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共性范文
时间：2023-10-15 09:38: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命的共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走在全美大大小小的时装会上，你肯定会遇到那么一两个NBA球星，快艇巴恩斯、雷霆韦斯特布鲁克、尼克斯钱德勒、斯塔德迈尔、热火韦德、波什，当然，还有凯尔特人后卫拉琼·隆多。
更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人会像隆多那样看重自己参加时装周的那份经历。
坐在著名的纽约时代广场CondeNast大厦里的隆多，笑着对记者说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绝不仅仅是因为要参加纽约时装周，在时尚杂志《GQ》实习才是他的重要目标。
事实上，隆多在《GQ》的实习期现已结束，不过回忆起那段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连办公室都没有一间的经历时，他格外珍惜。
“这是我一直渴望做并且想要在未来坚持的事情，”回忆实习经历时，隆多说，“在《GQ》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如何运用网络，会见各种时尚领域内的代表人士，这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现在还不是三十多岁的老家伙，趁着年轻，我得赶紧来这里学学看看，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凯尔特人领着五年5500万美元薪水的隆多，早在今年七月份就着手通过经纪人联系《GQ》杂志的编辑，希望能够在八九月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这里实习，学点东西。不过，在最开始接触的那段时间，《GQ》的编辑们并没有领会隆多的意图，错误地认为他不过是来这里，借着时尚杂志的名头看看时装表演。隆多听到这种说法后，赶紧解释说自己真的是想像所有刚加盟《GQ》的新人一样，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
“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会错意了，后来才知道他是想真正地融入到工作环境中学习，”杂志社的创意总监吉姆·摩尔说，“隆多自己亲口对我说这就是他的一个梦想，他不想以什么名人或者体育明星的身份出现在杂志社，他只想真真切切地做些什么，成为我们能够用得上的一名‘新人’。”
那么，在一周的实习期内，穿着伊夫圣洛朗订制外套，戴着香奈儿时装腕表的隆多都会做些什么？
实习最初阶段，隆多先是学着将借来的时装、单品打包送到洛杉矶，然后又试着采访著名设计师迈克尔·巴斯蒂恩和比利·雷德等人，当然，一大堆的工作中就包括了从100顶帽子中挑选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四顶，然后再借着杂志社时尚衣橱专栏的名义公之于众———隆多在当天还特意将四顶帽子拍成图片，发到个人推特上供粉丝围观。
“他们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我，那种没有特殊待遇的感觉很好，”隆多说，“他们并没有对我低声下气或者迎合我，他们也会让我打包衣服、派发文件等等，但是细节中却又透着对我的尊重。”
隆多肯定不是第一位在时尚杂志中登上头条的NBA明星，但或许他可以成为首个时尚杂志社中的NBA明星实习生。“你们会看到很多像隆多这样的NBA明星，或者像汤姆·布兰迪这样的橄榄球超级明星，穿着球衣在场上飞奔，而在我们这里，将会为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时尚观点，”创意总监摩尔说，“看到运动明星们拥抱时尚，这是件有趣且兴奋的事情。”
提高品位，不仅通过来时尚杂志实习，在场下，隆多就聘请了伯奈特这样的顶级造型师———为多位娱乐明星设计造型。生活中的隆多非常喜欢LV以及Lanvin这样的品牌，但他从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有敏锐的时尚嗅觉，所以，他才一直梦想能够到《GQ》这样的时尚刊物中实习。
篇2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工具性价值；环境
中图分类号：G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29-0057-02
1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是建立在对生态文明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作出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规定。
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属人的存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因此，生态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人与人关系的文明。
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也表征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状态。
而严耕、杨志华则更具体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基础上，以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市场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一种新型的人类根本生存方式或样法，是在新条件下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文明；
在起源上，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本质力量的再次觉醒；在内涵上，生态文明呈现为人类一种新的根本生存方式；在过程上，生态文明表现为对给定的现代工业文明模式的超越；在结果上，生态文明表现为人类在一种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所创造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生态文明并不是一种已经达成的状态，而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乃至生态危机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今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努力实现生态文明的过程，其实质在于“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摆正人与人的关系。
2 生态文明建设的工具性价值
2.1 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处置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渊源。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天与人“合而为一”。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宋代的程朱学派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哲学。
对于“天人合一”的解释为人来自于天地，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种古老而朴素的和谐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赋予了更多的时代韵味。从哲学的角度看，和谐同样具备事物本质的对立统一和差异中协调的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就是和谐，和谐概念的涵义非常宽泛，它将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视为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人、自然、社会三者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会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过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和谐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不是由笔者主观臆造的，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的。
价值关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有用性和积极意义的功能效应关系。主要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现象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以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所以应该从人类自身的命运前途、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的视角解读价值。
而人与自然和谐作为价值是一种状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实际的，它既将人作为价值对象来对待，又考虑用价值范畴来衡量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然，而不是单向度地看待价值范畴和忽视价值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和谐不仅指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将自然生态的思想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的社会就是一种生态社会，人与社会及其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一种扩展的生态和谐；而将自然生态的思想扩展到人自身的关系，社会中的个人就是一种人格生态，人自身的和谐也是一种扩展的生态和谐。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的和谐的三态整体和谐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所最追求的。和谐可以使人类真正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使社会和自然都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创造的和谐是为了提高人的幸福指数，让更多的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共同起栖居于地球这个人类共有的家园，共同分享社会资源，共同体验广泛的交往和沟通所带来的乐趣，并且拥有丰富而健康的精神生活。
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及其人自身的和谐共存共荣，满足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还有生态环境的健康循环协调发展。这也是实践关于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的生动体现。
2.2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高效
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和损害，长此以往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但国家和社会不谋求发展，很难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和民族发展问题。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紧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主旋律。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推进环境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城市发展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价值所在，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实践。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服务是为全民所平等享有的，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完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力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共同可持续发展和存在。
2.3 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平等
2.3.1 人与自然的平等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在价值。它们一直在不断循环着生存、繁衍和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权利和价值。
如果把整个生态系统视为“大我”，那么每个个体存在就是“小我”，每个“小我”在实现自身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同时不能损害“大我”和其他“小我”。所有的“小我”都拥有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平等的权利，也拥有内在价值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是彻底的平等，是生态伦理中心主义的平等。时间证明了人类认识的狭溢和偏颇。
随着生态文明意识的逐渐确立，人们允颊确认识到自身在生态系统“大我”中的位置，认识了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中其他所有存在物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这个“大我”，所有生命也依靠自然这个“大我”。
因此人们要尊重自然界和其他生命的价值和平等发展权利，承认人的行为对自然界和其他生命负有伦理道德义务，只有这种伦理道德义务延伸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才能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共同和谐发展。改造和征服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遵守自然规律为前提。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和谐发展中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2.3.2 人与人的平等
人与人是一种社会关系，但也可以从政治生态的意义上进行解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人的公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首先个人的公平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指的是公民对自身所处生态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公民有权要求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
其次是“代内公平”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强调同一时间跨度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国籍、种族、性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在消费生态资源，利用自然环境和谋求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和权利是相同的，公平的。由于生态资源所能提供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的，所以答每个国家在开发和利用自己某地区的生态资源的同时还要考虑别国和其他地区的长远需求，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和权利谋求自身的发展。
最后是“代际公平”，这是一种纵向的比较，涉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联。是指当代人要合理使用自然生态资源，严格控制环境污染，留给后代人良好健康的生存空间和维持自身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贫益和谋求发展上的权利是均等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2.
[2] 邹广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3]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与现实，2005，（4）：4―5.
[4] 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166―167.
[5] 周生贤.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灵魂[J].求是，2008，（4）： 17.
篇3
【关键词】：心理健康、隐私、权利、义务
《中国青年报》法制版曾发表报道，介绍四川某中学因随意公布学生分数被法院判决为违法行为，并被要求赔礼道歉。这则消息被人引用发表在一网站上，在评价此事件时，这位“评论家”用了“神圣的法律判决”、“令人震憾”等字眼。这令我在对他（/她）法律知识缺乏、无知感到震憾的同时，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感到担忧。
在当前及以前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国教育界普遍存在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并美其名曰：创造学习竞争氛围、培养学生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社会竞争力。这种做法亦一度被以家长为主的群体所“理解”和接受，得以长期“继承”下来，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得以“发扬光大”。
须不知，公开学生成绩排名（除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确表示自愿接受学校公开自己的成绩排名之外）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下面笔者将以各个法律条文的规定为基础，对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行为对学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该种行为的违法性。
一、 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行为的违法性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法律条文的规定总是基于一定相应法律事实的存在而适用。因此，要探讨某种行为是否是一种严重违法的行为，首先得确定该种行为是否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受法律保护的权益或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否是法律条文禁止的法律行为或该种行为是否直接导致了法律条文禁止的法律事实的发生。
下面，笔者将把分析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行为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相应后果与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相结合，探讨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行为的违法性。
、严重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权、生命健康权及名誉权。
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家丑不可外扬”，这就证明了人的自我保护欲望。同样的，学生也有自己的自我保护欲望，特别是当他们在考试中考试成绩不理想时，他们普遍都会希望能保密自己的个人成绩及排名。他们将它看成是自己个人尊严的保护，是他们不想外扬的丑事。而恰在此时，教师们却自作主张、强制性地公开他们的成绩排名，这种行为及其导致来的其他同学对这部分学生有可能的歧视或其他不得同学容洽相处的情况无疑会严重地损害他们的个人尊严。位育初级中学二年级学生翟亦沛的父亲：“……学校如果公布分数，容易对学生造成伤害，特别是那些不善于面对挫折，或是屡“试”屡败的学生。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学生之间的歧视，以至于伤害一些学生的自尊心。”
笔者认为，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实质上已成为一种对一部分学生人格尊严的侮辱，是一种比体罚还要严重的精神惩罚，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事实上对一部分学生的歧视，是一种教育与保护相分离的体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主编孙云晓老师曾指出：“公布分数是对学生尊严的野蛮践踏，让他们充满了羞辱感……。”
通常地，我们说到健康都会习惯地只理解为身体的“无恙”。这其实只是健康的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应当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三大方面。而这其中，对于成长中的人来说除了身体健康外，心理健康是成才的最关键，也是将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丁伟指出：“公布成绩和排名，大部分人认为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有压力，其实很多成绩不错甚至非常优秀的学生也说不希望公布成绩和排名，因为他们如果从前三名的位置上掉下来，心理承受的压力更大。而且公布成绩从根本上看是主张应试教育的做法，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
公开学生成绩排名容易使得相关学生个人尊严、个人名誉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损害，在学校平时的学习生活受到同学间的歧视、孤立。学校这种在没有取得学生同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其不愿公开的成绩公布于众，侵犯了相关学生的人格尊严，对学生的名誉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最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极易造成学生的自卑心理。在心理学上，自卑属于性格上的一个缺点。自卑，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品质等作出偏低的评价，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等。在社交中，具有自卑心理的人孤立、离群、抑制自信心和荣誉感，当受到周围人们的轻视、嘲笑或侮辱时，这种自卑心理会大大加强，甚至以嫉妒、自欺欺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自卑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是实现理想或某种愿望的巨大心理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的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条指出了其宗旨，其中第一点便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第四条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第五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未成年人，是……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学校……应当教育和帮助未年成人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十三条规定：“……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第十五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的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中的第（四）规定：“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广大教师必须严格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关心、爱护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泄露并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也是侵害名誉权行为，加害人要承担名誉侵权的法律责任。
根据上述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行为对学生的影响，结合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已严重违反了以上所列举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权、生命健康权及名誉权。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的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范畴。
、严重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转贴于 稍加留意身边发生的或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可发现，不时有学生由于老师公布分数，精神上受到压抑，成为了由于教师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而有精神障碍的群体的一分子。他们要么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要么干脆逃学、辍学，更有甚者破罐子破摔，走上与社会对抗、报复、犯罪的道路，并由于引发了不少令人扼腕叹息的案件。
这些学生大部分本来健健康康在教室时接受教育者、本来是对学习有一定甚至很大兴趣者、本来是对社会充满美好期待者、本来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期盼得到好的教育，他们努力学到更好的知识，他们期待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总之，他们在那之前是多么珍惜自己的受教育权……然而，由于教师们为了创造学习竞争氛围公开了他们不想公开的乃至抵触公开的个人成绩排名信息，使得他们有了上面所述的各种问题，出现了上面所述的各种后果，使得他们无法再安心受教育、无法再接受这种令他们感到羞辱的教育、无法再回到课堂追求他们的理想和目标……这一切无疑地实际上是一种对他们受教育权的侵犯乃至于剥夺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十四条规定：“……教师应当……爱护学生……”；《国务院关于的批复》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应当适应全体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少年应当给予帮助，不得歧视。”；原国家教委1994年11月10日的《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意见》里面明确提出：“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试分数高低排列名次，张榜公布。”
作为公民，我们的受教育权得到了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明文保护。但令人气愤的是，这些规定长期以来，并正在受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教师们的肆意践踏。这在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有很大程度上的体现。非常显明地，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开违法、侵犯相关学生受教育权、不利社会稳定发展的做法。
、严重侵犯了学生的隐私权。
对于学生的成绩排名是否应当归属于学生的隐私权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先对隐私的定义来个了解。
根据由作为当前汉语解释最权威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定义，隐私的唯一解释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 ①这是咱们中国的解释，那么，外国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按照瑞典人的解释，即凡是与他人无关的属于你个人的事，你就有权不告诉别人，或者别人无权过问。如果有人超越了这个范围，故意打听或传播，那就侵范了你的隐私权。”②
由此可见，无论中外，都对隐私有着一个共同的理解，那就是公民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信息。
很显然地，这其中就包括了学生不愿让其他人或其他某部分人知道的个人的成绩及排名信息。自己学习成绩及排名应属学生个人隐私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我国加入并承认的国际公约之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也明确规定：“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
以上仅列举有关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法律规定，在其他法律规范中，亦有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隐私权的保护。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披露学生个人隐私、一种极易造成师生间、同学间产生歧视行为的方式，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除非经得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学生明确表示自愿公开该部分个人隐私，否则根据我国及我国承认的国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擅自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行为是一种严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违法行为。
、违反民法基本原则
学校是受学生家长委托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法人组织。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适用于我国民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指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该条规定明确指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公开学生成绩排名这一行为上，学校很显然地并没有做到征得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学生的自愿、同意。这明显地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原则相冲突，属应负民事责任的行为。
、与我国儿童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国家设立考试的目的相违背
国务院2001年5月22日、适用于2001—2010年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前言部分明确指出：“儿童期是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予儿童必需的保护、照顾和良好的教育，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以提高儿童身心素质为重点，以培养和造就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为目标，”，总目标部分强调：“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主要目标与策略措施部分则要求要“努力创造条件，让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服务。”、“重视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把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作为人才战略的基础工程”、“－－学校、托幼园所的教职工爱护、尊重儿童，维护儿童的人格尊严，不得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儿童。中、小学校不得随意开除学生。学校纪律、教育方法应适合学生身心特点。”、“尊重、爱护儿童，使儿童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伤害。”、“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儿童、爱护儿童、教育儿童的良好风尚，保障儿童参与的权利。”
有人说，排名是“考试的目的”。那我国考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南照研究员在与孙云晓老师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考试的目的是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而绝不是以此给学生增加压力。”
根据前面四方面所述，我们再不用说得太多，就很明显地可以发现：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做法是完全与我国儿童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国家设立考试的目的相违背的。
二、 另辟途径，合法合理兴教育
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因此，在谈及公开学生成绩排名的不当之处的同时，我们也应想想这种做法在过去一度受到欢迎，并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并结合其中的优点，另辟途径，想出新点子，以更为合法合理地兴办我国教育。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蒋朝标律师认为，我国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成绩成为隐私确实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尊重，但这需受一定限制的，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有权知道孩子在学校的一切情况，包括成绩和排名。
笔者不以为然，认为学生成绩及其排名是有必要的。但不宜公开，包括学生家长。但做为学生家长，作为法定监护人，他们应当知道自己孩子成长的状况及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而并不是说一定得知道他们在学校里的学习具体成绩及排名。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采用一种较为折中的做法，即：1、把每个学生自己的成绩及其在某一范围内的排名写成一份报告，仅向学生本人提供；1、制作一份关于学生某一时间段内的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变化情况、加以相关建议的专门报告提供给学生家长。让学生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自己的成绩及在有关范围内的排名情况，以更好地定下下一个学习的奋斗方向和目标；同时，又能让学生家长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自己孩子的变化及自己应当为孩子的更好成长做些什么。
这么一来，不但能够保障学生相关的合法权利，同时又能实现我国培养学生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能最大可能地使学生有“健康的人格”。对于什么是“健康的人格”，孙云晓老师有这么一个生动的说法，我们可以借此以理解：“一个孩子乐观自信，不怕失败，活跃而有创造力，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具有健康人格’；若一个孩子没有安全感，常常自卑，或常主动攻击他人，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可能有人格障碍’。许多人成年后有深深的自卑感或懦弱习性，有的还对他人和社会有很强的攻击性，恰恰发源于他们童年的失败感。而且这种心理创伤往往是成年以后还难以愈合的。只有在青少年时期被人尊重，孩子才可能获得自尊，并可能学会尊重别人，而自尊和尊重他人是成为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的人的首要条件。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候鸟型农民工”；城镇化阶段；户籍制改革；“目标城市”；理性择巢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63－06
随着城乡壁垒在诸多方面被逐步打破，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不断地向城市体系“潮涌”，由于这类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其宅基地、农田和户籍仍在农村，但又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城市产业部门打工，因而被称为农民工；而因其像候鸟一样年复一年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又被称为“候鸟型农民工”。城乡收入、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显著的差距是其进城务工的动力基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及由此衍生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强化又是导致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依然“候鸟化”的主要原因。有关数据表明，当前中国候鸟型农民工总数高达1.5亿左右。毫无疑问，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两地分居下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以及“落地不生根”的不彻底城镇化问题、资源冲击问题等诸多负效应。
随着“新农村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候鸟型农民工”如何理性择巢以终结候鸟型奔波的艰辛，并由此规避连带的经济社会负效应?正确地回答这一命题，需从如下方面加以把握。
一、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准入门槛命题
理论上，农民工终结候鸟型生活存在“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和“还归乡村”两种择巢方式，但现实是，还归原乡村可以自由选择，而“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方式还要受到某些约束。
“目标城市”门槛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迁移入城需受到适度约束。而这个门槛的必要性又基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目标城市”的准入门槛首先与城市的最优规模有关
城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城市规模增长的平均成本呈现为一条“u”形曲线。也就是说，当人口在一定范围内时，随着人口增加，城市规模增长的平均成本是下降的，而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并超过城市承载力时，城市规模增长的平均成本也不断上升，表现为交通、公共安全、就业与社会服务等单位资本支出的增加，从而导致经济与社会环境恶化，污染加剧。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城镇化不完善期所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余人口仍继续向已经不堪重负的大城市体系“潮涌”，因而宏观当局对城市人口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总会进行适度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对城市最优规模进行合理控制的“目标城市”准入门槛命题。北京近期对小汽车购买者的资格进行摇号和部分超特大城市限制汽车出行日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二)“目标城市”的准入门槛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有关
仅据上述关于城市规模的“U”形曲线原理还不足以完全支持“目标城市”准入门槛在中国城镇化人口迁移中的合理性。这是因为，相似的“U”形曲线规模控制原理也在成功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如美日韩等国存在，但这些国家并未在城镇化进程中设置“目标城市”的准入门槛。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能够有效阐释“目标城市”准入门槛在中国的合理性根据?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口基数极其庞大的国情特征就是其一。有关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人口数量13.7亿、城市化率为47.6％，又据有关预测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5亿左右，要达到70％的城市化率，未来实现城镇化需转移的农村富余人口总量达3.6亿左右。显然，中国人口基数以及为实现城镇化而需转移的人口基数均极其庞大，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使得在中国城镇化中绝对自由地选择迁移城市可能会导致人口洪流冲击下的经济、社会秩序紊乱，至少在城镇化加速期如此。以日本为例，在城镇化发展已经成熟的日本，东京的市区面积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相近，也只承载了近1300万左右的人口，而日本的人口密度并非低于中国，且城镇化公共设施完善度高于中国同类的首位度城市。
诚然，一些国家依靠城市群来吸纳更多的转移人口以破解单个特大城市的容量瓶颈，这个经验也确实值得中国借鉴，沿海某些城市圈甚至已经在为这种模式作本土化的制度设计，不过，即便如此，无“目标城市”约束的自由迁移在城镇化加速期依然难以行得通。以中国近邻韩国的城市圈为例，虽然首尔大都市圈就集聚了近一半的韩国人口，但韩国总人口只有4882万，首尔及其所在的大都市圈是可以吸纳并承载占其全国人口一半左右的2500万人口的，故韩国不必对迁移人口作任何“目标城市”的限制；但若中国1/5的人口即约2亿7000万人(是首尔及其所在大都市圈承载力的10倍多)在短期内向北京、上海等首位度高的城市或其所在的城市圈中的任何一个城市“潮涌”，给城市经济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和风险可想而知。可见，人口转移基数庞大的量变必然要求迁移政策思维要作相应的转换和质变，韩日对转移农民进城未设置“目标城市”，但在中国城镇化相当一段时期“目标城市”的门槛具有必要性。
(三)与城市分布、城市发展行政化依赖和城镇化阶段的关联性
就“目标城市”的存在与中国城市分布不均衡的关联性而言，由于区域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加上大国起飞过程中必要的区域政策倾斜，致使中国经济产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发育成熟的特大城市呈现“沿海化分布”，而较少存在于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如五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分布在东部沿海，这是城市分布不均衡的一个典型表征。
再者，就其与城市发展的行政性依赖的关联性来说，中国城市体系在行政等级方面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也很显著。以直辖市为例，四大直辖市就有三个分布在沿海地区，在城市发展尚未“去行政化”的阶段，行政级别高则容易获得战略资源、区域政策支持，这相应地形成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别较大的公共服务与发展机会，使得直辖市对农村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不但大于中小城市，也可能高于普通省会城市或非省会的计划单列市。
另外，就城镇化发展阶段而言，当前中国城镇化还处在从加速期向成熟迈进的尚不完善阶段，城市文明和“城市光明”还未普及，这是导致公共服务、生活质量的差异存在于城乡之间和不同等级的一线、二线、三线等城市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述复合式的情境下，城镇化加速期中国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可能汇聚为两大洪流：其一，东部沿海城市占有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体制机制、历史积淀等优势，因而“天南海北皆可去，就是不去某某某”以及像“广深珠，大沈青”等对目标城市体系的“刻板效应”已根植于百姓心中，导致在无适当门槛的绝对自由的
迁移条件下人口向这些所谓的一线、二线特大城市汇聚，这些一线、二线特大城市同时也是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或沿海开放城市；其二，在向一线、二线特大城市汇聚迁移的基础上，受“要去就去最大城市”以及“反正社会主义总要管基本的生活保障”的非理性心理误导下，农村富余人口迁移洪流更可能向首位度极高的直辖市奔涌，这自然会给该类城市经济社会秩序带来更大的挑战。
(四)“目标城市”的必要性还与新农村健康发展相关
无论在当前城镇化加速期还是将来的完善期，新农村建设总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所以在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的同时应关注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使其不阻碍新农村的发展，形成城乡共荣的局面。但是，在无“目标城市”的适当约束下，城镇化加速期不均衡的农村人口迁移洪流，不但可能影响部分城市经济社会秩序，也会影响部分区域的新农村建设。例如，中西部农村不乏偏好向东部超特大城市“潮涌”的跨省、跨区域迁移者，在挑战东部城市极限承载力的同时，势必会造成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流失，从而可能导致部分农田山地因缺乏熟练劳动力而带来荒芜、减产等不利于新农村发展的被动局面。期望通过市场机制以阻碍这种“一边倒”的跨区域迁移洪流以在农村保持均衡适度的人力资本，显然难以奏效。当然，似乎可在有效设定农村居民群体中“谁是富余人口”的制度安排后对冲这种跨区域迁移洪流的负效应，也似乎可通过公共政策或市场机制引导大学生村官和城市市民携带资本技术下乡的“非转农”路径对其加以弥补。但是，靠政府调控人为地遴选“谁应留在农村、谁迁入城市”的政策模式操作成本高，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另一方面，国情的约束导致当前的“非转农”市民尚难获得完全的农村户籍，大学生村官也同样面临在农村“落地不生根”的窘局，这表明，规避新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负效应以形成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主导力量还得基于农村自身。因而，有必要从城市体系这一视角创新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思维，通过科学合理的“目标城市”的门槛设定来规避极不平衡的跨区域农户迁移洪流，从而消弭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负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城乡严格分治和约束太多的户籍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以使中国户籍制真正还原人口信息公共管理的本来面目，从而赋予农村富余人口或农民工更充分的迁徙自由权。然而，为保证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均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和环境，有必要对城镇化中的农民或农民工进入何种类型的城市特别是直辖市作出某些合理的限定，此即国情背景下特有的“目标城市”的准入门槛命题。它使得“候鸟型农民工”在当前阶段还不能完全自由地迁入中国所有的城市“落地生根”，这是农民工择巢首先要认清的制度现实。
二、依托“目标城市”，走一条与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
已阐释的“目标城市”理论表明了农民工转移入城要受到适度约束。那么，这种适度约束延续的时期有多长?这牵涉到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的时序问题。的确，中国城镇化人口迁移过程中“目标城市”具有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城市体系中每个城市都始终存在迁移约束，相反，应与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协调而逐步打开“目标城市”之门，走一条渐进式的“开城移民”之路。
(一)城镇化尚未基本完成的加速期应打开“中小城市之门”
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还处在加速期而非基本完成期，不仅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在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也较大。如城乡收入方面，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仍高达3.23，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2010年，同处长三角的直辖市上海与省会城市南京收入水平指数分别为0.507和0.299，而同处一个省域的副省级港口城市大连和地级港口城市丹东收入水平指数也分别为0.394和0.193，杭州与衢州的对应数据则为0.350和0.168，差别均比较显著，因而当前城市体系中的“中小城市之门”可对转移人口完全打开。不过，既然城镇化水平向基本完成期指标接近，故部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也可有序地打开“城门”。当然，中央直辖市重庆有城乡地域兼具的广袤地带，市域面积超过京津沪三市面积总和的两倍，因而其“城门”可先行打开，户籍政策可以宽松并富有特色，只是需注意山地城镇化不同于东部沿海大平原地区城镇化的特点。
(二)在城镇化尚未完全实现的基本完成期，打开部分直辖市和所有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之门
当中国城镇化从加速阶段进入基本完成期，由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缩小甚至接近均衡化，使得农民大多能基本普享与城市文明一样高的乡村文明，甚至在生态文明方面还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彼时除少数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超特大首位城市、特殊性质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包括部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都可考虑向迁移人口完全打开“城门”，让其自由获得无差别的城市户籍，城乡二元户籍制也就基本一元化了。
(三)在城镇化实现期，仅保留极个别超特大首位城市和特殊性质城市的迁移约束，其他所有城市均自由打开城门以吸纳转移人口
之所以如此，理由在于：第一，正如一些专家所认同的，随着城镇化发展阶段跃进到成熟期，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基本均衡化，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福利差距就不再明显了，加上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生态福利上的比较优势和农民理性选择能力的提高，故有些农民未必有迁移入城的欲望，这将极大地缓解乡村富余人口向直辖市等大城市体系的潮涌压力，所以，那时城乡户籍可能出于某些管理原因而在局部地域存在，但也仅限于形式而已。第二，各国城镇化经验表明，进入完善期后城镇化速度锐减，意味着每年迁移人口数量减少，加上城市体系在承接“迁移主力”过程中培育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平台，完全具备吸纳后续转移人口的承载力，绝大部分城市也就不必要保留迁移约束了。第三，之所以极个别国家超特大首位城市和特殊性质的城市仍需适当地保留一定程度的准入门槛，主要原因在于，即使在城镇化完成期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被基本抹平，但首都等超特大首位城市的某些优势还可能存在并吸引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居民向其迁移，加上非传统安全等因素，需要对迁移有适度约束，不过严格程度已低于城镇化实现前的阶段；另外，因国防、尖端装备等发展的需要，某些内陆、港口或岛屿城市即使经济不活跃、行政级别不高，但仍可能存在迁移约束。
三、与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相对应的渐进式户籍制改革之路
户籍制能否尽快地“一元化”，这无疑对农民工终结“候鸟型”生活的择巢有重要影响。结合以上的相关阐释，应从如下方面认识户籍制改革节奏与基本特征：
(一)彻底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的时机还未成熟
经常听到这样一种政策呼声：当前彻底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破除二元户籍制背后的差别待遇和身份歧视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允许农村居民包括农民工无限制地自由迁移到任何城市并获得那个城市的户籍。
但是，正如前述，既然“开城移民”是一条依托“目标城市”而与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门”之路，那么，它所对应的户籍制改革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条城乡户籍的樊篱被逐步拆除的渐进式之路，这显然表明，在当前城镇化加速阶段彻底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的时机还未完全成熟。
(二)城镇化完善期户籍制仍难以“完全一元化”的说明
前已指出，当前城镇化加速阶段城乡户籍制难以“一元化”。实际上，即使在城镇化完善期，“完全一元化”的户籍制也未必能实现，而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基本一元化”。原因在于：其一，正如前文所述，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转移基数庞大和国家安全等因素出发，城镇化完善期后有必要保留极个别城市特有的户籍约束。其二，土地制度改革趋向也是制约户籍制难以“完全一元化”的因素而需要引起关注。“国有永用”或私有化改革取向虽然是未来农地制度变迁的两个基本路径，但特殊国情下的历史、习俗、政治体制等因素共同制约了中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未必能与农地制度改革同步，既然未必能保证城镇化、“新农村化”发展中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进程完全协调一致，那么市民可以无约束地迁入乡村并获得农村户籍的所谓“非转农”自由权就未必存在，这同样为城镇化完善期二元户籍制难以“完全一元化”提供了某种根据。
(三)户籍制、“开城移民”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总体渐进之路
总括前述，户籍制、“开城移民”与城镇化阶段三者相协调的总体逻辑关系表现为：从城镇化加速期向基本完成期迈进阶段的二元户籍制一元化破冰之旅(完全打开中小城市之门，基本打开部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之门)一从城镇化基本完成期向成熟期迈进阶段的准一元化户籍制(手丁开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与部分直辖市之门)一进入城镇化完善期的基本一元化户籍制(除极个别国家超特大首位城市和国防安全等特殊性质的城市外，打开所有城市之门)。
四、体察城镇化与新农村化发展中的上述国情，理性择巢
由以上分析可见，候鸟型农民工要作出明智的择巢选择，需领会上述城镇化和“新农村化”中“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与城镇化阶段紧密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步骤、渐进式的二元户籍制“基本一元化”过程，从而自觉地认识到：农民工自由获得城市户籍将是一条有适度约束的渐进之路。前一段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的政策，这是从现阶段国情出发而对农村富余人口迁移入城的合理约束；而近期一些特大城市又向高技术型农民工以及为城市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农民工抛出橄榄枝，允许其获得该城市户籍，这既是促进集约型城镇化发展的良策，也是引导农民工提升科技素质、走人才强国之路的激励信号，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特大型城市对农民工迁移的某种适度约束。
如何调整好“心态”以利于理性择巢?对此还需强调两点：
(一)进入特大城市对有些农民工来说未必是上策
因为，一些中小型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较低的生产成本正磁吸大型企业在当地落户，其中包括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跨国公司生产基地或分支服务机构，这为普通农民工提供了不断涌现的就业机会。再者，由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和发展中大国资源条件的约束，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又需假以时日，而中小城市在宜居、宜生存方面对该类群体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所以，即使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也有部分成员是“心向”中小城市或农村的。
(二)“归巢”新农村对部分农民工而言也并非是下策
对那些既未获得大城市户籍资格，又宁肯放弃自由进入中小城市迁徙权而最终回到乡村定居的农民工来说，这种“归巢”决策的优势与收益也不缺乏。众所周知，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协调发展是国家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和根本任务，伴随这种城乡统筹进程的不断深化，城乡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的趋势必然愈益明显，例如，国家医改总体部署要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全面覆盖城乡居民；今后，城乡收入的差距也会在城镇化进入完善期、新农村建设进入成熟期后显著缩小；另外，一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靓丽风景不但吸引城市退休职工族申请到新农村定居，也吸引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带资金、技术到农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这种“非转农”新潮更启示农民工群体不可小觑未来新农村的魅力。
五、结语
近期，针对“候鸟型”生活给农民工和经济社会带来的负效应，有专家倡导应整合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效用，推动以农户为单位的农村富余人口转移；重庆则在统筹城乡综合改革中设计允许转移农民三年缓冲期的择巢机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毕竟“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国情相当复杂，城镇化中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和择巢模式难有统一有效的破解方案。不过，就候鸟型农民工自身而言，如何在洞悉国情省情和明晰城乡统筹政策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归巢”，以尽早终结候鸟型反复奔波中的艰辛，这终究是需要慎思而后做出果断抉择的。
当然，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需巩固、行政体制改革渐进前行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相当一段时期，农村富余人口城镇化也许确实需演绎这种“候鸟型”的“缓冲式迁徙模态”，以匹配农地的社保功能，因而对政策当局来说，也就不宜用行政遣返的方式将“候鸟型农民工”疏散回乡。另外，“目标城市”的存在即便具有合理性，也不应被赋予更多的扭曲性内涵，甚或成为管理当局“区域保护主义”、“城市保护主义”和拖延户籍制改革的借口，特别在进入城镇化完善期后，仅个别超特大城市和特殊性质城市有必要对人口迁移有适度限制，其他所有城市应无限制地允许自由迁移，这是需要特别重申的。
参考文献：
[1]马先标，稳健快速推进城镇化中的农村富余人口转移：以农户为单位的转移模式新探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5)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N]，光明日报，2011-04-29
[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7
[4]张维庆，新世纪我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安全[EB/OL].http：//61.191.228.98/XXCK//ShOW Article.asp?ArticleID=45
篇5
双方强调愿携手推动中欧关系继续快速发展，并一致认为中德作为两个主要经济体和出口大国，在应对当前经济金融危机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中德合作具有特殊意义。
为此，双方商定：
一、加强经贸、货币、财政政策交流。为对重振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两国政府均出台了稳定金融和非金融领域经济形势内容广泛的一揽子方案。双方愿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持对方根据自身情况为促进增长所采取的举措。
二、将在现有基础上寻求新的合作领域，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扩大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技术和循环经济、医药和生物技术、基础设施、交通和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继续发挥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和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等机制的作用，加强符合双方利益的互利合作，特别是在创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三、将采取切实措施保持和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支持两国企业参加对方技术和产品展览会，保障和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并尽可能为两国商务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双方一致认为，作为合作的重要工具，技术转让应遵循自愿原则并应予鼓励。加强在服务贸易统计方面的交流，研究扩大服务贸易的举措。
四、鼓励并支持两国企业加强双向投资，通过加强投资带动双边经济关系。两国政府将按照WTO规则以及双边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公正、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
五、支持两国中小企业加强合作，并对其在投资、融资、税收、贸易等方面提供便利和支持。密切双方在标准领域的合作。
六、两国旅游主管部门将致力于加强在投资、培训、宣传推广方面的旅游经济合作，尽可能为本国公民赴对方国家旅游继续提供便利。
七、主张减少贸易限制，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两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并取得全面、有雄心、平衡的成果，以实现发展回合的目标。
八、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落实G20华盛顿峰会共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为推动G20伦敦峰会取得实质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篇6
【关键词】能源；化工产业链；全生命周期评价；可持续性
能源和化工系统具有系统结构复杂、物质流和能量流众多的特点，对环境、经济、社会方面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能源和化工系统的内容也逐渐丰富，由此衍生出众多与其相关的学科及研究领域，例如化学工程与能源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全生命周期和可持续性分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创新非常重要，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能源和化工系统存在的问题
能源和化工系统从微观角度来说，覆盖了从资源的勘探、开采到深加工、生产以及配送等过程。从宏观角度来说，延伸至对环境、社会系统甚至全生命周期演变的影响。随着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能源和化工系统的分支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它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系统之间的生命周期循环以及各系统内部分单元之间的能量流、物质流的系统结构等。能源和化工系统主要存在的问题有：能源利用率、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安全性能和可持续性的研究。
二、能源与化工系统的全生命周期
随着能源与化工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化工过程和产品路线的全生命周期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正确分析产品循环过程中的各阶段，可以延续工艺技术路线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分析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中期提出来的。它主要是对产品从原材料采购阶段到生产、产品使用及后续处置阶段的整个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按照国际上的ISO14000标准进行。具体方法分为两步：第一，对研究对象建立分析模型；第二，在模型基础上建立清单并进行分类，分类标准是排放出的的环境污染物所属的环境影响类型。全生命周期的边界也涵盖了产品的整个生产、使用、再利用及后续处理环节。
三、能源与化工系统的可持续性
能源与化工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应该将时间研究和空间研究结合起来，从这两方面进行。空间上采用多层次建模分析方法，时间上采用系统集成分析方法，最终使可持续发展技术和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形成三维的评价工具和指标，评估他们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可持续性评价指标是指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量化评价。可持续性评价工具主要是分析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和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四、能源和化工系统集成优化和全生命周期分析
本文以煤基能源化工过程为例，对系统集成优化及全生命周期进行分析和评价。
煤化工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技术、路线、产业链等因素中，任意一个因素都会使得资源的利用率不同，有时甚至产生很大差别。
1、煤化工多系统的集成优化
目前已投入到工业运行中的IGCC多联产系统，以煤为单一原料。虽然被广泛使用，但仍有一些关键技术没有突破。例如，煤合成气的碳氢比达不到化工产品销售的理论要求；二是能量损失。煤气化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而合成气时则需要将热量移除，导致大量热能损失。
从理论层面来讲，在以单一物质，例如煤或天然气，作为原料的化工系统中，均存在能量利用和元素转化方面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部分研究者提出了多原料联合模式对工艺流程改进的要求。例如，基于煤和天然气的碳氢比不同这一原理，将这两种物质作为调节合成气的碳氢比的基础原料。以天然气为原料制备的合成气碳氢比一般为4～5，理论上按照一定比例将煤合成气与天然气合成气混合，可以满足下游化工产品的需求。
2、煤制甲醇过程中的全生命周期
煤制甲醇过程中的全生命周期主要包含了原煤的开采到甲醇的生产及废物处理等五个阶段。在制定清单的过程中，选择和煤化工系统关系密切的污染物当作环境排放因子。严格依据生命周期的清单有效进行信息数据的采集，从而能够计算处理。同时，还要对在此过程中的火用损失进行考虑，并不断创新技术，降低火用损失。例如建立具体过程的ELCA模型，假设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为黑箱，每个阶段能量及物质的输入包括两方面：外部环境输入、上游时期输出。且每一阶段传至下游或废物处理阶段的输出都当作输入。一般利用火用投资来降低废物处理阶段废弃物的排放量。
结束语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学工程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因此能源化工系统的相关研究者们要革新技术，加大研究力度，及时推出新研究成果，合理评价系统的全生命周期。虽然当前能源化工系统的相关生命周期评价与可持续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仍然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篇7
摘要：美国新好莱坞对于影像叙事的一大贡献就是完善和创新了典型类型体系，而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的BBC纪录片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类型化特征，尤以人文类、自然类和历史类纪录片更令世人瞩目。本文试图从人类通感的寻找、对生命共性的浸润以及对历史美学的流露和倾泻中，探索BBC类型纪录片的价值内核和精神守望，并以此管窥英国独特文化性格在纪录片中的投射。
关键词：BBC；类型纪录片；精神守望
众所周知，类型化是好莱坞的一大特色，其形色各异、类型集中的影像叙事风格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视听神话，如战争片、公路片、灾难片、黑色片等。类型纪录片的提法，也来源于此，意即表现题材相对集中、叙事风格相对一致、情感脉络相对协调的一类纪录片。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是英国的一家政府资助但却独立运作的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受尊敬的媒体之一。其拍摄的大量的纪录片细分起来，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类型化特征，尤以人文类、自然类和历史类纪录片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在英国这样的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有海洋滋养的开放意识又有岛屿衍生的保守思维，激进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浪漫与务实，交织辉映在英国文化风格中，这些文化风格投射在高度浓缩的影像叙事空间里，表现出向内寻找人类的通感，向外张扬着生命的共性，又尊重传统，直追向历史的深度，“绅士”哲学流淌出浪漫的人文情怀交织其中，形成特色鲜明的镜头审美。将BBC类型纪录片放入英国文化的大背景中不难发现，人类通感、生命共性、历史美学等元素充盈在其中，这些价值内核和精神守望深刻而透彻地映照着英国的文化性格。
一、寻找人类通感
纪录片是一种具有高品位的节目形态，拥有其他形态影视作品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以及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强大功能，是富有启发性的艺术，是富有文化内涵的艺术。而这种文化内涵的体现之一就是对人类通感的寻找。通感是人类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能和表现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生存空间日益扩大，人的感觉能力的全面发展，各种艺术相互渗透、融合的势头增强。②所谓人类通感，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不分国别、区域、种族和民族的普适情怀，它们决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变质，于大地它们是根本，于人类它们是灵魂，如亲情、真诚、友爱、善良、宽容、民主、多元、和平、自由等等。也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情感，如工业化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彷徨、失落、烦恼、困顿以及效率、环保等，信息时代普遍的焦灼、浮躁、淡漠、迷惘以及博爱、和谐等等。这种人类通感的寻找在BBC人文类纪录片，或者称人类学纪录片（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中表现最为突出，它将人类与纪录片紧紧相连，集中张扬人类普适性。
如BBC《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这部划时代的系列影片探索驾驭人类欲望，冲动和行为的隐形力量，并界定它对于人类的意义。这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在探索求生，性，竞争和自我牺牲的人类本能历程中，并以全新的视野观察人类自己。这是一则探讨人类神奇本能，行为动机和方式的全景写照，片中结合宏伟景观摄影，各种实验，电脑绘图，隐藏摄影技巧以及个人不可思议的本能经历，追踪人类共有本能的传奇。
二、浸润生命共性
世界是由千千万万的生命构成，除了人类，还有很多很多充满生命的事物。生命的过程，就是一次不断新生和重生的过程，就如同一条长河，充盈着惊涛、激流和平静、淡定，而这些都无不在昭示着生命生存的真谛。BBC纪录片之所以在很大程度具有感染人心的力量就在于浸润在其中的生命共性，大量的反映动物、自然的原生态纪录片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通过逼真的记录，传达出来的是生命的活力、魅力和竞争力、忍耐力，彰显出来的是生命的本真、顽强和催人的力量，以及记录者对生命的敬畏和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同视。正是这些生命的“色彩”，正是这种来自生命质地的纯净和本真抚摸着人的灵魂，让同样作为生命的人类获得灵魂深处的领悟。探索自然、解密生命的纪录片占据了BBC纪录片的很大部分，也正显示出BBC对生命哲学的重视和追寻，大量的“野性系列”、“视野系列”、“之旅系列”等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表现中国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观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美丽中国》（Beautiful China），从中国的标志长城开始，到中华文化发源地黄河流域，极寒的珠穆朗玛峰，酷热的西双版纳雨林，中国第一大内陆河长江以及蜿蜒曲折的1.8万公里海岸线，立体展现中国不为世人所知的魅力。其中不乏以前从未成功拍到的片段，如藏羚羊在期的打斗行为、秦岭野生金丝猴、云南亚洲野象、世界第二小的蝙蝠、扬子鳄孵化过程、新疆哈萨克牧民转场、野生大熊猫繁殖等等。
三、流淌历史美学
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宏阔叙事，其本身就彰显出非同寻常的魄力和艺术表现力。历史美学，不仅意味着纪录的内容反映历史、再现真实，更意味着用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观点穿插在纪录片创作的环节中，带着历史的审美讲述历史的故事。BBC纪录片价值内核的追求是历史的，不光光是它记录的大量历史题材，还在于它站立的高度和追求的深度，这也同样赋予了BBC纪录片流传长久的活力。
如《俄罗斯音乐祭祀》（Russia Music Sacrifice），这是一部鸟瞰俄罗斯大国文化的电影巨制、一部见证俄罗斯历史的音乐传奇、揭示鲜为人知的帝国秘密、解读俄罗斯不朽的音乐文化。片中涉及柴科夫斯基等19位俄罗斯音乐家，用他们的经历展现俄罗斯民族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文化的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他们以惊人的承受力承受着严酷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苦难，怀着朴素的心灵，用自己的劳动去软化自然，软化土地，缓和大自然的严酷性；甚至，他们不是在简单地承受和改造，而是在承受苦难的同时间获得一种自由的感受，获得一种快乐和力量，本片试图在历史的回望和再现中，还原这份力量。
当然，BBC纪录片还包括很多，以上仅仅是从三大类型角度简要剖析BBC纪录片的精神守望和价值守望。不难得出，影像艺术获得恒久魅力的缘由必然在于对精神命题的守护，正如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斯说：“纪录片要直接参与世界最根本问题”。③不论是人类共通的普适情感还是生命共有的内在特性，不论是历史的深度还是思想的高度，都能产生出受世界瞩目的瑰丽色彩，而这一切创作的本源又深深扎根于影像叙事主题的民族性和国族性，都自觉不自觉地折射出自身文化的踪影。因此，精神守望的根本还在于挖掘自身的内在性，进而去寻找、去探索适合自身的艺术道路。（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
注释：
①作者注：BBC 为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简称， 即英国广播公司， 成立于1922 年，总部设在伦敦市，为英国政府资助却独立运作的媒体。1936 年成为全球最早播送电视节目的机构。官方主页为 http：// bbc.co.uk /
篇8
当此新千年第一个十年又三年的时候，我的中国梦即教育梦，我的希望，是这样的：
第一，她应该充满爱心，充满生命的关怀。我们尊崇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而痛恨于对生命个体的漠视。其次，她应该修缮美德，催成生命的成熟。走向成熟，意味着丢弃幼稚与脆弱，是刚强与柔美并重，深邃与开放共生，理想与现实嫁接。走向成熟，还意味着对落后与野蛮的摈弃，对无知与愚昧的自觉超越，对暴力与恐怖的坚决抗击。
第二，她应该提高人对自身的哲学关怀。在自由与必然里，构成人本质的自由在于人能约束自己，认识到人、事之理的必然趋势，并能对与生俱来的本能与冲动进行升华，对外在的诱惑自有其冷静的思索与分析，而对人类的痛苦与苦难持有极大的同情心。同时，在共性与个性里，发扬其个性，去实现富有特色的人生。并时时珍视生命而不浪费。因为单纯地享乐，只会加速自我的毁灭。
第三，我的中国梦，她应该体现坚韧、刚强，应该是自信、自强，并不断挑战自我。教育里的内容，要有胜任本职、忠于学业与事业的进取之心，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同时，要思索人生途中可能遇到或经常遇到的困惑与挑战，并敢于甘心处于最艰苦的环境而无悔。因为生命有时就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历练自我，成长自我，直至升华、完善自我。再次，她应该关注人类的命运，具备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面对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要不断地领略传统文化之美，感受无数伟大人物的不朽伟绩，并温享世纪英雄俊杰的重重美梦，以此来铸就教育的刚健质朴、勇往直前、无畏豪迈的品格。同时，还要感受社会风云的激荡，阅读那些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作深深探索的精彩篇章，审视全球历史上曾经共同关心的与正在关心的种种主题，并不断增进对于社会与时代的认识和思索。
篇9
一、生命缺失：思想品德教育“木乃伊化”
正视目前中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普遍存在着生命缺失的现象。这种教育俨然成了无人的教育，成了无生命的教育。此时，思想品德教育已经“木乃伊化”。
对于缺失生命视野的思想品德教育来说，其受教育者是抽象的、机械的、静止的，而非具象的、生动的、发展的。这种教育让教育者扮成“无情”的布道士，把受教育者当作“被动”的接受者，而忽略了对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自身生命的了解和关注，忽略了教育过程中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动态变化和密切联系。它不仅抛弃了多样的、丰富的、个性化的生命，也没有注意到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人之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此时的受教育者俨然变成“木乃伊”，无血、无肉、无灵魂，既无体验感，更无幸福感。
“木乃伊化”的思想品德教育往往脱离教育生活，远离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常常把教育目标高高挂起，让受教育者望尘莫及。其教育内容往往没能准确把握中小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特点和内心需求，具体的、个性的、新颖的、生动的内容严重匮乏。而且，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过于偏重于理想教育和正面教育，过于偏重于对知识逻辑结构的考虑，而缺乏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正确解剖和对学生偏颇态度的科学引导，缺乏对学生心理结构的考虑，难以有效解决中小学生在生命成长过程中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困惑，难以真正把中小学生吸引到接受教育的轨道上来。
在中小学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本应是生动活泼、广受欢迎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眼下的思想品德教育过于偏向对受教育者进行品德修养、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准则等单方面讲授，而忽视了受教育者作为生命个体的参与性、能动性以及体验感。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只知机械地重复知识，被动地接受观念，其情感体验意识和能力每况愈下，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内心感受无法及时、有效地表达出来。而教育者牢牢掌控着教育的话语权，不断地向受教育者发号施令。在这个过程中，填鸭式教育被广泛运用，而教育效果差强人意。
二、生命视野：思想品德教育“重新做人”
无生命的思想品德教育是干瘪的、乏味的。生命视野下的思想品德教育充满生机与活力。只有真正关怀生命、理解生命，提升中小学生的生命质量，促进他们的生命成长，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才能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才能提升教育效果，才能“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必定纳入生命视野。人的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有活力的自然物体的存在形式，更在于它是一个能够超越自身的有个性、有尊严和有理想的道德存在。[1]即使对于处于身心快速发展期的中小学生也是如此。因此，关注和理解个体的生命状态理应成为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促进中小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进行充分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充分感受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美好，缩短他们与思想品德教育之间、与教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他们对自身态度的端正、良好品德的塑造付诸日常的行为习惯之中，并逐渐形成富有特色的个体行为模式。
在生命视野下，思想品德教育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个体，尊重他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身心特点，并不遗余力地给每一个学生创设发展空间，使他们不断收获受教育的成果。如果说过去的思想品德教育过于偏重学生的共性，过于强调学生整体的发展，那么融入生命视野的思想品德教育就必须兼顾学生的共性和个性，就必须兼顾学生个体和整体的发展，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做到“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有机结合。只有在这种饱含人文精神的教育下，才能建构一种和谐、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下，教师和学生才能在思想品德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才有可能把思想品德教育由“无人”的教育、机械教育、灌输式教育还原为人文教育、情感教育、生命教育。
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它理应回归生活世界。思想品德教育不能纸上谈兵，而应回归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内心之中，应关注学生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可能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乃至整个人生。因此，教育者应提高自己对问题的捕捉能力、分析能力以及解决能力，应善于化解教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真正实现教育育人的目的。当然，由于家庭背景、生理遗传、后天发育以及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各有不同。这就要求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既能，又能求异存同。
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内容的教育，最终它们既要实现育人的目的，也应该指引人走向幸福。作为和学生成长联系十分紧密的思想品德教育，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教育活动中有所收获，都能享受到教育带给他们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环顾眼下的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许多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比较厌倦思想品德课，认为上课就是听人说教、听人讲大道理，没有什么情感可言，更不用谈什么幸福感。这种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是无任何幸福感可言的。而融入生命视野的思想品德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美的教育，是不断产生幸福感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学生兴趣高涨，情感丰富，十分乐意接受教育者给予的思想、观点，并与教育者一起分享成长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三、生命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应为之举”
所有的教育都应立足于生命之上。可以说，广义的生命教育包括任何一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当然，它也是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思想品德教育的开展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个体生命的发展，又要重视学生整体生命质量的提升，不断引导学生了解并体会生命的成长过程，帮助他们激发生命的活力和激情，促使他们学会理解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以及热爱生命。
其实，思想品德教育和生命教育紧密相连。生命教育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应为之举”。它理应渗透在思想品德教育的始终。目前，思想品德课是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课程载体。如何利用课堂教学渗透生命教育理应成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不能局限于教材和参考资料，而应深入研究自己所面对的对象，做到既备教材，又备学生和教师自己。要针对学生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采用讨论、调查、访谈、阅读、辨析等形式，指导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际生活，引领生命历程。[2]只有这样，才能把思想品德课上得精彩，受到学生的欢迎。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师，与其他任课教师相比，应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平等、民主、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使学生通过观察和模仿教师的言行、研读和讨论学习的内容以及鉴定和评价个人的成长等途径不断感悟生命的意义，让他们在思想品德课的课堂上“如沐春风”。
当然，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的舞台不能局限于课堂之内，而应该扩展至课堂之外。每一所中小学校都应该组织教师加大校本教研的力度，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开发出有学校特色的思想品德教育校本教材。思想品德教育不是灌输式的、说教式的，而是体验式、互动式的。学校可以把思想品德教育和情感教育、挫折教育以及生命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丰富情感、调控情绪、战胜挫折以及感悟生命。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学生更好地分辨假恶丑，感受真善美，才能促使他们不断增强集体意识和协作能力，才能磨砺他们战胜困难的意志。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中小学生到福利院开展手拉手活动、在敬老院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在广场进行环保宣传等途径，使中小学生在给他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快乐，从而在快乐的活动中深入体验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
对于处于身心快速发展期的中小学生来说，他们对外界事物充满着好奇心理、探究心理以及模仿心理等。同时，他们的情绪多变、不稳定，情感丰富但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自尊心、自主意识以及逆反心理等都比较突出。如果无视这些现象的存在，那么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将成为“海市蜃楼”。而作为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学校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善于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浓厚校园文化，不断强化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那么思想品德教育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中小学校园文化必须具有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以及热爱生命的人文内涵，必须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这是因为，中小学校园文化只有饱含生命意味和人文内涵，才能真正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才能促使中小学生深入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促使他们更加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以及热爱生命，并通过日常活动中的点滴言行去不断彰显和提升生命的价值。
参考文献
篇10
许多家长乃至教师把音乐单纯当做一门特长看待。对于那些从小没有被培养所谓“音乐特长”的学生，音乐课只是一种简单配制，形同鸡肋，课业不紧张时，以课堂讲授生涩难懂的乐理知识为主，即便少许设置些音乐欣赏课，也多是浅尝辄止；一旦到了备考阶段，音乐课则常难逃被其他主要课程占用的厄运。相反，对于有过音乐特长培养经历的学生，音乐的训练又往往被当做工具而过度机械性强化，因为不少家长认为掌握音乐特长可以在中考甚至高考中享受加分的待遇，尤其是那些文化课成绩欠佳的学生，则更希望通过这棵救命稻草，选择对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低的艺术类专业敲开重点高中或大学的校门，还有一些人认为艺术类专业就业相对容易，一旦短期出名成为歌星、明星更是无限风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究其本质，功利思想都是始作俑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功利主义目的，学习音乐早已摆脱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的美育职责，不再是为了学生获得全面发展，更不是从其兴趣爱好出发而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导致音乐教育流于形式，或而仅仅是满足课程配制要求的面子工程，或而单纯为了提高音乐技能、歌唱技巧等，以拿到考级证书为目的，音乐的生命教义长久以来被习惯性漠视了。事实上，音乐与生命息息相关，高度契合。在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看来“音乐能支配所有的东西，放射出不可言喻的感化来”。真正伟大的音乐之所以可以传世不衰，就是因为其蕴含着饱满的生命张力，而古今中外成功的作曲家，无不是把自己的灵魂深深印记在乐谱中，将生命情感与音符融为一体。音乐作为文化艺术的一种特殊形态，最能反映人生命的本真诉求［2］，在生命的高度上认识音乐，既是对音乐本质的最高抽象，也是生命得以升华的路径体现。音乐教育只有立足于生命教育的高度，才能有效发挥其陶冶心灵，净化灵魂的功能，使受教育者充分感受爱与温暖，体会内心最深处的自我，体悟幸福。因此，音乐教学理应完成生命的回归，在实现自我完善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生命教育功能，而这也正是生命化音乐教育的本意之所在。综上，所谓生命教育，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生命为起点，发展生命、完善生命，以提升生命意义和生命品质为宗旨的教育理念，而生命化教育则在生命教育理念指导下进行的符合生命特征的教育活动，生命化音乐教育则是生命化教育在音乐教育领域里的具体化［3］。
二、生命化音乐教育的根本内核———生命化音乐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意义的体现，其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生命素养
并促进社会意识形态和谐发展笔者认为，音乐可以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而生命化音乐教育的根本内核即在于对参与者进行审美教育。德国知名美学家席勒曾说“美对我们是一种对象，因为思索使我们感受到美的条件”，“美是形式，我们可以关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因此，美是主观行为作用于客观事物得到的感受。同时，人类的审美活动又是人生命自身的需要，又如席勒所说，“如果要把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生命化音乐教育的审美内核决定了教育实施过程中，必须时时、处处以审美为核心，诸如教学目标与内容的确定，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的建立，再如授课教师的言语表达，演奏及或歌唱示范，又如教学环境的设置，音乐作品范本的选择等，无不力求使学生在音乐世界的熏陶中，获取正能量，感受真、善、美。因而，人的教育需要全面贯穿生命主题，而开展积极的生命教育应当以审美意义为尺度，音乐教育则是最擅长体现审美教育的载体之一。正是基于生命化音乐教育所具有的审美教育本质属性，其对学生接受完整的生命化教育具有重要价值。现今，我国正在历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根本性变革，后者尤其强调重视学生心理与生理、智力和非智力，以及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而和谐发展。那么生命化音乐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有何意义呢？首先，它可以积极促进主体智力发展。已有现医学研究表明，音乐可有效开发大脑右脑潜能，使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功能更为高效、精准，又如乐波可激发多种神经递质的释放，强化记忆，缓解大脑疲劳，提高注意力；再者，生命化音乐教育也能够经由音乐语言，将喜、怒、哀、乐等诸多音乐情感植入人心，使听者获得超功利的情感体验；最后，生命化音乐教育中的情感教育还在于引导学生领会音乐艺术深刻的思想与道德内涵，提升其精神和品性层次，借以达到生命境界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就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属性而言，中国古代常以“乐教”为教育的中心，期望通过“和其声”达致“平其心”。如上文所述，生命化音乐教育可以全面提升人的生命素养，可以想象，诸多高素质的个体为整个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进化提供了基本前提。另外，生命化音乐教育可以有效沟通参与者的心灵，促成彼此思想的共鸣与融合，通过音乐这门跨越时间、国界的世界通用语，以美向善，生动而鲜活地彼此传达生活感悟和情感体验，消除隔阂，改善情感失衡，对创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意义，而这也是我国古代“乐教”思想“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一脉传承。
三、生命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假说———“一个中心，两个切入点”，以人为本，横、纵双向构建生命化音乐教育体系
介于将生命化教育思想渗透音乐教学的重要意义，笔者从自身音乐教学体会出发，结合中外本领域相关研究资料就该议题提出“以人为本，横、纵双向构建生命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教学体系建构理念。该假说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切入点”。“一个中心”即以人为本，围绕生命化音乐教育以提升生命意义和生命品质为宗旨的教育理念，从受教育者自身个性与特征出发，指导并规范各级别教学目标设定、课程结构设置、教材内容选择、教学评价施行等环节。“两个切入点”则是从横向和纵向两条主线层面，去履践并实现“一个中心”的教学构想，其横向方面强调尊重学生个性特征，重点在于因材施教；其纵向方面则突出生命化音乐教学可以参照受教育者的年龄、身心发展阶段等共性属性来实施。横、纵两个方向一定意义上说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具体操作时应做到全面分析，实事求是。（一）纵向主线指导下构建生命化音乐教育的实施关键在于把握动态共性特征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教育从功能属性讲并不是以产出音乐家为目的，它的作用对象是人，而且绝大部分是音乐禀赋平平的普通人，因此，要完成生命化音乐课程与教学的使命，应当尊重生命自身发展的纵向时间规律，在不同年龄阶段，依据受教育群体身心发展需求的动态更迭确定相应教学环节。通常学前至小学低年级（1－2年级）阶段以培养小朋友的音乐兴趣和爱好为主。此阶段受教主体具有思维方式简单，直观，好奇心强，活泼好动，喜欢模仿等特征，教师可用图片展示、歌舞示范，穿插游戏等综合手段，进行灵活多样的直观教学，在轻松愉悦的音乐活动中激发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使其充分感受和体会生活及大自然中的各种美妙声音和旋律，如流水声、鸟鸣、各种小动物的声音等。小学3～6年级音乐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音乐感受和表现能力为主。此阶段，学生认知与生活能力有所提高，心理体验深度大为增加，且探索和创造欲望增强，应抓住这些特点，有效引导学生丰富对音乐的整体体会，教学曲目可适当多样化，并适时增加乐器演奏或简单的音乐创造活动比重，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使其主动参与音乐活动，如东北某小学开展引导学生积极开设认识“鼓”的音乐探索活动。从教学内容选择上，小学阶段音乐作品可以是经典的音乐作品，也可以是儿童喜欢的动画片中的音乐作品，如《三只小猪》、《黑猫警长》、《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初中阶段以培养音乐鉴赏能力及提高音乐表现力为主。本阶段的学生生理、心理日趋成熟，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更为丰厚，因此，教学过程中应扩大音乐涉猎的范围，还应合理增加各种乐理知识的传授，以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另一方面，教学中还应将历史、文化等人文元素有机融汇进去，引导学生通过音乐作品体会其中复杂的生命思想与情感，发现生命与音乐的内在联系，逐渐养成良好的音乐欣赏习惯，并对塑造积极豁达的人生观有积极意义。再者，进一步增加学生参与音乐表现的成分，并强调合作完成，有助于树立合作友爱的集体主义观念；最后，此时学生处于变声期，必须科学引导其注意声带保护。作品选择方面，初中阶段适合聆听交响曲、协奏曲、歌剧、舞剧或大合唱、组歌等多元体裁、表达不同情感的音乐作品，如具有和谐宁静美感的《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多瑙河》等，体现豪迈壮美氛围的《义勇军进行曲》、《十面埋伏》、《黄河大合唱》、《满江红》等，或蕴含悲剧美的《光明行》、《命运交响曲》、《苏武牧羊》等。进入高中及之后的深造阶段，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和个性化特征基本形成，生命化音乐教育的实施当以横向因材施教为主，相关观点将在下文中具体阐明。（二）横向主线指导下构建生命化音乐教育的实施关键在于因材施教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生命。从生命的表现力层面说，人生价值的关键即在于其善意的个性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如果说纵向的构建生命化音乐教学是从生命的宏观整体角度出发把握共性，利于集中且有效而合理化地安排教学资源，那么，横向的教学构建则更突出实现生命的独特个性，通过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都能从中体会快乐，激发兴趣，获得自信。结合上文所述的时间纵向构建相关论点，笔者认为横向的因材施教构建模式可以将高中作为分界线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原因在于此阶段学生生理与心理发育较前都更加稳定，该阶段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的重要时期。高中之前的横向构建途径以向纵向构建渗透为主。教师在对相近年龄阶段学生实施音乐教育时，时时处处留意每个个体的个性特质，及时发现其中饶有天赋的学生，适当“开小灶”，以合理激发其禀赋，开拓他们的音乐表现力和创造力。对于音乐鉴赏天分高的学生，教师可以安排其做小老师，带领学生去聆听作品，分析和理解其中的音乐情感；有表演、演奏天赋或作曲天赋的学生可以开辟足够的自由表现空间，鼓励其即兴表演，在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赞美中，进一步激发兴趣，积累自信等。进入高中阶段之后，对于将以音乐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而言，学校的音乐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要的，更多的音乐专业提升需要在校外实现。对大多数不以音乐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学生而言，高中之后生命化音乐教育应润物细无声般渗透于学习生活中。旨在丰富其学习生活，提高综合素养，促进其全面发展，并促成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获取全面的生命教义。实施途径则除了有明确考核要求的基本课堂教学外，更可开设多种可供选择的音乐教育环节，让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音乐欣赏、歌曲或歌舞剧表演与观摩、乐器演奏等等［4］。在时间安排上，可以适当打破传统课时局限，如设置公共音乐课时间，选修内容相同的学生可以打破班级界限共同参与某种音乐活动，又如可化整为零，充分利用课间休息时间，让学生根据个人爱好，通过耳机聆听优美音乐，放松神经，积极提高学习效率等。总体而言，横向构建生命化音乐教育就是为了因材施教的，实现教学各个层面的个性化。比如课程设计方面，应根据学生已有的音乐知识结构，心理特征等，创新性设计出符合各种不同音乐特质的学生适合的课程内容；教学过程环节教师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范例，如借鉴卡巴列夫斯体系教学法、铃木体系教学法等，结合我国古代乐教的相关科学成分，以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发展学生的个性；又如教学风格的个性化方面，教师应当在教学中充分展示各自特长，并适当采用教师之间交叉授课，或多人同台授课等形式，让学生充分汲取不同教师的优势，达到1＋1＞2的教学效果。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