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十篇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1

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置于突出地位，并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行环境绩效考核机制，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处理，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农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综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整体改善不大，甚至呈现出资源约束趋紧、局部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致使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陷入了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既是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和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主要以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原因、治理改善和对策建议等内容为主。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卢智增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生态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借鉴国外经验五个层面提出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1]。李咏梅指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加大公众参与力度[2]。王春凤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3]。黄英等利用DEA分析法，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4]。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困境的再分析，把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位，以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协同发挥政府、企业和农民的治理，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化。

2包容性治理的内涵界定

包容性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是在西方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个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合，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统一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5]。英国学者格里•斯特罗克(GerryStroker)梳理了治理理论的五个基本主要命题：1)治理包括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行动者；2)在处理社会及经济议题时，责任与界线的界定并不是非常清楚；3)在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彼此间存有权力互赖的关系；4)治理系一个行动者拥有自主性且自我管理的网络；5)治理强调政府运用新的政策工具或技术来指导或驾驭来成就目标，而非一味依赖权威或命令[6]。可见，治理不再意味着唯政府主义，政府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但是市场和社会的不足与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治理”是一个舶来概念，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采用拿来主义，尚值得商榷或证伪。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多种模式的运用与协作的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己成为社会管理尤其是公共部门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目标追求。包容性治理的内涵与善治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善治理论主要是引用西方“goodgovernance”理论，即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保持公共利益持续增长的管理过程。中国古籍《汉书》载有：“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俞可平教授将西方的善治、“goodgovernance”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的内容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韵味的善治概念，即认为善治是一种力图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新型关系，是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管理等手段综合治理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最佳状态。基于此，从本质上讲政府善治是一种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一种治理路径的选择，是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和归宿，将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还政于民，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包容性治理是在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的“发展”与“共享”理念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包容性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治国之“大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是指“领导、统治”，“公”是指办事公平、公正、公道，“常”是指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因此，“包容性治理”这一新命题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提倡包容性治理理念，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要尽可能吸纳各方社会力量，带动社会参与，扩展服务内容，满足多方位、异质性的社会需求[7]。从本质上看，包容性是民主治理的一项核心价值[8]，它的关心的是弱势群体基于法治的平等参与、平等对待和平等权利。

3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及治理困境

3.1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十分严峻。根据《201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生活污染加剧，据统计，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生活污水90亿吨，人粪尿年产量2.6亿吨；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加重，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村的污染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其中化学需氧量占了43%，总氮占了57%，总磷占了67%[9]1；二是农村地区围湖造地、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等行为依然存在；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仍然有近3亿人喝不上健康的饮用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所致[9]89，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数量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农村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威胁到近8亿农民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3.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困境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是改变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出台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治理、农业生态源污染治理的投入；通过《食品安全法》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控；2015年8月，水利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随着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总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的态势，农村地区正在受到乡镇企业污染和城市污染转移的双重威胁，农村生态治理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越重视越严峻的悖论中，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监管虚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涉及一个从源头控制到中间监管再到生态修复的动态持续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一旦疏于源头保护，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将会急剧增加，使得政府疲于应付，影响政府科学决策，甚至酿成严重的污染事件。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实践中，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政绩前途考虑，根据中央的要求采取源头保护、责任追究、生态修复等方式严格治理农村生态问题，甚至对农村的乡镇企业实施环境问题否决制，但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缺乏长期性、制度性的机制，仅仅是应付上级检查和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生态绩效。此外，由于地方政府承担着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使其常常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而致使生态治理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监管乏力，往往抱着“不危害，不治理”的原则，只有当生态环境恶化，并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时，政府部门才选择干预并治理，这种监管的虚置，无疑增加了治理成本，也使治理成效大打折扣。二是乡镇企业治污动力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也是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环节。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理性经济人，乡镇企业往往唯利益至上而罔顾环保投入。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乡镇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往往地域性强、规模小，资金薄弱、技术含量底，无力将其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期较长、收益慢的生态治理中去。加之乡镇企业往往处于农村隐蔽地带，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对污染行为往往带有侥幸心理，而让其通过道德自律，自觉投资治污缺乏现实性。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耦合。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承担着推动农村经济和带动农民就业的重要作用，其所缴纳的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污染行为只要不带太大的危害，往往视而不见，即使对其治理，也限于临时整顿，以罚代管。因此，乡镇企业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加之保护伞的遮蔽，也使其对生态换进治理缺少动力。三是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程度和深度有限。社会公众是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体验者，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能够触及到政府难以触及的地方。但由于我国长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较多地采用了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加之社会组织发育迟缓，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途径极其有限，致使社会自发参与治理的程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尤其是作为农村生态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农民往往追求获得短期生存利益而忽视对农村生态环境重视。此外，由于农民的综合素质较低，缺乏生态文明意识，对于农业生产生活中所造成的污染及其周边企业的环境污染缺乏敏感和危机意识，只要不威胁到其生存状态，往往对环境污染行为听之任之，加之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也大大限制了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治理主体合力不足。生态环境是具有较强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因此，对其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仅靠政府的“单枪匹马”的主导力量是不够的。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靠环保、国土、水利等多个部门的管理，由于条块分割，这些部门之间面临职责权限不清晰，导致治理主体作用发挥的不够好。此外，由于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效应的特征，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乡镇企业和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民，更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投资成本和效益；加之法律法规的缺失，企业和农民参与生态治理的意识薄弱，致使生态环境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缺乏整体合力作用。由此可见，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除了需要加大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需要破解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运用包容性治理理论，尊重和发挥多元主体在农村生态治理中作用，实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和收益的最大化。

4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机制

4.1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结构

“包容性治理”的理论精髓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方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结合我国实际，形成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管理的包容性治理结构。一是要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公共事务，所涉利害关系人众多。由于政府掌握并占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行政资源，决定了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者，政府承担着“掌舵人”的角色，各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整体规划、监管控制将直接决定治理成效的大小。因此，政府首先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内化为绩效追求的首要目标；其次政府要将农村生态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并统筹协调好环保、水利、国土等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任务，建立政府与乡镇企业、农民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使农村生态治理真正成为全员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二是要强化乡镇企业对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作用。乡镇企业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源，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态势。因此，必须成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农村生态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乡镇企业而言，首先要把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有机统一。乡镇企业发展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一个良好的企业，只有注重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加快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三是壮大发展社会力量在生态治理中的参与、监督作用。农民生产生活的有限理性也是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农村地处偏僻，其污染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政府有形的手很难触及这些区域，使得末端治理鞭长莫及。所以，农民自觉遵守道德操守和法律法规成为农村生态治理的重要凭借。发挥农民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等新媒体对农民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倡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进行绿色消费，增强农民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农民及相应社会组织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使社会力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4.2加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到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农民、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各级政府及其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等社会力量的利益整合和动员程度，以及多方利益主体之间彼此密切配合的程度。因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各治理主体追求自身“私利”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利”之间的矛盾。乡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单纯让乡镇企业投入资金进行节能减排，或者直接参与生态治理显然比较被动；而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希望通过农药化肥等的投入来增加其农业产出。对此，政府应给予包容，通盘考虑和全面兼顾乡镇企业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和扶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和农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引导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并对于绿色产业（产品）给予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而对于污染企业，要给予严厉处罚。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产品进行绿色产品规制，并发挥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监管，社会公众通过购买绿色产品，抵制超标准、高污染的产品，让乡镇企业和农民认识到产品和生态环境之间是唇寒齿亡的关系，进而使其自觉发展绿色产业和生态农业，以为广大民众提供健康、环保的生活、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生态治理成果的共享。

4.3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益

农民是农村生态治理中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他们承受着来自农业生产、农村工业污染的双重危害。但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力量薄弱，始终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加之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完善，农民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因而其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政府要尊重作为弱势群体农民的环境权和生命健康权，完善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增加生态环境信息的公布，增强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的认知度，同时对于涉及农民健康环境权益的规划项目和建设情况要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让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话语表达权，并自觉接受农民、社会的监督，使农民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是包容性治理的主旨。

4.4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的有效保障，严格的行政执法能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起到必要的威慑作用。一是我国应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包括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相结合的立法体系，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真正有法可依，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立法既要强调以预防、修复生态环境为目标，又要完善公众的环境权，对弱势群体农民进行生态权利保障，以保证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顺利实施；此外，要提高环境违法成本，量化农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态刑法中有关生态环境犯罪以及损害赔偿的规定，以使法律真正成为高压线，从而为建设美丽新农村保驾护航。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程序建设。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明确执法责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严格审查并要依法严厉惩戒。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和完善覆盖省、县、乡(镇)、村的全方位的环境执法监管体系，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基层执法队伍；此外，要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纳入基层党政机关考核体系，建立严格的环保问责制、政府绩效考核和农村环保责任制。农村生态环境的包容性治理是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和治理路径的选择，其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农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治理过程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治理成果（良好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食品）为社会成员所共享，通过综合运用价值引导、行政管控、法律规制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效益的整体优化，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建设。

作者:李小静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卢智增.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以广西博白县为例[J].学术交流，2015(9)：115-119.

[2]李咏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度探析[J].农村经济，2015（1）：94-99.

[3]王春凤.城郊农村生态环境多元主体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河北省廊坊市近郊农村的考察[J].理论导刊，2011（12）：65—67.

[4]黄英,周智，黄娟.基于DEA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比较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3）：75—77.

[5]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6]Stoker,G..GovernanceasTheory:FiveProposi-tions[J].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998，115(1):19-26.

[7]常修泽.包容性体制创新论[EB/OL].(2012-10-08)[2017-02-01].theory.people.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比较

前言：现阶段，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制定出多种治理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在达到某一阶段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随着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相关工作者开始进行了对不同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分析比较，积极研究治理模式各自的优势、劣势，力求实现对单一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突破，以达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更好效果。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 政府强制模式相关概述

政府强制模式是指相关政府机构采取指令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对污染排放者进行限制的行政法律手段[1]。这种治理模式充分的发挥了政府的主体作用，以企业为作用对象，通过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强制治理，使得整个治理模式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政府权力无限性、政府干预直接性、政府管理行政性三个特征。权力无限性使政府具备了代表公众治理生态环境的权力，能够切实维护公众利益，将政府变成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合法主体。干预的直接性体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管理的行政性则加强了经济性和法制性手段。

（二） 政府强制模式的优势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权威性。生态环境的治理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需要全面、系统的规划，政府强制模式对协调各部门关系和配置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做到统筹全局。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突发问题的高效性。在面对突发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政府能够快速的反应，并制定强制性政策，使负面影响得以消除。

政府强制模式对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具有限制权力。在一些企业和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环境恶化时，利用政府强制模式也能够有效的进行制止。

（三） 政府强制模式的劣势

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受到限制。由于政绩考核等因素影响，一些下级部门不愿意将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汇报给上级，使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切实的生态情况，不能及时做出治理决策。

治理成本负担过重。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迅速，治理成本不断升高，治理过程中的所有人力、物力又都需要政府负责，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制约了其他主体作用的发挥。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治理的强制性，使很多其他生态环境治理祖逖难以发挥作用，降低了治理效率。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 市场调控模式相关概述

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是将生态环境私有化，并通过市场对生态环境中的各类资源进行分类评价，确定稀缺程度，促使人们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加快技术创新，科学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并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过程。

市场调控模式具有生态环境私有化、治理措施市场化，资源配置有限性的特征，能够明确损害责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

（二） 市场调控模式的优势

补足治理资金。市场调控模式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在政府难以支撑治理成本时予以补足。

提高治理效率。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治理市场化特点，能够推动企业对技术的创新，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治理效率。

增强节约意识。市场调控模式能够利用价格机制减少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促使人们积极寻找可替代资源，以达到增强节约意识，减少资源浪费的目的。

（三） 市场调控模式的劣势

市场不完备性。在市场主体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利益的追求和成本的缩减忽略环境问题，再加上环境改善的收益属于社会共享，投资者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使环境治理受到了严重阻碍。

利益矛盾。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的情况，市场调控模式的主体往往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环境保护，甚至使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十分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企业自觉模式相关概述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资源环境，因此企业有责任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企业自觉模式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降低其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具承诺自愿性、治理形式多样性及成果双赢性的特征。

（二）企业自觉模式的优势

减少污染源。企业成为治理主体能够大大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检测机构成本，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降低治理成本。企业自觉模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有效的治理措施，减少治理成本。

弥补法律空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滞后性，企业自觉模式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之上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三）企业自觉模式劣势

对非自愿企业没有约束力。企业自觉模式没有法律效力，不能够强制性的要求非自愿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来。

重复建设现象众多。由于企业属于自愿参与治理工作，个体行为突出，缺乏整体性，十分容易出现治理设施的重复建设现象。

结论：

通过对不同治理模式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各单一模式的优势、劣势，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者应对各个模式进行融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力求研究出更有效的治理方法，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九生.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湘潭大学学报，2012，9（5）：63-67.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十报告；法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04005一、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到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态文明建设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其形成、发展和完善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和保障，尤其是法治的保障。在党的十报告中，党中央根据中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相应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27这是党中央根据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对全党和全国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十报告的上述论述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了动员和部署的作用，对于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如何正确认识党中央充分发挥法治作用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如何使各级领导干部学会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性地成为我们的一项重大使命和紧迫任务。

加强法治建设，一个重要的服务和保障对象，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决排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的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里所说“系统完备的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显然含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体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体系，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地位。

由此可见，党的十报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依法治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一手抓相应的法治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仅仅抓生态文明建设，不重视相应的法治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而仅仅强调传统意义上的法治，不注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点服务和保障，法治建设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进步性的法治没有价值。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历史性地成为环境法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二、 环境形势日益严峻与法治不完善密切相关

2013年年初覆盖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再次将中国的环境问题推至风口浪尖。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面前，人们对“环境污染为什么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在党和政府文件及各级领导的讲话中，对依法保护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法治方面，党中央在十五大就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30多年来制定了30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全国人大也进行了多次环境执法检查。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取得期望的目标。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政府和有关部门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环境形势反而日益严峻？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孙佑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

笔者认为，在全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在经济始终高速度增长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的“点源”总体规模不断扩大，致使环境保护工作有力不从心甚至无可奈何之感。但是，法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回避，这是“环境污染为什么越来越严重”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国有环境法律，却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行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2月25日第1版。 。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尤其是环境法律的实施情况，与上述要求相距甚远。

一是环境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保行政执法常常受到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随意非法干涉，一些重大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追究。二是执法能力不足，执法权限有限。一些地方环境保护执法能力严重不足，设备、人员和办公场所都不能适应需要。三是权力寻租严重，执法效果不佳。人们常说，环境执法就是收费。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为了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以收费和罚款作为主要执法手段，而不以减少和消除污染为目的，致使污染环境的行为得到放纵。还有的地方，环境违法问题十分突出。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如果按照环评制度办事，就可以防止很多环境污染问题发生。但是，一些地方拒不按照环评制度办事，最近《人民日报》披露的秦皇岛西部生活区垃圾焚烧厂项目环评做假，致使项目投入运行后产生严重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1月29日第5版。。全国此类事甚多。有关部门在每年环评制度实施情况统计报表中，有的地区的环评率达到100%，但出了污染事故之后，有关部门进行检查时却发现该项目根本没有经过环评，完全是弄虚作假。很多重大建设项目，是边施工、边进行环境评价，有人戏称为“先上车，后买票”，环评制度形同虚设。

在司法上，司法机关在处理生态环境纠纷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生态环境司法的公信力严重不足。环境诉讼中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执行难的问题较一般民事诉讼更为突出。

在守法上，全社会尚未形成自觉遵守环境法律的氛围。一些排污单位为了利益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环境保护，执法部门来检查时才开启污染处理设备，执法部门一离开就关闭污染处理设备，超标排污甚至偷排的问题十分突出。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惜牺牲环境资源，悍然批准重污染建设项目，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严重的。

为什么一些地区敢于在环保问题上以身试法？其根源在于对环境违法和犯罪行为没有进行有效的追究。例如有的单位污染环境，触犯了刑律，但对于其负责人，司法机关不敢追究其刑事责任；有的单位违法排污，环境保护部门不敢行使行政处罚权；有的单位排污，污染受害人到法院立案请求污染者赔偿，法院不敢立案，或者即使立案也不敢判决污染者承担赔偿责任；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政府的败诉率很低，低败诉率大大削弱了司法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的信心。

（二）中国有环境法律，立法质量却大打折扣

中国30多年来制定了30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可谓已经实现“有法可依”。但是仔细研读却发现，环境立法的质量与其应达到的标准相距甚远，一些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一是有的环境法律措施过于“疲软”，被人戏称为“豆腐法”；二是存在大量立法空白，有的重要环境领域至今无法可依；三是环境法律的修改工作过于迟缓，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四是配套环保法规的制定落后于法律实施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领域因实施细则的缺失实际上处于无规则调整的状态。

导致环境立法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背景下，决策层本身就不会允许将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得很严格，担心法律规定太严会束缚经济发展；二是立法机关即使试图规定一些“硬措施”，但由于受到来自强力部门或者利益集团的干扰往往难以如愿；三是法律之间经常出现“以法制法”的现象，环境法律中的一些硬措施往往被另外一些法律中的“反制措施”所抵消，这主要源于现行立法体制的不合理，或者立法协调工作不够有力；四是人民群众在立法进程中的作用未能发挥，公众参与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五是立法技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的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因而制约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六是立法工作部门本身也受绩效考核等因素影响，为了赶时间进度，有时就将没有协调好、没有“加工”好的法律草案勉强提请会议审议或者表决，降低了立法的质量。更为严重的，有的部门起草法律，本身就是为了争权夺利，方便部门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致使法律的正当性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样的法律，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也不可能对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真正积极的作用。

以上问题，均是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面的问题。它说明，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法治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环境法治，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意义十分重大。

三、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树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习惯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1]28。党中央郑重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是其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所谓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就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法治思维还是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因此，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真正尊崇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要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努力做到越是项目重要、越是建设工作紧急，越是自觉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而绝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损害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大计。

（二）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法律是文明的产物，同时又是维系文明和促进文明的一种手段[2]。所谓法治，法律之治，是指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法治包括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的监督、法的遵守等环节。现代法治具有规范性、民主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等特征。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充分发挥法治方式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应当重点挖掘法治方式的以下内涵。

1.进一步科学立法

亚里士多德曾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科学性，确保良法之治，首先要有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其要点：一要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从“生态环境保护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原则，向“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原则转变，切实改变生态保护从属于经济发展的被动地位。二要从主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更加关注人、关心人，致力于推动建立企业与周边居民和睦相处、自然保护区与原住民形成“伙伴关系”的方向转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要从重点强调立法的数量和速度，向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质量和效果的转变。为了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应当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扩大立法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集中人民智慧，体现人民利益，切实增强法律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上述原则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领域：一是抓紧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对于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的《环境保护法》草案，要根据党的十精神尤其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新研究需要修改的内容，与此同时，要根据治理PM2.5（细微颗粒物）的需要，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步伐，有针对性地补充重点内容；还要抓紧起草《环境突发事件应对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评价制度建设。必须淡化GDP考核，增加生态文明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三是健全基本的管理制度。根据中国国土空间开发管理制度缺位的问题，应当强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例如，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要功能区要建立限制开发的制度，对依法设立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要建立禁止开发制度。中国耕地、水资源、环境等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但不完善，要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森林、草原管理制度。四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还不到位，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虽已确立，但没有体现生态价值，生态补偿制度正在探索中。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性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五是依法建立支持运用市场规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建设生态文明同样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要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及时对此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六是健全法律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资源环境是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的破坏和损害要追究法律责任，进行经济赔偿。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七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相关立法中要坚持法律的正当性，坚决避免和治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从根本上维护全局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进一步严格执法

党的十郑重提出“严格执法”的要求，强调“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1]27， “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1]17的目标。上述要求的针对性很强。根据这个要求，我们要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公开、行政权力监督、行政化解矛盾纠纷等主要环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着力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要紧紧抓住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重点和难点，完善执法体制，创新执法方式，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秩序。

3.进一步强化公正司法

十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28。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也是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当前，在运用司法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需要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案件的良好意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处理各类涉及生态环境案件，确保环境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方面，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不仅要解决好因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的私益诉讼，也要积极面对环境公益诉讼，妥善处理因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而带来的赔偿问题。另一方面，人民法院要依法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犯罪活动，既要依法惩处非法猎杀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严重犯罪活动，也要重视依法严惩发生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贪污受贿案件及破坏生态资源环境、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背后的渎职失职案件，把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和生态环境渎职类职务犯罪案件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人民法院还要依法运用行政审判手段，支持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生态保护和监管职责。对于人民群众将行政机关在处理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中不作为或不依法作为的行为诉至法院的，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和审理，如发现行政行为确实存在不合法情形的，要依法裁判由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或者承担相应责任；对于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而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如果发现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也要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的行为。

4.进一步促进全民守法

十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1]28。有著名法哲学家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和约束作用，精心培育尊重生态文明光荣、破坏生态文明可耻的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尽快形成依法维护环境权利，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现代公民意识。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生态文明建设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中国，法律是执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法治保障的载体。根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法治保障，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庄严使命。各级组织部门、纪检机关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

总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事业，不仅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更需要法治的保障和护航，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一定会对全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国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27.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4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问题多、治理难。调查表明：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公众受教育的程度、媒体的关注程度呈正相关；生态环境治理相关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生态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科学的考核机制。基于这些问题，提出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与考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6，D63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2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城中村治理中政府施政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3A095）。

收稿日期：2015－01－04

0 引论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及气候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建设高速发展时期，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有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渐减弱。城市化水平每上升1％，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0．0073，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所对应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越少，表明城市化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点和难点，对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学术界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并不多。

“城乡结合部”指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利用性质的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在我国类似的概念还有“城市边缘地区”、“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等。笔者认为城乡结合部是指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城乡之间具有一定的交通、资源等优势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开发地带。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面临着土地开发问题、行政区划问题、外来人口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各种问题。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具有生态脆弱性和系统复杂性。长久以来“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导致城乡结合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生态链问题、大气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等问题。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政府对其治理也越来越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尤其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笔者本着全局观念，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下，重点研究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以湖南省湘潭市城乡结合部为例，对其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综述和方法

1．1 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

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 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 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

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2 研究发现

2．1 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受教育程度及媒体的影响呈正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绝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素质的高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呈正相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湘潭市九华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良好与该区重视利用媒体对生态环保进行积极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

2．2 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且缺乏执行力，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有待完善

中国自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至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数已达2 000多条。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但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难以界定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生态环境破坏难以量化，对奖惩如何做到公正合理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有效执行。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不够完善除了法律机制不完善，还体现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方面。总之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2．3 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

通过对湘潭市环保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十位官员进行访谈，借助内容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了解到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政策逐步出台。但生态环境治理面大范围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还需要政府与各非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务之急，可持续治理与维护是保障。但现阶段如何克服部门分割等执行障碍，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并期望学术界给予理论支持。

2．4 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有很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监管不到位，此外，考核指标少而泛，缺乏灵活性、科学性，不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考量。甚至有的考核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对哪些主体进行考核，如何让考核的结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索。

3 政策建议

3．1 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十分重要，尤其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

要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教育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教育能使人们了解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从而获得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养成正确认识、理解、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先污染后治理不如防患于未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对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其利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无处不在，接触网络的人群不断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治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便于接受、影响力大等特点积极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充实的财力保障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活动，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主动性，扩大筹资范围、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科学的指导和先进的技术是治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力法宝。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集思广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3．3 重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监督与考核

在多元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即政府、居民、村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机制。对于非政府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惩戒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政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决策，其相关主体有权提出控告。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监督，任何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活动都应被制止，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重视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行捆绑制，将生态环境考核与经济考核一并纳入考核体系。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考核的对象应多元化，根据不同主体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总之，不论是监督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协作。

3．4 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建立生态工业系统

由于城乡结合部有着交通便利、土地成本低、资源丰富等优势，很多企业应运而生。企业带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影响，包括环境污染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生态破坏问题，以及高新技术污染问题等。如果工业园区内建立生态工业系统，即某些企业的废物和能源可以被其他企业消化吸收再利用，这种模式不但可以促进园区内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还可以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目的。生态园区追求的是经济、环境、社会协同发展并以环境效益为主。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可以加强生态工业的宣传，重构环境政策的绿色导向机制，积极开展城乡结合部生态工业建设试点，逐步建立成生态工业系统。

参考文献

1 方创琳．中国城市化进程及资源环境保障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 许鑫，隆玲．城市边缘区研究综述［J］．社会发展，2012（5）

3 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 魏东辉，宋戈，武卉蕊．哈尔滨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改造问题及对策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6（8）

5 沈清基．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探讨——基于生态效益的思考［J］．生态规划管理，2012（3）

6 姜英．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GIS刍议［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02（6）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治理； 民族地区； 参与主体； 治理框架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09 -0209-01

一、治理与环境治理

治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于英语世界社会科学流行开来。发展至今，一般认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未必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各方参与合作的过程。对政府而言， 是从统治到主导的变化； 对社会各方而言， 是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的变化。 民主、分权、参与、协商、合作成为治理理论最核心的内涵。环境治理理论建立在治理理论基础之上，是指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公民社会部门根据一定的治理原则和机制进行环境决策，公平和持续地满足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目标要求。环境治理强调公民社会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追求的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协同治理环境的合作格局，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实施对环境问题共同治理。

二、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特殊性表现

（一）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更为恶劣

我国民族地区绝大部分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其中宁夏、、青海、贵州是全国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中国四大生态脆弱带，即高寒、沙漠、黄土、喀斯特多分布在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相比较，区位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脆弱此成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先天障碍，西北干早区的沙漠化和盐渍化，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的土壤侵蚀，西南地区的滑坡、泥石流等生态灾害不断吞噬与消解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成果。

（二）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管理失当

政府官僚体系的管理失当也是严重影响生态治理效果的原因之一。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方面，也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问题。2003年民族地区单位行政管理费支出实现的GDP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1.3%。民族地区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与全国差距很大。本来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用于供养大量吃“财政饭”的党政人员，也造成了行政人员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使得要素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沉没成本。

（三）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资金短缺

民族地区长期以来资金短缺，投资不足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999年至2003年的4年间，民族地区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平均每年增加财政赤字250亿元。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主要依赖中央政府财政支持，2001年，在全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55.67%，而其他资金只占14.4%。中央财政投入的重点是大的生态治理工程，难以覆盖整个民族地区，且中央财力也十分有限，实际投入金额与生态治理所需金额的差异仍然很大。。

（四）民族地区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环保意识不强

民族地区落后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技术上、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更严重的是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和意识上。受朴素集体主义和原始平均主义的影响，缺乏发展意识和竞争观念，崇尚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愿也很难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期望中央出台的民族地区优惠政策越多越好。落后的意识观念导致了民族地区民众生态产权意识模糊，生态保护意识薄弱，也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政府的环境治理。

三、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参与主体

（一）政府

民族地区由于其政府职能的广泛性，行政行为的强制性，政府机关和行政人员队伍的庞大性，决定了政府在民族地区全社会的主导性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政治力量在民族地区发展方向和具体的经济政策、生态建设和社会规范的运行中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但民族地区政府机构规模庞大，行政审批事项、内容过多，对企业、市场干预多，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整体上仍是政府经济，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越位、错位行为并不鲜见。

（二）市场

民族地区在获取资产、基本公共服务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方面处于劣势，险恶的自然条件又提高了经济发展成本，更导致民族地区的贫穷。民族地区同外部区域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成本之高，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一个经济、技术、文化等独立发展的孤岛，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就限制了价格、税收、补贴、押金、补偿费等有关金融手段的发挥，市场在引导和激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措施上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NGO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NGO己经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新世纪，中国环境NGO逐渐呈现出“倡导者”的角色，他们在推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开展环境社会监督等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表现出联合行动与倡导的明显特征。民族地区环抱NGO在云南分布最多，其次在内蒙古、青海等省份。这些NGO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公民

公民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与政府、企业一起构成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体系。但在民族地区，“安土为本”的小农观念；“小富即安”的发展观念；“轻视知识”的经验观念；“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等长期封闭落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习惯、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使公民个体自发性参与出现了内在困境。民族地区公众个体参与动力的不足，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文明（或文化）基础缺失，造成的公众本身应有的参与客观价值却无参与行为的主观需要的一种矛盾状态。

四、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框架分析

（一）坚持政府在环境治理的主导地位同时逐步改变其观念和做法

在治理的逻辑结构中，公共权力仍旧是其最为核心的概念。单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耦合问题，政府必须通过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来启动和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政府更要改变自身种种落后观念和做法：一是政府职能上，发挥宏观规划、经济调节职能，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二是观念上，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正确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经济、社会、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观念。把握好政府管理与市场配置的关系，防止政府“越位”、“缺位”。

（二）建立社会支持体系支持政府的环保作为

环境治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其实是一个逐渐强调以公民社会和NGO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过程。在我国尤其是民族地区当前环境治理结构中公民社会的力量较为薄弱，影响十分有限，应进一步扩展民族地区社会环境权益、包括环境监督权、环境知情权、环境索赔权和环境议政权等， 重新认识NGO在环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放松管制，给NGO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发挥社会支持体系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三）引导企业参与环保

从政府环境管理的角度，不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现有的某些经济手段和措施，同时应该尝试引进和发展有效的环境经济激励手段以及自愿性手段；对于企业而言，应该积极转变经营模式，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技术革新。同时，还应该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把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生态；政府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09-03

生态文明指的是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之中，不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优化，进而建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制度、精神、文化成果和。生态文明并非是局部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相对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所谓政府治理，指的是为了能够使得公众的利益获得最大化，而对公共事务进行互动合作管理的过程。目前，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诉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就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政府生态治理路径完善问题展开相关研究，以期为政府的生态治理提供参考。

一、生态治理的内涵及其现状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下，所谓生态治理便是在政府的管理下，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过程。政府是生态治理过程的主体，此外，社会力量及广大的群众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其中去。目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世界各个国家的合作、依赖程度也愈来愈紧密。因此，在进行生态治理时需要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相互配合、协作。

以科学发展观视角综观我们国家的生态治理现状，其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易冲突乃至诱发生态危机等。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强调利益的最广大化。但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处于改革攻关时期，许多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资源供应紧张、资源分配不均，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受到严重威胁。所以，我们对该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世界时展的主要潮流，是自然、社会与人类三者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国家现在的改革逐步步入了深水区，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就包含着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和现状亟须转变，绿色、可持续、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宜居生态的发展理念。

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的作用

（一）倡导绿色消费模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因此，政府部门首先需要高度重视生态文化建设，努力倡导绿色消费模式，使全社会牢固地树立起生态文明观念。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积极扭转消费观念，努力倡导生态消费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消费模式的不断转变，我们应该积极倡导新的消费模式，杜绝环境恶化与资源浪费的现象。二是建立健全生态教育机制。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介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进行广泛的宣传，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等层面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充分地体现出来。三是努力加强生态教育，不断提升公民生态道德素质。在公共场所、教学生活中融入生态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公民生态观念，提升公民生态道德素质。

（二）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如果在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威胁，那么政府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便是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保障。若是把环境治理活动简单地推向市场，只是依赖于市场的组织运作，从而引导社会资源向环境保护流动，这便是典型的市场万能论。政府是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是社会生态环境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之下政府的重要职能。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充分发挥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三）确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

在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会涉及各行业、各领域，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具有综合性与广泛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要积极与各行业、各部门沟通协调，杜绝相互矛盾与相互脱节现象的发生，避免因权责不明而产生责任推诿、履责缺位的现象。确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做到以下三点。

1.建立生态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对于环境信息的公开披露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只有充分了解社会生态现状，生态治理主体参与才能有的放矢。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架构包括两方面，一是基于环境信息请求权的被动公开，主要表现为对某一生态问题的信息披露；另一个是基于政府法定职责与企业社会责任而主动公开相关的环境信息。政府、企业应当更加主动地公开环境信息；同时公民个人也可以积极申请、主动维护自己对于生态环境信息的知情权。

2.健全部门、地区协调机制。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诸多领域和部门，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除了要做到信息公开与资源共享，还应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不同主体、不同部门间的交流与合作。健全部门与地区的协商机制、协调机制，可以更加高效地处理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采取联合行动应对生态问题，通过跨区域合作与交流，推动生态治理的合作走向普遍化和常态化。

3.明确政府与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政府与企业在政治、经济、社会中作为主要参与主体，享有诸多资源与环境便利。因而，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各类公私机构应当明确自身的权利边界以及应当履行的环境保护责任。更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机构应当清晰职责边界，杜绝寻租现象的发生。

三、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当代政府完善生态治理体系的路径

（一）构建政府生态绩效管理体制

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当代政府要想完善生态治理体系，首先要从构建政府生态绩效管理体制着手，这要求政府部门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增强政府部门对于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生态治理、坚持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从行政理念与责任上切实强化生态观念。

其次是不断优化创新政府部门现有的管理制度，要努力将对政府组织的绩效考核指标从经济至上转向绿色GDP考核，把生态保护成果作为评价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当前，不少学者关注到了绿色GDP核算的学术研究问题，虽然绿色GDP真正运用的可操作性值得商榷，但是这种积极的探索不失为生态治理中政府行政理念转变的良好表现。

再者要对目前的管理手段加以不断的优化，有意识、有步骤地减少利用税收、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来治理环境，努力做到市场激励与行政手段并重。生态治理如果一味地通过税收与行政处罚来进行治理，其往往是被动的。政府可通过市场激励、政策扶持，鼓励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带动生态治理产业的发展与普及。企业在市场激励下，自觉履行生态治理义务，也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生态治理的行政成本。

最后，要不断改善政府职能，努力实现从生态管理到管理与服务并重。生态治理，强调管理与服务的同步。政府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应当树立强大的服务意识，在生态治理中优化环境服务，打造生态宜居的生态环境，提供便利、优质的环境咨询、环境保护等服务。

（二）建立健全的执行机制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角之下，政府部门要完善生态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立健全的执行机制。只有在高效的管理与约束之下，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

首先，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当出现违犯环境法律法规的情况时，要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其次，政府部门要积极出击，及时、高效地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要依法进行重点补偿。

同时，还应加强基层执行队伍的培训。好的政策有赖于基层执行人员推动执行与跟进反馈。一直以来，政策执行偏差经常是困扰政府的问题。生态治理涉及环境保护政策、环境立法与执法、环境服务等方方面面的执行工作。这些工作的执行依靠大量基层执行人员推动实施。不断提高基层执行队伍的生态治理理论素养，有利于保障法律、政策执行效果，降低执行偏差，避免生态治理法律政策执行失效或产生不良后果。

（三）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政府部门要不断加强法治建设，逐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一是要不断普及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要加强对政府负责人的法制培训，并且把环境保护法写入企业生态经营之中，加强对社会大众的法制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全民生态保护法治意识。从科学发展观到生态治理，可以发现我们不断强调治理的可持续与绿色发展。但是，生态治理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不断提升认知的同时也需要他律机制的健全来规范和约束行为，确保生态治理的推进。

二是政府部门要做到严格执法，不断增强执法、巡视力度，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做到零容忍。法制是生态治理的坚强后盾，对于生态治理的破坏成本的提升，并不是生态治理的目的，但是不失为生态治理的有效手段。济人往往具有趋利避害的心理，当破坏环境的代价足够大的时候，更加能促使其放弃牺牲环境利益的决策。

三是要逐步健全地方生态环境法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修订相应的制度，不断增强对地方企业的约束力度。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地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对于生态环境的立法、执法工作要注意做到与时俱进、紧贴地方特色。科学发展观，讲究动态与系统的发展管理战略，地方生态环境规约的制定可开展听证、调查等形式，深入了解地方环境变化情况，制定有效性、针对性较强的规约，更好地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四）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持续不断的破坏，这已经给人类的社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这就要求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我们国家严峻的生态现实催生出了很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专业的社会组织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并且，我国的生态治理工作与科技发展问题、贫困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政府部门积极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为生态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专业的民间环保组织可借助自身优势为政府提供专业的环境测评报告，真实有效地反映环境发展存在的问题。同时，专业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发挥群众优势和专业优势，这也极大地节约了政府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府治理环境的行政效率。此外，专业的民间环保组织更可以提起民间环保公益诉讼、协助环保领域相关立法工作。例如各地生态法学研究会以专业的法律基础从事某一环境问题立法草案研究，为生态立法工作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性的环保组织可以深入了解基层环境、听取民众意见，对于生态立法工作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具有极大帮助。

专业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组织优势，吸纳社会群众力量，聚集一批有志于为生态环境治理服务的志愿力量。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社会工程，仅仅依靠政府单边治理是不够的，政府由于时间精力、行政成本等问题，对于生态治理问题需要诸多力量支持；而社会组织虽然具备专业性和组织优势，但是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公民个人可以加入相关社会组织从而参与到生态治理的工作中，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形成专业优势与人才优势，更好地推动社会生态治理。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进程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政府部门要不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首先要倡导建立绿色消费模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其次要建立健全的执行机制，提升基层执行队伍素质；再者要加强法治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最后要鼓励专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工作，从而更好、更全面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小勇.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当代政府生态治理[J].科教文汇，2015（3）.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7

1．1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2研究发现

2．1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受教育程度及媒体的影响呈正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绝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素质的高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呈正相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湘潭市九华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良好与该区重视利用媒体对生态环保进行积极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

2．2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且缺乏执行力，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有待完善

中国自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至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数已达2000多条。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但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难以界定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生态环境破坏难以量化，对奖惩如何做到公正合理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有效执行。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不够完善除了法律机制不完善，还体现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方面。总之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2．3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

通过对湘潭市环保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十位官员进行访谈，借助内容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了解到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政策逐步出台。但生态环境治理面大范围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还需要政府与各非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务之急，可持续治理与维护是保障。但现阶段如何克服部门分割等执行障碍，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并期望学术界给予理论支持。

2．4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有很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监管不到位，此外，考核指标少而泛，缺乏灵活性、科学性，不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考量。甚至有的考核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对哪些主体进行考核，如何让考核的结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索。

3政策建议

3．1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十分重要，尤其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要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教育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教育能使人们了解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从而获得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养成正确认识、理解、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先污染后治理不如防患于未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对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其利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无处不在，接触网络的人群不断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治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便于接受、影响力大等特点积极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充实的财力保障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活动，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主动性，扩大筹资范围、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科学的指导和先进的技术是治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力法宝。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集思广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3．3重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监督与考核

在多元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即政府、居民、村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机制。对于非政府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惩戒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政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决策，其相关主体有权提出控告。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监督，任何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活动都应被制止，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重视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行捆绑制，将生态环境考核与经济考核一并纳入考核体系。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考核的对象应多元化，根据不同主体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总之，不论是监督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协作。

3．4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建立生态工业系统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8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更加和谐的生态家园，农村的发展任重道远。长期的二元结构模式，使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城市差了一大截，农村环境难尽人意。我区是老少边穷地区，虽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我区的经济逐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区的农村涉及面广，一些边远小村依然非常落后。为了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现就我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作出初步研究和探讨。一、当前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现状

（一）当前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取得的成绩。

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加大了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使全区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主要表现在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水库加固、国土整治、矿山整顿、改水改厕、、改灶改路、能源建设等方面；重点区域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开始启动；建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生态农业试点示范、绿色有机食品基地建设稳步发展。近几年来，政府花了大力气，加大和环境治理力度，综合整治农村畜禽污染，推行无公害的农业种养方式，尤其是在农村沼气建设工程方面，“生态示范村（镇）创建工程”、“环境优美村镇创建工程”、“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等先后在全区铺开。

（二）当前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

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状况仍面临严峻形势。目前，我区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和农业面源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和面源污染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突出表现在：澧水流域永定段及其支流生态环境恶化呈加速趋势，辖区重要水库、湿地日趋萎缩，一些乡镇和区域河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加剧了干旱、洪涝灾害的危害和植被退化、山地石漠化；有林地、多林区的乱砍滥伐，致使林草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的乱采滥挖，尤其是沿河、沿坡的开发不当，导致崩塌、滑波、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全区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区的面积不断减少，栖息地环境恶化，珍贵药用野生植物数量锐减，生物资源总量下降；河（库）污染严重，渔业资源衰遏，河岸侵蚀问题严重；农药、化肥和农用薄膜的大量不合理使用，导致土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生活污水、垃圾的随意倾倒、堆放，导致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严重制约我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当前我区农业及农村污染加剧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1、目前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我区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逐渐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逐渐集中。这使我区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不仅如此，近几年来，我区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体分散、隐蔽，排污随机、不确定、不易监测。这使得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因此存在着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的现状。我区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以前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2、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我区在环境保护建设中，严重存在着城乡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的不协调问题。长期以来，我区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另外，目前我区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等现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资金分散到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导致一个需要环环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变成各部门步调不一致的局部行动，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在政治目标最大化的激励下，对于能增加政绩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种较高的供给热情。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这样没有进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公共服务，即便农民已经有了需求，也很难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层面上来。

3、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我区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 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农村的三类环境污染，套用解决城市污染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术、经济障碍。除了面源污染难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类污染用末端治理常会出现既治不起，也治不净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对的单一性和企业经营相对的大规模等特点，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甚至惟一的。而农村的生活污染、乡镇企业污染以及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则会因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最小经济规模限制以及高折旧率限制而不可行。

5.农村环保法制不健全，使我区环境保护缺乏有利保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农村环保立法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初步形成了一个以1989年12月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川，诸多环境法虽都涉及了农业环境保护，并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法律法规体系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未能将农业环境与农业自然资源的保护协调起来。而且，一些重要环境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如程序法方面的有关环境评价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法等。二、环境管理体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足。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仍是按辅原则为依据的统分结合的多部门、多层次的执法管理体制，这样形成了执法主体势力割据的局面，致使权责不明，权力过于分散，从而使一些省、市级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变成了本地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为了一味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甚至乡、镇领导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自然一切就都会搞好的，而对环保法置之不理，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极为严重。三、农村干部和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淡薄。我区大部分农村干部，政策性意识浓厚，法律性意识较淡薄，致使许多法律法规在农村实施过程中给以政策化，以政策的原则性`实践性、灵活性代替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范性、稳定性，造成农村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障碍重重。再由于农村环保法在我区大多农村干部群众头脑中仍是一个未知数。从而出现了一些农村干部为了本乡经济利益而置环保法不顾，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策略采发展经济。同时，一些农民缺乏接近环保法、了解环保法，认识不清环保法的内在经济动因，而为了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滥伐林木，大肆捕获珍稀动植物，过度放牧，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主要内容与目标任务

(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1.调整农村能源结构,推广使用电、水能、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十一五”期间，使农村生活用能中新能源所占比例达到20以上。

2．结合生态区创建，大力推进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建设。“十一五”期间，使全区农村空气、水、声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要求，村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饮用水合格率达到9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0，秸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3．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对严重缺水、无路、少田地等居住条件恶劣地区及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的农村居民实施搬迁，向集镇或农村居民点集中，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二）防治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1．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禁止向农业生产基地超标排放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倾倒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和城镇生活垃圾，控制工业、生活“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

2．开展农林病虫害综合防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在全区推广农林病虫害生物、物理防治技术，开展农业有机废物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的综合利用，全面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大力开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十一五”期间力争使全区农药使用强度控制在6.0公斤/公顷以下，化肥施用强度控制在260公斤/公顷以下，绿色有机农产品比重达到15以上。

（三）保护、合理利用与增殖自然资源

1．切实加强水、土地、森林、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的环境管理，严格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对资源开发重点建设项目，要求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2．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河（库）源头区、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及生物多样性丰富典型地区，抓紧新建、扩建一批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使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三、我区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的对策与措施

（一）加强领导和协调，建立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

1．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要把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生态环境保护负责的责任制落到实处。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纳入各级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建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确保投入与产出的合理性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2．积极协调和配合，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区直各有关部门应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全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环保部门应做好综合协调与监督工作，计划、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建设等部门应加强自然资源开发的规划与管理，做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

（二）财政倾斜，市场化运作，为农业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投入保障

1．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和方式，建立政府引导资金，通过政府投入、股权收益适当让利、财政贴息、前期活动补助等，引导社会资本对农村生态、公益事业的投入。探索水权转让、矿业权招标、水域有偿开发等，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2．积极争取上级环保部门的资金支持。一是争取本级排污费资金的征缴返回，保证每年拿出50万元用于农业及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争取国家、省、市环保专项资金的投入，要在污染源专项治理、区域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改水改厕、能源建设等方面有所作为。

（三）完善政策法规、标准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1.加强我区农村环保法的保障作用。（1）、扭转人治化，加强法治化，推动我区农村环保产业市场化进程。加强法治化是我区农村由以人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法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客观需要，是我区 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由此，转变农村环保法制建设中出现的以-人治”为核心，忽视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而片面发展经济效益的思想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2）、完善农村环保法律体系，使之统一化、规范化和高效化。（3）、规范我区农村环保管理体制，促使此体系高效实施。为了在我区农村有效实施环保法，必须提供一套强有力的管理体制作保障：基于目前的管理体制，除继续完善排污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外，还应建立实施清洁生产促进制度，农业环保责任制度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定量考核制度，兽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等。（4）、健全执法机构，强化执法队伍，不断提高执法水平。要不断提高我区基层执法队伍人员的政治觉悟，使其能抵制各种腐败现象的侵蚀，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五、在全区范围内，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提高干部和农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2．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布局、工程立项，土地征用流转、生态移民、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河道治理工程；环境影响；对策

河道治理工程可要肩负起提升河道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量重要职责。但由于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没有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造成大量废水与废弃物排放在外，使周边水体、空气质量受到严重不利影响，因此需结合河道治理工程建设要求，制定出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施工方案。

1河道治理工程现状分析

河道主要有河床护坡，水体等组成，通过合理的治理手段，可使河道具备更加显著的防洪排涝功能。就目前来看，我国河道治理工程数量增多、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部分建设单位忽视河道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将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河道两侧，导致河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严重损坏了河道水系统的正常循环[1]。不仅如此，对河流进行过度开发，导致河流内部生态多样性下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见，为从根本上发挥出河道治理工程积极作用，相关管理部门需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作为建设目标之一，细致分析河道治理可能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对传统施工方式进行不断优化。

2河道治理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2.1河道形态治理的影响

在河道形态治理期间，主要采用渠化或固化等方式，将河道原有自然形态进行改变。对河道内的水流进行控制，使河道上下游态势更加符合防洪要求。对河道断面进行几何化处理，从根本上约束河流的自然冲淤能力，使河道原有纵向及横向形态发生明显改变[2]。此种河道形态的变化可直接影响到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导致河道周边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2.2工程建设的影响

在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期间，会对周边水资源造成一定污染，部分单位将未经过处理或处理不完善的污水直接排入到河流中，使河道内水质不断下降。同时，工程建设也会对周边环境的小气候造成影响，使地面温度上升。通过拦截等方式储存大量水体，也会导致河道上方空气流动产生变化，空气内的能量转换能力下降。

2.3对水体生物的影响

为确保河道治理工程能够更好保护河床边界的稳定性，相关施工单位往往采取在河岸护坡涂抹防冲刷材料的方式。此些材料会直接与水体接触，导致水体生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保障河道治理工程结构的稳定性，护坡处理期间还会采取河床硬化措施，导致河床自身的过水性及多孔性下降，河岸周边植物无法获得充足的水分。

3河道治理工程环境保护对策

3.1创新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理念

在原有河道治理工程改造技术基础上，运用更加先进的河道治理理念，从根本上提升河道治理工程的生态效益与长远效益。结合河流具体情况与特征，明确河流自然形态对工程造成的影响与干扰程度。细致分析课程自身的演变规律，以区域利益共存为原则，更好实现生态环境长远发展目标。做好河道治理规划工作，确保河道治理施工方案能够更好满足河道自然发展需求，顺应河道具体走向布置工程结构。注重控制河道整治的面积与范围，建立起更加合理的河道布局边界，从根本上控制河道治理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3]。划分出河道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制定出更加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注重保护此地区的环境完整性，从根本上降低工程建设环节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严禁利用自然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确保河流治理工程能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符。

3.2应用先进整治手段

通过在河道治理工程开展期间应用更加科学的治理手段，从根本上保护周边水土资源。切实提升工程施工方案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选择对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性较小的施工技术与设备。注重对工程施工现场周边环境的监管，细致评估工程各建设环节对生态环境的扰动程度，在保障河流治理工程各项功能符合设计标准的前提下，有效保护周边生态环境。注重河道治理施工队伍的教育培训工作，从根本上提升施工人员环保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维护工作中，最大限度发挥出河道治理工程的开展效益，为周边居民与水生物打造出更加绿色健康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在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期间，相关管理部门还需加强施工监督力度，防止污水及污染物随意排放。利用先进工艺将污水进行二次处理，从根本上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控制工程实施成本。

3.3做好水生物调控工作

为确保水生物具有良好的生存环境，需在实施河道治理工程期间开展生物协调、补充水量等工作，保护水生物原有生存环境。在河道内部放养鱼、虾等水生物，通过充分发挥出水生物的滤食作用，使受污染的水体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恢复正常。通过跨区域调水补充水量等方式增大河流流量，稀释河流内部污染物，从根本上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从根本上满足大众的用水需求。

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政治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其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职能，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观念。

（三）建立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其直接后果是各种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过去那种“狭隘生态利益”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关系极为紧迫。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它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够推动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它能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担各国对环境保护所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四）政治教育生态化

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众的环保意识偏低

公众的环保意识高，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高，环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公众的保护意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需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就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环境保护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另外，公众的行为取向必然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公众环保意识偏低，会使得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全力发展生产力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公众优先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必将使政府一心只为经济发展着想，而不必顾虑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较低，不能形成民间环保组织，那么环保体系建设就失去依据，环保部门的行为缺乏制约，政府的社会环保行为缺乏监督，环境保护成了政府主导型而非社会主导型，社会环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实现。

（二）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倾向明显过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建设当成头等大事，当成政治任务。这样，“经济增长指标”就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当权者自然倾向于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环境保护与此不同。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很大，经济效益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较长。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各级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都会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严重污染的环境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环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尖锐

虽然贫困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当的摆脱贫困的方式必将造成环境破坏。我国一些地区为了摆脱贫困，不恰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的情况。也就是说，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必将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好，必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置障碍。

生态政治建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利益观的影响下，我们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发展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迫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它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道路必将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即通过传播环保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把生态意识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只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自觉约束自身环境行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

（三）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是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实质性操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决策[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