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05:34:15

贫困

贫困范文篇1

惠山区妇联把救助贫困母亲工作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协调社会各界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救助贫困母亲。为了更好地把救助工作做细做实,2008年底,区妇联制定调查表,组织全区各级妇联开展了“关于贫困母亲生活现状”的摸底调查。全区各级妇联干部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深入社区,走进家庭,采取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获得基础资料,然后进行分类统计,摸清了全区7个镇(街道)的贫困母亲情况,具体情况综合如下:

一、惠山区贫困母亲现状

全区共有家庭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成年女性620名,占全区妇女总数的3.1‰,占全区总人口的1.6‰。

1、各镇(街道)贫困母亲分布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我区贫困母亲人数分布不均衡,占比最高的是阳山镇,全镇共有贫困母亲101名,占全镇人口总数的3.2‰;列居第二的是前洲镇,贫困母亲人数占全镇人数的2.2‰;占比最低的是钱桥街道,全街道共有贫困母亲20名,占全街道人口总数的0.3‰。

2、贫困母亲年龄分布情况

调查数据表明,我区贫困母亲年龄偏大,40周岁以上的占80.8%,50周岁以上的占42.6%。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区有19.2%的贫困母亲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7岁。

3、贫困母亲文化程度分布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我区贫困母亲学历普遍较低,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83.1%,高中以上文化的占比13.2%。

4、贫困母亲致贫原因

调查数据表明,我区贫困母亲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疾病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占比49%;其次是伤残,占比23.5%;单亲、失业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分别占比18.9%、5.6%。

二、对策和建议

贫困母亲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不仅面临物质生活贫困,有相当多的还面临精神生活贫困,近年来,惠山区妇联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指导下,大力开展救助贫困母亲活动,组织全区各级妇联干部、区女企业家协会会员与贫困母亲结对,通过上门走访、帮助就业、发放慰问金等方式,从物质上、精神上帮扶贫困母亲,帮助她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但要从根本帮助贫困母亲走出困境,还需要党和政府的进一步政策扶持,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帮助。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强势宣传营造良好环境。帮助贫困母亲家庭,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大力宣传贫困母亲家庭面临的困境,让社会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主要需求,使政府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明确各自应该怎样给予援助等;要宣传贫困母亲自强不息,宣传她们的孩子在困境中求上进的典型,鼓励贫困母亲家庭成员提高自我的信心和能力;要宣传社会各界帮扶典型,树立“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社会公德,给予贫困母亲精神动力。

(二)真情关爱帮助就业创业。促使贫困母亲就业,鼓励她们自主创业,帮助她们提高经济收入,是使她们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根本途径。一是要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的能力。针对贫困母亲普遍存在的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免费技能培训,丰富培训内容,保证质量,提高她们的就业创业的能力。二是要提供岗位,拓宽就业渠道。政府设置的公益性岗位,要向贫困母亲倾斜;社区的便民服务项目和灵活就业岗位,也应优先考虑安排贫困母亲;各用人单位有适合贫困母亲就业的岗位,应尽可能吸纳她们就业。

(三)部门联动实行医疗救助。妇联组织要联合卫生部门开展关爱贫困母亲身心键康活动。如:通过发放“爱心体检卡”的形式对贫困母亲实行医疗救助,贫困母亲可持“爱心体检卡”免费进行乳腺和妇科病的常规检查服务,对特别困难、患病的贫困母亲持“爱心绿卡”到指定医院进行治疗可享受折扣优惠;与相关医疗机构联合开展妇女保健知识服务,帮助贫困母亲了解卫生保健知识,增强身心健康意识,提高健康水平。

(四)政府设立专项救助基金。母亲,担负着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生产力的双重角色,是家庭的主心核力,救助一位母亲,就是救助一个家庭。建议民政部门除了将贫困母亲纳入低保以外,在慈善资金中另设救助贫困母亲的专项资金,对贫困母亲家庭实行生活困难救助。

贫困范文篇2

一、贫困党员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同志**年在我县沙田颁布的。**年,**被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总面积1452平方公里,辖3镇15乡1个国有林场,总人口17.1万。全县共有22个基层党委、10个党总支、369个党支部,党员总数7318人。由于**属典型的老、少、山、边、穷地区,因此贫困党员数量比较多。据统计,全县贫困党员有831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1%。其中农村贫困党员747人,占全县贫困党员的89%,城市贫困党员84人,占全县贫困党员的11%。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我县的贫困党员主要分布在农村,反映了我县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特点,而农村贫困党员又主要分布在地处偏远的村组。在年龄结构方面,年龄在50岁以上的705人,占农村贫困党员的95%;在文化结构方面,初中以下文化的有695人,占农村党员的93%;在职业身份方面,农村无职党员有450人,占农村贫困党员的大多数,表现为普通党员多,党员干部少。在城市84名党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有57人,下岗失业和退休职工党员有55人,年龄大和下岗职工党员占多数。

从我县贫困党员的现状来分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年龄老化。全县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党员达654人,占贫困党员的86%,他们党龄长,年纪大,而且多数已丧失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二是文化程度偏低。全县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贫困党员727人,占贫困党员的比重为87%,他们文化知识少,缺乏致富的本领、技能。三是体弱多病。全县体弱多病的贫困党员达714人,占贫困党员的85%。这些党员把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花在治病上,又怎么能脱贫致富呢?四是贫困程度大。从统计结果看,我县全年没有收入的党员56人,年收入100元以下的党员20人,大大低于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起码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活相当困苦。五是缺少致富门路。有的贫困党员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身处致富无门的境地,以致对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生活已经习惯了,变得麻木不仁了。当询问他们想不想脱贫致富时,他们回答:“想又怎么样呢?”话语中表现出相当的无耐。

二、解决贫困党员困难的主要做法

党的十六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按照这一要求,近年来,针对我县贫困党员的状况,我们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党员排忧解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效。

1、在生产生活上给予扶持和帮助。一是在税收改革之前,对农村贫困党员减免统筹提留等上交任务,切实减轻贫困党员的负担。二是采取政府贴息等方式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用于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发展农业生产所急需的资金。三是引导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帮助选好产业项目,并从技术、资金、信息、劳力、销路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从而增加家庭经济收入,逐步实现脱贫目标。四是对贫困党员平时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由乡、村干部组织成立农村服务队,帮助贫困党员解决春耕、秋收农忙时节的劳力紧缺问题。对因天灾人祸等其它原因而有困难的党员及时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2、帮助下岗党员再就业。一是开展就业培训,传授商品生产、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从而实现再就业;二是实施再就业工程,由县就业服务中心根据他们的特长,给他们介绍工作,使他们重新上岗就业。三是鼓励他们自谋生路,在办证、工商管理、税费征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使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3、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对农村贫困党员,由一名党员干部与一名贫困党员结成帮扶对子,针对他们的困难和居住条件,帮助他们寻找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路子,为他们提供资金、物质、信息和技术,并与他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为他们排忧解难。对城市贫困党员,我们开展了“双联”活动,由联系单位的党员干部与对口帮扶的困难企业党员结成对子,开展帮扶活动。

4、给予贫困党员困难补助。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一是从市、县下拔党费中每年给贫困党员50-600元的补助,补助标准一般为100元左右,有特殊困难的视情况分别补助200-600元;二是从民政专项资金中每年给贫困党员予以照顾,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50-200元;三是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城镇贫困党员和部分农村贫困党员每人每月补贴50—100元。

三、贫困党员的致贫原因分析

导致党员贫困的因素很多,情况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因年老体弱多病而致贫。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党员高达654人,占全县贫困党员的比重为78%。这些党员因为年龄大,身体素质差,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发展经济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难以形成稳定的经济来源甚至没有了经济来源。同时他们因年老体弱多病,花去了大量的医药费,富的变穷,穷的变苦,多数贫困党员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或者社会救助来维持生活。

2、自然条件大差。在我们走访调查的45个村的150名贫困党员中,有70%以上的居住在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粮食难以自给。同时交通不便,远离圩镇,不利于商品的交流。即使把生产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一趟就要走三四十里的路程,花上三、四个小时,除去成本也就所剩无几了。加上基础设施落后,不通电、不通电话、不通电视,与外界的联系少甚至隔绝,当然就更谈不上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了。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这贫困的山旮旯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单调、艰涩、贫困的生活。自然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3、实现再就业难。从城镇贫困党员的调查情况来看,84名党员中,因下岗致贫的党员有23人,占城镇贫困党员的28%。有的是党员下岗了,有的是党员配偶下岗了,他们由于年龄偏大,又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再就业,只好打零工挣点钱来维持生活过日子。有时遇到生病住院或者小孩上学交学费,就不得不举借外债。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更是雪上加霜。不能实现再就业,没有稳定的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收入,长期下去,怎不陷入贫困境地?

4、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一些党员,经过党组织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党性观念和较高的政治素质。但在鼓励党员带头致富的新形式和新要求面前,思想仍停留在“先贫后富、先苦后甜、根红苗正”的行为标准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领会不够,对党员的先进性理解不透,经济意识不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缺乏认识,僵化保守,安于现状,不敢创新、不敢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无所作为,导致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落后于普通群众,很多群众脱贫致富了,但他们却仍然处在贫困之中。

5、对贫困党员的教育引导和关心帮助不够。有的基层党组织对发展经济认识不足,抓经济工作不到位,习惯于抓班子、抓干部、抓大户,对大户采取倾斜政策,认为这样能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一些年老体弱、素质较差的无职党员疏于教育和引导,没有激发党员脱贫致富的积极性,降低了他们脱离致富的能力,延缓了他们脱贫致富的进程。有的基层党组织对贫困党员关心和帮助不够。虽然每年年终都开展救济慰问活动,但救济慰问的只有少数特困党员,对多数贫困党员还是了解不多,关心不够,尤其是没有帮助他们在发展经济上寻找出路,没有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必要援助。村党支部虽然对贫困党员比较了解,但是由于村级经济薄弱,不能对贫困党员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加上村干也是本村的农民,时间、精力有限,很难为这些党员的脱贫致富提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及提供有效的帮助。

四、建议与对策

当前,贫困党员致富能力低、作用发挥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的先进性,为此,各级党组织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全力解决党员贫困问题。

1、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带动功能。党员能否脱贫致富,基层党组织是关键。一要提高认识,正确看待党员致富与群众致富的关系,树立“抓党员带群众,抓核心带整体”的致富观念,把党员扶贫工作作为解决党员作用不突出的中心任务,纳入重要日程,并切实抓好。二要深入实施“三个培养”工程,提高党员“双带”功能。要把致富能手中的优秀分子培养发展为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科技致富能手,把党员科技致富能手培养为村级干部,从而使党员真正能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三要健全组织,落实责任,明确党组织工作职责,把党员扶贫纳入目标考核责任体系,对贫困党员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强化思想教育,转变思想观念。扶贫先扶志,扶志先育人。党员贫穷,相当部分是思想上的贫穷。为此,要使党员早日脱贫致富,必须从思想抓起,彻底转变党员落后的思想观念。一是在新时期党员标准上转变观念。教育党员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来看待,树立敢于富、善于富、早日富的信心的决心,把带领群众致富作用发挥的大小作为体现党员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积极鼓励党员自觉投身经济建设,多作贡献。二是增强脱贫致富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走在致富奔小康的前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是要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贫困党员要深刻反思自己是否符合党员标准,是否落后于普通群众,从而增强脱贫致富的紧迫感。三是在脱贫致富方式、方法上转变观念。让党员转变等、靠、要的思想,鼓励党员树立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鼓励党员自觉投身致富实践,探索出路,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自身致富本领。

贫困范文篇3

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关爱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员的生活贫困问题,客观地分析贫困原因、贫困程度,构建党内服务机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大胆地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帮扶和关爱。

一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党员,采取定期补贴方式进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研究对策,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红河州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多方筹集资金,推出了农村无固定收入老党员定期生活补助制度,对农村60岁以上、党龄在10年以上、无固定收入的老党员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这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贫困党员的实际困难得到了缓解,全州每年补助资金达到380多万元。

二是对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贫困的党员,通过民政、党组织两条途径进行帮扶。农村党员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贫困的,党组织除按照党内有关规定,从党费中拿出一定经费进行帮助、慰问外,还要帮助党员向民政部门申请困难补助。同时,组织其他党员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劳动力等帮助,促使他们生产生活转入正常,并逐步摆脱贫困。

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生活贫困党员,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帮扶。这部分党员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资金、技术和劳力,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织出面给予项目、资金、技术和劳力等方面的帮扶,增强其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健全“造血”功能来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

贫困范文篇4

一、大多数贫困生都来自于农村。家庭成员众多,压力沉重难以担负学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是造成贫困生人数众多的根本原因。

二、贫困生的另一大来源地是下岗职工家庭,由于他们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导致儿女的学业难以继续。这是下岗问题所造成的另一隐患。

三、贫困生的学习生活

政和一中从初中到高中共六个年段。其中大多数的贫困同学是靠学校、县团委、县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发送补济金,设置奖学金,以及减免学费等手段来帮助同学减轻困难。其它的均由亲属或“一帮一”结对子等手段来解决。

在校被列为补助对象的同学大多是学习勤奋刻苦、名列前茅者。

如荣同学家庭突然变故。父亲丧失劳动力,在读大学的哥哥又因病休学在家。全家人仅靠爷爷微薄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然而荣同学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压力依然咬紧牙关刻苦学习,一直保持年段前五名的成绩,但他每月的生活费仅仅只需30余元。

再如张同学因母亲病重,家庭需巨额的医疗开支,由学校学生会组织献爱心活动,广大师生踊跃支持,为此该同学解决了部分费用。因此,张同学心怀感激。不仅勤奋学习更发挥自己体能的优势,在各大赛势上都取得优异成绩,为母校增光。

四、社会各界对贫困生的援助

团县委的“希望工程”,妇联的“春蕾”计划以及许多方面成功人士的慷慨解囊都为贫困生解决了物资方面的巨大困难,并在精神方面给予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如县妇联就发动女干部采取“一帮一”结对子。不仅给予女同学经济方面的支援。更让他们体会到亲人的关爱与温暖。

贫困范文篇5

【论文摘要】心理贫困是由于经济贫困以及其他社会压力所导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由于民族生活习惯、经济负担能力、文化与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给他们的文化适应、人际交往、学业成才、情感需求等造成巨大障碍。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态势,引导他们走出贫瘠的心理困境,这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高校贫困生现象已备受社会普遍关注。而贫困生群体中最突出的是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偏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受经济负担能力、生活环境变迁、文化与教育背景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部分人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自卑、抑郁、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比起其他大学生,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现心理困惑与心里动荡。尽管各级政府和高校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但人们在关注他们经济困难的同时,却忽视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其他社会压力所导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即心理贫困。心理贫困十分内隐,外人无法直接感知,很难体会到那种矛盾、困惑乃至痛苦的内心处境。因为心理贫困,他们难以跨越自己心中的屏障,难以展开自己翱翔的翅膀。

广西民族大学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地方综合性院校,目前在校生16000多人,学生中少数民族居多,且多为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因此,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贫困生为例,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心理贫困态势,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走出贫瘠的心理困境,使他们顺利成长成才。

1文化适应的差异性

相对而言,文化的适应性是指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兼容,但无论如何这种兼容都不可能达到完全意义上的融合,其间必然存在着他者的关系因素。由于地处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交通与信息闭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对于外面社会环境的变化知之甚少。从偏远地区到繁华城市,从本民族文化环境到赋有现代气息的城市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导致了人的思维的局限性,除本民族文化语境范围,其余被当作他者看待。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城市文化相碰撞,文化心理发生了矛盾性冲突,他们心里难以承受文化语境和价值观念的转折,造成他们对新的文化语境的不适应。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加之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处于价值观念多元化与多种文化矛盾的冲突之中,甚至是劣势状态,对他者文化缺乏实质意义的认同感,心里产生焦虑、急躁等情绪或排异行为。

1.1语言环境的差异

母语存在的价值意义在于它是沉积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叙事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尤其在与其他民族相区别时母语显得极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首先借助的是语言,语言的表达信息沟通顺畅,决定了相互交流者是否有着相互平等的话语权和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如果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交流者之间不存在话语权的不平等性和文化价值认同感的差异性。但不同民族之间的人发生信息交流时则不然。例如,A和B属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发生信息交流时,假如使用的交流工具是A民族的语言,对于A而言,其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的表达结果是直接式的:a→a,因为A使用的是母语,在叙述过程中不存在心理和思维上的障碍,其表达结果很直接;对于B而言,则是间接式的:a→b→a,因为B使用的是A民族的语言而非母语,在叙述过程中其心理和思维存在着语言的互换关系,当其接受到A民族的语言(a)发出的信息后心理的反映是该信息在自己的母语(b)中如何表达,这种叙述过程包括了语音和意义的完成,B要在母语的语音和意义中找到与A民族的语言所叙述的相同内涵后,才能与A形成平等的话语权和产生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反之亦然。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与其他民族或城市的学生交流时,首先遇到的是语言环境的差异,他们因无法直接顺畅地与他人进行信息交流而产生心理隔阂,生活中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1.2生活习惯的差异

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原有生活习惯难以彻底改变,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城市人,其实,他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我走近你的身体,却走不到你的心里,我与你近在咫尺,但却相隔很远。”这句蕴含着酸楚与无奈情绪的话语,正是来自偏远地区心理困惑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的真实心态描述,亦可称之为边缘心态。城市生活如今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生活模式而得到社会的推崇。本来,他们通过全国高考涌向城市,除了培养自身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而外,就想寻求某种心灵解脱或心理平衡。但是,他们生活在城市中,却常常存有无家的感觉,找不到生存文化的支点。他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于是,他们就成了游历在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缘人。

1.3信息素质的差异

信息素质包括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筛选与分辨的能力、使用信息的能力等三个方面。人的信息素质的提高受制于其文化教育程度以及对文化知识的感知与理解。良好的文化教育使人获取丰富的文化知识,也有了丰富的信息源,加之个人对文化知识的感知与理解,自然而然提高了自身的信息素质。因教育背景所限,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与那些城市或享受良好教育资源的学生相比,偏远地区那种悠然自在的文化氛围使他们不太适应信息快速传递的文化环境。同样生活在城市当中,可他们的信息素质显得极为逊色。他们交流面窄,获取信息的能力弱,即便获得了信息,但信息的好与坏,哪些信息是有用或无用,他们的筛选与分辨能力也有限。有时即使得到了信息,可怎么使这些信息为自身服务,他们也不太清楚,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信息,错过很多自身发展的机会。

2人际交往的排他性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从小生活于悠然自在并亲近大自然的文化语境,接受本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渲染和陶冶,意识中深深地积淀着本民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元素,形成以本民族文化意识为基准去关照或评价他者文化的思维范式,在与其他同学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本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结构为依据去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以求得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平衡感。但这种交往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的话语权因素。经济条件与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民族之间宗教信仰的区别,导致人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他们与其他同学发生交互性关系时产生排他性心理,使自己的心理感知系统不能顺畅运行,交互之间达不到畅所欲言的境地。因处于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缘状态,他们对城市文化产生望尘莫及的自卑感,但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和民族自强意识,同时又因自身的事实存在因素而希望吸取他者文化和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在心灵深处交割着,使他们的人际交往心理出现孤独感与压抑感。

人际交往困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他们的心理特点。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他们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他们有融入他人世界的强烈愿望,但又因为自身的事实存在因素而导致心理矛盾和冲突,他们希望得到支持和关爱,却又不愿接受同情和怜悯。这种本质上的排他性使他们牢牢地自我封闭起来,如果这扇自我封闭的大门不能自动打开,别人很难走进其寂寞而孤独的心灵深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本身的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他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中,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老师或同学同事等等他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该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由于人际交往的排他性,使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他们没有或者不愿意向周围任何人寻求支持,甚至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失去信任感。而恰恰相反,社会支持系统中任何一个人的关怀和努力都有可能起到改变事态发展的关键作用。

3学习目的的功利性

尽管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享受优惠的民族政策,在高校录取时比其他学生的分数略低,但由于偏远地区办学条件差,所享受的教育资源有限,他们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知识面窄,到大学与其他学生相比,显得后劲不足。加之经济条件的制约,有的以勤工助学或校外兼职维持基本生活;有的缺乏相应的学习条件,或者因校外兼职而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或者因身心压力和生活困难而学习精力不能集中,无法全心身地投入学习知识和培养自身综合素质,由此而使自己的学业和长远发展受到影响。

尽管素质教育已提上日程,但雷声大雨点小,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真正落实国家的素质教育政策谈何容易?比如,按理来讲高中阶段的学习时间是三年,可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高中生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最后一年用来强化练习题,进行模拟考试,应付高考。我国的学校教育一直处于应试教育的光环之下,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没有完全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从上小学开始,人们就一直对我说,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大学毕业后该怎么做。在我看来,上学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应付考试。”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真心话。上小学时老师告诉他要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的中学才有出路,到中学老师又告诉他,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路,考上大学后,他又发现,这个社会看中的还是文凭,本科不行要硕士,硕士不行还要博士,似乎只有文凭才是一个人能在社会上生存的条件。而且,这个文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纸卷面考试成绩作为依据,要拿到文凭,唯一的办法就是考试过关。所以,在学习上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目的性很强,以考试及格为目标,只要考试过关,拿到文凭就行,选择课程时强调当下的实用性,认为目前对自己有用的就学,否则应付了之。这种学习目的的功利性源自于他们追求学习目标的短期效应,对社会发展和自身成长缺乏长远的预见性,对知识的吸收、掌握与运用缺乏理性认识和创新精神。

4情感需求的抑郁性

情感抑郁性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对日常生活缺乏愉悦感,精力疲惫,自责或内疚,联想困难,思考能力下降,心情无法振作,严重者出现自杀念头,或有威胁他人行为。情感需求有渴望得到父母、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事及自己周围其他社会成员给予的关爱,也有对异性情爱欲望的渴求。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因家庭生活背景的缘故,他们独处生活的时间较早,长期在外求学,与父母、亲戚朋友的沟通较少,在学校与老师同学的真正交流也不多,尽管他们渴望得到关爱,却无法直截了当地与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久而久之,他们就难以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情感抑郁,尤其对异性的情感需求,始终处于压抑状态。

与其他年轻学生一样,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也需要寻求情感归属和建立友谊,避免孤独感,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他们也必然存在着与异性交往的愿望,对异性有着情感的需求。对于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由于原有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观念的事实存在因素,与异性的交往要借助其他媒介(尤其是中间人的介绍),但是,人际交往的排他性心理,使他们的感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看着身边的同学成双成对,他们只有步入爱情殿堂的梦想。为了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他们苦苦地追寻,有的人不惜欺骗父母或买血来维持自己与异性朋友之间极为脆弱的情感纽带;有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一厢情愿,独自相思,造成心理扭曲。的确,恋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因为恋爱意味着经济开支的增加和精力的透支,他们在生活与学习上早已疲惫,在经历情感煎熬的同时也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和愤世嫉俗的无奈。由于情感需求的抑郁性,他们饱受有愿望且愿望的实现只此一步之遥这种无法言说的情感煎熬,从而导致自卑、自我鄙视,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和情感体验,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闭。因生活困难而情感受挫,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打击。面对挫折,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从而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心理上采取逃避、退缩的应对方式,缺乏明确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消极对待人生,消极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生带有浓重的抑郁色彩。

5就业选择的盲目性

择业的盲目性在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中比较普遍,因为缺乏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他们读书上大学是为了摆脱原来的生活环境,在城市找到一份“体面”而又收入稳定的工作。在校期间,似乎“有一份工作”就是他们读书学习的终极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未来没有太多的深入思考,盲目地择业,盲目地就业。他们急于找到一份工作来缓解经济上的困境和以有一份工作作为读书这么多年的行为结果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在择业中很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来进行权衡,当理想与现实相冲突时,他们就会产生心理困惑。

5.1孤傲,好高骛远

他们有的过高地评价自己,尤其与同等条件的同学或与家乡那些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自认为优人一等,显得有些傲气,觉得自己学了很多知识,综合条件也不错,不会没有好的归宿。他们好高骛远,就业期望值过高。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人的某种追求,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未来和前途发展要求高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对于有些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来说,这种高要求往往是处于迷茫状态下的没有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而盲目提出的,乃至于形成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局面。他们在寻找就业岗位时,普遍要求在大城市、文化比较发达、交通便利、待遇相对较高的范围内,他们缺乏到基层就业的信心,把就业的第一目标确定在大中城市,实在不行再作回去的打算。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读书考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大学毕业后再回到当地有失面子,甚至被认为是没有本事,不能光宗耀祖,有一种输不起的矛盾心理在作俑。这种孤高自赏心理是缺乏客观公正地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的表现,使人脱离实际,以幻想代替现实,择业目标和现实状况产生反差。面临就业选择时,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们产生自卑、压抑、失落、愤世的心理状态,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们不是从自身找原因,而把矛头指向社会的公平性,甚至出现仇视一切的心理。

5.2悲观,缺乏自信

在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中除了孤高自赏者外,也有过于低估自己的。社会竞争的激烈性,让他们逐步发现自己的缺点和劣势,与那些经济条件好或城里的同学相比,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原有的那点优越感与他人相比之后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感到自惭形秽、悲观失望,甚至自己看不起自己,在择业中往往缺乏自信心,缺乏勇气,阻碍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正常发挥。

5.3谨慎,过于怯懦

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求职择业中有一种“丑媳妇怕见公婆”的心理,与用人单位面谈时面红耳赤、语无伦次,辛辛苦苦准备的腹稿一急之下忘得干干净净;有的谨小慎微,担心一句话说错、一个问题回答不好就会影响自己在用人单位的形象,以致不敢放开说话,该表达的未表达。他们渴望公平,但在机遇到来时却手忙脚乱,局促不安;他们盼望竞争,然而在机遇面前却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当用人单位选中自己时,他们又怀疑这个单位是否太差,不然怎么这样快就选中了自己?或者去征求很多人的意见,结果自己反而没有主见,错失了良机。

5.4焦虑,心情烦躁

这是由心理冲突或受挫而引起的一种复杂情绪。主要表现为恐惧、不安、忧虑及某些生理反映。毕业前夕,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大多表现出一种焦虑心理。心里总是在想: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实现;能否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专业特长又环境优越的单位;用人单位怎样选择自己;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怎么办,等等。使他们在毕业时心理负担沉重,心情烦躁、心神不定、精神萎靡、意志消沉,一提到就业问题就心理紧张,不知所为。

5.5冷漠,回避现实

有的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择业中受到挫折而感到无能为力、失去信心时,干脆破罐子破甩,出现情绪低落、意志麻木、情感淡漠、沮丧失落、不思进取等消极心理反映。他们自以为看破红尘,只有听天由命,任凭自然发落。其实,这是一种回避现实、缺乏勇气和竞争意识的表现,这种心理与就业的竞争机制不相适应。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心理问题,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首先,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看,改革的进程使我国出现一种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多种价值观的冲突和就业形式的严峻性,给他们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其次,父母的“望子成龙”心态左右着他们,使学生的个人理想与父母的愿望无法统一协调,造成心理矛盾冲突;第三,从学生的家庭经济期望看,多数家庭希望他们毕业后能给家里带来转机,尤其缓解家庭经济的紧张状况。主观上,他们缺乏职业生涯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都不确定,更谈不上积极主动去创造和培养实现职业目标的条件;同时他们不善于构建心理平衡体系而缺乏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心理机制,在应急面前不能运用自我调节功能克服所面临的“危机”,面对职业选择中的种种压力,就出现心理失衡。这些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构成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源,使他们的心理出现复杂性、模糊性和多样性。

6结语

对于贫困学生,仅仅从经济上关注还不能达到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只有从心理的角度去进行充分剖析和全面认识,我们才能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对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问题作了表现形式(非数字统计)的分析。通过他们这些主要心理表现的进一步阐释,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关心和帮助他们,真正扶持他们那颗极易受到伤害的贫瘠的心灵。这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覃干超,余欣欣.浅谈如何利用BBS开展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7期.

[2]胡发稳,李丽菊.边疆少数民族贫困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特点分析.中国健康心理学,2006年第3期.

[3]宋术学.关于加强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5期.

贫困范文篇6

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为人们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我们常说的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质量低、购买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至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1]。国家统计局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2]。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虽然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万处于农村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反贫困是时代需要,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贫困原因,社会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社会学从结构主义、冲突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给予不同解释。结构主义认为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持续不平等导致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认为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冲突主义认为贫困是各群体之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贫困者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很少。功能主义认为贫困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必要状态。经济学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匮乏,还是一种能力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3]。贫困是机会不足、权利不够和保障不足所导致。因此,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减贫战略应该是增进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保障三管齐下。在知识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拥有呈现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和群体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信息,社会高层人员比社会底层人员拥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资源[4]。信息分化趋势导致信息贫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信息分化趋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出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能力成为知识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5]。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6],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贫困往往表现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意识、使用能力和经济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碍[7]。因此,信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8],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贫困既包括信息资源缺失又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解读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文章试图从信息贫困视角出发,尝试弄清楚信息贫困对经济贫困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的反贫困方式和路径,从而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正如于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

2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信息贫困概念衍生出“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相关概念。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与信息贫困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便于信息贫困类型的识别,笔者将缺乏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传统型信息贫困,而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数字化信息贫困。对信息贫困的理解,已有研究从多重维度展开:①将信息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利贫困[9];②认为要从物质贫困、信息能力贫困、信息权利贫困三重不同维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贫困[4];③认为要从信息行为、供给需求和经济贫困三个角度理解信息贫困[10];④信息贫困表现为自身贫困与环境贫困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者个体因素三类[10]。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受信息接受主体和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焦雪等认为农民工信息需求表达不明确、获取途径老化、安全意识低下和信息运用被动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不足[11];刘亚认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价和选择,以及从信息中建构和创新知识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青少年信息贫困[12];张月琴等人通过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10]。由此可见,信息贫困不仅仅是资源贫困,还是一种能力贫困,受到贫困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什么关系呢?经济学研究早已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因素。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选择市场行为和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主体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信息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演进,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已经替代了物质、能源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8],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发展重点[13],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选择效应[14]。曼纽尔•卡斯泰尔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效应、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着农村社会经济[16]。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强空间和经济强空间呈现正向耦合性,网络的耦合程度较高,空间节点的信息化和经济化相互依赖性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5]。未来的经济是知识与信息成为经济增长主体要素的经济,贫富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信息和高新技术手段应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对个体同样产生显著性影响。“信息分化”效应导致贫困农户获取扶贫信息的能力较弱,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认可程度也较低[18];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源、难以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信息的有效获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约,也难以对信息进行加工与内化,实现信息与其他生产资料的转化[19]。信息贫困通常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原因,经济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贫困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对信息贫困影响经济贫困的机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释,未能明确解答信息贫困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文章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点,试图发现两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而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

3.1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在我国,信息贫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我国信息发展程度不均衡,为便于考察,将对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型信息贫困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贫困分别考察。3.1.1传统型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根据《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地区几乎是空白,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人均报纸阅读量和人均期刊阅读量均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见表1)。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导致传统型信息贫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阅读设施和信息资源,如缺乏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报刊资源。第二,阅读习惯导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相对缺乏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受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响,同时也与对信息作用的理解差异有关,相对而言,农村居民认为从阅读中无法直接受益,从而减少甚至摒弃阅读。3.1.2数字化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表现为“数字鸿沟”现象。美国商务部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网络服务的好坏是“数字鸿沟”的硬性条件,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软性条件,即处于具备好的网络服务的群体间还存在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数字鸿沟”。硬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最能反映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即网络服务的可及性。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见图1),至2018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4%,比城镇地区低近40%[21],说明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软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联网技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不懂电脑/网络(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龄太大/太小(占比11.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占比10%)是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注: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自制图)因此,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是由于网络服务不足的硬性条件和掌握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软性条件所导致的。3.1.3信息贫困的原因。从上述传统型信息贫困和数字化信息贫困可以看出,导致信息贫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贫困类型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一般来说,人们有效获取信息时要面对从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解读利用能力)三个彼此相关又相互独立的问题。因此,文章根据这三个方面将信息贫困划分为信息源贫困、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信息源贫困是指无法解决从哪里找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获取能力贫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源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的绝对贫困情形,而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能力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相对贫困情形。具体见表2。3.2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否存在耦合现象呢?数据表明(见表3),互联网普及率、网民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即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民规模越大,相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区域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贫困导致了经济贫困。其实不然,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同样存在信息分化和“数字鸿沟”现象。经观察发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经济富有之间存在相伴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图书和报刊资料较多、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等硬性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经济状况也较好。另一个佐证来自于月收入分层的网民群体介入互联网的参与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数据。数据显示:收入越高的群体,参与互联网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见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联网参与程度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联网参与程度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为贫困分界线,月收入水平低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60.8%。这进一步表明,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内容表明,无论对区域、群体还是个体而言,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3.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信息贫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类型。那这3种信息贫困状态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状态,其传导机制是什么?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本质上是能力不足。3.3.1从信息源贫困到经济贫困信息源贫困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资源缺乏,如图书、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资源,公共图书馆以及互联网资源。这些信息资源缺乏限制了经济贫困者有效地启迪智慧、扩展视野、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和最新技术信息等,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摆脱贫困形成难以突破的环境限制。这种信息源贫困导致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够所引致的经济贫困状态。笔者把这种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3.3.2从获取能力贫困到经济贫困。获取能力贫困是指知道从哪里获取信息,如公共图书馆和互联网,但由于缺乏阅读、查找和检索能力而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这是信息贫困中一种相对贫困状态。这里信息贫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检索能力等因素限制,从而未能掌握某种信息获取技术导致缺乏信息优势。在信息就是资源和财富的时代,缺乏信息优势意味着经济竞争中缺乏优势,从而导致物质上的经济贫困。笔者把这种因技术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技术性经济贫困。3.3.3从解读利用能力贫困到知识性经济贫困。解读利用能力贫困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导致信息贫困,如缺乏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对于这类信息贫困者而言,即使获取到了信息也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摆脱经济贫困,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仍然无法将有效利用信息转换为经济效益。笔者把这种因知识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知识性经济贫困。需要说明的是,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状态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叠加存在,意味着存在多重性信息贫困状态。因此,经济贫困状态也一样,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相互叠加状态,如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区域的贫困者;而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区域,单独性贫困状况更多。与此同时,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双向度影响的。信息贫困会导致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会反过来加深或固化信息贫困状态。

4传导机制对反贫困的政策启示

反贫困和减贫工作得从导致贫困的具体原因入手,针对不同致贫原因采取不同的反贫困方式。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表明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及能力不足导致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呈现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3种不同的经济贫困状态。因此,反贫困要针对三种不同贫困状态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方式与路径。4.1反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反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首要解决的是信息资源的匮乏。信息资源更多是一种公共服务,因此更多需要政府面向贫困地区和群体采取相应有效的反贫困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卫星电视普及、互联网普及、手机基站建设;增加公共图书馆和文化服务供给。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富裕程度优于其他群体,因此在农村地区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提升农民信息富裕程度,改善农民信息分化差异[22]。资源性经济贫困是叠加型贫困类型,因此除了需加大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供给外,还需要辅之以向经济贫困者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提高识字、阅读等文化素质和使用电脑、智能手机的能力,使贫困者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同时能够具备了解信息、获取信息的初步能力。4.2反技术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技术性经济贫困主要问题在于贫困者受教育水平低和信息查找与检索能力较弱,对此类贫困者的治理重点还是要放在对贫困者的教育、培训和信息素养能力培育方面。教育和文化技能是信息社会中劳动力的关键因素[15],教育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治本之策。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相对其他因素对农民信息分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务工和经商等非农活动没有改善农民的信息富有程度[2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但针对人群更多偏向于在校学生,而对于社会人员,还是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途径。因此,政府可通过短期培训和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服务机构向社会人员提供定期性讲座的方式减少此类贫困。4.3反知识性经济贫困的方式与路径。知识性经济贫困者主要受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所限制,对此类贫困者的治理重点还是在于为贫困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和专业性培训,同时增加对国家路线方针的政策性解读。如针对农民文化素质和辨别信息能力较低的情况,需要通过广泛宣传有关养殖、种植方面信息,增强农民的识假辨假和防骗能力[23];加大农技推广的知识服务体系建设[24];破除与信息时展相悖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25]。此外,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经济贫困者掌握更多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等。

5结语

贫困范文篇7

【关键词】农村贫困原因分析扶贫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4年又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00年底用七年的时间,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在近20年时间里,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降到1992年的8000万,再降到2000年3000万人。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因为剩下的一部分贫困人口大都是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地区或偏远地区,脱贫难度较大;其次,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只是中国扶贫开发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胜利。上世纪末脱贫标准低,存在返贫现象;第三,新的历史条件下,贫困原因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贫困原因不断产生,如因上学致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是少见的。

为了摸清新的时期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扶贫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01年七月,组织了省直有关单位在全省范围内抽取了10个贫困县、30个贫困乡、60个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收取了471户的资料。现根据471户的资料,对当前农村贫困原因分析如下:

一、被调查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在扶贫调查收取的471户资料中,人均收入少于826元k的绝对贫困户占有440户。440户贫困户共有人口1834人,劳力792人,外出打工173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劳务收入123.2元,占24.5%,种植业收入254.6元,占50.5%,养殖业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拥有耕地0.89亩,人均占有林地0.64亩,人均拥有口粮239.5公斤。住土草房108户,占24.5%,住土瓦房196户,占44.5%,住砖瓦房及板房104户,占23.6%,住危房31户,占7.01%,住楼房2户,无房户1户。通电384户,占87.3%,未通电有56户,占12.7%。有电视机的有181户,占41.1%,无电视机259户,占58.9%,通广播的仅78户,占17.7%。

二、贫困原因分析

从收入支出角度来说,贫困是收入少,而正常必需的支出相对收入又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导致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对贫困原因调查主要采取问卷方式进行,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调查农民的贫困原因的,问卷设计中不考虑贫困原因的权重,并且在调查过程中,对农户个别访谈。根据整理问卷和现场调查情况,贫困原因有:

1、缺文化致贫。文化程度低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根据问卷统计结果,423个贫困户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有81户,占18.4%,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50户,占56.8%,占一半以上,初中文化程度的95户,占21.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4户,占3.2%,高中与初中文化程度之和只占24.8%,比例非常少。资料显示,家庭主要劳力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均收入越少,越贫困(见表1、2)。家庭主要劳力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4户家庭,人均收入为532.94元,而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81户家庭,人均收入仅为417.00元。人均收入在500~826元的家庭中,有10.5%的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的竟达36.6%。利用统计知识计算,家庭主要劳力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有很大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5,呈高度相关。根据安徽省农村队1998年调查安徽省农村3100户资料显示,劳动力文化程度分布是文盲和初识占10.9%,小学占32.7%,初中占46%,高中以上占10.4%,与全省平均资料相比,贫困户劳动力文化程度远远低于全省平均值。

缺文化必然导致观念的落后,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昌险出外经营工商业;许多农民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把希望寄于“老天爷”风调雨顺;依靠国家支持,救济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

2、自然灾害致贫。问卷结果显示(见表3),因自然灾害导致贫困的,占26.09%的几率,在所有的贫困原因中占第一位,在人均收入300~500元的家庭中,因灾贫困达到28.24的概率。因灾贫困是目前绝对贫困最根本的原因,对这种贫困,脱贫速度慢,是比较难以改变的一种贫困。如我们调查的长丰县有两个村,属江淮分水岭地区,地势波状起伏,蓄水条件差,降雨量少,经常受旱,由于干旱已有三年没有收成,就连生活用水都要到几里外的邻村取水。一年之中,有半年时间向政府借粮。另外两个村属“两湖”湾区,为淮河蓄洪区,一旦淮河汛情紧张,沿湖乡镇遭受不断上涨的洪水侵害,有时“关门淹”长达两个多月,时常是水来成湖,水去成滩,先涝后旱,十种九空。另外,因灾贫困也是返贫的根本原因,由于国情所决定,上世纪我国的脱贫标准低,有些农户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又加入贫困的行列。

3、因病、残致贫。因病、残导致贫困的原因,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占第二位,占21.74%的概率(见表3)。在人均收入500~826元的家庭中,病、残导致贫困的原因占23.62%的概率,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占19.53%概率,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收入太少的农民,用在治病上的支出更少的原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病无钱医治,不管不问的贫困户在农村比较常见。我国农民还没有享受医疗保健待遇,农民看病治病,都是自己负担,一年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病稍大一点,一般农民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贫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在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农民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生大一点的病,就会给贫困的家庭带来更加贫困,如果是大病,只有听天由命。另外家庭成中有残疾,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

4、缺耕地致贫。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要是没有耕地,也就无法生存。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已有近20年了,农村不少家庭摆脱了贫困,现在剩下的一些贫困户基本是比较难以脱贫的贫困户,大都是分布在库区和偏远的山区,有些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耕地、水资源少或耕地质量差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表3中显示,由于缺耕地导致贫困占15.16%概率,在所有的调查贫困原因中占第三位。440贫困户,人均耕地仅有0.89亩,与安徽省平均水平相比,相差0.35亩。这幺少的耕地,加上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差,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种植业获得的收入自然就少。

5、缺劳动力致贫。问卷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原因中,12.95%的原因是缺劳力,越是缺劳力,越是贫困(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小于0.3的人均收入为437.7元,而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在0.8~1时,人均收入为610.4元,是前者的1.4倍。这种贫困原因以前表现不明显,也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突出,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贫困地区大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严重过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有了劳动力也没有出路,劳动力的多少并不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原因。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贫困地区劳力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多于农业收入,也许一个家庭有劳力外出打工,就能摆脱一个家庭的贫困。当然外出打工与外出劳动力的素质有关,素质越高,获得的劳务收入越多。对表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劳务收入越多,占的比例也相对较多(见表5);有劳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为556.3元,劳务收入占的比例为47.1%,无劳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为473元,劳务收入占的比例为9.95%,家庭外出劳力越多,家庭人均收入相对也就越高,劳务收入占的比例越多(见表6)。

进一步分析缺劳力的贫困户,这些贫困户大都是小孩多,且痴呆比例高于其它地区,劳力少。越是贫困地区,传统生育观念强,计划生育工作做得较差,超生现象严重,人口素质越差,痴呆现象较多,如我们所调查的一个村中,就见到好几例痴呆。

6、因上学致贫。因上学致贫也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也是90年代末才出现的的。调查问卷显示,这种原因占整个贫困原因的11.3%,且家庭越贫困,这种原因出现的概率越高(见表3)。虽说我们国家的小学、中学都是义务教育,但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用在学校上开支也比其它地区少,为了维持学校正常开支,有的学校采取增加收费来保证学经费缺口,于是教育乱收费在贫困地区比较常见,有的地方一个小学生学杂费一年要7~8百元,一个中学生的学杂费一年要1千多元。如果贫困地区一个家庭中几个孩子都上学,对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导致家庭的贫困。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考上大学,在教育体制实行改革的今天,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至少要一万元左右,对一个贫困家庭更是无法承受的,要想上大学,只有依靠借债,那幺,这些家庭的生活肯定是走入贫困的境地。

7、因建房致贫。由建房致贫占整个贫困原因的6.09%,这个比例不大,这种情况大都是特别贫困的家庭,由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建房。家庭收入少,建房后,家庭就会更加贫困。贫困户的住房条件都是比较差的,问卷统计显示,440户贫困户中,有土草房108户,占24.5%,危房31户,占7.01%,一户危房。因建房致贫的,除了极度贫困户外,还有一部分是返贫户,这一部分家庭先是脱贫了,可能建房时借了一些债,后因种种原因,收入下降,而借的债又需要偿还,导致生活水平下降。调查中这部分人因此把贫困原因归功于建房。

8、其它原因致贫。其它原因导致贫困占6.71%,比例也不大。这通常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办结婚、丧事等过多的消费造成的。有的参与封建迷信、、逢年过节的大肆铺张浪费造成的。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因缺文化、因灾、因病残、缺劳力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其中缺乏文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劣是致贫的最首要的原因;其次是因病、残致贫。缺劳力和因上学致贫是新的时期下的两种贫困原因,这两种原因计划经济年代比较少见,即使有,也不明显,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两种贫困原因才变得突出。也许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贫困原因还会有所突出。

2、思考

(1)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仍然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条件的恶劣,因灾致贫占首位,因此,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进行扶贫决策、安排扶贫资金时,首先要考虑到这一点。扶贫首先要考虑到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这个地区生存环境无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那只有通过移民来脱贫,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地区的贫困问题。

(2)要重视文化扶贫。贫困地区文化都比较落后,农民缺文化是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文化素质低又是影响脱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扶贫一项重要工作。90年代,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辛秋水同志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进行文化扶贫试验,起得了良好的效果。扶贫工作中应专门安排文化扶贫资金和项目,对农民进行文化培训和扫盲,帮助贫困地区提高文化,尤其对贫困地区农民要进行科技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帮助农民实行科学种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针对因上学致贫现象,政府应在扶贫工作中,专门设立一块基金,专门用于支助贫困地区孩子上学。这样做一是使贫困地区的孩子都有同等的上学机会;二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三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有利于脱贫致富;四是更有重要的是直接脱贫。如果一个贫困地区的家庭有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这个家庭就能彻底告别贫困。

(3)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卫生扶贫工作。从上述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地区因病、残贫困的占贫困原因的第二位。造成这种局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比较落后,医疗救助几乎是空白。农民抗风险能力较弱,社会保障在贫困地区非常迫切需要。因此,在贫困地区建立一套医疗救助是发展生产、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需要,也是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实施的扶贫计划,往往侧重于经济上的扶贫。应当把经济扶贫与卫生扶贫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持,首先解决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与“缺医少药”问题,并且在国家扶贫专款及有关扶持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专门解决贫困地区的医疗扶贫问题。对于区域内、地区内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实施医疗救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应当把卫生扶贫纳入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体系,把医疗救助计划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如借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标准,确定实施医疗救助的对象范围。这样既可以真正使贫困者得到救助,又方便可行,减少组织成本。

贫困范文篇8

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关爱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员的生活贫困问题,客观地分析贫困原因、贫困程度,构建党内服务机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大胆地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帮扶和关爱。

一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党员,采取定期补贴方式进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研究对策,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红河州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多方筹集资金,推出了农村无固定收入老党员定期生活补助制度,对农村60岁以上、党龄在10年以上、无固定收入的老党员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这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贫困党员的实际困难得到了缓解,全州每年补助资金达到380多万元。

二是对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贫困的党员,通过民政、党组织两条途径进行帮扶。农村党员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贫困的,党组织除按照党内有关规定,从党费中拿出一定经费进行帮助、慰问外,还要帮助党员向民政部门申请困难补助。同时,组织其他党员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劳动力等帮助,促使他们生产生活转入正常,并逐步摆脱贫困。

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生活贫困党员,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帮扶。这部分党员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资金、技术和劳力,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织出面给予项目、资金、技术和劳力等方面的帮扶,增强其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健全“造血”功能来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

贫困范文篇9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风土人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生态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将为我国农村,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了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江西省瑞金市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极大带动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加了农民收人,2010年全市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高达1.2亿元,旅游收入增幅达147%。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乡村旅游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这就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性。另外部分农民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开餐馆、加工出售纪念品等方式也达到增收目的。湖北红安市着力打造“红色文化、生态家园”名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极大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农宅出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9654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首次超过城质的提高。乡村旅游把城市新信息、新理念带入农村,这对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及乡村文明建设具有积极影响。由于乡村旅游从业的需要,一方面,使得学文化、学技术成了很多农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很多村民自觉学习普通话、外语和电脑,农民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江西瑞金密溪村发展乡村旅游5年多以来,呈现出村风纯朴、民心顺畅的精神风貌,2010年还被评为江西省先进文明村。四是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使得乡村保护旅游资源成为一种必然,一方面增强了广大农民环保意识,促进了乡村环境、生态及文化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乡村旅游与乡村社措一是缩小了城乡差距。乡村旅游发展,给农村带来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乡村旅游,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增加了农村经济实力,促进了农村产业链的延长。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年均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直接或间接提供350个就业岗位,为1000个家庭带来经济收入。二是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还可以自发成立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就为农民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加快了城乡共同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增加农村资金的投入及其政策上的扶持,促进了各种资源、要素流向农村、农民和农业,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此外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动城乡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城乡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了多层次、复合型乡村旅游项目一体化建设,加快了乡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2)发展乡村旅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一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贫困地区农村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加强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各种培训班,增强农民技能,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增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由于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这样就有利于改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三三昌“资源与环境”的良性互动,既发展了农村经济,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达到“双赢”的发展格局。三是推进了农村相关产业之间的和谐。据中国社会科三三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统计数据测算,旅游产业对苎旦相关产业的拉动贡献率一般为1:4,乡村旅游直接三或间接地带动了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商贸、运输等产业,并使产业彼此协调发展,“共生共荣”。四是促进了人和人之问的和谐。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越来越频繁,旅游使人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促进了旅游者与农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问、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

二、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性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还较为滞后,尤其在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接待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滞后,接待能力有待加强目前,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项目政府投入资金不足,乡村旅游业发展必备的服务条件及其基础设施还处于较低水平,据国家旅游局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有79.2%的乡村旅游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即发展乡村旅游所需要的道路、通讯、接待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到位,尤其是从干线公路到各乡村景点的公路连接不畅,交通状况亟待改善,影响了乡村的全面发展。如江西赣南A市的云顶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紫云省级森林公园、定南文化古村落乡村自然人文景观,由于地处偏远乡村,交通不便,虽然乡村资源富足,但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综合接待能力明显滞后,不能满足游客的多层次需求。以笔者调查的江西定南客家土楼为例,该景区在“五一”、“国庆”等长假期问,游客数量剧增,许多游客在白天观看完景区后,由于景区客房数量有限,所以不得不回县城住宿,然后第二天继续回景区观光,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以致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及其综合的边际效益呈递减之势。

(2)乡村旅游内容不够丰富,乡土特色有待凸显目前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缺乏较完备的发展思路和具体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总体还处于自发性发展态势,旅游开发存在较大盲目性,结果导致旅游产品雷同,缺乏特色。吃住固然是游客的基本需求,而参与、体验、感悟、教育活动则是丰富旅游内容和留住旅游者的关键。当前乡村旅游活动内容雷同单一,许多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景区还未完全做到“吃在农家,玩在农家,乐在农家”,很多游客走马观花,仅仅只是在农家吃吃饭、打打扑克、玩玩麻将,乡村旅游活动内容重复单调,结果导致乡村旅游者的重游率普遍下降。发展乡村旅游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就是保留乡土特色,切勿舍本求末。保持乡村的原始风貌以及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原则。目前很多贫困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商业意味过浓,以致许多地方在特色民俗资源的保留和开发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3)乡村旅游缺乏规划,资源保护有待完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全国2172个乡村旅游景点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还有83.6%的贫困地区没有制定完整的乡村旅游总体规划,仅有16.4%的贫困地区做过乡村旅游规划,但都缺乏操作性强的乡村旅游规划。由于缺乏规划引导,个别贫困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还存在无序、破坏性开发旅游资源的现象,项目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影响乡村旅游的规范化发展。一是自然衰败。大自然的发展变化影响旅游资源的变化,使之受到破坏,这就造成旅游资源的自然衰败。乡村人文旅游资源年久失修,已失去原有风貌。如江西省赣南A市B乡的谢氏古宅、王氏古屋、高洋村徐家大院等古建筑、古名居,由于年久失修,风吹雨淋,致使这些人文古迹侵蚀严重。二是人为破坏。乡村旅游资源由于地处偏远,村民素质较低,乱扔垃圾现象随处可见,村民文物保护意识不强,紧邻古宅乱搭乱建民房,使得古宅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此外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消费产生的无机垃圾,旅游社区内的饭店、旅馆产生的有机垃圾等,都将对乡村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4)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经营水平有待提高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在数量和结构上都不符合旅游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尤其在知识结构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据国家旅游局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地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占到83%,高中文化程度的:21.7%,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仅占总量的5.3%,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知,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据笔者对江西赣南A市乡村旅游的实地调查得知,目前江西赣南A市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以下学历的从业人员占到总量的67.8%。由于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不仅影响乡村旅游整体服务水平,而且严重制约乡村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一是在经营理念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现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服务不够规范,难以形成较好的经营思路,同时经营者往往把大部分投资都投入到主体建筑,而不愿在治理、美化环境方面下功夫;盲目扩大经营规模,简单地复制,而不愿意在培育经营特色、提高服务质量上投入更多资金。二是促销意识浅薄。在组织客源上,虽然经营户的市场促销意识有了一定加强,但仅局限于周边区域,难以适应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三是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众多村落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但经营户没有做好挖掘包装这篇大文章,难以满足游客对民俗文化探秘的需求。

三、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选择性

乡村旅游应以农村为载体,以农业为依托,把环境、生态、民俗、文化很好地融合一起,成为一种深度体验旅游。发展乡村旅游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保护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为重点,突出乡村地方特色,走协调化、特色化、品牌化、制度化、机制化于一体的道路,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合理布局,凸显特色,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协调化、乡土化乡村旅游开发要通过系统规划,有机整合旅游资源,积极打造乡村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避免乡村旅游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协同农、林、水等有关部门,在深入调查乡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制定本地区(本区域)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对乡村旅游景点的布局、风格等方面提出规范化要求,避免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的重复与雷同。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指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着力加强各部门之问的协调合作,形成乡村旅游发展的强大合力。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制定配套政策,即保护政策、投资开发政策、信贷政策、经济扶持政策、税收政策等等方面,促使乡村旅游发展走规范化、协调化之路,从而加大乡村旅游资源利用率,以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投入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之中。我们知道旅游消费实质是一种文化消费,因此乡村旅游的核心是乡村文化,乡村旅游的亮点是让旅游者亲身体验乡村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深切体会乡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和毕尔巴鄂大学人类学教授比德罗•希尔先生认为,“开发乡村旅游,必须了解乡村的文化,在推广时不能把其真实、本质的东西改变了”。在乡村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和设计中,应注重民俗化、乡土化,使乡村旅游产品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和较浓的田园乡土特色,尽量保持其乡村的原汁原味,避免过于城市化、商业化倾向。

(2)整合营销,智力支持,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品牌化、规范化乡村旅游要在政府引导下实现联合经营,改变“小、弱、散、差”的局面。其一,乡村旅游景点可根据自身特点状况,统一整合产品、统一编排线路、统一包装形象、统一拓展市场,尽量减少重复建设,形成便捷的旅游网络,实现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其二,要转变“酒好不怕巷子深”经营观念,改变被动等客上门的经营模式,采取多种营销的方法和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到周边地区促销,努力提高乡村旅游社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三,要把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购物旅游紧密结合起来,以丰富乡村旅游活动内容,提高乡村旅游参与性和体验性,满足游客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及乡土文化的多种需求性。其四,要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服务整体接待水平。首先要提高乡村旅游从业者的整体素质。只有优秀的乡村旅游人才队伍,才能创造出奇特的产品构思、先进的服务创意、科学的管理经验。当前乡村旅游难以吸引高层次管理参与开发和管理,可以通过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以提高乡村旅游的管理水平。可以有计划地把一些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村青年选送到高等院校和旅游发达地区学习,以加快本土化人才的培养,也可以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研、学”互动纽带或组建专家智囊团,“借脑引智、借脑生财”,以提高乡村旅游经营人员的科学管理水平,促使乡村旅游发展步人品牌化、规范化发展之路。

贫困范文篇10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

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

1生活方式陈旧而单一。在许多具有强烈自然经济倾向的贫困地区,仍然延续着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土里刨食、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贫困农村,“吃一顿苞谷饭得婆娘坐月子”,冬春季节,村民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馍馍就咸菜打发日子。这一现象固然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村民认为在副食上花钱是种浪费。此外,人畜共居在部分村落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生活状况不仅使得许多村民营养不良,生理素质较差。一旦生病,将可能导致许多家庭倾其所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极容易导致传统上的满足,使人形成消极无为、安贫乐道、不求上进的精神观念,从而泯灭了他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排斥了他们的创业冲动,在生产发展中形成体力和精神的双重乏力感。很显然,贫困主体这种仅仅求之于维生、满足于温饱的心性,将使贫困地区的发展失去其内在的动力。

2婚育观念落后,陋习流行。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引述了赛·兰格的一句话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力是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很难对村民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致使有的地方超生严重。多胎往往使本已欠佳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最终又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轮回。而通婚圈的狭窄和亲缘间的通婚则集中体现了其优生观念的落后。自然条件的限制,使贫困山民的婚娶交往一般不会超出村落和邻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由于婚娶往往要消耗一个贫困乡民一生累积的大半财富,而近亲婚姻不仅可以省去这笔钱,且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产生活上的合作。所以,“姑家女,舅家娶”的“亲上套亲”现象屡见不鲜。狭窄地理内的通婚是人口素质退化的重要因素,而亲上加亲更是加剧了这一程度,造成痴呆畸形现象的增多,有的因此而陷于更深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