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十篇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1

关键词：非遗；数字化；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是对非遗“生命力”的明确与强调。”换而言之，非遗是基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精神传承，以代际性和活态性、情境性以及实践性的特点，依据自身独特的方式存在并发展，为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在此基础上，数字化技术的衍生，不仅是对非遗生态及观念的改变，更是以外在存储或宣传的方式，彰显非遗的可能性、合法性，这既是对非遗生命力的诠释，又是非遗保护的必经趋势。

一、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分析

1.含义

顾名思义，非遗数字化保护是指：利用数字采集和存储、处理、展示与传播等现代技术手段，经转换、再现以及复原等操作，将其演变为数字形态，并通过新视角的诠释和解读，以新方式的保存为基准，对其加以合理运用，用以从源头上达到非遗保护及传承的目的。

2.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6月）中，第13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护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该项法律的颁布，是在法律的角度上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强调。此外，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的启动，是依据数字化技术，将非遗予以全方位保护及传承。例如：陕西和等地非遗数据库的创建，为其数字化保护及传承奠定有利基础。

3.保护技术

传统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虽可对非遗予以传承，但因对其的“伤害”，逐渐被现代技术所取缔。如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主要采用非遗图像、音频与文字记录的方式，以“虚拟再现”的层面，构建非遗数据库，这是当前非遗保护的核心策略、关键手段。其中，非遗数字化技术包含保存与存档技术、虚拟再现技术、构建数字博物馆。

首先，保存与存档技术。信息获取作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存档的首要内容，是以高精度扫描仪、相机为辅助，经非遗信息采集和编辑工作的开展，将其演变为数字化格式，便于光盘和硬盘等介质的存储，以此达到非遗安全且长久保存的目的。其次，虚拟再现技术。通过数字摄影、虚拟现实以及三维模型等技术，将非遗于还原的前提下创建虚拟情境，尤其针对濒危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借助虚拟复原和多维度演示等层面，实现针对性保护、传播的目的。最后，构建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是对非遗信息的整理加工，以数字化系统的辅助，对信息加以分类编辑后，存储至数据库，便于用户选用链接、搜索等形式对非遗信息资料的快速查找。

二、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1.优化建档方式

数字化保存及记录工作的开展，是非遗保护的关键措施，具体可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实现：其一，非遗文献和图片、影像与碑刻等资料的整理，以数字转化及存储的层面，构建非遗文献数据库；其二，非遗实践工具、场所及产品的记录，以文字、图像和音像等格式差异，将其分类储存；其三，结合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时刻关注非遗动态实践，依据动态立体、高清记录的层面，对其予以全面性存储。

对于传统非遗保护方式而言，数字化保护具有存储灵活、传播迅速、应用广泛的优势。其中存储灵活：鉴于数据存储载体、容量以及格式的逐步优化，非遗数字化存储俨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既是对非遗存储空间、成本以及管理等流程的缩减，又可为非遗盘活创造条件；传播迅速：经电子存储，非遗信息传播、复制、编辑等效率得以全方位提升；应用广泛：数据分析、统计和查询、检索、加工与应用等均对非遗资源予以多元化利用。

2.优化宣传模式

相较于非遗数字化存储，其宣传工作也以资料、器具和实践等层面获取相应的非遗记录信息，但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是以展示、展演与展览等为辅助，通过向外来者、拥有者、传承者间的非遗信息宣传，促使人们达到非遗保护警示的作用。由此可见，在进行非遗数字化宣传工作中，若要从根本上达至最佳宣传效果，则应对其数字化宣传的特性予以全方位明确，即是对传统非遗保护展示、展览等模式的突破，更是其跨族群和跨时空宣传的根本；打破非遗静态和平面展示的局限，如借助数字化技术，优选3D虚拟技术和高清扫描技术，将非遗予以立体化及动态化实物综合展示的背景下，落实跨时空传播的真正内涵；以单向展示和宣传为基准，结合人机互动、体感技术等技术，逐步强化非遗数字化宣传体效果。

3.优化传承措施

非遗教育和传承是其保护工作的核心宗旨，即主要利用传承者间的精神交流，如心授、言传身教等手段，配以文字或图像的传承手段，达到非遗传承的目的。但是，伴随数字化技术的系统化介入，非遗传承周期明显缩短，提升传承效果。再者，非遗传承在于对“术”、“道”的统一，如“术”代表非遗传承技术和工艺、仪式等；“道”则代表非遗传承的内容，常见传承技巧和技能、传承信仰与观念。对此，非遗数字化传承，应在“术”、“道”传承的基础上，对数据采集与分析等模式予以全面思考，用以达到传承者心理变化、创新特点揭示的目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非遗作为民族“记忆”，其非遗保护、开发工作则属于人们不容忽视、义不容辞的责任。数字化非遗保护，是通过新保护路径的开辟，融合非遗保护、文化发展等活动，构建新型非遗传播、传承新趋势。总之，笔者建议人们应在非遗保护中，高度关注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结合对非遗保护内容的全面解析，将其数字化保护工作落实于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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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顺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青年时代，2015（20）：59-59.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2

【关键词】图书馆数字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作用

随着现代计算机通信、多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人们对获取信息的速度和便利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给传统图书馆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迫使传统图书馆必须进行转型，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因此，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是实现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需要存储和传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信息的种类和形式越来越丰富，然而传统图书馆的运行机制显然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于是，提出了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设想。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以传统图书馆为基础，它需要传统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和资源组织的经验，其核心就是各种数据库的集合。数字图书馆不仅继承了传统图书馆的精华部分，更重要的是数字图书馆在服务手段、服务质量、提供信息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比传统图书馆有明显优势。数字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所以，未来的图书馆仍是传统服务与数字化服务并存。

二、数字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它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图书馆的职责

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图书馆，它的基本职责之一就是保存人类记忆，积累人类知识，传承人类文明，这个职能贯穿图书馆工作的始终，是图书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质。因此，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其中之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所当然地成了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为了增加信息受众与本民族、本地域文化

遗产的接触渠道，促进地域文化内涵在知识经济中的发展与成长，各国图书馆都在政府的倡导下，积极展开了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却让人担忧。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等种种原因，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就从一个方面确认了图书馆传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它规定公共图书馆有12项使命，其中包括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支持口述文化的保存与传播等。所以，图书馆就应该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尽快实现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多媒体数据库，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能充分利用网络环境的优势，便于公众获取知识与查阅。

三、数字图书馆在非物资文化遗产保中发挥的作用

（一）数字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也就是数字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

（1）数字图书馆是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手段。为了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用的生命，确保其最大完整性和永久存取性的方式就是保存。数字图书馆能够顺利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它不仅拥有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而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充足的知识，知道如何对其进行编目和保存。所以，数字图书馆应该积极地投身于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去，这样，人类文化传统的积淀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方可得以永久地保存和发扬。

（2）数字图书馆是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经济、科学价值，是维系中华民族、保持民族特性的重要精神纽带，更是中华科技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基础材料，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更有效的保存和发扬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子孙后代留下绵延不绝的精神灵魂，增强人民的文化荣誉感，就要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记录，这样能使其不断地传承下去。这就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其价值的前提，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数字图书馆是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便捷方式。数字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使它成为馆藏的一部分，对便捷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用户可以快速、便捷地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馆应该积极收集、安排、宣传和保护它所服务领域的文化遗产，为学者的科学研究提供便利；

（二）图书馆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

（1）图书馆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图书馆的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保护提供了保障，数字化复原和再现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传承提供了支撑，图书馆数字化展示与传播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共享提供了平台，虚拟现实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提供了广泛空间。

（2）图书馆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开发与运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即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分类体系，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采集技术标准，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可视化表达，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技术综合运用体系，搭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交互体系平台，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

（3）图书馆数字化技术还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即数字化技术与文化生态平衡，数字化技术与多学科交叉融合，数字化技术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数字化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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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http：//ba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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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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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建石.盐城民间艺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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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盐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EB/OL].http：//.cn/Pages/ShowArtical.aspx？ArticalId=C1905B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4

【关键词】不可移动文物 数字化 空间展示 保护传承

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各类文物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展示，对于人们认识自身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以文物为核心的文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1 不可移动文物的概念及内容

按照大小、规模和可移动性划分，文物可以划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不可移动文物，顾名思义是指通常情况下，不可以移动其地理位置的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一方面是指其物体本身一般不可以移动，另一方面是指它与其周围环境所共同形成的历史风貌不可分离。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是否履行了核定公布的法律程序，分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两类。

不可移动文物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将范围确定在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他等六大类文物。其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应产生于公元 1840 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并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历史价值的史迹和建筑。

2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应用的现状

当前，由于自然灾害、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建设等因素，文物的破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日趋紧迫与艰巨。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在文博领域内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文物的科学管理和保护水平，丰富了文物的展现形式，促进了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在可移动文物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主要依托于各地区的数字博物馆建设。目前，以博物馆藏品为主要资源的数字博物馆建设体系已基本成熟，从藏品管理系统、藏品展示形式到网上博物馆及博物馆移动导览等，呈现出数字技术的高科技化和多样化特点。但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由于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现行的是分级管理体制和保护政策，因此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方面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

借助当前博物馆数字化的东风，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和文化资源的展览展示方面，已经较多的应用了数字化技术手段。如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宫博物院，从 20 世纪末开始，就开始了“数字故宫”的构想和建设。从古建筑的三维扫描和建模到古建筑环境及文物保护监测，再到多种形式的博物馆网站建设，以及近年来精心打造的一批数字文化产品。最为突出的是，2015 年底开馆试运行的端门数字馆，是运用最新数字技术向公众概要介绍故宫的最新尝试。通过布设数字文物互动区、数字沙盘展示区、虚拟现实剧场等一系列数字展示场景，把故宫丰富的文物藏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数字形态向公众呈现出来，为公众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故宫的数字之门。可以说，故宫博物院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走在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的前列，同时也引领了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方向。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也比较成熟。如 2012 年“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在北京成立，中心利用先进的电子测绘、三维扫描等科学技术为遗产监测进行颐和园基础数据的采集工作，运用专业的计算机软件为颐和园等古建筑量身打造数字化力学模型，并对颐和园遗址等进行了遗产预防性保护监测，包括数据采集、分析、研究、指导实际的保护工作等。

2015 年 1 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设机构正式成立并独立开展工作。现已初步搭建起以总平台功能模块、监测数据和指标体系、预警信息与处置、监测业务流程与功能等为内容构成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初步确定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对遗产价值有影响的监测数据和指标体系。同时，启动大运河、苏州园林和龙门石窟等地方平台与总平台对接，逐步实现国家-遗产地两级平台的互联互通。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平台的启用，标志着我国在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管理上实现了动态管理和监测，极大地推动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深度。

应该说，省级以上特别是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展示方面，都或多或少的运用了数字化技术手段，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但省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保单位毕竟是少数，那些数量众多的市级和区县级文保单位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和管理工作上基本尚处于尚未起步的阶段。这些文保单位目前仍是以传统方式在进行四有档案的建档、整理以及文物展示工作。所以，同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范畴，因级别的不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程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3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展示的探索

数字化技术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展示。管理是基础，展示是形式。数字化管理主要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四有”档案进行科学存储、动态管理和实时查询，是数字化展示工作的基础。鉴于不可移动文物本身的级别划分不同，在数字化管理和展示上表现出不同的差异。以部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的大型不可移动文物，基本都建设有自身的展示平台，如故宫、颐和园、秦始皇陵兵马俑等。而以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核心的中小型不可移动文物，在规模、人力和财力方面建设自身的展示平台有着相当的难度，因此，集中力量、谋求合力以地区为单位建设统一展示平台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

（1）需要运用地理信息技术手段，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进行地理空间分布展示。公众可以在平台的电子地图上浏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准确位置，并显示其基本信息，如文物名称、保护级别、保护批次、文物时代、地址、简介、照片等。同时，还可以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类别和年代分别进行专题展示，如按照级别划分，分别展示部级、省级和市县级的文保单位空间分布；按照类别不同，展示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等遗迹的空间分布情况；再者按照时代顺序的不同，对所属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三国、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近现代的文保单位分别进行地理空间分布展示等等。

（2）运用统计分析工具，可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按照级别、类别和年代进行动态统计分析，并用饼状图、柱状图和折线图等多种统计形式直接显示在电子地图上，使公众能直观明了的获取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整体情况。

内容展示是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展示的核心。大量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资料构成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基础内容数据，伴随着数字多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的展示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虚拟展厅、虚拟漫游、360 全景等数字化方式的发展，使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由静态向动态变化，由单一展示向交互式展示变化，极大的丰富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形式，拓宽了展示内容的覆盖面，使得公众可以更容易、更直观的获取全面的文化资源信息。

4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展示的价值

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展示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传播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和最重要的形式。与传统的展示方法相比，数字化展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化展示方式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突破了人们游览不可移动文物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用户可以通过网络足不出户地对三维数字化展示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漫游和体验。便捷的传播方式有效提高了不可移动文物对大众的影响力。

（2）数字化展示方式在观众和不可移动文物之间建立了一个信息桥梁，观众不需要静距离接触物体，便可以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这不仅避免了直接物理接触对不可移动文物所带来的损害，加强了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也实现了观众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可以进入到任何他们感兴趣的场景尽情地观赏。

（3）通过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展示制作，可以对其三维空间信息进行良好的数字化保存，这不仅有利于展示、保存，还为进一步的研究、检索和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

（4）日益发展的数字化建模与绘制技术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展示提供了条件，并且能够虚拟恢复不可移动文物的原貌和演变过程，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

参考文献

[1]亢宾.凝固的历史，永恒的遗存[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2]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3]王娜.浅谈区县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管理[J].博物馆的数字化之路，2015.

作者简介

熊四明（1965-），男，湖南省长沙市人。硕士研究生，现为广州欧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常务副总裁。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博信息化。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5

Abstract：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civilization， Beihai city has generated unique culture. Maritime Silk Road， sidewalk construction， Han tombs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pearl culture， DanJia culture are all the important part in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 pluralistic way for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ny countries has established digital museum with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use of self power of media has provided many new ways and choice fo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propaganda.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Beihai city about how to use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o prot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关键词： 北海；数字媒体技术；文化遗产保护

Key words： Beihai；digital media technology；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179-02

1 绪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带来的是历史文化消亡速度增快，为建设现代化的城市而把历史文物拆除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北海作为1984年最早一批开放的十四个港口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媒体技术为传统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开辟了一条跨越时间、地理与空间的数字化道路。数字媒介不仅提供技术上的便利，而且改变了包括人类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甚至文化遗产本身。

2 北海在文化遗产保护上面的努力与不足

从1985年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及1998年设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起，我国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更加不遗余力，北海市也在这方面取得一些成果。1986年开放合浦博物馆，馆内以《合浦汉代墓葬出土文物展》的陈列为主，藏品5000余件。启动保护修复历史城区，老城区有许多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群，是中西经贸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2010年北海市“祭海”列入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祭海”文化是北海家文化之一。家人生活在江河海湖中，靠海吃饭，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行祭海活动，以保风调雨顺，出海平安。2013年北海市群众艺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厅开放，陈列厅用历史资料、图片、场景再现等，展示了北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随着数字化文物保护的热潮，2011年《百年普仁》电视纪录片开始拍摄，由北海市部级文物保护单位普仁医院的专题片，该专题片主要记录1886年北海第一所西方传教士创建的西医院，是近现代中西方交流的见证，是北海人民的宝贵遗产。但是北海在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保护历史文化方面投入严重的不足，北海合浦博物馆没有专业网站，其他历史遗迹分散各地，没有建立同一网站管理介绍宣传。北海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简介的网站中，仅用文字叙述了北海的历史，没有图片、视频，只有单一页面，连专业的网站都谈不上。群众艺术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厅大多都是文字、图片，展览的方式单一，缺少吸引力。

3 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对北海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

3.1 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建立数字博物馆 从90年代初，国外在就已经利用数字媒体技术着手数字博物馆的建立，人们利用新兴的数字媒体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采集、存储与传播，使传统的口口相传、文字传承到数字传承方式并行的飞跃式变革，冲破了各种文化类型闭塞的堡垒，为文物历史保护与交流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中国博物馆协会在2003年已正式立项中国数字博物馆工程。数字博物馆是指那些将自身的文物与标本藏品及陈列展览采用计算机数字化技术进行处理、加工、存储，并广为社会观众浏览观赏的多媒体数字化信息机构。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故宫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包括了数字信息的采集传播、文物影像展示与检索服务、与群众交流、数字纪录片创作。故宫博物馆的数字化成功的将虚拟和现实、历史与现代的穿梭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的关系。

北海建立数字博物馆的必要性：

①数字博物馆不受时间、不受地域的限制，随时可以阅览。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参观里面的历史文物，就算有机会去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180多万的藏品，想要一一浏览是极有难度的。再者如果旅游地点过于分散，旅游者时间不够，可预先通过数字博物馆了解各个旅游地的文化历史，从而选择感兴趣的地点出发。②有利于历史文物保护思想的传播。数字技术于历史文物保护，最明显也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对历史文物进行方便的复制和传播。以北海珠海路老街为例，珠海路建筑是中西合璧的骑楼，利用3D动画技术，以动画的形式还原骑楼建筑与当时人民生活的情景，北海家文化中的“祭海”、“家婚礼”等非物质文化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只有老一辈人熟知，通过动画方式再现，数字博物馆的展览，增加娱乐性，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历史遗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参与保护。③整合资源，树立旅游品牌，形成良性循环。多数人只知道北海自然风光优美，对北海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北海历史源远流长，在几千年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中形成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文化，西汉元鼎六年汉王朝设立了合浦郡，是当时海上贸易的中心，亦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成为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航道。既有南珠文化、客家文化、家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珠海路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普仁医院、涠洲岛盛塘天主教堂等历史遗迹。但北海众多的文化历史遗产现在都处于分散的状态，北海会被误认为“文化沙漠”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些资源分散，没有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数字博物馆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宣传北海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为北海的旅游形象作为宣传形成品牌，品牌带动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部分经费再用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3.2 利用自媒体优势 除去建立数字博物馆，数字媒体时代的自媒体也是不可忽视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来自媒体的强盛。自媒体（We Media）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联合提出的研究报告中，对自媒体的定义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途径。自媒体包括美国的Facebook和Twitter，中国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

传统的电视、报刊、广播媒体属于主导受众，点对面的传播形式，自媒体则是由受众主导的信息传播。相对于传统传媒的强势，自媒体具有门槛低、平民化、运作简单，参与人多的特点。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携月球车“玉兔”登录月球当天， “玉兔号”开通的微博引发了国人的普遍关注，虽然引发关注的大部分原因是以拟人的口吻描绘登陆月球的日记，但是正因为有自媒体这个平台，传播的速度更快更广，不难看出自媒体受众之多可见一斑。故宫博物院开通微博以来，现在粉丝120多万，自媒体平民化的特点让群众对博物馆的亲进度增加。它改变了传统媒体高高在上的位置，从被动的接受到人人都是记者，都能自己发声，这种平等草根性是传统媒体无法达到的，通过自媒体发声与传播，使得历史文物的保护更加容易贴近人，也更容易参与。北海既是国家历史名城，也是著名的自然风光旅游胜地，作为自然风光旅游胜地的北海知名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国家历史名城的北海知之者甚少。在推广自身历史文化的时候，北海应借鉴故宫博物馆的方式，通过自媒体平台，利用自媒体平台的优势，吸引更多自媒体人的了解与关注北海的历史与文化，推广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4 结语

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增添新的活力与方式，新的方式并不能取代旧的保护方式，而是相互结合，互相补充。对历史文物遗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让人们了解历史，能更好地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与保护文化遗产。北海作为国家历史名城和旅游胜地，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实现北海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能更好的起到宣传保护作用，也对丰富北海旅游内容，形成品牌效应有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加紧实现北海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让北海的传统文化、历史遗迹不再遥远与陌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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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丽华，何书前，冯建平等.网络数字媒体技术在生物多样性数字博物馆中的应用研究[J].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7.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6

随着国际社会及我国对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加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研究更属必要。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应当站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应有高度，同时应当特别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障，并且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优势。只有这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为此，笔者在以下几个关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族自治权的应有组成部分

法律手段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经过反复讨论而达成的共识。然而，以往理论探讨的视角仅停留于相应规范的修补和改造层面，缺乏对具体的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进行应有的科学的法理审视，从而常常得出对各民族等齐划一的结论。从科学的法理视角予以审视，价值目标定位是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逻辑前提。不可否认，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路，例如，有学者呼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且这种呼吁也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制定即是成果之一。也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想选择，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操作性，如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还应高度重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还有学者认为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双支撑，二者同时写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更有学者指出，与有些国家相比，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严重滞后，这样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公共利益也时常遭到侵害。因此，靠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加快这一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进程，这已是当务之急。

上述观点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项权利的法律保障问题，没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特定民族的价值定位进行考量，同时缺乏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与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的不同特质区分开来，更没有将普通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与作为自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区别开来，从而得出不切合中国多民族国情的等齐划一的结论。笔者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民族权益的法律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时，它不单单是普通法律保障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所享有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1992年所通过的《少数人权利宣言》，国家对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具有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的义务。所谓国家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义务，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该宣言第1条第1款规定：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存在。简而言之，该消极义务即不灭绝、不同化、不歧视、不排斥。当然，国家仅仅负有上述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对于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要真正实施这些权利还有赖于国家积极地行动，创造和提供实现少数人权利的各种条件，即国家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还必须有所作为。国家的积极行动，主要包括采取适当的保护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和具体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侵害少数人群体成员合法利益的行为，提供适当的资源，对少数人群体的语言保护、文化教育以及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予以积极地帮助，并在国家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合理关护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少数民族的自由、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即《少数人权利宣言》第2条第3款所规定的“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以与国家法律不相抵触的方式切实参加国家一级和适当时候的区域一级的关于其所属少数群体或其所居住区域的决定”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层级与汉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及其他非自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同，它不单单是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的问题，也不单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问题，而是直接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所享有的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权这一基本法律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负有比保护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因为这直接涉及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制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等重要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而不单纯是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的保护问题。汉民族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等法律保护的缺失并不会因此改变汉民族的文化特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等保护的缺失却可能因此造成某一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的改变或者丧失。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应当真正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不仅具有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语言通常以具体的民族语言形式得以存在，因而也具有民族性，是民族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人们平时讲的所谓“母语”就是指本民族语言，是指生来最早习得的语言。对于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而言，民族语言和文字是各种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标志。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程度、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存在形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目前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有同一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语言以上的现象，因此50多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在80种以上，使用民族语言的人口达6800万人左右，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左右。

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护与前述同样不仅仅是单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更不能将这种法律保护等同于对汉语方言的保护以及对汉语普通话的法律保护，它首先是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平等的语言文字权利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问题。如何对待弱势民族的语言，如何借立法平衡各语言的地位和权益，是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适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重申了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早在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就试行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暂行条例（草案）》。2004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实行，共6章40条。该条例规定其宗旨是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及其繁荣发展，使蒙古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2001年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以及一些盟市还制定了有关的法规，如《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呼和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鄂尔多斯市社会市面用文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乌兰察布市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锡林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乌海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还设定了《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项目，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牵头的“蒙古语语料建设工程”，力图通过20年的努力，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多媒体设备，建设一个2亿词级的蒙古语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的语料库。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民族教育问题的法律法规也重申对包括蒙古语言文字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上述法律保障努力以及具体措施对于蒙古语言文字这一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现实中，蒙古语言文字作为自治地方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并未有切实的体现，这种状况尚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区域，在一个群体中流传，自身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始终存在着被同化的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趋于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吸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同时，就业问题的制约、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其他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年轻一代少数民族人群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积极性不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高科技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快捷，但也会加快一些语言的“灭绝”，使全世界的语言文字趋于统一，语种的多样性遭到破坏。随着时代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迁，特定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成为濒危语言文字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有学者指出，保护语言首要的是保护语境。保护语言文化，不能只保护文字文本的形式，也不能只保护几个民间歌手，那些千百年来少数民族赖以生活的广大区域，那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交流的方式、心态与信仰，都要尊重和保护，才能真正从源头上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应当立法确定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区域，在这些区域采取特殊的制度措施，如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加大照顾力度、重点扶持该区域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等具体制度性措施，使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之长盛不衰。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寄希望于民族地方立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它与全社会的法治状况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也不能认为单靠中央的有关立法就能解决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问题。有很多学者寄希望于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近年来，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笔者认为，即使中央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少数民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问题。各民族、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有其特点，这些特点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立法所无法完全涵盖与有效规范的。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基于所具有的两种地方立法权力进行立法活动，即一般地方立法权力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利。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应当求助的是民族自治地方所具有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完全可以依据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授权，在自治条例以及单行条例中规定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首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各自的自治条例，并在其自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与具体制度。自治条例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依照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特点制定的、用以调整民族自治地方内基本社会关系的自治规范。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有大量的民族自治地方没有自己的自治条例。这种状况无疑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该自治地方的实施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不利于该民族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对此有所作为。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7

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更大的遗失风险。民间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而积累的文化精品，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众创造并享受的文化，是民众智慧的创造，许多民间艺术杰作，成为“华夏一绝”被传承和保留下来，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民间艺术也是了解一些地区民间习俗、文化特点及历史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强民间艺术的保护力度。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新技术，数字化技术可以将数字、文字、图像、语音，包括虚拟现实，及可视世界的各种信息等，通过采样定理都可以用0和1来表示，这样数字化以后的0和1就是各种信息最基本、最简单的表示，这就可以使书本无法记录的民间艺术得以流传下去。此外，很多高校的科研工作者也很愿意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如浙江大学在1989年就开始建设“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即CAD＆CG部级重点实验室）”，这是国家“七五”计划建设项目，1990年对外开放，1992年建成并通过国家的验收，1997年开始对敦煌艺术进行数字化保护研究，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科技成果。我国的民间艺术保护工作者虽然在民间艺术的保护上下了很多功夫，但是，还是有一些民间艺术未能很好的保护起来，从而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上海嘉定的竹刻，在明清时期，那是相当的繁荣，而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从前的竹刻工作者都已年过半百，且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福建泉州的南音，是我国的四大古音乐体系之一，是我国古代音乐保存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据东方网报道，泉州城里有个“南音社”，一位老南音艺术家开办了免费学习班给人授课，即使如此，现在参与南音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少。因此，加强对民间艺术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2民间艺术数字化保护的重要措施

民间艺术由于覆盖面较广，内容复杂，致使其缺乏必要的归类整理，严重阻碍了民间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此外，相关部门和单位缺乏对民间艺术的广泛宣传，导致人们对民间艺术没有充分的认识，也不了解民间艺术所具有的价值。因此，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各省市可以根据本省的民间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字博物馆，实行“收藏优先”的原则，并配合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建立民间艺术与文化资料库和数字民间艺术资料馆，使民间艺术得以很好的保护并传承。

2．1民间艺术的数字化保护，首先要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对民间艺术要进行实地考察，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工。具体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民间艺术大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做好对民间艺术的数字化保护，首先就要对民间艺术的资料进行收集。

2．2民间艺术的数字化保护，其次是资料的整理工作

大体上讲，民间艺术覆盖面较广，包括皮影戏、剪纸、绣花、狮子舞等，都是我国著名的民间艺术。各类民间艺术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内容十分的复杂，如果紧靠书本进行人工整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虚拟现实的方式创作民间美术作品，利用三维技术制作出作品的效果图，这样就可以节省在制作中的材料成本并缩短制作时间。在民间艺术的保护上，也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民间艺术进行分类整理。

2．3民间艺术的数字化保护，要建立民间艺术网

相关部门可以建立民间艺术网，将民间艺术的数字化资料上传到网络上，免费向人们宣传。网站作为民间艺术资源交流的平台，一方面可以宣传民间艺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认识民间艺术。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讨论和补漏的途径，如论坛等，这有利于人们补充遗漏和讨论民间艺术及其保护方法。

3结语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视觉资源；大数据；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4.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92

Abstract Visual resou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uch as text， images， audio and video， and 3D models of digitiz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formation. Research on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ies of visu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and description of the visual resou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visual search and interaction pattern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analysis.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 ICH visual resources； big data； digital library

1 引言

人类所接受的信息源中超过80%的信息来自于视觉通道（主要包含文本、图像、视频与几何模型等），作为承载视觉通道的信息资源类型称之为视觉资源。随着互联网环境的逐步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文本、图像、音视频和3D模型等为代表的视觉资源逐渐成为数字图书馆最为重要的信息载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以下简称“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体系中也不例外。

非遗作为人类世代相传、与人类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现形式、传承方式和文化空间，由于其自身所带的系统性、无形性、复杂性和渐变性等特殊属性[1]，使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难度较大。而非遗视觉资源除了拥有上述自然属性之外，在大数据环境下更是增添了数据量大、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纵深纬度高、语义关联性不强和语义时空性等附属特征，使得非遗视觉资源的高效处理、内容理解和交互反馈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而非遗视觉资源的有效获取、系统组织与结构化描述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本文从优化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与描述方式的角度出发，致力于研究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过程，建立相应的模型，针对知识类和实体类非遗视觉资源提出相应的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

2 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从非遗的社会经济属性分析，到非遗的综合管理，也都出现了许多系统研究的专著。但专门针对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关于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非遗视觉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研究更少。

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是非遗保护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开始将数字化项目作为发展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主要策略。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世界的记忆”计划、日本奥兹大学的“狮子舞”数字化保护工程、芝加哥大学与西安大略湖大学的“Sulman 木乃伊工程”等。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现已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各种数字化保护平台、技术与工具层出不穷、琳琅满目[2]。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网”[3]、“湖南纸影戏艺术数字化博物馆”、“山西地方戏剧文物文献资源数据库”等[4]。为了解和掌握非遗资源，我国会定期开展全国性非遗普查，采用田野调查、非遗传承人与专家访谈、扫描、拍摄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大量极具文化、历史和科研价值，以文本、图像与音视频等视觉资源为主的非遗大数据资源[5]，这一过程使得视觉资源逐渐成为非遗数字化保护体系的主要信息载体[6]，因此，国内外已有相关技术研究主要是围绕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等方面展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技术工具的选择与评价研究。如何选择恰当的视觉资源数字化技术、方法对非遗视觉资源进行获取、组织、描述和整理，是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必须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Cheng[7]、余日季[8]等分析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在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中的应用，并提出通过三维重建、恢复与模拟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传承与传播；Massimiliano等[9]认为3D技术应该在非遗数字化保护领域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充分的应用；夏立新等[10]从关联标签的角度对非遗图片资源之间的标签关联关系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可视化方法对非遗图片资源的主题特征进行了多元化展示；程秀峰等[11]则对舞蹈类非遗视觉资源的存在形式与类型进行了调研，提出采用社会化网络标签（SNA）形式来揭示非遗视觉资源之间的隐性知识关联。此外，宋丽华[4]、刘勐[12]、林毅红[13]、彭冬梅[14]等均探讨了不同的数字化保护方法、工具在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中的应用，对黎族传统纺染织工艺、甘肃“花儿”艺术、剪纸艺术等非遗数字化保护平台建设进行了研究和评价。

（2）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机制研究。国内外非遗视觉资源收藏机构都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整理、获取、组织、处理和展示其丰富的非遗资源，从而确保了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长期保存和多元化展示成为其重要的研究主题。从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主要研究重心集中在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存的元数据技术和方法方面。如Athanasios等[15]就非遗视觉资源数学建模与元数据集成问题进行了研究；Noriko等[16]分析了异构非遗视觉资源（如戏曲、舞蹈、建筑、绘画等）在线获取的元数据方法；Regina等[17]对非遗视觉资源元数据格式、标准与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

（3）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服务研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影像扫描与传感、三维数字建模、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可视化等技术的发展，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建设项目逐渐具备了多元化、嵌入式、协作化的知识服务与可视化共享功能，尤其是与视觉资源整合、开放式文化教育、自主交互式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后，极大地推动了非遗视觉资源的数字化服务模式和服务内容。

3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与描述方法研究

3.1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的新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海量、异构的非遗视觉资源内容中，包含了对复杂、多元化的客观物理类非遗资源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映射与表达，可以让人们体验到更加客观、真实、全面的非遗视觉资源展示与感知，从而为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与服务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有效推动非遗的全面保护与活态传承，促进非遗客观物理空间与虚拟服务世界的有机融合。这些非遗视觉资源是来源于现实世界中客观事物，彼此之间蕴含着密切的、复杂的时空关联关系，通过对非遗视觉资源的这些时空关联信息的分析、处理和整合，就可以清晰地组织、描述和可视化展示非遗保护、传承与服务的时空变迁。通过对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的动态挖掘、深度学习和实时分析，使得许多与人类认知相契合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与服务的工具、技术和平台也层出不穷，如王蒙等[18]基于主题图理论和方法，以京剧与昆曲为例，建立了非遗信息资源主题图模型；陈路遥等[19]以“歌仔戏”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非遗信息资源的组织方法与可视化展示技术。

一方面，由于视觉大数据资源因其自身特性，对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的有序化传播、系统化整合、集约化管理、有效组织与描述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传统非遗资源相比，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除了具有时空信息复杂、语义关联多样化、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等特点之外，还具有数据规模庞大、动态变化性、无序性、实时性等特征，使得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分析和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

另一方面，由于非遗视觉资源的来源具有不确定性、异构性和时空关联性，视觉资源本身也不易组织和整合，因此，如何进行视觉资源的高效获取、组织和描述也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基础性问题。同时，随着非遗规模与类型的逐渐发展和壮大，非遗视觉资源的规模和种类也在不断增长，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三元空间融合下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体系在不断产生着无数的非遗视觉资源，只有对其所蕴含的内容进行有效获取与组织、深度理解与结构化描述，才有可能实现对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深度分析和有效利用。

因此，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需要从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理解和结构化描述等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

3.2 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与组织方法

非遗资源由于其生存环境、分类方法与传承方式的不同，使得非遗视觉资源的类型特征、处理手段、处理技术与保存方法等也会有一定区别，这些差异使其在大数据环境下的存在形式是异构无序、动态变化、时空关联的，且与之相关的视觉资源的生成与也是动态无序的。每一项非遗数字化过程都需要对相关主题信息、繁杂异构信息与隐含关联关系等进行处理。此外，现有非遗视觉资源分析与处理都是基于文本标注的，且以人工标注为主，但传统的人工标注方法在大数据环境下，存在着标注精确性低、时间和人力成本高、分析和处理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如何方便快捷地获取与组织非遗视觉资源，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键问题，而对大规模无关非遗视觉资源的分析、过滤、清洗以及对海量非遗视觉资源的高效组织也是非遗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核心问题。

在整个非遗视觉资源获取与组织流程（见图1）中，视觉资源过滤是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获取与分析的关键环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轮廓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整合体系，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层面对获取到的海量非遗视觉资源进行层次过滤、清洗，其中主要的过滤与清洗方法有三种：一是基于显著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复杂性过滤，主要用于过滤、清洗掉高度复杂的非遗主体的背景视觉信息。该方法首先检测出非遗视觉对象的显著性区域，通过标识非遗主体的显著性区域，对所有非遗视觉对象进行区域分割，并对区域划分出的高显著区域附近一定阀值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划分区域数量进行计算，选择其中划分区域数低于设定阀值的区域作为非遗主体的背景区域，并保留下来[20]；二是基于轮廓特征点的非遗视觉资源相似性过滤，主要用于甄选出与特定几何轮廓一致的非遗视觉资源。在经过第一种过滤清洗方法之后，获取到带有简单背景区域的非遗视觉资源，得到符合下一操作要求的过滤清洗效果，在此基础上，对预先设定的分割边界与待识别非遗视觉资源轮廓特征点所构成的几何区域进行一致性检测和评估，并计算得出一致性值，取其中一致性值最高的作为轮廓相似性视觉对象；三是基于内容的非遗视觉资源过滤，主要利用设定的多种标注信息进行非遗视觉资源内容过滤，在前面两轮过滤清洗后获得的非遗视觉资源集合中，将无法提供普适性表象特性的视觉信息过滤清洗掉。如以广西瑶族长鼓为例，经过以上三种过滤方法的反复执行，就能从海量、动态变化、异构无序的“视觉资源海洋”中获取到符合要求的非遗视觉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拥有绘画技能而能手绘出自己希望搜索到的非遗，但几乎人人都能够手绘出自己希望搜索到的非遗轮廓的几何模型（如三角形、圆形、线条等）。简单几何模型是客观物理世界信息化的基础组成元素，现实世界中所有客观物质在转化成视觉效果（如绘画、设计图等）时，都能通过无数简单几何模型有机组合后，展示在人们视觉中，非遗亦不例外。因此，手绘简单几何模型的有机组合是人们展示灵感和构思创意最有效、最自然的手段和方法，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规划、工业设计、美术等领域。通过简单的手绘几何模型就能够帮助人们将心中正在想、或转载构思的非遗主体转化成具有真实感的粗放型视觉效果，这种粗粒度非遗主体轮廓可成为人们与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之间实时交互的一种桥梁。事实上，借助于大数据环境下视觉资源的分析、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而形成的非遗视觉资源数据集，基于粗粒度非遗主体轮廓的视觉搜索模式正逐渐走入人们生活中。

以广西乡村彩调为例（见图3），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提供的视觉搜索有两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是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与融合搜索。人们只需在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中选择所需要检索的非遗类别，并勾画出待检索非遗的大致轮廓，平台就可直接根据待检索非遗主体轮廓，自动对非遗主体轮廓执行轮廓匹配算法，在设定的非遗类别中检索符合要求的非遗视觉资源，并根据非遗主体轮廓在检索区域的相对位置、相对大小和组合关系将轮廓组合在一起。然后，平台根据视觉融合技术将检索出来的视觉资源进行完美融合，形成一幅全新的非遗视觉资源；二是非遗视觉资源的内容搜索。人们在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中选择待检索非遗的类别，并勾画出待检索非遗几何轮廓，平台自动对非遗主体轮廓执行轮廓匹配算法，检索得出与该轮廓相似的非遗视觉资源列表。

4.2 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模式

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来看，传统基于文本标注的视觉搜索模式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而对于视觉资源的深度交互与实时编辑问题却极少有研究者涉及，尤其是对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编辑问题的研究几乎为零。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深度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关算法的逐步完善，视觉资源的深度交互与实时编辑问题已成为热点课题。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可采取基于视觉资源融合的方法来实现非遗视觉资源的交互编辑相关功能。具体过程为：给出一个待编辑的非遗视觉资源以及预设定的目标尺寸，在非遗视觉资源知识库中，检索得出一幅设定符合条件的新的非遗视觉资源，将二者有机融合形成一幅更大的视觉资源。这个算法执行的难点在于：一是如何找到符合条件的视觉资源；二是如何保证检索得到的视觉资源与原视觉资源进行有机融合。

本文曾提出基于局部区域特征和非遗主体轮廓结构的视觉描述网络这一方法，借助于该描述方法可实现相应的关联视觉资源的有机融合。首先，设定一个非遗视觉资源为待检索对象，同时，设定其交互编辑的目标尺寸与待融合方法；然后，非遗视觉资源整合平台可根据所提供的视觉搜索功能与相关算法，在非遗视觉资源数据集中检索得到最为合适的视觉资源列表，作为候选内容；接着，对候选资源与待处理非遗视觉资源的轮廓结构、局部特征和主体内容进行一致性、相似性评估，选出待融合的视觉资源；最后，采取局部区域特征融合和边界区域平滑过渡方法，对候选视觉资源进行局部融合和全局变换，使其与待处理非遗视觉资源边界部分进行曲线平滑过渡，并采取视觉融合技术和区域分割方法对二者进行处理[28]。

5 结论与展望

在我国文化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下，非遗数字化保护事业如何贯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重大指导性文件精神，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获得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理论、实践研究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非遗数字化作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大数据、视觉搜索与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的冲击下，势必会给非遗原来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空间带来巨大的威胁，导致非遗保护工作受到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毫无疑问，合理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和视觉搜索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非遗数字化保护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文本、图像、音视频和3D模型等视觉资源逐渐成为非遗数字资源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如何高效地分析和利用已有的和即将获取到的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将非遗视觉大数据资源转化成知识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技术瓶颈。尤其是未来十年，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的积极推动下，我国非遗视觉资源的数据规模和类型将快速增长，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快速发展，开展大数据环境下非遗视觉资源的获取、组织和描述方法的研究，以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提供有效的方法。因此，重视非遗视觉资源分析与利用的研究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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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9

关键词：五台山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数字五台山；信息技术应用

中图分类号：B92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6）01-0003-08

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遗产，也是山西得天独厚的自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和依托。然而在新的环境和背景下，正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是唯一的科学选择。

一、建设“数字五台山”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五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已有7年之久。此间，“世遗”的品牌效应日渐显现，海内外游客大增，给五台山景区带来较往年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五台山景区环境的客容量约是1万/天人次，但2015年的国庆黄金周10月1日至10月7日，五台山景区共接待游客13万人次，最高接待量为2.5万/天人次。随着忻阜高速公路的开通，忻保高速、忻五高铁的开工，五台山机场的建成，游客将会越来越多。超负荷的接待，对生态环境、文物建筑均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五台山景区虽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相对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世界遗产造成的影响，显然是不可逆转的。众所周知，文物是不能再生的，也是不能永生的。因此，如何能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世界遗产，已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幸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则可解决这一难题。

（一）目前国内外世界遗产数字化现状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意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水准上，用现代信息技术使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保存，并最大限度地使公众享有文化遗产。就在这个项目以后，各种“信息技术”开始介入保护神秘的古老的世界遗产。

数字化世界遗产开始于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在应用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开发文化资源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美国在数字技术上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实现了全面的应用，在对本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的同时，也开发利用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的遗产，作为展现最新技术的内容载体，如重现了罗马的Colosseum、虚拟庞培城等。日本的遗产数字化文化发展较快，并有广泛应用，他们一方面致力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研究，如对消失的文化遗址进行复原的色彩处理；研发多媒体网页内容注释系统；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单位合作，寻求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对世界遗产的有效保存。作为日本两大印刷公司之一的凸版印刷公司，通过虚拟现实、3D等技术将日本著名画家的作品全部予以数字化；复原京都古时的街市面貌；复现、保存鉴真和尚和唐招提寺等。

我国的遗产数字化保护则是从北京故宫和敦煌莫高窟开始的。2000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决定共同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同年底，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签订“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的合作协议书。如今，两处世界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已见成效。敦煌研究院在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监测中发现，莫高窟一年接待游客的最大容量为15万至18万人次。但随着旅游的迅速升温，游客逐年递增。2010年更是达到了55万人次。监测表明，如果15个人在一个洞窟内停留10分钟，洞窟内温度会上升5摄氏度，二氧化碳浓度也会大幅度提高，其结果必然加速洞窟内壁画和彩塑的老化，发生起甲、龟裂、酥碱、毒变等“病痛”，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经过20多年的科学研究与探索，“数字敦煌”被逼了出来。2004年，敦煌研究院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项目申请报告。按照报告规划，要建设数字、保护、展示三大综合中心，以将数字技术全方位引入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在利用数字图像和虚拟技术开发的莫高窟虚拟漫游系统中，游客既可以欣赏莫高窟石窟外景、洞窟建筑结构，又能跟随电子向导进入洞窟内部，身临其境地欣赏精美的壁画和彩塑，同时通过演示厅的多媒体节目展播，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数字敦煌”的建设，是敦煌文物研究和保护、利用的重大创新，既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利用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更对我国其他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利用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二）五台山景区数字化建设现状

一个时期以来，五台山景区对数字化建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2007年到2008年“申遗”期间，五台山景区启动数字化建设。五台山自动化监控中心于2008年8月30日正式运行，整个系统以数字化的网络结构与GIS系统为支撑，在景区内共安装62个摄像头、48个监控点，其中山咀、镇海寺、龙泉寺、碧山寺4处主要路口和路段，安装的摄像头可实现水平360度、垂直180度旋转；可对三个入山口的车流量、重要寺庙和区域的社会治安、交通状况、游客流量及火灾等突发事件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监控，提供110、119、120、122报警等综合服务。监控中心有预警、协调、指挥的枢纽作用。同时，对来山游客提供24小时售票、检票服务及来山游客量统计，当游客总量达到景区环境容量上限时，就会禁止游客进入景区。在3个入山口实行电子门票智能管理，初步实现了寺庙文物、环境检测、规划管理、森林监控等数字化管理。

2011年9月，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五台山为全省转型综改试验区旅游领域标杆项目后，五台山景区也建立了五台山文化网站，天气预报和一些新闻报道，也把“数字景区”作为一个项目来抓，但缺乏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对数字化的投入微乎其微。

（三）数字化建设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中的运用

纵览国际国内，当前数字化建设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产地环境提供直接、真实的数据支撑。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多种传感器为实时监测文化遗产的微小变化提供了可能，无线网络为监测的实时传输提供了手段，为保护提供了最直接、真实的数据支撑。

2.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数字化手段为文物的修复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文物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艺术想象力，体现着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作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的毁坏、战争的破坏、破坏性开采、缺乏正确的保护等多种原因，很多文物不可逆转地失去了原本的光华，甚至濒临毁灭的边缘，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将使众多文物的修复变成现实。在时间流逝中变色的壁画、壁画残片，也可通过大量的数字图像采集工作来还原残损的壁画，通过数字图像设计应用将壁画内容展示，减少观众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壁画的破坏，达到保护的作用。再者，数字化的文物通过放大，有利于方便学者、专家的深入研究。

3.展示内容完整逼真、广泛传播。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观众也可不必亲临现场即获得体验。五台山寺庙众多，参观者不用几天时间是看不完的，数字化技术为世界遗产的传播，打破了时空界限，展示内容完整逼真，以最美的形式和最佳的观赏状态展示于观众面前，能让更多的未到达现场参观的人得到知识、教育和审美体验。

4.推进研究工作。世界遗产是一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物化发展史。通过遗产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去探寻不同时代的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数字摄影、三维扫描、数据处理等技术的自动化程度、精度的提高，为世界遗产的高保真提供了新的手段，将为人文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力证据。

5.实现虚拟，人机交互。虚拟现实、交互等技术为世界遗产展示提供了新的手段，满足人们的参与需求，并最大化地保护遗产实体。通过数字信息设计展示陈列，虚拟现实技术立体多角度地诠释文物展品并实现人机交互，不仅满足珍贵文物保护的需要，而且更加有效地达到传播教育的目的。互动的方式是多样的，以数字化《清明上河图》为例，是最早将其进行数字信息交互展示的博物馆之一，他们的做法是将《清明上河图》进行再创作，以动画的形象展示，让观众进行点播，帮助观众理解内容，从而增强了展示内容的趣味性。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做法是通过影像技术和动画技术相结合，以艺术品的真实面貌为基调进行加工再创作，其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动态，摇曳真实的灯光倒影，最重要的是高清技术放大后的动态画作气势磅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给国内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相较之下，北京故宫博物院则更倾向于学术性和权威性，采取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清明上河图》放大至每平方厘米300像素的精度，在网站上供爱好者观摩鉴赏和学习，观众能在任意位置为作品增加标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现即时交流。

6.填补展示空白。数字化手段结合带有自身目的性设计的表现内容，加以声光电的综合动感表现，营造一个立体的沉浸式空间，往往潜在地感化参观者，达到以情感人、潜移默化的教育审美效果。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各国馆都集中地运用了这样的数字化展示方式，将自己国家的文化特色展现给观众，其中沙特、德国、西班牙等这些最受欢迎的展馆尤为突出。

7.旅游指导。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实现网上订购酒店，安排旅游行程，电子地图查询，虚拟现实体验数字旅游。

二、建设“数字五台山”的主体内容

（一）“数字五台山”的内涵

“数字五台山”，就是要把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五台山世界遗产的管理、保护、研究、开发、展示、传播之中。将五台山古建筑、壁画、彩塑与雕刻、碑碣、佛乐、佛医等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可将历史留存的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将这些图像、影像、文字、考古和保护等多种数据汇集起来，构建一个数字化、集成化的大规模资源库存及五台山研究数字资源保障体系，完整有序并且永久地储存这些资源，为子孙后代享用。

“数字五台山”，是一个永久的可靠的呈动态的可更新的（ROBUST）系统。它是一个保障体系，以永久储存为主要目标，提供数据更新、数据自动检测和数据迁移等多种功能，并提供一个强大的综合数字文献库、数字图像库、数字音像库等。

“数字五台山”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1）多功能性和兼容性；

（2）整合性；

（3）扩展性；

（4）灵巧实用性。

标准是：要把“数字五台山”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型数据存储、管理和平台。采用国际标准和建库方式，将所有的数据和文件做符合规则的标引和链接。

数据结构标准Data Structure Standards（metadata element sets）-VRA Core，Dublin Core，MARC，etc

数据值标准Data Value standards（vocabularies/taxonomies）-LCSH，LCNAF，TGM，AAT，ULAN，etc

数据格式标准Data format/telhnical interchange standards，express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VRA Core XML schema，Dublin，Dublin，Core，Dc qudlified XML scheme，MARC，MARCXML，etc

（二）“数字五台山”技术系统蓝图

（三）“数字五台山”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数字五台山”主要包括“环境信息、本体信息、陈展信息”三大子系统，各自的板块、内容和功能如下：

1.环境信息。利用传感技术、无线传输、数据分析、全天候对景区环境监测（寺庙文物、森林）、客流监测、灾害检测以及预警、交通安全管理、消防、医疗救助等，给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2.本体信息。将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进行数字化文字、数据、图形、音像等信息采集和存储，建立五台山遗产数字信息库。

数字信息库

（1）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文献库”。主要采集、存储五台山现存的文化遗产文字信息及与五台山有关的其他文化遗产文字信息，包括各种佛教经典、著述、史志、碑碣、幢塔、石刻、匾额、楹联、佛医等载体所保存下来的所有文字资料，以及古今中外关于山西佛教历史文化的学术、科学研究成果信息资料。这些文字资料全部采用电子数字扫描、拍摄等技术进行采集和存储，可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始性。

（2）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图像库”。主要采集、存储五台山现存不可移动佛教物质文化遗产和可移动佛教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数字图像信息，也包括有关数字图像的测绘数据、测绘图表，建造、制造年代及重建、改造年代及现存地址、周边环境等数字图像和数字文字信息。例如，五台山现存佛教寺庙、洞窟、碑塔、牌坊、经幢、石雕、彩塑、壁画的正面、侧面、局部、全景数字照片，存放地址、环境、位置测绘图、测绘数字及建造、改造年代等历史文献，以及各地馆藏佛教造像、法器、礼器、经书、字画的全景、局部数字照片，存储地点、测绘数字及制作年代等档案文献等。上述这些图像资料将使用高清晰度数字图像设备拍摄和高精度数字测绘设备测量，以便最大限度地使这些佛教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图像、数据和相关文献资料得以系统、完整和原始地留存下来。

（3）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音像库”。主要记录和存储五台山现存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动态影像和声音，以及相关文字文献信息，包括山西佛教现存各种法事活动、节庆活动、诵经唱经仪式、佛乐佛戏佛舞演出活动、佛教剃度受戒仪式、佛教丧葬仪式、佛教武术活动，佛教造像、法器、壁画的创造和制造技艺，以及与佛教相关的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等。

（四）陈展信息

对所采集、存储信息进行相应的数字化还原，再现学术、艺术和技术处理，为遗产的现代数字保护、复制、展示、传播以及科学研究提供数字信息服务。

数字信息服务平台

（1）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平面再现、仿真服务平台。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五台山佛教文化纸质典籍、著述、手抄本、文字记载、地图、测绘图及插图、书法、画轴、壁画等平面文献、遗存的数字化还原、再现和仿真、复制；服务对象或范围主要包括有关学术文化研究，书报出版，平面修复、展示及平面旅游纪念品、文化礼品复制等。

（2）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3D还原，再现服务平台。内容主要包括：五台山佛教寺庙、洞窟、碑塔、牌坊、造像及佛教节庆、法事、风俗、仪规、演出等活动的数字图像、音像3D重构、还原和再现；服务对象和范围主要包括数字博物馆展示、数字移动展示，以及影像制品和电视、电影、网络的播出与传输。

（3）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网络服务平台。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山西佛教文化数字信息库的全部文字、数据、图像、音像文献信息；服务对象和范围，一是互联网普通用户，使其在无需安装专门客户端服务的情况下，可以上网浏览和观赏到山西佛教文化的有关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和音像信息；二是实现山西佛教文化数字信息库与其他数字网络图书馆、博物馆、科研教学机构及信息库的数字内容交换和数字在线交流。

（五）衍生产业

建设“数字五台山”，不仅在存储、积累、传播、保护和传承五台山世界遗产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山西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和升级跨越方面也具有直接推动作用，是山西历史文化开拓文化产业新空间和创造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孵化器”和“推进器”。该“数字五台山”可以直接衍生的文化产业或项目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博物馆。由于“数字五台山”所采集、存储的图像信息不仅具有高清晰度分辨率，而且具有二维、三维的准确尺寸数据。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专题的或综合的数字博物馆，在所需信息和技术上都是水到渠成之事。

2.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展示中心。由于“数字五台山”不仅能够在数字虚拟世界中准确地重构和再现历史文化遗产原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损毁、遗失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修复、还原，还能综合利用声、光、电等多种元素增强展示效果，因此是建立五台山世界遗产展示中心的重要基础。

3.五台山世界遗产“走出去”工程。因五台山世界遗产中心的古代建筑、雕塑、壁画等均属不可移动文物，将这些珍贵文物移动到省外、国外进行展示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五台山世界遗产的特点、价值和魅力，在国内外还有非常大的被认识和被感染空间。“数字五台山”在虚拟世界中逼真还原、再现不可移动文化遗存，将使五台山世界遗产以全新面貌展示和更高水平走向世界成为可能。

4.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出版项目。与现代数字出版相比，传统纸质出版局限明显，如所传达信息的平面性和静止性，所承载信息的容量有限和种类单一等等，但数字出版却在所传达信息的动态性和三维性，所承载信息的视听种类多重组合和超大容量，以及存储材料、传输途径和显示终端的多元化选择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数字五台山”的建成，将为山西出版业由传统形式向数字化转型和升级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内容与路径。

5.五台山世界遗产复制产品。山西旅游、文化产品单一和老化，一直是山西文化、旅游业发展中的一大缺憾。“数字五台山”的建成，将使五台山世界遗产中画轴、画册、壁画、书法、碑刻和书籍、册页等遗存的高精度二维仿真复制，以及塑像、雕刻乃至建筑的三维仿真复制成为现实，这对拓展山西文化、旅游产品新空间，以及提升其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6.五台山世界遗产影视产品。与传统影视产品相比，数字产品在表现力和感染力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数字五台山”的建成将为山西影视产品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游览及数字保护。“数字五台山”建成后，不仅能为国内外观众通过网络了解、查阅五台山世界遗产有关信息提供服务，而且使国内外观众通过互联网在数字虚拟世界中游览和观光五台山世界遗产成为现实。此外，“数字五台山”为利用现代高新技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六）五台山世界遗产数字技术展示部分

1.数字3D电影。影片内容由数字3D图像构成，通过1800视角宽幅弧型影幕放映。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世界佛教文化的起源、传播、发展、演变、现状，以及基本思想、主要流派等常识介绍；五台山佛教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现状及其特点、地位、影响等基本概况介绍。该片将用逼真而震撼的视听感受，将观众带入身临其境的现实场景之中。

2.数字3D电子沙盘。采用电子数字3D沙盘技术，对五台山全境景观进行立体展示，可使观众在进入展示中心的第一时间内逼真地观看和了解到五台山全境的立体面貌。

3.数字3D虚拟自驾旅游。采用数字3D数字图像生成技术，在虚拟空间中逼真再现五台山东、西、南、北、中五个台顶自然风光及人文景观，并利用虚拟驾驶互动技术，使游客进一步随意游览3600的虚拟景区空间，并进行犹如置身其中的虚拟空间“大朝台”等。

4.平面图像多媒体动态展示。将采用电子数字图像复原和多媒体动态展示技术，对敦煌莫高窟中的大型壁画《五台山图》进行数字图像修复还原和动态展示，使观众更为逼真地“目睹”唐至五代的五台山佛教圣地的繁盛景象。

5.古代经典建筑的数字3D重构或还原。将采用数字3D图像技术，并根据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五台山有关经典古代建筑在虚拟空间进行重构或还原，使观众逼真而形象地走进经典建筑的近处乃至内部。拟数字还原的经典建筑主要包括：五台山“皇城”、古佛光寺“弥勒阁”。拟数字展示的建筑主要包括：塔院寺大白塔、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正殿等。

6.古代重要彩塑、壁画数字图像重构或还原。将采用数字平面及立体图像技术，对五台山境内古代重要彩塑、壁画进行图像重构或图像还原。拟还原彩塑主要包括：南禅寺、佛光寺唐代彩塑，含南禅寺被盗唐塑；岩山寺金代壁画、佛光寺唐代、明代壁画、公主寺明代壁画等。

7.大屏幕“电子书”。采用现代“电子图书”制作技术，收录古代帝王、名人以及近现代革命前辈、名人题咏五台山的诗文、墨迹、匾额、碑刻等，使观众可随手翻页欣赏。

8.多媒体音像还原展示。将采用多媒体音像技术以及数字“增强现实”技术，对五台山佛乐演出，以及“跳布扎”、水陆法会、大型庙会等活动进行音像还原和展示。

9.网络数字博物馆及在线互动。将采用web网页和数字3D相结合的网络三维化技术，将五台山展示中心所展示内容全部嵌入到普遍网页中，使国内国际观众在无需安装专门客户端的情况下，上网游览和观赏到五台山丰富而精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同时，实现本馆数字内容与其他数字网络博物馆、数字网络科研教学机构以及有关人员的数字内容网络交换和在线交流。

三、建设“数字五台山”的支撑与保障体系

（一）质量目标及相应设备、技术

1.采集与存储

（1）平面信息。为避免在信息采集、存储过程中对古旧、珍稀典籍、著述、手抄本、地图、绘画、书法等纸质、绢质等平面实物造成损伤，将采用黑白和彩色两种非接触类扫描仪对有关文字、图形进行信息采集和存储。对于壁画类大型平面图像，则拟使用高清晰度数码相机及矩阵分割拍摄重组的方式进行采集、存储。

（2）三维信息。为减轻三维图像、数据采集存储的工作量，避免在图像和数据采集存储中对被采集对象造成损伤，以及在不同光照环境中保证采集存储图像信息的清晰度，在古代建筑、雕塑等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的信息采集存储中，将采用多光谱球幕数字采集系统与图像分析系统组合方式采集。上述设备和技术，除可以通过拍摄空间可见光线和不同物体本身辐射的红外波段等光线形成数字图像外，还可以通过高动态拍摄和数据重组技术一次性地拍摄清楚所需图像细节，并通过录入影像已带有的尺寸数据，将所拍摄图像三维数据全部统计出来和存储进去。

2.还原与再现

（1）平面信息。文化遗存数字还原再现，一般分“现存状况还原再现”与“历史面貌还原再现”两类。前者的还原和再现标准是对文化遗存位置、尺寸、形态、色彩等现存状况以数字信息技术准确还原和再现；后者的还原和再现，则是对一些色彩、形态有所损失的重要遗存，以一定的科技、学术、文化、艺术研究为依据，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修复还原。

（2）三维信息。所涉及三维信息对象，主要涉及佛教殿堂、牌坊、碑塔、雕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佛教舞蹈、法事、节庆、演出、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佛教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分“现存状况”与“历史面貌”还原再现两种类型；但无论哪一种类型，都将附有该遗存物的总体平面图、单体平面图、立面图、结构图，正面、侧面、内景、外景及重要部位图像或影视信息，以及三维尺寸数据。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除“现存状况”的还原和再现要保证影像和声音高度清晰和真实外，其“历史面貌”的还原再现，可采用“现实增强”技术，将现存真实信息与虚拟历史信息加在一起，对历史原貌进行适度和必要还原。

3.输出与使用

将采用专用数据库，把所采集到的典籍、著述、绘画等平面信息，建筑、雕塑等三维信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视频信息等集合到一起，通过网上分享或输出，以DVD、PDF等技术方式将所需信息提供给对方。

（二）支撑平台

1.指挥协调平台。为使此方案顺利、有序实施，有必要建立对此方案规划设计和具体实施进行统一指挥和协调的领导机构，此机构可称作“数字五台山工程领导组”。该领导组的主要职权和职能，是在五台山、忻州市乃至山西省范围内打破地区、条块、部门分割，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对此方案所涉策划、规划、设计、施工、使用及有关事宜，进行统一决策、部署、指挥、调度和协调。建议该领导组组长由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忻州市有关分管领导和景区管委会领导担任。

2.智力支持平台。为确保此方案所涉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对此方案的实施给予科研、学术支持的机构，此机构可称作“数字五台山工程专家组”。该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从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及旅游、经济等角度出发，对此方案的具体规划、设计、施工等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进行科技、学术、文化把关。建议该专家组主要由此方案总体策划、规划、设计的专家学者，以及与此方案规划和落实相关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组成。

3.项目实施平台。为保证该方案按时地保质保量地实施完成，有必要成立对此方案所涉具体工程项目进行统一组织、管理的机构，此机构可称作“数字五台山工程项目办公室”。该办公室的主要职权和职责，是对此方案所涉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预算、招标投标、施工监理、工程验收、核算决算等工作进行管理。

（三）保障体系

1.政策保障。要按照国家、山西省有关政策、法律、法规，从规划设计、立项审批、投资融资、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此方案所涉项目及部门相应的支持扶持。要在此方案实施过程中，加强考核、监管力度，确保项目以及整个工程的完成质量和完工时间。

2.资金保障。要根据国家、山西省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建立和开通政府投入、企业投资、金融借贷乃至社会捐赠等多渠道多层次资金保障体系；并在区分公益性投入与经营性投资基础上，保证公益性项目谁投入谁监管，经营性项目谁投资谁受益，以此来调动投资积极性，挖掘投资潜力。

3.人才保障。此方案的实施和完成，需要众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相关机构部门参与。因此，有必要以此方案的规划、审定和实施为基础，与省内外乃至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科研、教学、工程单位建立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以延请其提供学术科研智力支持、文献资料信息支持乃至直接参与项目规划、施工等方式，用多种方式、途径参与和支持此方案的实施完成。

四、建设“数字五台山”的效益预测

与前景分析

1.社会效益预测。“数字五台山”与我国进一步保护、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大背景相吻合，与山西乃至全国创新、发展文化产业事业的大趋势相一致。此项目的实施，不仅在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储存保护、修复还原和仿真再现世界遗产走出新路子，使国内外更多观众集中领略到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风采，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五台山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吸引力和世界佛教圣地的崇高形象。

文物的数字化保护篇10

关键词：文化遗址；虚拟现实；h里城；三维；文化保护

1 虚拟现实技术与文化遗址的保护

文化遗址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中珍贵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和民族的珍贵财富，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纹石窟、安阳殷墟等。这些文化遗址作为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载体，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艺术和科学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随着城市现代化、乡镇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现存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正在面临着诸多问题，由于风雨侵蚀等自然因素以及旅游开发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现存的文化遗址在不同程度上正在遭遇着破坏或腐蚀；另一方面，文化遗址如何能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向世界展示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和科学参考价值，使其得以保护和展示、传承和发扬，并保证文化旅游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要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与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数字技术时代已经到来，虚拟现实技术迅速得以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利用三维技术和虚拟展示等可以对文化遗址的原始风貌进行虚拟复原和模拟，探索更生动的信息表达方式；将文化遗址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保存，获取珍贵的基础数据，有助于文化遗址的修缮和复原工作；利用互联网的游客可以不受时间、地域、空间的限制，随心所欲地对虚拟展馆进行自由游览与交互，避免和减少游客对文化遗址实物的直接触摸引起的文物损坏等现象的发生；通过打造一个为游客提供在线漫游、参观、教育、娱乐等多功能体验的平台，不仅能够较好的解决古遗址保护的条件和场地的制约，也更有效的拓展了遗址的保护、展示与研究的新领域。所以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遗址文化的保护和传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展的要求。

2 文化遗址虚拟化保护研究现状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较早地开展了对遗址文化的保护工作，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数字化手段的一种，将文化遗址的复原、展示和保护工作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欧美一些国家利用网络对已经保存的文化遗产进行传播和展示，如美国的虚拟庞贝城等；新加坡Visual Factory公司与新加坡国家遗产文物局合作，为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美术馆等6家文博机构创建了整套的3D虚拟在线展厅，世界各地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参观新加坡的知名博物馆。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文化遗址的虚拟保护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停留在文化遗址宣传的网站阶段，表现形式多为图片、文字内容、FLASH动画和遗址的展讯动向等二维网页形式，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缺乏沉浸感和趣味性。其次，虚拟展示系统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作为文化遗址的一个信息平台，没有将文化遗址在互联网上的功能进行挖掘和延伸。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国家加大了对遗址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软实力的投入以及政策上的扶持力度。20世纪90年代后期，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率先将部分内容进行数字化制作并上传至互联网，开辟了国内网络虚拟博物馆的先河。2013年我国第一个360°全景虚拟博物馆开放的中华艺术宫艺术数字博物馆开放，为珍贵藏品的数字档案管理和网络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故宫博物院与IBM合作开发的紫禁城虚拟世界“超越时空的紫禁城”是我国第一个通过互联网展示文化古遗址的3D虚拟世界，网民们通过网络可浏览三维的故宫建筑、古文物以及古代人物，通过对页面的点击交互可查阅遗址详情等。

目前文化遗址虚拟化实现方法类型主要分为如360°全景或者720°全景的基于照片的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方法和基于三维造型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实现方法，而我国利用三维现实场景对文化遗址进行展示的系统较少，但是360°全景甚至720°全景漫游是无法达到基于三维造型的虚拟现实系统所营造的“沉浸感”的。

3 h里城数字化保护的背景与意义

h里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作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新石器时代、商、周遗址，是世界遗存最早的国家监狱，是周易文化发祥地。它以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名扬海内外，是展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扇窗。

“八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位于h里城遗址的八卦阵便成了凸显八卦知识、传播天人合一思想的良好平台。h里城遗址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传统发生的地方，是链接炎黄子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虽然h里城景区内的实体设施基本具备，但是缺少对遗址的数字化虚拟化保护和管理。目前，h里城的宣传网站是依附于河南省汤阴县旅游局官网，并且是h里城唯一一个在线景区360。全景漫游系统，是作为h里城景区网页页面中的一个功能模块存在的。该漫游系统入口的摆放位置不是很醒目，界面风格较为单调缺少民族元素，可浏览的信息内容有限，交互方式单一，沉浸感较差。如果想要打破这种简单的浏览方式，使游客更加沉浸式地参与虚拟互动和交互，这就需要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打造一个多维度的h里城遗址虚拟现实交互体验平台，增强页面信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将遗址文化得以数字化保护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激发游客对遗址文化的认同感。

4 h里城数字化虚拟保护与设计理念

4.1 遗址古物的再现和文化的复原

通过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网络等先进的智能技术，将h里城遗址建筑及文物展品等通过三维创作的数字化形式进行展示、宣传、研究与教育，搭建出一个完整的h里城虚拟遗址三维互动平台。打破文物在保存环境与技术上的局限，以及遗址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通过多媒体技术和多数据通道方式开发多种展示和知识传播途径，加强遗址文化的展示和教育功能的深度与广度。

4.2 遗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宣传

通过数字三维虚拟现实技术，将h里城遗址的场地、建筑及展品等进行三维创作的复制，建立出一个完整的虚拟现实展示交互系统，游客可以对将h里城遗址的方位格局以及建筑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进行自由行走和三维漫游任意浏览，如果遇到感兴趣的文物展品，通过鼠标的点击触发查看该物品的三维展示详情；通过查询和定位的功能，使游客迅速查询遗址信息，了解当前所处位置，以及随意切换位置，“穿越”各个景点；同时，通过设立一些如“遗址概况”“精品文物”“文献资料”“八卦课堂”等专题和模块，体现了历史与文明的关系，使得游客在浏览过程中了解遗址文化的背景及内容，从而获得新的知识，遗址的历史文化通过游客的参观浏览与互动潜移默化的方式中影响着游客，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可；“在线商铺”可以将线上与线下的资源进行整合，使得遗址文化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与保护。

4.3 基于遗址文化的界面视觉设计

h里城数字化虚拟漫游系统作为一个信息传递、资源展示、文化宣传的大平台，遗址地域文化通过虚拟交互与该平台进行结合，可以使h里城遗址的周易文化和特色得以传播与推广，提高周易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首先，界面设计要符合人机交互的人性化设计，主页面与子页面间要实现良好的层级关系和阅读欣赏顺序，并且超级链接可以快速地使游客进入三维漫游系统进行浏览以及快速的显示游客所点击对象的媒体信息；各界面要使游客快速有效地接受遗址文化信息内容，避免花哨和杂乱，通过较为合适的视觉表达形式来满足游客的浏览需要，使游客对界面进行有效的阅读和浏览；在界面视觉设计中，注重遗址文化特色和代表性，例如通过加入具有周易文化特征的创新设计元素，挖掘周易八卦图在设计中应用的诸多可能性，在视觉上探索周易文化与界面设计的契合点；利用信息关联和音视频功能等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增强该平台的表现力和娱乐性，在界面中通过设置音量、开关等按钮，方便游客对音视频的控制；由于h里城拥有着三千年的悠久历史，在界面的色彩定位上可选择较为深沉稳重的颜色从而使界面具有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的神秘感。

5 结语

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等，将文化遗址进行虚拟复原，为游客打造一个线上浏览与体验的文化遗址三维互动平台，使文化遗址在数字空间得以再生和延续，弥补文化遗址受到空间与自然环境限制的不足。要注重遗址文化的特色和代表性，挖掘遗址特色民俗、文化的视觉符号，用合理有效的表达方式可以将遗址的文化信息更好更效率地使受众接收，为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对外交流提供了一种全新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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