39％的企业或面临倒闭，或出现利润明显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运营。

二、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一)资金制约

从宁波民营企业投资境外资源开发的状况看，之所以出现起步慢，无法投资大项目，或后续经营不佳的现象，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资额核准条件名亡实存，在源头上制约着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2006年以前，审批部门在核准投资额时执行“企业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一半”的规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取消了对外投资额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门操作不一，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时仍按老办法，如宁波兴隆车业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资2000万美元，但因净资产不够，只能投资800万美元，最终错失良机。

其二，融资渠道过窄，使企业投资后难以持续经营。目前，企业的官方贷款机构只有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两家，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惜贷现象普遍存在。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矿产后进入冶炼阶段，东道国落后的经济条件逼迫企业自行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而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始终未获批准。只能将大部分股权(开采权)忍痛卖给投资商，大大影响公司发展。

其三，财政支持覆盖面小，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目前，国家对“走出去”企业的财政支持包括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资金、支持纺织企业“走出去”专项资金，主要形式为前期补助或贷款贴息，但“僧多粥少”现象十分严重。如2007年全国有1000多家企业申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业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又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得款空间，宁波已连续数年未获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对这几类支持基金也会同比配套，如宁波市级和区级财政就根据投资额的大小给予3—15万元人民币的补助，而这对企业而言是杯水车薪。

其四，外汇和税收制度阻碍资金的有效运作。目前，外汇管理部门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宽了资本项下的用汇条件，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但仍需对资金来源进行审查，自有外汇投资的仍需在外汇账户上存足对应金额外汇，对后续外汇投资和资金汇出仍需逐笔登记与核准等，依然阻碍着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动作。

对企业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税收抵免等直接鼓励措施，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间接鼓励措施涉及较少。这些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资源类项目刺激效果有限，资产运营效率较低。

(二)行政制约

表现一，审批程序复杂。商务部在今年已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将于5月1日实施，原第16号令《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该办法大量下放核准权限，但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的第21号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仍在实行，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做出的具体规定与商务部标准不一，造成同一个境外投资项目两头申报，效率低下。行政部门间的权力制约使投资项目越大越难成功。2008年，宁波合盛集团已被宁波外经贸局批准赴俄罗斯投资建厂，但因注册资金过大(7000万美元)至今仍压在国家发改委，未获批准。

表现二，审批材料多且随意性大。行政部门随意或变相增加核准所需材料的现象频现，如对境外收购项目，需先备案(即先书面上报项目的基本情况)然后核准。

(三)人才制约

一是缺乏国际型的企业家。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之一是创办人具备国际眼光或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在后期管理、决策与运营中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减弱，小富即安、国际化管理水平弱等民营企业家的软肋开始显现。

二是缺乏复合型的国际化操作人才。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需要大批通晓金融、外语、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复合型人才和高素质的稳定员工，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财力和环境都无法吸引这些高素质人才，人才瓶颈从根本上制约了境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支持服务体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务体系缺位。调研显示，民营企业获取东道国的信息渠道单一，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商务考察和国外亲友介绍为主，缺少专业的信息与评估中介，企业由于获取信息不畅导致投资失误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承保对象主要惠及国有企业，承保范围仅涉及政治风险，即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风险，未涉及海外市场风险。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内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从战略高度规划、管理、指导和支持境外资源开发投资。

(一)提高认识，形成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战略机制

投资境外资源开发是企业行为，更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应发挥新闻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如开辟“走出去”专栏，定期宣传“走出去”政策导向、成功典范和各国投资信息等建立对外投资的共识。应制定资源开发投资的远期规划，建立多元化资源合作与供应渠道，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构建长效的支持服务体系。

(二)深入改革审批管理体制。加快核准进程

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顺关系，归口一个部门核准管理。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年)，除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对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淘汰审批制。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真正落实企业投资自。

二是提高核准效率。放宽核准条件，彻底消除投资额与企业净资产间的关联；简化手续，减少申报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坚决不要，不随意增加材料；确立具体可量化的审批标准，对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简度在部门间实现统一评价；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核准进程。

三是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现状，相应改革“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或先规定取消的时间限额，放宽境外企业利润汇回等限制，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消除境外放款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的审查要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1充分运用金融创新，构建双层三位的金融保险支持体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险至关重要。中国应充分运用金融创新，尝试构建国家与地方相结合，政府与企业、银行相结合的双层三位支持体系。

第一层，国家应增加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增加贷款额度，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合理扩展贷款贴息和保险的规模与范围。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对民营企业不但要“扶上马”更要“送一程”，真正显现支持效果。

第二层，作为地方政府应结合国情市情，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政企银三位一体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务资源筛选优质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做好后期跟踪服务，借银行之力振兴企业；银行通过财团贷款或企业联保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借政府之力降低风险。其次，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由银行“出让”部分贷款上浮利率的利润和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补贴组合，为银行提供风险保障，同时弥补资源获取型ODI周期长、见效慢等项目劣势。第三，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项目贷款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水平。第四，降低保费，增加保险品种，拓展高风险国家(地区)的保险业务。

2完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定独立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资源开发投资的优惠力度，增加设立亏损准备金、加速折旧等间接鼓励措施。建立健全与资源丰富国家的税收协调网络，避免重复征税。并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资促进机构为服务主体。形成服务体系

学习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设立“境外投资业务咨询专窗”，将外经贸、海关、商检、银行等境外投资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门归口咨询，实行首问责任制，使企业在遇到困难时的第一时间得到服务，减少“关系”成本。

中心主要职能是：提供人才培训与引进，成立人才服务中介；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咨询；提供经常性投资业务培训；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国内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与外方的联系；提供行业协会的办公场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优势。

(五)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体系。包括最基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及配套的单行法，如《对外投资保险法》《对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审核法》《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对外收购法》，填补法律空白。

四、企业对策

一是采用多种措施，全程控制投资风险。投资前要注意了解投资国当地情况，尤其是人文风情、生活习惯、劳工政策等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定，尽最大可能地做好调研与评估工作。要正确选择投资路径，积极进入周边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市场，适当参与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可灵活开展商业运作模式，采用独资、合资、兼并或收购等投资形式。投资后，通过增加当地员工的持股比例、采购当地原料配料、关心当地公益事业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资风险。

境外投资篇3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境外投资篇4

（一）全方位境外投资支持体系

促进机构：

法国外贸保险公司在政府指导下，向本国企业提供境外投资方面的保险服务。法国工商会体系为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和必要的技术帮助。

各类中介机构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如巴黎工商会年预算4亿欧元，其中42%来自于税收；法国外贸中心年预算8亿欧元，45%来自国家拨款，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来自政府财政支持。

投资保险：

政府委托法国外贸保险公司从事支持境外投资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政治险主要范围是东道国实行国有化、外汇及红利不能汇出、战争及暴动等风险，期限长达5–15年。市场开拓险，年营业额在1.5亿欧元以下的企业均可享受，目的是鼓励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减轻开拓市场的前期商业负担。当中小企业在境外投资遇到重大亏损时，可通过保险返回其股本投资额的50%.

资金支持：

对于中小企业，平均每个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得到8千到1万欧元的国际市场开拓支持，这种支持是资质的，无需偿还。对大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资助和政府贷款，支持其对最贫穷国家和新兴市场重点开拓的国家，开展非官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税收优惠：

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开办前4年有亏损时，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在10年内再把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财务合并制，跨国公司可将其全球投资损益合并计入财务报表。

信息服务：

一是，依靠驻外经商参处和大区外贸局，向法国企业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贸易信息；

二是，法国外贸中心提供国外市场动态、产业信息、法律规定、税收规定、融资条件、国外企业需求以及出口担保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三是，各类工商会，通过遍布全球的海外代表机构，建立各大区国际经贸资料中心，帮助企业掌握各种境外市场和经济政策信息。

（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

职能分工：

涉及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部门主要有经济财政工业部对外经济关系总司和法兰西银行国际收支司。对外经济关系总司利用各种统计数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提出分析报告和制定政策。

审批管理：

政府对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原则上不采取审批方式管理，仅对涉及敏感领域和敏感国家（如伊拉克）的投资实施管制（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履行国际义务）。对于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国家也仅从出资人的角度关注投资效益，不对项目可行性进行审批，而是让企业按照市场机制自主运作。

外汇管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对境外投资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超过1500万法郎的投资项目用汇需央行审批。1989年开始完全放开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措施，刺激了法国境外投资、吸引外资双向增长，有力促进了法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

税收制度：

采取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实行地域管辖的税收原则，即只有境内产生的利润才在法国纳税，而企业在境外投资的损益不纳入法国母公司的纳税范围。同时，为防止因避税而到境外投资或工业外迁，如果境外子公司在国外的所得税低于法国所得税的二分之一，政府要求必须将其子公司的财务纳入法国母公司之中，除非母公司能证明其投资是以当地市场销售为主，而不是出于避税目的。

（三）境外投资统计制度

统计范围：

建立一套以国际收支为基础的较为完备的境外投资统计制度，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取得10%以上股东投票权或占有企业10%以上股份，就认定为直接投资，包括股本或资本金投资、未分配利润再投资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借贷、垫款等。

统计内容：

主要是流量统计和存量统计。流量统计来源于企业的支付与决算申报。所有企业都要申报任何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交易和行为，对外操作年金额超过1.5亿欧元的企业，必须直接向法兰西银行申报每一笔投资和贸易（直接普遍申报制度）；其他企业可归类集中申报。存量统计的信息来源与流量统计不同，主要通过央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对企业进行调查来收集信息。投资流向以法国企业对外投资到达的第一个国家为准；投资的行业按法国母公司所属行业归类。

二、对我们的借鉴和启示

1、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致力于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围绕提高企业竞争力，法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使用效率，为企业创造条件。我国境外投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着眼点要放在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大力推动境外投资支持政策体系建设，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坚实的保障。

2、以企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境外投资的扶持政策

根据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特点，法国政府量身定做了一整套支持措施，并辅之以统

一、简便、标准的操作程序。我国目前对境外投资的支持政策内容少，审核环节重复设置，效果也不够明显。现阶段制定实施支持政策的重点可放在金融、信息服务税收、中介机构参与等方面，以方便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选择。同时，进一步简化有关支持措施的使用程序，整合现有政策资源，集中发挥扶持政策的综合效应；增加扶持政策的透明度，降低企业使用政策的成本，提高政策的利用率。

3、以宏观管理为前提，注重部门间协调和配合

随着外汇管制的逐步放开，法国政府目前基本上实行备案申报制度。由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负责部际联席会议，协调外交部、法兰西银行、国库司和税收总署等部门的工作。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手段单一，职能分散，缺乏协调。可考虑与外汇、财政、税务、银行、保险等部门加强合作，建立境外投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4、以信息统计分析为基础，不断提高宏观决策水平

法国境外投资统计分析制度已经成为其实施科学决策的根本保证。通过深入的统计分析，主管部门能全面掌握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政策，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我国境外投资统计工作，应在完善新近出台的境外投资统计、联合年检和综合绩效评价等办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我国境外投资趋势性和战略性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5、以中介服务网络为依托，提供全面信息服务

法国政府通过预算拨款、人员安排等手段，在不同层面建立中介机构服务网络，与政府的政策措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我国境外投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尚不完善，制约了企业境外发展。可考虑由政府指导，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多种形式境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其主要作用：

一是保证企业能够及时、充分地利用政府各项支持措施；

境外投资篇5

万季飞：帮助企业走出去并且持续健康地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2011年达到了746.5亿美元。近十年，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增长了近28倍。尤其是2005年以来，中国年度对外投资额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增长，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再创新高，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2.2亿美元增长28.6%，涉及141国家和地区425家境外企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的自身增长，同时增加了当地的就业，促进了所在国经济增长，同时为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回首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历程，从商品走出去到工厂走出去再到资本走出去，中国经济深刻的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逐渐地走向成熟和理性。对外投资形式更加多元化，灵活的运用投资，收购兼并工程承包多种形式，企业自身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走出去态势良好的同时，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涌现出一大批金额较大，关注度高的跨境投资项目，企业走出去的层次也不断地沿价值链上升，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开始涉足高附加值项目和高科技领域。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全球对外投资领域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也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依然很长。帮助企业走出去并且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是政府、商协会和各类行业组织的共同责任，我想借此机会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企业走出去政策信息和共享机制。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迈开步伐走出去最大的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不清楚国家对于走出去有哪些政策，如何利用好这些支持的政策。为此国家层面，应该进一步加强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合作，通过一定的平台和渠道向企业国家支持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审批、税收、融资、汇率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形成完善的走出去政策信息共享机制。

第二，商协会应该加强代言工商的职能，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在支持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商协会要充分发挥自身企业代言人的作用，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积极引导企业遵守国际惯例和东道国的法律，履行必要的社会职责，为企业和政府的沟通牵线搭桥。

第三，中国企业要优化内部管理，培养优秀人才，全面提升跨国投资经营的能力和水平。跨国投资和经营是对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考验，企业要进一步完善有效的投资决策机制，提升决策的效力和能力。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国际化模式，开展多元化的合作方式，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制度，提高跨区域、跨文化整合的能力，要加快培育通晓国际规则，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经营人才，引导企业不断地提高跨国经营水平。

王建军：提升对外投资的能力关键在于企业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长王建军表示，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境外投资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5千亿美元，年均增长3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2012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企业跨国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约为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8.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投资仍然保持快速增长。2012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总量达到83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27.7%，其中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所以说，中国境外投资和世界全球的跨国投资相比，2012年也是逆势的增长。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投资领域不断扩展，传统的能矿领域以外，2012年商务服务业增长46.5%，建筑业增长27.7%，居民和其他服务业增长60%。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领域也加快了国际投资合作的步伐。

二是投资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境外投资遍布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多双边合作投资机制日趋完善，政府间围绕合作投资的交流更加活跃和丰富，在中国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时，中国对外投资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多双方的领导人通过双边会谈的机会促进双方大的投资项目不断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三是投资方式灵活多种多样，更多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PPT等多种投资方式开展对外投资。

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拓展国际化业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开拓企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密切中国与各国的经济交往，带动投资所在国特别发展中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超过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人数达到220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88.8万人，来发展中国家的有78.7万人。

我认为提升对外投资能力关键在企业，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各类企业根据自身实力，特点和经验，有重点开展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加快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同时，要顺应中国境外投资的总体发展趋势，加强重点领域境外投资合作。一是根据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要求，加快境外能源资源领域投资，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二是挖掘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的新机遇，通过境外投资加快提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三是顺应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扩大内需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荐制造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四是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机遇，实时推进周边合作建设，加强与周边各国基础设施投资合作。

境外投资篇6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规范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法人（以下称“投资主体”），及其通过在境外控股的企业或机构，在境外进行的投资（含新建、购并、参股、增资、再投资）项目的核准。

投资主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的投资项目的核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项目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第二章核准机关及权限

第四条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

资源开发类项目指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资源的项目。此类项目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大额用汇类项目指在前款所列领域之外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此类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用汇额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第五条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项目核准权不得下放。为及时掌握核准项目信息，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核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项目核准文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对上款所列项目的核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和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其他境外投资项目，由其自主决策并在决策后将相关文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上述备案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证明。

第七条前往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和前往未建交国家投资的项目，不分限额，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第三章核准程序

第八条按核准权限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由投资主体向注册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项目申请报告，经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和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第九条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的项目，以及核准前往未建交国家、敏感地区投资的项目前，应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有关部门在接到上述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书面意见。

第十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需要进行评估论证的重点问题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评估报告。

第十一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或向国务院提出审核意见。如20个工作日不能作出核准决定或提出审核意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批准延长10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项目申请人。

前款规定的核准期限，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的时间。

第十二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核准的项目向项目申请人出具书面核准文件；对不予核准的项目，应以书面决定通知项目申请人，说明理由并告知项目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三条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在投标或对外正式开展商务活动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书面信息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收到书面信息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有关确认函件。信息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二）项目投资背景情况；

（三）投资地点、方向、预计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

（四）工作时间计划表。

第十四条投资主体如需投入必要的项目前期费用涉及用汇数额的（含履约保证金、保函等），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核准。经核准的该项前期费用计入项目投资总额。

第十五条已经核准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需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请变更：

（一）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及主要产品发生变化；

（二）建设地点发生变化；

（三）投资方或股权发生变化；

（四）中方投资超过原核准的中方投资额20％及以上。

变更核准的程序比照本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项目申请报告

第十六条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投资方基本情况；

（二）项目背景情况及投资环境情况；

（三）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产品、目标市场，以及项目效益、风险情况；

（四）项目总投资、各方出资额、出资方式、融资方案及用汇金额；

（五）购并或参股项目，应说明拟购并或参股公司的具体情况。

第十七条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申请报告应附以下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决议或相关的出资决议；

（二）证明中方及合作外方资产、经营和资信情况的文件；

（三）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书；

（四）以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权益出资的，按资产权益的评估价值或公允价值核定出资额。应提交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其他可证明有关资产权益价值的第三方文件；

（五）投标、购并或合资合作项目，中外方签署的意向书或框架协议等文件；

（六）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应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报送信息报告，并附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有关确认函件。

第五章核准条件及效力

第十八条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项目的条件为：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不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违反国际法准则；

（二）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利于开发国民经济发展所需战略性资源；符合国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促进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三）符合国家资本项目管理和外债管理规定；

（四）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投资实力。

第十九条投资主体凭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文件，依法办理外汇、海关、出入境管理和税收等相关手续。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中央管理企业凭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备案证明，办理上述有关手续。

第二十条投资主体就境外投资项目签署任何具有最终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件前，须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证明。

第二十一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核准文件应规定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在有效期内，核准文件是投资主体办理本办法第十九条所列相关手续的依据；有效期满后，投资主体办理上述相关手续时，应同时出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准予延续文件。

第二十二条对未经有权机构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外汇管理、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

境外投资篇7

【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 投资环境 三打二建

一、改善政治环境的思考

1、进一步维护湛江政局的稳定性，加强政策的连续性。第一，稳定的政局是诱导外商投资企业来湛江进行长期高技术项目投资的重要因素，也是外商投资企业权益的根本保障，更是湛江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在一项问卷调查中，有11%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湛江政局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要加大对投资环境破坏者的打击力度，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入湛江投资者遭到野蛮“礼遇”。第二，湛江市政府及各地县乡政府在制定各项发展政策时，一定要加强政策的连续性。虽然各届政府会有自己的施政方针和目标，但应使这些变化的程度和频率尽量小。在问卷调查中，有28%的企业都提出了湛江政策连续性有待加强的意见，可见，湛江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需要下大力气进行调整改善。

2、完善湛江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引进、引导及优惠政策。第一，在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湛江投资的整体政策上，要加大对中央大力支持更多地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学习、宣传和运用。对于这些政策，湛江要加大学习宣传，并结合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加强调查研究，根据需要制定一系列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符合湛江市情、符合开放、开发要求的配套政策，并清理废除不利外资进入的政策规定和带有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措施。第二，政府要根据湛江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引进适合该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从整体来看，当前湛江应重点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矿产资源深度利用、原材料深加工、机械设备开发、农产品深加工、环保产品开发制造、旅游资源开发、现代物流等领域引进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第三，从湛江的实际情况看，不仅要注重吸收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前来投资，也要注重已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的增资扩产，尤其要注重已进入湛江市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际惯例扩大投资规模的动向。第四，湛江地处沿海，出口运输成本低，因此，应多吸引出口创汇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第五，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定位由实行优惠政策向国民待遇逐渐转变，但目前对市内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依旧实施合理的优惠政策。

二、改善经济环境的思考

1、促进经济基础环境的改善。积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使居民收入得到稳步提高，并改善居民就业情况，加大湛江对外开放的力度。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不断进入的最重要的经济环境。

2、大力改善外商投资企业在湛江投资的融资环境。国际投资实践表明，外来投资者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需要在投资当地筹集。为给这些投资者创造条件，可参考以下几点进行改革。首先，合理调整现有金融机构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的限制；采取倾斜政策，适当增加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设立湛江开发投资基金，在湛江优先进行金融制度与金融工具方面的创新试验；积极推动市内金融机构向国外延伸金融业务。其次，吸引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湛江开设分支行，放宽外资银行在湛江的经营范围。银行目前不单限于金融业务，而且是信息、资本、企业的综合体。

3、加快市场化步伐，建立健全市场体系。要加快建立以湛江为中心，以县区、集镇为纽带，与全国市场结合一体的健全的市场体系。结合广东的“三打二建”整顿、净化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强化全社会诚信观念，大力整肃信用秩序，打击逃废债务、不履行合同等违约行为。

4、注重人才的培养，加强技术的消化研发能力。一方面，湛江崛起的关键在投资，吸引投资的关键靠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提高人才素质，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来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及自我技术的研究开发能力。湛江现在已经从国外及国内发达地区引进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因此，相关人员要加强对这些先进技术的掌握，将它充分地消化吸收，并且不能只是一味地依赖外来引进技术，而应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并将之投入生产。

三、改善基础设施环境的思考

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较差是制约湛江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是湛江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而且对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制约作用。因此，必须在湛江建设较为发达的交通、邮电、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系统，为湛江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

1、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空运干线建设。湛江要以增强整体运输能力为目标，以公路建设为重点，以提高运输能力为中心，建立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综合运输网络体系。

2、改善湛江的通讯能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功能完善、技术先进、运营高效、安全可靠、覆盖全省的高速宽带网。大力发展数据及多媒体通信网和电话网，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

境外投资篇8

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不断加快，资本项下直接投资、跨境信贷可兑换程度已显著提高。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个人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必然是我国要面临的一大考验，其中个人境外投资更是首当其冲。本文通过分析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现状，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边境地区个人境外投资的实际，提出了拓宽个人对外投资渠道、完善管理体系的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资本项目

一、个人境外投资现状

（一）管理现状。目前，我国监管层面对境内个人对外投资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个人外汇管理的相关法规。2007年2月1日施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设置专门章节对规范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规则进行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指出，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我国境内居民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个人境外投资方式和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二是股权激励计划。三是QDII项下的境外投资。相较于机构法人，我国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方面的法规体系尚不健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法规基本空白，个人境外投资渠道狭窄。

（二）内蒙古个人境外投资现状1.通过合法途径开展境外投资情况。近年来，全区个人跨境资金流动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全区个人跨境收支16.4亿美元，同比增长34.4%。其中收入7.0亿美元，同比增长34.2%；支出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逆差2.4亿美元，同比扩大21.7%。个人购汇用途则始终以自费出境学习和境外旅游为主。目前，内蒙古境内个人经外汇局登记开展境外投资主要涉及境内个人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和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两方面内容。外汇局数据显示，内蒙古通过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进行境外投资个人达96人，注册境外特殊目的公司21家，个人累计汇出资金20万美元，调回资金达15.24亿美元。辖内两家企业集团所涉1352名员工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累计汇回资金1.23亿美元。长期以来，受个人境外投资管理空白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境外投资流出渠道不畅等影响，个人境外投资项下资金呈现绝对“净流入”状态。2.边境地区个人境外投资情况。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借助边境贸易，个人前往周边国家从事投资经营陆续出现。现已由初期的商品批发销售、农产品种植、小型皮毛初加工、餐饮等“轻资产”行业，逐渐扩展到资源能源、房地产开发等投资规模较大的行业。受个人境外投资限制、与毗邻国家双边贸易交往与资金结算习惯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边境地区个人采取“地下”或“隐形”方式进行投资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已具有一定规模。口岸地区众多个人境外投资游离于监管之外，未纳入统计之中，情况与数据难以准确获得。个人境外投资资金的流动渠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账户行人民币汇出。由于内蒙古与蒙古国建立的双边本币账户行结算模式,经常贸易项下以个人名义汇出人民币非常便捷，个人只需提供承诺函即可汇出资金,没有任何真实性审核的要求。工作中发现辖区存在大量以货物款、皮毛款名义汇出巨额资金的个人业务，但一直未发生相应的货物进口,初步估计这些资金的真实用途可能为境外投资。二是地下钱庄。由于边境地区民间外汇交易市场和地下钱庄较为活跃，境内个人投资者能够绕开外汇管理部门和银行，快速完成资金跨境汇划。三是分拆汇出。利用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政策分拆购付汇，以境外邮购、留学、旅游等名义陆续出境用于境外投资。四是直接携带现钞出入境。

二、国际经验借鉴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一般不对个人境外投资进行事前审批。在美国，个人国外汇出资本、进行投资无需经过事前批准，但投资主体要就其来自全世界的投资收入纳税；英国对个人的资本转移没有管制，但若涉及到对英国产业安全或重要工业企业产生影响时，要接受一定程序的审查或限制；德国、法国个人的对外投资活动不受限制，不必经过事先核准，也不必将外汇收入和持有的外汇调回国内或结汇；日本资本易通常无需经事前批准，但须履行必要的备案手续。只有在资本易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引起汇率剧烈波动或资金大规模流动等特殊紧急情况下，需经过事前批准。上述国家对境外直接投资实施较开放的管理，机构和个人按照统一标准管理，适用相同的规范。

（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陆续放开了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限制，采取限额控制的方式进行管理。泰国政府规定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一年内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无需批准，1000万美元以上需经中央银行批准。我国台湾地区对于个人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设立了500万美元的限额。菲律宾政府规定个人购汇对外直接投资需经事前审批并办理登记手续。综合各国(地区)情况看，逐步放松对个人跨境投资的限制已成为普遍趋势，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将个人与机构统一管理，对境外投资行为不进行限制。而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则在逐步放松管制的同时，对个人境外投资实施限额管理，以防范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对本国(地区)经济安全产生冲击。

三、进一步放开个人境外投资条件基本成熟

（一）个人境外投资需求旺盛。个人财富积累为资本输出提供了基础条件。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个人财富跨境资产配置提供了资金基础。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的《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私人财富仍将保持增长势头，2014年末中国个人总体可投资资产达112万亿人民币，2015年将达到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6%。2014年末，高净值人群①规模突破100万人，2015年将达到126万人，同比增长22%。高净值人群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到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高净值人士境外投资的热度持续上升，已拥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群占比从2013年的33%上升到37%，且未来超过半数将会考虑增加境外投资。

（二）外汇储备充裕。2004～2014年，平均每年新增外汇储备超过2500亿美元，截至2015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56万亿美元。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为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提供汇兑支持。同时，放开个人境外投资，能够增强民间持有外汇的意愿，实现“藏汇于民”的目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三）法理依据充足。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与法人相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公民（自然人）依法享有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民个人以自身财产进行境外投资的行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二是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框架为开放管理预留了空间。以《外汇管理条例》为主的外汇管理法规，从制度上为放开个人境外投资留出了空间，但由于相应的配套细则未及时跟进，导致个人境外投资难以实施。

四、政策建议

开展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将提升我国外汇资产投资效率，为居民日益增长的资产投资和配置需求提供有效的释放渠道。

（一）理清思路，消除政策障碍。重视和顺应国际收支形势变化和个人合理的境外直接金融投资需求，为境外投资提供合法的途径，使个人境外投资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应协同建立职责分明、运转有序的联合监管机制，对个人境外投资的规模、资格以及资金汇兑等进行管理和监测。

（二）完善政策，构建管理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按照总量控制、登记为先、逐步推开、分类管理的总体思路，分层次逐步构建完善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一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个人境外投资资格和额度逐步放开。设置个人资产门槛，初期可允许金融净资产最近3个月日均余额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投资者申请境外投资资格。同时，可考虑设定个人境外投资购汇及对外付汇限额，允许个人将购付汇额度内的资金通过银行汇出境外直接投资，其后根据个人投资实际规模及国际收支形势逐步放宽额度限制。二是投资领域分类管理。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境外放款实行事前登记制，对在境外购买不动产以及金融类投资，则可适用事后报备制。

（三）区域试点,促进边境地区个人境外投资合法化。针对边境地区在毗邻国家形成的事实个人境外投资，建议在内蒙古二连浩特、满洲里两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放开个人向毗邻国家蒙古国、俄罗斯境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口岸试点地区个人在一定金额内的境外投资无需进行事前审批登记，只需在资金汇出进行国际收支申报时申报在境外投资交易编码项下即可，以此促进口岸地区事实已存在的个人境外投资合法化。

（四）强化监管，做好日常管理与监测。建立个人境外投资管理“事前审核、事中管理、事后监测”的监管体系。一是事前审核，主要规范个人境外投资的资格和资金来源，防止异常或非法资金通过个人投资渠道“外逃”。二是事中管理，建立年度个人境外权益报送制度及变动信息采集机制，与现行境内机构境外投资日常管理保持一致。三是事后监测，通过建立有效的个人境外投资监测体系，做好对异常个人对外投资交易记录的筛选和预警工作。

参考文献

境外投资篇9

笔者又比较以下数据“……截至11月份（指2002年），全省（指浙江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890家，总投产137.37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80.9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9.34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7.1％、102.7％和62.4％……”金华市2002年合同外资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都比上年增长200％以上，实际到位外资总量超过前三年总和。可见，金华市在2002年的外资工作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金华市招商引资2002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近年来重视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密不可分。金华市外资发展的窗口是金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投资的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杭金衢高速公路已开通，金丽温高速公路已部分开通，全线开通指日可待。浙赣、金温铁路干线在此交接，金华距义乌机场不到40公里。区内体系完备，涉外宾馆、银行、商场、学校、医院、娱乐中心、体育馆、邮电通信、信息中心等硬件一应俱全。金华市为外商（包括港澳台侨胞）投资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主要可概括为：

1、以开发区、工业园区为主要窗口，完善基础设施，建立招商引资平台，建立健全招商引资网络。

2、重视招商队伍建设，逐步建立一支懂外语、精专业、知法规、善公关的高素质招商队伍。

3、实行一条龙服务。全程免费所有手续，增加政策透明度，简化办事手续，承诺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

4、实行用地政策优惠，技术改造政策优惠，减免所得税，规范收费和处罚行为。

5、提供生产生活各种方便，如建造标准厂房、缩短外商投产时间，解决户口迁入，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

6、设立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接受投诉，加强监督。

以上可见，近几年来金华市招商引资在注意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十分重视软环境建设。

加强软环境建设的重要性：2001年7月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政府要在改善投资软环境上下大功夫，包括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经济法制等方面”。“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这是提高外资工作水平的当务之急，也是巩固利用外资成果的必要条件。要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加强软环境建设的重要性表现在：

（一）硬环境与软环境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经济发展环境要求：

所谓投资环境是指一个经济体或区域所具有的对投资活动有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有机综合。投资环境包括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其中投资硬环境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又包括交通条件、通讯条件、能源供应条件和生活条件。投资软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六个方面。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建设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硬环境建设是有形的，软环境建设是无形的。硬环境建设是软环境建设的支撑，软环境建设是硬环境建设的灵魂。

（二）目前硬环境发展加快，软环境建设滞后的问题在不少地区还相当突出。

由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加上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有效政策，也由于一些地方领导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建设更加重视，所以，各地投资硬环境建设近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机场、港口、道路、通讯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而比较之下，软环境建设却相形见绌。由于思想观念跟不上新形势，政府服务意识和行政效率还不高，市场环境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社会服务功能尚不能健全等现象的存在，影响了外商投资的信心，给我国吸收外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在硬环境建设达到一定要求后，地方软环境建设对招商引资往往起着决定使用。

在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地球变“小”了，也缩短了沿海和内地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商投资对地理位置上的选择要求。而社会环境的改善，政府服务意识增强，行政服务效率提高，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社会服务功能健全等等都往往影响外商投资的决心，从而各地软环境建设便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条件，甚至某些时候对招商引资起决定性作用。

软环境建设的主要任务：归纳软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主要任务有：

（一）努力改善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要认真清理修订外商投资法律、法规，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加快新法规的制订，维护外商投资法规在全国的统一性、一致性，增强透明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要特别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相关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投资创统一、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二）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本着“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不断努力研究探索外商投资企业审批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法。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在具体作法上，要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减少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期限、规范审批行为。

（三）维护和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乱摊派、乱罚款，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诉讼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四）加强对投资服务的监督检查

定时召开投资政策说明会，增加政策透明度，促进投资政策落实。地方政府应经常听取外商对行政执法情况的反映。成立某些改善投资环境监督检查小组，对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和执行本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境外投资篇10

应对和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中的东道国风险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既需要企业积极主动的采取“自救”措施，更需要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二者共同努力才能成功规避境外投资风险。我国要成功实施资源能源类企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企业和政府协同效应的风险防范策略。

企业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对策

面对在东道国所遇到各种经营过程中的投资风险，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经营境外投资项目过程中，应当“未雨绸缪”或“及时补救”，在风险发生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充分评估，及时制定应对各种风险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处置措施(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积累形成的应对跨国投资风险的诸多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认真学习借鉴)。具体来说，企业应对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必须采取以下对策：

1、必须依法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作为“外资”和“外商”，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东道国长期立足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必要前提就是要依法经营，认真遵守当地有关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等法律，应当说这是我国企业避免投资风险的根本因素。另外，我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投资经营，能够获得我国所需的重要矿产资源能源等重大利益，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我们应当对东道国当地社会有所回报，因此，我国企业还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力争成为受东道国欢迎的“友好型”外来投资者。

2、必须预先进行投资前的风险评估

要有效化解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各种经营风险，我国企业就必须坚持积极主动、冷静审慎的重视态度，树立并牢记风险规避意识，设计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认真对拟投资的地区和项目进行预先风险评估。如，我国企业应深入了解东道国对资源能源类外资企业的政策、东道国国内各个政党的政治势力情势及其对外资的态度，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的关系等。针对程度不同，将风险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我国企业应努力做到“放弃高风险投资、管理中档风险、转化低层次风险”。

3、尽力实施本地化和国际化战略，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

本地化包括员工的本地化、融资的本地化等等。实施本地化战略，可以使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避免大量风险。如，善用东道国当地的员工并提升该国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遇到政策法律等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东道国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自己的外资政策。同时，本地人才更为熟悉东道国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具有信息和人脉关系等优势，也有利于企业发展。因此，我国企业最好应尽量使用当地员工。当然，如果当地员工缺乏足够的经营才能和对企业的忠诚，就可能使我国企业蒙受经营上的损失，因此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当地招聘任用骨干员工及管理人员时应严谨挑选聘用。再如，如果能够与东道国的企业合作开发资源能源，不仅可以降低进入东道国的投资门槛和投资风险，也能够有更多机会享受到相关待遇，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树立与当地“分享”利益的良好形象。再如，我国企业通过在东道国招股或发行债券等形式的融资本地化，可以将企业利益和东道国当地金融机构等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当东道国发生国有化或政策变动等投资风险时，将连带其本国相关方面受损，东道国必然“投鼠忌器”。

这里所说的国际化，是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应避免将中国的理念照搬过去，不仅要从思维方式上做到符合国际惯例和规则，同时还应尽可能与世界有关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以减少投资风险。如，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与知名跨国公司、国际性银行等机构合作开发资源能源，则不仅能够利用其技术能力、跨国经营经验，同时可以借用其强大的公司背景和国家背景，使东道国不敢轻易对涉及多国利益的企业“制造”风险(因为极少有东道国政府敢于轻易冒犯数国利益)。

4、积极选择适当的补救策略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征用或国有化风险为例，在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一旦发生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首先，做好谈判工作。在征用或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松动的余地，那么，我国企业就应该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协商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与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交流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其次，争取有关方面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该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包括争取东道国“朝野”政党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同情、支持，寻求友好邻邦的调解和我国政府的干预。不过此策略的运用应谨慎小心。如果我国企业错误的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道国的决心，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第三，诉诸法律。当谈判最终破裂，东道国政府正式启动征用或国有化政策，企业就应果断地将争端诉诸于东道国法庭或国际法庭，以期获得赔偿。一般是先向东道国的法院，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具有良好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另一个选择就是向国际仲裁法院。目前可受理国际投资纠纷的仲裁机构有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高等仲裁院、华盛顿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第四，放弃资产所有权，争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与东道国签订管理合同，也是风险补救的一条有效途径。如委内瑞拉政府征用外国的石油公司后，同征用对象签订管理合同，合同规定由跨国投资者在原地继续勘探、钻井，炼油和销售。经过实践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未尝不可，不一定要拥有资产、掌握股权才能牟利，交出股权同样能够获利。因此，当以上办法均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时，我国企业可以考虑放弃资产所有权，换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

我国政府化解境外投资风险的措施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当认真采取措施预防化解上述政治风险、政策法律风险等投资经营风险。

1、积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投

资环境

我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方式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象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矿产资源。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政府极有必要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积极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06年1月3～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定期举办亚洲博鳌论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相关贸易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接触等等。再如，我国不断加强南南合作，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设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从1992年起，该基金贷款先后支持我国企业在30多个受援国探讨落实援外合资合作项目40多个，较好地促进了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我国其它商业对外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通过上述重大的国际、国内活动和援助合作，宣传了我国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道路的坚定国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以及民众增强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2、重视国际条约的重要性

国家间条约是防范跨国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跨国投资方的母国政府和资源能源丰富的东道国政府之间共同签订或参加了某种国家间条约，那么东道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将大大降低。如，近年来我国和委内瑞拉政府签订了涉及投资、税收、贸易、运输、资源能源合作的多个保护性协定，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和委内瑞拉在资源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避免了一系列投资风险。当前，有关保护跨国投资的国际条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跨国投资的专项保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世界各国实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经营的积极性、促进缔约国两国相互投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为缔约各方投资者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鼓励和保护资本流动的双向性，它对我国吸引外资和促进境外投资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合组织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的破裂，使得直到目前世界上尚无关于外国投资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议，因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7年全球直接投资趋势与展望》的数据，国际投资体系正在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全球BIT总数已达到2573个。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和世界上123个国家签署了BIT(我国第一个BIT于1982年与瑞典签署)。BIT的内容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我国所签订的BIT的有效期通常为10年。由于我国的多数BIT签定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鉴于进入21世纪后近些年来跨国投资的新发展，我国与相关缔约国之间的许多BIT必须根据新形势加以修订，以更有效、充分地保护我国企业作为母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投资和技术转移。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6月，我国通过与美国举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一致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我国已经于2001年加入了WTO，其关于跨国投资的保护性规定能够对我国的境外投资起到保护作用。wTO中有关国际投资的协议主要有四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其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适用于与货物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专门处理对贸易具有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到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方面服务贸易等方面的规定。其中与国际投资联系较为密切的是市场准人和国民待遇两个方面的规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明确规定了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原则，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与国际投资具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可以用于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构成投资障碍。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补贴是在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内，由政府或者任何公共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者价格支持和由此而给予的某种优惠。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申诉补贴、不可申诉补贴。对于禁止性补贴和可申诉补贴，受损害的成员方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或者救济方法对其损失予以弥补。由于该协议普遍适用于一国所有内资和外资企业，因此东道国的投资激励措施可能构成该协议所定义的补贴行为而受到该协议的管制。在我国矿产资源能源类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WTO所确立的上述有关保护国际投资的规则显然适用于我国的境外投资者。

自由贸易协定(FTA)对跨国投资的保护。世界上大部分的FTA中包含有投资方面的条款规则，且许多实行零关税，便利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因此，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实施含有投资条款的FTA或优惠贸易安排有6个，正在谈判和计划启动的谈判有8个，涉及五大洲的31个国家和地区。具体来说，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正在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和巴林六国)、冰岛、挪威、哥斯达黎加、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些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和正在进行中以及将来可能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必将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条件和投资环境。

另外，在跨国投资保护领域，我国还先后签署了《汉城公约》(我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从而，我国的投资者可以在跨国投资前向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es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e 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可以在投资之后通过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解决与东道国政府的争端。

再有，1998年8月16日生效的《能源条约》是资源能源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条约，该条约缔约方承诺对开业后的外国投资给予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亦有较广泛的例外条款)。我国目前仅是该条约的观察员国身份，应争取尽快成为正式成员国，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提供多一重的保护。再者，国际能源机构(IEA)是目前全球最重要、涉及多边合作最全面的国际组织，我国应积极争取早日成为其成员。IEA涉及国际能源合作的三种模式一共享信，鼠模式、共同目标模式和共同行为模式，其重点是应急机制，但对于增加石油和其他能源的长期供应能力也有着重要作用。IEA现有的26个成员国都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由于我国目前并不是0ECD成员国，因此我国短期内还难以成为IEA的成员国(我国于1994年与IEA开始建立正式联系，1996年10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IEA与中国政策理解备忘录》，奠定了双方接触对话和合作的框架基础)。我国当前通过与IEA的对话，可以参与其在共享信息方面的合作，学习其在石油应急机制等领域的经验，加强与其的政策协调。从2001年开始，IEA已经在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问题上向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