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范文10篇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1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1]廖民生.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J].财贸经济，2001,(1).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2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1]廖民生.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J].财贸经济，2001,(1).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3

1.1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000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2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中港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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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金洲.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4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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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5

关键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

截止到2016年，中国资源类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海外收购上取得了成绩无疑是令人瞠目的，交易的规范程度与密集程度也是之前所没有的。现阶段，西方各大企业因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股价下跌严重，趁此机会诸多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始走出国门，“抄底”全球资本市场，而其充分利用的投资手段就是股权投资。但据商务部给出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亏损达65%，一边是手握重金，“走出去”成长壮大的现实需要，另一边是剧烈动荡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以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防范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一、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形成原因

（一）国际政治环境不稳定。近年来，我国企业因受“中国威胁论”与读哟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对外投资上频频发生被国外政治干扰的情况，且在世界诸多受干扰国家中，我国高居第一。比如，美国借着“中国威胁论”的名头阻止我国中海油公司对优尼科公司实施并购；在海尔收购美泰克公司上也施加了诸多阻碍；限制联想对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等。而印度也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我国在印的多项基础产业投资予以阻止。日趋动荡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致使部分国家政局也处于混乱状态，频发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与内战。海外企业面临多种风险，如被征收、外汇限制等，在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尤其是战略性产业投资受到的政治干扰势必还会增多。（二）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美国次贷危机所差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有官员表示：“之前五年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世界经济新的调整期已经来临。日趋激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增加了人民币的价值，而各个国家也在激烈的争夺能源与矿产资源。虽然我国国内经济发展迅猛，但新的能源危机也随之而来，最近几年国际矿业巨头所上演的“争相抬价”的戏码，明显是专门对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所设置的局。从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可看到，国际贸易间的有着越来越多的摩擦，各国的利益冲突也不断发生，由此让企业跨国经营环境更加不确定，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即是美国次贷危机和美元的迅速贬值。部分专家分析，现阶段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中国资本“全球抄底”的最大风险。美国经济的衰退相应的也影响到了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也只是早晚而已。虽然为了刺激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货币与财政政策，但仍然不清楚哪里才是经济迅速出现好转的“底”，且还也需要一段时间来证明是否到“底。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模糊的“底部”情况，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中国资本“出海抄底”的风险。（三）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就如今我国企业境外并购活动而言，政治环境风险、法律风险、信息风险、产业风险、财务风险已经营运风险等是产生风险的几个主要方。因此，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是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所必备的。从企业自身的准备工作来看，明确的目标、给力的团队以及规范的流程三者缺一不可。若一个企业充分做好准备工作，那么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投资方的亲睐。之所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较低，主要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前面的基础工作，要想保证并购一次成功，就需事先尽心多次的调查研究，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充分。同时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清楚的认识到并购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有评估报告显示，20%的风险发生于并购阶段，而并购后在经营中产生的法律风险则占到了80%，所以中国企业应重点注意这一项。现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还由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但部分企业由于缺乏较强的风险识别能力，未采取有效的风险规避于应对措施，因而也得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比如，2004年，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就由于违规越权从事场外石油期货交易，而遭遇了巨大的资金亏损，达5.5亿美元之多，而这一典型的境外企业风险管理失控案例也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风险防范敲响了警钟。

二、防范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投资风险管理目标。预测、分析以及规避风险即是投资风险的管理目标，其目的就是把风险发生时付出的不必要偿还代价减至最少，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当企业遭遇投资风险必然就会面临经济受损。所以，治理风险的第一目标就是将经济损失减至最低。企业对风险的处理速度与水平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损失的大小。以利比亚内乱为例，若企业在发生动乱时具有较强的风险的敏感度和较高的处理水平，能快速反应，那么则可以将资本撤离或把投资追加暂停，进而避免经济损失的加大。除此之外，企业消费者、员工、客户甚至企业名誉与国家形象均会因为风险的发生而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企业风险管理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帮助企业或个人把损失降至最低，让企业重新被大众所认可。企业要想赢得社会声誉，并对国家形象予以有效维护就必须要对客户、消费者以及每位员工负责。（二）优化海外布局、跟进国家政策。为了对海外投资风险难题做出有效解决，将“资源掠夺论”、“技术窃取论”等质疑彻底扫除，就需要我们从长远角度出发，对海外投资行业于地区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不在一个篮子里放入所有的鸡蛋，不要将发现的方向固定在某一国家或行业，在朝着价值链高端行业前行的同时，也要把投资放在政治于外交关系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同时，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应同国家战略步伐保持同步，特别要将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充分融合企业投资和国家战略，对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法规，投资指南以及风险预警信息做到及时掌握与学习。当然紧跟国家政策并非就是完成依靠政府优惠政策进行海外投资，而是将国家出台的各项利好政策给充分利用起来，积极行动，对“不公平竞争”的因素要予以坚决杜绝。（三）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信息共享制度。第一，就宏观角度上来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企业境外投资宏观风险信息平台与信息共享体系，将风险信息共享的基础提供给境外投资企业。在建立这一平台时，应对平台的职能、主管部门和主要负责人员有一明确认识，并对各个主体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中的职责与角色有一充分了解，其中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境外投资企业、境外运营公司、中介机构等，将风险信息共享平台的运行模式、业务流程确定，建立各主体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中个的协作模式与利益协调机制，就各主体在风险信息共享平台中的责任追究予以确定。第二，站在纵向管理的层面来说，需设立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信息共享系统，系统的主体为政府主管部分或行业协会，组群为具体的行业，以形成特定行业的次一级风险共享机制。在信息共享系统的组织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同一行业但投资地域不同的投资主体来说，这一信息共享系统有助于其更好的防控行业性风险。第三，处于横向管理角度考虑，应设立风险信息共享系统，其中主体可是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使区域投资协会，以对具体的投资东道国或区域，形成特定区域的次一级风险共享机制。而在这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区域投资协会。由于纵向系统和横向系统有着不同的分工，因而应对风险的类型也存在很大差别，在宏观层面的风险信息共享体系中，两者均是非常基础的部分。（四）加强风险流程管理。风险流程主要是指风险在企业生产经营阶段形成、发生以及企业应对、处理风险的过程。加强风险管理就表明要严格防控风险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所以，防控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限制风险引发因素，将及时有效的预报系统给建立起来，做好多项应对准备，防患于未然。其次是对风险的发生有一正确认识。企业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时，风险难以避免。而通常情况下，投资风险均是和预期收益呈正比关系。要想选择最佳治理方案，就必须遇险不惊，沉着应对。最后是促进风险处置水平的提高。有多方面的因素会引发风险，而在诸多因素中更有主要与次要因素之分，所以如果要将治理效率提高，就必须对主次要因素做出认真区分，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显著降低企业的损失。

三、结语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就是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而其也是中国现阶段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强境外直接投资，能够将国际经济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要素支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也有助于让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得到有效缓解，使国内的通胀压力减轻，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因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近年来才刚开始起步，所以也就未充分了解国外的投资环境，在研判国际经济上缺乏较高准确性，因此今后就需高度重视面临的投资风险，并积极采取各种规避措施，将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樊增强.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J].中国流通经济,2017,31(03):38-51.

[2]韩师光.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4.

[3]徐索菲,孙明慧.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J].学术交流,2014，(05):116-120.

[4]李继宏,陆小丽.全球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机遇、风险和对策[J].区域金融研究,2012，(05):73-77.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6

1.1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000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2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中港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参考文献：

[1]宾建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障碍因素与克服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09,(01).

[2]林海.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所面临的障碍和对策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3).

[3]王金洲.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7

摘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势头一直强劲，却也存在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投资存在盲目性；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缺乏高素质专门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政府部门对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现有企业制度不合理等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必须提高对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投资区域与产业的选择；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全方位筹措投资资本等对策。

关键词对外投资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战略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竞争力的标志。2005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要大步“走出去”战略，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不仅是适应我国外资战略重大转变的需要，而且是进一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选择。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投资存在盲目性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也缺乏全球性发展战略。有些企业只是将海外投资作为转移旧设备、获取投资补贴或享受优惠政策的短期行为，没有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还不能站在企业长期生存的高度去规划自己的海外投资行为。由于缺乏明确的投资目标，投资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结果造成重大损失。

1．2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1）地区结构不合理。虽然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分布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整体上看投资地区仍然相当集中。这种地区结构一方面造成在一些密集地区企业设点交叉重复、自相竞争的不正常局面；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相对过少、力量薄弱，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继续开拓。

（2）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偏重于建筑、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缺少对日益占据国际投资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1．3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

这一点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限制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国投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占90％，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投资规模偏小，一方面容易造成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出现管理困难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不能在产品生产、开发、创名牌、搜集信息等方面分享规模经济的好处，以致经济效益不高。

1．4缺乏高素质专门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

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困难就是缺乏既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又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懂得国际市场运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我国海外企业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高，有些外汇经营管理人员经常抱有临时观念，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应具备的专业才能。这样直接导致海外企业经营业务难以顺利开展，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效益低下。

1．5政府部门对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

目前，对海外投资企业的宏观管理工作还缺乏统一的部署和协调，对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实行各管一段、一事一议、多头管理的制度。因此，投资兴办海外企业审批程序繁杂、期限长、效率低。政府宏观管理过程中经济杠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而另一方面有关主管部门对投资缺乏监督管理措施和力度。

1．6现有企业制度不合理

“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但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制度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我国，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私营大企业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至今缺乏促进私营企业成长的有效体制、政策和资本市场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有大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仍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建立，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和行为方面存在扭曲，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等。在这种状态下实施跨国经营，导致无论是规模、人才还是技术都存在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实际境外投资中却落后于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就如何扩大和发展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出几点对策。

2．1必须提高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性的认识

在观念上要深刻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利用海外技术、国际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促进关系；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改善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是适应现代国际竞争与合作尤其是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因此，企业领导人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开拓海外投资市场，既要敢冒风险又要善于防范风险，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提高海外投资的收益。

2．2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投资区域与产业的选择

（1）关于区位选择。对外投资企业应在布局上形成定位正确、分布合理、重点突出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当前我国企业可采取的策略是：确立亚太地区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继续保持对欧美两个市场投资，积极开拓东欧、拉美、非洲等国家市场。

（2）关于产业选择。①加强高科技产业。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今后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是实现技术寻求型投资目的的有效途径。②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以过剩产业中的长线产品为主。这些商品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发挥其优势。③探索服务业。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从而对中国国内相关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2．3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

（1）加快培养跨国公司，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培育具有规模优势的生产型企业集团，以产权为纽带通过合作、参股、合资、控股等多层次的联合，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发挥我国综合商社对跨国公司发展的贸易信息作用，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组织、协调功能，尤其在组织一些大型项目开发、投资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应为跨国公司的培育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政府必须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大企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促使其加快发展。

（2）重视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奉行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通过跨国经营把各国经济联结为一个整体，中国跨国公司应通过与其合作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来加速自身的发展，以达到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具体来说，包括分享全球营销网络、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加强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开发合作等。

（3）加强国内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这样可以解决我国平均投资规模小的问题，加强国际竞争力；并且可以优化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资源的配置，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存在国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结果两败俱伤的情况，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拥有大批跨国经营人才是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2．4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培养跨国经营人才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海外企业也不例外。由于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当前必须强化海外企业的内部管理以及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尽快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然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来执行和完成，所以说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一方面采取多种途径不拘一格地去发现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外派人员的在职培训，使他们能尽快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2．5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

主要包括：①尽快制定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首先是《海外投资法》。我国政府应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促进支持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②必须制订总体的战略规则，其涉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目标市场的选定、投资的目标产业、跨国企业的培育、相关战略的协调、实施的阶段划分等。有了明确的规划指导，才可能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真正建立在稳固的基石上。③努力提供必要的服务，强化与投资相关的涉外中介机构的作用。主要是动员驻外机构提供海外投资情报，协助进行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估；对企业前期海外调研提供适当的资金资助；对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援助等。④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应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办外汇期权、外汇期货、货币互换等金融创新业务，以满足海外企业风险防范与转嫁外汇风险的需要。⑤减化审批内容，减少环节，改善管理，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可保证及时有效地利用商机。⑥放宽金融政策，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2．6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企业制度在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的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扩大境外投资的基本保证。因此，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兴建项目时一定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管理体制落后的现状，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境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应将建立和健全企业的跨国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经营机制，应逐步向跨国公司的经营机制转换，应让这些企业按照国际通行的活动方式、商业惯例以及行为规范从事经营，适当规范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在子公司实施以效率为标准、将母公司的管理原则和东道国管理文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子公司经营人员的报酬和奖励水平依照目标完成情况确定，将子公司的目标完成程度与公司经理人员的报酬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强调通过目标体系来考核企业，这种模式应是我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进行管理的目标模式。

2．7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全方位筹措投资资本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应的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融资手段不断完善。根据国际投资融资方式的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我国实际条件出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基本思路有以下几点：

（1）实施融资多元化战略，采取多种手段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加强与跨国银行的合作。我国的海外企业需要加强同中国海外银行的协作获得金融支持。

（2）采用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组建海外企业。积极采用非股权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若技术、管理和营销非常复杂，东道国又无力经营这类项目，而我国企业在上述诸方面拥有充分的优势，可以考虑以非股权投资方式进行投资，这样可以使企业自身不承担风险，而且实际上又能对当地企业实施控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又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转自：科技创业月刊）

1陈雅丽．企业对外投资的常见问题、原因与对策［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2）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8

一、我国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个人境外投资政策可以概括为“部分放开，有限流出”。目前，国家放开的个人境外投资的主要渠道有:一是通过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进行境外固定收益类、权益类等金融投资，即通常所说的QDII形式;二是境内个人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设立境外融资平台，通过反向并购、股权置换、可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从事各类股权融资活动，利用境外融资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三是境内个人通过所属公司或境内机构参与境外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认股期权计划;四是将个人财产转移境外后进行投资。现阶段我国个人境外投资及其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投资渠道有限，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一方面，我国现行个人境外投资渠道有限。据调查，河北省个人进行境外投资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证券交易所购买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从事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在境外开设小型店铺、购买境外房产、合伙开办小型贸易公司等。个人境外投资金额普遍偏小，基本上在50万美元以下。但根据现行的外汇政策，个人境外投资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办理。一是在现行外汇政策框架下，部分交易不能办理。如购买境外上市公司股票，按照外汇管理政策，个人只能通过QDII形式购买基金公司的开放式基金来进行。但是，目前QDII投资额度依然偏小，业务发展缓慢。二是部分交易需外汇局审批，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如个人由于移民办理资产转移，需提供书面申请、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财产权利证明文件、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税收证明或完税凭证等一系列资料，且需经外汇局核准后才能办理，等值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产转移还需省级外汇局核准。另一方面，我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增长。近年来，温州市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和个人外汇收支双向增长，截止到2009年底，经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走出去”的温州境外企业和机构达558家;每年有许多海外投资项目来温州推介，这些项目在招商上面向的客户90%是中小企业或个人投资者。截至2009年，60多万温州人在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设立境外企业500多家。尽管个人可以通过在境内先设立企业、再经过该企业对外投资的途径来间接实现个人境外投资的目的，但这样做不仅增加了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等公司运营成本，且在税收上与个人直接进行投资有较大差异。

(二)宏观层面统计监测难度较大

在个人境外投资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办理情况下，个人境外投资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截止到2010年，我国QDII净流出285亿美元，占当年GDP总量的0．47%。而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等进行的境外投资需经外汇局审批，控制较严，总量也十分有限。与此相对应，处于灰色地带的境内个人境外投资十分可观。调查发现，这些境内个人境外投资有直接投资，也有间接投资，大到成百上千万美元，小到几百、几千美元，主要流出渠道有:一是利用个人年度5万美元以内购汇及汇出资金只需提供身份证的个人外汇政策，通过多人次分拆，陆续将资金汇出。同时，将支出申报为“境外旅行”、“出国留学”、“探亲”等项目。大量的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混同在经常项下流出、流入，造成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个人结售汇统计数据失真，外汇监管部门难以甑别交易的真实性。二是通过地下钱庄流出、流入，使大量的资本流动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三是通过携带外币现钞实现资金的流出、流入。

(三)个人境外投资权益难保证

由于通过个人分拆等方式进行的投资行为不符合外汇政策规定，其境外投资权益也处于尴尬的地位，一旦遭到侵权，将难以得到国内法律保护，只能依赖于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救济。在投资所在地发生大规模侵犯华人投资权益的时候，我国政府也不便对此类国内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提供外交保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个别部门和地方希望在境内居民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所突破。2011年1月7日，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其官方网站上高调公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称经过浙江省外汇管理局批准，温州从1月5日起试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久即对此进行干预，认为温州试点方案并没有经过总局批准，要求温州低调处理此事，不得再进行媒体宣传。温州的试点尝试有无法律依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当前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

二、我国目前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评析

2004年7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法规办理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由商务部核准。据此，发改委和商务部分别对有关项目和企业投资进行审批，并制定了相关部门规章。此外，由于我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流动进行管制，境外投资必须获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境外直接投资也非常重要。2004年10月，发改委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境内各类法人的境外投资项目适用该办法，发改委对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行使审批权。2011年2月，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2011］235号)，将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以下的非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特殊项目除外)下放给所在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中央管理企业实施的上述境外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国家发改委保留对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资源开发类、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权。此外，发改委还先后分别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下发通知(发改外资［2004］2345号、发改外资［2005］113号)，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和风险保障。2004年10月，商务部颁布了《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中央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在商务部所确定的国家投资开办企业。2007年12月，商务部《关于调整境外投资核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地方企业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别范围扩大到与我国建交的所有国家(伊拉克、阿富汗、朝鲜除外)，在伊拉克、阿富汗、朝鲜及未建交国家设立境外机构的，需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转报商务部核准。2009年3月，商务部颁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废止了2004年的《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该《办法》在渐进性和风险可控性原则下，下放了审批权限。《办法》规定，商务部仅保留对少数重大、敏感的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包括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投资等，改变了以往不论投资金额和投资区域风险的大小，中央企业由商务部审批、地方企业由地方商务厅审批的现状。据商务部基于2008年核准境外投资情况估算，将有85%左右的境外投资核准事项今后将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推动了企业境外投资的便利化。早在1989年3月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就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该《办法》施行了20多年，直至2011年1月8日被《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所废止。该《办法》所规定的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的境外投资，不包括居民个人。在此期间，为履行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职能，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过多项通知，其中涉及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的有2005年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资并购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11号)、《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登记及外资并购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29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例如，“汇发［2005］11号”通知规定:“境内居民境外投资直接或间接设立、控制境外企业，应参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但是，这三项通知中所涉及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境外直接投资，而是境内居民用境内资产或股权换取境外企业的股权以实现外资并购，或者是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后返程投资。前两项通知已于2009年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汇发［2009］19号)所废止。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从字面看，境内个人可以向境外直接投资，但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并未出台具体操作的规定，因此个人无法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操作。我国目前调整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1．境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局限于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无论是《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还是《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均规定境外投资的主体是“法人”、“企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境内居民个人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提及了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但目前境内居民个人还无法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个人即便通过变通手段完成了投资，在遭遇投资纠纷需要维权时就会遇到诸多问题。例如，因为不具有合法的投资主体身份而无法在我国法院提起诉讼、只能依赖投资所在地国家的法院解决纠纷;投资合作的相对方可能以我国个人投资者不具有合法身份主张投资行为无效;个人境外投资者无法请求我国外交部门行使外交保护。2．境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模式局限于单个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迄今为止，我国的境外投资已经开展了20多年，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仅2011年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就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500．1亿美元。然而，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性法律，已有的规定以多个相关部门的部门规章为主，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除上述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制定的有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外，境外直接投资还涉及海关、税务、统计和外事等多个管理部门，诸多部门都曾制定出台有关境外直接投资的规定。由于令出多门，难免出现各个部门之间的规定不衔接甚至冲突的情况。与对外投资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从1979年开始就先后制定了吸引外商投资的三部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为我国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且，以国务院部门规章为基础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法律效力层级的起点太低，应以全国人大制定的对外投资基础性法律统领我国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3．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机构众多。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国资委、银监会、外汇管理局等多个部门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对境外直接投资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各个部门往往都强调本部门管理的权威性，令投资者无所适从，也容易引起投资纠纷。例如，商务部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境外投资获得核准后，持《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办理外汇、银行、海关、外事等相关手续，并享受国家有关政策支持。商务部单方面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效力能否为其他部门所认可?与此相类似，发改委也曾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是境外投资项目获得行政许可的唯一合法依据。项目单位可凭项目核准文件，依法申办外汇、海关、出入境和税务等方面手续。未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或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各级外汇、海关、税务等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如果投资者凭借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者发改委颁发的项目核准文件去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遇到阻碍，如何获得申诉和救济的渠道?如果投资者在欠缺个别行政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实施了投资行为继而遭遇投资纠纷，其投资是否属于合法投资从而受我国法律保护?这些问题从现有境外投资法律中找不到答案，需要出台一部综合性法律明确各行政部门的分工，建立各部门协调与合作的机制。

三、我国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之构建

(一)将境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扩大到境内居民个人

一方面，我国民间资金比较充裕，存在着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现实需求，将境外直接投资向居民个人开放，有利于拓宽这些资金的流出渠道;另一方面，从当前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看，个人通过非规范渠道获取外汇在境外投资的行为一直存在，赋予个人以合法的投资主体身份，有利于加强对个人项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也有利于维护个人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此外，从各国投资法律制度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均允许外国个人在本国投资，对个人投资和企业投资在立法上也不区别对待。因此，我国立法拒绝承认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主体身份是不适宜的，应当在未来的境外投资立法中明确居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合法主体身份。

(二)建立以全国人大基本立法为基础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以国务院行政部门单独立法为主，多为部门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容易出现部门规定之间的不衔接甚至冲突，令投资者无所适从，也不利于投资纠纷的解决。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法》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该法的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鼓励促进、审批管理、宏观调控、监测预警、金融支持、政府服务保障等制度。涉及国务院各部门具体分工的，可以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明确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对外投资审批和行政服务等方面的具体职能分工，各部门据此再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9

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现状

（一）较法人境外投资而言，个人境外投资管理法规不健全，基本处于粗放状态按照目前的外汇管理法规，从主要的审核要素及登记管理环节来看，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在外汇管理环节较境内机构境外投资宽松许多。如下表所示：从实际情况来看，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基本上属于粗放管理状态，其投资规模、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等无法进行统计。

（二）政策环节未理顺，现居民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款流出及收益流入，大多以各种变相甚至非法的形式进行由于政策障碍，目前已有的国内居民境外投资项目的投资款流出及收益流入，往往通过个人分拆结售汇、黑市购汇及现钞携带等变相甚至非法的形式进行。一是个人直接投资管理规定可操作性不强。2006年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规定，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按照正常的程序，个人从事境外投资应当经过发改委、商务部门批准后办理外汇登记及备案，之后才能办理资金汇兑手续。但是，目前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制度均是针对机构量身定做的，基本上不适用于个人境外投资。另外，商务部门因程序问题无法核准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局也同样无法办理外汇登记，至于后续的资金汇出核准更是无从谈起。二是特殊目的公司管理规定难以理顺个人直接投资资金汇兑管理环节。《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允许境内居民个人以特殊目的公司的形式设立境外融资平台，但“涉及境内购付汇的，应按照《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即同样要求提供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这就意味着个人如果以购汇、支付外汇的形式向境外投资根本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汇发[2005]75号文只对有特殊目的需求的个人境外投资项目有一定约束力，而对大量非特殊目的的个人境外投资项目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难点

（一）个人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规范基于多种原因，绝大多数个人境外投资资金来源五花八门，有自有外汇、民间借贷、现钞携带，更有甚者通过地下钱庄兑换，其来源与渠道不尽规范。

（二）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据了解，由于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个人境外投资核准操作规范，发改委或商务部门往往以此拒绝个人投资者提出的境外投资申请，外汇管理部门往往因上游部门不予审批个人境外投资造成后续外汇登记环节存在困难，存在明显的政策盲点，阻碍了个人境外投资的规范发展。

（三）管理监测体系不健全如外汇登记、资金流出入等操作细节不明确，FDI系统尚未开发个人境外投资模块等，个人境外投资尚未纳入境外投资联合年检范畴，事后监管和监测体系不健全。

三、政策建议

个人境外投资充分利用了国内外汇资源，有效实现民间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进而可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因此，为贯彻“走出去”发展战略，同时为了规范管理，建议：

（一）理清思路，消除政策障碍，促进个人直接境外投资的发展发改委、商务部、外汇局等相关部门应加强联合，参照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管理模式，协调研究制定个人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建立各部门职责分明，运转有序的联合审批监管机制。发改委和商务部门作为境外投资的主管部门，应审批或登记个人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外汇登记、汇兑、境外资金变动登记、资金调回监测等。从而理顺各部门工作流程，让个人境外投资有法可依，满足个人的境外投资需求，促进个人境外投资的发展。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篇10

关键词：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过去三十年中，受益于旨在鼓励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走出去”政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跨国公司的境外投资进一步增长。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8》数据，我国OFDI从1990年的8.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430.4亿美元。但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审查。金融机构境外布局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尤为重要，因为母国金融中介在克服这些摩擦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即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五大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积极扩大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境外网络，那么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传统的跨境投资理论侧重于以实际经济因素来解释投资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从垄断优势、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OIL）理论，到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和Helpman等①提出的企业异质性理论，都是从生产率或禀赋角度来阐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经验文献方面，一些文献认为引力变量（如文化距离，母国的人均GDP和相对劳动禀赋）会影响OFDI②；另一些则强调了东道国制度和金融发展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证明了双边汇率的作用。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了金融因素，特别是跨境金融机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Hale认为与母国银行的特定业务关系可以更无缝地进行金融交易，包括降低与东道国新的银行建立联系将产生的相关费用和信息壁垒。②一些研究认为，在更基本层面上，与母国银行合作可以帮助降低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体制差异相关的交易和通讯成本。③此外，Alfaro等发现外资银行提高了当地金融体系的效率，对OFDI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④Ongena等认为，中国银行的境外分布可以促进和维持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⑤Poelhekke提供的证据表明，荷兰的全球银行使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更容易，尤其是在法治薄弱或腐败的国家中。⑥Kandilov等使用美国制造业数据，证实了东道国银行放松管制吸引了更多数量和更高数额的跨国并购交易。⑦但一些研究认为这种正相关性来源于银行海外布局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lient）的特点，即银行进入国外市场是为了满足已建立的客户对海外银行业务的需求。Qian和Delios使用银行层面的数据发现，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扩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跟随现有客户进入东道国市场。⑧Wezel的经验证据表明，当考虑到亚洲市场时，德国银行确实会跟随其客户。⑨国内研究方面，大多采用案例或比较分析，验证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是否通过提供东道国（地区）的软信息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⑩总结以往文献，探索母国金融机构海外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文较少，仅有的一些经验文献也没有得出二者因果关系的共识。因此，在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以及“金融服务实体”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研究中资银行国际化水平能否支持我国实体经济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实证分析了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与OFDI的因果联系，从而扩展了现有文献。此外，在最近多数研究强调金融全球化风险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大型国际银行的一个可能被低估的好处是对OFDI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更全面的金融全球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参考。

二、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促进OFDI的理论机制

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类渠道对OFDI产生积极影响，如图1所示。（一）直接影响。跨国银行将通过以下渠道直接降低跨境投资的固定成本，从而增加目标公司池的规模和质量：（1）克服信息不对称——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拥有潜在的子公司及其所在行业的专门信息，并通过与当地商会、大使馆、地方政府和法律机构的联系，可以向客户提供法律法规、地方发展和融资机会方面的信息。（2）缩小母国与东道国（地区）之间的治理距离——母国和东道国（地区）的制度质量可能不同，这使得难以判断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在投资变坏时的法律追索范围。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可以帮助缩小子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国家层面上的治理距离，这些市场摩擦与语言、地理、文化以及投资者保护和税收待遇的差异有关。（3）安排内部资本市场——熟悉母公司运营和本地外部资本市场缺陷的跨国银行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跨国公司安排内部资本市场，并帮助其在其他金融市场融资。（4）直接提供融资——当海外投资需要大量贷款或发行公司债券，境外金融机构也使银团贷款和在多个市场上出售公司债券成为可能。根据异质性投资理论的思路，企业在解决不确定性之前做出是否进行海外投资的决策。对外直接投资要求企业在境外不可逆地投资I（σ）的前期成本，σ代表信息不对称以及东道国（地区）与母国的制度差异，I（σ）包括目标公司的搜寻成本和克服治理距离的成本。为了简化，假设跨国公司生产采用简单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形式：Yi=AiKαiNβiL1-α-βi（1）产出Y取决于生产率水平A、资本K、资源N以及劳动L。在考虑信息不对称以及东道国（地区）与母国的制度差异后，投资收益率可表示为：ri=MPKi=α[1-τ]i(σ)Ai()KiLiα-1()NiLiβ=α[1-τ]i(σ)Aikα-1inβi（2）其中，τi(σ)代表信息不对称和治理距离对利润的侵蚀，一国的投资收益率与该国的技术水平、人均资源丰富程度成正比，与人均资本密集度Ki和τi(σ)成反比。假设企业自有资金只能承担前期固定成本的比例为θ，其余(1-θ)I的资金以Fj(σ)的成本进行外部融资，则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为：πi(σ)=α[1-τ]i(σ)Aikα-1inβi-(1-θ)I(σ)Fj(σ)（3）由于∂τi(σ)/∂σ>0，∂I(σ)/∂σ>0，∂Fj(σ)/∂σ>0，因此：∂πi(σ)/∂σ<0（4）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母国境外金融机构的建立能够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搜寻成本和融资成本，进而提高OFDI。（二）间接影响。银行分支机构导致东道国（地区）信贷市场状况的改善，有助于当地市场规模扩大并对企业的持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实证模型。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的基准实证模型表述为：lnOFDIjt=β0+β1lnbranchjt-1+Z'Φ+et，et∼lid(0,σ)2t（5）其中，lnOFDI是中国对东道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对数值，Z表示在截面和时间维度上变化的解释变量向量，如母国银行分支机构使得在t年母国对j国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更多，则β1>0。2.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的因果效应模型。尽管回归分析可以指示因变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但难以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利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可以量化核心解释变量的变化在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下可能产生的因果效应。通过加权分位数回归可以一致地估计条件QTE（δτ）：(β)τ,δτ=argmin∑WAAIi×ρτ(Y)i-Xiβ-Diδ（6）其中，ρτ(u)=u×[τ-1(u<0)]。QTE的估计需要使用logit回归对倾向得分进行初步的非参数估计，得到相应的权重代入，可以得到QTE的估计结果：E[W]AAIiρτ(Y)i-Xiβ-Diδ=Pr(D)1>D0Eéëùûρ|τ(Y)i-Xiβ-DiδD1>D0（7）（二）变量说明与数据。1.核心解释变量。该变量是作者手动整理的12家中资银行①境外分支数量的自然对数加1（lnbranch），以校正银行数量变量的偏度。我们以实际成立年份为准，而不是分支项目新批准的时间。2.东道国（地区）控制变量。回归隐含地始终控制着母国机构，因此，本文控制会影响OFDI的东道国（地区）特征变量集。（1）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GDPj）以及增长率（ggdpj）：以捕捉市场规模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2）自然资源丰裕程度（eng）：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的“寻求资源”动机，引入以燃料与矿石金属出口之和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的要素禀赋变量。（3）金融发展（fd）：为了控制信贷市场的深度，我们引入了私人信贷占GDP的比例，指标的改善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它影响跨国公司筹集外部资金的能力。（4）法定公司税率（tax）：以捕捉跨国公司可能受到的税收因素的影响。（5）人力资本（tech）：使用人均专利数度量。（6）治理指标（ins）：以ICRG的“控制腐败”“制度质量”“法治”“投资状况”四个指标的均值衡量。3.引力变量。（1）中国与东道国（地区）人均GDP的差值（gdp_gap）：由于人均工资往往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母国与东道国（地区）的劳动成本差异构成了纵向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2）贸易联系程度（trade），以东道国（地区）进出口与中国GDP之比来衡量。（3）实际汇率变动（er）以及汇率的波动率（vol）：以获取财富和估值影响。由于包括了双边贸易联系指标，因此引力变量不再引入贸易引力模型中的双边距离以及共同的文化起源和语言等变量。本文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对51个国家和地区①OFDI的经验背景下，研究金融“走出去”对实体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东道国（地区）的选择是基于中资银行在研究期间至少在其境内有一家一级分支机构的原则。表1列出了有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以及描述性统计。位根检验基本在95％的置信水平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回归变量都是平稳的。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与上一年度中资银行在东道国（地区）一级分支机构数量的关系。表2给出了估计得出的基准回归结果。在（1）—（3）列中，仅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外的所有控制变量；在（4）—（6）列中，加入了东道国（地区）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数量的1年滞后（lnbrancht-1），括号中报告了异方差稳健标准差。核心解释变量方面，在所有模型设定中，lnbrancht-1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东道国（地区）中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长与随后中国企业进入该市场可能性的增加有关。就边际影响程度而言，从（4）列到（6）列的系数估计约为0.11—0.13，这表明如果中资银行t—1年内在东道国（地区）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增加1个百分点，则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地区）的OFDI增长了约0.12个百分点。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先前的文献相一致。东道国（地区）实际GDP的对数及其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寻求的动机。东道国（地区）自然资源出口份额的系数为正，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资源寻求的动机。尽管中国是主要的“制造工厂”，但与经济和人口规模相比，自然资源和燃料禀赋相对较低；但eng系数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源对境外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且由于“资源诅咒”，自然资源的丰裕与东道国（地区）的制度质量较低有关。来源国（地区）信贷占GDP比率的系数为正，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道国（地区）收到的投资较多。技术水平和税率分别具有正和负的显著系数。中国与东道国（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一个国家内较快的增长意味着跨境并购交易更具成本优势。中国与东道国（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程度具有负系数但不显著，与先前的文献一致，表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和抑制效应可能同时发挥作用。研究结果也支持中国OFDI更多流向治理水平高的东道国（地区），因为企业能够得到有效的产权保护和稳定的发展空间。东道国（地区）货币升值以及汇率波动增加将降低OFDI流量。金融文献表明，公司估值的变化是并购活动的潜在诱因。因此汇率升值将导致东道国（地区）被收购公司的估值更高，成本上升降低跨境并购交易。由于随机扰动项的零均值假定难以满足，因此OLS估计的结果可能有偏。作为比较，本文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估计量进行了估计。PPML估计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把投资取对数，因此不会删除零观测值。结果表明，尽管银行业分支机构数量系数变小，但它们在统计上仍然具有很高的显著性，即中国境外金融机构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其他系数的大小和重要性在PPML估算下大部分保持不变。动态面板模型的估算可以控制潜在的自相关和内生性，结果仍然表明，中资银行分支对OFDI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动态面板模型还将1年滞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在内，由于过去的境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当前境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解释变量，其他估算结果也非常相似。（二）异质性分析。本部分将讨论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OFDI积极影响的异质性（区分投资动机与制度质量），以更清晰地了解这种促进作用背后的机制，回归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1.投资动机的异质性。根据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旨在利用国外市场相对国内市场生产成本优势的投资称为“垂直”O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出大部分会返销回国或再出口到世界各地，与此相对，旨在服务东道国市场的投资称为“水平”OFDI。遵循Grossman和Helpman模型的逻辑，金融全球化可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但同时也可以促进贸易，而贸易又可以替代OFDI，这意味着企业减少了垂直一体化供应商的动机。①参考项本武的研究结论，②本文依据跨国公司的产品外销比例将51个东道国和地区按投资动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口导向型，这些东道国的产品外销比例较大，包括劳动力成本低或国内市场需求小的发达国家①；第二类是市场导向型，这些东道国（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市场需求大②。在表3（1）（2）列中，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于对市场导向型OFDI的影响。最近的文献发现，金融全球化尤其是以更多的全球化银行的形式，降低了贸易的风险和成本。Niepmann和Schmidt-Eisenlohr认为，银行信用证供应的减少会降低出口。③银行了解客户的信誉，全球化的银行越多，获得信用证就越容易，进行贸易也就越容易。2.治理水平的异质性。如果银行为跨国公司提供便利的渠道是通过利用其信息优势或通过缩小治理距离，那么，在治理不透明的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软信息收集困难，银行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作用应该更大。为了检验这一点，本文以《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四个指标所衡量的东道国（地区）治理水平（ins）的中位数区分治理水平高（低），考察主要结论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中（3）（4）列所示。在治理薄弱的经济体，中资银行境外分支对外直接投资系数为正，且边际效应大于治理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对于治理水平（低）的经济体，边际效应为0.210，对于治理水平（高）的经济体，边际效应为0.083。在腐败和法治情况较差的经济体，外国公司选择错误的商业伙伴、做出错误投资决策的可能性更高，外国公司对普通子公司的有效控制程度可能很低，这增加了广泛寻求最佳合作伙伴的可能性，而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具有提供相关信息的优势。（三）因果关系检验。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可能反映了银行“追随”其客户的情况，而因变量1年的滞后可能不足以规避这种可能性，或者它不能充分应对共识性，即银行和跨国公司都进入境外市场，在东道国（地区）销售产品和服务，并对投资环境中未观察到的变动做出反应。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未观察到的成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使OLS估计值偏向上方。如果我们想将表2的估计解释为因果关系，那么必须承认，在包括所有控制变量之后，在没有中国银行境外分支的情况下，母公司将以相等的概率进入东道国（地区）。测试反向因果关系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使用银行部门法规的更改作为工具变量，银行业管制变量将直接影响银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直接影响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但因为银行业管制指标在各年份之间的变动幅度不大，所以本文选择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检验银行分支机构境外布局与OFDI之间的因果关系。表4报告了各类样本下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QTE回归系数。结果证实了在因果关系模型中，主要影响是稳健的。lnbrancht-1的系数在25%、50%、75%的分位点上均为正，这表明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有助于中国对该东道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就显著性而言，系数基本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果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反向因果关系至少不会驱动主要结果。此外，各列的系数幅度逐渐减小，全样本回归中lnbrancht-1的系数由0.218递减至0.110，表明随着银行进入东道国（地区），其对公司进入产生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五、结论与政策建议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以及不断出现的贸易摩擦都要求我国企业主动整合全球资源，积极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不断扩大金融开放以及大型全球银行兴起的背景下，研究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手工收集的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数量信息以及中国对51个经济体的OFDI数据，本文从经验上检验了2003年至2018年中国的银行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控制了东道国（地区）的特性和引力变量后，中资银行一级分支机构更多的东道国（地区）更有可能吸引中国公司投资。第二，研究提供了异质性影响的证据，在市场导向型投资动机以及治理水平较差的东道国（地区），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OFDI的影响要大得多。第三，为了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回归得到类似的结果，即银行在东道国（地区）市场分支机构数量与接下来的一年进入同一市场的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证实了反向因果关系不会驱动主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