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十篇

时间:2023-10-09 17:30:04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1

关键词:“白马非马”论;逻辑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出自先秦时期著名辩论家公孙龙的《白马论》一文,是两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个命题。书中对这一命题论证的思维逻辑和哲学思想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因此这也成为了每一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必须研究和探讨的一个命题。但从古至今,仍然有很多学者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存在误解,把其定义为诡辩,从而质疑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其实,这一命题并非诡辩,其中体现出的科学的逻辑思维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及后人在对其进行论证和争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白马非马”论的逻辑学分析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公孙龙在其著作《白马论》中已经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进行了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结合《白马论》原文,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科学性。

(一)公孙龙从内涵上指出了“白马”和“马”的区别

《白马论》原文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1]这一论证的意思已经指出“马”只是说明了马的外形,而“白”则指出了马的颜色。“马”没有命色并不是否定马有颜色,而正是因为马的颜色多种多样,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才不能具体命色。“白马”这个概念既强调了马的外形,又指出了马的颜色。有些文章则指出:“它的这种推理形式相当于从‘p并且q’(白并且马)推出‘非q’(非马),这违反联言推理分解式公式的规定。”[2]“白马”是一个单独的概念,它虽然具有“白”和“马”两种性质,但是不能片面地把其拆解为“白并且马”,这既不符合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也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我们平时说话时肯定不会把“白马”说成“白并且马”,因此,这种批判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按照公孙龙的原文解释,虽然“马”和“白马”具有共性,即都有着马的外形,却又有“包涵各色”与“仅只白色”的区别,这样就从内涵上指明了“白马”和“马”两个种属概念的区别。

(二)公孙龙从外延上指出了“白马”和“马”的区别

《白马论》原文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3]这句话说求马,可以找黑马、黄马,而求白马,黑马、黄马则不符合要求。“马”包括黄马和黑马等其他颜色的马,而“白马”则不包括除白马之外的其他颜色的马,这句话说明了“白马”和“马”在外延上所指的颜色范围是不同的。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说:“公孙龙只提出‘求马,黄、黑马皆可致’,而没有说‘白马也可致’,这就是把‘白马’排斥在‘马’的外延之外了。”[4]用这样的推理解释来质疑“白马非马”的命题是不科学的,原文中没有提到并不表示作者不认同。况且公孙龙在《白马论》原文中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5],明确指出了马是有颜色的,所以才有白马,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白马”和“马”是种属关系。显而易见,如此质疑公孙龙把“白马”排斥在“马”的外延之外的论证是无法成立的。《白马论》原文用是否包括黄、黑马来区别“白马”和“马”的外延,其实这里的黄、黑马就是其他颜色的马的代表,它们代表的是除了白色以外的其他颜色的马。因此,“马”的外延包括“白马”,也包括其他颜色的马,而“白马”的外延则不包含其他颜色的马,故曰“白马非马也”。

(三)关于“白马非马”中“非”字的科学解释

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一命题产生争论的另一根源,在于对“白马非马”中“非”字的解释不同,这也是理解“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如果对“非”字加以科学的解释,任何批判性的言论都会不攻自破。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非”字的科学含义给予解释。首先,从现代语言习惯进行论证。按照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非”字一般可以解释为“不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解释,“白马非马”演变成了“白马不是马”。而且很多学者又在此基础上把“白马不是马”理解为“白马不属于马”,便认为此命题为诡辩。所以,论证“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科学性,要从“不是”的解释着手。这些学者之所以把其理解为诡辩,是因为他们把“是”解释为“属于”,“不是”即“不属于”,那么“白马不属于马”自然就成了错误的命题。但是,结合《白马论》的原文来分析,这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在上面的论证中已经提到了公孙龙在原文中把“白马”和“马”定位于种属关系,所以作者已经论证了白马属于马,因此,把“不是”理解为“不属于”,显然是违背作者原文本意的。其次,从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进行论证。根据古汉语的语法解释,在“白马非马”的命题中,“非”字不能仅仅解释为“不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判断结构来分析这一命题,“白马”是主项,“马”是谓项,“非”则是联结词。因此,如果把联结词“非”只看成是否定联项“不是”,甚至把“不是”进而解释为“不属于”,是不符合古汉语中的语法规则的,当然也不符合这一命题的逻辑含义。

(四)科学把握这一命题要从全文整体逻辑进行理解

《白马论》原文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6]在此段论证中,公孙龙肯定了“白马”属于“马”,二者是种属关系,是不等同的。然而有些学者从文字论证上找纰漏,他们指出:“公孙龙把‘白马’概括到‘白者’,‘白者非马’即白的东西不是马,‘白者非马’在内涵上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在外延上把‘非’理解为全异关系则不正确,应该说‘白者中白马乃马’。”[7]这些人把“白者非马”看作是公孙龙论证“白马非马”的一个中介,认为这是他进行诡辩时玩弄的一个花招。通过深刻剖析《白马论》原文后可以看出,这样的批判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从《白马论》原文的整体语境中去理解和把握这句话,公孙龙的这种论证是为了反驳他人的问题。该问题是这样说的:“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天下无马,可乎?”[8]公孙龙在反驳中首先阐述了马是有颜色的,所以才有白马(“马固有色,故有白马”),这也表明了他并不是认为有颜色的马就不是马。在之后的论述中,他首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如果马是没有颜色的,自然在这个前提下就没有了白马,因此“白者”中已经不含有“白马”,所以才有“白者非马也”的言论存在。由此可见,上面提到的某些学者的批判是无理可言的。如果读者从《白马论》全文的角度分析这一命题,可以发现公孙龙的论证是比较严密的,某些学者不能断章取义地否定这个命题。

二、“白马非马”论的哲学分析

从哲学角度来看,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论证科学地阐述了“白马”和“马”是个性和共性的区别。根据公孙龙的《指物论》可以得出“马”具有物的共性,而“白马”则反映的是物的具体属性,公孙龙的《指物论》反映了物的共性不等同于个性,个性是共性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因此,“白马非马”的论证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辩证法思想,客观地说明了“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白马”和“马”是种属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一)“白马非马”强调了个别和一般的区别

《白马论》中着重阐明“白马”与“马”两个概念的区别。每个概念必须保持外延与内涵的统一,不同的概念不可等同,更不可互相替代。公孙龙指出“白马”的内涵包括马的外形和马的颜色,而“马”只是确定了马的外形,并没有确定颜色。可见,“白马”是“马”这一种类中的“个别”(个性),而“马”是“一般”(共性)。“个别”和“一般”是不能等同的,因此“白马”不等同于“马”。公孙龙在《指物论》中说:“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9]世界上之所以没有独立存在的物的属性,是因为物有各自反映其特有属性的概念(“名”),而物的“名”并不反映物的那些具体属性(个性)。物的名称虽不反映物的个性,但却能反映物的特定本质(共性)。物的共性并不等于物的个性,所以反映物之共性的概念(“名”)并不反映物的个性。由于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因此,把只反映物的共性之“名”当作某一具体物本身是不对的,即把“马”当作“白马”是不恰当的。公孙龙正是因为强调了个别和一般的区别,故曰“白马非马也”。

(二)“白马非马”并没有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联系

公孙龙所指出的“命色非命形”只是强调了“马”(形)与“白”(色)是不同(全异)的概念或词义,并不是论证“白马”与“马”这两类概念是全异关系。《白马论》原文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明确指出了马是包括白马的,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白马”和“马”是种属关系。可见,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并没有割裂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是一直强调“白马”中包含有“马”形的内容,即肯定一般(共性)寓于个别(个性)之中。公孙龙在《指物论》原文中说:“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10]“指”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兼而有之的共性。世界上虽然没有离开具体物而独立存在的共性,但不能说物没有共性,即物是有共性的。而共性不同于个性,个性是个共性的基础,共性则寓于个性之中。《白马论》原文既然说了“马固有色,故有白马”,这就明确指出了“白马”中包含有“马”形的内容,即肯定一般(共性)寓于个别(个性)之中。

三、“白马非马”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和生命线,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能顺利进行,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其他一切建设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大学生则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因此,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关键。通过对“白马非马”论的深入解析,我们可以运用其科学的思维逻辑以及辩证的哲学思想来指导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注重个体差异,遵循层次原则

“白马非马”这一命题从内涵和外延上指出了“白马”和“马”的区别,即“个性”和“共性”区别。共性的“物”中所包含的个体都是不同的,他们有着“物”的共性,也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首先要注重对实际的调查研究,尊重个体差异,准确了解教育对象个体的思想特点以及影响其思想变化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其次要注重层次原则,根据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确定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区别对待,分层次进行教育。再次是要注重创造良好氛围,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充分发展的需要,拒绝“存大同,灭小异”的做法,做到多样性的统一,求同存异的统一,活跃学生的思维,这也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创造性人才。

(二)强调共性和个性相结合

公孙龙在论证“白马非马”时深入阐述了在共性中去探寻个性,在个性中把握共性,坚持个性和共性相统一的哲学思想。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借之鉴之,注重教育对象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尤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在大学生个体中把握共性,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再把普遍规律灵活运用到不同的个体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准确把握教育理论和思想实际的结合点。首先,共性的理论内容要逐步个性化,所教授理论的层次要与学生的认知实际层次相适应,使教学内容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实际需要,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才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其次,个性的认识必须逐步共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个性的、低层次的需求上,而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逐步引导和提升,最终统一到整体的教育目的上来。再次,提高教育共性内容的时代感、创新性,在实践中升华理论,用鲜活的实际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情绪,使教育者能够更好地从外化到内化。

(三)注重以人为本,展现人文关怀

通过对“白马非马”论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其阐述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一哲学思想启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把握共性,也要注重个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必须把‘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疏导人的思想问题,实现人的观念转变,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其宗旨是关心人、激励人、提升人、尊重人、发展人。”[11]“人文关怀是以人文精神为指导思想,通过关心人的合理需要,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提升精神境界,丰富内心世界;唤醒主体意识,塑造个性化人格;培养伦理情怀,提高道德素质;构建精神家园,最终实现对人终极关怀的一种价值取向。”[12]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注重以人为本,展现人文关怀。要以学生为主体,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实现学生的个性培养,为国家培养创造型人才。要坚持社会教育价值与个人教育价值并重,在培养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四)善于全面看问题,切忌断章取义

很多专家学者在理解“白马非马”时会出现误解,往往是因为不能从全文的思维逻辑去把握这一命题,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因此才会出现“白马非马”是诡辩的说法。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全面分析教育对象存在的问题,清楚把握问题的症结所在,切忌先入为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若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守成见,便不能发掘其内部根本的问题所在,也就不能彻底地解决教育对象面临的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警惕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坚持联系的观点,从整体出发,用整体性原则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五)注重语言运用的艺术

“白马非马”之所以成为几千年来争辩不休的命题,不仅是因为后人在论证和争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误解,也因为公孙龙自己在论证命题时有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的嫌疑,把一个简单命题复杂化,使人难以理解,从而导致了后人对其误解的产生。如果公孙龙直接说“白马不等于马”,而不是为“吸引眼球”之故,误导人们理解为“白马不是马”或“白马不属于马”,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了。关于“非”字,从古至今,尤其是现代,人们总是浅显地把“非”字理解为“不是”,若不经深入探讨,是不会理解“白马非马”中“非”字的内涵的。但也正是因为公孙龙这一高明之处,才使得“白马非马”成为千年古辩,并在逻辑学和哲学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吸取教训,要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切忌在自己对问题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对教育对象故弄玄虚,把问题复杂化,让人难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实效性,而不是故意考验人的“智商”,让人陷于思维或逻辑的陷阱而无法反驳。通过对“白马非马”论的深入分析,可以将其与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相联系,找到二者的契合之处,更好地看清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3][5][6][8][9][10]公孙龙.公孙龙子(外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7]林颖.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10-12.

[4]钟罗.评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种种误解[J].天津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2):14-16.

[11]丁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OL].重庆:西南大学,2010[2015-09-20]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2

关键词心理词典,范畴化脑功能损伤,脑功能成像,事件相关电位。

分类号B842

1引言

1.1心理词典

心理辞典也称大脑词库,它既是研究者主观虚拟出来的一个概念,又是客观存在于人脑的一个系统[1]。心理词典被定义为人脑中关于词汇信息的“内存”,是关于词汇的存储与提取的信息集。这些信息包括了词的语音和正字法的表征以及词的意义和词的语法特点的表征,其中词的意义的表征在心理词典中占有重要的位置。Just和Carpenter甚至认为,心理词典就是词的意义在人的心理中的表征[2]。

1.2范畴化现象

范畴化是心理词典研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正常人脑具有将事物分门别类的基本功能,即大脑会将某些有着共同特征的事物划分到同一类别。而当大脑某些部位受到损伤时,会表现出对某一范畴的认知功能相对弱化。目前报道的表现出范畴化脑功能损伤的类别包括抽象/具体词类[3,4]、数字[5]、身体部位[6]以及从语法角度划分的动词、名词[7]等,但发现最广泛、研究最深入的还是生命/非生命词类[8]。

1966年,Goodglass等人首先报道了范畴化脑功能损伤现象[9]。1983年,Warrington和McCarthy报道了一个名为VER的失语症病人的范畴化脑功能损伤病例[10]。在图片与相应词的匹配任务中,VER对于花和动物类的操作正确率(96%、86%)明显高于人造物体类(63%)。1984年,Warrington和Shllice又报道了两例生命类语义功能选择性受损的单纯性疱疹脑炎病人,其非生命类语义功能基本正常[11]。

2有关范畴化现象的假说及研究进展

2.1类别专一说

继Warrington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研究者报道了大量生命类语义功能选择性损伤的病例,发现专一类别的功能缺失往往与局部性的脑损伤相对应,类别化现象似乎与某些脑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此,1988年Pietrini等明确提出,不同类别的语义信息分别是在脑的不同区域存储和加工的[12]。

此理论后来发展成为类别专一假说。该假说认为,人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能对事物进行类别划分的神经结构和功能,不同的类别是与构成概念系统的不同脑区相互对应的[13]。

然而对于某些现象,类别专一说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在不同的病例中,与生命类信息功能损伤对应的脑结构损伤区常常并不相同,有时甚至差别很大;对正常人的脑成像研究所发现的所谓类别专一性脑区也往往不一致[8]。

2.2感觉―功能说

当将身体部位作为材料时,研究者发现与身体部位有关的语义功能损伤往往同非生命类语义功能损伤同时出现[6,14,15],而与食物、乐器类有关的语义功能损伤则被发现与生命类事物的损伤同时出现[16]。相应的脑成像实验也发现:动物类任务的激活伴随着皮层视觉区的激活,工具类任务的激活伴随着皮层运动区的激活[17]。身体部位虽然是生命体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意义上常常与其功能相联系。由此,这些研究者们提出生命类信息的损伤实质是由大脑中表征视觉特征的区域的损伤所引起,而非生命类信息的损伤实质反映了大脑内存储物体功能特征的区域的损伤。这就是所谓的感觉―功能说。

更多脑损伤病例的发现使感觉―功能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生命类脑功能损伤的病人并没有经常被检测到出现伴随性的乐器类[18]或食物类[19]损伤,并且有些病人对感觉性和功能性的信息显示出相同程度的功能损伤[13,20]。

2.3概念结构说

针对前两种理论存在的不足,Tyler等人提出概念结构联系说[21]。该理论提出,概念信息在大脑是随机分布的。表征一个概念的所有具体特征构成该概念的结构体系。范畴化脑功能损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不同类别概念的结构体系不同所致。例如生命类概念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如生命体一般都有眼、四肢等),在表征生命类概念时,它们同时激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这些共同特征之间有较强的相关;而生命类概念之间的相异特征(如有的有斑纹,有的脖子长等)却往往只为单个个体所具有,较少同时被激活,因此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弱。工具类概念之间则往往很少有共同特征,但是其相异特征由于工具类概念特有的“形态―功能”模式而得到“保护”,因此相互之间联系较强。概念之间相互区分依赖的是相异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相互联系的特征具有较稳固的神经结构基础。因此Tyler等认为,具有较多的相异特征的类别和由具有较强相互联系的特征表征的类别不容易出现功能损伤。

概念结构联系说能较好的解释为什么生命类信息容易出现功能损伤[11,19,22],为什么蔬菜和水果类的信息特别容易出现功能损伤(它们各自概念之间的相异特征非常不明显)[23],以及为何在目前研究中难以对类别专一性脑区做出统一的界定。但概念结构说也并非尽善尽美,根据其理论,工具类概念的脑功能损伤只有在脑结构损伤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然而此种损伤也被观察到在轻微脑损伤病人中出现[14,22]。

3范畴化现象的相关脑区、成分和时间进程研究

尽管最新的概念结构联系理论否认类别信息有相关的对应脑区,但实际观察到的脑结构损伤造成对应功能缺失的现象以及神经成像所发现的类别信息引发的脑激活区的存在(虽然它们并不很一致)使我们无法忽略某些脑区(如前额叶、颞叶等)在这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3.1范畴化现象的相关脑区及功能

3.1.1与语义任务相关的脑区

了解与语义任务相关的脑区的分布及其功能,是讨论与范畴化现象相关的脑区的分布及其功能的基础。Price总结的大脑语义系统分布在左下额叶(BA47)、左下颞叶和后下顶叶。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关联判断、实际大小判断、生命/非生命判断或者抽象/具体判断),也不管这些任务以何种方式操作(写、看或听),这些区域在语义任务中总是出现激活[24]。

Cabeza和Nyberg总结了从1988年到1998年275例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认知研究结果,并从语义记忆角度综合了此期间有关脑的范畴化现象的研究成果[25]。他们发现,语义任务往往引起左半球前额叶、颞叶、前扣带回和小脑的激活,表明了其相互之间密切的功能―结构联系。

在前额叶皮层,BA45、47区在分类任务和生成任务中(或其它多种实验模式下)均可观察到激活,显示与一般性的语义检索操作相联系;BA11区在分类任务中更多的出现激活,显示与分类中的某些操作(如判断)有关;后背侧区则在生成任务中更多的出现激活,后侧BA44、6区的激活发生在(或临近)Broca区(语言区),可能反映内隐或外显的发音过程;背侧BA9、46区常与言语的流利性相联系,可能实质上反映了工作记忆,此外,此区域在选择性任务中也可观察到激活。

颞叶的激活主要集中在左颞中回(BA21区)和双侧顶颞交界区(BA37区)。左颞中回的激活在以词、图片和面孔为材料的任务中均可观察到,表明其与较高级的语义水平过程相关;而BA37区的激活则常在以实物及面孔为材料时出现,因此可能与视觉特征有着较大的联系;前扣带回的激活常在生成任务中出现,并与背侧前额叶相似,表现出与选择有关;小脑则被认为与记忆搜索有关,因为其激活常在单词生成任务中出现,而似乎与言语流利性无关。

3.1.2类别专一性脑区分析

临床研究已发现的脑损伤病例中,生命类信息的功能损伤常与双侧颞叶前中部和下部的结构损伤相联系,工具类信息的功能损伤常与左侧额―顶叶交界处的广大区域的结构损伤相联系[26]。对于正常人的脑成像研究虽然界定了一些类别专一性脑区,但各种研究结果并不很一致。表1展示了部分正常被试的脑成像研究结果。研究者们所界定的类别专一性脑区的不一致现象提醒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相关脑区在此类实验中的具体作用。

临床上,范畴化脑功能损伤常常与额叶和颞叶某部位结构损伤相联系,相关的脑成像实验结果也揭示出此2个脑区与范畴化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很多研究发现,前额叶的损伤并不引起显著的语义功能缺失[24,29]。Thompson-Schill等研究了前下额叶在语义选择任务中的功能,发现其对选择任务的难易度敏感。Gabrielli等也认为左前下额叶的激活与语义知识占用工作记忆的容量、持续时间和需要做出的选择有关[30]。Hagoort曾发现前额叶损伤对患者大脑的自动语义启动过程没有影响,但却使其策略性语义启动功能受损[31]。Fiez因此提出左前下额叶在语义任务中的作用是执行,即对从后颞区来的语义信息的检索和选择进行控制[32]。

背侧颞叶的激活出现在多种类别任务中(如面孔、动物和建筑物等等),但如此多的类别相关区域集中在颞叶,如果每一类别都有其特定的一个分区,似乎颞叶是容纳不下的。事实上,近几年有许多研究都发现某一类别信息所引起的背侧颞叶的神经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与之相对应的脑激活最强的区域,那些激活稍弱的次激活区的反应模式也有着可复制的类别专一性[33]。由此看来,大脑背侧颞叶可能是表征物体特征的功能结构基础,并且表现同类事物特征的脑结构趋向于聚集在一起。对于命名任务来说,大量临床经验显示最严重的普通命名错误往往发生在Werniche区及其相邻的旁Sylvian区损伤之后,Werniche区之外的与范畴化功能有关的脑区的参与似乎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些区域可能只是对有待进一步转换的前词阶段的或内隐的特征进行表征[34]。

3.2范畴化效应的时间进程及其成分分析

相对于前面提到过的神经心理学方法和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优势。但由于研究者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范畴化现象的功能定位,当前此领域内的ERP研究数量很少。笔者认为,加强对范畴化效应的ERP研究可能正是解决神经心理学和脑成像研究中的定位不一致问题的突破口。因为ERP除了也能够对类别专一脑区进行溯源和定位[5,25]之外,还具有另外两个独特的优势:

(1)可用来分析范畴化效应的心理组成成分

Kiefer的研究发现,在刺激呈现之后160~200毫秒(N1),类别差异仅出现在以图示呈现的刺激材料上,并且生命类刺激材料的N1强于非生命类。而在刺激呈现之后300~500毫秒(N400),以图示呈现和以文字呈现的刺激材料均使被试的ERP成分出现范畴化效应[36]。一般认为N1反映知觉过程[37],N400反映语义过程[38]。因此Kiefer推论范畴化效应至少包含前期的知觉和后期的语义两种成分。

(2)可用于检测范畴化效应的时间进程

VanRullen等的研究发现,范畴化效应在刺激呈现后75~80毫秒已经开始,但这种反应是无意识的,与同时采得的行为数据并不相关,可认为属于早期的知觉水平[39]。Schendan等的研究也发现,90毫秒时,视觉呈现的词与其它类刺激的ERP成分开始出现差别,而在始于125毫秒的P150成分上,词和面孔变得相似。源于后梭状回的P150可能表征已被牢固记忆的视觉模式范畴化效应。因此,作者推断基于长期经验的视知觉范畴化过程始于125毫秒[40]。此外,Mouchctant-Rostaing等对生命/非生命类范畴的早期ERP成分的研究发现,早至45~85毫秒时的ERP成分已能区分人类面孔的性别,还能区分差异较大的非生命类几何形状[41]。

4结语

目前对于范畴化功能损伤的脑结构基础及其反应机理的研究,已不再苦苦纠缠于类别专一性脑区的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趋向于从更全面的控制因素、更丰富的实验材料以及更巧妙的实验设计去探索各相关脑区在类别性任务定的具体功能及其相互联系。

范畴化脑功能损伤研究的进一步突破也有赖于相关物理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设备的改进。目前对于大脑类别专一性的研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检测脑疾病患者脑结构损伤与功能缺失之间的对应关系,被试包括中风病人、痴呆病人、单纯性疱疹脑炎病人、脑损伤病人和脑萎缩病人等;二是通过功能成像技术观察正常人在与类别信息相关的特定实验任务中的脑活动情况,实验任务包括对图片或实物命名、图片或实物与词匹配、词的联想等等。此外,在脑外科治疗过程中,电刺激相关脑区所引起的反应也可提供对研究有用的信息。我们认为,多种研究手段(行为、ERP、fMRI)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加强对ERP技术的应用,可能是一条比较好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杨亦鸣, 曹明, 沈兴安. 国外大脑词库研究概观. 当代语言学, 2001, 3: 90~108

2 Just M A, Carpenter P A.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Boston: Allyn & Bacon press, 1987

3 Breedin S D, Saffran E M, Coslett H B. Reversal of the concreteness effect in a patient with semantic dementia. Congitive Neuropsychology, 1994, 11: 617~660

4 Warrintgon E K. Concrete word dyslexi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1, 72: 175~196

5 Dehaene S.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category-specific word processing in the normal human brain. Neuroreport, 1995, 6(16): 2153~2157

6 Barbarotto R, Capitani E, Laiacona M. Living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inanimate body parts? Neuropsychologia, 2001, 39(4): 406~414

7 Caramazza A, Hillis A E. Lexical organization of nouns and verbs in thebrain. Nature, 1991, 349: 788~790

8 Tyler L K, Moss H E. Towards a distributed account of conceptual knowled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1, 5(6): 244~252

9 Goodglass H, Klein B, Carey P, Jones K. Specific semantic word categories in aphasia. Cortex, 1966, 2: 74~89

10 Warrington E K, McCarthy R. Category specific access dysphasia. Brain, 1983, 106: 859~878

11 Warrington E K, Shallice T. Categories specific semantic impairments. Brain, 1984, 107: 829~853

12 Pietrini V, Nertempi P, Vaglia A, et al. Recovery from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Selective impairment of specific semantic categories with neuroradiological correlation.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1988, 51: 1284~1293

13 Caramazza A, Shelton J R.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systems in the brain: the animate-inanimate distinc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98, 10: 1~35

14 Sacchett C, Humphreys G W. Calling a squirrel a squirrel but a canoe a wigwam: A category specific deficit for artifactual objects and body parts.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1992, 9: 73~86

15 Silvery M C, Gainotti G. Interact on between vision and language in category specific semantic impairment.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1988, 5: 677~709

16 Satori G, Job R. The oyster with four legs: a neuropsychological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of visual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1988, 5: 105~132

17 Martin A, Wiggs C L, Ungerleider L G,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category-specific knowledge. Nature, 1996, 379: 649~652

18 De R E, Lucchelli F. Are semantic systems separately represented in the brain? The case of living category impairment. Cortex, 1994, 30: 3~25

19 Hart J, Gordon B. Neural subsystems for knowlege. Nature, 1992, 359: 60~64

20 Lambon-Ralph M A, Howard D, Nightingale G, et al. Are living and non-living category-specific deficits causally linked to impaired perceptual or associative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a category-specific double dissociation. Neurocase, 1998, 4: 311~338

21 Tyler L K, Moss H E, Durrant-Peatfield M R, et al.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 a distributed account of cateory-specific deficits. Brain and Language, 2000, 75(2): 195~231

22 Hillis A E, Caramazza A. Category-specific naming and comprehension impairment: a double dissociation. Brain and Language, 1991, 114: 2081~2094

23 Laiacona M, Capitani E, Barbarotto R. Semantic category dissociation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wo cases. Cortex, 1997, 33: 441~461

24 Price C J.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word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98, 2(8): 281~287

25 Cabeza R, Nyberg L. Imaging cognition Ⅱ: an empirical review of 275 PET and fMRI studie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0, 12(1): 1~47

26 Gainotti G. What the locus of brain lesion tells u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ognitive defect underlying category-specific disorders: a review. Cortex, 2000, 36(4): 539~559

27 Damasio H, Grabowski T J, Tranel D, Hichwa R D, Damasio A R. A neural basis for lexical retrieval. Nature, 1996, 380: 499~505

28 Moore C J, Price C J. A functional neuroimaging study of the variables that generate category-specific object processing differences. Brain, 1999, 122: 943~962

29 Thompson-Schill S L, D'Esposito M, Aguirre G K, et al. Role of left 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 in retrieval of semantic knowledge: A reevaluation. Neurobiology, 1997, 94: 14792~14797

30 Gabrielli J D E, Poldrack R A, Desmond J E. The role of left prefrontal cortex in language and memo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8, 95: 906~913

31 Hagoort P. Semantic priming in Broca's aphasia at a short SOA: no support for an automatic access deficit. Brain and Language, 1997, 56: 287~300

32 Fiez A. Phonology, semantics and the role of the left 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 Human Brain Mapping, 1997, 5: 79~83

33 Ishai A, Ungerleider L G, Martin, A, et al.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of objects in the human ventral visual pathway. Neurobiology, 1999, 96(16): 9379~9384

34 Mesulam M M. From sensation to cognition. Brain, 1998, 121(Pt6): 1013~1052

35 Rossion B, Joyce C A, Cottrell G W, et al. Early lateralization and orientation tuning for face, word, and object processing in the visual cortex. Neuroimage, 2003, 20(3): 1609~1624

36 Kiefer M.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sources of category-specific effects: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during picture and word categorization. Memory & Cognition, 2001, 29(1): 100~116

37 Mangun G R, Hillyard S A. Modulation of sensoryevoked brain potentials provide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perceptual processing during visual-spatial prim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 Performance, 1991, 17: 1057~1074

38 Kutas M, Hillyard, S A. Reading senseless sentences Brain potentials reflect semantic incongruity. Science, 1980, 207: 203~205

39 VanRullen R, Thorpe S J. The time course of visual processing: from early perception to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1, 13(4): 454~461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3

第一、遗忘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因此对于集合B,就有B=A、φ≠B、B≠φ三种情况出现。在实际解题中,如果考生思维不够缜密,就有可能忽视第三种情况,导致结果出错。尤其是在解含有参数的集合问题时,要充分注意当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取值时所给的集合可能是空集这种情况。空集是一个特殊集合,考生因思维定式遗忘集合导致结果出错或不全面是常见的错误,一定要倍加当心。

第二、忽视集合元素的三性集合元素具有确定性、无序性、互异性的特点,在三性中,数互异性对答题的影响,尤其是带有字母参数的集合,实际上就隐含着对考生字母参数掌握程度的要求。在考场答题时,考生可先确定字母参数的范围,再一一具体解决。

第三、四种命题结构不明若原命题为“若 A则B”,则逆命题是“若B则A”,否命题是“若A则B”,逆否命题是“若B则A”。这里将会出现两组等价的命题:“原命题和它的逆否命题等价”,“否命题与逆命题等价”。考生在遇到“由某一个命题写出其他形式命题”的题型时,要首先明确四种命题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等价关系。

在否定一个命题时,要记住“全称命题的否定是特称命题,特称命题的否定是全称命题”的规律。如对“a,b都是偶数”的否定应该是“a,b不都是偶数”,不是“a ,b都是奇数”。

第四、充分必要条件颠倒两个条件A与B,若A=>B成立,则A是B的充分条件,B是A的必要条件;若B=>A成立,则A是B的必要条件,B是A的充分条件;若AB,则AB互为充分必要条件。考生在解这类题时最容易出错的点就是颠倒了充分性与必要性,一定要根据充要条件的概念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五、逻辑联结词理解不准确

在判断含逻辑联结词的命题时,考生很容易因理解不准确而出错。小编在这里给出一些常用的判断方法,希望同学们牢牢记住并加以运用。

p∨q真p真或q真,p∨q假p假且q假(概括为一真即真);

p∧q真p真且q真,p∧q假p假或q假(概括为一假即假);

p真p假,p假p真(概括为一真一假)。

函数与导数

第一、求函数定义域题忽视细节函数的定义域是使函数有意义的自变量的取值范围,考生想要在考场上准确求出定义域,就要根据函数解析式把各种情况下的自变量的限制条件找出来,列成不等式组,不等式组的解集就是该函数的定义域。

在求一般函数定义域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分母不为0;偶次被开放式非负;真数大于0以及0的0次幂无意义。函数的定义域是非空的数集,在解答函数定义域类的题时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复合函数要注意外层函数的定义域由内层函数的值域决定。

第二、带绝对值的函数单调性判断错误带绝对值的函数实质上就是分段函数,判断分段函数的单调性有两种方法:第一,在各个段上根据函数的解析式所表示的函数的单调性求出单调区间,然后对各个段上的单调区间进行整合;第二,画出这个分段函数的图象,结合函数图象、性质能够进行直观的判断。函数题离不开函数图象,而函数图象反应了函数的所有性质,考生在解答函数题时,要第一时间在脑海中画出函数图象,从图象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函数不同的单调递增(减)区间,千万记住,不要使用并集,指明这几个区间是该函数的单调递增(减)区间即可。

第三、求函数奇偶性的常见错误求函数奇偶性类的题最常见的错误有求错函数定义域或忽视函数定义域,对函数具有奇偶性的前提条件不清,对分段函数奇偶性判断方法不当等等。判断函数的奇偶性,首先要考虑函数的定义域,一个函数具备奇偶性的必要条件是这个函数的定义域区间关于原点对称,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函数一定是非奇非偶的函数。在定义域区间关于原点对称的前提下,再根据奇偶函数的定义进行判断。

在用定义进行判断时,要注意自变量在定义域区间内的任意性。

第四、抽象函数推理不严谨很多抽象函数问题都是以抽象出某一类函数的共同“特征”而设计的,在解答此类问题时,考生可以通过类比这类函数中一些具体函数的性质去解决抽象函数。多用特殊赋值法,通过特殊赋可以找到函数的不变性质,这往往是问题的突破口。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4

关键词:生命质量;慢性病;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R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3-0087-01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关注。据统计至2009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5%,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的1/3将是老年人。这也就是说,我国未来将面临人口机构和素质的重大改变,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命质量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慢性病是目前导致死亡和伤残的最主要原因,老龄化和慢性病疾病负担必烈的增加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生命质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1],以村为单位进行整体抽样调查。研究对象的选取标准:(1)年龄40岁以上;(2)本地的农村户籍;(3)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排除标准:(1)由于严重疾病或精神疾患等造成的自知力缺乏;(2)行动不便,无法参与现场调查研究。点差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四种常见慢性病患病情况。

2 结果

本次共统计5344例研究对象,年龄范围40~89岁,女性占68.7%,75.2%的研究对象为在婚状态,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文化和高中及以上文化者分别占17.8%、70.3%、11.9%,人均年收入中位数为6260.6元。吸烟率、饮酒率分别为25.5%和16.1%,65.2%的研究对象处于超重、肥胖状态,超过2/3(68.0%)的研究对象有规律的锻炼习惯。研究对象的慢性病率为73.1%,患病率由高到低分别为高血压61.5%、冠心病36.2%、糖尿病14.8%和脑卒7.4%。

3 生命质量情况

EQ-5D生命质量状况的报告率[2]为99.4%,约1/4(24.8%)的研究对象在至少一个健康维度上存在生命质量问题。慢性病患者发生健康状态不良的风险由大到小依次为脑卒1.46[95%CI(1.15,1.85)]、糖尿病1.27[95%(1.05,1.53)]、高血压1.25[95%CI(1.05,1.53)]和冠心病1.12[95%CI(0.96,1.32)]。男性脑卒患者[OR=1.90,95%(1.32,2.73)]、女性糖尿病患者[OR=1.30,95%CI(1.04,1.63)]更容易发生健康状态不良。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的结果提示慢性病患病情况、血压控制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群的生命质量,以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为代表的四种常见慢性病已成为影响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生命质量低于未患慢性病者,不同的慢性病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脑卒是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存活者多伴有抑郁、语言障碍和行动不便,严重者发生意识障碍和肢体瘫痪,给患者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这与以往的相似研究有差异,可能在于本次研究对象来自农村社区,在农村社区男性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其劳作收入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脑卒中患病会影响到该人群的劳作能力,进而会对其个人的生命质量、精神状态产生很大影响。同时本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中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发生健康状态不良,可能由于中老年女性绝经后糖尿病患病率迅速升高,容易继发骨质疏松及相关骨折,且更年期常出现难以控制的血糖波动、下肢动脉病变、严重的冠心病等糖尿病相关问题,从而导致中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生命质量下降[3]。

通过对农村社区中老年人群慢性病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进行研究,结果提示脑卒和糖尿病分别是影响该地区男性和女性生命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在制定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群健康生命质量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慢性病患病情况,慢性病的防治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生命质量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党勇,李卫平.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多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2008.7(11).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5

关键词:景观设计;校园景观;场所精神;生命文化

中图分类号:TU-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1)07-0046-02

1 前言

场所,是活动发生的地方,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间,场所具有吸收不同内容的能力,它能为人的活动提供一个固定空间。场所不仅仅适合一种特别的用途,其结构也并非固定永恒的,它在一段时期内对特定的群体保持其方向感和认同感,即具有“场所精神”。从“场所精神”中获得建筑最根本的经验。

校园规划除了建筑实体外,外部空间作为校园生活的发生器,是校园中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产生公共记忆,公共特征的主要场所。一个学校在具体的校园物质环境实地营造的同时,应更加重视景观的创造、建筑组群的维合界面及景观空间若干层次环境场所的氛围营造,因为它们才是作为校园非物质文化的基本载体,构成了包括校风、学风与内在的校园文化传承的主要空间场所,而不是过分讲究平面形式构图,忽视环境场所与校园特点的创造。

2 项目主题――生命、文化与“场所精神”物语

设计方案在保留校园本身自然形态与景观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环境处理,在设计构思反映生命的奇迹、生命的状态、生命的故事如DNA、蛋白质细胞的概念,以及生命与人类的交流的理念和场所精神,让老师与学生能够提高对生命的文化认知与尊重,对景观生态的保护与延续。并且在场所精神中强烈反映出华侨大学中感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龙舟文化通四海,凝集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学生的多元文化精神。所以项目主题以生命与人类的交流的基础上,为校园景观提供了空间场所,记载历史沧桑,展现校园精神,孕育校园文化,突出表现了校园景观“场所精神”。

3 项目背景

探索新型办学模式,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形成高档次的文教、旅游区是华侨大学厦门校园的办学目标。高校校园文化是校园精神和校园文化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体现着大学理想和人文精神,反映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理念的新一轮校园文化大潮,促使了这次华侨大学厦门校园总体景观规划设计这个项目的诞生。基于上述的观点,在这个项目设计中,设计者贯穿了一种生命文化、龙舟文化与校园文化高度融合的景观设计文化。

4 现状调查分析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位于集美文教区东南角,东面隔路与集美大学相邻,南面是规划中的滨湖的集美大道,西面亲水(杏林湾),北面是规划中待引进的其他高校园区(见图1、图2)。

5 设计原则

整个项目在以设计主题为导向的依据上,提出的设计原则有:整体有机的景观格局,生态原则和地域特色,分期规划原则,开放性原则,资源共享原则。

6 用地布局

根据设计目标和设计理念,全园分为六大景观功能区,分别是:湿地景观观赏区、广场活动区、户外交流区、运动区、读书林区、休闲野趣区。

校园景观有一实一虚两景线,实线为校园观赏环路,贯穿校园不同功能空间;虚线为水体,连接着校园区主要景观节点。

校园的西南部是湿地景观观赏区,主要的景点有南入口、五洲文化主题湿地观赏区、生命之塔、渔舟晚唱等。校园的西北中部为广场活动区,主要的景点有叠水舞台;湿地景观观赏区以北是户外交流区,主要的景点有滨水大道、以及细胞概念等;校园的东南部是运动区,主要的景点有生命之源等,读书林区位于中部,主要的景点有书香竹林等,休闲野趣区位于校园的东北部,主要的景点有兑山的山景保留改造、生态走廊等。

7 功能结构组织

校园的设计从它的概念出发,在布局结构上强调了五条主脉,五种景观功能线,分别是文化线――文脉,水景线――水脉,生态线――绿脉,游乐线――嬉脉,历史线――史线。设计中五条主脉相互包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组成了整个校园布局构架,满足师生的文化、娱乐、休闲等要求。整个水系的设计有机结合又能突出重点与高潮,其内容有湿地景观观赏区、人工湖、广场水体、野趣溪涧、生态溪涧等各种丰富的水体景观。并且在五洲文化湿地中又结合中国传统龙舟文化进行景观构架的搭建,使整个校园呈现浓郁的历史、人文风情。

8 道路交通设计

校园道路规划整个道路组织主次分明,自成系统,完整有序。依据高等学校学生上下课自行车、步行人流量大且集中的特点进行布置,同时考虑机动车安全方便顺畅运行。校园规划道路分为五级,校园主干道,校园次干道,环绕综合教学楼群道路。IV级道路、消防车道(平时为步行道),道路绿化设计错落有致。景观设计在每个区增加环园步道。既是联系各个园区的主要干线,又使每个园区自成一体。

9 可持续性景观设计

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从四个角度去设计。首先是环保教育――可持续性建筑设计的展示窗口;其次是可持续性材料的使用――多使用回收材料、地方材料、快速更新、低反射表面;第三是中部的节水与泻洪―节水装置、实施中水处理、中水再利用、河道和地下汉水层的补水、透水性良好的铺地;第四部分是可持续性生态景观设计,包括强力吸收二氧化碳、节水的设计、维护要求低、本土的/适应性强的植被。

10 绿地规划设计

整个校园在保持原生林的基础上对植物进行局部维护和改造,组成非营业性的植物绿地生态架构,使整个绿地系统的保持与恢复可持续性发展。新植物也以当地生态土生的原生树种为优先,保留原有的古树,种植形式为复层栽植,创造多种生物区位。通过合理的生态群落设计,在校园创造滨水绿链与弹性绿化渗透,并且结合整个的布局,组成以水面和自然山体为核心、以景观绿带为纽带、点、线、面、体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样化开放型的绿化体系,从而呈现出亚热带环境海滨城市特色。

特别是绿化结构,沿龙舟竞技湖沿岸设计连续富有变化的滨水绿化带,以五座大桥为节点,形成五个不同特征的滨水区段,分别设置以斜坡绿化、亲水平台、观景码头、自然叠石与龙舟码头为特点,通过滨水绿链向校园内部有机渗透,提高山水校园的感知度。

11 结语

正如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危机产生现象学,现代环境的危机则直接引发了建筑现象学。整个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景观规划设计方案在“生态型、景观型、开放型”的思想指导下,探讨与深入新型大学校园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模式以及校园文化的建设,体现华大多元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在新大学校园都比较类似的情况下,抓住校园场所的精神特征和建筑现象,延续华侨大学的办学特色、历史传统、大学精神、治校理念,力争使设计出来的新校区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亚热带风光的海滨高校。

参考文献: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6

《名人传》描述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让我们用心去贴近英雄的伟大人格,感受他们为追求真善美,真理和正义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会令我们启示更多,获得更多 。

双耳失聪的贝多芬用痛苦谱写的与命运抗争的音乐,为后世留下了享受不尽的精神食粮: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扼住命运的喉咙,“用痛苦换来欢乐”。正如他所说:“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此担当患难。”“噢,人啊,你应当自强不息!”

痛苦的米开朗琪罗用他一生的血泪创作出不朽的杰作。面对敌人给他的种种困难,他总是以坚定的意志来面对。他那伟大的心灵犹如高耸云端的山峰,在浩然长空之中,在碧波云海之间,那么伟岸,那么圣洁。

文坛巨匠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万千生命的渺小与伟大,他用自己的不朽作品向世界传播着爱的种子。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他们都经受了痛苦的考验。面对人生的劫难和世间的悲苦,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丝的惶恐与颤抖,他们英雄的姿态是那么桀骜不驯,有如波涛,有如飙风,不住的吹响欢快的号角。他们从来就不讳言痛苦,而事实上,他们的痛苦在常人看来又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坚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与劫难而一味地沉沦,那么就定能冲破肉身的束缚,奔向人生的崇高境界。

有些人面对困难就畏缩不前,而有些人则勇往直前;有些人面对小蚂蚁一样的小生命就一味的把它给踩死,而有些人善良的人看着它们慢慢远去……这就是区别,人生的区别,心灵的区别,意志的区别。这些事例,我们的生活中都能遇到。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是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7

关键词:革命老区;农户;贫困;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39-04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作用日趋衰减,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黄承伟,陆汉文,2009)。相对其他地区,革命老区多是山区,自然环境恶劣,发展基础差,长期以来贫困现象一直是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尽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扶贫开发的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加大了对革命老区的扶贫力度,但老区居民距离小康水平差距甚远或仍处于贫困状态。

将宏观视角的连片开发与微观视角的整村推进及到村到户扶贫相结合,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针对特殊类型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值得重视的一个政策方向。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扶贫目标和思路,探索一种新的扶贫机制,推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走出贫困陷阱。然而,即便是以连片开发为主线,仍需探索区域内扶贫开发建设主体――农户的能动性作用,通过赋予贫困户参与项目和建设的权利,增加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以促进区域整体的脱贫(赖力,2009)。就革命老区而言需要收集证据考察新形势下影响革命老区农户贫困特征及因素,为革命老区建设和扶贫开发提供微观层面基础证据。

一、贫困户的界定及数据来源

国务院扶贫办基于生存需要制定了贫困线(相当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相当于相对贫困线),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4 320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1 479万,低收入人口2 841万。2008年,中国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纯收入785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纯收入786~

1 067元。从收入看,按照官方标准,人均年纯收入在785元以下的即为贫困户2。因国定贫困线并未准确反映出农村的实际情况,这里把低收入贫困线作为贫困标准(陈光金,2008),即在下文中界定贫困户的标准为1 067元以下。

为充分了解革命老区的基本状况,课题组于2009年9―10月赴秦巴片区、大别山片区、武夷山片区、太行-吕梁山片区进行调研。这四个片区分布于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包括江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10个省份,共有革命老区县873个,占全国革命老区县(1 389个)的62.85%3。本次调研在每个片区选取两个省,每个省选取一个革命老区县,每个革命老区县选取两个村,在村内随机选择10户展开农户调查,故共取得160个样本户2008年的基本资料。调研内容涉及住户的家庭规模、收入、消费,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住户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兼业程度,劳动力培训,信贷状况等。本文作者基于该项调查数据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1.变量的选取。

对比一般贫困县,革命老区县贫困程度更深、贫困面更大。如2008年,四川老区县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达17个,占全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总数的47.22%,农村贫困人口247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58.81%。对其农村贫困农户经济社会特征的考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被调查农户区域分布、政治地位等结构性社会特征。主要用被调查住户所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家庭中是否有中共党员和社会保障状况等作为反映被调查农户主要社会特征的指标。各革命老区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其获得的发展机会及扶贫方式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个被调查农户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中共党员,便将该住户归类为中共党员的住户,否则便归类为没有中共党员的住户;农户社会保障问题且以农户中是否有人参加养老保障来代替。

二是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从本次调研来看,能够反映农村贫困农户人力资本状况的指标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中最高文化程度(在校生除外)、家庭劳动力的产业配置、是否有在校生、家庭成员的体质状况等。在此次调研中,对家庭劳动力状况的调研并不完整,除了被调查者本人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相关状况并未得到反映。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产业配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因本次调研未能收集到每一个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但收集到了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结构来源,可以通过非农业收入比重作为间接测量被调查农户家庭劳动力的产业配置(也意味着,农户在非农产业中配置的劳动力的比重越大,其家庭收入中非农产业收入的比重也会越大)。此外,农户家庭若有重病或大病患者将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一方面农户的劳动收入将会减少;另一方面还要支付一定的治疗费用。

三是与农户家庭生产性资本及其农业经营方式相关的经济资源状况。这方面主要收集到以农户是否有机械(包括耕作机械、灌溉机械等)为代表的家庭生产性经营固定资产情况、农户的借贷状况以及农户占有土地的结构特征等。革命老区多是山区,林业收入也是其农业经营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农户耕地数量和林地数量来反映农户家庭农业经营结构。

四是被调查农户来自扶贫投入的收入所得。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能够直接反馈到农户增收的层面,如政府的扶持资金(包括各种扶贫方式为农户增加的收入),以及社会扶贫资金;二是政府通过投资农户所在村庄的基础设施等能为农户带来增收的基础条件,在这里以农户所在村庄道路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和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来代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尽管不能全面反映基础投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扶贫建设的一些特征;三是劳动力获得的培训机会,在我们的问卷中以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获得培训机会的多少来衡量。

2.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把被调查农户分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两组,其中有贫困户为109个,占总户数的68%,通过贫困户和非贫困的对比,借助各种指标反映贫困户的经济社会特征。

从表1可知,在大多数指标上,贫困户的状况都要比非贫困户更差一些,并且这些差异大多数通过了统计检验,但也有少数指标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即二者差异是不显著的。

从人力资本方面看,在劳动力中最高文化程度、家中人口有重病或大病与否以及农户兼业程度等,贫困户的状况都与非贫困户有着显著的不同。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在家庭规模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异;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中最高文化程度差于非贫困户,而非贫困家庭中的重病或大病发生率也低于贫困户;而贫困户更多的从事农业生产经济,兼业化程度仅为非贫困户的54.8%,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从与农户家庭生产性资本及其经营方式相关的经济资源状况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在耕地面积、林果地面积、家中是否有动力以及家中是否欠债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一方面革命老区土地资源紧缺,自然环境恶劣,机械化作业十分困难,甚至很多地区立地条件很差,农业经营未能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对外是否有负债这一项没有显著差异,调研数据显示有45%的家庭有欠债现象,在这些家庭中有77.8%的农户多因消费性欠债,如疾病治疗、子女上学、结婚等,仅有10%的农户因生产周转性借债。即,负债更多是被消耗掉而没有转化增加农户家庭收入的条件。

从被调查农户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结构性社会特征看。尽管调查结果显示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加老保险的比例都很低,但是贫困户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更低,致使二者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以党员身份为表征来反映农户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是欠缺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以道路建设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非贫困户无论是距乡镇的距离还是距县城的距离的均值均小于贫困户,说明革命老区道路建设对扶贫影响较大。

从农户扶贫受益所得看。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在技能培训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农户发展受益资金所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中,贫困户均值远大于非贫困均值,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对于农户发展受益资金,剔除农业生产补贴这一项,在我们所涉及的样本户中,有11.3%的非贫困户受益于扶贫项目,仅有2%的贫困户受益于扶贫项目,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扶贫项目增收看,非贫困户是受益主体,即扶贫对象大多是有发展基础的农户。

(二)模型的选择及估计结果

根据以上对贫困户的界定,家庭人均纯收入小于1 067元为贫困户,则赋值为1;如果人均纯收入大于1 067元为非贫困户,则赋值为0。变量的含义及统计特征如表1。鉴于被解释变量只取1和0两个值,是一种离散型随机变量,故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反映农户自身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与农户贫困的相关关系,从而得到影响革命老区农户贫困的各重要因素及其贡献量。本文采用SPSS软件的Logistic模块建立农户贫困影响因素的模型,公式如下:

p=exp(β0+β1X1+…+βiXi)1+exp(β0+β1X1+…+βiXi)

以上公式中:p为因变量,是农户贫困的概率。Xi(i=1,2,……,i)是影响农户贫困与否的不同因素;βi(i=1,2,……,i)为回归系数,表示诸因素对p的贡献量;β0为常数项,与Xi无关。将数据带入模型,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方法,最后得到的回归结果,由表2得知:第一,在人力资源变量中,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中最高文化程度、家中人口是否有重病或大病及农户兼业程度均对农户的贫困风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人口规模每增加1人,农户陷入贫困的风险将增加59.6%,正是人口越多越贫困;家庭劳动力中最高文化程度对减贫也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中若有重病或大病患者,其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加2.339倍;农户的兼业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贫困风险将减低70.3%;第二,在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以及生产经营方式中,仅家庭耕地规模和林地规模两个变量对农户的贫困风险产生了显著影响,耕地规模和林地规模每增加1亩,贫困风险将减低14.1%和2.4%。革命老区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若加以规模化经营,或许是扶贫开发的一个重要思路。而家庭中有无农业生产经营动力以及是否欠债均无显著影响;

第三,在结构性社会特征变量中,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其他变量都没有产生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农户地区分布的影响表现为,相对于西部地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和中部均具有减少农户陷入贫困风险的作用,降低幅度分别达到79.3%和73.1%。随着我国区域产业的转移,中部地区逐渐融入到东部地区的发展框架中,而西部地区仍是我国贫困高发区;

第四,在对农户扶贫投入的变量中,仅有对农户的劳动力培训效果是显著的。这与农户的兼业程度有类似之处,据调查显示,对农户的培训多是技术培训,以增强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其相应的兼业程度也会增加,劳动力培训具有降低农户陷入贫困风险的作用;

第五,一些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对比中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变量,如以道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受益资金等在模型中并不显著。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期评估报告中称,这些因素对贫困村的扶贫效果是明显的,但是,受益最大的往往是贫困村中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较高的那部分群体。其原因在于无论是基础设施项目如道路建设,社会发展项目还是产业开发项目,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中受益都非常有限(李小云,2005)。

三、结论及讨论

从四片区宏观调研数据看,革命老区的贫困面广、程度深,需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扶持力度。从微观层面上看,尽管在数据收集上并不全面,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依然能反映出革命老区贫困的一些影响因素以供参考。

第一,与我国农村整体贫困结构相似,革命老区也存在结构性贫困。以地区为表征的结构性特点在革命老区也有明显的表现。东部和中部样本户中贫困户的比例小于30%,而西部地区则高达45%。

第二,能力贫困也是困扰革命老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革命老区贫困农户人口规模依然偏大,他们比非贫困农户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二是,贫困农户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明显低于非贫困户,使得农户在发展中难以形成必要的带动力量,这就有可能使其在扶贫项目和区域整体的发展中难以收益;三是,兼业程度的增加具有明显的减低农户发生贫困的风险,这样若是能将农户中的劳动力分配到非农产业中,就能增加他们脱贫的机会。

第三,与兼业程度这一影响因素相似,转移农业劳动人口能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的概率,而提高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第四,消费性负债也是致贫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负债一项的调查情况来看,负债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5%,其中有20%是因为疾病治疗费用欠债,有14%是因为子女上学、结婚费用欠债,仅有5%是生产周转借债。可以看出,消费性负债是农户负债的基本动因,也是导致更加贫困的原因之一。消费性贫困是革命老区农户贫困的重要因素。贫困革命老区贫困家庭的许多消费性支出,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加以化解,如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等等。总之, 我们认为在国家宏观层面转换扶贫战略,实施对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连片扶贫开发和区域建设是现实可行的选择,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从微观层面调动广大农户的能动作用,以防止贫困农户被边缘化,做到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具体而言,实施以连片开发为主体的扶贫方式与继续增加对微观农户的扶贫策略并不矛盾。第一,区域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前提,若将西部地区融入东中部发展的框架中,在产业间转移及优势资源合理配置下,西部贫困地区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第二,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并不能支撑起革命老区经济的发展,需要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这就需要从加大对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人口转移等方面与之相匹配;第三,与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以及转移农业人口相匹配的是农民自我能力的提高,加大对农户职业技能培训也是必须的;第四,对于那些不能融入区域发展和产业建设的农户,如农户中大病或重病、家庭劳动力残疾的劳动力,只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务院扶贫办专项课题“贫困革命老区调研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并得到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贫困地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制度研究”(项目编号:0052010003)的资助。

注 释:

①因本次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是2008年的,故延用了785元的贫困标准,而非2009年官方重新确定的1 196元的最新贫困标准。

②数据来源:按1995年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标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刘娟.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J].现代经济探讨,2008,(04).

[3]汪三贵.中国的农村扶贫: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007,(03).

[4]赵昌文,郭晓鸣.贫困地区扶贫模式:比较与选择[J].中国农村观测,2000,(06).

[5]陈标平,胡传明.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J].求实,2009,(07).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8

一、“条例”“规定”“办法”间的区别

“条例”与“规定”和“办法”相比,主要特点是所涉及事物和问题的性质更重要,范围比较宽;内容高度概括;有效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广阔,稳定性强;对制定与机关的地位有较严格限制,如行政系统只有国务院有权使用,“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见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系统也只限“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见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一般属于“自主的”规范性公文,即自身即可创造新的规则。

“规定”的特点是使用范围广泛,对制定和机关的地位无严格限制;所涉及事物和问题不如条例重大,范围相对窄一些;内容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一般既可是“自主的”规范性公文,也可以是“补充的”规范性公文(内容为依法或根据授权补充其他规范性公文的内容,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也可以是“执行的”规范性公文(直接为有效执行其他规范性公文而制定,自身不创造新的规则,只是对这些公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做出具体规定,对有关概念和问题做出精细的解释说明)。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规定更适合作为“自主的”和“补充的”规范性公文。

“办法”比“规定”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的规模要更小一些,性质也相对轻一些;针对性更强,内容也更加详尽、具体而精细,更重直接的可操作性;除了一部分为“自主的”公文外,大部为“执行的”规范性公文,如各种“实施办法”即均具备这种性质。

二、“决定”与“命令”的区别

“决定”与“命令”的不同点主要在:在使用权限方面“命令”非常严格,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可以使用,“决定”则可较普遍地使用;在适用的事务方面,“命令”涉及的是特定的具体事务,“决定”则既涉及这类事务也涉及一部分非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反复发生的事务,公文本身也反复适用,即具有规范性公文的一些特点;在表达方面,“命令”高度简洁,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决定”则既表达意志、要求,又阐发一定的道理,交代执行方面的要求,指明界定有关事物的标准等。

三、“指示”与“命令”的区别

“指示”与“命令”的不同主要在:“指示”的使用权限规定没有“命令”严格,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均可下达“指示”;在效用方面,“命令”对受文者来说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指示”有时则在必须无条件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受文者根据实际情况相对灵活地处置具体事务;在表达方面“命令”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指示”则既表达作者意志,又注意阐发道理,指出具体任务、具体规则,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还注意说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等。

四、“指示”与“决定”的区别

与“决定”相比,“指示”涉及的事物和问题更加具体和特定;其作用的范围也是特定的,不如“决定”那样更具普遍性,有效期限也比“决定”相对短一些;“指示”的内容比“决定”精细具体,更强调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决定”对受文者来说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的,“指示”则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具体问题,甚至变通执行某些具体要求。

五、“通知”与“命令”“决定”“指示”的区别

与“命令”“决定”“指示”相比,“通知”的用途更加广泛,但权威性明显要弱一些,自身一般不创设新的规则,只是依法或根据上级要求向受文者转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并予以具体化(这也正是代替“指示”用于布置工作,交代政策的通知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指明“根据------的指示精神------”的原因),告知应知或应办的事项,使一部分公文完成升格(批转)、生效()扩展有效范围(转发)的程序。

六、“批复”与“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区别

“批复”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指示”在基本性?上与“指示”没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批复”内容的针对性更强,事物和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人员更加特定,更加具体,问题也比较专指单一;“批复”只用于回复请示的机关,一般不像“指示”那样具备普发性。

七、“通报”与“通知”的区别

“通报”与“通知”的不同点主要在:“通报”不是像“通知”那样以具体的任务、详细的规范化要求和有关规则来指导和推动工作,而是用典型事例、有关情况来传达意图,启发教育有关人员,指导有关方面的工作行为;有关执行方面的要求也比“通知”要原则,甚至不涉及直接具体的执行要求;发送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均直接下达给广泛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版权所有

八、“通报”与“处分决定”的区别

“通报”与“处分决定”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制发公文的目的不同,“通报”是为了教育当事人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指导和推动有关工作;“处分决定”则主要是为了正式确认有关的错误事实和合法有效的处分意见。其次,对象不同,“通报”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处分决定”则是针对所有需给予处分的人及事。再次,内容性质不同,“通报”介绍说明错误事实时概括而原则,以能引出结论为度,“处分决定”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具体而微;“通报”中常需有要求其他有关人员记取教训,采取有关措施的基本要求,“处分决定”则无此类内容,“处分决定”中必须有明确的纪律处分意见,“通报”则不一定有。最后,发送范围不同,“通报”发送范围广泛,“处分决定”则一般只与当事人及有关方面见面,很少普发。

九、“通告”与“公告”的区别

“通告”与“公告”的不同点主要在:“通告”仅对国内公布,其告知和约束的对象是作者统辖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及有关的外籍人士,“公告”则对国内国外公布,其告知的对象极广泛;“公告”的事项更加重大,应具备使世人知晓的意义,“通告”则不限于此类性质的内容;“公告”的作者地位大都较高,“通告”则没有此限;“公告”主要是重要消息,除特例外不涉及强制性的执行要求,“通告”中则常涉及有关人员的应遵事项,有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和对公文具体如何遵守的要求。

十、“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区别

“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差别主要在于:“通告”不涉及任何秘密;直接公开,即制成之后直接公之于众,而不像一部分“命令”“指示”“通知”那样,尽管最终也公开,但首先需按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逐层下达;“通告”的内容比“命令”细致具体,在文种使用上不像“命令”那样需受严格的权限限制;“通告”提出的规范是公民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像“指示”和“通知”那样涉及贯彻执行公文的要求,而主要提出公民应当遵守的具体事项;“通告”可依法自创有关规则,“通知”则主要是转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使之具体化。

十一、“通告”与规范性公文的区别

“通告”的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它却与规范性公文有很大不同:“通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行为规范,规范性公文则不限于此;“通知”中的规则更带有政策性而非规范性,因而稳定性不如规范性公文;“通告”的内容详尽具体,有一部分用于解释说明、阐发道理、叙述有关事实过程,指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例举有关情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在规范性公文中一般没有;“通告”效力的存在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法定管辖权,对在辖区内的公民有强制约束力;“通告”的生效程序比规范性公文简单,机关的法定责任者签发即生效,不必依靠制发“命令”“通知”等完成其公布过程;“通告”的传递形式也比较简便和多样,张贴、广播、刊载等形式均可保证其有效。

十二、“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请示”与“报告”的不同主要在:“请示”用于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的情况下,可向其请求下达指示,请求其允许“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报告”则用于汇报、反映情况、问题或提出建议、答复询问,不能带有“呈请”事项;“请示”能强制对方复文,“报告”则不能,上级对“报告”可以复文,也可以不复文;“请示”必须是形成于事情发生之前,“报告”则可根据情况,既可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或事情进行当中形成。

十三、“请示”与“议案”的区别

“请示”与“议案”在基本性?上是相近或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区别:“议案”的作者是被严格限定的,受文者也是非常专指的,作为行政公文的“议案”的作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受文者只能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请示”则可用于同一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的任何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议案”所关涉的事项是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重大事项,“请示”所涉及的事项则不仅仅是重大事项;在效用上,“请示”可以强制对方回复意见表明态度,但内容并不能强制执行,“议案”则在经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认真遵照执行。

十四、“会议纪要”与“决定”的区别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定”(决议)之间有如下不同:“会议纪要”一般不能独立对外发出,往往需要以“通知”等指明有效执行的范围与要求等,“决定”则可独立发出;“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是会议的情况和议定事项,不一定必须如决定那样只针对重要重大事项;“会议纪要”不仅仅只反映议定的事项,“决定”则必须是完全确定的决策而不必反映其他意见;“会议纪要”中的议定事项是有关与会各方确立的意见,只要有一方反对即不成立,“决定”的内容则可根据有关会议规则由与会者中的多数人确认并通过即为有效,产生法定效力;在表达方面,“会议纪要”需综合反映会议的全面情况,对有关意见和观点进行阐述,“决定”则一般无这些内容。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9

一、“条例”“规定”“办法”间的区别

“条例”与“规定”和“办法”相比,主要特点是所涉及事物和问题的性质更重要,范围比较宽;内容高度概括;有效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广阔,稳定性强;对制定与机关的地位有较严格限制,如行政系统只有国务院有权使用,“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不得称“条例”(见1987年4月21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的系统也只限“用于党的中央组织制定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见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一般属于“自主的”规范性公文,即自身即可创造新的规则。

“规定”的特点是使用范围广泛,对制定和机关的地位无严格限制;所涉及事物和问题不如条例重大,范围相对窄一些;内容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一般既可是“自主的”规范性公文,也可以是“补充的”规范性公文(内容为依法或根据授权补充其他规范性公文的内容,对其加以细化和完善),也可以是“执行的”规范性公文(直接为有效执行其他规范性公文而制定,自身不创造新的规则,只是对这些公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做出具体规定,对有关概念和问题做出精细的解释说明)。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规定更适合作为“自主的”和“补充的”规范性公文。

“办法”比“规定”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的规模要更小一些,性质也相对轻一些;针对性更强,内容也更加详尽、具体而精细,更重直接的可操作性;除了一部分为“自主的”公文外,大部为“执行的”规范性公文,如各种“实施办法”即均具备这种性质。

二、“决定”与“命令”的区别

“决定”与“命令”的不同点主要在:在使用权限方面“命令”非常严格,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机关可以使用,“决定”则可较普遍地使用;在适用的事务方面,“命令”涉及的是特定的具体事务,“决定”则既涉及这类事务也涉及一部分非特定的具有普遍性的反复发生的事务,公文本身也反复适用,即具有规范性公文的一些特点;在表达方面,“命令”高度简洁,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决定”则既表达意志、要求,又阐发一定的道理,交代执行方面的要求,指明界定有关事物的标准等。

三、“指示”与“命令”的区别

“指示”与“命令”的不同主要在:“指示”的使用权限规定没有“命令”严格,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均可下达“指示”;在效用方面,“命令”对受文者来说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指示”有时则在必须无条件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受文者根据实际情况相对灵活地处置具体事务;在表达方面“命令”只表达作者的意志和要求,“指示”则既表达作者意志,又注意阐发道理,指出具体任务、具体规则,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途径,还注意说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等。

四、“指示”与“决定”的区别

与“决定”相比,“指示”涉及的事物和问题更加具体和特定;其作用的范围也是特定的,不如“决定”那样更具普遍性,有效期限也比“决定”相对短一些;“指示”的内容比“决定”精细具体,更强调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决定”对受文者来说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的,“指示”则在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具体问题,甚至变通执行某些具体要求。

五、“通知”与“命令”“决定”“指示”的区别

与“命令”“决定”“指示”相比,“通知”的用途更加广泛,但权威性明显要弱一些,自身一般不创设新的规则,只是依法或根据上级要求向受文者转达上级机关的指示精神并予以具体化(这也正是代替“指示”用于布置工作,交代政策的通知所以必须不厌其烦地指明“根据------的指示精神------”的原因),告知应知或应办的事项,使一部分公文完成升格(批转)、生效()扩展有效范围(转发)的程序。

六、“批复”与“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区别

“批复”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指示”在基本性?上与“指示”没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批复”内容的针对性更强,事物和问题以及所涉及的人员更加特定,更加具体,问题也比较专指单一;“批复”只用于回复请示的机关,一般不像“指示”那样具备普发性。

七、“通报”与“通知”的区别

“通报”与“通知”的不同点主要在:“通报”不是像“通知”那样以具体的任务、详细的规范化要求和有关规则来指导和推动工作,而是用典型事例、有关情况来传达意图,启发教育有关人员,指导有关方面的工作行为;有关执行方面的要求也比“通知”要原则,甚至不涉及直接具体的执行要求;发送范围广泛,一般情况下,均直接下达给广泛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版权所有

八、“通报”与“处分决定”的区别

“通报”与“处分决定”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制发公文的目的不同,“通报”是为了教育当事人更是为了教育更多的人,指导和推动有关工作;“处分决定”则主要是为了正式确认有关的错误事实和合法有效的处分意见。其次,对象不同,“通报”的对象必须是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处分决定”则是针对所有需给予处分的人及事。再次,内容性质不同,“通报”介绍说明错误事实时概括而原则,以能引出结论为度,“处分决定”中的这部分内容则具体而微;“通报”中常需有要求其他有关人员记取教训,采取有关措施的基本要求,“处分决定”则无此类内容,“处分决定”中必须有明确的纪律处分意见,“通报”则不一定有。最后,发送范围不同,“通报”发送范围广泛,“处分决定”则一般只与当事人及有关方面见面,很少普发。

九、“通告”与“公告”的区别

“通告”与“公告”的不同点主要在:“通告”仅对国内公布,其告知和约束的对象是作者统辖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及有关的外籍人士,“公告”则对国内国外公布,其告知的对象极广泛;“公告”的事项更加重大,应具备使世人知晓的意义,“通告”则不限于此类性质的内容;“公告”的作者地位大都较高,“通告”则没有此限;“公告”主要是重要消息,除特例外不涉及强制性的执行要求,“通告”中则常涉及有关人员的应遵事项,有具体细致的行为规范和对公文具体如何遵守的要求。

十、“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区别

“通告”与“命令”“指示”“通知”的差别主要在于:“通告”不涉及任何秘密;直接公开,即制成之后直接公之于众,而不像一部分“命令”“指示”“通知”那样,尽管最终也公开,但首先需按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逐层下达;“通告”的内容比“命令”细致具体,在文种使用上不像“命令”那样需受严格的权限限制;“通告”提出的规范是公民的行为规范,一般不像“指示”和“通知”那样涉及贯彻执行公文的要求,而主要提出公民应当遵守的具体事项;“通告”可依法自创有关规则,“通知”则主要是转达上级的指示精神并使之具体化。

十一、“通告”与规范性公文的区别

“通告”的一部分内容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但它却与规范性公文有很大不同:“通告”所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行为规范,规范性公文则不限于此;“通知”中的规则更带有政策性而非规范性,因而稳定性不如规范性公文;“通告”的内容详尽具体,有一部分用于解释说明、阐发道理、叙述有关事实过程,指明有关事物间的界限、例举有关情况的成分,而这些成分在规范性公文中一般没有;“通告”效力的存在依赖于作者自身的法定管辖权,对在辖区内的公民有强制约束力;“通告”的生效程序比规范性公文简单,机关的法定责任者签发即生效,不必依靠制发“命令”“通知”等完成其公布过程;“通告”的传递形式也比较简便和多样,张贴、广播、刊载等形式均可保证其有效。

十二、“请示”与“报告”的区别

“请示”与“报告”的不同主要在:“请示”用于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的情况下,可向其请求下达指示,请求其允许“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报告”则用于汇报、反映情况、问题或提出建议、答复询问,不能带有“呈请”事项;“请示”能强制对方复文,“报告”则不能,上级对“报告”可以复文,也可以不复文;“请示”必须是形成于事情发生之前,“报告”则可根据情况,既可在事前,也可以在事后或事情进行当中形成。

十三、“请示”与“议案”的区别

“请示”与“议案”在基本性?上是相近或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区别:“议案”的作者是被严格限定的,受文者也是非常专指的,作为行政公文的“议案”的作者须是各级人民政府,受文者只能是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请示”则可用于同一组织系统或专业系统的任何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所呈请;“议案”所关涉的事项是提请国家权力机关审议的重大事项,“请示”所涉及的事项则不仅仅是重大事项;在效用上,“请示”可以强制对方回复意见表明态度,但内容并不能强制执行,“议案”则在经审议通过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认真遵照执行。

十四、“会议纪要”与“决定”的区别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定”(决议)之间有如下不同:“会议纪要”一般不能独立对外发出,往往需要以“通知”等指明有效执行的范围与要求等,“决定”则可独立发出;“会议纪要”所记载的是会议的情况和议定事项,不一定必须如决定那样只针对重要重大事项;“会议纪要”不仅仅只反映议定的事项,“决定”则必须是完全确定的决策而不必反映其他意见;“会议纪要”中的议定事项是有关与会各方确立的意见,只要有一方反对即不成立,“决定”的内容则可根据有关会议规则由与会者中的多数人确认并通过即为有效,产生法定效力;在表达方面,“会议纪要”需综合反映会议的全面情况,对有关意见和观点进行阐述,“决定”则一般无这些内容。

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篇10

摘要:由于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发生成本的用途和影响不同,成本控制的思路也区别很大,因而应该有区别地对各阶段进行绩效评价。本文选取制造业企业为例,试图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构建业绩评价体系。当然,有些评价指标不仅受某一个阶段的影响,各阶段绩效评价应该有区别但不能完全割裂。

一、问题的提出及本文研究思路

从生产者角度看,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研发与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阶段。统观生命周期全过程的成本从而加以先导的前馈控制,是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理念;通过运用特定的指标和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及结果做出价值判断的绩效评价,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与目标成本作比较,可以判断产品销售收入是否足以弥补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阶段的耗费,从而对产品的盈利能力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由于各阶段发生成本的用途和影响不同,成本控制的思路也区别很大,因而应该有区别地对各阶段进行绩效评价。同时,鉴于各行业的绩效评价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制造业企业为例,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构建业绩评价体系。

对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进行绩效评价,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多数为在平衡记分卡的基础上,对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选用不同指标进行评价或者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对指标权重进行更新:石书玲(2004)对企业生命周期与评价指标系统的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创业期的企业非财务指标更为重要;进入成长期的企业,反映成长能力的指标如学习与创新性指标、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等更为重要;成熟期的企业则注重内部流程的效率、企业文化的建设、员工培训学习比例等问题;衰退期企业则关注新型技术引用、未来发展变革等指标。陈万明(2004)提出对每个生命周期的经营战略进行分解,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分析每个生命周期对各财务、非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用德而菲加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本文对制造业企业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绩效评价也借鉴这样的思路,即对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发生成本的特点和作用进行分析,结合成本控制和战略目标采用不同的绩效评价方法。

二、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概念的明确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从产品的产生至消亡整个过程所经历的期间;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是在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有与该产品相关的成本,对制造业企业来说,它始于研究与开发,随之是设计、制造、营销、销售、售后服务等。对产品生命周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认识:狭义的产品生命周期是指在企业内部及其相关联方发生的由生产者负担的成本,具体指产品策划、开发、设计、制造和营销等过程中的成本;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上述生产方发生的成本,而且要把消费者购入产品后发生的使用成本,废弃处置成本等也包括在内。本文从生产者角度对其自身的成本控制措施进行绩效评价,因而对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也采用生产者视角下的狭义概念。

三、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平衡记分卡是目前流行的战略业绩指标评价体系,从财务、顾客、内部营运、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对企业进行评价,并且把评价与企业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它提供了全面评价的绩效评价思路:对影响生命周期成本的因素全面考虑,对非财务指标加以量化并给予一定的权重。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发生的主要成本、成本管理的重点及相应评价体系的设计具体分析如下:

1、研发与设计阶段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制造业企业在研发与设计阶段有三项主要任务:市场调查,主要是调查客户需求并且产生新产品的初始概念;产品设计,由企业的工程师们解决新产品技术层面的问题、肯定新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产品开发,企业适应客户的需求开发出产品的关键功能并设计出产品样本,还要制造一些生产新产品所需要的特殊工具。

产品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成本在产品生命的早期就已经确定了。当研制发与设计阶段完成时,已经决定了大约 75%-90%的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而也许只有大约5%的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因而需要将各项成本纳入研发的考虑中,对产品成本加以预先的引导和控制,这一阶段对全生命周期成本进行预算是很重要的。在研究与开发、规划与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成本,研制出技术上更先进、功能更完善的产品,将产品投入运行后的销售成本和售后服务都可以相应地降低。

因此,在对该阶段进行绩效评价时,应当考虑:(1)研发效率。对研发成本不能简单从量上控制,要从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考虑通过提高研发成本的效率来减少采购、生产及售后服务阶段的支出。(2)该阶段预算的精确性。在开始生产之前或获得收入之前发生上的成本占生命周期成本的比例越高,企业就越需要更为精确的收入和成本预测。(3)产品设计质量。以后阶段发生的许多成本将 被锁定在研发和设计阶段,如果产品设计质量很差,将会导致较高的营销成本、分销成本和顾客服务成本。

绩效评价的落脚点可以放在:(1)研发成功率。这一指标考核研发成本支出是否真正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2)实际发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与研发设计阶段预算成本的差异。如果存在较大的不利差异,即使差异产生在是采购或者销售、售后服务阶段,研发阶段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在对该阶段的绩效评价中予以体现。(3)产品的技术创新之处。可以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相比较得出评价结果,也可根据企业拥有专利的数量等量化指标确定。(4)与产品设计有关的产品质量,相关指标可以为产品返修率等。(5)相关财务指标,如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鉴于研发的重要性,研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所占比例不能太低;当然,对过高的比例也应当加以分析,并不是越高越好。

2、采购阶段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采购阶段的成本支出在全生命周期成本中占比例最大,是成本控制的另一关键点。规模采购是降低采购成本的通常做法,但要同时考虑储存成本、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等,有效运用适时存货制有助于降低产品成本。规模采购、适时制等的采用有赖于与供应商之间战略关系的建立。

这一阶段绩效评价的关注点应在于:(1)采购价格是否具有竞争力。评价时可以采用采购成本降低率指标,通过与前期比较来对本期采购价格是否合理给以判断。(2)供应商是否具有竞争力及与供应商的关系。供应商在行业中的声誉如何应纳入考核体系;评价时也应当对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进行打分,与供应商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紧急采购需要的合理有效满足,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3)是否执行了有利的付款政策。最大限度地使用供应商的资金来减少企业的资金成本是采购阶段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可以把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作为评价企业采购成本控制情况的一个方面。(4)存货储存成本的控制情况。并不是每个企业都需要做到Just-in-time,但保持合理的存货水平是成本管理所必须的,可以考虑用存货周转率作为绩效考核指标。

3、生产阶段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如果产品没有达到所承诺的性能水平也会增加后续成本,因而生产阶段应关注质量成本,将质量成本作为评价依据。在这个阶段,企业也可以实施作业管理,通过鉴别和消除非增值作业来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

这一阶段应关注以下几个绩效评价指标:(1)产品合格率。尽管质量成本最低点并非在零缺陷状态,仍有必要密切关注产品合格率,从而激励员工在现有的质量控制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废品损失。(2)不良质量成本损失,包括直观的和隐含的两类。隐含的质量成本损失可能并非发生在本阶段,比如生产未完成导致不能按时交货从而按合同条款承担的罚金,只要属于生产阶段的责任,都应包括在不良质量成本损失中,作为评价生产阶段绩效的依据。(3)生产成本与目标生产成本的差异。邯钢的“成本否决”就是将差异作为奖惩的依据,显然,对实行目标管理的企业来说,差异应纳入到评价体系中。

4、销售阶段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增加销售收入是销售阶段的核心目标。除产品品质因素外,本阶段是否采用了有效的营销组合策略是目标实现的重点所在。营销策略是否成功不仅影响销售收入,也将直接影响销售费用。对营销组合实施效果的评价可以从几方面入手:销售及收款情况、销售增长情况、品牌形象树立情况等。

绩效评价指标可以选择:(1)市场占有率,相关数据可以通过市场调查得到。(2)销售增长率,能够反映销售部门本期业绩的变化情况。(3)收款情况是否乐观。销售部门吸引到优质客户、催收账款措施产生良好效果等工作业绩将反映在这一指标中,这意味着企业花费的营销成本具有较高效率。(4)品牌价值。较高品牌价值说明销售费用中较多的能予以资本化、产生未来收益。

5、售后服务阶段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

虽然产品的售后服务成本大部分已经在研发与设计阶段就决定了,但售后服务作为企业竞争获胜的法宝之一,仍应被关注并为改进工作指明方向。考核指标可以为按时送货率、对客户需求反应时间、服务反应周期等。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评价指标不仅受某一个阶段的影响,各阶段绩效评价应该有区别但不能完全割裂。绩效评价的过程也是寻找与目标成本的差异、寻找改进空间的过程,应当在成本管理中全面推广和使用。

参考文献:

张晓燕等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绩效评价制度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例》 《经济问题探索》2005.7

石书玲 《企业战略业绩评价指标系统选择的主要影响变量》 《天津商学院学报》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