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4 03:16:20

贫困大学生论文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1

当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引起高校的广泛关注。根据有关文献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相比较非贫困生而言,在心理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性以及自卑感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校贫困生的绝对数量还将进一步扩大,提高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高校开展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综合分析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背景与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校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一、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分析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所背负的心理压力并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贫困家庭据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中心报告,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29,1999年上升到0.397,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资助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改革,到90年代初已基本从原来的完全由政府资助变为学生缴费上学与奖、贷、助、补、免的资助政策相结合。调查表明,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最大的心理压力来自于经济上的困难。[5]贫困生一般来自于农村或城镇下岗职工家庭,父母为供孩子上大学节衣缩食甚至不惜卖血。因此贫困生都存在着将来如何通过自己的成就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压力。此外,由于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的极大差异,贫困生的基础教育状况相对于发达地区学生也更多地存在学业不良现象。对于临近毕业的贫困生来说,由于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在联系就业单位问题上也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外部压力都容易使贫困大学生形成心理上的紧张、焦虑和自卑情结,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调适,可能导致抑郁或绝望等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心理认知治疗理论认为,认知是情感和行为的中介,情感障碍和行为障碍与歪曲的认知有关。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功能失调性认知假设”,决定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而不为人们所觉察,即存在于潜意识中。一旦为某种严峻的生活事件所激活,则有大量“负性自动想法”在脑中出现,即上升到意识层,进而导致情绪抑郁、焦虑和行为障碍,反过来又加强了负性自动想法。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早年生活虽然艰辛,但压力毕竟由家庭和父母承担,当进入大学后独立面对难以解决的经济困难时,就形成了严峻的心理冲突。如每当面临学校催交学费等费用并影响到正常学习时(如有的高校规定没交清学费不能参加各种考试等),负性自动想法就很容易被激活。特别是因此而导致学业上的失败时,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导致行为、动机和认知等方面出现严重焦虑或抑郁症状。

2.贫困文化的社会遗传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来特指我国社会当前的贫困阶层和就业困难人群。弱势群体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形成了与他们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心理定势。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6]贫困文化并不等于消极文化,它只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心理的反映,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信念、理想、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等。但是,贫困文化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如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敏感和绝望,缺乏自尊以及抵触社会主流文化导向的集体无意识等,相对于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积极进取、乐观开放和善于合作等素质来说,显然是具有落后性的。贫困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仍带有自己家庭所属的社会身份特征,表现为价值观、行为方式、语言、衣着以及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符号,从而形成一种贫困文化的所谓“社会遗传”。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一般原理,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归属”[7]。尽管在大学里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这种知识性活动并不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有所区别,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却必然在这种社会归属中遭遇冲突,其中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卑感。自卑感一般会导致心理上的自我封闭,成为心理健康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在调查和咨询中发现不少贫困大学生不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与周围的同学相处不融洽,心理过于敏感,行为上表现出不合群,内心深处有很强的孤独感,从而造成人际交往和人际沟通的困难。有的贫困生也因过度的自卑而形成过度敏感的自尊,以致对接受学校的困难补助感到羞耻。

3.校园文化和组织环境贫困大学生在进入学校后即处于新的群体之中,不仅要与教师和同学发生各种交往关系,同时也要发生受个体人格特征调节的心理关系。社会心理学将这种心理关系称为人际关系,它带有浓厚的感彩,具体体现为群体成员间的心理吸引或心理排斥,表现为个人与他人感到满意或不满意。

这种人际关系不仅与个人心理特征有关,也与其社会生活背景有关,同时又与外部环境形成强烈的互动性。在学校教育中,不仅存在班级、年级等正式组织,同时也会形成与学生家庭背景和社会身份文化差异有关的非正式组织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贫困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前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与周围人群的生活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反差,也比较能融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中去。但在进了大学之后这种反差却会突然变得明显起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风气日盛,反映到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也喜欢相互攀比,表现在同学聚会、拜访老师和衣着消费等各个方面。贫困大学生因为自己在经济上的困窘很难在这一类活动中找到心理归属感,从而容易导致心理上的失衡,把同学交往中的一些正常行为加以误解,或是把一些小的误会加以放大,形成心理障碍。

4.家庭生活背景贫困大学生面临的现实经济困难和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是导致其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低于非贫困大学生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贫困大学生中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毕竟只是少数。

太原理工大学的一项测查表明,即使在特困大学生中(贫困和特困之间没有明确界线,一般将家庭收入在人均100元以下的确定为特困生),心理异常者也只占18%左右。[8]面对同样的生活事件,为什么有的贫困大学生出现了心理障碍,而有的却没有,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事件的认识、评价、解释和信念不同。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发展有密切关系。人格发展是在人的生物本能与环境教化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展开的,是个体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较为稳定的人格特征和行为的过程。因此,贫困大学生的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体现了他们在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困难时心理素质水平的差异。如果不考虑先天遗传因素的差异,家庭教化环境是贫困大学生早期人格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不仅从每一个人出生起就赋予他包括种族、阶级、宗教、经济状况等在内的多种社会特征,同时也是每一个人产生原始的自我感觉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动机、价值、信念和人格的背景。有的人格心理学家认为,家庭教化对儿童的“本体安全感”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埃里克森将这种“本体安全感”称为“基本信任”,它包含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及其客观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方向。吉登斯认为:“在正常的环境中,儿童投射到父母身上的信任,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抵御存在焦虑的情感疫苗,这是一种保护,以抗拒未来的威胁和危险,这种保护使得个人在面对让人消沉的境遇时还能保有希望和勇气。”[9]在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生存忧虑时,不同的贫困家庭对孩子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如果父母以不良的心态、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引导教育小孩,甚至粗暴地干预孩子的自由和选择,那就必然对贫困大学生早年的人格发展形成扭曲。这一点在我们的心理咨询实践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大多数心理障碍较为严重的贫困大学生在回顾早年生活时都谈到了父母对他们童年心理的消极影响。

二、改善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策造成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相应的解决对策也不应该是单一的

高校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仅是担心学生在校期间会出什么事的问题,而是关乎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目标和培养全面健康发展的人的问题。贫困大学生的社会人格和心理发展具有可塑性,学校对学生开展的一切工作都具有教育意义,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应仅仅限于心理咨询机构,而是应该努力形成一个包括校园文化建设、思想道德教育、经济资助机制和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在内的综合性的教育环境。

1.基本经济资助与学校环境育人相结合如前所述,贫困大学生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他们最大的心理压力。目前,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机制一般由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临时困难补助和“减免缓”交学费等制度组成。困难补助和“减免缓”交学费目前都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奖学金只与学习成绩相关。一项调查证实,农民子女在获得大学奖学金的比例上相对于其他阶层子女而言明显偏低。[10]虽然有少数高校利用政府或企业支持建立贫困大学生奖学金,但受益面毕竟很小。因此,高校应充分利用政府当前重视和推进大学生助学贷款的有关政策,帮助贫困学生得到完成学业所需要的最起码的经济保证,从而使贫困大学生基本上消除单纯因经济原因而导致的绝望性心理焦虑。需要强调的是,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班级、寝室和同学会这类小群体的组织人际关系的改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往往因为过于琐细而得不到注意,也因为难以用某种显性指标来衡量效果而容易被忽视。但我们在调查和咨询中发现,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正是这种小群体密切的人际互动关系对他们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高校应重视班级和寝室的作用,在这些小群体、小环境里营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良好的人际环境,并通过组织各种团体活动来优化这种人际关系。这对于调适贫困大学生的自卑情绪,降低他们的抑郁性和增强他们的交往能力是十分有益的。高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使大学生的心理走向成熟,向社会化过渡的重要环境。在大学里,即使是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相异的大学生,都会受到同样的校园文化的熏陶。如果一所大学倡导和建立一种求真求善、平等和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那么对贫困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2.鼓励勤工助学与培养自尊意识相结合提高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应当使他们自己充分意识到,虽然经济上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同的人却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选择。因此,关键是要使贫困大学生建立起自尊、自强的意识。从人格心理学的观点看,自尊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形象,它决定一个人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美国心理学家库柏•史密斯认为:“自尊与参与讨论和表达意见的能力有关;与完成任务的坚持性有关;与在挫折条件下保持恒定知觉结构的能力有关。”[11]当他认为自己无能时,就不指望成功,表现在行动上,就没有远大抱负,缺乏自信心,把行动目标定得很低,既不去努力奋斗,也无勇气去与人竞争;相反,如果他相信自己会成功,则能产生勇气去面对困难和挫折,从而向预定目标接近。贫困大学生应当在实践中增强自尊和自信,不仅在学习方面要努力,而且要积极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勤工助学的意义远不止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大学生通过实际行动来克服困难,从而建立自己的尊严和信心。因此高校不仅应积极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广泛的勤工助学的渠道,而且应对此予以精神上的激励。超级秘书网

3.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性与针对性相结合我们认为,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应着眼于贫困大学生,而应面向全体大学生。

以促进健康人格发展为主线,从认知过程、情绪调控和行为训练三个维度开展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的自我意识与自信心得到增强,使学生的情绪调控能力得到改善,及时排除成长中的一些心理障碍;帮助学生学会合作,发展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从而使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都获得相对于自身而言的提高。学校对贫困大学生在心理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某种群体特殊性不应加以放大或渲染,以避免伤害贫困生的心理自尊。但对于少数存在明显心理障碍的贫困生则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如通过个别性心理咨询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鼓励他们进行改善人际关系的尝试,指导他们调控情绪以降低心理焦虑水平等;同时也可以通过组织团体行为训练来解决在贫困大学生中存在的某些具有共性的心理障碍问题。总之,高校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多种教育方式,才能有效地改善当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1][5]龙晓东,廖湘蓉,邓治文.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2).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2

(一)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调查为了研究贫困大学生无法就业的问题作了相关问卷调查,问卷共发出500份,回收472份,最终的有效问卷有460份。经调查数据显示:有18.2%的贫困大学生因为过高的期望自己第一份工作的薪水而未能就业;有24.8%的贫困大学生不能较理性的看待第一份工作,在选择应聘岗位时,过多注重薪酬、就业环境、舒适度以及工作地点是否方便等,并没有衡量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未来的发展;有21.7%的贫困大学生没能清楚认识到自己错过了就业良机,这类大学生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能力,不能清楚认为自己适合什么职业或者自己喜欢什么工作再或者自己能够胜任何种性质的岗位,而是一味地观望,期待工作“自动”到来;有35.3%的贫困大学生不能承受压力,过于自卑,不敢出门为自己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二)自我否定的心理问题当前社会难免存在一些“拜金”现象,时常“拼爹”、“靠山走后门”等行为正慢慢“侵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这犹如倾盆大雨,极易浇灭贫困大学生找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他们盲从看待自己,认为自己输了背景,意味着输掉前程,以至于在求职过程中,经常产生较多的负面想法,也不能自信坚强的去面对、克服一些问题。例如,有的贫困大学生接到面试通知时会产生顾虑,认为自己怎么能如此简单的就获得了面试机会,是不是有陷阱,于是就放弃面试机会;有的在即将与公司签约时,临阵弃枪,放弃就业机会;还有的在处于岗前培训期时,滋生很多不正确的想法,无法踏实开展工作。上述均是贫困大学生内心不自信的表现,即自我否定的心理问题。

(三)焦躁不安的心理问题从幼儿班到大学差不多十六七年,这么多年的努力拼搏就是为了在大学毕业时找份有前途的工作,因为这里面不仅有自己寒窗苦读的心血,更有亲朋好友所寄托的希望。贫困大学生通过奋斗坚持到现在,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大部分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付出的回报,想要快点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常言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迫于现实所需,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得不早当家。富人子弟有父母可以依靠,而穷人家的孩子所能得到的资源却少之又少。在处于人生择业的十字口时,贫困大学生往往认定要靠自己撑起整个家族的未来,容易想得太多,急于获得成功,最终产生焦躁不安的心理问题,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

(四)不正确的求职思想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适合一个人,找工作其实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很多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陷入了一些羡慕他人、盲目跟从等误区,这在贫困大学生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寒窗苦读到城市,总觉得要在城市闯出一番天地而不想回到家乡,然而城市生活水平是很高的,没有一定的工资保障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薪水表现出较高的期望,却无法正确考虑自身的能力。

二、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解决措施

(一)“三位一体”宏观解决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三位一体”是指国家、社会、高校都积极需要采取相关措施,真正有效的落实到每一处,帮助贫困大学生好就业、就好业。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贫困大学就业津贴的补偿力度,制订切合实际的就业援助方案,在宣导大学生创业时,应切实考虑到贫困大学生“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其次,社会集合各方资源,不定期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更人性化的就业环境。最后,各大高校首先应做好“双困生”的职业指导与服务工作,通过打好“制定合理职业生涯规划”、“点对点帮扶”等组合拳,从而尽最大可能帮助贫困大学生实现就业;适当延长关注期,从入学伊始,主动提供多样的学习平台,为贫困大学生长远考虑;建立一些专门服务于贫困大学生的教育体系,多元化地辅导贫困大学生,促进其全面发展;改善贫困大学生狭隘的学习圈,开拓他们学习的思路,培养他们自信自强的性格;开设更多相关课程,提升其自我求职素养和正确求职思想,鼓励他们早日接触社会,正确看待、认知社会,磨平他们急于求成、焦躁不安的心理。

(二)自身发展,提升个人就业竞争力社会的援助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学生本身也需要努力改善不足。首先要正确认识自己,不盲目攀比、羡慕他人。认真列举出个人的能力优势与缺点,明确职业生涯规划。懂得自信、乐观的面对生活和面对困难。通过适时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未来,克服当下的焦躁,勿犯急于求成的错误。应意识到想就业并且就好业,能力与机遇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机遇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掌握应聘技巧,任何时候都不要妄自菲薄、骄傲自大,时刻记得言谈举止得体。贫困大学生就业取得好成绩的基本就是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身能力的优势。所以说,贫困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努力学好自己本专业的知识,积极主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多与成功人士交谈不仅可以学到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还能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充分利用学校援助开展的就业指导方面的课程,积极主动找指导教师,以边训练边模拟的形式使自己早早融入社会竞争压力中,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学生自己也要明白,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自己,如若在大城市不能见到效果,尝试到中小城发展也是不错的选择。也不要过高期望工资,刚踏入社会要有先就业学习经验本领再找自己理想工作的理念。在生活中慢慢去发现自己,客观认识自己,然后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切记眼高手低,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完美效果的。时机的不成熟也会是一个阻碍,要学会抓住机遇,学习成功技巧,时刻培养自己的心里素质。面对考官或者上司还是其他任何人都要礼貌大方,不要遮遮掩掩,自己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实事求是也会为自己加分。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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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贫困的识别、影响贫困的因素和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就贫困的识别而言,探讨了贫困从单维到多维的转变过程,着重分析能力贫困的重要性。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选择更符合贵州省实际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评价方法上,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贵州省贫困问题。

关键词:能力贫困;生态贫困;数据包络分析

一、贫困的识别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受到经济学领域的普遍关注。而贫困的概念也在人们的研究中不断深化,主要经历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 Sen提出的能力贫困这三个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单一维度的概念,是指个体的收入低于其规定的临界值,即日常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情况。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个体所缺乏的日常生活必须资源。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Sen)在经济学领域最先认识到“能力贫困”的重要性,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及理论,并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个体贫困的原因是能力的缺乏。而收入贫困只是能力贫困的外在表现,其实质是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社会权利的不同,其基本可行能力受到剥削,导致与其他个体的差距。

二、贫困的影响因素

还需强调的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我国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理论综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生态环境脆弱论。汪晓文(2012)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生产资金、农民工就业、贫困文化这五个因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认为自然条件与农村贫困关联度最大,联系最为紧密。陈南岳(2003)对我国居住在生态敏感地区的人口做一估计,认为占贫困人口的比例不会低于80%,由此可见,生态贫困人口规模之大。(2)资本缺乏论。张车伟(2005)认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有因果关系,其资本的缺乏主要包括教育的不平等,营养的不平等,健康的不平等三个方面。刘修岩、章元、贺小海(2007)利用上海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数据,分析教育与贫困问题的关系,采用两阶段Probit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3)制度缺陷论。靳涛(2004)认为制度创新不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农地使用制度、户籍制度、农业税费制度和农村基层行政管理制度四个方面。张秋(2013)也认为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制度贫困,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失去了致富的机会。(4)贫困文化论。胡鞍钢等人认为知识贫困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所以减贫要更多关注这方面的贫困。王子舟(2006)根据社会个体知识贫困衡量标准,分析指出我国知识贫困现象严重,对弱势群体的影响至深。

贵州省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地区,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为8006.79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是1.4%。贵州全省88个市(区、县)中,共有11个民族自治县,除玉屏以外,其余都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滞后是贵州地区最大的特点。根据贵州贫困现状及特征,再结合上述国内学者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我们在考虑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还考虑从人力资本、人口素质、制度缺陷、贫困文化这几个方面来研究贫困问题。

三、研究思路阐述

本研究试图从多维角度考虑构建评价贫困的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研究贵州省贫困问题。具体而言,采用无输入的DEA模型评价贫困状况,构造DEA-Tobit模型探究贫困的相关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提供参考意见。(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Sen, A. K. Development as Freedo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魏权龄. 评价相对有效性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和网络DEA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汪晓文. 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 2012,40(4): 137-142.

[4]陈南岳. 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4):42-43.

[5]张车伟.人力资本与贫困地区的发展[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1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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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5

关键词: 贫困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培训方案

贫困大学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一方面拥有极强的自尊心理,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容易产生人际关系问题,导致离群、自卑、自我贬低、自我价值感缺失等心理问题,以及沟通障碍等行为问题。而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是大学生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绪情感开始变得丰富,成人感发展了,秘密增多了,闭锁成分也随之增多了。他们非常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承认,自尊心非常强,且易受伤害,更容易形成自卑和闭锁的心理,直接影响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并进而影响人格的发展。

一、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及压力源

1.家庭经济的窘迫引发的自卑

对绝大部分贫困生而言,家庭经济的贫困都是他们心理压力的根源。但是不同的学生面对自己家庭贫困的视角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性。有的学生能够正视自己家庭的贫困,并以之为自己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动力,然而大部分贫困生却把家庭的贫困当成自己本身的无能,或是耻辱,回避问题,并因此引发许多心理问题,即由经济贫困导致心理贫困。

2.环境适应不良引发的焦虑

进入高校以后,贫困大学生由于生活环境、学习方式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不适应引发的心理不适应逐渐凸显。农村和城市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农村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譬如手机、电脑甚至饭卡,都不会用;学习不适应,一些农村学生在当地学校出类拔萃,但到了大学,渐渐失去优势,面临重新定位。农村教育多是“死读书”,而大学强调素质教育,一些贫困生在学习方法上一时难以转变;文化不适应,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造成了很多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焦虑。

3.自卑与自尊的矛盾引发的冲突

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贫困生由于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大学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不少人因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顾影自怜,因此,很难与群体中其他成员沟通、交往、合作。

4.社会环境引发的失衡

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这就形成了社会“金钱观”和不适当资助方式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压力源。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文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演化成一种以金钱为惟一目标的亚文化,人际关系变得势利和冷漠,加剧了贫困大学生对金钱的渴望,更加看重物质利益的作用,导致心理失衡。一旦别人讥笑自己穿戴不时髦、经济不宽裕,贫困大学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和焦虑感。另外,社会上一些出于炒作目的的资助行为和某些出于善意的动机却实施不当的资助行为也无意中加大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如各种资助工作,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宣传不够或者教育滞后,使一些学生虽然物质上得到了资助,但精神上却遭受了挫伤,感到是在接受施舍,挫伤了自尊心,从而加重了心理失衡。

二、培训方案的目标及课程设置

基于贫困大学生以上的心理冲突,着重在团体培训中促进贫困大学生在放松自我防御、建立团队互信的基础上,开展沟通方面的应用型理论实践课程,以一堂课讲授理论,一堂课实践操作的方式,促进学生吸收掌握必要的沟通技巧,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信心。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沟通与演讲的基本知识,懂得现代社交礼仪,培养演讲口才,学会沟通技能、技巧,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提高情商,更好地发挥个人内在潜力,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具体目标:

1.帮助贫困大学生摆脱因为家境贫寒而带来的困扰,克服自卑。

2.引导贫困大学生获得转变,正确认识贫困问题,全面了解自己,客观评价、欣赏自己,自信、自尊、自强,顺利学习、生活和成长。

3.建构牢固的团队凝聚力,促进小组成员相互肯定、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4.学习易于操作的沟通技巧及团队合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信心,正确认识自我。

单元活动和方案如下:

本团体包括八个活动单元,分八周完成,每周六上午一次,单元结构采用完整、渐进的方式,从团体的组合订立规范到结束,每个单元突出一个主题。活动形式为游戏、讨论、角色扮演、头脑风暴、行为演练、案例分析等,最后以分享感受结束活动。某些活动后布置作业,要求成员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学会的新行为,并写出自己在活动中的感受、收获及对以后活动的建议。

为使参加者在活动中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自我成长,指导者除了设计有针对性的主题活动以外,还要在活动中适当地运用团体心理技巧。常用的技巧有自我肯定、行动契约、行为预演、角色扮演、脑力激荡、同理心及释义、价值澄清、肯定的回馈等。

基于对贫困大学生心理特征的了解和探索,运用行为心理学和团体动力学理论,通过一个同质性的封闭团体给贫困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使他们在团体情景下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进个体在交往中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通过系统科学地学习良好的沟通礼仪方式,建立积极的态度与主动的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适应的助人自助的过程。这种寓教于乐、理论联系实践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可以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一个融洽和谐的氛围,让他们袒露心声,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处境,促使他们树立自信心、以微笑面对生活。

参考文献:

[1]樊富珉.团体咨询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2]胡建文.用系统原理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的新思路[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8):178-179.

[3]康育文等.贫困大学生心身健康与自尊、人际关系、成就动机的相关[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510-512.

[4]杨雪花等.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7):612-614.

[5]Corey G.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1992:17.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36

[文章编号] 1671- 5918( 2017) 14- 0096- 03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一、加强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贫困大学生自身成才成长

近年来,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各大高校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贫困大学生数量也得到的增长,关注贫苦大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尊重贫困大学生,重视他们的需求,尤其是他们正当合理的需求,在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是非常必要的环节。帮助贫困大学生,重视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需求,一方面有助促进他们个体的需求得到满足,使其自身发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有助于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引导贫困大学生积极勇敢地面对经济困窘,更好地化解贫困大学生思想困惑,消除他们的心理疑虑,形成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心理品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鼓励他们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充分利用学校的提供的各项资源,大胆参加院系活动,挖掘自己的才能和潜力,丰富自身技能完善自身发展,为他们的成才成长带来更多的机会。

(二)有利于和谐校园的构建

校园文化建设包含着和谐校园的建设,在构建和谐校园过程中,需要贫困大学生在内的每一位学生做到自我和谐、与人和谐的统一。当代青年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他们是高校当中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思想、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状态,都关系着整个校园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学生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的过程中,需要创造良好的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每个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加强大学生人际交往教育,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在面临挫折时能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加强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他们进行生活上的热切关怀和思想上的积极引导,使他们在进人大学后,不会因为不适应而产生抵触和消极心理,与同学相处时也不会感到悲观和委屈,积极乐观的融人校园生活。

(三)有利于贫困大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高校贫困大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理想信念的树立对个人、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要。大学期间,贫困大学生面临着许多人生重要的课题,如何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如何加强知识技能的学习,如何面对困难挫折,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与教育。因此,高校除了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外,更要在理想信念教育上多下功夫,让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理想信念,树立艰苦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明确青年大学的理想信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个人成长成才的价值观,展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二、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实效性

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W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走进学生学习和生活当中,更贴近实际时代需求。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当中的弱势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进行他们的教育时脱离学生实际,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力度不够,与贫困大学生日常接触到的事物存在脱节。新人学的贫困大学生,不了解助学贷款的流程助学金的申请方式各项费用的收缴情况;部分贫困大学生不能够适应新的课堂环境,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也较困难;部分贫困大学生面对毕业和就业压力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悲观和迷茫,这些实际问题都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积极热切的关怀和引导。

(二)部分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形式亘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学习和学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的自信,学习和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贫困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的一员,这些课程对他们来说是大学必修课程之一。但是,现阶段高校仅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思想和政治课程,为了完成课程进度,整个课堂老师是主导课堂,重视理论的灌输,缺少对贫困大学生人文关怀,缺少对贫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的培养,缺少对贫困大学生感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教育,是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教学内容单一的表现。

(三)部分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不够系统化

由于没有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队伍明确的界定,致使一些高校对贫困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出现部门职责不明、教师工作任务不清现象。一方面是负责贫困大学生的专职教师对他们关照参与度不足,贫困大学生需要教师帮助时,管理部门往往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在学生眼中只负责传达命令,使得贫困大学生与老师、学校之间的沟通出现了断层。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没有明确自己在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任务,有些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往往偏重政治思想教育,偏重于政治价值观念的灌输,忽略了人格品德的塑造,甚至有些任课教师对学校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不了解,使得他们认为资助工作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超出了自己的教育范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队伍不够专业的表现。

三、完善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策略

(一)采取针对性强的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

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结合贫困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确立有针对性的育人机制。首先,要做到深入贫困大学生群体中,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教育,要把握贫困大学生思想状况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不能仅凭表面现象或是听取一些言论来判断他们真实的想法,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耐心的交谈来了解贫困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有什么难以解决的困难,进而针对贫困大学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及时开展和加强多方面的教育。其次,对于贫困大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内部存在着贫困程度、生活环境、个体习性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个体性和层次性。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重视贫困大学生群体的个体差异性,关注贫困大学生他们关心的问题,要了解掌握导致贫困大学生个体出现不同情况问题的具体原因,根据贫困大学生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采取教育引导措施。

(二)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充分利用思想政治课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让广大青年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培养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学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理论可以通过辅导报告、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网上教育等多种措施.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学习理论。

新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增加贫困大学生社会活动和实习的机会,以社会实践辅助活动促进他们的成长。“社会实践是提升贫困大学生修养的重要途径。”高校尽可能让他们接触社会,接受社会锻炼,同时,在校园内开展更多实践活动,增加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应变能力,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竞选活动,加强进取心;高校应根据贫苦大学生的能力特点,向他们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举办感恩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让他们在感恩的环境氛围中成长,使他们形成互助互爱的精神品质。

(三)加大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助管理和教育队伍

长期以来,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专门的教育队伍,是现阶段各大高校对贫困大学生不能及时了解表现,要加强对他们的了解,必须建立专门的教师管理队伍。首先,各高校的二级学院(系)设立成立专门部门提供专门教师,来及时了解贫困大学生思想状态和生活状况,减轻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在生活上困难。其次,高校设立贫困大学生专门专项资助基金,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的扶持力度,为他们生活和学习减少不必要的忧虑。最后,高校呼吁社会上有能力并且愿意?椭?贫苦大学生的人士和机构,拓宽贫困大学生资助渠道和方式,使贫困大学生的资助系统是立体式全方面,最终使贫困大学生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得到全方位的支持。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7

贫困大学生入学在心理适应方面比普通大学生面临更多的压力。朋辈辅导作为新型的心理辅导实践模式,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入学适应问题,本文探讨了基于朋辈辅导的相关心理辅导方式。

关键词: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朋辈辅导

贫困大学生入学,面临的是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家庭经济困难一定程度上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在贫困生入学初期,如果不能良好地减轻其心理压力,走出心理贫困的处境,尽快地适应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将会继续影响贫困大学生的大学生涯,甚至对其今后的择业就业产生负面的效果。因此,在入学初期,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适应辅导是非常有必要的。朋辈辅导重在预防和发现,对于发现贫困大学生入学存在的心理问题,促进其对大学校园生活、学习的适应有积极意义。

一、 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压力

新生入学普遍面临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等,由此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不适应感。如果适应问题不及时消除,轻则出现偏执、逆反和冷漠,产生孤独感,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重责产生自弃、逃避和破坏等消极行为 [1]。而贫困大学生群体,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艰难的经济处境,往往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压力。

1.由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贫困大学生周围环境单一,进入大学后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方式单一,部分城市学生也是处于城市的最底层,父母有着微薄的收入,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金钱至上”的思想横行,同时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教育产业化,学费越收越多,生活费用越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来越高。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就不仅是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对其心理的冲击也在加大,部分不堪经济压力之重的贫困学生极易走向心理极端,做出有伤自己和家庭的事情,甚至演变为对社会的反抗和敌视;为了凑足学费生活费,很多贫困学生在高考后就要开始打工赚钱,自尊心比较强、内心自卑的学生,会因为贫困感到羞愧难当,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拒绝接受资助和捐助,长此以往,自卑心理愈来愈重,为学习和生活埋下隐患。

2.由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由贫困、简单的生活环境进入到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环境的变化给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带来挑战。大学生在入学之前的生活经历比较单一,学习是其主要任务,对贫困学生来说,因为经济资源匮乏,便更没有机会接触新生的、有趣的事物,阅历浅、经验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经济状况普通的学生更弱。之前闭塞的消息和传统的观念、习惯在缤纷的大学校园里与新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冲突。环境的不适应使其心理不能随之做出平衡的动态变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适应感导致心理压力,诱发心理问题。比如自闭、孤僻,逐渐脱离大学生的主流群体,偏离大学生涯的正常轨道。

3.由人际关系变化引起的心理压力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人际关系薄弱的贫困学生,初入大学,面对家庭优越的同学,由于家庭背景、兴趣爱好不同,很难走到一起,建立和谐的同学关系。社会上“见钱办事”的不良风气影响恶劣,若在学生之间盛行,则更是触到贫困学生的心理逆鳞,易对自己形成不合理的评价,陷入人际交往的困惑圈子。因贫困而自卑,因自卑而封闭,因封闭而影响心理健康。

4.由学习活动引起的心理压力

相对而言,贫困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观念更为牢固,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进入高校就是整个家庭的希望。而达到目标实现理想的贫困学生进入大学后,欣喜和好奇随着经济压力和纷繁的学习任务而减退。为了家庭的希望,他们需要在学习上有更加出色的成绩,同时,还要身兼数职来缓解经济压力,这就承受着比普通学生更大的身心压力。既要学习,又要为生计奔波,没有经济实力和精力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于是,贫困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防卫反应,出现敌对态度和强迫症状。

二、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适应辅导优势

朋辈心理辅导的理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的“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不是因为科学性的事实依据, 而是因为最近、最信任的朋辈的意见, 朋辈的行为变化为其行为变化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示范” [2]和人本主义“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切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主张。

朋辈辅导(Peer Coaching)的原本概念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或由于某种原因,让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教育方法 [3]。那么,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朋辈辅导员即有贫困生经历或者对贫困生的情况非常了解、能够把握贫困生心理的大学生,但是能够掌握必备的心理咨询专业技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娴熟的语言技巧。在朋辈辅导过程中,尽量少给或不给建议,而为其提供倾听、支持和帮助的过程。贫困大学生朋辈辅导群体的以上特点,在贫困学生的入学心理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适应辅导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首先,相似的经历,在朋辈心里辅导过程中更容易运用心理咨询的技巧。同样是贫困大学生的身份,在辅导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心理的隔阂,使辅导双方产生友情,朋辈辅导员因为感同身受,更会注意以适当的方式尊重新生的心理贫困问题,以真诚的态度积极为新生解答心理困惑,对当事人充满关切和爱护,同时,接纳自己、自信谦和,诚实可靠,真诚坦白,及时关注其生活中心理变化的发展,在新生叙述心理问题的同时,产生同感,设身处地地为新生着想,能够引导贫困大学生尽快解决心理问题,融入大学生活。其次,贫困大学生更愿意向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吐露心声,朋辈辅导的方式更易收到良好的效果。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大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首选的倾诉对象是朋辈群体,选择向心理咨询师倾诉的仅占3.2%。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对自我心理的保守和矛盾的心理需求 ,更加倾向于向有相同经历或经验的人吐露自己的心声。而在大学校园里,朋辈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比与心理咨询师方便地多。心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没有确定的时间,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和与朋辈的交往过程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样便可以及时地得到解决。再次,朋辈之间的交流方式多样,朋辈辅导简便易行。目前在大学生群体中,除了面对面交流,电话、网络以及新出现的各种及时通讯软件都为学生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相比与心理咨询师单一的固定工作时间内面对面的咨询方式,朋辈之间的辅导就有了更多的方式。面谈辅导、电话辅导、网络辅导、信函辅导、现场辅导等方式为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朋辈辅导的过程更具灵活性,简便快捷。最后,朋辈辅导的交互关系,促进辅导双方共同成长。在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过程中,求助者和被求助者的角色关系不是绝对固定的。朋辈辅导员在辅导过程中也会发现新的问题,甚至注意到自己不曾关注过的自身心理困惑,是他们自问我总结、自我提高和自我加压的过程,可以使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更好地认识自己、丰富和充实自己,优化个人素质,增强个人能力 [4]。在互帮互助的心理问题探讨和解决过程中,角色的互换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他们的共情能力,在日后的人际交往中,有更多的优势。

三、基于朋辈辅导的贫困大学生入学心理压力适应辅导方式

贫困大学生入学,需要进行相应的心理测试,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和个人的心理特质,进行不同方式的朋辈辅导,提高辅导的效果。

1.个体辅导,“我是被重视的”

个体辅导即一对一辅导,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单一交往,对刚刚走进大学校门,对一切都产生排斥心理和封闭自我、自卑的贫困学生采取一对一的朋辈辅导方式。个体辅导要求朋辈辅导员与受助者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较深,有深厚的感情基础,能够谈及内心深处的想法。在辅导过程中,朋辈辅导员要尽量消除受助者的顾虑,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受助者内心的问题及心理入学适应过程中所遇到的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把握事情发生的始末缘由,使受助者情感得到宣泄。

2.团体辅导,“我是真实的”

团体朋辈辅导是在多个具有朋辈关系的成员的参与情境下,借助讨论、分享的方式使成员获得支持和知识上的增加的心理帮助过程 。要求辅导过程能够结合参与者的基本特点设计游戏环节,在游戏与合作中使心理贫困学生逐渐融入到集体,发挥自己在团体中的作用,提高其人际沟通的能力。

3.社团辅导,“我们是一家人”

社团心理辅导是指以社团为载体,朋辈辅导员作为社团管理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活动。通过观看优秀心理学电影、举行心理情景剧比赛、进行心理学论文征集以及编写心理学刊物等方式,让心理贫困学生在有心理辅导特色的系列活动过程中,发现并理解、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方式操作起来要相对困难,需要社团管理者对成员的心理状态有所把握,及时发现并解答心理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出现心理危机的时候及时干预;同时,社团心理辅导面向的受助者群体最好是无严重心理问题、有一定的自助能力的贫困学生群体。

4.自助辅导,“我也是有价值的”

自助辅导是指贫困学生自身在入学时就能够有主动寻求心理帮助、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态度的积极辅导方式。其主要源于助人、自助的朋辈辅导原则。心理辅导期望通过其帮助,使来询者增强其独立性,而非增强其依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赖性,以能够在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和困难时,可以独立自主地加以解决。对于已经接受辅导和未接受辅导的心理贫困学生来说,积极的发展和自我悦纳都能促进其本身接受外界环境,融入外界环境,适应大学生活。

以朋辈群体作为辅导主体,对贫困大学生的入学心理适应进行辅导,是对贫困大学生心理疏导的有效方式,具备易接受、时效性、方便性和相互作用的特点,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的大学生活,完成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变,同时,在疏导自我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适当地与朋辈辅导员角色转换或参与团体活动,在自助的基础上助人。

[参考文献]

[1]张骞,张大均.加强学校挫折教育,健全学生心理素质[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6(1):69~72.

[2]UNAIDS.Peer education and HIV/AID: concepts, uses, changes:Reportof consultion[C]. Geneva:UNAIDS.(UNAIDSbest practice collection.)1999:39.

[3]许占鲁.论朋辈教育制度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29)54.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8

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过分倚重物质或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或思想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同时,在文化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性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企图把经济的发展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必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

(一)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贫困或是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在今天看来,诸如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等环境(或物质)因素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但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里,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他们的命运,的确具有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在这种社会里,物质的限制对于落后的贫民们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贫困、落后,从物质着手,也就合乎他们的愿望与要求了。这也是传统社会漠视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环境等物质因素比在复杂的或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这样称呼的文明社会里更具约束力或神秘力量,就丝毫也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够认识环境,并能主动地改造环境的时候,现代性也就呱呱坠地了。它首先意味着人能够摆脱环境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从神、命运或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解放,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进步。

因此,“环境决定贫困论”对于贫困者可能是一个真理,因为当他们在环境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的贫困又决定了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狭隘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贫困,还不如说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文化内在地起着作用。

相对于“环境决定贫困论”来说,将贫困视作一个经济问题,认为贫困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较为时新的观点。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精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政府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但是,却不利于对贫困真相的认知,因为它在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分析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⑴。

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观念、思想和社会心理,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经济开发计划,或者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看法与实施者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经济开发计划或项目,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中全然行不通。

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这些人民自身还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贫困者以外,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困者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 化改革家们。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考虑贫民的想法、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即他们所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可谓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个人心态与群体互动关系兼具。实质上,他是把贫困看作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贫民区”(或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乡村型的社区贫困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

那么,什么是“贫困文化”呢?“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是同一个概念吗?“贫困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接下来,有必要具体地讨论一下“贫困文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含义及其主要特征。

在许多文章里,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注意到二者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的,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一词加以区别。

“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我们不妨也将它分为绝对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前者是指知识贫乏,乃至无知、低能;后者是指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

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所言,“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Tylor,1871)⑴。这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较为正式的定义,但却不是唯一的定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文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鲁克洪(C.Kluckhohn)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等对“文化”所下的160多个定义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些定义基本上都很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们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各种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文化的本质内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传统的观点,一是与之相关的价值观。”⑵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名词来概括,不妨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⑶。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不得不首先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对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必须面对贫困的事实,并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正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⑴,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而那种“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安贫乐命的落后心态,在一些贫困山区并不鲜见;对一些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⑶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Peasant)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

荷兰当代哲学家皮尔森就曾注意到: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清除贫民窟,将居住者迁入较好住所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恶劣但却熟悉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被他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已被承认很久的个性”⑷。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贫困乡村极为常见——挂在贫困乡民嘴上的俗语便是:“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⑸。近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实施的“迁移扶贫”和“吊庄移民工程”中,也都遇到类似的阻力。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⑹。贫民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⑺。

——贫困文化是穷人自我维护的需要。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物品的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⑴。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Hertzler)也认为,文化(或制度)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

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某一社会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经验的统合;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合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在此文化里成为满足固有需要的策略”⑵。贫困文化也不例外,它也是贫困群体(或社会)生活经验的统合,满足他们生存或生活的基本需要。

以婚育文化为例。许多人对贫困乡村屡禁不止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现象很不理解:即使你面对面地对他们宣传科学的婚配方式、文明的婚育知识和现代的生育观念,他们照样也要“我行我素”。但是,一旦你真正地深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也符合贫困乡民(peasant)的生活需要。

对于一个贫困乡民或贫困乡民家庭来说,婚娶是一生的大事,它往往要消耗他们一生拼命累积的大半财富,甚至为了婚娶倾囊而出、到处举债也在所不惜。有些家庭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对个别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穷二白,谈不上“节省”二字),他们就采取换亲、抱养童养媳或近亲婚姻的办法。而且,近亲婚姻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活、生产上的合作(对于贫困乡民来说,除了家族网络和亲属网络以外,极少有其它的社会合作关系)。土家族有句俗语,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甜浆稀饭不放盐,表姊表妹不要钱”,“姑家女,舅家娶;舅家要,隔河叫”。

在贫困的生活方式中,早婚早育也是很自然的事。俗语说得好:“早栽树,早乘凉。”因为贫困的生产方式一般都是粗放型经营,以劳力的投入为主要特征。为了维持他们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早婚早育就符合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另外,对贫困家庭而言,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只要孩子稍长一些,即可投入劳动生产,养家糊口。这从一方面助长了他们“早育”、“多育”的想法。与此同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是迫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也是同样事实的反映。

高生育率也与贫困的许多特性相关。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在贫困社会中,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关于贫困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莱普和科林斯在《食物第一》一书中所写的一段话可能会帮助你认清事实的真相,他们写道:“据电子计算机测算,一对印度夫妇平均要生6.3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如果更多的子女有希望存活下来,那么夫妇就感到无需生育那么多孩子了。因此,两位熟知非洲情况的医生得出结论说,最好的节育措施莫过于让孩子吃饱。”⑶贫困家庭的子女能提供劳动力,这对家庭有较高的经济价值⑷。这种现象越在贫困地区越突出。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这种现象就极为普遍。例如,甘肃陇南山区文县堡子坝乡的寨子合作社,被调查的两个自然村,生5个孩子的很普遍,30岁的社长已有9个孩子,还有11个子女的。这两个村共有51户,只有1户不缺吃穿。又如,江西万载县和宜春市6个特困乡的480户贫困户中,1981年以来的初婚妇女早婚率平均为32.6%,个别地方高达53.3%。有的15岁结婚,20岁已有两个小孩。婴儿近3/4是计划外生育的,平均计划生育率只有28.4%,多胎率高达42.2%,最多的生了9胎。而且,在这种贫困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直接同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在本社会中的声望、势力紧密相关。这一点,恰好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赛兰格的一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赛兰格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以至这些贫困人口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轮回不已。

在一个贫困乡村中,重男轻女,也就更不足为奇了。一是由于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能够承担较粗笨的农活;二是女孩子终究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相反,男孩子长大后还可以娶个媳妇,增加家庭所需的劳动力;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三是养儿可以防老,这可能是贫困家庭所作的最长远的打算了;四是在贫困社会中,权力一般是以暴力维系的。很显然,男子对维系家庭的地位、声望或荣辱等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社会意义;五是在贫困乡村中,男性是家庭嗣业的象征,而女孩子(或女子)则不具有这些社会性、文化性价值。

也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贫困乡村经常发生“溺弃女婴”现象。因此,要评价穷人的婚育文化,必须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具体社会出发。比如,如果要问在贫困社会普遍存在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等现象对贫困社会的作用是好还是坏时,我们却难以明瞭地给予回答,它们的具体作用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基本需求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生存需要的层面来谈论贫困文化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need hierarchy theory),生存需要(包括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其次为友爱、交往与尊重的需要,然后是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较基本的需要会操纵个人的生活,一直到这些需要满足为止。这就不难理解,温饱有虞的人目光所及也不过是些眼前生存的东西,他们不会痴想太多,也不可能看得长远。正如经济学家丹尼斯古莱特(Denis Goulet)所言:缺乏自尊和自由往往是因为人们生活水平很低,仅能维持生存。缺乏自尊和经济上的限制容易产生安贫认命的宿命论意识,而缺乏“进取精神”。同时,“贫困文化”却能使穷人应付“意识到根据这一较大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而无法取得成功”时所感到的“那种无望或绝望”。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穷人在大社会中自我维护的一种文化,尽管对穷人以外的人来讲,“贫困文化”是如何地妨害了穷人的进取和发展。这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意涵,因而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短暂的贫困可能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引起的,但是,长期的贫困则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作用所引起的,而是一些非物质因素(即贫困文化)作用的结果。由于贫困文化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它往往使贫困长期存在。这主要是由于:

1、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也会像其它文化一样,通过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途径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生活其中的人,使其思维、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都打上它特有的标记,并且会逐渐累积下来,进一步强化它自身的“结构”和“形式”。这样一来,它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而且往往不易觉察,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互动以后,它已经内化为人们个性的一部分了。

2、贫困文化一旦出现或存在,在一个家庭(或社区)中,儿童必然会受贫困文化的影响,当儿童到了六七岁时,他们往往已经汲取了贫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要想阻止儿童吸收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一旦吸收了,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便成了他们个性和特征的永久组成部分。实际上,每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犹如经过编码的“遗传因子”,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成为承递绵延这种“遗传因子”的载体,从而体现它的活性功能。

3、即使一时消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也不足以根除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在今天,文化被看作人们生活方式的表现,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不再纯粹地局限于物质范围之内,更主要的是它的非物质或超物质的东西——通常所说的习惯、习俗、价值观、理念或意识形态——它们的变化往往要滞后于它们的物质形式或经济基础,并保持自身运行的一定“惯性”。因此,与其说“文化”是一个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词,它不仅仅是指一般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物质制品、建筑和艺术作品,也不消说是指工艺、技术、技能、知识或经验,而主要是指一整套的行为方式、礼仪、风俗、习惯和规则,以及与之关联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它们都具有活性功能,是个动态的范畴。因此,很早以前恩格斯就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列宁也曾指出: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它也必然地具有这些特性。所以说,如果仅仅是由于物质原因或经济因素造成的贫困并不足虑,最可怕的是文化性因素所造成的贫困。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一方面起着维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贫困长期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矛盾地统合在一起。 (三)

下面,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讨论贫困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一种传统文化,或者认为,贫困文化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这些因素,像一剂化学缓冲剂,制约着商品经济这一新鲜成份并使其反应缓慢。赵秋成也认为,贫困文化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土壤,是长期与外界隔离的产物。倪虹也认为:贫困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抱残守缺、认命的固定的心理习性。由此,又产生出浓重的封建色彩的思想,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章国卿也是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他们拥有的是一套传统而且守旧的价值观念:第一,以农为本、重义轻利的封建小农意识;第二,婚育观念上的‘亲上加亲,多子多福’;第三,生活方式落后单一”。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一而足。它们要么视贫困文化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要么视作自然经济的反映,或者是符合小农文化的主要特性。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 need)的不平等。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我们则认为,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的确,传统社会(或小农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或商品经济社会)来说是落后而贫困的,但是贫困与贫困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一种穷人所拥有的文化,至于它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性或者现代性,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次文化。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实际上既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又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这一点很像SP亨廷顿对“农民”所作的分析那样:“农民可以是捍卫现状的砥柱,也可以是革命的突击队。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取决于农民认为现有体系满足其眼前的经济、物质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需要集中在土地的拥有、租佃、赋税和物价上。只要土地所有制的各种条件是‘公正’的,也能使农民生存下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条件不公正,农民生活于穷困痛苦之中,除非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革命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大有可能的。……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在农村推进改革的能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贫困(aid-the-poor)具有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功能。当然,这种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又要实际地增加他们的利益。

(四)

说到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辨明的是,尽管贫困文化具有冥顽的活性功能,不易根除,但是,这也并不表示生活其中的人没有摆脱贫困的可能。无论是文化贫困,还是贫困文化,最终都会归结为“人”自身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文化的贫困,最终还是“人”自身的贫困,而贫困的文化也是由“人”累积形成的。贫困文化也像其它形式的文化一样,“体现着和积淀着人的本质、能力与活动的自觉自为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是属于‘作为人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文化”上来,同样有效。正像文化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文化。诚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文化塑造人,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塑造。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是在不断地主动地改造着旧的文化,创造着新的文化,因为从本来意义上说,文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人创造的。无怪乎,有人要说:“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今日的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战略。”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更为内在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了这层联系的存在,以及这种联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可以片面地夸大文化的作用,否则,我们又将堕入“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之中,一如环境决定论、生物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一样而偏于一端。如果我们过分地夸大文化的作用,或者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贫困文化,那么,他们除了接受贫困的命运安排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切的反贫困政策、计划和措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9

【关键词】贫困生义务;贫困生认定;资助模式

我国的资助体系,经过60多年的发展,各种资助方式已经百花齐放,形成了“奖贷助勤补免”这一较为完整的资助体系,到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基本上解决了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现行的资助体系重物质资助轻精神资助,更多的是单纯的资金资助,这是在指导思想和具体资助模式上错位,从源头上导致了资助乱象。资助模式应该由单一的资金资助向资助育人的方向转变。

现行的资助体系简单的把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上不起大学作为主要指导思想,一味地以无偿的资金补助作为资助的主要手段,而忽略了资助的育人功能,弱化了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甚至不以任何学习成绩为前提;现行的资助政策以无偿资助为主体,以难以量化的贫困程度作为唯一认定的条件,营造出一种比穷比惨的困顿局面。当高校资助以无偿的“输血”式资助为主要手段时,在免费午餐的资助模式引导下,贫困生理所应当的获得免费资助的权利,却不承担任务义务,必然导致申请者众多,申请材料作假,出现了种种非贫困生争夺资助资源的乱象:拉帮结派式的所谓民主投票,弄虚作假的贫困证明材料,貌似公平的轮流受助等。我们强调贫困生接受国家和社会的资助是其基本权利,却忘了权利的背后必须也要有其相对应的义务。因不附带任何附加条件,在利益驱动下,当没有评定为贫困生时,就埋怨贫困生认定程序不公,甚至出现了申请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在免费午餐式的资助背景下,贫困生的索取欲望不断扩大,把连续获得资助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在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教书育人的理想目标,这也和资助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驰了。

贫困生群体占高校学生总数的30%左右,但却因17%的资助名额限定,导致了认定过程十分困难,而假贫困生的出现又加剧了认定争夺的激烈程度,而如何准确地对贫困生进行认定,并通过资助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贫困现象又有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贫困会强化贫困的存在,进入恶性循环,使贫困难以消除[2];贫困证明材料受现实条件制约,有些真正贫困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拿到证明材料,而某些非贫困生却因为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拿到了贫困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只是性质发生了变化,更多表现为相对贫困。

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模式应从“输血”式的无偿资助向“造血”式的资助模式转变[1],把贫困生认定作为最有力的抓手,构建权利义务基本对等的贫困生资助模式,把贫困生的义务赋值于具体认定指标中,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本文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为例,试图探索具有现实可操作的贫困生认定的实施办法,提高资助效能,这是我校资助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进一步落实好资助政策的迫切要求。

基于浙江师范大学X学院贫困生认定的需要,笔者构建了定性和量化相结合的认定模式。定性即班级民主评议结果,总分50分,定性体现的是家庭困难程度、需要获得资助的程度以及其在校的生活消费状况的一个体现,最后也通过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量化即把贫困生的义务赋值到具体认定指标中,总分50分,量化认定指标必须具有正向引导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行性以及动态完善的特性。根据量化表对学生进行打分,根据打分高低来作为认定贫困生的依据。

表1是浙江师范大学A学院认定中的统一认定标准,但对一些特殊情况也需要特别讨论以防止只考虑普遍性问题而忽略个别特殊问题的情况发生。此表的作用是将以往单一的、无法量化的贫困程度作为评定的唯一标准,结合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社会服务等进行量化整合,初步形成定性与量化相结合的认定模式,构建权利义务基本对等的资助模式,虽然上表的认定指标及权重并不一定非常准确,需要后续研究者不断改进,但这也体现出了资助工作的正向引导性,积极引导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培养其爱心意识、奉献回馈精神,符合资助的教书育人功能,这也是资助工作发展的方向。

注释:

①发展性资助项目是针对贫困生设立的大学生研究项目,项目有资金支持,是贫困生资助体系的一项补充。

②贫困生征文是针对贫困生设立的责任、感恩征文,征文有资金支持,是贫困生资助体系的一项补充。

③自强部是浙江师范大学A学院由贫困生组成的学生组织,意在培养贫困生积极参与学生活动,融入大学。

参考文献:

[1]高霞.燕山大学学生资助模式研究[D].燕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2):37

[2]张瑞芝.建构能力本位型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模式[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4):58-62.

[3]郑广馆.助学贷款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9(3):131-136.

[4]夏斐.高校资助工作育人模式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3)

[5]聂惠.基于伦理学视角的高校贫困生认定问题研究[J].2011(11):74.

[6]党振峰.高校贫困生认定及资助方法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219.

[7]芫┭.高校贫困生认定和资助问题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郭娜.高等师范院校贫困生资助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例[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贫困大学生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 贫困地区 “十八大”精神 传播者 受众者 实效性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是贫困地区加大扶贫开发,实现到2020年“两不愁三保障”(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不再对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和扶贫成就等问题做阐述,仅在重新理清贫困地区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探讨当前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正确把握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关系,力求把理论宣传和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紧密结合起来。

一、贫困、贫困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的内涵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社会现象,历史上人们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给予了不同的诠释。其中较为著名的观点有:价值判断说、不平等说、政策界定说、发展不足说、权利丧失说、相对剥夺说、能力缺乏说等。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贫困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涵义:一是低收入和低消费;二是在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较少;三是没有权力、没有发言权、脆弱性和恐惧感。

贫困地区是指相对于其它地区,贫困程度更深,贫困人口更集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设施发展更落后的集中连片地区。贫困地区的范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研究目的与政策实施对象的不同,所使用的划分依据的不同而改变。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可知,到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将成为主要扶贫对象,其中首次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为扶贫攻坚的重点。本文探讨的贫困地区主要就指连片特困地区。

连片特困地区是当前贫困地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011年,国务院扶贫办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以2007-2009年3年的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基本依据,考虑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的要求,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据权威数据初步估算,新划分出的11个片区包括505个县,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2亿,其中农村人口约1.9亿。如果把西藏、四省藏区、南疆三地州加进来,国土面积更高达339万平方公里,人口2.36亿。按2007-2009年三年平均计算,这些地区的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650元,县域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62元,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2667元,分别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49.1%、43.7%和73.2%。

连片特困地区共同特点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贫困成因复杂,多数都跨省区。从社会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但也不乏象滇西边境山区等在内的限制开发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二、当前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贫困地区而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从根本上讲就是解放思想,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求真务实,不断推进扶贫开发的科学化进程,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而奋斗。从目前来看,贫困地区人民响应国家号召,正有条不紊践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但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各级管理者对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的政治觉悟高低不一,思路不明,职责不清,造成执行混乱。如所谓的宣讲团有部级的、省级的、市级的和县级的等,可相互之间又没划定宣讲的层次、对象和范围,优势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整合与互补,没真正把好事办好。二是宣讲成员素质有待提高。目前,贫困地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主要人员由专门宣讲员、党政领导干部和普通热心民众等人员构成。宣讲团成员普遍存在培训力度不够,调研不足,宣讲内容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对象,不注重针对性,只看过程,不看实效的现象;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则大多忙于政务,自身政策水平也有待加强学习。三是有调查显示,这些地区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不到15%。对大多数人而言,自觉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意识薄弱,能力不强,但又渴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少青壮年外出务工,当地难以培养综合素质较好的学习“领头羊”。有点能力的又以事多为理由,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提高。还有的是居住分散,交通条件不便,难以实现集中、有效的全覆盖等等。更有甚者,不懂汉语。最后是基层组织也迫于经济压力和人才缺乏,学习贯彻的创新性不够,有实效性的办法不多,整体效应不明显。

三、以重点把握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关系为突破口,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全面学习和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实效性。

针对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贫困地区应抓住当前发展机遇,牢固树立如期建成“两不愁三保障”的美丽家园的愿景,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本原则,处理好传播者与受众者的关系,全面学习和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力求把无限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贫困地区“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主要指以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其它少数热心于此事业的普通民众。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是专家、学者,对“十八”大精神拥有极高的话语权,影响着对“十八”大精神的解释力,决定着民众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程度和实践力度。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活跃在扶贫开发一线,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贫困地区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的中坚力量。其他的热心人士是股暗流,通过志愿者、社会公益活动、民间文化交流等渠道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起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传播者和受众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者对受众者的信息传递,其实就是一个平等交流的过程。过去,一代代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党政领导干部以其艰辛的努力,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并积累了宝贵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只有切实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用百姓语言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才能彻底解答贫苦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作为贫困地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传播者(主要指先进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干部),最起码应具备以下三点素质:

一是要有高远、纯朴的大众情怀。大众情怀,简言之,就是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全面发展,这也是坚持科学发展,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出发点和归宿。传播者只有坚持实行人性化、科学化、个性化、生活化和幸福化的教育,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才能让受众者与传播者产生共情,产生同理心,见证和体会到党和政府扶贫攻坚的强大决心。

二是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毫无疑问的是,我国反贫困历程已全面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困难前所末有,做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不具备较为宽广的眼界和较深的学术修养,如果不时时深入学习、调研当前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如果不能彻底的先说服自己,是抓不住要害,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语言赢得他们的尊重和理解的。

三是要有善于创新、百折不挠的实践品质。在贫困地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更多的是一种奉献,而不是追逐名利的美差。在充满选择和诱惑的今天,惟有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坚守信念,勇于实践,不畏艰难,善于创新,与贫困地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真挚的感情关注百姓疾苦,以科学的理论解读热点难点,以鲜明的态度发展群众利益,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助一臂之力。

贫困地区学习宣传“十八精神”,应立足贫困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实际,注重差异性,经过一定路径,使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贫困地区大众所理解、所认同,并以此具体指导实践。为此,传播者可借鉴现代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传播过程中,对交流的对象、内容、方式、时间、场景、预期值等因素都应做到胸有成竹,全面提升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和实效性。针对贫困地区不同受众者群体,具体要求如下:

基层党政干部。基层党政干部,年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年轻的,“凡进必考”,文化素养都相对较高,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线主力。他们是人民的公仆,自觉学习“十八大”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号召,更是自身岗位的内在要求。对这一群体宣传教育的重点不在普及而在于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