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范文10篇

境外范文篇1

一、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首要行业。这个行业门类众多，辐射面广，对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并且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量，因而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而言，将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首先，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制造业生产规模已很可观，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次，我国制造业拥有大量成熟的、标准化的适用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小规模、低成本的生产需要，将其用于境外投资不仅容易找到立足点，而且能带动本国技术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发挥我国在技术方面的相对优势，获得比较经济利益；再次，目前国际上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限制日趋严格，依靠扩大出口来发挥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潜力有很大难度，而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实现就地生产和销售，有利于绕过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我国制造业中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生产滑坡，通过境外投资将其转移到国外，既可使富余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长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境外投资不仅规模偏小，而且层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术简单的初级加工制造行业，这与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和庞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很不相称。因此，国家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制造业的境外投资进行重点扶持和政策引导。尤其是在机械加工、轻工纺织、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制造业领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相对优势，扩大其对外投资规模，并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以家用电器为例，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产品制造技术已进入成熟期，其在国内的市场已趋饱和甚至生产能力过剩，亟须拓展国外销售渠道。然而，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国（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供给竞争和进口国贸易壁垒的双重限制而不易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利用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就成为这些富余的生产能力谋求实现的最佳形式。当代国际投资经验表明，这类投资不仅能获得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也有利于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益。

二、有选择地投资于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

资源开发业投资是用于上游部门的投资，故又称为前向垂直性投资，其目的在于生产和输入那些国内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资源，从而替代该资源的进口贸易。任何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发生短缺，或由于数量、质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不能保证供给，而进口资源又在成本及稳定供应等方面受到限制时，在资源所在地直接投资办企业就成为弥补资源缺口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短缺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单纯着眼于国内，这些资源的供求矛盾将难以解决；而大量进口又面临外汇紧缺、国外供给渠道不稳定以及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等问题。因此，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方式，开发我国急需的资源就成为现实的出路之—。

根据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及境外开发的可能性，今后应将境外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采矿业。我国矿产资源总储量固然较大，但许多矿种的品位较低。在我国已探明储量的铁矿资源中，贫矿高达95%以上，平均含铁率仅为30%，加上交通和开采条件的限制，难以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市场铁矿资源却相当丰富，供过于求，利用直接投资开发国外铁矿资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经济、合理的。二是石油业。我国石油资源比较匮乏，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国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已形成了较强的技术能力。发挥这种能力优势，在境外投资开采石油，既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保留较多的不可再生资源。三是林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林木资源受到了过度的开采和破坏，使本来就不丰富的林木资源进一步锐减，现有人均林木蓄积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为了弥补国内林木资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这方面的境外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开发型项目所需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较大，一旦东道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投资不易转移，因此对这类投资项目应加强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风险预测，同时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保证。

三、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

所谓高新技术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一个新兴技术群，包括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开发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等。目前，这些高新技术正在呈现产业化趋势，在发达国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为了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国家纷纷向技术先进的国家投资，在那里新建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收购兼并当地的高技术公司，借以进行科研开发和引进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设计，实现高新技术的输入和回流，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

我国目前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虽然已经起步，但投资规模明显偏小，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大。为了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和层次，很有必要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规模。首先，我国已有较强的高新科技研究开发能力，在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生物工程、超导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展境外投资；其次，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高新技术产品很畅销，其附加值也相当高，对该领域投资不仅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符合我国境外投资的战略目标；再次，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境外投资，能打破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封锁和垄断，获得一般的技术贸易、技术转让许可协议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级技术和最新科技信息，从而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以技术回流为主要目的，即针对高科技发达的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和参与科技联合开发等，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输回国内运用；另一类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为目的，即在国外组建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经营公司，就地生产和销售，或者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四、逐步提高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用于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的投资额大幅度增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服务业约占25%，到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为止，用于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呈现增长趋势。国际服务业领域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国际分工日趋精细，要求把为生产和管理服务的若干职能分离出来，实行专业化。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反过来又方便了资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提高，也有利于产品、人员和技术的国际交流，从而大大促进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从东道国来看，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后，会对服务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尽快增加这部分项目和设施，提高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旅游服务的效率，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先后取消了对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领域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也促进了服务业国际投资额的增长。

在我国非贸易性境外投资中，目前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仅为19%，这一偏低的比例与国际投资发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投资风险较小，投资回收期较短，而且资金有机构成较低，劳动力容量较大，发展服务业的境外投资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同时，只有加快对服务业的境外投资，才能配合其他行业的投资，增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特点，目前应大力对外开拓发展的行业有：一是金融保险业。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融通资金，增加境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来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资风险，对我国境外企业的成长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二是建筑承包业。它是建立在人力资本输出基础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又能带动国内设备和材料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三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餐饮服务业。在这些行业领域，我国不少企业已拥有一定的境外投资经验。其中远洋运输已在不少地区取得了较为巩固的市场地位，以我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医疗保健服务业也受到不少地区居民的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餐饮服务业则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继续向有关国家的这类市场发展，是有深厚基础和较大潜力的。

在制定我国境外投资的行业战略时，不仅应考虑各行业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程度，而且应该与投资区位战略结合起来考察。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技术层次与特点、外资政策与法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我国境外投资行业选择的重点亦应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业选择应以制造业为主，向其提供适用技术，这对双方均有利。与此同时，注重开发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弥补我国人均资源的不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中东国家）具有广阔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我们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务输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动。在发达国家，我国投资行业选择应以高科技产业为主，旨在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回流，而利润目标退居其次。我们还应积极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投资，以便利用发达国家广阔的市场和雄厚的资金。此外，在独联体和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可以选择的主要行业有资源开发和消费品行业等。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开发资金和技术，而我国的资源开发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与其共同开发当地自然资源。至于消费品行业，目前正是这些国家的“瓶颈”环节，产品严重短缺，这为我国企业在该行业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以上是就我国现阶段境外投资行业的总体战略而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境外投资行业战略亦应适时加以调整与完善。我们应把境外投资行业选择战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紧密结合起来，使境外投资的行业选择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及时制定和颁布《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便加强对境外投资活动的政策导向与宏观调控，使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为了确保境外投资行业战略的有效落实，国家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情况，对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税收、外汇、信贷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许其按国际惯例在境外以灵活的方式筹集资金，为其创造相对宽松的投资环境。同时应建立健全各类行业协调和咨询组织，对属于同一行业内的境外投资进行统筹协调，避免投资分散和内部过度竞争，以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高我国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廖民生.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程惠芳.入世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3]俞灵燕.开展海外投资需要政府支持[J].国际贸易问题，2001,(8).

[4]卢进勇.入世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J].国际贸易问题，2001,(6).

境外范文篇2

根据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资(不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境外投资。)的外汇主管部门。外汇主管部门依据《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及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审批规范》、《关于援外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部分项目免缴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通知》、《关于调整资本项下部分购汇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负责审查境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以及对投资资金的汇出和回收、投资利润和其它外汇收益的汇回进行监督和管理。外汇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境外投资项目立项后审批前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

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主要是审查投资所在国（地区）的信誉、投资风险等级，投资所在国（地区）有关投资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投资所在国（地区）外汇管制状况，以及投资回收计划的期限是否合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主要是审查境内投资者是否利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限于境内投资者的自有外汇，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使用其他外汇资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须报国家计委审批。外汇主管部门受理后30日之内出具正式批复。

(二)批准境外投资项目后的外汇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境内投资者到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建档、汇出投资资金等有关手续。随后，境内投资者须向外汇管理部门定期报送境外投资企业的年度财务报表，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

(三)对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的管理

按照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汇出资金前必须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但援外项目、不涉及购汇及汇出外汇的境外带料加工装配项目和中方全部以实物出资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用境外投资利润汇回承诺书代替保证金支付。保证金存入外汇局在指定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用帐户。

(四)对境外投资项目境外融资的管理

对境内投资者利用国际商业借款进行境外投资，需要经过国家计委批准。境外投资企业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对此不列入国家外债管理范畴，但如果需要境内母公司、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必须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二、现行境外投资外汇、外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传递，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虽然有所放松，但对境外投资的管制仍很严格。目前，我国限制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除战略性项目、援外项目和带料加工项目可以购汇进行投资外，其余项目的境外投资以企业的自有外汇为主。企业有自有外汇的，首先使用自有外汇进行投资；没有自有外汇的，可通过贷款等进行投资。另外，我国鼓励企业使用实物投资，或以设备投资，或允许企业不结汇出口。企业能用于境外投资的自有外汇和筹措贷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实物投资也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和规模的扩大。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以现有设备投资难以符合项目的需要，因为有些设备技术落后，甚至是国内已经淘汰的设备，为适应东道国的竞争需要，许多投资项目需要购买新设备。而以货物不结汇出口的方式投资，虽然可以部分解决企业投资资金的问题，但输出的货物必须销售后才能变成资本，企业的投资能力受到其销售能力的制约，结果许多项目因无法及时获得外汇资金而丧失有利商机。

(二)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

为保证企业境外投资资产不流失，我国要求境内投资者交纳外汇汇出金额5%的利润汇回保证金。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也属于资本项目外汇管制的重要内容，其本意是鼓励境内投资者将境外投资所得汇回国内，但对企业来说，却占压了大量资金，妨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初创阶段，境外企业多半无法创造利润，保证金的占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调查中，许多企业反映保证金管理对促进利润汇回的作用并不明显，有时会迫使企业采用规避保证金管理的投资渠道。境外投资企业在获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扩大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将利润汇回后再投资，则将再一次面临繁琐的审批程序。虽然利润直接转为再投资也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批，但手续相对容易。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扩大规模的成本，倾向于将利润留存在境外。为解决保证金资金占压问题，需要用现汇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不得不转向境外带料加工贸易的投资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资渠道，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三)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

境内投资者如果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属于我国外债管理的范畴，需要国家计委的审批。境外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则不受此规定的管辖。但如果需要境内投资者、金融机构或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担保，则要经过外债管理部门的批准。对境内投资者使用国际商业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对外部资金市场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资金市场，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有利的融资条件，对降低成本，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大有裨益。调查中有些企业反映，在其对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的过程中，许多得到消息的外国金融机构也会对该项目进行考察，如果认为该项目有利可图，则会为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条件的贷款承诺。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这部分资金非常困难。

三、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我国对境外投资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短期内，境外投资增加了资本项目下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只是境外投资引起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直接变化。为全面评价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我们还要考察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长期、间接影响，包括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影响，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资金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对于资源类项目，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汇支出，但弥补了我国资源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非常有益，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证。我国在境外投资开发国内稀缺资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资源，保证国内资源的及时供应，而且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频繁时，也可以起到稳定国内资源价格的作用。宝钢在巴西投资开采的矿石就全部运回国内。进口到国内的资源，国内进口商支付的外汇最终会成为境外企业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投资收益计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因此国内企业控制的境外资源进口对我国国际收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的项目在弥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从而可以增加我国的外汇收入，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例如，农化集团公司每年可以为国内提供50～100万吨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销往国际市场。

对于市场开拓类项目，境外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进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业盈利增加，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计入经常项目，国际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业在境外的工厂亏损，只要能够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产品的出口，也会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海尔公司在美国建厂后，在国际市场上的商誉大大提高，其产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额高达4.2亿美元，2002年计划出口8亿美元。在境外进行以加强技术研发、收集市场信息和加强售后服务等为目的的投资，也可以通过增加母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对改善国际收支有促进作用。

对于寻求有利投资环境的项目，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某些发达国家的配额限制等，只要这些项目不与国内生产商形成竞争关系，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也将是积极的。目前华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国等国进行的纺织服装加工投资就属于此类。受当地劳工管理的限制，这些项目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劳务输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纺织服装出口没有受到像我国那样的配额限制，我国企业就可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企业如果在国内扩大生产，产品根本无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说，这种项目不但不会与国内产品形成正面冲突，反而可以扩大国内原材料的出口，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部分项目以带动生产资料（包括设备、原材料、劳动力和技术）输出为目的。这些项目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改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二)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的境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综合影响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型金融机构一般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融资对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可能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如果项目收益前景良好，则这些机构愿意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提供各种服务，如信息咨询、优惠贷款承诺等，以此与这些投资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项目运行，这些机构通过提供贷款从中获利。由于这些机构能够提供比国内银行更好的服务和更优惠的融资条件，且没有换汇成本，我国企业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资进行境外投资。目前，我国少数优质大型企业，如中集集团已具备无需银行担保的国际融资信誉。

利用国际商业融资进行境外投资，虽然增加了外债，在偿还时增加了外汇支出，对国际收支长期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在获得有利条件的融资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经常项目上，有利于国际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议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旨在鼓励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外汇、外债管理可以为企业扩大境外投资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走出去”战略。为此，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完善。

(一)适度放宽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

这顺应了境外投资发展的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汇储备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为境外投资用汇的放开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总体进程的考虑，对境外投资外汇管制的放松必须是部分的、渐进的。可以考虑由计委主导，并综合各部门的意见，制定一个年度境外投资额度的总盘子。在额度内，对符合境外投资鼓励条件的企业和项目，从宽进行外汇审批，并简化审批手续，允许企业开立用于境外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帐户。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资总规模成为关键。在制定总规模时，需着重考虑境外投资引起的资本流出净额对外汇储备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用汇的需求。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远远高于满足3～4个月进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将资本外流、偿债等外汇储备支出需求因素考虑在内，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如果制定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将不会降低我国的国际清偿能力，而且可以满足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需要。对此，我们可以以1998年的资本外逃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情况作参考。尽管当年因外部冲击，资本外逃情况相当严重（经查实在200多亿美元的应收未收外汇中，有100多亿属于逃套汇），资本项目下出现了逆差，但由于经常项目有较大盈余，我国的国际收支仍表现稳健，当年外汇储备增加50亿美元，达到1450亿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们将境外投资额度设定在100亿美元左右，并不会威胁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分析，境内企业是否进行境外投资主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条件而定。由于国内市场发展稳定，放开外汇限制并不会造成大量资本流出的局面。现在我国每年境外投资额稳定在20多亿美元，如果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限制，那些过去没有经过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资将浮出水面。将这部分境外投资需求考虑在内，估计我国每年的境外投资需求大约在30～50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的额度是可以满足境外投资需要的。

(二)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的审查可并入主管审批部门的职责范畴，无须指派单独的部门进行审批。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效率，可考虑改变职能转移后的外汇风险和外汇来源审查方式。由于外汇风险主要考查的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汇兑风险等内容，因此可将外汇风险审查并入境外投资的国别政策管理。

外汇来源审查主要包括审查用于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是企业的自有外汇，还是其它外汇资金（购汇，贷款等），外汇资金的来源是否合法等。原来审查外汇来源主要是在国家外汇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考查企业的创汇能力或外汇平衡能力，将境外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来源分为自有外汇和其他外汇资金（购汇和外汇贷款等），规定外汇来源以自有外汇为主。以购汇进行投资虽然会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但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汇为主的管理办法，允许在额度内购汇进行境外投资。不再区分自有外汇和购汇以后，对企业只须进行资金来源审查。在进行资金来源审查时，对使用财政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的项目要严格，对使用自有（筹）资金的项目应放宽，而不论企业的自有资金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因为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风险由企业自己承担。对外汇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审查今后仍可由外汇主管部门执行。

剥离审批职能后，外汇主管部门只负责为企业办理外汇支付手续，监督企业外汇收支情况。同时设立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对国际收支进行监督。如果国际收支出现恶化，则应立即通知审批部门放缓或停止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

(三)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

企业盈利后存在强烈的扩大规模的倾向，而利润即便留存在国外，同样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因此，可考虑取消利润汇回保证金要求，同时通过加强对境外投资项目的事后管理来防止国内资产的流失。

(四)允许有条件的企业以境外投资为目的从事国际商业融资

境外范文篇3

一、我市对外投资企业概况

我市目前有8家公司经过批准正式对外投资，投资总额2800万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2298万美元。

从投资国家来看，投资涉及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英国、荷兰、也门、阿联酋、蒙古、澳门、香港等；

从投资企业的经济类型来看，对外投资的外资企业占20%、对外投资的内资企业占80%，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40%、民营企业占60%；

从投资项目来看，从事境外业务接单的（出口）市场服务占50%、从事境外资源开发的占20%、从事境外建筑的劳动输出占20%、从事其他类型投资的占10%。

全面分析我市对外投资情况不难看出，在我市对外投资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国有企业，而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虽然占到75%以上的投资数量，但投资额小，境外投资的项目仅仅局限于市场拓展、业务联络或者境外建筑之类的劳务输出。因而，从我市目前对外投资企业的总体情况来看，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少，规模相对较小，投资的项目不具备产品或技术扩张的性质。大多数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质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投资企业相差较大。但同时令人看好的是，我市一些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的企业，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正逐步扩大规模，放眼世界市场，着手进行境外投资。随着我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外跨国经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呈良好的上升趋势，这也对我市的国际税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走出去”企业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在税务管理上存在脱节现象

目前我市国际税务管理处专职管辖国际税收工作，同时明确专门机构负责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对我市跨国经营管理提供政策支持。由于我市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和涉外税务关系处理的相关业务归属国际税务管理处，国际税务管理处主要管理对象是“境外投资者”到我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因此对于我市外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情况比较了解；而我市内资企业在管理上属于内资管理分局管理，政策解释属于所得税管理处。因此，内资企业向境外投资时，在管理和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某些方面，容易造成政策解释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两分离的局面，在税务管理上存在管理脱节现象。

2、在税收服务上存在脱节现象

在税源控管方面，税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充分。企业向境外投资后，相关信息不能马上到税务机关进行变更，或者变更后不能及时传递到主管国际税收协定执行的部门。造成一方面主管税务机关有政策送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有问题不知道到哪里咨询。内资企业对外发生境外投资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进行咨询，不能及时了解到其相关的税收政策。有的企业只好到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咨询，得到的政策不全面、不够完整和正确。对主管税务机关而言，手里有政策，但苦于找不到服务对象，政策送不出去，最终造成税收服务的脱节现象。

3、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正由“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而相应的涉外税收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国投资，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施了多种形式的一整套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之下，我国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政策却重视不够。在国内税法中，现行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只是零星地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没有形成体系。在对外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中，更多地是考虑我国作为吸引外资的收入来源地国家的税收利益，而较少从我国作为对外投资的居住国角度考虑问题。地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更多的也是面向外来投资，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鼓励和保护政策相对较少。

三、完善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由于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抗风险能力较弱，因而我市国际税收工作既要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加强税收管理，又要对我市企业向境外投资提供完善的税收服务。

（一）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管理作用

1、加强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户源管理和申报管理是我市“走出去”企业管理的基础。一是要加强户籍管理。首先要狠抓登记环节，企业发生境外投资行为时应及时到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变更登记；其次，在日常征管和税务登记证换证过程中，对境外投资企业办理税务登记情况进行检查，杜绝漏征漏管现象。二是加强境外所得申报管理工作。对于我市境外投资企业应督促企业报送境外投资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状况等投资基本信息，同时对于其取得的境外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及其他所得，应在年度纳税申报中准确反映。

2、规范和加强境外所得的税务检查，防范国际避税。针对我市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利用所得税纳税评估、涉外税务审计和转让定价调查等手段，及时发现和处理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风险，对来源于避税港及境外受控子公司的所得进行重点审计，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反避税防范力度。

3、完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在现有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税收抵免制度、对特定行业实施所得税减免优惠等国内法进行必要的完善，同时还必须适时修订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税收协定。通过国内法和税收协定的共同完善，构建完整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确保国际税收管理在跨国经营活动中得到落实。

（二）加强国际税收在跨国经营中的服务作用

1、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辅导。税务机关应通过网络、热线、培训会等形式，宣传境外所得的税收征管操作流程和税收服务指南，开展多种形式的税收辅导。同时采取走访形式，通过现场解答境外投资企业关心的税收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税收服务。

2、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指引。在实施国际化的经营活动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是必然的。投资决策包括选择投资地点，选择新项目的组织形式，并对融资、转让定价及利润分配方式等作出选择和判断等等。为此，向境外投资的企业要研究各国的税收立法意图，熟悉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制度，要了解各国税务会计原则的差异等等。对于这些国际税收方面的相关业务、法规，税务机关应根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料，对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帮助，帮助企业进行科学的选择，明确更好的投资方向,促进向境外投资企业更快发展。

境外范文篇4

关键词：境外保险；出境人员；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迅速增多，地域分布日趋广泛。我国外派劳务人员逐年增多，目前在外人数已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国家政局动荡、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和国际恐怖活动日益加剧等原因，我国劳务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伤害的案件时有发生，2007年4月24日发生的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遭袭击和抢劫事件尤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9名中国工人被杀，还有7名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对外经济合作安全工作，商务部会同中国保监会酝酿试点海外务工意外保险，开发相应责任范围的海外务工人员保险，落实包括海外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具体合作领域，这些对研究境外保险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境外保险需求越来越高

1.国际合作日益广泛。近几年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在加大自身国内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努力拓展市场空间，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作为平等互利的伙伴，我国已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仅以非洲为例，据测算，目前我国对非贸易对于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左右。我国产品质优价廉，打破了高价垄断，让非洲人民得到了实惠；我国技术适合非洲需求，降低了经营成本。2006年，中非贸易额已达555亿美元，我国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对非洲投资117亿美元，重点投向农业开发、加工制造、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公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济活动，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日益扩大，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务人员65万人次，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远洋渔业的人员达4万余人，外派船员约15万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医疗队人数约1200人；在海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有1000余家，海外中资机构1900多个。

2.出境人员大量增加。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各国间合作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再加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国审批手续不断简化，各类出国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我国出境总人数仅为28万人次。2006年，出境人员人数已达3200万人次，至2020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达1亿人次。

3.民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我国从1979年开始劳务输出，先后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履行过劳务合同，20多年累计派出劳务人员上百万人次。据了解，我国每年外派劳务总人数大约为20-30万人左右，而每年全球跨国流动劳务人员达3000多万人，我国每年在海外劳务的人数仅占国际跨国劳务总人数的1%左右。

4.我国对外旅游开放力度加大。随着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发展势头强劲的出境旅游不仅丰富了我国公民的休闲生活，而且成为我国出境游主要目的地国家的滚滚财源。2006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到3410万人次。

5.国际局势动荡不安。2006年，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涉及人员数以几十万计，较2005年(2.9万起)稳步增加。

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对保险业的需求明显增加。保险业面临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如何针对各行各业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开拓海外市场，针对一些地区不安定因素造成不间断的袭击和抢劫事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保障制度，提高企业和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我国在外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是落实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具体体现，也是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功能，为国民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境外保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对境外保险高度重视，1983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曾以[83]银发字第14号《关于争取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国内保险的通知》明确了境外保险的要求和投保标准，必要时可邀请保险公司作为保险顾问参与境外商务谈判。保险体制改革后，国办发[2005]4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派出企业必须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职业暴露等保险，提高境外人员和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但从实际操作方面并没有完全落实，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相配套的制度保障。目前，除《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外，我国尚没有针对国际合作、境外就业和外派劳务、商务、旅游、探亲等有关财产、人员的损失、伤亡的管理规定，只是建立了一般性应急处理机制，更谈不上专业的处理流程，使目前的突发事件只能依靠政府支持、企业参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表现为单一依靠国家应对策略，缺乏灵活运用商业机制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方面容易诱发国内国外双重赔付标准，引发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事发国家的索赔之路十分艰难，有的干脆自认损失，转移索赔目标，最终只能依照合作协议、劳务合同的约定处理。

2.专属性保障产品空白。适用于专门的境外保障产品始终没有引起国内保险企业的重视，专属产品的开发停止在原始的探索阶段。除了水险业务外，多数公司只是被动应对申根国家要求、境外救援要求自主开发的短期旅游产品和意外险产品。这些产品针对性不强、专业性差，而且保障方案指向不一，费率五花八门。虽然少数几家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为海外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意外伤害保障和财产保障，但基本都是沿用适用于境内普通意外伤害事故和财产险类的保险产品，对特别风险考虑严重不足，造成缺项。特别是将武装袭击、武装行动、暴乱等不易定性或存在歧义的风险作为除外责任外，没有真正考虑客户切身利益和特别风险的客观存在，保障面狭窄。

3.风险评估滞后。相关合作项目和企业没有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除了要做好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商业评估外，还要对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安全风险，相应制订分类管理的安保措施，并把安全防护费用计入成本。对形成的风险评估报告往往与实际存在很大偏差，错误地和盲目乐观地估计当地的实际状况，甚至对冲突对方的警告未能引起高度重视。保险业由于多数业务在国内承保，片面相信客户提供的风险评估信息，缺乏实地评估的手段和基础，往往造成承保前的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4.理赔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不高，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少，这就使得那些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在进行保险规划时的选择比较有限。从目前各家机构的服务半径看，尚不具备海外理赔的能力，也不具备海外现场查勘的手段，其真实性很难把握。针对旅游险、意外险，保险业也缺乏主动宣传利用国际救援组织实施的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导向性意识不强，往往自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替代产品不统一，保障过低，加大了经营成本。目前国内保险业产品品种进入战国时代，既同质化严重又差异较大，费率厘订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保障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附加条款上。国情的差异和汇率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保障标准，单纯依照国内条款保障内容已满足不了申根国家的需求，单纯以国内费率承担境外责任加大了国内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大了经营风险。

6.办理渠道不畅通。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出国劳务人员都要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但从目前的实务操作来看，因为没有统一的保险提供渠道，多由劳务输出人员自己或由组织者安排办理，但由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经验，加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影响，因此对保险产品的选择不一，有钱多保，没钱少保甚至不保，随意性较强。

7.客户风险逆选择倾向严重。统一的渠道和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业之间的压价承保，不同程度促使少数客户逆选择投保，削弱了保险业承载风险的能力。

三、发展境外保险的积极对策

海外事件频繁发生，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商务部、中国保监会已着手制定和规范海外保障机制内容。

1.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职能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要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商务、旅游、公安、保险等相关部门应协同作战，对境外业务实施归口管理，统一组织，统筹安排。可采取先易后难、先人后物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确保派出、审核、保障服务环节落实到位。要逐步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合同条款，把安全保障条款纳入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项目协议或合同，把安全投入成本纳入承包项目预算。对于援外项目，由相关承办企业对受援国安全环境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成本核算，并将有关费用纳入援外项目预算。

2.实施强制保险。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急切需要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减轻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给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如果仅靠自愿投保，不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来强制实施，则不足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难以使受害方得到及时应有的赔偿，同时还会增加政府和法人的负担。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外，我国《建筑法》、《煤炭法》、《旅行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和条例均已包含强制保险内容。因此，海外保险业务实施强制保险势在必行。

3.开发专属产品。开发针对境外市场的专属系列产品，不仅能够不断满足国际间合作和民间往来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内保险企业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前奏，可以充分检验国内保险企业的拓展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要动员保险机构尽快开发适应境外市场特点的财产一切险、雇主责任险、境外意外险等必需产品，根据境外风险程度和区域特点增加特别保险责任，将国内条款中常规除外责任中不容易界定的武装行为、绑架、冲突、动乱、骚乱等以特别保险责任予以承保，实施高于国内的特殊费率且是统一费率，以满足国际交往特定的要求，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保险企业因承担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的企业利益，充分调动保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专属产品的开发要立足创新的思路，除单独设立特别保险责任外，要根据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提高保障标准，增加保额，以促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对专属产品要增加特别保险责任权益转让要求，打破财产险和意外险分类，帮助受损企业和个人依法行使追偿权利。

4.明确专属渠道。国际间通用的销售方式即所谓的全球控制性主保险人计划(Slobalcontrolledmasterprogram)，指在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每一个国家，一个全球性的保险公司通过自己在海外的分公司或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为被保险人提供统一的保险保障服务。但目前国内尚无一家保险机构有能力承担。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无条件承担起管理职责，对专属产品的销售实施规范，指定那些具有境外保险经验和能力的保险机构，通过与境外知名保险企业和再保险企业的友好合作，实行境外业务的专屑销售和专属服务，使所有客户无论在全球的哪个角落发生损失，通过有效协调，提供一致的保障，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

境外范文篇5

第二条境外金融机构向已依法设立的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境外金融机构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机构是指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其他政府间开发性金融机构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外国金融机构是指在外国注册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外国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中资金融机构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其他中资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投资入股比例是指出资额或者所持股份占中资金融机构的实收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的比例。

第三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应当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五条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并以中长期投资为目标。

第六条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应当用货币出资。

第七条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投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0亿美元；投资入股中资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投资入股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

（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二年对其给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

（三）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四）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总额不低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10％；

（五）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六）注册地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制度完善；

（七）所在国（地区）经济状况良好；

（八）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金融业风险状况和监管需要，可以调整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资格条件。

第八条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

第九条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由吸收投资的中资金融机构作为申请人，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

（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吸收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直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批准；

（二）本条第一项规定以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吸收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向所在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级派出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十一条中资金融机构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吸收投资入股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中资金融机构吸收投资入股的申请书；

（二）中资金融机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吸收投资的决议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三）境外金融机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决议；

（四）双方签定的意向性协议；

（五）境外金融机构最近三年的年报或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

（六）境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经营情况等资料；

（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投资人为外国金融机构的，中资金融机构还应当提交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国际评级机构对该外国金融机构最近二年的评级报告和注册地金融监管当局的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接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境外金融机构应当在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决定后6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足额划入中资金融机构账户，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第十四条中资金融机构因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而变更注册资本或股权结构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中资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擅自变更股东、调整股权结构的，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已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境外金融机构增加持股比例的，适用本办法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适用本办法；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八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购买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流通股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九条投资入股汽车金融公司，依照《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境外范文篇6

关键词：境外保险；出境人员；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迅速增多，地域分布日趋广泛。我国外派劳务人员逐年增多，目前在外人数已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国家政局动荡、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和国际恐怖活动日益加剧等原因，我国劳务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伤害的案件时有发生，2007年4月24日发生的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遭袭击和抢劫事件尤为突出，在这次事件中9名中国工人被杀，还有7名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对外经济合作安全工作，商务部会同中国保监会酝酿试点海外务工意外保险，开发相应责任范围的海外务工人员保险，落实包括海外务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具体合作领域，这些对研究境外保险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境外保险需求越来越高

1.国际合作日益广泛。近几年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在加大自身国内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务，努力拓展市场空间，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作为平等互利的伙伴，我国已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仅以非洲为例，据测算，目前我国对非贸易对于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左右。我国产品质优价廉，打破了高价垄断，让非洲人民得到了实惠；我国技术适合非洲需求，降低了经营成本。2006年，中非贸易额已达555亿美元，我国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对非洲投资117亿美元，重点投向农业开发、加工制造、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公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济活动，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日益扩大，每年向境外输出劳务人员65万人次，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从事远洋渔业的人员达4万余人，外派船员约15万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外派医疗队人数约1200人；在海外设立的中资企业有1000余家，海外中资机构1900多个。

2.出境人员大量增加。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各国间合作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再加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国审批手续不断简化，各类出国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我国出境总人数仅为28万人次。2006年，出境人员人数已达3200万人次，至2020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达1亿人次。

3.民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多。我国从1979年开始劳务输出，先后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履行过劳务合同，20多年累计派出劳务人员上百万人次。据了解，我国每年外派劳务总人数大约为20-30万人左右，而每年全球跨国流动劳务人员达3000多万人，我国每年在海外劳务的人数仅占国际跨国劳务总人数的1%左右。

4.我国对外旅游开放力度加大。随着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发展势头强劲的出境旅游不仅丰富了我国公民的休闲生活，而且成为我国出境游主要目的地国家的滚滚财源。2006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人数已达到3410万人次。

5.国际局势动荡不安。2006年，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涉及人员数以几十万计，较2005年(2.9万起)稳步增加。

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对保险业的需求明显增加。保险业面临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如何针对各行各业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纷纷开拓海外市场，针对一些地区不安定因素造成不间断的袭击和抢劫事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保障制度，提高企业和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加强我国在外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是落实保险业做大做强的具体体现，也是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功能，为国民经济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境外保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对境外保险高度重视，1983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经济贸易部曾以[83]银发字第14号《关于争取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国内保险的通知》明确了境外保险的要求和投保标准，必要时可邀请保险公司作为保险顾问参与境外商务谈判。保险体制改革后，国办发[2005]4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各派出企业必须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职业暴露等保险，提高境外人员和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但从实际操作方面并没有完全落实，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相配套的制度保障。目前，除《通知》和商务部相关文件外，我国尚没有针对国际合作、境外就业和外派劳务、商务、旅游、探亲等有关财产、人员的损失、伤亡的管理规定，只是建立了一般性应急处理机制，更谈不上专业的处理流程，使目前的突发事件只能依靠政府支持、企业参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表现为单一依靠国家应对策略，缺乏灵活运用商业机制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方面容易诱发国内国外双重赔付标准，引发各种矛盾；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国内企业和个人对事发国家的索赔之路十分艰难，有的干脆自认损失，转移索赔目标，最终只能依照合作协议、劳务合同的约定处理。

2.专属性保障产品空白。适用于专门的境外保障产品始终没有引起国内保险企业的重视，专属产品的开发停止在原始的探索阶段。除了水险业务外，多数公司只是被动应对申根国家要求、境外救援要求自主开发的短期旅游产品和意外险产品。这些产品针对性不强、专业性差，而且保障方案指向不一，费率五花八门。虽然少数几家保险公司不同程度地为海外务工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意外伤害保障和财产保障，但基本都是沿用适用于境内普通意外伤害事故和财产险类的保险产品，对特别风险考虑严重不足，造成缺项。特别是将武装袭击、武装行动、暴乱等不易定性或存在歧义的风险作为除外责任外，没有真正考虑客户切身利益和特别风险的客观存在，保障面狭窄。

3.风险评估滞后。相关合作项目和企业没有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除了要做好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商业评估外，还要对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安全风险，相应制订分类管理的安保措施，并把安全防护费用计入成本。对形成的风险评估报告往往与实际存在很大偏差，错误地和盲目乐观地估计当地的实际状况，甚至对冲突对方的警告未能引起高度重视。保险业由于多数业务在国内承保，片面相信客户提供的风险评估信息，缺乏实地评估的手段和基础，往往造成承保前的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4.理赔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不高，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少，这就使得那些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在进行保险规划时的选择比较有限。从目前各家机构的服务半径看，尚不具备海外理赔的能力，也不具备海外现场查勘的手段，其真实性很难把握。针对旅游险、意外险，保险业也缺乏主动宣传利用国际救援组织实施的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导向性意识不强，往往自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5.替代产品不统一，保障过低，加大了经营成本。目前国内保险业产品品种进入战国时代，既同质化严重又差异较大，费率厘订参差不齐，主要体现在保障内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和附加条款上。国情的差异和汇率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保障标准，单纯依照国内条款保障内容已满足不了申根国家的需求，单纯以国内费率承担境外责任加大了国内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大了经营风险。

6.办理渠道不畅通。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出国劳务人员都要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但从目前的实务操作来看，因为没有统一的保险提供渠道，多由劳务输出人员自己或由组织者安排办理，但由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经验，加上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影响，因此对保险产品的选择不一，有钱多保，没钱少保甚至不保，随意性较强。

7.客户风险逆选择倾向严重。统一的渠道和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业之间的压价承保，不同程度促使少数客户逆选择投保，削弱了保险业承载风险的能力。

三、发展境外保险的积极对策

海外事件频繁发生，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商务部、中国保监会已着手制定和规范海外保障机制内容。

1.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职能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要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商务、旅游、公安、保险等相关部门应协同作战，对境外业务实施归口管理，统一组织，统筹安排。可采取先易后难、先人后物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确保派出、审核、保障服务环节落实到位。要逐步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合同条款，把安全保障条款纳入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项目协议或合同，把安全投入成本纳入承包项目预算。对于援外项目，由相关承办企业对受援国安全环境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成本核算，并将有关费用纳入援外项目预算。

2.实施强制保险。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急切需要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来消除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保险业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减轻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给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如果仅靠自愿投保，不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来强制实施，则不足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难以使受害方得到及时应有的赔偿，同时还会增加政府和法人的负担。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外，我国《建筑法》、《煤炭法》、《旅行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和条例均已包含强制保险内容。因此，海外保险业务实施强制保险势在必行。

3.开发专属产品。开发针对境外市场的专属系列产品，不仅能够不断满足国际间合作和民间往来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内保险企业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前奏，可以充分检验国内保险企业的拓展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要动员保险机构尽快开发适应境外市场特点的财产一切险、雇主责任险、境外意外险等必需产品，根据境外风险程度和区域特点增加特别保险责任，将国内条款中常规除外责任中不容易界定的武装行为、绑架、冲突、动乱、骚乱等以特别保险责任予以承保，实施高于国内的特殊费率且是统一费率，以满足国际交往特定的要求，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保险企业因承担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的企业利益，充分调动保险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专属产品的开发要立足创新的思路，除单独设立特别保险责任外，要根据国际间的通行惯例提高保障标准，增加保额，以促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对专属产品要增加特别保险责任权益转让要求，打破财产险和意外险分类，帮助受损企业和个人依法行使追偿权利。

4.明确专属渠道。国际间通用的销售方式即所谓的全球控制性主保险人计划(Slobalcontrolledmasterprogram)，指在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每一个国家，一个全球性的保险公司通过自己在海外的分公司或有合作关系的公司为被保险人提供统一的保险保障服务。但目前国内尚无一家保险机构有能力承担。国家主管部门应该无条件承担起管理职责，对专属产品的销售实施规范，指定那些具有境外保险经验和能力的保险机构，通过与境外知名保险企业和再保险企业的友好合作，实行境外业务的专屑销售和专属服务，使所有客户无论在全球的哪个角落发生损失，通过有效协调，提供一致的保障，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

境外范文篇7

一国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其具备海外投资能力的企业就越多，规模也越大。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之后，对外投资会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

表1江苏省近18年的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GDP、人均GDP比较表年份出口（亿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GDP总额（亿元）人均GDP（元）进口（亿元）净出口（亿元）199029.441.411416.50210911.9517.48199597.8247.805155.25731964.9632.852000257.7064.238582.711773198.6859.012004874.97121.3715512.420000833.5941.3620082380.36251.2030312.61396221542.32838.04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近几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和FDI都向前跨了一大步，根据邓宁的理论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也应该迅速发展。

二、江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

自2000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以来，江苏境外投资开始加快增长。2005年境外协议投资额突破两亿美元。2007年“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全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增长22.2%；新批境外投资项目增长14.9%，中方协议投资增长41.1%。然而，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单个企业来看，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绝对数额仍较小。截至2007年，江苏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13.6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是广州、上海的14%和30%。

（二）行业分布

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行业范围更加广泛江苏境外投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时间特征，从最初的餐饮、纺织服装加工业、批发零售，逐步拓展到电子、机械、化工以及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商务服务等行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仍以加工制造业为主，2008年制造业境外投资占全部境外投资总额的34.78%，新批第三产业境外投资项目143个，中方协议投资3亿美元，占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46.75%。酒店、有线电视、软件业等服务业成为境外投资的新兴领域。

（三）地区投向以发达国家为主，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

90年代江苏境外投资的区域主要在东南亚、中东、南非等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投资区域日趋多元化。目前江苏境外投资分布98个国家和地区（见图2）。

图22008年江苏境外投资的目的地及金额（万美元）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四）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江苏省境外投资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日趋上升。2008年我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达138个，占全省总数的59.5%，中方协议投资4.38亿美元，占全省总数的68.96%，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2.69和20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五）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逐渐尝试兼并收购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

对国际通行的兼并、收购等方式运用较少。近年来，一些企业开始积极尝试，通过兼并收购、股权交换、技术入股等方式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如南汽集团收购英国MG罗孚、无锡尚德收购日本太阳能电池制造商MSK；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境外4家高新技术企业等。

三、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数量也少大多数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没有独立作战抵抗风险的能力。目前，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1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13，而江苏仅仅为1∶0.02。

这表明江苏省境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经常因为资金、技术、规模小而失去投资的机会和竞争能力。

2．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

多年来，江苏在制造业领域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但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另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即使是目前相对有竞争力的家电和通讯设备行业，大部分产品的核心部件仍然是从国外进口或依靠国外技术生产，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有自主商标的企业仅占20%左右。

3．信息不灵通、投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

目前江苏对外投资企业的收集信息能力不高，渠道少，对投资国缺少了解，不熟悉国际间投资运行规则与法律制度，没有办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海外投资的企业投资回报率低。如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聘请了国外著名的咨询机构，但是因为没有做好前期投资区域选择分析和前景预测，使企业生产、销售一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4．管理体制落后，缺乏海外经商人才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缺乏训练有素、熟悉市场、精通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例如，2002年TCL集团公司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施耐德电子有限公司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德国建立的欧洲分公司，都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使企业一度陷入低谷。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进程中的新问题，不仅影响公司发展，也阻碍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推进。

（二）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1．政策和体系不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江苏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之匹配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尚不完善，使大部分民营企业感到很难得到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去海外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2．缺少有效的监管

政府对对外投资事后的监管极为薄弱。与项目前期繁杂的审批相比，对事后的监管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年审流于形式。再加上企业本身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公司治理存在问题，往往导致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监管。

四、发展建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苏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向产业链高端及高附加值方向迈进，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一）对外投资须正确选择投资区域企业应根据各自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的寻找合适的投资地点。如技术型的选择发达国家；境外加工型的在亚、非、拉等环境较好的国家等等。同时综合考虑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自然资源状况及国家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

（二）推进技术战略和品牌战略

江苏企业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只有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经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三）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江苏企业可以运用强强联合形成产业整体优势，也可以采取集群式的投资方式。借鉴台湾企业在江苏昆山、福建厦门和广州东莞集群投资的发展经验，走集群化成片联合开发的道路，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境外范文篇8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的一般途径

一、协商和调解。协商和调解都是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进行，需要通过双方的协商同意达成协议。协商无须第三者介入，而调解须在第三者主持下进行。协商和调解被视为两种友好解决争议的方法，有助于维护双方的合作关系。因此，各国都鼓励当事人首先并尽量采取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投资争议。这两种解决方式强调高度的自愿性，而在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争议解决方案时，就需要通过仲裁、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二、东道国当地救济。当地救济是指将争议提交东道国的行政或司法机关依据东道国的法律解决投资争议。东道国对在本国境内发生的投资争议享有当然的管辖权，除非东道国法律另有规定或其政府明确表示，外国投资者不能将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议交由国际或国外机构管辖。从投资者角度来说，由东道国司法或行政机关解决争议可谓是隐患重重，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会担心法院或行政机构有失公正；东道国法院可能必须适用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国际法规则相违背的国内法；执行部门可能不理会支持投资者诉求的判决。因此，资本输出国出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总是力主采取国际解决的方法，包括国际仲裁、外交保护等，而资本输入国则强调当地救济方法，如拉美国家长期主张的卡尔沃主义，力主投资争议在当地解决。三、国际投资仲裁。在各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合同的实践中，仲裁在解决投资争端中得到广泛运用在双边投资协定中，主要又分为三种类别：1.投资者可以不经与东道国政府达成一致即可将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2.除涉及征收补偿款的投资争议外，投资者应当经东道国同意后方可将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3.投资者仅能将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涉及征收补偿款的投资争议提交第三方仲裁机构仲裁。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间的仲裁可由不同机构受理，若无特定仲裁机构，则案件交由临时仲裁庭审理。依据《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建立的、专门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的仲裁制度，设立了专门机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当然，ICSID并非外国投资争端的唯一仲裁机构，一些主要受理商业仲裁的机构，如国际商会（I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并不排除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仲裁。四、外交保护。境外投资由于有关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到损害且又不能得到救济时，国家可采用其认为妥当的任何手段、在其认为妥当的任何程度上行使外交保护权，保护国家的境外利益。外交保护是一项习惯国际法原则，对境外投资的外交保护已扩大至境外投资公司的保护。依据国际习惯法，国际行使外交保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国籍持续原则，即投资者从受害之时知道提起国际求偿时必须持续具有本国国籍；其二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即投资者应用尽东道国可资利用的所有救济手段。通过外交保护方式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纠纷，具有以下优势：从微观上讲，外国保护权由国家行使，而投资者本国与东道国进行沟通，往往能给东道国压力，有利于争议的快速、高效解决；从宏观上讲，国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外交保护，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当然，依靠外交保护解决国际争端也有以下弊端：第一，保护少数企业。随着高铁对外投资的扩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植和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大，它们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与东道国发生争议时，却未必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使得自己的利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第二，相应政治成本。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具体的商业争议，需要付出相应的政治成本，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将商业活动的政治风险相对独立于国家外交关系，使双边外交关系的大局不被局部争议所左右，这对中国维护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维护基础设施战略的稳定性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高铁境外投资争端解决现状

中国高铁境外投资难免遇到各式各样的法律争议，我国企业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目前而言，中国企业在高铁投资中通过协商、外交施压两种方式解决争议，并没有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实践。一、协商途径。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轻轨项目为例，中方企业可能最大损失为13.85亿。中方认为，项目亏损的原因是因为业主不断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指令性变更、增加工程量、地下管网和征地拆迁严重滞后等。中国公司已根据原合同约定，向业主递交了变更及索赔资料，沙特方也承诺在项目结束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谈相关索赔和补偿问题。二、外交施压。到目前为止，参与境外高铁投资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自身特有的政治优势使其在发生争议后，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援助，通过对东道国政府进行施压，来督促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国企面对争议时的常见做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政府也愿意为中国高铁“走出去”进行保驾护航。例如，在墨西哥的墨克高铁项目搁浅后，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11月11日接见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时就指出：“不久前，中墨企业联合体按照墨方招标程序，凭借自身竞争力，成功中标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市高铁项目，这一结果完全是公正合法的。我们对墨政府此后撤销招标结果感到遗憾。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墨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希望墨政府能够公平对待中国企业，推动相关合作早日取得实质性成果。”这无疑给墨西哥政府尽早解决墨克高铁项目施加了压力。三、现状分析。中国企业目前未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解决高铁投资争议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协商方式利于友好解决争议，有利于树立中国“高铁外交”互惠共利的形象。其次，外交施压虽不能直接解决争议，但是快速解决争议的助推器；最后，诉讼或仲裁耗时较长，且需要强大的证据链，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诉讼或仲裁经验缺乏。一般认为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最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手段。然而，当投资东道国本身法治程度不高，且投资本身带有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外交途径等双方协商解决的解决方式可能更为有效。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随着中国高铁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大，企业在一些法律争议上应该勇于提起诉讼或仲裁，不仅应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救济，也应该巧于利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机制。

完善中国高铁境外投资争端解决的建议

境外范文篇9

关键词：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全球化配置

1险资境外投资必要性分析

1.1符合国家战略导向。险资境外投资既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符合自身发展需要，国家“十三五规划”、保险业“十三五规划”和保险“新国十条”均明确表达了支持险企投资“走出去”的态度。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以及境内外市场联动加强，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渠道和空间都较为乐观。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为险企境外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恰与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需要稳定收益的要求相契合。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保险资金在“一带一路”领域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8568.26亿元人民币。1.2境内市场无法满足投资需求。境内固定收益类资产是保险公司投资端主要的配置方向。近几年，受经济增速放缓、货币宽松、利率市场化以及政府降低融资成本政策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境内市场利率不断下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的3.5%降到目前的1.5%，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13年11月的4.7%高点下行至目前的3.1%左右。在险企负债端成本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境内固定收益资产的配置价值不断降低，各大保险公司均面临存量到期和新增配置压力。境内权益市场是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渠道，但权益市场波动剧烈，对投资收益和利润表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冲击。以上证综指为例，2004—2018年经历了8年下跌、7年上涨。其中上涨的年份中有2年的涨幅超过或者接近100%，有1年的涨幅超过70%；而在下跌的年份中有1年跌幅超过50%，有2年跌幅超过20%。综上所述，单纯依赖国内资本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险资的投资需求。1.3国际经验表明境外投资是提升收益的重要途径。低利率和资产荒是全球保险公司投资端面临的共性问题，通过境外投资获取收益率溢价是国际成熟保险市场的共同选择。举例来看，英国险资境外投资占比长期保持在35%以上(英国对险资境外投资无比例上限要求)，日本险企也饱受国内市场低利率的困扰，其境外投资占比高于20%且还有提升态势，而美国虽然在监管政策中有10%的上限要求且国内资本市场发达，但其境外投资占比也高于中国。1.4低相关性可分散组合投资风险。境内资产整体受国内宏观市场周期影响较大，风险相对集中。从股债历年走势可以看到，境内资产类别间的相关性较高，并不存在所谓“股债轮动”的规律，很难依靠“跷跷板”的规律做资产配置。而放眼全球来看，中国市场指数与主要市场指数间的相关性较低，若选取2004—2018年主要市场指数月度涨跌幅数据进行分析，沪深300指数与全球主要股市指数的相关性处于0.20～0.45的较低水平。通过全球投资布局，能够有效地降低组合波动率。

2险资境外投资政策梳理

险资境外投资主要受银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管。其中，银保监会主要对委托人(保险公司)、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投资范围、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监管，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对投资额度等方面进行监管。目前，涉及险资境外投资的监管政策主要有三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而对于审批额度等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并没有针对险资制定具体标准和政策。从地域来看，险资允许投资45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25个发达市场和20个新兴市场)。从品种来看，险资允许投资货币市场类、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和不动产类。保险公司还可投资境外基金，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从投资比例来看，监管要求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超过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15%，投资新市场余额不超过保险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10%。

3险资境外投资现状

险资境外投资的进程与监管政策高度相关。2007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在国家层面对险资境外投资的许可和支持。当时国内的保险公司出于改善资产负债匹配、实现国际化布局、提高保险资金收益率等多重因素考虑，主要对海外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代表案例如中国平安投资美国富通集团、中国人寿投资Visa公司等。金融危机爆发后，险资海外投资沉寂了一段时间。2012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颁布后，险资获准对海外房地产进行直接投资，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开启了境外不动产“扫货”模式，2014年和2015年更是成为投资的高峰期。一方面，保险机构收购海外核心地段地标性建筑相当于为自己进行全球性广告宣传，另一方面国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房地产价值低估，对国内险资具有吸引力。2016年9月，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参与沪港通试点的监管口径》，标志着保险资金可参与沪港通试点业务且在操作层面上不占用QDII的额度，一时间保险公司对港股投资热情高涨。然而，近几年因为外汇管制，险资境外投资趋势又有所减弱。截至2018年底，我国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比重约为4.60%，不仅远低于英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市场中保险资金的境外配置比例，而且按照我国“保险机构境外投资余额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的规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图1保险公司境外投资余额及占比数据来源：原保监会，保险资产管理协会。险资境外投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保险公司获取境外投资资格难度较大，境外投资对保险公司投资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要求较高，以2017年为例，全年仅批复了泰康人寿一家保险公司境外投资业务的资格。二是外汇额度管制，近年来由于中国外汇形势较严峻，多家保险公司已遭遇QDII额度瓶颈，据统计保险类机构在2016年均未有新获批QDII额度记录。三是前期国内市场的投资品种和容量已经能够满足险资投资需求，导致境外投资动力不足。目前，险资境外投资无论是品种、地域还是币种，集中度都很高。投资品种集中在金融领域的股权投资、不动产投资和港股投资，债券投资规模极少。投资地域集中在欧美、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新兴市场鲜有涉及。币种方面，港元资产占到一半以上。资金来源以QDII为主，采取境外发债、内保外贷等方式筹集资金的相对较少。

4险资境外投资建议与意见

境外范文篇10

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政策立法上重视对“对外投资”的支持。西方国家历史上就有允许对外投资的传统，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西方国家以其跨国公司为载体，推动跨国双向投资的自由化，鼓励企业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战略资源。

在具体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立法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专门立法、设立政府专门机构为对外投资提供包括信息、人才培训、调研经费补助、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如，美国在二战后通过了《经济合作法案》、《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设立了经济合作署，专门负责境外投资事务；韩国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专门的《扩大海外投资法案》，1992年颁布了《海外直接投资制度改善法案》和《外汇管理规定修正案》鼓励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后来并依靠互联网技术组建了海外投资信息系统（OIIS），同时通过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为对外投资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二是，给予财政、税收直接支持。如日本的对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等；美国的所得税、关税优惠制度。[1]三是，政府或民间机构对对外投资给予积极的信贷、担保、保险支持。各国相关政府机构主要有：日本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输出入银行；韩国进出口银行；新加坡Teamasek、英联邦开发公司、英国出口信贷担保局（ECGD）、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美国进出口银行、法国国家银行和外贸银行、德国德意志开发公司等。上述机构多以政府财政作为后盾，为对外投资提供咨询、信贷、风险担保。典型的民间机构则有日本的海外贸易开发协会、国际协力银行等。如，韩国进出口银行对境外投资项目的贷款不仅利率优惠，而且贷款总额甚至最高可达项目投资额的90%。在具体的支持政策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轨迹较为典型，可以说明该国对对外投资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956年，日本的《输出保险法》将本金、利润均划在保险范围之内，并不断增加保险险种、扩大保险对象，提高理赔比率，并于1970年实施了单边保险制度（即是否受理海外投资企业投保不以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前提）。

除了对一般性的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的特殊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制定了专项鼓励政策。

(一)设立专门机构鼓励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前西德成立联邦地质调查所（BGR），与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展探矿合作，多年来在境外矿业投资合作中一直处于“先锋”和“中心”地位。再如，法国成立了拥有国内外雇员数千人的地址矿物调查所（BRGM）,经常由其出面执行法国的资源政策，政府给予了该组织大量的委托费用。

（二）各国的众多鼓励对外投资的政策均重点支持资源能源类对外投资。

1、日本。如，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中，专项设立了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如果企业因进行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而造成亏损，企业可以获得项目累计投资额的12%的补贴金额；日本政府成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于资源能源项目的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优惠优于制造业；在日本政府鼓励技术人才境外调研、培训的经费补助制度中，其对于境外的矿产资源调研补助专门做了重点规定（明确探矿调研的补助经费为75%，探矿费补助50%）。

2、美国。如，美国进出口银行设有专项的境外开发资源贷款，用于开发国外的战略资源。美国支持对外投资的重要机构——1969年设立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其为了鼓励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矿产资源，在它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专项担保中，特别重视对资源能源类的项目担保。其为此类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广泛的政治风险担保（包括外汇货币不可兑换风险担保、财产被没收风险担保、运营干扰担保、政治动乱风险担保，以及由于东道国非法收回或侵犯投资者关于矿产项目的合法权利所造成损失的担保）。

3、韩国。韩国政府为支持境外资源能源类投资开发，对此出台了特殊的扶持性优惠措施，出台了专项的《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不仅为此类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且采取了包括亏损提留、国外收入所得税信贷和资源开发项目东道国红利所得税减让甚至完全免税等众多措施（依据《关于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分配所得免税的规定》）。如，韩国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海外投资金融支援，特别规定了“主要资源开发支援资金贷款”制度，明确规定：如果企业进行的海外资源能源开发符合政府资源开发计划及政策方针，则主管部门可以出具附有资源需求意见的推荐书或许可书，进出口银行可依此给予贷款（贷款条件非常优惠，期限高达20年、额度达所需资金的70%、利率为8%）。

总之，世界经验表明，企业在跨国投资初期的成功往往离不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资源能源类的跨国投资尤其如此，我国应当全面系统的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促进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近期出台的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

近年来，鉴于国内部分矿产资源供应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在财政、产业导向、信贷等领域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如，2003年，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协商设立了“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财政部随之于2005年制定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制定出台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促进对非洲资源开发合作的政策措施。2004年10月，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做好2004年资源类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扶持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12月，财政部、商务部依据《预算法》和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项政策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使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年度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领域和范围成为定例。另外，在我国已经出台的有关鼓励境外投资的产业指导政策、信贷政策诸多具体政策中,均将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给予了优先优惠待遇。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政策导向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鼓励和支持。2009年2月，国家能源局领导在该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交流，充分发挥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作用，继续深化与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加强同能源资源国以及其他能源生产国的务实合作。”国家能源局提出，利用外汇储备设立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以支持石油企业开拓海外资源。在国家能源局的2009～2011年油气行业发展规划中，为鼓励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和并购，对重大境外能源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优惠贷款和提高财政注资比例等支持政策，修改完善境外油气资源开发协调机制。抓紧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等政府间双边协定。[2]规划还提出，未来三年，将扩大能源企业通过债券、上市等方法，推动建立能源产业发展基金，促进能源投资多元化；设立石油储备、能源风险勘探、煤层气开发利用等政府性专项基金。[3]

另外，2009年初，在我国国务院公布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就包括了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资源能源类产业。

2009年3月20日，国务院正式《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坚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抓住机遇，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到国外独资或合资办矿，组织实施好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境外矿产资源项目。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到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和对外并购。充分利用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和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探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出台《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规定，支持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开发资源。加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独资或合资办矿。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组织实施好有关境外投资项目。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简化境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严格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条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骨干企业，在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本金注入、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

2009年5月18，国务院出台《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加强引导，简化审批手续，完善信贷、外汇、税收等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勘探和开发。

（二）关于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具体政策建议。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今后我国还应着重继续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政策：

1、建议在各层面的基本立法中，继续明确和强化支持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如，在将来制定的《对外投资法》、《对外援助法》、《对外投资促进法》、《对外投资保险法》中及今后修订《矿产资源法》、《能源法》时，均应当明确将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即将现行的部门出台的产业政策导向上升为基本法律，以增加权威性）。今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及国家政策性信贷、保险等金融部门，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依据国内外经验，制定出台更加系统详细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支持政策，以确保我国的资源保障及战略目标实现。如，对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进口，应使其享受比一般进口贸易更加优惠的关税、增值税。

2、建议尽快发展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

境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政治的、法律的诸多风险，且此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企业自身难以承受相关风险，尤其是我国在境外能够获取的资源能源大多分布于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敏感地区，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系统完备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通过投保制度来转移和降低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于2001年成立了专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的专门机构，从事出口贸易和境外投资的保险，但其实力和公司成立目的均难以满足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的保险需求。[4]另外，虽然我国于1988年4月28日和4月30日分别签署、核准了《汉城公约》，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从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向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eeAgency，简称MIGA）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按MIGA的规则，在投保政治风险时，合格的东道国只能是发展中国家，其并不能覆盖我国在发达国家投资的风险。[5]

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只要是“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就允许其进行政治风险等风险的投保，特别是为鼓励资源能源类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较高额度（如有些项目应该可以达到90%）的风险损失，以化解潜在的境外投资风险，消除企业境外投资的顾虑。

3、建议尽快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

近年来，我国中央财力雄厚，拥有约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鉴于我国矿产资源保障不足的现状，我国与其将大量外汇储备用以购买外国国债，[6]不如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用于设立海外资源勘探开发专项基金，[7]支持我国的资源能源类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不包括投机），获取海外矿产资源，满足国内的资源供应需求。笔者认为，这样做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促进我国实现国家资源能源安全保障战略；二是可以有效规避外汇贬值的风险，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及其保值增值。[8]在专项基金成立之前，为又好又快地利用好我国的外汇储备，我国可以首先尝试向中央国有企业出售或借出外汇，支持央企抓住当前全球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处于相对低位的历史机遇，到海外开展资源能源类投资。2007年5月，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独资注册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逐渐由10亿美元增至30亿美元，最终达到50亿美元），以股权或准股权的投资方式支持我国企业到非洲进行投资，为我国设立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基金提供了经验。[9]

4、建议国家尽快完善扩大资源收储制度，为成功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建立稳固的“大后方”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复杂。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有效应对资源供应中断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能力较弱，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面临较大的挑战。依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完善的资源战略储备制度能够有效应对我国资源保障不足的风险。在前文所述我国国务院近期的多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均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矿产资源收储制度。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型经济，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错综复杂，非常可能产生风险,我们要尽早和充分做好应对准备。要有必要的物质准备，抓紧做好重要战略性产品的储备,以增强我们对国际市场重要变化的承受能力。[10]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尽快应加大投入，扩大资源收储规模及品种。不仅收储原油，更要收储成品油；不仅收储能源，也要扩大收储有色金属和铁矿石等资源。

实际上，建立完善的资源收储制度，不仅能够降低国际资源市场价格波动对我国的影响，缓冲资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压力，也能够使我国企业在开展资源能源类境外直接投资时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完备的收储制度将成为我们稳固的“大后方”，使得我们参与“争夺矿产资源”的境外投资不再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从而才可能“从容不迫”地与资源所有者持续谈判，最终以合理的价格等条件成功获取资源权益。

5、建议我国加快规范资源能源的外资准入及其出口制度，依照国际惯例合理对等地对待“引进来的外资”和“走出去的内资”。我国古语有云：“欲取之，必先予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平等对待外国来华的矿产资源能源类投资者。我国部分种类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如稀土、焦炭、铝钒土等矿产），也是资源能源类跨国公司的重点投资区域之一。因此，在资源能源类跨国投资领域，我国不仅是投资母国同时也是东道国。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频繁，正在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的我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开放、合作的心态对待外来投资者（无论投资者来自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来投资者不排斥、不歧视，而是应积极进行立法规范，给予其相应待遇，这样做不仅符合国际法上的对等原则，同时也不违背我国作为母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的利益需要，更有利于为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融合。[11]因此，笔者不赞同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我国的资源能源开发领域”及严格限制出口的观点，[12]应多从我国产业内部整合规范的角度考虑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限制外资和出口；另外，从双向考虑问题的角度（即，除了引入外资角度，还需要考虑我国的对外资源能源类投资的发展），我国也应当尽量遵循国际惯例，避免“授人以柄”，否则必将影响我国的资源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国际环境。

--------------------------------------------------------------------------------

[1]在美国国内，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入税率一般要比境内投资收入的税率低15%-20%。

[2]《考虑动用2兆美元设海外能源勘探开发基金支持油企进行战略并购》，来源：《香港工商时报》，2009-2-18第005版。

[3]《中国拟以外储支持海外找油》，来源：《香港信报》，2009-2-18第005版。

[4]据笔者了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当前主要工作重点还是在于从事与出口有关的保险业务，公司成立以来所承保的境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数量有限。笔者建议我国今后应当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公司。

[5]据笔者了解，截至2006年，我国还没有境外投资企业在MIGA使用该多边投资保险。

[6]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46万亿美元。自2008年9月起我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2009年4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7635亿美元。

[7]笔者建议，专项基金的设立可以仿照我国已经成立的主权投资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的设立模式（中投公司的成立模式为：由财政部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购买我国的外汇储备，然后注入中投公司作为资本金）。

[8]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研究了提取部分外汇储备设立专项基金的问题。

[9]1998年之后，国家开发银行陆续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合资设立了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0]江小涓：《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