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公司盈利模式十篇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1

关键词： 券商盈利模式 转型方向 转型路径

一、从成熟市场经验看券商盈利模式转型的方向

目前我国全产业链大型券商的收入来源包括通道（经纪业务通道和发行通道）业务收入、服务中介业务收入、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及资本投资业务收入。其中通道业务收入主要包括买卖佣金收入、承销保荐收入等。服务中介业务收入主要包括理财、债券承销、财务顾问等业务收入。资本中介业务收入主要为融资融券、做市商、过桥贷款等业务收入。资本投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自营、直投、长期股权投资等业务收入。在这四大类业务中，由于服务中介业务规模小、资本中介业务起步晚、资本投资业务波动大，传统通道业务贡献了绝大多数的收入。2011年我国券商收入结构中，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占比高达51%，证券承销业务收入占比15%，远高于其他业务收入。2011年末证券行业6.2%的净资产收益率中，经纪业务贡献3.17%，利息收入贡献1.58%，承销和资管贡献1.2%，自营业务0.23%，除波动较大的自营之外，传统通道业务的净资产收益率约为6个点。

当前券商高度依赖通道业务的同质化盈利模式遇到严重的发展瓶颈，亟须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和结构，美国等境外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纵观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历程，以1975年佣金自由浮动改革为分界点，1975年以后至今美国投资银行经历了三轮大的发展周期。

在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第一轮周期，为规避转移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利率自由化后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也为了对冲固定佣金取消后的收入下滑。一方面，美国投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所积极创新，以垃圾债券、杠杆收购、风险规避转移产品等产品服务创新为代表，投资银行实现了从传统经纪业务向多元化盈利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美国投资银行通过竞争。整合形成了两大证券业模式，其一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的折扣券商，较为著名的包括Schwab、E-trade、Ameritrade（二十一世纪后逐渐发展成为电子交易所）。其二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个性化的增值服务的全服务券商。由此，美国大型券商从早期以经纪通道、批发承销为主的单一券商，逐渐发展成为经营全产业链的全能券商，并由轻资产、合伙制企业发展成为资本密集、高杠杆的大型上市公司。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2007年的第二轮周期，为了应对欧洲全能银行和国内金融子行业的竞争压力，美国投资银行在监管环境放松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基于衍生品创新的资本中介和资本投资业务，并采用高杠杆业务模式。其中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均在30倍左右。在市场繁荣的巅峰期（2006年—2007年），含次贷资产的净头寸只占了总资产的30%左右，却创造了50%左右的收益，高杠杆之上的交易、投资收入逐渐成为投资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高杠杆的次贷资产投资却将投资银行的损失放大了倍数。

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的第三轮周期中，美国投资银行虽经历了独立投行模式终结、去杠杆化、“雷曼诅咒后遗症”的阵痛，也经历了“高频交易失误”、“闪电崩盘”、“伦敦鲸（London Whale）”等事件及欧债危机的洗礼，但投资银行历经30年确立的创新发展、多元盈利的模式基本延续下来。美国证券行业的杠杆率基本保持在与银行业相近的10多倍左右，收入增速也维持在30多年的波动区间内。

从美国证券业30多年以来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美国投资银行基本上沿着三个路向推进盈利模式和结构的创新。其一，在经纪业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向多元盈利模式转型。美国投行的佣金收入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迅速下降后在九十年代稳步上升，2000年之后保持平稳，增速的波动区间在正负20%，即使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佣金收入仍有所增长。而在多元盈利模式下交易及投资、基金销售、其他（包括服务中介、资本中介业务）收入已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其二，自通道提供者向融资管理与财富管理者转型。美国投资银行既通过提供股权型、债权型、混合型、夹层型、结构化产品等满足市场主体在一级市场的融资需求，又通过销售融资产品、金融超市理财产品及开展信用交易、做市商服务等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其三，从资本杠杆盈利模式向资本杠杆、业务杠杆并重的盈利模式演进。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10年平均杠杆率在20倍以上，次贷危机去杠杆化后也仍维持在13倍左右。基本上与银行业通行的12.5倍杠杆率相近，具有可信度较高的安全运营边界。而创新业务是具有加大杠杆度的业务模式，如花旗趁金融创新浪潮打造“金融超市”，雷曼藉债券杠杆交易在二十世纪末迅速崛起，摩根士丹利缔造融资服务的“私人俱乐部”等，在资本杠杆的基础上，借助风险可控业务模式的创新，在最大限度提升杠杆的同时增加了盈利。

对比中美证券业的发展阶段，从可比的历史坐标来看，我国证券业基本处在美国投资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因固定佣金取消而谋求创新的转折时期。目前我国一些大型券商已初步搭建起包括通道业务、服务中介业务、资本中介业务及资本投资业务在内的业务组合，并力求摆脱对通道业务的高度依赖，实现业务转型，以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盈利模式和业务结构，那么，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路线将会是我国券商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券商盈利模式转型的路径

随着我国券商同质化又相对单一的盈利模式的放弃，未来券商盈利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将沿着以下主要路径展开。

（一）构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目前占证券公司绝大多数收入来源的通道业务，大都与呈现周期性波动的股票市场正相关，在很欠缺负相关的业务模式的情况下，证券公司盈利将难以持续保持稳定。美国投行经验表明，丰富、均衡的业务线及业务组合是保证大型综合类券商稳健经营的前提，而券商要在通道业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既需要监管放松和鼓励创新，更需要券商自主创新。

监管机构《关于推进证券公司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思路与措施》提出了提高证券公司理财类产品创新能力、加快新产品新业务创新进程、放宽业务范围和投资方式限制、扩大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范围、支持跨境业务发展、推动营业部组织创新、鼓励证券公司发行上市和并购重组、鼓励券商积极参与场外市场建设和中小微企业私募债试点、改革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体系、探索长效激励机制等“创新十一条”。沪深交易所也分别提出了券商在交易所产品创新的发展方向。

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创新号角吹响之后，在2012年和不久的将来，监管层面推动的证券业业务创新将覆盖券商的各个业务线，并为券商构建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证券公司围绕服务中介、资本中介和资本投资三大盈利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除了产品服务创新之外，关键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从境外投行的经验来看，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顶级投行，不仅业务类型和业务品种齐全，而且借助商人银行、财富管理等商业模式，在业务线整合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延长业务价值链，创造出更有深度和厚度的收入模式。

以此为鉴，结合券商发挥中介服务职能、满足客户资本市场需求，以及各券商的业务准备情况，“财富管理”、“商人银行”等商业模式是当前最为可行的创新模式。在“财富管理”模式下，无论是全产业链服务超高净值客户的模式、独立第三方理财超市模式，还是“全产品”架起客户与各业务链条之间桥梁的模式，主要是透过券商的通道业务、服务中介、资本中介、资本交易等业务类型或组合，更好地匹配客户的融资需求与投资需求。如券商资管业务随着审批和投资制度的放开而扩容，而以经纪业务客户资源为基础的现金管理产品带动资管产品规模提升，券商代销金融产品使代销产品与资管业务产生协同，转融通快速推进及标的持续扩大也为资管及客户信用交易持续放大奠定基础，利率互换则为资管组合锁定债务成本，期指套保套利交易为资管组合对冲风险等，券商经由这些业务链条来匹配客户的投资需求、融资需求，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获得收益。在“商人银行”模式下，券商既运用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直接投资，收取管理费及投资收益分成，又合理利用财务杠杆，透过过桥融资、夹层融资、杠杆融资、结构融资等服务，为客户实施杠杆收购、企业重组、策略性并购、项目建设及其他投融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与证券发行承销等投行业务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涉及Pre-IPO、IPO和Post-IPO等各个环节的“直投+杠杆+投行”全产业链服务。

（二）扩大经营杠杆

金融机构的本源业务是资本中介业务，盈利的核心因素是“利差×杠杆”，通过放大杠杆，赚取利差，如商业银行8%的资本充足率即被赋予了12.5倍的杠杆。目前券商净资本（即从净资产出发，扣除公司所拥有的股票等金融资产、权证投资等衍生金融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等其他资产的一定比例后得出的数据）监管的核心指标——“净资本/净资产监管标准40%，预警指标48%”，使券商出现账面上必须存有大量现金及资金使用浪费的现象，加之券商以传统通道业务为主、资本中介业务发展受限，致使券商难以发挥杠杆获得更高盈利。如2012年中期相对于上市银行16.86倍的平均杠杆度，上市保险公司11.6倍的平均杠杆度，上市证券公司扣除客户保证金后的平均杠杆度仅为1.6倍。

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美国监管部门是以“净资本/负债≥6.67%”作为核心监管指标，实现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欧洲国家则是以巴塞尔协议为基础，通过核心指标“资本充足率≥8%”实现对全能银行资本风险的监管，欧美监管机构均赋予了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超过10倍的杠杆率，加之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负债渠道顺畅、资本中介业务杠杆发挥充分，欧美证券业经营机构可以借助合理杠杆获得较高盈利。因此，借鉴成熟市场发展经验和监管经验，扩大券商经营杠杆，才能充分发挥券商资本中介功能，带动服务中介和资本投资业务，促进盈利模式创新。

具体而言，在扩大融资渠道方面，不仅要通过同业拆借、国债回购、质押贷款等少数渠道开展短期融资，还要探索和运用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公司债、次级债、金融债等债权型融资及IPO、再融资等股权型融资，稳步提高杠杆率。此外，券商还可透过直投基金、并购基金、过桥贷款、融资融券、客户保证金资产管理等资本中介业务合理提升业务杠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较高的杠杆收益。在改革券商资本监管方面，借鉴巴塞尔III等国际监管最佳实践，增加风险覆盖率和杠杆比率等指标，完善逆周期调节机制，适时灵活地调整券商资本监管指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大券商业务杠杆和业务规模空间。

参考文献：

[1]朱元元.关于券商创新业务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证券期货，2012（07）.

[2]王晶晶.中国上市公司盈余达到或超过分析师盈利预测研究.复旦大学学报，2011.

[3]徐佳娜.从均衡发展视角看证券公司盈利模式转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2

【摘要】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证券公司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多年来我国证券交易的现状来看，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普遍比较落后，公司盈利过于被动，主要取决于市场行情。因此，证券公司需要根据目前的发展困境，结合国外的先进盈利模式，对原有的盈利模式进行积极的转型与创新，提高自身在证券市场的竞争能力，进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大力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转型

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并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证券公司的盈利与否和股票市场的行情有着正比关系，过于依赖于市场行情，导致公司的盈利收到一定影响。及时的对盈利模式进行转型与创新，将会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

一、我国目前盈利模式转型的方法

（一）重构经纪业务版图

在证券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业务版图面临着重构的可能性。根据证监会的新规定，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可以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证券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重点与未来战略规划自己决定分支机构的数量与开设地点。政策的变更是重构经纪业务版图的一大原因，体系完整、实力雄厚的证券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投行业务的新产业链

投行业务的不断增加，使得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近年来，我国券商的投行业务体系主要是以客户为中心，向客户提供股票投资、金融管理、债权融资等方面的服务，由此形成一个不断完善的产业链。目前，我国的许多行业都有着进行产业整合的意向，众多企业合并重组，银行在这样的形式下对进行兼并的企业进行信贷的支持，吸引资本。

（三）资管业务的增加

新的资管政策中，产品由过去的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度，对原有的产品投资范围与产品结构等进行了重新的划分与规范，使得针对券商设计的各种理财产品不断的增加，新的基金发行规模也随之增加。

（四）政策扶持创新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自运行以来，是证券公司重要的业务之一。融资融券的一个特点是证券公司凭借该业务获得的收入与股市的行情没有太大的联系，券商获取的收益相对稳定，不受市场的过多的影响。创新融资融券业务，业务数量增加，利润逐步增长，融资融券未来的发展前景明朗。

股权质押业务是对融资融券业务的一次延伸，大型券商对该业务的需求更高，获取到的利润更多更稳定，是资本中介型业务中一个前景乐观的新业务。

资产证券新规定的。2013年证监会的针对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新的管理规定，对证券公司在未来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具体事项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点明方向引导证券公司的资产证券化工作迈向正规，使得证券化的资产范围进一步扩大，认可了很多的财产权利，也允许证券公司在资产证券化工作提供更好的双边服务。

新三板业务是资本市场得以发展的一大关键点，新三板公司数量在未来可能会实现很大程度的增长。国内目前的试点地区在不断的增加，配套的相关设施也在逐渐完善。

（五）发挥资本市场的中介作用

证券公司在金融业界有着重要的中介功能，资本市场的诸多交易必须依托证券公司来完成，证券公司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与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证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这就导致证券公司在一些目融资、企业并购中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证券公司必须不断加强资金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弱化法律以及公司自身等不利因素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证券公司必须要将其工作的重点放在高流动市场的业务拓展中，并且要结合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这样可以不断增强其资金能力，不断提升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进而推动其盈利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二、价值链转型策略的具体分析

（一）改变内部价值链

证券公司过去的营销活动主要依靠通道的价值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通过赚取投资者的佣金来获取利益，证券公司在开展营销工作的时候依靠客户开户并进行实际的交易从而实现真正的价值。近年来通过交易获得的佣金在不断的减少，证券公司需要改变以往的服务方式，向增值服务与产品营销方式转变，这样可以改变企业的收入来源，获取更多的收入。

证券公司不可能永远凭借硬件设施保持在业界内的领先水平，更多情况下，一家证券公司的竞争能力高低取决于其的软实力，这也决定了一家证券公司的服务水平。证券公司需要有强大的内部团队，包括产品创新团队，市场营销团队等，可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对市场条件做出详细的分析，并设计出有自身特色，使用价值高的产品。

证券公司要重视提高客户服务水平，不断的吸引客户，稳定用户基群，帮助公司设计新产品，分散成本，增加产品种类，提高市场竞争力，使公司的产品更为合理，适应市场需要，有效降低风险。

（二）建立外部价值链

在完成内部价值链的构建之后，还要对外部价值链进行建立。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合作成为在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件可以实现共赢的事情。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跨平台的合作，改变过去银行与信托公司进行合作的情况，证券公司接受来自银行的资金委托，为银行制定资产管理计划，与过去信托机构的信托政策衔接，提高银行的资金管理能力，从而使银行可以更好的为其的投资用户提供服务工作。证券公司由此获得稳定的合作伙伴，完善了外部价值链。资产证券化经过几年的试点，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证券业务。业务的形态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几类，而更多涉及到不动产等方面的形态。

三、结语

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推动我国的证券市场向更为完善与国际化的方向迈进，我们应该及时的认识到目前在证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对我国证券公司盈利模式进行转型与创新。这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3

【关键词】 政府审计； 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1-0119-07

一、引言

对一个人来说定期体检，无病早防，有病早治，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一个国家来说，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同样需要体检，审计署每年公布的审计报告就像是一份经济体检报告，2015年6月28日，刘家义审计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中报告了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其中包含了中国核工业公司、国家电网、中粮集团等14家中央企业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从这14家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中可以发现，多家企业对经营业绩进行调整，其中，国家电网9年内少计利润高达90亿元。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政府审计对中央企业的监督有效果吗？政府审计的监督能否抑制中央企业的这种盈余操纵行为呢？

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多是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角度来检验审计监督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如Brown & Pinello[1]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在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国内，蔡春等[2]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可以显著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但是，目前关于探讨政府审计和盈余管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政府审计结果公告为依据，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检验了政府审计和盈余管理间的关系。从政府审计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可以拓宽审计监督（社会审计、内部审计和政府审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作用的研究，有效改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审计监督与盈余管理

公司管理者为了满足自身经营业绩的需求以及对监管的逃避会对利润进行操纵，审计监督对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审计监督方式（社会审计监督、内部审计监督、政府审计监督）都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从社会审计监督视角来看，Brown & Pinello[1]发现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在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曹国华等[3]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可以有效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何威风和熊回[4]以国际四大作为审计监督的变量对审计监督和盈余管理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审计监督对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活动没有显著影响，但有效地抑制了真实盈余管理。从内部审计监督来看，Prawitt et al.[5]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化指标对内部审计质量进行量化，证明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显著负相关。蔡春等[2]以我国A股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样发现高质量的内部审计将会显著地抑制盈余管理。就政府审计而言，由于国内外制度的差异，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中很少涉及政府审计监督。国内学者陈宋生等[6]以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公告为依据，研究发现接受政府审计后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减少。上述文献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审计监督可以有效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监督对盈余管理行为没有影响。张嘉兴和傅绍正[7]以不同所有权性质对企业进行划分，发现注册会计师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没有影响。冯立新和兰夏[8]利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来衡量盈余管理的情况，发现上市公司设置内部审计部门对盈余管理活动并不产生影响。

（二）政府审计与企业行为

政府审计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保护公共财产安全，监督预防国有资产的流失。国内已有学者开始研究政府审计监督在企业治理效率、会计稳健性、公司投资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蔡利和马可哪呐[9]基于政府审计结果公告，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和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的完成。审计署对中央企业审计后所的审计结果公告属于利空消息，基于此，陈宋生等[10]依据2007―2012年审计署公布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结果公告，从市场感知检验了国家审计质量，研究发现公告后被审计单位盈余反应系数增强，会计稳健性增强。陈海红等[11]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监督提高了被审计单位的投资效率；相对于投资不足，政府审计监督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发现，现有文献大多是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角度研究审计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政府审计监督的视角出发，学者们从央企的治理效率、市场反应情况以及投资效率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本文将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依据2010―2014年审计署公布的中央企业集团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以期验证政府审计这种国家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三、研究假设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中央企业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和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加快推进整体上市，原有的集团公司大多成为控股公司，中央企业大部分有效资产下沉至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12]。因此，对中央企业的审计，自然会辐射到中央企业集团下属的控股上市公司。在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时，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目标的不完全一致，居于企业外部的股东和居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将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管理者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操纵。为了避免这种操纵行为，股东会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情况进行审计，已有学者发现这种社会审计可以有效抑制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在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利益冲突，如果对这种冲突处理不当将会严重影响国有资产的安全。为了降低因利益冲突产生的委托成本，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国资委）将会委托政府审计机关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此过程类似于注册会计师接受公司股东委托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但是，政府审计在监督效果和力度上要远远大于社会审计。政府审计监督属于强制性的审计监督方式。在《宪法》第九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务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政府审计机关依法对中央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对社会审计来说，会计师事务所需要与被审计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后才能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被审计单位可以自主选择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收费方面，政府审计属于行政监督，它是无偿审计行为，政府审计工作人员在面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意图时，不需要因担心客户流失而选择让步与妥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在他们当中很有可能出现审计意见购买的情况。从审计的执行情况来看，政府审计侧重揭露问题，强调解决问题。国务院印发的审计署主要职责中提到“直接审计中央国有企业、国务院规定的中央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出具审计报告，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审计决定或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处罚的建议”。对于拒不采纳政府审计处理意见的被审计单位，政府审计机关有权依法强制执行。综上，政府审计对企业的监督效果要强于社会审计。和社会审计一样，政府审计监督同样会抑制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一直是会计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应计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都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其主要目的是对利润进行跨期调整。但是由于市场监管力度的加大以及投资者对盈余操纵行为的识别能力增强，应计利润操纵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管理者选择通过真实经营活动来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随着相关监管制度的加强，管理者的盈余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2。

H1：政府审计监督对央企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H2：政府审计监督可以抑制央企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政府审计部门对中央企业集团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往往具有滞后效应[9]。以“2014年审计署第11号公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为例，审计署在2013年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进行的审计工作，2013年是审计介入年度；审计署在2014年公布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2014年为审计公告年度。政府审计监督类似于社会监督，会影响上市公司审计介入当期的盈余管理活动，由于政府审计存在滞后效应，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持续到审计公告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a、2b。

H2a：政府审计介入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可以抑制央企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H2b：政府审计公告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对真实盈余管理仍有抑制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12月公布的106家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手工整理了这106家中央企业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的资料，每年涉及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个数见表1，并且统计了审计署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10―2014年“中央企业集团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接受审计署财务收支审计的中央企业集团情况见表1。由于政府审计在发挥其监督作用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审计介入年度被定义为审计当期，审计结果公告年度被定义为审计滞后期①。剔除部分数据缺失和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1 143个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样本回归结果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相关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STATA 11.2中完成。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政府审计的度量

利用央企集团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分别整理出接受政府财务收支审计的央企集团及其下属的控股上市公司，对接受政府财务收支审计的上市公司赋值为1，未接受的赋值为0。表1描述了2010―2014年审计署对央企集团财务收支审计情况结果公告的数据统计。

2.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运用STATA 11.2软件，对样本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表3同时列示了接受政府审计和没有接受政府审计样本的分组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接受政府审计的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AEM的平均值是0.5638，与全样本AEM的平均值0.5475相差并不大，表明政府计监督对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不大。接受政府审计的上市公司，其真实盈余管理的平均值是0.9505，与没有接受政府审计的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平均水平相差0.1386，初步表明政府审计监督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是有影响的。对于接受政府审计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公司规模（10.0233）、成长性（0.2042）以及股权集中度（0.6137）的平均概率都显著大于没有接受政府审计的上市公司（公司规模，9.9282；成长性，0.1890；股权集中度，0.5829），表明政府审计机关在对央企集团进行财务收支审计时更倾向审计规模大、成长性好、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政府审计监督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采用最小普通二乘法（OLS）从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是对模型A的回归结果。从表4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审计介入年度还是在政府审计公告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0.0142，t=0.50；-0.0028，t=-0.08），说明政府审计监督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该结果支持了H1。对于控制变量来说，在审计介入年度，应计盈余管理和资产负债率（-0.1694，t=-2.69）、资产收益率（-0.2979，t=-1.35）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审计公告年度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与陈宋生[6]的研究结果相同。

表5是对模型B的回归结果。从表5中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审计介入年度还是在政府审计公告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都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回归结果支持了H2。其中，在政府审计介入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564，t值为-1.77，H2a得到了验证；在政府审计公告年度，政府审计监督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895，t值为-1.99，H2b得到了验证。上述结果说明政府审计监督抑制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并且政府审计监督职能的作用具有滞后效应，会持续影响两个会计期间。在政府审计介入年度，政府审计的威慑效应使得管理层行为更加谨慎，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的盈余操作行为；在审计公告年度，审计结果公告公之于众，借助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力量抑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在审计介入年度，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真实盈余管理和公司规模（-0.1726，t=-2.55）、资产收益率（-3.0705，t=-3.67）、资产负债率（-1.9872，t=-5.55）之间显著负相关。真实盈余管理和市净率（0.6231，t=4.40）、审计费用（0.2235，t=3.37）、股权集中度（0.6784，t=2.70）之间显著正相关。为了避免变量间高度自相关关系，对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中VIF值均小于10，说明各回归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所有回归结果是经过White（1980）异方差修正的标准误。

六、健性检验

（一）消除样本选择偏误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被政府审计后的盈余管理变化数据是可观测的，假如上市公司不接受政府审计，这时的盈余管理数据是不可观测。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对接受政府审计的样本进行配对。图1中，Treat组为接受政府审计的公司，Control组为没有接受政府审计的公司。通过匹配前后的密度函数图比较，发现本文的样本选择偏误并不严重，故实证分析部分的回归结果可以支撑本文的研究假设。

（二）替代变量

考虑到变量自选择问题，本文用财务杠杆替代资产负债率对各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政府审计监督与真实盈余管理仍存在10%水平显著负相关关系，上述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限于篇幅问题没有列示回归结果。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认为本文研究结论可靠。

七、结论

基于审计署在2010―2014年公布的央企集团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本文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审计监督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活动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为政府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监督对不同盈余管理活动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在接受政府审计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其应计盈余管理的变化情况并不明显，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了有效的约束，这表明了上市公司管理层会根据审计情况改变盈余管理方式。政府审计的监督作用有效地抑制了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这种抑制作用在审计介入年度和审计公告年度都是显著的。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审计监督的方式从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拓展到了政府审计，并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上分别探讨了政府审计监督对盈余管理的作用，政府审计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央企集团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审计机关要加强对央企集团的审计力度，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针对本文探讨的结果，下一步的研究可从具体的政府审计方式（如政府绩效审计、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入手，来研究它们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审计制度，提高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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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4

关键词：新媒体；经营管理；盈利模式；展望

1未来的新媒体经营管理方式

1.1实现品牌创新，影响力大大提高。新媒体最重要的资产为品牌和人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强势媒体的话语权加强、定价能力强化、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提高，只有加强品牌建设，才能掌握竞争的利器。已连续举办五届的爱奇艺尖叫之夜，不但在口碑和声量上取得了成绩，同时也逐步成为爱奇艺的独特品牌资产——既作为对爱奇艺优质内容的荟萃，活动本身也转化为爱奇艺的差异化内容，线上内容与线下活动相辅相成。其与《奇葩说》等节目共同打造了爱奇艺品牌。1.2突破体制，进行专业化运营。新媒体时代更加注重用户感受和体验，传统单向传播的受众变成了具有双向体验的用户，迫使媒介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传统媒体一直强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化管理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越来越多公司的招聘职位出现了新媒体运营经理以及新媒体运营专员。新媒体的经营管理与运营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人才化，商业化。需求新媒体人才的行业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大，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3进行整合营销，走媒介跨界融合之路。整合营销是一种能够将商家和用户充分调动起来的盈利模式，和传统的广告相比，其更多地使用了网络新闻媒体的资源，实现与用户双向沟通的运营模式，这种双向沟通能够使新媒体的经营管理与盈利模式更加体现互联网的特性。2015年，多家国内传统媒体涉水电商，如《新闻晨报》推出的“晨品生活”，读者在读报纸的同时可以购买与报社合作的相关商家的商品。通过“内容+服务+社区”的移动媒体平台基础，发展O2O模式，线上打造购物社区，线下创办电子商务购物体验店。例如，粤传媒借助发达的发行物流与线下体验店，携手阿里创投、上海万象共同投资了广州万之象物流公司，合作开发本土O2O生活服务市场，构建家庭服务平台。1.4打造全媒体平台机构。作为传播手段，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应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走媒介融合之路。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可以利用传统电视媒体的视频资源，同时新媒体可以通过传统媒体具有公信力的平台来增加曝光量，这种相互融合的态势已经模糊了彼此之间的界限。百视通、芒果TV、中国网络电视台都是与传统媒体集团有着深厚关系的新媒体。越来越多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整合管理，各种媒体平台之间的互通互联、平台公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利用，提高效率，因此出现了全媒体新闻和全媒体平台机构。1.5借助新三板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作（上市、融资和并购）。媒体融合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媒体可以通过上市、收购等方式，引入资本支持。传统报业集团和传媒公司可以借助新媒体转型产品或机构进军资本市场。为传统媒体拓宽融资渠道、规范公司治理找到了新的出路。多家媒体开始介入手机报、移动客户端、网站运营、电子商务、专业软件研发等为主的稳定盈利行业。

2未来的新媒体将形成依靠内容为主的盈利模式

传统媒体与之前的互联网的内容基本是免费的，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等，用户所付的费用除了维持媒体的运营成本，如纸张、印刷、发行、节目制作、人员招聘等消耗外，盈利非常微薄。传统媒体与之前的网络媒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依然是广告。后网络时代的新媒体盈利主要依靠的是内容本身以及内容吸引的大量用户，利用平台流量来开发用户资源获取利润。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用户对于体验的要求更高。因此，满足用户体验，创造新的赢利点也是未来新媒体盈利的一个方向。2.1内容付费。“内容付费模式，是指通过移动媒体平台内容产品，并收取相应费用的盈利模式。一般来说，‘两微一端’平台上的内容获利，主要体现为‘付费订阅’和‘用户打赏’功能，这也是新媒体平台通过内容产品盈利的最直接方式。”［1］媒体自问世以来就具有低门槛、开放性的特性，且一直为受众免费提供内容产品，所以大多数新媒体企业都未能实现通过出售内容产品来盈利，甚至很多新媒体企业和理论界学者纷纷放弃了这一盈利方案。但是近年来很多新媒体机构做的内容付费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依靠内容本身盈利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用户愿意为内容付费。2.2“内容为王”，掌握内容。IP资源，吸引用户流量，增加用户黏度只有掌握内容输出权的新媒体机构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把握主动权。芒果TV自制独播，全方位部署，抢占顶级IP资源。同时，其他各大视频网站也凭借自己所占据的内容资源，推出付费会员观看制度，利用内容进行直接变现。2015年1月，NBA与腾讯共同宣布双方将签署一项为期5年的合作伙伴协议。腾讯花了5亿美元成为NBA未来五年在中国唯一的数字媒体合作伙伴，这也是NBA联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数字媒体合作。2.3做长尾内容，分众化阅读，独辟蹊径。在内容领域，伴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发展，一场关于内容价值重塑的实践正在进行。注意力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消费升级下，人们对内容的强需求开始浮出水面——不仅是花团锦簇的自媒体在尽力提供长尾内容，机构媒体同样在绞尽脑汁地充实内容池。各种类型的微信公众号给用户提供了多样的、细致的信息，甚至包括养生、健身、跑步、广场舞等信息受众比较窄的公众号也可以实现内容盈利，展现自身的专业性与独特性。

作者:张剑 单位: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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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欣航.浅谈新媒体及其对媒体经营管理的影响［J］.当代经济，2012.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5

关键词：企业 价值评估 比较 选择

财务理论与估值实践中包含有二十余种估值方式，总的来说，可将这些方式分为4类：一是基于企业资产拥有着悠久历史的资产价估值法；二是在市场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市场比较法，比较常见的有市净率法以及市盈率法；三是基于资本结构理论以及预算理论的折现法，这一方式指出，企业价值与现金流入现值是相等的；四是在金融期权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期权估值法。

一、企业估值方法分析论述

（一）市盈率法

我们把普通股每股市价同其收益的比值称之为市盈率（简称P/E）。在评估企业价值时，市盈率法一般要通过对比估值对象才能得到结果。市盈率估算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估算方便、结果直观易懂，股市上的数据就是其估值的现成数据，大大简化了估值的复杂程度，因此是使用最频繁，最受欢迎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其余方式无法有效进行估值时，市盈率法常常是评估企业价值的不二之选。

（二）市净率法

我们把企业的每股市价与每股的净资产比值称之为市净率（P/B）。在实际运用里，市净率可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盈利水平、未来前景、行业特点、股权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状况）来适当调整市净率。但在估值过程里，其暴露出了几个问题：1、每一个企业的会计政策是截然不同的，账面价值是否真实有待考究，不具有可比性；2、源于财务报表的净值属于历史成本，与为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无太大关系，极易忽略企业管理能力、品牌状况、人力资源水平等这些方面的价值驱动因素，最终导致估值结果出现偏差。

（三）股利折现模型

我们把企业未来预计将发放的股息以一定折现计算得到的现值称之为股利折现模型，简称DDM。在实际应用里，股利折现模型的要求比较高，它要求公司的股利政策必须十分稳定，如果公司股利时常波动或是无法按照原计划发放股利，那么就无法有效的进行估值。另外，如果企业存在盈利水平时常波动，或是企业投资前景不乐观、利润空间，无法发放股利的问题，那种这一模型法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同时，股利折现模型在选择折现率时，主观色彩比较浓重，会影响估值结果的可信度。

（四）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

我们把由企业创造的、在达成再投资目标后结余的，不会制约公司可持续发展，供给企业和利益要相关者分配的现金称之为自由现金流。在自由现金流基础上进行估值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其能直观的反映出企业的盈利能力，这一模型能有效的对企业价值展开评估。但是，这一模型无法有效的评估企业未来的自由现金流状况，受评估者主观色彩的影响，评估结果会有所偏差。

（五）期权定价模型

我们把企业在特殊条件下获得的资产与报酬称之为期权。诸如：在买期环境下，只有在预设价值低于基础证券价格时，才具备购买价值。在售出环境下，只有在预设价值高于基础证券价格时，才值得购买。最具代表性的期权定价模型是布莱克与斯克斯联手构建的B/S模型。虽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未达成一致看法，计算流程也比较庞杂，但它可有效的评估含有期权性质的金融产品，比较适用于评估中国公司的认股权、股票期权定价以及可转债定价的价值。

二、企业估值方法的选择应用

企业价值的评估结果与评估方式和评估模型有着莫大的关系，它与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的利益相关人执行约定的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使用评估方式时，要系统的把握估值方式的优点和缺点，从而顺利展开估值工作。

（一）各种估值方法的对比与结合使用

在企业应用估值方式时，如何挑选出最适宜的估值方式是最棘手的问题，好的估值方式可直接反映出企业的真实价值。在上文所介绍的几种方式里，最简便、模型结构最简单、最容易取得数据的方式要数市盈率法与市净率法。相较而言，对于摆脱市场比较法的局限性，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用基于现金流折现理论上构建的股利折现模型、公司自有现金流折现模型以及股权自有现金流折现模型是评估企业价值的不二之选。但折现模型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的选择折现率，如何合理预测现金流，如果无法做到这两点，那么就会使估值结果出现偏差。

（二）价值评估中主要参数的选用问题

上文介绍的各种估值模型所包含的参数都比较复杂，因此要不断规范采集数据的流程，明确相关概念，这样才能提高模型的估值效率。其中，如何选择最适宜的折现率是运用现金流折现法的重中之重。所谓折现率，即在某种风险环境下，投资者期望得到的报酬率。一般情况下，企业在估值时，会以企业的资本成本率来代替投资者的期望报酬率。从计算技术方面看，折现率对估值数据要求很高，主要表现在，折现率中无论多小的变化都会是估值结果出现偏差，所以，折现率不同，其估值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更科学的选择折现率，资本资产模型便应运而生了，通过这个模型，能有效的规避市场计算风险，选择出最合理的折现率，为了降低计算难度，在使用这一模型时，一般会用企业的平均投资报酬来代替报酬率。但是，不管运用哪一种估算方式，都要先估算出企业未来的盈利水平以及实际现金流量，这样才能准确、客观的反映出企业的真实价值。

三、结论

企业价值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以及现金流现值，其估值过程是比较庞杂的，并非是简单的加减企业资产价值。在使用估值方式时，不但要充分把握每种估值模型的特点，还要系统的考虑目前的财务模型以及各种变量因素。这些因素囊括了企业的未来盈利水平、行业发展前景、公司管理水平、市场宏观走势、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技术状况、特许经营权等等。

参考文献：

[1]戴璐，余明震.企业估值方法的比较与应用[J].财务与会计，2011；1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6

关键词：相对估值法 绝对估值法 DDM 市盈率 市净率 

一、理论概述 

对拟发行股票的合理估值是定价的基础。通常的估值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相对估值法，另一类是绝对估值法。 

1. 相对估值法 

相对估值法亦称可比公司法，是指对股票进行估值时，对可比较的或者代表性的公司进行分析，尤其注意有着相似业务的公司的新近发行以及相似规模的其他新近的首次公开发行，以获得估值基础。主承销商审查可比较的发行公司的初次定价和它们的二级市场表现，然后根据发行公司的特质进行价格调整，为新股发行进行估价。在运用可比公司法时，可以采用比率指标进行比较，比率指标包括P/E（市盈率）、P/B（市净率）、EV/EBITDA（企业价值与利息、所得税、折旧、摊销前收益的比率）等等。其中最常用的比率指标是市盈率和市净率。 

2. 绝对估值法 

绝对估值法亦称贴现法，主要包括公司贴现现金流量法（DCF）、现金分红折现法（DDM）。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艾尔文•费雪(Irving•Fisher)的资本价值理论。费雪在其1906年的著作《资本与收入的性质》(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中，完整地论述了收入与资本及价值的关系。他认为资本能带来一系列的未来收入，因而资本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未来收入的贴现值。 

相对估值法反映的是市场供求决定的股票价格，绝对估值法体现的是内在价值决定价格，即通过对企业估值，而后计算每股价值，从而估算股票的价值。 

二、估值方法与估值模型介绍 

（一）市盈率法 

1. 市盈率的计算公式。市盈率=股票市场价格/每股收益，每股收益通常指每股净利润。 

2．每股净利润的确定方法。(1)全面摊薄法，就是用全年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直接得出每股净利润。（2）加权平均法，就是以公开发行股份在市场上流通的时间作为权数，用净利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加加权计算得出的发行后总股本，得出每股净利润。 

3．估值。通过市盈率法估值时，首先应计算出发行人的每股收益；然后根据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发行人的行业情况（同类行业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成长性等拟定发行市盈率；最后，依据发行市盈率与每股收益的乘积决定估值。 

（二）市净率法 

1．市净率的计算公式。市净率=股票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2．估值。通过市净率定价法估值时，首先应根据审核后的净资产计算出发行人的每股净资产；然后，根据二级市场的平均市净率、发行人的行业情况（同类行业公司股票的市净率）、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净资产收益率等拟定发行市净率；最后，依据发行市净率与每股净资产的乘积决定估值。 

(三)股利贴现模型(DDM) 

1．模型介绍 

股利贴现模型(DDM，discounted dividend mode1)，通过将未来的股利贴现计算出股票的价值。其数学公式为： 

D为股票的内在价值，Di为第i期的股利，r为贴现率。根据对股利增长率的不同假定，股利贴现模型可以分为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二阶段增长模型和多元增长模型。 

2．股利贴现模型实用性分析 

股利贴现模型适用于经营状况稳定、有稳定的股利发放的企业，但因为股利发放因各公司股利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即使两个业绩和规模相当的企业，也可能因为股利政策的不同，经股利贴现模型计算出的价值出现很大的差别。对于我国股市中很少发放股利的公司，或者出现亏损而暂时不能发放股利的公司，该模型不是很适用。 

(四)现金流贴现模型(DCF) 

现金流贴现模型(DCF，discounted cash flow)认为，公司的价值等于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的贴现值。模型为： 

其中V代表公司的价值，CFt为未来第t期的自由现金流，r为贴现率。 

根据现金流界定的不同，DCF又可分为公司自由现金

[1] [2] [3] [4] 

流贴现(FCFF)模型和权益自由现金流(FCFE)贴现模型。 

．公司自由现金流(FCFF)贴现模型 

FCFF(free cash flow of firm)是公司支付了所有营运费用、进行了必需的固定资产与营运资本投资后可以向所有投资者分派的税后现金流量。类似于上面的股利贴现模型，按公司自由现金流增长情况的不同，公司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又可分为零增长模型、固定增长模型等等。 

．权益自由现金流(FCFE)贴现模型 

FCFE(free cash flow of equity)是公司支付所有营运费用，再投资支出，所得税和净债务支付(即利息、本金支付减发行新债务的净额)后可分配给公司股东的剩余现金流量，根据权益自由现金流增长速度的不同，权益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也可分为不同的增长模型。

．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的实用性分析 

与股利贴现模型不同,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更注重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显然对于较少发放股利或股利发放不稳定的公司，该模型要比股利贴现模型更为适用。其缺点是该模型的结果可能会受到人为的操纵(操纵自由现金流等)，从而导致价值判断的失真；另外，对于暂时经营不善陷入亏损的公司，由于未来自由现金流难以预测，故该模型也不适用。 

三、实证分析 

我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来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自由现金流贴现模型主要运用于具体项目上，而对于公司股票的估值偏差较大，因此我没有选用此种方法。 

(一)运用相对估值法估算北京银行股票价值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商业银行的PB估值水平主要集中在-倍，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的高增长、未来金融业的综合经营以及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改革带来的潜在收益，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PB估值水平可以比全球平均估值水平高%，即达到-.倍。如果市场对银行未来的业绩增长更乐观，则相应的估值水平会更高。 

价格（RMB） APE EPE APB EPB 

工商银行 . . . . . 

中国银行 . . . . . 

交通银行 . . . . . 

招商银行 . . . . . 

中信银行 . . . . . 

民生银行 . . . . . 

兴业银行 . . . . . 

浦发银行 . . . . . 

华夏银行 . . . . . 

深发展 . . . . . 

南京银行 . . . . . 

宁波银行 . . . . . 

A股平均 . . . . 

大银行平均 . . . . 

中银行平均 . . . . 

城商行平均 . . . . 

工商银行 . . . . . 

中国银行 . . . . . 

建设银行 . . . . . 

交通银行 . . . . . 

招商银行 . . . . . 

中信银行 . . . . . 

H股平均 . . . .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7

摘要：作为我国大型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两大主要形式，总分公司与集团公司模式在企业税收筹划上各具特点。本文在简要介绍两种模式差异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种模式各自在税收筹划方面的优势，从而为现代企业通过合理选择企业组织形式以实现节税目的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组织形式；总分公司；集团公司；税收筹划

一、总分公司与集团公司介绍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体来讲，分公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以自己名义从事活动的机构，它不具有法人资格，与总公司在经济上是统一核算的，经营范围不得超过总公司的经营范围。而子公司是指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份被母公司掌握而受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地位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可以与母公司有不同的经营范围，甚至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即以母子公司为主体的企业法人联合体。分公司与子公司不同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不同的税收待遇。分公司一般与总公司税收政策保持一致，而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完全按照自己的税收特点执行纳税任务，可以享受与母公司不同的税收政策或优惠。因此，总分公司与集团公司两种不同的组织模式下，企业的税收筹划不尽相同。

二、集团公司模式税收筹划优势

（一）所得税筹划优势

1.不同主体可以利用各自不同的税率政策实现集团整体所得税减税目标

当子公司税率低于母公司时，集团公司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应纳税额。子公司在法律和税收意义上都是独立的，这意味着子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及区位特点享受其独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采用低于母公司的税率。而总分公司模式下的分公司税收只能被动的按照总公司的税收政策执行。因此，集团公司可以将整体业务适当剥离，将能够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业务独立出来，据此设立子公司。

2.不同主体可以利用彼此间交易以实现集团整体所得税减税目标

由于母子公司均为独立法人，纳税义务分离，因此母子公司、不同子公司间可以采取适当的纳税筹划方法以合理降低税负，如转移定价、租赁减税、转移利息支出、管理费用及特许经营权使用费等。

3.不同主体可以通过适当合并与重组实现集团整体所得税减税目标

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可以通过并购亏损企业达到低成本扩张的目的，实现产业重组，享受盈亏抵补。集团公司各主体之间往往业务不尽相同，盈利状况有好有坏，在不能实行合并纳税的情况下，集团公司为了实现集团内部不同主体间的盈亏抵补可以进行并购，由盈利的子公司并购亏损的子公司，一方面增加了原有公司的资产数量，提高了其生产经营能力，另一方面也利用被并购方的亏损实现了自身利润的抵减，从而可以合理有效的减少所得税应纳税额。

4.不同主体可以通过调整业务配置实现集团整体所得税减税目标

由于不同子公司可能享有不同的税收政策与优惠，集团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在不同子公司间的合理配置达到合法降低税负的目标。例如，集团下有A、B 两家公司分别位于不同地区，其中A公司负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整个过程，而B 公司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且A公司由于其技术研发业务而获批成为该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低税率优惠。在此情况下，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合理的业务重新配置达到降低整体税负的目的，具体做法如下：让A 公司在B 公司所在地设立销售部，接管原B 公司的销售业务，从而使集团在B 公司所在地的销售业务统一按照A 公司较低的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税，降低了所得税税负。

（二）消费税筹划优势

集团公司模式下，不同主体间可以通过降低内部交易价格实现集团整体消费税减税目标。我国消费税大多征收于生产阶段而非销售阶段，因此生产产品的子公司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将应税消费品卖给集团内部从事销售的子公司从而减少消费税数额，其后再由负责销售的子公司对外进行销售，此环节不再征收消费税。

三、总分公司模式税收筹划优势

（一）所得税筹划优势

总分公司模式下，企业实行合并纳税，彼此间盈亏互抵，能够有效降低应纳税额。而集团公司模式下，母子公司分别缴税，彼此盈损不能抵消。例如，集团内部有母公司A 及子公司B、C，母公司A 亏损500 万，子公司B盈利1600 万，子公司C 亏损200 万。在集团公司模式下，母子公司只能独立纳税，B 公司盈利的1600 万需全部缴纳所得税；而在总分公司模式下，A、B、C公司将进行合并纳税，A、C公司的亏损可以用来抵减B 公司的盈利，其整体只需对900万缴纳所得税即可。由此可见，总分公司合并纳税的模式对于不同主体间盈利状况差异较大的企业更为适用，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

（二）营业税筹划优势

总分公司模式下，企业不同主体之间有息借款成本较低。由于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此总分公司间借款产生的利息视为同一主体自身内部行为，不征收营业税。而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导致集团内部分支机构间及母子公司间产生的借款利息收入等服务性收入需要缴纳营业税。因此，母子公司模式下各分支机构彼此间的借款成本较低，有利于集团内部资金有偿流动。

（三）财产税筹划优势

总分公司模式下另一的税收优势体现在财产税方面。由于总分公司对外视为同一主体，因此彼此间财产转移视为企业内部活动，不征收财产税。而集团公司不同主体间财产转移为对外经济活动，属于财产税征税范围。

四、结语

母子公司及总分公司，二者不同的法人地位，使其享受的税收待遇不同，而这也就为企业在经营中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经营，以实现税负最小提供了条件。应该说明的是，集团公司与总分公司的组织模式之间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企业在不同经营阶段面临的问题重心不同，适合的企业组织模式也就各异。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应该做到依据投资地不同的税法规定，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以实现合理的节税目的。并且，现代企业选择其组织形式，在衡量税收利弊的基础上，也还要兼顾资金、人才、信息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因此，企业在确定其组织模式时要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选择最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的方式，从而在实现企业的纳税筹划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企业整体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饶明晓.合理利用组织形式进行纳税筹划———基于分公司与子公司的比较[J].现代商贸工业,2011,(02).

[2]张志勇.大型企业汇总与合并纳税管理研究[J].税务研究,2007,(05).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8

盛夏到来前，一度备受资本追捧的房产中介行业，已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始于2016年10月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楼市调控，从执行层面开始延伸到对房产经纪领域的严厉核查。这对被冠以“看天吃饭”的房产经纪行业，不可谓不是一种打击。

然而基本面的遇阻，似乎加快了行业内公司登陆资本市场的步伐。2017年至今房产中介领域已发生至少三项资本事件。Q房网、我爱我家、链家先后以“曲线上市”或私募融资的方式拥抱资本市场。其中Q房网规模是这三家中最小的，但步伐可能最为迅捷。 谋求上市

2017年1月3日，沥青生产商国创高新（002377.SZ）连发32份公告，宣布拟通过发行股份（对价22亿）及支付现金（对价16亿）的方式收购深圳云房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1亿，深圳云房的主要资产是Q房网。1月19日，国创高新对深交所重组问询函的19个问题进行集中回复，并在停牌6个月后复牌，随即现3个涨停。

3月14日国创高新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5月4日，公司回复监管层反馈意见的38个问题，并修订重组方案。5月10日公司再次停牌，公告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期审核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这也意味着Q房网能否抢得这轮房产中介公司登陆A股的“开门红”即将揭晓，对后续同行的借鉴意义极大。

于资本市场而言，房地产中介并非成熟的业务，它“看天吃饭”、易受市场和政策影响、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以收居间买卖或租赁所得的佣金为生，业绩波动较大。为补充行业短板，巨头早已开始对房产交易之外的其他产业链领域进行布局，包括布局互联网+、长租公寓，以金融产品形式介入家装、购房等领域。

Q房网即是互联网房产中介的代表，公司由深圳老牌中介世华地产总经理梁文华于2012年在深圳创立。公司重视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此搭建O2O的闭环，并于2014年推广合伙经纪人模式以高佣吸引从业人员加入。

2014-2015年期间公司处于拓展时期，新建立800多个门店，最新数据显示公司拥有1073家线下门店，其中369家位于深圳，近57%的门店分布在珠三角；有192家分布在上海，近35%的门店分布在长三角地区。2016年在门店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前期拓展的门店盈利增强，2016年前8月利润扭亏为盈，实现盈利1.56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国创高新（002377.SZ）是一家由“r青大王”高庆寿控制的沥青产品生产公司，与互联网中介行业完全不搭界，公司总资产仅15亿元，总市值不足40亿元。

一家互联网中介公司与一家沥青产品公司的结合，目前看起来唯一目标是“融资”。实际上在2016年初，Q房网因“对估值、交易价格及投资后的发展计划等事项未达成一致”错失世联行（002285.SZ）4.2亿元入股资金。彼时，Q房网整体估值为28亿元，是其账面净资产131倍。而时隔一年左右Q房网的估值又增长了36%。本次国创高新以38亿元的价格收购深圳云房给后者的快速扩张提供充足资本，利好Q房网增加市场占有率和中长期发展。 巧避借壳

从标的资产深圳云房占上市公司国创高新比例来看，资产总额、营业收入、资产净额三者均已超过100%，触及借壳的资产红线。

因此规避借壳只能从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变上“做功课”了。具体措施有三条，一是在重组前，引入小伙伴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分散标的公司持股；二是提高现金支付比例，减少发股对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三是出具承诺函。

具体来看，在本次重组前即2016年8月，标的公司原股东拉萨云房将其所持标的资产的10%、2.63%、4.65%分别转让给国创集团、前海鼎华、易简共赢贰号；樟树大田将其所持标的资产的2.11%、0.4526%分别转让给五叶神投资、易简共赢贰号；前海互兴将所持标的资产5.12%转让给共青城传承互兴。

新引进的五位股东，分别是国创集团、前海鼎华、易简共赢贰号、五叶神投资和共青城传承互兴，共同受让了24.95%的股权。其中国创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其他为财务投资人。这样不仅上市公司大股东提前进入标的公司，而且标的公司大股东持股降低，为后续标的并入上市公司的“小装大”做了充足准备。

另外，本次交易总作价38亿，其中现金支付16.07亿（由大股东参与的配套定增提供），现金占总作价的42.29%，大大降低了发股对上市公司原股东的稀释。

或许是让监管更加放心，各方做出系列承诺，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不变。其中上市公司承诺交易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无继续向本次交易对方购买资产或置出目前上市公司相关资产的计划；现实控人高庆寿承诺未来12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且在本次交易完成后60个月内，不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另外标的公司深圳云房实际控制人梁文华承诺60个月内不谋求国创高新控制权。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9

1.1、 研究背景。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文娱产业步入高速增长的新时期。艺人经纪公司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2002 年 10 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部令第 25 号）正式实施，第一次允许在公司名称中使用经纪一词。艺人经纪此种全球通行的影视服务，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不可小觑。当今社会，绝大部分艺人无论个人或团体，素人出身或演艺院校毕业均签约于经纪公司或工作室，由专业团队培养、规划其演艺生涯并打理演艺业务，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如影视剧出演、舞台活动演出、唱片／单曲打造、节目主持、时尚走秀、广告代言、公益活动等等。

国泰君安在报告中表示，在经济放缓所引发的口红效应下，由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以及新世代年轻人的娱乐消费偏好，未来高水准的全能型艺人在国内将供不应求，预计到 2020 年，内地艺人经纪市场规模将达千亿级，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30%左右[1]。但与此同时，一方面，艺人市场青黄不接、艺人同质化严重、艺人与经纪公司纠纷等现象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艺人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资本与媒介的策划包装下，艺人越来越呈现出商业产品与媒介品牌的特性。由此可见，如何运营、维护好艺人这一特殊产品，成为亟需切入研究的问题。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第一，挖掘艺人特殊属性，明确经纪公司艺人定位。目前娱乐消费市场上存在的艺人同质化严重、艺人转型失败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经纪公司对艺人特性的认知不够深入。本文把艺人视为一般商品和特殊媒介产品的结合，并分析其偶像特质，对艺人经纪公司培养与打造艺人、深入挖掘艺人潜质并进行市场定位及营销包装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为艺人经纪的具体运营提出针对性策略，促进艺人经纪行业良性发展。根据艺人经纪的人文性特质，分析艺人产品的生产策略；根据艺人经纪的经济、社会双重效益型，分析其市场管理策略；根据媒介生产与传播的品牌性，分析艺人经纪的品牌传播策略。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综合运用跨学科分析，研究视角另辟蹊径，独具学理价值。在以往，艺人仅被视为艺术创作的主体从文学、戏剧学角度来研究，而本文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理论进行交叉分析，把艺人作为特殊的人、商品及媒介产品来思考，总结出艺人身份的多重属性，并通过挖掘艺人经纪的相应特性从而得出艺人经纪运营策略。此研究切入点独具新意，弥补了学术空缺；研究思路层层深入，具有理论深意。

第二，本文全篇论点与论据均紧贴时代，为现有艺人经纪理论提供及时的学理补充。由于社会及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艺人多重属性也越来越突出。而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过于陈旧，现有的研究又流于案例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逻辑。本文应恰好能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增添时代感并提供学理补充。

1.2.2.2、 实际意义。

本文所有案例及论证分析都基于实际、紧贴时代脉搏，故所得出的策略建议对企业、市场及社会良好可持续发展具备启示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据业界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国内会出现至少 3-5 家市值 200亿量级的专门型艺人经纪类的上市公司。随着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巨头陆续推出泛娱乐战略、大文娱计划，华谊、光线等传统大型民营影视集团依旧坚守，艺人领域作为核心资源，即将成为必争战场。在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艺人经纪的运营与管理，将成为企业杀出红海的制胜法宝。从市场角度来看，泛娱乐势不可挡，资本不断涌入，给市场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市场规制及行业规范的出台、对中国艺人经纪产业的合理引导势在必行。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新媒体语境下，艺人属性又产生许多新的变化，本文从新的角度去及时把握、分析变化，以期对中国文娱市场发展产生良好积极作用。

1.3、 文献综述。

根据作者文献检索和资料搜集的结果，艺人经纪的相关着作存在不多，尚未形成成熟理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艺人经纪的概念还未有明确定义，因其属于文化经纪范畴，主要服务对象是艺人，由此笔者参照文化经纪的概念，把艺人经纪定义为：在文娱市场为供求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居间、等）并收取佣金的行为，业务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影视剧出演、舞台活动演出、广告代言等。另外，针对明星、艺人、偶像、演员四个易混淆的概念，笔者参照较为成熟的日本娱乐圈的划分标准，作以下说明：明星更多时候是指代一种属性，演员、偶像、歌手、主持人有了名气的都可统称为明星，我们甚至还讲政界明星、体育明星等等；艺人指代一种职业，演员和偶像是艺人职业下依据工作内容细分的小职业。本文选取的艺人的研究范畴即广义上的娱乐工作者，包括且不限于演员、歌手等。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艺人经纪产业起步较晚，相关学术着作也存在不多，国内学者的研究尚未形成专着。关于艺人经纪的概述可在文化经纪的相关专着里略见一二，如：颜海、彭桂芳、蒋冬青主编的《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中只在文化经纪职界一章中提到演艺经纪人，略述了演艺经纪人的历史、现状与发展、专业素质要求、认证制度、自律与行业管理。其他相关专着还有胡晓明、肖春晔编着的《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何衡主编的《经纪原理与实务》、蔡正鹤主编的《文化经纪人培训教程》、肖学文主编的《经纪人与文化市场》。笔者在中国知网及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上以艺人、明星及经纪等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发现与艺人经纪相关的电子期刊共达 29 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模式、艺人经纪公司经营管理模式、艺人营销推广策略、经纪人制及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

第一，关于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模式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艺人经纪产业商业运行的最优模式。贺朦的硕士论文《中国演艺经纪产业盈利模式研究》探讨了演艺经纪产业商业盈利模式的构成要素及特点，并详细剖析经纪公司和经纪个体的盈利模式。文章认为，目前我国演艺经纪公司盈利模式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运行机制不成熟；相应利润屏障未建立；完整产业链未形成，盈利模式单一[2]。邱乐乐的《民营影视企业价值链整合分析以华谊兄弟为例》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提出艺人经纪是民营影视企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业务之一，可与电影、电视剧业务协同发展。这有利于集团在价值链条上进行资源的配置优化、提高利用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李扬眉的《国内外艺人经纪业运作模式比较及探讨》对日韩、欧美、香港的艺人经纪模式进行了特点分析与比较，归纳出成熟艺人经纪行业的共同特点：产业链式运营，集团化背景；专业化程度较高；执业环境规范，行业法规完善。袁玥（2010 年）详细剖析美国娱乐经纪业四巨头，以中介视角切入，分析美国娱乐经纪公司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由于娱乐业内的反垄断传统，经纪公司的独立性与中介性更为显着。陶陶的《浅析韩国娱乐经纪公司商业化运作模式以韩国 S.M. ENTERTAINMENT 公司为例》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切入，从前期准备、产品制作、产品营销、后期盈利四个阶段探讨以 S.M.为代表的韩国娱乐经纪公司商业运作模式特点，通过对韩国流行文化商业化的分析，得出对中国经纪公司的启示。

第二，关于艺人经纪公司经营管理模式的研究。

关于此方向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采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分析公司内部运营。王杉的《影视经纪公司运营模式研究》引入交易费用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勾画出影视经纪公司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并分析其核心竞争力来源。文章把经纪公司的网络模式归纳为以下三种：纯经纪模式、联盟模式、一体化模式[3]。杨德玲发表的《明星制造：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以产品的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为依据，认为明星产品的制造和价值创造契合产品生命周期规律：从市场导入、成长、成熟到衰退。文章创造性地提出明星四层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并为经纪公司有效维护与延长明星生命周期提出合理建议。崇袁的《娱乐经纪公司的品牌经营研究以 S.M. Entertainment 为例》从品牌角度入手，结合韩国娱乐经纪公司 S.M. Entertainment 的成功经验，提出打造娱乐经纪公司形象标签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娱乐经纪公司的经营不应止步于内容制造，应从艺人主导转向经纪公司品牌主导，实现品牌化经营转型。

第三，关于艺人营销推广策略的研究。

国内的明星包装及艺人推广策略还未形成成熟体系，学者们大多运用对比分析法，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成功经验给予内地艺人营销以启示。胡小奇的《中国内地明星包装与推广系统研究》旨在探索出一个适合当代中国大陆的中国明星包装与推广系统。文章基于内地明星包装推广现状，运用案例分析法、中外对比法，通过剖析喜天影视传媒实例及欧美明星制范式等研究明星的包装与推广系统。陈耀竹、胡如虹的《台湾经纪公司评选新艺人之研究》通过数据模型分析，在模糊环境下为台湾经纪公司构建了一套评选新艺人的模式。谢一冰（2012 年）运用案例分析法、中外对比法，通过对华谊兄弟的明星运作模式的剖析，探究适合我国电影产业的明星制体系。

第四，关于经纪人制及法律法规建设的研究。

此方面研究大多来自于法律方向的相关学者，专业性较高。张建凤（2010 年）通过分析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成功经验，探索美国明星经纪人制度及其成功之处，对比我国的明星经纪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对完善我国明星经纪人制度的几点启示，如建立明星经纪人的培养与审核机制、加强明星经纪人法规建设等。唐燕蕾（2008 年）通过剖析我国内地现阶段的明星经纪人制，归纳出现存问题：经纪团队专业人才及职业素质的欠缺；行业协会或其他自律组织的缺位；经纪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文章针对问题，提出了经纪人素质建设、自律组织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建议。于涛的《我国演艺经纪制度法律研究》从法律角度入手，对演艺经纪合同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经纪合同的性质、生效要件、双方权利义务、解除方式等。文章针对演艺经纪合同中分成比例及合作期限不合理、双方权利及义务不对等等诸多乱象给出了对应指导意见：针对演艺纠纷的司法解释的出台、经纪合同的备案审查等等。

除此之外，笔者还搜索到一些实例调研及访谈整理，虽学术水平不高，但却存在不小的实际意义。赵宁宇、杨紫苏等人的《中国演艺经纪公司调研报告》通过对中视影业、拾捌文化、上海唐人、光线传媒、君为天美、唐德凤凰、荣信达、金英马、小马奔腾、华谊兄弟的实例研究，分析中国演艺经纪公司和演艺经纪人制度的积极意义及负面影响，并提出战略展望。李小虫的《纵论经纪 解析韩流与韩国 DR 公司中国艺人部经理沈凌对话》提出经济活动是一种市场活动，经纪活动中，需要把艺人身上被大众广泛接受认可的特点放大推广，进行市场化包装。张琛的《演艺经纪：

从个人价值到品牌价值》立足蒲剑教授与黄晓明工作室 CEO 黄斌的访谈。文章提出：品牌意识是演艺经纪业的基石；输出主流价值观是品牌运营的关键；人才储备是经纪团队成长的原动力。

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于艺人经纪的研究积极性很高，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总体创新性不够；对艺人经纪公司的运营模式研究多停留于表面，并未挖掘其产业特性形成深入研究。

1.3.2、 国外研究现状。

与中国学者对于艺人经纪产业的学术探究相比，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国外研究相对较早，但时至今日，还并未形成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系统性权威论着。当然，国外对艺人经纪产业的探究更加成熟与丰富，其中不乏一些深入性研究可为中国内地的艺人经纪产业提供理论补充及借鉴。外国学者关于艺人经纪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纪人制度的研究。

从笔者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西方学者集中于对经纪人制度进行研究，他们大多以法律视角出发，分析艺人、经纪人、经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探讨经纪人制度的发展完善。欧美等国的演艺经纪人又称为明星人，即在好莱坞，经纪人（明星人）担任着演员（明星）与制片人之间的桥梁作用。Slater.R.在其着作《好莱坞首席明星人》中，对头号经纪人 Michael Ovitz 及其领导下的 Creative ArtistsAgency（创新艺人经纪公司）做了深入分析及挖掘。在这之后，国内学者王贤清、万山对此着作进一步归纳整理，更系统的研究 CAA 模式及其发展，形成着作《好莱坞操盘手》。Koh Siok 和 Tian Wilson 研究经纪人、经理人与艺人间权利的约束与制衡，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过程中的博弈与冲突。此外，美国俄勒冈大学新闻与传播教授Janet Wasko 的学术巨着《How Hollywood Works》对好莱坞电影产业下的经纪人制度进行深入剖析。2015 年 JL Ordelinfont 在《Vniversitas》上发表的的学位论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演员及歌手的经纪合同为案例分析了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关于艺人经纪产业盈利模式的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还未成体系，可零散见于一些经典的经济学专着中。关于盈利模式，国外的学术思想根源来自美国学者 Adrian J. Slywotzky 的《The Profit Zone：HowStrategic Business Design Will Lead You》，他提出利润区来自盈利要素间的匹配度，盈利模式即要素间的组合和匹配模式。奥地利经济学家 Kirzner 从市场信息的角度对产业盈利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Kirzner 认为企业家本质上是一种经纪人，他们担任着市场缔造者的职能，善于感知市场、捕捉机会、实现盈利。

第三，关于艺人经纪产业经营与管理的研究。

目前涉及到艺人经纪产业经营与管理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学者们多以某一艺人经纪公司或某一演艺行业出发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成果足够深入却不够系统。美国西北大学营销学教授 Philip Kotler 和艺术管理教育家 Scheff Joanne 的着作《Strategies forMarketing: the Performing Arts》探究了演艺产业的市场发展和营销管理策略。美国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教授 Geoffrey Hull 在其着作《The Recording Industry》中将音像产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及历史语境下阐释，对其战略运作、生产营销等做了细致剖析，总结出一套美国娱乐业的运营发展规律。此外还有《New Developments for J AudreyEllison International Artists Management》进行 J Audrey Ellison 的案例分析，研究经纪公司的内部运作管理。

第四，关于艺人经纪公司具体业务的研究。

此方面研究多为明星包装系统、艺人推广策略的分析阐释，实际应用价值较高，但学理性不够充分。陈江燕编译的《欧美：明星是这样经纪的》对美式明星经纪体系进行了关键词阐释及案例分析，文中阐释了包装、明星制、优胜劣汰等相关概念。通过对好莱坞演员及歌坛明星如玛丽莲梦露、猫王等的经典案例剖析，总结出偶像本人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其形象的生命力有多强才是最重要的的结论。

文中创造性的提出商业化社会包装概念，阐述明星包装的重要意义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社会，这种本不应存在的虚幻弥补了处于无尽信息与人际沟通之间的真空地带，化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虚幻而华丽的包装使明星走向神坛，吸引大众目光并成为平凡现实生活的最佳代言人[4]。

综合上述，国外学界对于艺人经纪的研究范围更聚焦、研究内容更前沿。但与此同时，艺人经纪独立的理论基础尚未形成，且研究领域过于聚焦，宏观视野稍显不足。艺人、经纪人与经理人个体关系的特性并不能体现产业整体的运作规律；具体业务的探究也无法解释艺人经纪模式的形成、运营策略的发展。

目前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积极性很高，艺人经纪产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整体看来，理论深度及宏观视野仍显不足。经济全球化带动的文娱产业交流碰撞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内外学者们还需进一步探究，互相学习借鉴，共同促进艺人经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4、 研究方法及内容。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交叉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专家访谈法。文献研究法：收集有关艺人经纪内容的相关专着、期刊论文等相关文献；在对文献信息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取真实有价值的信息。交叉研究法：综合运用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大众消费心理等相关理论对艺人及艺人经纪特性做出归纳总结。比较分析法：在部分章节的研究中，通过对我国艺人经纪公司运营管理模式与韩国、日本、美国等的对比，分析运营管理手段的优缺点，为内地艺人经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意义。专家访谈法：通过与艺人经纪从业人员的访谈，了解艺人经纪行业前沿动态，保证数据真实性，验证资料准确性。

1.4.2、 研究内容。

本文正文研究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内地艺人经纪的实践分析：首先，笔者综合考虑我国法律法规、宏观政策的变化及行业内大事件，梳理出我国艺人经纪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归纳各时期特点：20 世纪 80 年代到 1994 年的艺人经纪雏形时期；1995-2004 十年间的传统艺人经纪时期；2005 年至今的艺人经纪再探索时期。其次，笔者针对艺人经纪产业现状梳理出六个发展困境，如专业化程度不够、传播渠道不便、利益分配不平衡等。

第二部分，基于艺人属性的艺人经纪特性理论分析：第一节综合运用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理论进行跨学科分析，对艺人的三重属性进行归纳界定。首先，是作为艺术创作主体和观照对象的艺人。笔者从物质、精神、技能三个层面来分析解读，包括艺人的外貌审美审异、人品道德等榜样对照、艺术表现再现水平。其次，是作为商业产品的艺人，他们拥有一般商品的四个特性：符合观众的消费口味与需求；可以规模化、模式化生产与再生产；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上交换价值；通过消费实现价值。最后是作为媒介产品的艺人。媒介产品具有四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功能、协调关系功能、传递遗产功能、提供娱乐功能[5]。作为媒介产品的艺人更多功能体现在娱乐产品及其服务上。这种娱乐功能的实现，一方面以媒介加以传播的样式得以呈现，另一方面以影视产品创作得以实现。作为信息源的艺人：携带当下大众文化的讯息，体现社会性；作为传播主体媒介公司产品的艺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加以策划、包装、生产，体现商业性；媒介传播过程中的艺人：要经历符号化编码、解码过程；作为媒介受众接收、读解的艺人：既有影视产品议程规定的客观性，也有被观众主体各自读解的主观性。第二节运用所得出的艺人特性分析艺人经纪三重特性。一是经纪公司以人为产品的人文性；二是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的双效益性；三是媒介生产与传播的品牌性。

第三部分，把所得出的艺人特性及艺人经纪特性应用于艺人经纪运营策略中，从产品生产策略、市场管理策略、品牌传播策略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最后结论。

1.5、 研究特色及创新。

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三：

第一，本文结合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进行跨学科分析，把艺人当作特殊的媒介产品来思考，得出艺人经纪的独特属性。再根据艺人特性及艺人经纪的特性，得出艺人经纪运营管理的对应策略。整体研究思路如层层剥笋，逐渐深入。

中介公司盈利模式篇10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三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同成立于1999年，成立的最初职责是负责收购、处置中国农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2007年年初，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消息，公司圆满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处置，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商业化转型之路。

2008年与2009年，与其他三家资产管理公司此起彼伏的转型动作相比，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多少显得有些“默默无闻”，在其他三家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将触角伸向证券、信托、租赁和基金等诸多领域之时，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只将业务拓展进了保险业与租赁业。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在这段时间“韬光养晦”？今年3月，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赵东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经过三年努力，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公司实现了三大转变，由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收购与处置的转变；由单一业务向多元业务的转变；由经验型管理向科学型管理的转变。

的确，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在这段时间停止转型的脚步。“我们紧紧围绕以不良资产经营管理处置为主业，围绕建设具有综合金融服务功能，有稳定盈利模式、健全经营机制、明显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一远期战略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和创新，成效显著。”赵东平说。

据介绍，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不良资产商业化运作模式，成功打造了齐鲁宾馆、长信春天、龙煤股份、中国一重、万方地产等一大批成功重组案例。逐渐探索形成了成熟的商业化收购、管理、处置运作技术和相对稳定的盈利模式。

“我们还建立了新的业务结构，以主承销商的身份推荐PT渝钛白直接恢复上市，成功推荐晋西车轴公开发行股票，以副主承销商的身份推荐信邦药业公开发行股票。先后为150多家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了中间服务业务。成功地进入了保险和金融租赁市场。”赵东平介绍。

此外，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还建立了适合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管理模式，引入了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标准，优化和再造各项工作流程，将风险管理与ISO9001国际质量论证体系有机结合起来。

据悉，目前，长城公司已经锁定了未来三年的经营发展目标，即各项业务快速增长、创利能力明显增强、盈利水平大幅提高，形成不良资产经营主业、控股平台公司和金融服务业务协同发展、相互支撑的业务体系和稳定的盈利模式，整体利润年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底，公司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合作推进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基地建设，今年5月中旬，公司正式重组内蒙古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司。可以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一系列转型动作引来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本次注册登记的交易所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不良资产资源的相对集中和信息的有效共享；通过对客户需求的掌握和金融服务手段的不断丰富，促进不良资产供需的有效撮合和公正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