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定义十篇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应赋予非遗传承人自愿传承的权利。因为自愿是非遗传承人主观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是其自的基础。只有出于自愿，非遗传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效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此权利，关键是政府，即在实践中政府和其他组织应充分尊重非遗传承人的自愿传承权利，做到是否传承完全出自非遗传承人自主决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其他违法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其保护职责，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这项权利。自主决定传承内容与方式。在自愿传承的基础上，非遗传承人还应享有自主决定传承内容和选择传承方式的权利。非遗传承人可根据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传承哪些内容、不传承哪些内容。对此，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得横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讨、研究等其他辅助方法引导传承人对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删选，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传承内容，保证传承质量。此外，在传承方式上，非遗传承人还享有选择权。非遗传承人可自主选择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可选择现代“培训班”的方式，甚至是“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法律均许可。获得资助权获得资助权是指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励的权利。政府应提供传承活动所需的场所、条件，创设有利于传承活动的环境，给予优秀者精神上的鼓励。为此，非遗法第30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场所、必要经费、支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文化部45号令第12条也出台了相关具体规定。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义务的形式客观上承认了非遗传承人应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实践中，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权已获得了部分落实，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从2011年开始，对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资助从原来的8000元增加到1万元[6]。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权利，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权，而某些传统药物、自然成分及组合也可经过申请获得专利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要义务传承是传承人的权利更是义务。非遗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艺术、历史知识，更是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传承人必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非遗法第3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需承担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四项原则性义务。同时，为督促非遗传承人认真履行义务，该法条第2款还创造性地规定了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或确实无法履行规定义务时，文化主管部门可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其他人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法条改变了原来非遗传承人“终身制”的规定，标志着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重心由“申请阶段”转入到“管理阶段”，是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体现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趋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掌握者，对其身份的认定将能实现民族记忆、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不同历史时期带来的发展环境亦不相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发生着变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程的加快，因保护理念的失误常常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护环节较为薄弱。各级政府或者其他保护团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常取代真正的传承人进行传承内容上的变换，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外部损坏。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极其必要，同时也需促使各级政府和保护团体认识到传承人的意义，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原因

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经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较为缓慢，并且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制度的一部分。因国家及民众淡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相关保护制度的不健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遭遇困难的生活处境。就目前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力量薄弱，不能很好的延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例如民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具备较大的经济效益，在收取学徒时不能有较强的吸引力；传统的中医类技艺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西医的盛行，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新的一代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只关注外面的世界，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虽有保存并延续的构想，但因各种阻碍将放弃实现的机会，转而寻求外面的生活；或者对原有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厌恶的情绪，放弃追求传统技艺的延续与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真正认定之后将会给其一定的补助以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发展。

二、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时需依据相应的流程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对符合传承人认定标准的代表性人物评定，最终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确认核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内容较为宽泛，

国家政策法规并未明确认定标准，因而各级地方法规应针对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传承人调查、认定项目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可有效应用。例如云南省地方法规确定调查对象后，首先调查其个人基本资料，例如姓名、艺名、性别、地址、职业、信仰、受教育情况等；再调查其所传承的项目、技艺以及当地地方文化的关系，该项目在文化社区、行业中的地位；或其所保存的实物具体情况，搜集传承人的相关作品，以及所传承的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详细记录，借助调查结果对传承人有整体的认识。

而在传承人方面则需配合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如实提供个人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在对其进行身份认定时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损失。因而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传承人身份认定时需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弥补规章制度的缺陷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人亦需自觉上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或者推荐，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政策。在对传承人身份认定之后还需将之公布于众，以便社会公众对其监督并检验传承人身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及社会各层的认可与接受，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会刺激相关感兴趣的人士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这在国家文化战略领域是一种创举。传承二字在之前社会存在中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各大词语工具书中亦未找到，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给出传授与继承的解释，体现出传承、传承人等词语属于新兴词，但并不代表传承人也为新兴事物。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力量，极大的推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能增强传承人以及社会各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以及传承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程中的关键在于人，对其实施的保护政策离不开重视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传承环境，以便其能真实反映民间艺术的活态特性，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安平，龙冠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J].知识产权，2010，05：34-38.

[2] 李昕.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2：230.

[3] 普文芳，魏美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学术探索，2014，04：119-122.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3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公民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对发展我国人权和文化权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化权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近年来持续性的文化热点。国际社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作一项关乎人权与发展的科学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发展人权和实现公民文化权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一、保护工作是世界人权文化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文化权利日益扩大关注的必然结果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条约是为“充分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和1996年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及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两项国际公约等其他普遍认同的法律文件中宣布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和在“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的基础上制定的。《宣言》前言提出：“参照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国际文件中涉及文化多样性和行使文化权利的各项条款，重申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并特别强调人权和文化权利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和有利条件。其第5条关于“文化多样性与人权”原则特别指出：

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

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的发展，要求充分地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第15条所规定的文化权利。

在《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中还要求：

“进一步认识和阐明作为人权之组成部分的文化权利所包含的内容。”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义组织伊斯坦布尔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中强调：“在遵守普遍承认的人权的前提下，必须采取措施使无形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在各国得到认可。”

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前言强调，条约是在“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的基础上制定的。《公约》所遵照的“国际人权文书”主要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该《公约》还强调：“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理念是建立在普遍人权理念之上的。

人权，顾名思义是指人的权利。根据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包容了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整个领域。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有着紧密的联系，又有其独立性。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文化权利包含以下内容：参加文化生活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等。但一般来讲，文化权利的重要方面指的是文化参与权、文化平等权、文化自决权和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

自二战以来，文化权利作为“独立的、可实施的权利”受到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的认真对待；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落实文化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了以权利为中心的理论方法，在这种背景和目标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足于发展人权和落实文化权利，领导制定了系列的文化发展规划及《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52)、《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96)、《关于全民参与文化生活并为此做贡献的倡议书》(1976)等20多部维护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宣言、劝告书和解释性文书，形成了一个关于文化权利的理论系统。这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维护全体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为更多的人享有文化权利和捍卫文化多样性，为更多的少数人群体享有文化或多文化公民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系列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实现文化权利，尤其是文化平等权、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促进特定文化权利的实现

1950年，t．h．马歇尔将人权发展阶段描述为：18世纪是公民权利的世纪，l9世纪是政治权利的世纪，20世纪是社会权利的世纪。我们认为，2l世纪是文化权利的世纪。文化权利在新世纪被重视主要有四个原因：(1)gdp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增长；(2)现代化发展要求公民文化素质与之相适应；(3)民主政治使公共管理由权力理性走向权利理性；(4)知识经济对人创造能力的要求和尊重等。这四方面原因促进了文化权利在新的世纪受到普遍关注，促进了文化权利事业的发展。

“文化权利是属于特定文化的人的权利，因这些文化而形成。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文化权利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有利条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平等权、文化认同权、文化经济权益等文化权利的实现。”

(一)文化平等权

人类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众多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任何一个特定地方，都可能存在着多数与少数、统治与被统治、霸权与屈从的不同文化群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弱势文化。作为弱势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挤压、甚至是被“文化灭绝”或“文化群体灭绝”的威胁。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使它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积极提倡文化平等和加强对弱势文化的保护，这对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提倡是有其现实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势头有所发展。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如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及福山历史终结论等。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物质条件方面的优势，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并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使这些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因此国际社会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的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理念，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平等权益。

(二)文化认同权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社区的基本识别标志。世界上原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熏陶下，在宗教、语言及生活样式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普遍认同。

当代人权制度和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权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但国际社会对文化认同权的认识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82年墨西哥城世界文化政策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才正式宣布了“文化认同的权利”。会议认为，无论就个人或就群体和国家而言，对文化认同权的肯定，对文化问、包括少数文化的相互尊重和日益增强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群族、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征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毫无疑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助于维护少数人成员的文化权利，可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和文化同一化过程中的竞争力，为维护少数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权起到作用。

(三)文化经济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三方面：继承人(文化宿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医药、农业、技术技能、生态知识以及传统音乐、故事和设计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经济价值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必然产生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权益进行保护的内容。数年前我国东北赫哲族某乡因《乌苏里船歌》著作权归属问题起诉著名歌唱演员郭颂案就是一个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和经济权益而引发的法律事件。

从国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已经出现了一股掠夺潮。一些西方人在世界各地民族地区或村寨大肆收集文化资源，然后制成文化商品或申请专利，再凭借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反过来向文化资源原产地倾销，在大肆破坏文化资源和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沦为其文化殖民地。这是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时代内容。

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要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权利。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一种智力成果，对它的保护应该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行动计划要点》强调：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特别是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战略，反对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方面的非法买卖。

三、保护工作对发展我国人权和文化权利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权观与文化权利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关系的理解，人权结构中经济权利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文化权利是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要达到真正普遍的人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途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促进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和追求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先进和优越的一个重要标志。1985年邓小平第一次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同人权有着本质的联系。中国政府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人权事业的发展。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签署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已经形成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的法律体系，制订的有关确定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件。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5

关键字：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40-0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加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关于非物质遗传的保护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配套，导致非物质遗产流失，通过建设非遗博物馆提高非遗保护度，减少非物质遗产的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途径

（一）收藏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方式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具有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道具、非物质文化的录音、录像以及文字资料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财产[1]。

（二）研究非遗的手工技艺。非遗博物馆有着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消息渠道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如借助高新技术研究非物质文化，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意识[2]。

（三）有效展示非遗的研究成果。非遗博物馆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措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如通过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非遗博物馆可以借助公益与非公益方式提高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从而发挥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双重作用[3]。

（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具有重要作用[4]。如博物馆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集中起来，要求传承人进行相应的文化表演和制作，同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回报，如以工资的形式发展奖金等，同时对于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人给予免费的培训，对那些已经学成的年轻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

二、非遗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一）非遗博物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阔，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节庆仪式等。其中口头传统指的是以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指的是戏曲、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的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以及文化形式，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文化丰富性的保护。通过非遗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护，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风俗习惯等，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才能发挥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破碎化现象严重，这种不良的现象将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工程的建立，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建立雕版印刷博物馆，通过雕版印刷精品的收藏在场馆内进行雕版印刷作品的展示、同时在馆内展示雕版印刷产品的研制以及制作方法，实现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这种方法有利益于发挥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推介的作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知名度，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的。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老且鲜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其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思想、民族个性的表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传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点。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思想和民族行为规范，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更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生存，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遗博物馆可以展示非遗产品等从而向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重构、价值认知意识的重塑，从而规范人们的认知行为，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和优秀社会制度的实施，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三、结语

建立非遗博物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非遗博物馆的建立中应该注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遗博物馆应该在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如实的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诠释功能，让大众接受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教育，突出非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之间活态性以及流变性的不同点，促进非遗博物馆建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沪文.上海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J].中国文物报，2011，12（03）：123.

[2]黄菊.大力发展具有都市特色的上海旅游业[J].香港文汇报，2010，14（03）：45.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6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 cultural 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 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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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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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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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 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 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 《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 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 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 形式”(forms 0f cultural 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 0／ masterpieces 0／ the 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 q／ human讧7：guide 扣rthe presentation 0／ candidature 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 revving the bangui 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 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 round table 0／ ministers 0／ culture-intangible

cuhural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7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传承人诉讼；私法救济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0-4769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实施至今，已近5年，从公法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强化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特别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日，任何停滞、固守的财产都无法实现完整意义的市场增值，因此“非物质”的财产已经大步进入了商法领域的流转轨道，比如各种脑力成果或知识产权的出资入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视野下，“流转”才意味着财产权益的实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物，其市场价值的实现与流转增值，更需要强有力的私有财产规则。正如大卫・休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任何在获得、使用与控制方面可能产生争议的物都需要财产规则，尤其是那些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比较稀缺的物。”[ ]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在私法领域唤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财产权利的流转与实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命题。在法律实践意义上，守卫一座权利的“孤岛”，往往造成权利理念的淡漠，不如实现权利的流转，往往能唤起实现权利的热情。

一、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必要性：属性定位与二元结构

从一则案例说起：四川省某地一户郭姓人家传承自清代以来的手工豆腐干作坊手艺，一直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未曾申请商标权利保护。后一外来豆腐干企业在先注册“郭X豆腐干”商标，并提讼要求郭姓人家停止手工作坊的生产。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对商标权进行了支持。同样的豆腐干生产工艺被一纸商标权的认定而做出了高下之判，基于商标权权利的垄断利益，该正宗溯源的郭姓人家还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亮明旗号而不涉嫌侵权，并获得有力营销地位？后在法律专业人士协助下，该郭姓人家依托现有法律，将其手工作坊的传统工艺与传承文化进行申报，经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才在法律地位上扳回一筹，保留了作坊生产经营。问题的引出在于，如果商标等知识产权是一项伴随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当是什么样的权利？

在长期的探讨中，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性质做出了多种解说，其中有代表的包括国内学者李发耀研究员提出的“传统资源权”说[ ]；学者郭玉军、唐海清提出的“文化权利”说[ ]；而最为集中的观点是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系“知识产权”说，其代表论著包括国内的甘明、刘光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研究》[ ]、严永和教授的《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张耕教授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 等。在诸多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教授的“新型民事权利说”。[ ]从法律属性的明确定位上来说，一项属性模糊的权利无法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真正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还在于创设其为新型民事权利并给予其有效完善的民事权利救济规范，现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模式仅仅作为借鉴和学习吸收，类似可资借鉴的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单行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规定，包含人身权、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明确归于民事权利项下。[ ] 知识产权最终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中，比较经典的论述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知识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在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 ]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来看，就已经可以明确其作为精神产品、具有权能和经济利益归属的效益。若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品，能与物质产品权（民法上“物”）相提并论，那么作为历史悠久、具有经济转换价值、文化传承功能的集体精神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什么理由不赋予其民事权利客体的地位呢？

霍菲尔德与拉伦茨对“民事权利”的界定方法，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提供了工具论意义。从权利创设角度来说，所有财产权利都是通过立法将公共资源，如国家的土地和物质财富给予某个民事个人，让其作出使用的决定，而不必考虑社会上其他利益的影响，从而缔结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霍菲尔德在《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试图寻找法律权利的“元形式”，在权利的概念下，进一步细分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的更小元素。[ ] 而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中选择性的将法律关系进行了解构，将法律关系分析为“权利和权能”、“预期取得”、“法律义务”和“其他拘束、负担性义务”、“权限”等。[ ] 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属性进行上述两种解构方式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受到保护的特权要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形成一定权利流转的客体，主体能将其自能贯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有实现预期取得的实践意义，包括当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推升旅游产业、知识产权经济等各种预期利益的实现。最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形成过程中，他人的行为不得侵犯该权利，还须承担一定容忍义务和拘束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具有民事权利性质无疑，即私法属性。

从社群共有、族群共有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具有“公物”的性质。德国学者提出的“公物的二元结构”，指出“公共产品”上存在“二元权利属性”[ ]，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这种“公物”之上，实际存在着私法性质上的权利与公法性质上权利的并存，其所处法律关系同时接受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因此，单单通过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稍对国际做法进行考量，就会发现在日本、韩国这样比较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参照该国对知识产权产权的私法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二元保护进行了尝试，而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法律，如《文化资产保护法》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给予私法上权利的保护考量。

二、非遗权利私法保护的驱动力：市场契合与流转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增值与实现都离不开流转，民事权利传统的应有之义包含所有权人的支配、占有、处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不例外。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次级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正当性论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构建”，前一个问题是属法哲学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法律技术问题。

（一）公地悲剧：非遗权利流转的必要性

2003 年10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 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或简称“《公约》”）。《公约》由此成为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相呼应的国际公约， 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这些措施包括“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反对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就不应当赋予其可用于民事权利的地位及流转的空间。事实上恰恰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转正是保护其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属性的唯一途径。有名的“公地悲剧”，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假设存在一块公共用地（在此处指代共有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每个人都用权去使用这块既定的土地，那么将没人有动力去关心庄稼是否已经播种，土地是否被滥用，每个单独个体对公共用地的滥用，都可能会造成由全体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的局面，并且滋生投机行为，因此集体行使权利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集体冷漠和土地的贬值、损失。而如果将这块土地分割为许多小块，分配给个体种植经营（所有权仍然是集体），个人对于土地的使用权独享也就意味着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损失，并且对土地使用的规划将明显走向效益增加的选择，最终每单块土地的增值部分加总，其总体效益也有所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面临“公地悲剧”的范式，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仅仅停留在静态权利的层面，它就只具有象征意义，即该权利属于某群体、某民族、某社团等等，而只有当它的权利成为可以流转的动态权利，即使用人、所有人可以借此进行处分、交易，在流转过程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真正得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具有公权性，又具有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利益的私权性，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流转驱动，仅靠行政立法，当然无法实现对该权利的最大化保障。

（二）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出资入股”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市场的流转可参照知识产权出资入股的方式与公司法进行对接。笔者认为，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机制建立在法律允许自由出资入股的制度基础上，使得其可以类似知识产权出资入股一样，成为可投入市场流转的无形财产，这样更有益于整体效益的增长和无形财产的最大化应用。首先，要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估价的权威机构，如果没有估价，转让机制就无从谈起。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一规定同时还降低了旧公司法关于非货币出资与货币出资的门槛比例，在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如何市场化流转的过程中，其作价评估机制一方面要考虑社群、族群的集体利益量化，还要考虑对该权利市场价值的客观衡量以利于达到各类市场主体所法定的出资比例门槛。其次，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应该尽快完善一整套权利行使制度，如非遗产权权利人可依据确权保护行使占有、支配、继承等权利。最后，在权利流转的过程中，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物质产品，应当受到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双重保护，而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表演、展示等服务活动，需经权利人或是传承人许可，权利人有权要求支付报酬以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经济利益的实现。完善现有无形产品市场的保护机制，才能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市场的契合，实现利益增长与效用的发挥。

三、非遗权利流转的困境：收益份额保障与权利主张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入市的接口，可以分别从旅游促进、艺术形式展示、传统知识传播三个方面展开，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困境，也在这个三个方面最为凸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旅游收益对接是最常见的一种权利流转模式，我国四川省、云南省等旅游大省，都不同程度的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扩大了宣传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2015年旅游宣传中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语的，占比高达66%，如“彝族火把节”、“羌笛演奏”、“川北薅草锣” 等 ，几乎成为当地旅游业的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促进了旅游收益，可是旅游收益是否完全反哺该权利的族群社群，或者说能否完全回馈该族群社群的公共福利，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私法上的权利流转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旅游收益中的权益份额就无法得到明晰界定，旅游景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在宣传品上任意印制用作商业招揽而权利人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艺术形式展示的私法领域保护就更值得高度重视，在各类无形艺术形式的表演或者展示中，其产生的市场收益对权利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回馈作用，无偿取用和占用盗用屡见不鲜，如“苗家服饰”、“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鼓楼”、“吊脚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建筑艺术，被国外盗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而在艺术形式的展示中，权益归属的问题，也成为当前权利人面临的困境。

在四川省不乏传统知识传播与市场流转的成功尝试，如“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与泸州老窖酒业公司的结合、“井盐汲制技艺”与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结合、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与当地医药业的结合等等，都成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权利人或成为公司股东，或成为直接受益人，或得以设立文化基金回馈群体。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在传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滥用盗用现象仍然不绝，甚至出现一些技术实力雄厚、法务力量强大的企业将传统知识进行包装修饰并取得知识产权。“灯台树等云南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医药，在成功被进行商业医药开发后，成为医治相应疾病的特效药，但信息提供人均未因贡献了关键的传统知识而得到任何回报。”[ ]而值此时刻，权利人不仅受到侵权损害，还将面临权利主张和救济的难题：当面对合法（至少形式上合法）、市场垄断的知识产权时，权利主张与举证将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四、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底线：传承人诉讼与举证责任倒置

（一）主体确定是传承人诉讼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似乎只侧重于通过行政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甄别、认定、传播和保护，但众所周知，一项既定的民事权利固然离不开公法领域的保护，如用益物权的设立、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即便是形式审查，也要遵照行政法领域的司法流程进行管理、登记，如果出现问题，还可能引发撤销、注销、追责等后果。那么，最简单的逻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作为一项新的民事权利，仅仅靠文化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是否就足够了呢？当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被侵犯的案例时，权利归属人（即主体）有没有主张权利去法院主张救济？由谁去主张救济呢？

从现实中来看，通过启动繁琐的行政申请、投诉流程，效率远远滞后，如同国有资产委员会代为管理国有资产一样，“直接所有者”的缺位，难以避免偶有的利益冷漠。云南省知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晓澜就曾指出：“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是特定民族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实际上，云南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民族、群体或个人，除了少部分直接交易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能得到经济回报外，其他大部分的经济价值并未反馈到权利主体本身。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的经济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明确传承人诉讼，就成为私法领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底线救济。

真正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民事权利，那么直接赋予其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就是应有之义，任何高效率的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比利益直接关联者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做出努力更为热情，确立传承人诉讼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从法律规定来看，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受益者，其掌握该传统遗产，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开展传承活动，并可以随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获得经济利益，将其定位直接利益关系者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到前面“郭X豆腐干”的案例中去看，传承人能利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行利益转换、进行商业活动的保护、品牌亮明旗号的辨识等，一旦权益受到侵犯，传承人在寻求行政保护未果或者滞后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该民事权利的直接利益享有者，理所当然成为诉讼的主体，反过来说，正是传承人诉讼主体的确认，才能完整意义上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一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传承人诉讼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救济的底线，“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通过创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专利、版权产品后，甚至可以进行市场垄断。”[ ]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主体权利主张的保护缺失，如何及时、快速的制止他人盗用或无偿滥用？当出现上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会因“先天不足”而丧失与他权利平等博弈的机会。建立传承人诉讼机制，能直接改善这一局面，能在最大限度内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被侵犯和盗用的情况，对于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二）举证责任倒置是传承人诉讼的核心

1、举证难易程度的考量

而在传承人诉讼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资源与集体财产本来就应该被置于高于一般无形财产的保护地位，这也是符合国际公约与行政立法强化保护之思路的。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无形、可塑、动态等，都造成了传承人在面临侵权诉讼中的取证难，而责任倒置，将举证负担归于被告或者侵权人，只有当被告或侵权人自证其活动未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活动具有另外的合法权利支持以外，都应该支持传承人的救济主张。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传承人受保护的程度，既是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国际精神，又是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2、预防成本的考量

从侵权责任的法源来看，卡拉布雷西最早提出了严格责任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让“能够以最低代价避免成本的人（the cheapest cost-avoider）”承担损失，这种理论即是有名的“市场预防”，或称“一般预防”。能够以最低的代价避免成本发生的人自己可以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 如上文所述的“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出精华部分并形成知识产权进行垄断，传承人就有权对其进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必须对其垄断权利的合法性、原创性进行自证，而如果该公司的权利取得本身就条件充分、原创性早就得以认可和固定，那么举证责任倒置对于被告公司也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事，从这一角度来说，被告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没有畸高，是与其在先使用在先权利已经具备条件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如果传承人提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所受盗用、仿制等侵权行为进行对抗时，面对已经在先抢注的知识产权时，要苛求传承人对对方原创性进行举证，就将出现取证难甚至无法取证的尴尬局面。从现实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集群及传承人往往是民间弱势主体，并不具备侵权人的技术实力以及知识产权法务集团化的强势地位。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科学性和精神价值，维系着民族精神和文化独特性的保持，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国家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延年益寿”?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的特性，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确保其“生命力”，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的有效方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自2004年中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逐步加大。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确定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并要求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我国现在正在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围绕两个方向开展：一是为传承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传承^开展活动、培养传承人；二是利用政府和社会力量出资和组建工作队伍，通过开展普查、资料和相关作品的收集、建立档案和数麟、建立名录体系、制定保护计划、建立博物馆和展览馆、建立传习所等工作，实施保护计划，积极探索利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的抢救和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按形态划分，有动态和静态两类。动态保护指的是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开展活动。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存在于各种演奏、节庆、以及生产活动中，如民族歌舞、民族习俗、传统手工技艺等。静态保护指的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的一系列基础保护工作，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保护”下的定义中各项工作的的总和。如对安顺地戏的保护就是采取静态和动态的两种保护手段。动态的是鼓励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组织地戏调演等；静态的是普查、编辑资料、建立数据库，收集地戏百年传世的道具、脸子、唱本、建立地戏博物馆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安顺地戏这一原始的屯堡村民娱人娱神的戏剧艺术，频繁的活跃于当地群众及游客身边，使这一古老戏剧艺术的魅力得到充分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指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使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审美、科学、伦理、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亦具备这些方面的价值。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就是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功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具体体现：一是社会价值，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展宣传、展演、教育等活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如利用2006年、2007年两个文化遗产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览和展演，印发宣传册。增进社会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在民族地区，通过双语教学、编印民族文化教材、开设关于民族歌舞及传统手工技艺等的专门课程，增进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二是经济效益，即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兑换成货币，实现经济效益，如玉屏箫笛、苗族蜡染、水够冯尾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富于地方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都活跃于旅游纪念品市场中；黎平县肇兴古镇，几乎每天晚上都安排有侗族歌舞表演，接待旅游团队，收益颇丰。

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保护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其他文化遗产所没有的“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不能切割开的，必须将二者置于一个整体的工程框架中来一并考虑和安排，如果将二者分裂，所谓的保护和利用都将失去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因为必须依靠“传承人”这样一个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传承都需要语言和行为，都在动态的过程中实施，如音乐、舞蹈表演和传统手工艺品的生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也要依靠传承主体通过各种“活动”来实现，如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从某种程度要通过民俗、节庆等仪式来体现。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变异和创新，始终处于不停的变化发展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动态的把握，如对蜡染手工技艺基础数据、音像资料的采录就要在蜡染制作的过程中进行，也就是要在“利用”的过程中实现，对其传承人保护的主要目的也是要鼓励其开展传习和生产创作活动。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9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而言，其主要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被人类一直继承延续的传统文化形式。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人文艺术、传统工艺技能等，这些都是历史文明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中国的皮影戏、剪纸、捏面人、刺绣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从其内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是前人对历史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看，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历史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经验总结，是一种对历史的继承与延续。

2.动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之其他遗产而言，更具有动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非物质状态来存在的，这种非物质状态就决定了其主要以一种动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戏曲、艺术表演、民歌等传统艺术，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要求

从上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可以看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因此，就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1.永久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对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就决定了其需要不断被继承和发展，才能够使其永久地存留在历史的进程中。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其没有较为固定的存在形式，缺乏一种物质性的依托。这就使得其缺乏延续性的基础，对人的依赖性较强，这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面临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必须以永久性为基础。

2.动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状态为主要形式，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循这种特殊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各种传统文学艺术、技能经验等，具有一种鲜活的状态，传统的记录式方式无法很好地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能够鲜活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进行全面继承。

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概述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非物质状态存在，它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因此，展演方式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展示方式，有利于动态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但是，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现状来看，其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现场展演

现场展演是指利用相关人员在观众面前进行现场展示和表演。这种方式极具观赏性，使观众能够直接、真切地欣赏相关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前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多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观赏性是其重要的特性。现场展演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现场的表演和展示，使观众能够直接了解、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着一定的缺陷，对人员的依赖性较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使得其只能依靠传承人的传承而存在。因此，现场展演的方式对传承人的依赖性较大，无法进行无限循环展演。

（二）图文展示

图文展示主要是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向公众进行展示，以达到传播的目的。采用这种展演方式，能够永久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记录，使得观众能够随时根据需要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图片、文字的形式能够更为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描述，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摆脱人的因素。但是，这种展演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状态决定了其具有动态性，但是图文形式缺乏动态性，在传承其精神内涵上缺乏有效性。

三、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措施

（一）加强数字动漫技术的投入力度

数字动漫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应用程度不高，使得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较弱。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力度，并对相关技术进行研发升级，积极加强3D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拥有先进科技的支持，提升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二）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明发展进程遗留的财富，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一种具有极强技术性的工作，科技的手段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依然有其局限性。因此，国家应该重视科技力量，在应用数字动漫技术的同时，加强其他科学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并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术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有有效性。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拓展

（一）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文化财富，是对历史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人的参与。当前，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元素的冲击，人们越来越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因此，政府应该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使其深刻地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之中。

（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主要依托相关的博物馆、文化宫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专门的展览馆，而且展演期也极不固定。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非物|文化遗产的具体状况，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使民众可以随时参观学习，从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

五、结论

非遗文化的定义篇10

【关键词】语言；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前段时间，无锡新闻就“倷伲无锡佬小弗会港无锡闲话”（我们无锡小孩子不会讲无锡方言）做了一个专题采访报道，内容不用讲也一目了然，就是目前国内普遍关注的“地方方言保护与否”的话题。地方方言保护与否的论争，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自从1956年新中国《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为我国通用的规范语言后，地方方言保护与否的论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加之，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后，在各地推普过程中引发过诸多误解，也使得论争愈演愈烈。笔者重新关注这一“冷饭”是有感于前段时间我们正在开展申报评审第三批无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家里人看到前面提到的无锡新闻的话题时突然问了一句：“无锡闲话啊能进你们非遗呢？”当时没太当回事，就随口回了句“官话”：“不是什么都可以进非遗，也不是什么一说保护就非得进非遗”。后来觉着有必要研究探讨一下，便查阅拜读了一些相关文章，顺便也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二、何为“方言”，是否需要保护

（一）何为“方言”

方言是“地方语言”的简称，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本文所讨论的“方言”指的就是这类“地域方言”，俗称“地方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共有80余种民族语言，30 余种文字，而拥有 10 亿多人口的汉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也形成了北方方言、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等七大方言，还有许多数不清的次方言和地方土语。以纷繁多样的多民族语言和方言为依据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形成了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

（二）是否需要保护

方言是否需要保护，一直以来就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持否定意见的一方认为，保护方言，是逆历史潮流，是“开倒车”行为，是与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背道而驰的，不利于文化交流。如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孙焕英先生就谈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标准化，是一种必需和必然，或者曰规律。……没有标准化的语言文字，在统一的国家里，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甲县的人到了乙县，就是聋子；乙县的人到了丙县，就是瞎子。竟至没法交流、不相往来。”如果这还可以视作比较隐晦的批判保护方言之举的话，那么南京大学文学院董健教授就算是直言不讳的抨击了，他指出：“一则，从现在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推广方言不合时宜。二则，世界上语言的消亡与存在，应该顺其自然。三则，从整个文化经济的发展来说，语言总数不断减少是一种社会进步。有的语言短期内不会消亡的，应该给予尊重，而不是一味地去发展它，方言丧失虽然是一种损失，但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折损中前进，只要‘得大于失’，就无可厚非。”而对方言保护持肯定意见的一方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基础，是文化认同的基础，甚至是民族自信的表现。致力于晋方言研究的山西大学教授乔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方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语言样品，是一种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是一种不能再生的文化基因。一种动物的消失会导致生物链的缺失，同样，一种方言的消失，意味着文化链的缺失。”长江大学的陈红莲和张立平在《方言的生存现状及保护》一文中，更是对此有着详细的诠释：“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些特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方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各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都是以方言作为其创作和记载的方式的。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方言是最贴近生活的，语言中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普通话中很多鲜活的词汇来自于方言，没有方言，普通话也就不复存在。”

综观上述论断，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事实判断出发，还是从价值判断来看，保护方言，都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只要知道方言是语言的基础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即可。实际上，除了学界的诸多争论之外，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很多保护方言的言论付诸行动：2004年杭州政协有提案《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2005年上海政协有提案《保护本土文化之一：沪语的规范与推行》，均提出“方言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应该加以保护”；在2010年，因广州市政协提议增加普通话电视频道，引起市民误读成“推普废粤”而引发了一场“粤语保卫战”。其中，最令笔者关注的是，某位全国人大代表从方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提出“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和发展”，由此又引发了诸多关于方言是否该列入非遗名录加以保护的讨论。讨论之外，还有行动，许多地方敲不开部级名录的大门，转而求诸市级名录，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名录，福州方言被列入福州市级名录，万全方言被列入张家口市级名录。

三、何为“非遗”？“方言”是否属于“非遗”

（一）何为“非遗”

“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与范畴，在我国可以有两个文件作为依据，一个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另一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1）“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按（1）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口头传说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方言”是否属于“非遗”范畴

“方言”是否属于“非遗”范畴？笔者以为，从现有的关于非遗的概念范畴和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方言都不属于也不适合列入非遗保护的范畴。首先从概念范畴上讲，方言之所以会被有的学者认为是非遗范畴，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内，发现有以下表现：有的学者是根据其所理解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关于非遗的部分描述性定义，即“口头传说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就据此将语言文学类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认为其归类依据在于“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有的学者甚至连语言属于“非遗”范畴的依据都不论述，文章伊始就说“汉语方言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伟工程中，语言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民族语言文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各地方言”等，没有经过论证就想当然的将语言贴上非遗的标签应当说是不负责任的。

“方言”抑或“语言”，是否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所有这些疑问或其他相似的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和范围。”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语，作为被认定的专用语，不包括目前存活的所有‘非物质’的文化形态，例如宗教、语言以及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等。”另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技术层面来看，方言列入非遗也并不恰当。我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评委乌丙安教授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多种多样，各地方言种类千千万万，自然都是最基本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表现形态。但是，语言的抢救和保护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十分复杂的工作，它需要运用语言学、语义学、音韵学等专门学科的方法和记音、标音、翻译、注释等专门手段，还要用现代高科技设备进行操作，才能奏效。鉴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还难以承担这样难度大的工程，所以，民族语言及各地方言土语的普查将在以后的规划中列入日程。目前的口头遗产的保护，也只限于口头文学的范围。”

四、结语：慎谈“非遗”之后，“方言”保护的路径

通过阅读方言保护的有关文章，笔者发现，主张将“方言”或“语言”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的学者以语言文字学学者居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表明，经过多年来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非遗这个舶来品，已经从昔日不为人知演变为今日的竞相追捧了。不过这也令笔者感到了一种隐忧。既然方言不符合也不适合列入非遗加以保护，那又可以采取哪些保护策略呢？笔者并非从事语言学专业工作，不敢班门弄斧，仅谈一下个人浅见，以作引玉之功。首先，要加强宣传，树立文化多样性意识。作为政府代表或官方的媒体切勿宣扬方言“土俗”、“粗鄙”的观点，而是应当鼓励说方言，如一些地方台专门开设了用当地方言说新闻、谈天气、聊家常的栏目，事实证明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其次，要加强研究，尊重方言自身特点，整理记录保存。方言保护需要根据方言自身的特点加以保护，比如定期开展全国范围内的方言普查并记录保存，以便研究其演化流变之势；此外，各级政府还应当制定有利于方言保护的政策法规，编纂方言词典，编制地方方言教材并列为学校课堂教育内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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