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范文10篇

境外投资范文篇1

一、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二、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

资源开发业投资是用于上游部门的投资，故又称为前向垂直性投资，其目的在于生产和输入那些国内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资源，从而替代该资源的进口贸易。任何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生短缺，或由于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不能保证供给，而进口资源又在成本及稳定供应等方面受到限制时，在资源所在地直接投资办企业就成为弥补资源缺口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短缺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着眼于国内，这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将难以解决；而大量进口又面临外汇紧缺、国外供给渠道不稳定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等问题。因此，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发我国急需的资源就成为现实的出路之—。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境外开发的可能性，今后应将境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业。我国矿产资源总储量固然较大，但许多矿种的品位较低。在我国已探明储量的铁矿资源中，贫矿高达95%以上，平均含铁率仅为30%，加上交通和开采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铁矿资源却相当丰富，供过于求，利用直接投资开发国外铁矿资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经济、合理的。二是石油业。我国石油资源比较匮乏，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国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发挥这种能力优势，在境外投资开采石油，既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留较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三是林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林木资源受到了过度的开采和破坏，使本来就不丰富的林木资源进一步锐减，现有人均林木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为了弥补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境外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型项目所需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较大，一旦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投资不易转移，因此对这类投资项目应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同时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保证。

三、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

所谓高新技术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一个新兴技术群，包括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这些高新技术正在呈现产业化趋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为了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国家纷纷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那里新建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收购兼并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借以进行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实现高新技术的输入和回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虽然已经起步，但投资规模明显偏小，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大。为了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很有必要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首先，我国已有较强的高新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在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超导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境外投资；其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很畅销，其附加值也相当高，对该领域投资不仅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再次，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境外投资，能打破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技术转让许可协议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级技术和最新科技信息，从而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的，即针对高科技发达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和参与科技联合开发等，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输回国内运用；另一类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目的，即在国外组建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经营公司，就地生产和销售，或者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用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的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服务业约占25%，到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为止，用于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呈现增长趋势。国际服务业领域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要求把为生产和管理服务的若干职能分离出来，实行专业化。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方便了资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也有利于产品、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从而大大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从东道国来看，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会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尽快增加这部分项目和设施，提高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效率，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取消了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也促进了服务业国际投资额的增长。

在我国非贸易性境外投资中，目前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仅为19%，这一偏低的比例与国际投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回收期较短，而且资金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容量较大，发展服务业的境外投资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同时，只有加快对服务业的境外投资，才能配合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特点，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行业有：一是金融保险业。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融通资金，增加境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二是建筑承包业。它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国内设备和材料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三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领域，我国不少企业已拥有一定的境外投资经验。其中远洋运输已在不少地区取得了较为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我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也受到不少地区居民的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则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继续向有关国家的这类市场发展，是有深厚基础和较大潜力的。

在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战略时，不仅应考虑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应该与投资区位战略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技术层次与特点、外资政策与法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国境外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亦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业选择应以制造业为主，向其提供适用技术，这对双方均有利。与此同时，注重开发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弥补我国人均资源的不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具有广阔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我们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务输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动。在发达国家，我国投资行业选择应以高科技产业为主，旨在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回流，而利润目标退居其次。我们还应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以便利用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此外，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选择的主要行业有资源开发和消费品行业等。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开发资金和技术，而我国的资源开发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其共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至于消费品行业，目前正是这些国家的“瓶颈”环节，产品严重短缺，这为我国企业在该行业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以上是就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行业的总体战略而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境外投资行业战略亦应适时加以调整与完善。我们应把境外投资行业选择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使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及时制定和颁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便加强对境外投资活动的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使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了确保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有效落实，国家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对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税收、外汇、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许其按国际惯例在境外以灵活的方式筹集资金，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建立健全各类行业协调和咨询组织，对属于同一行业内的境外投资进行统筹协调，避免投资分散和内部过度竞争，以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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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范文篇2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境外投资范文篇3

一、我市对外投资企业概况

我市目前有8家公司经过批准正式对外投资，投资总额2800万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2298万美元。

从投资国家来看，投资涉及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英国、荷兰、也门、阿联酋、蒙古、澳门、香港等；

从投资企业的经济类型来看，对外投资的外资企业占20%、对外投资的内资企业占80%，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40%、民营企业占60%；

从投资项目来看，从事境外业务接单的（出口）市场服务占50%、从事境外资源开发的占20%、从事境外建筑的劳动输出占20%、从事其他类型投资的占10%。

全面分析我市对外投资情况不难看出，在我市对外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占到75%以上的投资数量，但投资额小，境外投资的项目仅仅局限于市场拓展、业务联络或者境外建筑之类的劳务输出。因而，从我市目前对外投资企业的总体情况来看，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少，规模相对较小，投资的项目不具备产品或技术扩张的性质。大多数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质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投资企业相差较大。但同时令人看好的是，我市一些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的企业，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正逐步扩大规模，放眼世界市场，着手进行境外投资。随着我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跨国经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呈良好的上升趋势，这也对我市的国际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走出去”企业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在税务管理上存在脱节现象

目前我市国际税务管理处专职管辖国际税收工作，同时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对我市跨国经营管理提供政策支持。由于我市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国际税务管理处，国际税务管理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因此对于我市外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情况比较了解；而我市内资企业在管理上属于内资管理分局管理，政策解释属于所得税管理处。因此，内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时，在管理和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某些方面，容易造成政策解释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两分离的局面，在税务管理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

2、在税收服务上存在脱节现象

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企业向境外投资后，相关信息不能马上到税务机关进行变更，或者变更后不能及时传递到主管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部门。造成一方面主管税务机关有政策送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有问题不知道到哪里咨询。内资企业对外发生境外投资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进行咨询，不能及时了解到其相关的税收政策。有的企业只好到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咨询，得到的政策不全面、不够完整和正确。对主管税务机关而言，手里有政策，但苦于找不到服务对象，政策送不出去，最终造成税收服务的脱节现象。

3、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正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而相应的涉外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国投资，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施了多种形式的一整套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政策却重视不够。在国内税法中，现行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只是零星地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没有形成体系。在对外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中，更多地是考虑我国作为吸引外资的收入来源地国家的税收利益，而较少从我国作为对外投资的居住国角度考虑问题。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更多的也是面向外来投资，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和保护政策相对较少。

三、完善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由于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我市国际税收工作既要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加强税收管理，又要对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提供完善的税收服务。

（一）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管理作用

1、加强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是我市“走出去”企业管理的基础。一是要加强户籍管理。首先要狠抓登记环节，企业发生境外投资行为时应及时到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变更登记；其次，在日常征管和税务登记证换证过程中，对境外投资企业办理税务登记情况进行检查，杜绝漏征漏管现象。二是加强境外所得申报管理工作。对于我市境外投资企业应督促企业报送境外投资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状况等投资基本信息，同时对于其取得的境外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及其他所得，应在年度纳税申报中准确反映。

2、规范和加强境外所得的税务检查，防范国际避税。针对我市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利用所得税纳税评估、涉外税务审计和转让定价调查等手段，及时发现和处理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对来源于避税港及境外受控子公司的所得进行重点审计，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反避税防范力度。

3、完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在现有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税收抵免制度、对特定行业实施所得税减免优惠等国内法进行必要的完善，同时还必须适时修订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通过国内法和税收协定的共同完善，构建完整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确保国际税收管理在跨国经营活动中得到落实。

（二）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服务作用

1、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辅导。税务机关应通过网络、热线、培训会等形式，宣传境外所得的税收征管操作流程和税收服务指南，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收辅导。同时采取走访形式，通过现场解答境外投资企业关心的税收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税收服务。

2、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指引。在实施国际化的经营活动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是必然的。投资决策包括选择投资地点，选择新项目的组织形式，并对融资、转让定价及利润分配方式等作出选择和判断等等。为此，向境外投资的企业要研究各国的税收立法意图，熟悉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制度，要了解各国税务会计原则的差异等等。对于这些国际税收方面的相关业务、法规，税务机关应根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料，对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帮助，帮助企业进行科学的选择，明确更好的投资方向,促进向境外投资企业更快发展。

境外投资范文篇4

一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其具备海外投资能力的企业就越多，规模也越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之后，对外投资会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表1江苏省近18年的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GDP、人均GDP比较表年份出口（亿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总额（亿元）人均GDP（元）进口（亿元）净出口（亿元）199029.441.411416.50210911.9517.48199597.8247.805155.25731964.9632.852000257.7064.238582.711773198.6859.012004874.97121.3715512.420000833.5941.3620082380.36251.2030312.61396221542.32838.04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近几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和FDI都向前跨了一大步，根据邓宁的理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也应该迅速发展。

二、江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

自2000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以来，江苏境外投资开始加快增长。2005年境外协议投资额突破两亿美元。2007年“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全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增长22.2%；新批境外投资项目增长14.9%，中方协议投资增长41.1%。然而，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单个企业来看，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绝对数额仍较小。截至2007年，江苏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13.6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是广州、上海的14%和30%。

（二）行业分布

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行业范围更加广泛江苏境外投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从最初的餐饮、纺织服装加工业、批发零售，逐步拓展到电子、机械、化工以及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商务服务等行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仍以加工制造业为主，2008年制造业境外投资占全部境外投资总额的34.78%，新批第三产业境外投资项目143个，中方协议投资3亿美元，占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46.75%。酒店、有线电视、软件业等服务业成为境外投资的新兴领域。

（三）地区投向以发达国家为主，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

90年代江苏境外投资的区域主要在东南亚、中东、南非等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投资区域日趋多元化。目前江苏境外投资分布98个国家和地区（见图2）。

图22008年江苏境外投资的目的地及金额（万美元）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四）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江苏省境外投资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日趋上升。2008年我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达138个，占全省总数的59.5%，中方协议投资4.38亿美元，占全省总数的68.96%，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2.69和20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五）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逐渐尝试兼并收购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

对国际通行的兼并、收购等方式运用较少。近年来，一些企业开始积极尝试，通过兼并收购、股权交换、技术入股等方式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如南汽集团收购英国MG罗孚、无锡尚德收购日本太阳能电池制造商MSK；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境外4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三、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数量也少大多数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没有独立作战抵抗风险的能力。目前，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1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13，而江苏仅仅为1∶0.02。

这表明江苏省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经常因为资金、技术、规模小而失去投资的机会和竞争能力。

2．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

多年来，江苏在制造业领域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但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另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即使是目前相对有竞争力的家电和通讯设备行业，大部分产品的核心部件仍然是从国外进口或依靠国外技术生产，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有自主商标的企业仅占20%左右。

3．信息不灵通、投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

目前江苏对外投资企业的收集信息能力不高，渠道少，对投资国缺少了解，不熟悉国际间投资运行规则与法律制度，没有办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海外投资的企业投资回报率低。如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聘请了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但是因为没有做好前期投资区域选择分析和前景预测，使企业生产、销售一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4．管理体制落后，缺乏海外经商人才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缺乏训练有素、熟悉市场、精通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例如，2002年TCL集团公司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德国建立的欧洲分公司，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使企业一度陷入低谷。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进程中的新问题，不仅影响公司发展，也阻碍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推进。

（二）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1．政策和体系不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江苏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之匹配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尚不完善，使大部分民营企业感到很难得到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去海外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2．缺少有效的监管

政府对对外投资事后的监管极为薄弱。与项目前期繁杂的审批相比，对事后的监管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年审流于形式。再加上企业本身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公司治理存在问题，往往导致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四、发展建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苏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向产业链高端及高附加值方向迈进，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一）对外投资须正确选择投资区域企业应根据各自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的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如技术型的选择发达国家；境外加工型的在亚、非、拉等环境较好的国家等等。同时综合考虑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自然资源状况及国家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

（二）推进技术战略和品牌战略

江苏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只有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经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三）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江苏企业可以运用强强联合形成产业整体优势，也可以采取集群式的投资方式。借鉴台湾企业在江苏昆山、福建厦门和广州东莞集群投资的发展经验，走集群化成片联合开发的道路，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境外投资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全球化配置

1险资境外投资必要性分析

1.1符合国家战略导向。险资境外投资既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国家“十三五规划”、保险业“十三五规划”和保险“新国十条”均明确表达了支持险企投资“走出去”的态度。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境内外市场联动加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渠道和空间都较为乐观。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为险企境外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恰与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需要稳定收益的要求相契合。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保险资金在“一带一路”领域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8568.26亿元人民币。1.2境内市场无法满足投资需求。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是保险公司投资端主要的配置方向。近几年，受经济增速放缓、货币宽松、利率市场化以及政府降低融资成本政策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境内市场利率不断下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的3.5%降到目前的1.5%，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13年11月的4.7%高点下行至目前的3.1%左右。在险企负债端成本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境内固定收益资产的配置价值不断降低，各大保险公司均面临存量到期和新增配置压力。境内权益市场是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渠道，但权益市场波动剧烈，对投资收益和利润表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冲击。以上证综指为例，2004—2018年经历了8年下跌、7年上涨。其中上涨的年份中有2年的涨幅超过或者接近100%，有1年的涨幅超过70%；而在下跌的年份中有1年跌幅超过50%，有2年跌幅超过20%。综上所述，单纯依赖国内资本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险资的投资需求。1.3国际经验表明境外投资是提升收益的重要途径。低利率和资产荒是全球保险公司投资端面临的共性问题，通过境外投资获取收益率溢价是国际成熟保险市场的共同选择。举例来看，英国险资境外投资占比长期保持在35%以上(英国对险资境外投资无比例上限要求)，日本险企也饱受国内市场低利率的困扰，其境外投资占比高于20%且还有提升态势，而美国虽然在监管政策中有10%的上限要求且国内资本市场发达，但其境外投资占比也高于中国。1.4低相关性可分散组合投资风险。境内资产整体受国内宏观市场周期影响较大，风险相对集中。从股债历年走势可以看到，境内资产类别间的相关性较高，并不存在所谓“股债轮动”的规律，很难依靠“跷跷板”的规律做资产配置。而放眼全球来看，中国市场指数与主要市场指数间的相关性较低，若选取2004—2018年主要市场指数月度涨跌幅数据进行分析，沪深300指数与全球主要股市指数的相关性处于0.20～0.45的较低水平。通过全球投资布局，能够有效地降低组合波动率。

2险资境外投资政策梳理

险资境外投资主要受银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管。其中，银保监会主要对委托人(保险公司)、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投资范围、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监管，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对投资额度等方面进行监管。目前，涉及险资境外投资的监管政策主要有三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而对于审批额度等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并没有针对险资制定具体标准和政策。从地域来看，险资允许投资45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25个发达市场和20个新兴市场)。从品种来看，险资允许投资货币市场类、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和不动产类。保险公司还可投资境外基金，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从投资比例来看，监管要求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超过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15%，投资新市场余额不超过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10%。

3险资境外投资现状

险资境外投资的进程与监管政策高度相关。2007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对险资境外投资的许可和支持。当时国内的保险公司出于改善资产负债匹配、实现国际化布局、提高保险资金收益率等多重因素考虑，主要对海外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代表案例如中国平安投资美国富通集团、中国人寿投资Visa公司等。金融危机爆发后，险资海外投资沉寂了一段时间。2012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颁布后，险资获准对海外房地产进行直接投资，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开启了境外不动产“扫货”模式，2014年和2015年更是成为投资的高峰期。一方面，保险机构收购海外核心地段地标性建筑相当于为自己进行全球性广告宣传，另一方面国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房地产价值低估，对国内险资具有吸引力。2016年9月，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参与沪港通试点的监管口径》，标志着保险资金可参与沪港通试点业务且在操作层面上不占用QDII的额度，一时间保险公司对港股投资热情高涨。然而，近几年因为外汇管制，险资境外投资趋势又有所减弱。截至2018年底，我国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比重约为4.60%，不仅远低于英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市场中保险资金的境外配置比例，而且按照我国“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的规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图1保险公司境外投资余额及占比数据来源：原保监会，保险资产管理协会。险资境外投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保险公司获取境外投资资格难度较大，境外投资对保险公司投资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要求较高，以2017年为例，全年仅批复了泰康人寿一家保险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的资格。二是外汇额度管制，近年来由于中国外汇形势较严峻，多家保险公司已遭遇QDII额度瓶颈，据统计保险类机构在2016年均未有新获批QDII额度记录。三是前期国内市场的投资品种和容量已经能够满足险资投资需求，导致境外投资动力不足。目前，险资境外投资无论是品种、地域还是币种，集中度都很高。投资品种集中在金融领域的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和港股投资，债券投资规模极少。投资地域集中在欧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新兴市场鲜有涉及。币种方面，港元资产占到一半以上。资金来源以QDII为主，采取境外发债、内保外贷等方式筹集资金的相对较少。

4险资境外投资建议与意见

境外投资范文篇6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政策立法上重视对“对外投资”的支持。西方国家历史上就有允许对外投资的传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西方国家以其跨国公司为载体，推动跨国双向投资的自由化，鼓励企业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战略资源。

在具体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立法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专门立法、设立政府专门机构为对外投资提供包括信息、人才培训、调研经费补助、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如，美国在二战后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设立了经济合作署，专门负责境外投资事务；韩国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专门的《扩大海外投资法案》，1992年颁布了《海外直接投资制度改善法案》和《外汇管理规定修正案》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后来并依靠互联网技术组建了海外投资信息系统（OIIS），同时通过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为对外投资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二是，给予财政、税收直接支持。如日本的对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等；美国的所得税、关税优惠制度。[1]三是，政府或民间机构对对外投资给予积极的信贷、担保、保险支持。各国相关政府机构主要有：日本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输出入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新加坡Teamasek、英联邦开发公司、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ECGD）、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美国进出口银行、法国国家银行和外贸银行、德国德意志开发公司等。上述机构多以政府财政作为后盾，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信贷、风险担保。典型的民间机构则有日本的海外贸易开发协会、国际协力银行等。如，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境外投资项目的贷款不仅利率优惠，而且贷款总额甚至最高可达项目投资额的90%。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轨迹较为典型，可以说明该国对对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956年，日本的《输出保险法》将本金、利润均划在保险范围之内，并不断增加保险险种、扩大保险对象，提高理赔比率，并于1970年实施了单边保险制度（即是否受理海外投资企业投保不以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前提）。

除了对一般性的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的特殊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制定了专项鼓励政策。

(一)设立专门机构鼓励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前西德成立联邦地质调查所（BGR），与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探矿合作，多年来在境外矿业投资合作中一直处于“先锋”和“中心”地位。再如，法国成立了拥有国内外雇员数千人的地址矿物调查所（BRGM）,经常由其出面执行法国的资源政策，政府给予了该组织大量的委托费用。

（二）各国的众多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均重点支持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

1、日本。如，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中，专项设立了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如果企业因进行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而造成亏损，企业可以获得项目累计投资额的12%的补贴金额；日本政府成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于资源能源项目的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优惠优于制造业；在日本政府鼓励技术人才境外调研、培训的经费补助制度中，其对于境外的矿产资源调研补助专门做了重点规定（明确探矿调研的补助经费为75%，探矿费补助50%）。

2、美国。如，美国进出口银行设有专项的境外开发资源贷款，用于开发国外的战略资源。美国支持对外投资的重要机构——1969年设立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其为了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矿产资源，在它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专项担保中，特别重视对资源能源类的项目担保。其为此类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广泛的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外汇货币不可兑换风险担保、财产被没收风险担保、运营干扰担保、政治动乱风险担保，以及由于东道国非法收回或侵犯投资者关于矿产项目的合法权利所造成损失的担保）。

3、韩国。韩国政府为支持境外资源能源类投资开发，对此出台了特殊的扶持性优惠措施，出台了专项的《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不仅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且采取了包括亏损提留、国外收入所得税信贷和资源开发项目东道国红利所得税减让甚至完全免税等众多措施（依据《关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分配所得免税的规定》）。如，韩国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海外投资金融支援，特别规定了“主要资源开发支援资金贷款”制度，明确规定：如果企业进行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符合政府资源开发计划及政策方针，则主管部门可以出具附有资源需求意见的推荐书或许可书，进出口银行可依此给予贷款（贷款条件非常优惠，期限高达20年、额度达所需资金的70%、利率为8%）。

总之，世界经验表明，企业在跨国投资初期的成功往往离不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资源能源类的跨国投资尤其如此，我国应当全面系统的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促进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近期出台的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鉴于国内部分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在财政、产业导向、信贷等领域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如，2003年，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协商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随之于2005年制定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制定出台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促进对非洲资源开发合作的政策措施。2004年10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做好2004年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扶持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12月，财政部、商务部依据《预算法》和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项政策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使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年度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领域和范围成为定例。另外，在我国已经出台的有关鼓励境外投资的产业指导政策、信贷政策诸多具体政策中,均将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给予了优先优惠待遇。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政策导向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鼓励和支持。2009年2月，国家能源局领导在该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交流，充分发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作用，继续深化与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加强同能源资源国以及其他能源生产国的务实合作。”国家能源局提出，利用外汇储备设立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以支持石油企业开拓海外资源。在国家能源局的2009～2011年油气行业发展规划中，为鼓励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和并购，对重大境外能源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优惠贷款和提高财政注资比例等支持政策，修改完善境外油气资源开发协调机制。抓紧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等政府间双边协定。[2]规划还提出，未来三年，将扩大能源企业通过债券、上市等方法，推动建立能源产业发展基金，促进能源投资多元化；设立石油储备、能源风险勘探、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政府性专项基金。[3]

另外，2009年初，在我国国务院公布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包括了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资源能源类产业。

2009年3月20日，国务院正式《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坚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到国外独资或合资办矿，组织实施好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境外矿产资源项目。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到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和对外并购。充分利用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和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出台《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规定，支持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开发资源。加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独资或合资办矿。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组织实施好有关境外投资项目。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简化境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严格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条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骨干企业，在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本金注入、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

2009年5月18，国务院出台《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加强引导，简化审批手续，完善信贷、外汇、税收等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勘探和开发。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具体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我国还应着重继续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政策：

1、建议在各层面的基本立法中，继续明确和强化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在将来制定的《对外投资法》、《对外援助法》、《对外投资促进法》、《对外投资保险法》中及今后修订《矿产资源法》、《能源法》时，均应当明确将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即将现行的部门出台的产业政策导向上升为基本法律，以增加权威性）。今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及国家政策性信贷、保险等金融部门，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依据国内外经验，制定出台更加系统详细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支持政策，以确保我国的资源保障及战略目标实现。如，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进口，应使其享受比一般进口贸易更加优惠的关税、增值税。

2、建议尽快发展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

境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政治的、法律的诸多风险，且此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企业自身难以承受相关风险，尤其是我国在境外能够获取的资源能源大多分布于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敏感地区，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系统完备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通过投保制度来转移和降低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于2001年成立了专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的专门机构，从事出口贸易和境外投资的保险，但其实力和公司成立目的均难以满足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保险需求。[4]另外，虽然我国于1988年4月28日和4月30日分别签署、核准了《汉城公约》，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从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向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按MIGA的规则，在投保政治风险时，合格的东道国只能是发展中国家，其并不能覆盖我国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风险。[5]

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只要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就允许其进行政治风险等风险的投保，特别是为鼓励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较高额度（如有些项目应该可以达到90%）的风险损失，以化解潜在的境外投资风险，消除企业境外投资的顾虑。

3、建议尽快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力雄厚，拥有约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鉴于我国矿产资源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与其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以购买外国国债，[6]不如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用于设立海外资源勘探开发专项基金，[7]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不包括投机），获取海外矿产资源，满足国内的资源供应需求。笔者认为，这样做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促进我国实现国家资源能源安全保障战略；二是可以有效规避外汇贬值的风险，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及其保值增值。[8]在专项基金成立之前，为又好又快地利用好我国的外汇储备，我国可以首先尝试向中央国有企业出售或借出外汇，支持央企抓住当前全球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处于相对低位的历史机遇，到海外开展资源能源类投资。2007年5月，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独资注册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逐渐由10亿美元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以股权或准股权的投资方式支持我国企业到非洲进行投资，为我国设立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基金提供了经验。[9]

4、建议国家尽快完善扩大资源收储制度，为成功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建立稳固的“大后方”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复杂。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有效应对资源供应中断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能力较弱，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面临较大的挑战。依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完善的资源战略储备制度能够有效应对我国资源保障不足的风险。在前文所述我国国务院近期的多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均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矿产资源收储制度。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型经济，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错综复杂，非常可能产生风险,我们要尽早和充分做好应对准备。要有必要的物质准备，抓紧做好重要战略性产品的储备,以增强我们对国际市场重要变化的承受能力。[10]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尽快应加大投入，扩大资源收储规模及品种。不仅收储原油，更要收储成品油；不仅收储能源，也要扩大收储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资源。

实际上，建立完善的资源收储制度，不仅能够降低国际资源市场价格波动对我国的影响，缓冲资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压力，也能够使我国企业在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直接投资时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完备的收储制度将成为我们稳固的“大后方”，使得我们参与“争夺矿产资源”的境外投资不再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从而才可能“从容不迫”地与资源所有者持续谈判，最终以合理的价格等条件成功获取资源权益。

5、建议我国加快规范资源能源的外资准入及其出口制度，依照国际惯例合理对等地对待“引进来的外资”和“走出去的内资”。我国古语有云：“欲取之，必先予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平等对待外国来华的矿产资源能源类投资者。我国部分种类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如稀土、焦炭、铝钒土等矿产），也是资源能源类跨国公司的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因此，在资源能源类跨国投资领域，我国不仅是投资母国同时也是东道国。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频繁，正在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对待外来投资者（无论投资者来自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来投资者不排斥、不歧视，而是应积极进行立法规范，给予其相应待遇，这样做不仅符合国际法上的对等原则，同时也不违背我国作为母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的利益需要，更有利于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融合。[11]因此，笔者不赞同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我国的资源能源开发领域”及严格限制出口的观点，[12]应多从我国产业内部整合规范的角度考虑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限制外资和出口；另外，从双向考虑问题的角度（即，除了引入外资角度，还需要考虑我国的对外资源能源类投资的发展），我国也应当尽量遵循国际惯例，避免“授人以柄”，否则必将影响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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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国国内，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入税率一般要比境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

[2]《考虑动用2兆美元设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支持油企进行战略并购》，来源：《香港工商时报》，2009-2-18第005版。

[3]《中国拟以外储支持海外找油》，来源：《香港信报》，2009-2-18第005版。

[4]据笔者了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当前主要工作重点还是在于从事与出口有关的保险业务，公司成立以来所承保的境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数量有限。笔者建议我国今后应当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

[5]据笔者了解，截至2006年，我国还没有境外投资企业在MIGA使用该多边投资保险。

[6]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万亿美元。自2008年9月起我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09年4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7635亿美元。

[7]笔者建议，专项基金的设立可以仿照我国已经成立的主权投资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的设立模式（中投公司的成立模式为：由财政部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购买我国的外汇储备，然后注入中投公司作为资本金）。

[8]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研究了提取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项基金的问题。

[9]1998年之后，国家开发银行陆续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合资设立了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0]江小涓：《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7页。

境外投资范文篇7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的一般途径

一、协商和调解。协商和调解都是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进行，需要通过双方的协商同意达成协议。协商无须第三者介入，而调解须在第三者主持下进行。协商和调解被视为两种友好解决争议的方法，有助于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各国都鼓励当事人首先并尽量采取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投资争议。这两种解决方式强调高度的自愿性，而在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争议解决方案时，就需要通过仲裁、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二、东道国当地救济。当地救济是指将争议提交东道国的行政或司法机关依据东道国的法律解决投资争议。东道国对在本国境内发生的投资争议享有当然的管辖权，除非东道国法律另有规定或其政府明确表示，外国投资者不能将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议交由国际或国外机构管辖。从投资者角度来说，由东道国司法或行政机关解决争议可谓是隐患重重，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会担心法院或行政机构有失公正；东道国法院可能必须适用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国际法规则相违背的国内法；执行部门可能不理会支持投资者诉求的判决。因此，资本输出国出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总是力主采取国际解决的方法，包括国际仲裁、外交保护等，而资本输入国则强调当地救济方法，如拉美国家长期主张的卡尔沃主义，力主投资争议在当地解决。三、国际投资仲裁。在各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合同的实践中，仲裁在解决投资争端中得到广泛运用在双边投资协定中，主要又分为三种类别：1.投资者可以不经与东道国政府达成一致即可将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2.除涉及征收补偿款的投资争议外，投资者应当经东道国同意后方可将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3.投资者仅能将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涉及征收补偿款的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间的仲裁可由不同机构受理，若无特定仲裁机构，则案件交由临时仲裁庭审理。依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建立的、专门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的仲裁制度，设立了专门机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当然，ICSID并非外国投资争端的唯一仲裁机构，一些主要受理商业仲裁的机构，如国际商会（I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并不排除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仲裁。四、外交保护。境外投资由于有关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且又不能得到救济时，国家可采用其认为妥当的任何手段、在其认为妥当的任何程度上行使外交保护权，保护国家的境外利益。外交保护是一项习惯国际法原则，对境外投资的外交保护已扩大至境外投资公司的保护。依据国际习惯法，国际行使外交保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国籍持续原则，即投资者从受害之时知道提起国际求偿时必须持续具有本国国籍；其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即投资者应用尽东道国可资利用的所有救济手段。通过外交保护方式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具有以下优势：从微观上讲，外国保护权由国家行使，而投资者本国与东道国进行沟通，往往能给东道国压力，有利于争议的快速、高效解决；从宏观上讲，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外交保护，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当然，依靠外交保护解决国际争端也有以下弊端：第一，保护少数企业。随着高铁对外投资的扩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植和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大，它们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与东道国发生争议时，却未必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使得自己的利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二，相应政治成本。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具体的商业争议，需要付出相应的政治成本，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将商业活动的政治风险相对独立于国家外交关系，使双边外交关系的大局不被局部争议所左右，这对中国维护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维护基础设施战略的稳定性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高铁境外投资争端解决现状

中国高铁境外投资难免遇到各式各样的法律争议，我国企业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目前而言，中国企业在高铁投资中通过协商、外交施压两种方式解决争议，并没有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实践。一、协商途径。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轻轨项目为例，中方企业可能最大损失为13.85亿。中方认为，项目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业主不断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指令性变更、增加工程量、地下管网和征地拆迁严重滞后等。中国公司已根据原合同约定，向业主递交了变更及索赔资料，沙特方也承诺在项目结束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谈相关索赔和补偿问题。二、外交施压。到目前为止，参与境外高铁投资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自身特有的政治优势使其在发生争议后，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援助，通过对东道国政府进行施压，来督促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国企面对争议时的常见做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愿意为中国高铁“走出去”进行保驾护航。例如，在墨西哥的墨克高铁项目搁浅后，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11月11日接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时就指出：“不久前，中墨企业联合体按照墨方招标程序，凭借自身竞争力，成功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市高铁项目，这一结果完全是公正合法的。我们对墨政府此后撤销招标结果感到遗憾。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墨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希望墨政府能够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推动相关合作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无疑给墨西哥政府尽早解决墨克高铁项目施加了压力。三、现状分析。中国企业目前未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高铁投资争议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协商方式利于友好解决争议，有利于树立中国“高铁外交”互惠共利的形象。其次，外交施压虽不能直接解决争议，但是快速解决争议的助推器；最后，诉讼或仲裁耗时较长，且需要强大的证据链，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诉讼或仲裁经验缺乏。一般认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最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手段。然而，当投资东道国本身法治程度不高，且投资本身带有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外交途径等双方协商解决的解决方式可能更为有效。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随着中国高铁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大，企业在一些法律争议上应该勇于提起诉讼或仲裁，不仅应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救济，也应该巧于利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机制。

完善中国高铁境外投资争端解决的建议

境外投资范文篇8

第一条为了加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防范风险，保障被保险人以及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是指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

本办法所称委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保险机构。

本办法所称受托人，包括境内受托人和境外受托人。境内受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境内其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境外受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本办法所称托管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担任托管人的商业银行包括中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保险资金，是指委托人自有外汇资金、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金及上述资金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

第四条除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外汇局）另有规定以外，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委托受托人和托管人，由受托人、托管人根据协议约定，分别负责保险资金的境外投资运作和托管监督。

第五条受托投资、托管的保险资金与属于受托人、托管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托管人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

除因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产生债务等法定情形以外，不得对受托投资、托管的保险资金强制执行。

第六条委托人应当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承担投资风险。

受托人、托管人以及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提供服务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恪尽职守，严格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

第七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遵守境内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办法规定，遵守境外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第八条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并依法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国家外汇局依法对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的付汇额度、汇兑等外汇事项实施管理。

第二章资格条件

第九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资产管理体制，内部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符合《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的规定；

（二）具有较强的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投资绩效考核能力；

（三）有明确的资产配置政策和策略，实行严格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四）投资管理团队运作行为规范，主管投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事金融或者其他经济工作10年以上；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具有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境内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从事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具有良好的境外投资风险管理能力、安全高效的交易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擅长境外投资和保险资产管理业务，配备一定数量的投资专业人员，主管投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事金融或者其他经济工作10年以上；

（五）实收资本和净资产均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资本规模和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

（六）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境外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照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具有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安全高效的交易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具备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擅长保险资产管理业务，配备一定数量的投资专业人员且平均专业投资经验在10年以上；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资产管理规模；

（七）购买与资产管理规模相适应的有关责任保险；

（八）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签订监管合作文件，并保持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托管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二）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严格的托管资产隔离制度、安全高效的托管系统和灾难处置系统；

（三）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设立熟悉全球托管业务的专业托管部门，配备一定数量的托管业务人员；

（四）上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10％、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有关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托管资产规模；

（六）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

（七）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经委托人同意,托管人可以选择符合下列条件的商业银行或者专业托管机构作为其托管人：

（一）依照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可以从事托管业务，并与托管人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二）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三）建立严密的风险控制机制、有效的托管资产隔离制度、安全高效的托管系统和灾难处置系统；

（四）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配备一定数量的熟悉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托管业务的专业托管人员；

（五）财务稳健，资信良好，风险监控指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和监管机构的规定，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本规模和托管资产规模；

（七）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管理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已经签订监管合作文件，并保持有效的监管合作关系；

（八）托管协议规定的条件；

（九）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委托人与托管人、委托人与托管人之间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持有的对方股份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比例；

（二）中国保监会认定的足以影响托管人、托管人依法履行托管义务的其他情形。

委托人应当保证受托人、托管人以及托管人之间，不存在前款规定的情形。

第三章申报管理

第十五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业务申请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股东大会、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决议；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战略配置方案、投资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

（四）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评估能力和绩效考核能力说明；

（五）内设资产管理部门和主要管理人员介绍；

（六）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财务报表、偿付能力报告及其说明；

（七）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八）银行外汇账户对账单；

（九）选聘受托人、托管人情况说明和拟签订的协议草案；

（十）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书面决定；决定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同时抄送国家外汇局。

第十六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委托人，在批准的投资比例内，向国家外汇局提出境外投资付汇额度申请，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投资付汇额度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基本情况、拟申请投资付汇额度以及资金来源说明；

（二）中国保监会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书面决定；

（三）上一年度的公司财务报表；

（四）中国保监会出具的受托人、托管人可以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或者托管业务的证明文件；

（五）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六）银行外汇账户对账单；

（七）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材料。

国家外汇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核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决定不予核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同时抄送中国保监会。

第十七条境内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受托管理业务申请书；

（二）从事受托管理业务的意向书；

（三）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四）从事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证明；

（五）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

（六）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系统说明；

（七）部门设置和专业投资管理人员情况；

（八）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境内受托人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可以豁免提交本条第一款第（二）、（四）项材料。中国保监会自受理其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颁发书面决定；决定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境内受托人为其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可以豁免提交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材料。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其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十八条境外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

（一）从事受托管理业务意向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合法开业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制度；

（四）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系统说明；

（五）部门设置和专业投资管理人员情况；

（六）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七）责任保险保单复印件；

（八）所在地监管机构出具的境外受托人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书，所在地监管机构无法出具意见书的，由境外受托人作出相应的书面声明；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境外受托人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十九条托管人开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三份：

（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意向书和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承诺书；

（二）独立托管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和具体操作流程；

（三）全球托管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全球托管网络说明；

（四）内设托管部门和托管业务人员情况；

（五）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公司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六）所在地监管机构出具的托管人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书，或者托管人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作出的相应书面声明；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中国保监会根据本办法规定，对托管人进行审慎评估，并自收到全部材料之日起20日以内，出具意见函。

第四章账户管理

第二十条委托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应当与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在托管人处开设境外投资境内托管账户（以下简称境内托管账户）。

托管人应当对不同受托人、不同保险产品和不同性质的保险资金分别记账、分类管理。

第二十一条托管人应当根据与委托人签订的托管协议，为委托人开设境外投资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用于境外投资的资金结算和证券托管。

托管人、托管人应当为不同委托人开设不同的账户，实施分类管理。

第二十二条委托人在境外发行上市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将境外上市募集的保险资金调回境内。

委托人在境外发行上市后，经批准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应当自中国保监会批准境外投资之日起30日以内，将境外上市募集的保险资金调回境内托管账户。

第二十三条下列收入属于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收入范围：

（一）划入的保险资金；

（二）汇入的投资本金和收益、股息、分红收入、利息收入；

（三）依法可以划入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条下列支出属于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支出范围：

（一）划入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的资金；

（二）汇出的投资本金；

（三）划回委托人外汇账户的资金；

（四）支付的有关税费；

（五）依法可以划出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五条下列收入属于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收入范围：

（一）从委托人的境内托管账户划入的资金；

（二）出售境外证券资产所得的资金；

（三）境外投资分红派息和利息所得；

（四）依法可以划入的其他收入。

第二十六条下列支出属于委托人境外投资结算账户支出范围：

（一）划入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的资金；

（二）购买境外证券资产的资金；

（三）支付的有关税费；

（四）依法可以划出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七条委托人购汇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汇回的本金及其收益，可以结汇也可以外汇形式保留。结汇的，应当持购汇证明办理有关手续。

委托人以自有外汇资金境外投资汇回的本金及其收益，除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外，应当以外汇形式保留。

第二十八条委托人、受托人应当根据国家外汇局投资付汇额度核准文件，办理相关的购汇、付汇和结汇等手续。

托管人应当根据国家外汇局投资付汇额度核准文件、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指令，办理相关的资金划转手续。

第五章投资管理

第二十九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要求，审慎制定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和境外投资指引，妥善安排投资期限和投资币种，并定期进行审验。

第三十条保险资金应当投资全球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配置主要国家或者地区货币。

第三十一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限于下列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

（一）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回购与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市场产品；

（二）银行存款、结构性存款、债券、可转债、债券型基金、证券化产品、信托型产品等固定收益产品；

（三）股票、股票型基金、股权、股权型产品等权益类产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

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的具体管理办法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委托人可以根据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要，在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具体投资比例内，自主确定境外投资比例，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委托人上年末总资产的15％；

（二）实际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国家外汇局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

（三）投资单一主体的比例符合中国保监会的规定；

（四）变更经批准的具体投资比例、投资形式或者品种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变更申请，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五）进行重大股权投资的，应当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第六章风险管理

第三十三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相关业务，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加强信息沟通，确保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安全。

第三十四条委托人应当与受托人、托管人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并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载明受托人、托管人对监管机构的各项报告义务。书面协议应当保证文本规范，要素齐全。

第三十五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由委托人法人机构统一进行资产战略配置，内设的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具体的委托管理事务。

委托人分支机构不得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业务。

第三十六条委托人应当充分论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可行性，从市场状况、技术条件、风险控制、人员配备、成本收益等方面，认真评估市场风险、国家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

第三十七条委托人应当依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控制指引（试行）》，建立集中决策制度，确定岗位职责，规范投资运作流程。

第三十八条委托人应当制定选聘受托人和托管人的标准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选择受托人和托管人，并进行有效监督。

委托人可以选择多个受托人，但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受托人数量；委托人只能选择一个托管人，托管人托管委托人境外投资的全部保险资金。

第三十九条委托人应当对委托保险资金的风险状况、受托人管理能力和投资业绩、托管人履职状况和服务水平进行定期评估。

第四十条委托人应当根据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风险特性以及交易对手信用等级、市场声誉、管理资产规模、投资管理业绩、行业管理经验等指标，实行业务授信管理或者比例管理。

第四十一条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公平公正管理不同的受托资金，建立资产隔离制度，严格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二）严格遵守受托管理协议、委托人投资指引和本办法的规定，根据信用状况、风险属性、收益能力、信息透明度和流动性等指标，谨慎选择交易对手，控制投资范围和比例；

（三）建立交易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

（四）采用风险计量指标，识别、测量不同投资品种和受托管理资产的风险，跟踪或者校正风险敞口，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投资安全；

（五）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定期检查操作流程，建立信息沟通机制，确保资金运用的合法合规。

第四十二条境内保险机构经中国保监会同意在境外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境外受托人的，应当接受境内控股保险机构的监督管理，及时报告境外投资管理情况。

第四十三条托管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公平公正托管保险资金，对不同委托人的托管资产实施有效隔离；

（二）与托管人共同监督委托人和受托人境外投资行为，发现违法违规的，及时告知委托人、受托人，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三）与托管人共同负责所托管保险资金的清算、交收，及时准确核对资产，监督托管人，确保保险资金托管安全。

第四十四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规范决策和操作流程，实行专业岗位分离制度，建立内部控制和稽核监督机制，防范操作及其他风险，保障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序运行。

第四十五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突发风险。

第四十六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严格控制各类投资风险。

委托人可以授权受托人运用远期、掉期、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风险对冲管理。金融衍生产品仅用于规避投资风险，不得用于投机或者放大交易。

运用金融衍生产品的管理办法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七章信息披露与报告

第四十七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相关当事人披露下列信息，不得有重大遗漏和虚假、误导、诋毁性陈述：

（一）境外投资战略配置和投资决策；

（二）境外投资交易执行、资金清算和资产托管情况；

（三）境外投资风险状况、合规监控、重大危机等有关重要事项。

第四十八条对在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当事人依法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九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保证其他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

第五十条委托人应当自下列情形发生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一）变更受托人、托管人或者托管人；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更；

（四）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发生重大诉讼或者其他重大事件；

（五）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一条受托人发生重大诉讼、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应当自起诉或者被起诉、收到处罚决定、发生重大事件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除前款规定以外，受托人还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提交财务报表、内部审计报告、受托投资管理业绩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有关材料。

第五十二条托管人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提交有关报告：

（一）自开设委托人境内托管账户、境外投资结算账户和证券托管账户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账户开设情况；

（二）托管人变更注册资本和股东的，自变更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三）托管人发生重大诉讼、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发生其他重大事件的，自起诉或者被起诉、收到处罚决定、发生重大事件之日起5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报告；

（四）按照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报告委托人购汇、结汇、汇出或者汇回本金、收益情况以及境内托管账户收支事项；

（五）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提交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情况报表、托管人财务报表和内部审计报告；

（六）向国家外汇局申报符合规定的国际收支统计和结售汇统计；

（七）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规定提交的其他报告。

第八章监督管理

第五十三条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境外投资的保险资金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二）从事投机性外汇买卖；

（三）洗钱；

（四）利用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活动，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串通获取非法利益；

（五）境内外有关法律以及规定禁止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当事人，应当聘请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

第五十五条中国保监会有权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和制度。

第五十六条根据监管需要，中国保监会有权对委托人和境内受托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情况进行检查和年度审核。

国家外汇局可以对委托人境外投资付汇额度、汇兑等外汇管理事项进行检查。

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协助检查。

第五十七条委托人违反本办法的，中国保监会可以对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要求其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并视情形责令委托人限期整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应受处罚的，由中国保监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八条受托人、托管人违反本办法或者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的，由中国保监会或者有关监管机构按照各自权限和监管职责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九条受托人、托管人违反本办法和其他保险资金运用规定的，中国保监会将记录其不良行为，并视情形要求其提交书面说明；情节严重的，中国保监会可以责令保险公司予以更换。

第九章附则

第六十条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资金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另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

第六十一条保险资金投资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适用本办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保险资金购买境内以人民币或者外币计价发行，以境外金融工具或者其他资产为投资对象的金融产品，适用本办法，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根据本办法向中国保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提交的各类报告、材料以中文为准。

第六十四条本办法所称“日”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境外投资范文篇9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境外投资范文篇10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二、我国对境外投资的外汇和外债管理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

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