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思考

一、西方发达国家鼓励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的政策立法探析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政策立法上重视对“对外投资”的支持。西方国家历史上就有允许对外投资的传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西方国家以其跨国公司为载体，推动跨国双向投资的自由化，鼓励企业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战略资源。

在具体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立法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专门立法、设立政府专门机构为对外投资提供包括信息、人才培训、调研经费补助、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如，美国在二战后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设立了经济合作署，专门负责境外投资事务；韩国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专门的《扩大海外投资法案》，1992年颁布了《海外直接投资制度改善法案》和《外汇管理规定修正案》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后来并依靠互联网技术组建了海外投资信息系统（OIIS），同时通过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为对外投资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二是，给予财政、税收直接支持。如日本的对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等；美国的所得税、关税优惠制度。[1]三是，政府或民间机构对对外投资给予积极的信贷、担保、保险支持。各国相关政府机构主要有：日本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输出入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新加坡Teamasek、英联邦开发公司、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ECGD）、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美国进出口银行、法国国家银行和外贸银行、德国德意志开发公司等。上述机构多以政府财政作为后盾，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信贷、风险担保。典型的民间机构则有日本的海外贸易开发协会、国际协力银行等。如，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境外投资项目的贷款不仅利率优惠，而且贷款总额甚至最高可达项目投资额的90%。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轨迹较为典型，可以说明该国对对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956年，日本的《输出保险法》将本金、利润均划在保险范围之内，并不断增加保险险种、扩大保险对象，提高理赔比率，并于1970年实施了单边保险制度（即是否受理海外投资企业投保不以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前提）。

除了对一般性的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的特殊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制定了专项鼓励政策。

(一)设立专门机构鼓励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前西德成立联邦地质调查所（BGR），与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探矿合作，多年来在境外矿业投资合作中一直处于“先锋”和“中心”地位。再如，法国成立了拥有国内外雇员数千人的地址矿物调查所（BRGM）,经常由其出面执行法国的资源政策，政府给予了该组织大量的委托费用。

（二）各国的众多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均重点支持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

1、日本。如，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中，专项设立了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如果企业因进行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而造成亏损，企业可以获得项目累计投资额的12%的补贴金额；日本政府成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于资源能源项目的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优惠优于制造业；在日本政府鼓励技术人才境外调研、培训的经费补助制度中，其对于境外的矿产资源调研补助专门做了重点规定（明确探矿调研的补助经费为75%，探矿费补助50%）。

2、美国。如，美国进出口银行设有专项的境外开发资源贷款，用于开发国外的战略资源。美国支持对外投资的重要机构——1969年设立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其为了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矿产资源，在它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专项担保中，特别重视对资源能源类的项目担保。其为此类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广泛的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外汇货币不可兑换风险担保、财产被没收风险担保、运营干扰担保、政治动乱风险担保，以及由于东道国非法收回或侵犯投资者关于矿产项目的合法权利所造成损失的担保）。

3、韩国。韩国政府为支持境外资源能源类投资开发，对此出台了特殊的扶持性优惠措施，出台了专项的《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不仅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且采取了包括亏损提留、国外收入所得税信贷和资源开发项目东道国红利所得税减让甚至完全免税等众多措施（依据《关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分配所得免税的规定》）。如，韩国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海外投资金融支援，特别规定了“主要资源开发支援资金贷款”制度，明确规定：如果企业进行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符合政府资源开发计划及政策方针，则主管部门可以出具附有资源需求意见的推荐书或许可书，进出口银行可依此给予贷款（贷款条件非常优惠，期限高达20年、额度达所需资金的70%、利率为8%）。

总之，世界经验表明，企业在跨国投资初期的成功往往离不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资源能源类的跨国投资尤其如此，我国应当全面系统的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促进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近期出台的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鉴于国内部分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在财政、产业导向、信贷等领域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如，2003年，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协商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随之于2005年制定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制定出台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促进对非洲资源开发合作的政策措施。2004年10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做好2004年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扶持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12月，财政部、商务部依据《预算法》和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项政策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使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年度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领域和范围成为定例。另外，在我国已经出台的有关鼓励境外投资的产业指导政策、信贷政策诸多具体政策中,均将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给予了优先优惠待遇。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政策导向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鼓励和支持。2009年2月，国家能源局领导在该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交流，充分发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作用，继续深化与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加强同能源资源国以及其他能源生产国的务实合作。”国家能源局提出，利用外汇储备设立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以支持石油企业开拓海外资源。在国家能源局的2009～2011年油气行业发展规划中，为鼓励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和并购，对重大境外能源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优惠贷款和提高财政注资比例等支持政策，修改完善境外油气资源开发协调机制。抓紧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等政府间双边协定。[2]规划还提出，未来三年，将扩大能源企业通过债券、上市等方法，推动建立能源产业发展基金，促进能源投资多元化；设立石油储备、能源风险勘探、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政府性专项基金。[3]

另外，2009年初，在我国国务院公布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包括了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资源能源类产业。

2009年3月20日，国务院正式《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坚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到国外独资或合资办矿，组织实施好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境外矿产资源项目。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到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和对外并购。充分利用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和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出台《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规定，支持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开发资源。加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独资或合资办矿。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组织实施好有关境外投资项目。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简化境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严格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条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骨干企业，在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本金注入、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

2009年5月18，国务院出台《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加强引导，简化审批手续，完善信贷、外汇、税收等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勘探和开发。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具体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我国还应着重继续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政策：

1、建议在各层面的基本立法中，继续明确和强化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在将来制定的《对外投资法》、《对外援助法》、《对外投资促进法》、《对外投资保险法》中及今后修订《矿产资源法》、《能源法》时，均应当明确将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即将现行的部门出台的产业政策导向上升为基本法律，以增加权威性）。今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及国家政策性信贷、保险等金融部门，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依据国内外经验，制定出台更加系统详细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支持政策，以确保我国的资源保障及战略目标实现。如，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进口，应使其享受比一般进口贸易更加优惠的关税、增值税。

2、建议尽快发展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

境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政治的、法律的诸多风险，且此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企业自身难以承受相关风险，尤其是我国在境外能够获取的资源能源大多分布于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敏感地区，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系统完备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通过投保制度来转移和降低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于2001年成立了专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的专门机构，从事出口贸易和境外投资的保险，但其实力和公司成立目的均难以满足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保险需求。[4]另外，虽然我国于1988年4月28日和4月30日分别签署、核准了《汉城公约》，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从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向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按MIGA的规则，在投保政治风险时，合格的东道国只能是发展中国家，其并不能覆盖我国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风险。[5]

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只要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就允许其进行政治风险等风险的投保，特别是为鼓励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较高额度（如有些项目应该可以达到90%）的风险损失，以化解潜在的境外投资风险，消除企业境外投资的顾虑。

3、建议尽快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力雄厚，拥有约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鉴于我国矿产资源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与其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以购买外国国债，[6]不如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用于设立海外资源勘探开发专项基金，[7]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不包括投机），获取海外矿产资源，满足国内的资源供应需求。笔者认为，这样做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促进我国实现国家资源能源安全保障战略；二是可以有效规避外汇贬值的风险，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及其保值增值。[8]在专项基金成立之前，为又好又快地利用好我国的外汇储备，我国可以首先尝试向中央国有企业出售或借出外汇，支持央企抓住当前全球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处于相对低位的历史机遇，到海外开展资源能源类投资。2007年5月，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独资注册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逐渐由10亿美元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以股权或准股权的投资方式支持我国企业到非洲进行投资，为我国设立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基金提供了经验。[9]

4、建议国家尽快完善扩大资源收储制度，为成功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建立稳固的“大后方”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复杂。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有效应对资源供应中断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能力较弱，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面临较大的挑战。依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完善的资源战略储备制度能够有效应对我国资源保障不足的风险。在前文所述我国国务院近期的多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均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矿产资源收储制度。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型经济，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错综复杂，非常可能产生风险,我们要尽早和充分做好应对准备。要有必要的物质准备，抓紧做好重要战略性产品的储备,以增强我们对国际市场重要变化的承受能力。[10]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尽快应加大投入，扩大资源收储规模及品种。不仅收储原油，更要收储成品油；不仅收储能源，也要扩大收储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资源。

实际上，建立完善的资源收储制度，不仅能够降低国际资源市场价格波动对我国的影响，缓冲资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压力，也能够使我国企业在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直接投资时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完备的收储制度将成为我们稳固的“大后方”，使得我们参与“争夺矿产资源”的境外投资不再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从而才可能“从容不迫”地与资源所有者持续谈判，最终以合理的价格等条件成功获取资源权益。

5、建议我国加快规范资源能源的外资准入及其出口制度，依照国际惯例合理对等地对待“引进来的外资”和“走出去的内资”。我国古语有云：“欲取之，必先予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平等对待外国来华的矿产资源能源类投资者。我国部分种类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如稀土、焦炭、铝钒土等矿产），也是资源能源类跨国公司的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因此，在资源能源类跨国投资领域，我国不仅是投资母国同时也是东道国。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频繁，正在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对待外来投资者（无论投资者来自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来投资者不排斥、不歧视，而是应积极进行立法规范，给予其相应待遇，这样做不仅符合国际法上的对等原则，同时也不违背我国作为母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的利益需要，更有利于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融合。[11]因此，笔者不赞同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我国的资源能源开发领域”及严格限制出口的观点，[12]应多从我国产业内部整合规范的角度考虑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限制外资和出口；另外，从双向考虑问题的角度（即，除了引入外资角度，还需要考虑我国的对外资源能源类投资的发展），我国也应当尽量遵循国际惯例，避免“授人以柄”，否则必将影响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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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国国内，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入税率一般要比境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

[2]《考虑动用2兆美元设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支持油企进行战略并购》，来源：《香港工商时报》，2009-2-18第005版。

[3]《中国拟以外储支持海外找油》，来源：《香港信报》，2009-2-18第005版。

[4]据笔者了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当前主要工作重点还是在于从事与出口有关的保险业务，公司成立以来所承保的境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数量有限。笔者建议我国今后应当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

[5]据笔者了解，截至2006年，我国还没有境外投资企业在MIGA使用该多边投资保险。

[6]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万亿美元。自2008年9月起我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09年4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7635亿美元。

[7]笔者建议，专项基金的设立可以仿照我国已经成立的主权投资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的设立模式（中投公司的成立模式为：由财政部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购买我国的外汇储备，然后注入中投公司作为资本金）。

[8]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研究了提取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项基金的问题。

[9]1998年之后，国家开发银行陆续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合资设立了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0]江小涓：《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7页。

[11]邢厚媛：《“引进来”与“走出去”应相互融合》，载《中国外资》，2008年第2期总第173期第11页。

[12]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对稀土、焦炭、铝钒土等稀有资源产品出口的关税新规（如，2006年11月，我国新加对稀土氧化物征收10%的出口关税，引起欧盟和美国的不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当前，各国为了发展经济，对于资源的需要更加迫切。中国此举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资源匮乏和环境的问题。中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考虑到中国的当前形势，我们的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受资源的匮乏制约，一方面又受环境的约束，所以中国要从根源上保护稀有金属矿产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大对稀有金属资源进出口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尤其是有战略意义的优势稀有金属资源，提高出口关税，实行配额管理，严格控制出口总量是非常必要的。”（参见《中国经营报》，作者：黄康、周丽敏，2009年6月）。然而，笔者认为，在当前国际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多边投资协定的情况下，虽然我国限制稀土等矿产品的外资投资和出口并不违反WTO，但我国应当充分注意到，我国对资源能源类外资采取限制态度，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能否顺利进行，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此类限制性政策是一柄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