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的范畴十篇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1

治安学范畴作为治安学中运用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反映了治安学的内在本质，是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理论灵魂。治安学范畴及其体系是治安学的骨架，也是治安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该部分内容缺乏系统规范的研究。本文从治安学范畴的特征入手，划分了治安学范畴的基本类型，并初步提出治安学的范畴体系，以期为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治安学范畴的特征

概念（concep）t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1］。范畴(category)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2］。概念和范畴同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结晶，区别在于“范畴是内容更为抽象、概括性也更大的概念”［3］。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将范畴形象地称为“概念中的概念”。列宁把客观世界比作复杂的自然现象之网，而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范畴，则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4］。范畴如同一个个结子，把我们认识的成果凝结起来。范畴是任何一门学科的重大理论形态，学科就是由一系列特有的范畴而形成的一张认识之网。范畴是人们对该学科领域问题研究进入理性阶段的产物，是该学科之所以存在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治安学范畴的共同特征

所谓治安学范畴，是指人们思维对治安现象普遍的或本质的概括反映。治安学范畴作为范畴中的一种，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

1.治安学范畴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统一。治安学范畴作为人类思维的结晶和思维形式，是思维主体对治安现象的一种思维成果。也就是说，治安学范畴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同时，治安学范畴所概括的内容即治安现象是客观的，不受主体所制约。治安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如若没有长期的丰富的治安实践，就不可能形成治安学范畴。同样，没有古今中外人们的思维活动，也不可能形成治安学范畴。

2.治安学范畴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对立统一。治安学范畴的抽象性是指对各种具体治安现象的理论反映和一般抽象，是在各种具体事物基础上抽象出来的能够反映治安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思维成果。治安学范畴的具体性是指范畴的内容是具体的，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就不可能形成范畴；同时，理性的抽象如若不能反映存在的具体事物，也不能形成范畴。

3.治安学范畴是稳定性与变易性的对立统一。治安学范畴的稳定性是指治安学范畴与所反映的对象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在范畴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治安学范畴的变易性是指作为人类治安实践活动的产物，治安学范畴必将随着人类治安实践活动的进展而发生变化。从人类的整个实践过程来看，范畴所反映的仅仅是事物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运动性是包括治安学范畴在内的所有范畴的一个重要特点。治安学范畴如同其他科学范畴一样，既与现实相适应，又不与现实绝对符合。

（二）治安学范畴的内在特征

治安学范畴作为反映治安学内在本质、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理论灵魂，又具有以下两个内在特征：

1.治安学范畴是关于治安现象的普遍或本质的概括反映。这种概括反映，既可以是对治安现象总体的反映，如治安秩序；又可以是对治安现象的某个方面的反映，如治安勤务。其他任何与治安现象无关的概括反映均不属治安学范畴，这是治安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安全学、警察学等相近学科区别的关键所在。例如，安全学的范畴是对安全现象的反映，包括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等；警察学的范畴是对警察行为这一现象的反映。尽管治安学中的有些范畴是从其他学科引用、借鉴而来，但一旦应用在治安学中，即赋予该范畴特有的内涵。与其他学科相比，该范畴有不同的研究和应用侧重点。例如，“安全”在治安学范畴中主要侧重于个人及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其他民利的维护和保障，与“安全学”中的“安全”有明显的不同。

2.治安学范畴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治安学范畴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治安现象的内容十分丰富，是治安秩序的表象和具体体现。治安学的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借助治安现象（秩序）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有治安学范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可以归结到治安现象（秩序）上。例如，“治安案件”这个范畴是破坏治安秩序的一种法律形式；“巡逻”这个范畴是维护治安秩序的一种手段。

二、治安学范畴与治安专业术语的关系

术语是指“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5］。治安专业术语是指治安学中的专门用语。治安学范畴与治安专业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两者的联系

1.术语和范畴都是人类思维抽象的结晶，代表了人类在思维形式层面对某种治安现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2.术语是范畴的“物质载体”或语言用料，是范畴形成的重要因素，参与范畴形成的全过程。例如，术语“管片”就是范畴“辖区”的雏形。

3.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随着实践的发展，某些术语也有可能转化成为通用的范畴。例如，随着术语“可防性案件”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逐步被实务界和理论界所认同，有可能成为通用的治安学范畴。

（二）两者的区别

1.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同。术语简言之就是“行话”，治安专业术语与治安学范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术语”只属于本“行”，超出该领域往往不为人所知。例如，作为专业术语中的“三防”（人防、物防、技防），社会上往往不太明确其确切的涵义。而范畴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范畴承担了学科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的重要使命，其自然被其他学科所认知和理解。

2.两者逻辑思维的程度不同。治安学范畴是经过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推演的结果，而治安专业术语不完全是逻辑思辨的结果，甚至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如“三防”、“管片”、“片警”等。

#p#分页标题#e# 3.两者所反映对象的概括程度不同。治安专业术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治安现象某一方面、某一局部的简单概括，而治安学范畴则不同，其重点是对治安现象基本环节、基本过程甚至是整体的高度抽象。因此，从两者所反映对象的概括程度来说，“术语”到“范畴”是一个从小到大、从窄到广、由低到高的过程［6］。

三、治安学范畴的层次

从治安学范畴包容的知识量和结构量的不同，即各个范畴反映治安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科学抽象化程度的差别，可以将其划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核心范畴三个不同层次。①

（一）普通范畴普通范畴属于初级概念，是对治安现象的某一过程、某一步骤、某一环节、某个侧面比较简单的抽象。从治安的主体看，普通范畴有政府、公安派出所、社会治安防范组织、治安志愿者等；从“人、地、物、事”等治安要素看，普通范畴有重点人口、治安耳目、公共复杂场所、要害部门、户口、特种行业、危险物品、大型群体活动、治安案件、治安事件等；从治安的手段和措施看，普通范畴有巡逻、盘查、守望、堵截、安全检查、专项整治等。

（二）基本范畴基本范畴是以治安现象的全部或总体为背景，对治安现象的基本环节、基本过程的抽象。基本范畴与普通范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基本范畴是以普通范畴为基础，对某学科的本质所作出的高层次的思维概括。两者的区别可用一个例子说明：巡逻、安全检查、守望、堵截等都属于普通范畴，是对治安管理手段和措施的分类概括、初级抽象；“治安勤务”是一个基本范畴，是对这些手段和措施的共同概括、高级抽象。在众多的治安学范畴中，基本范畴有治安价值、治安本质、治安意识、治安问题、治安需求、治安供给、治安主体、治安客体、治安治理、治安勤务、治安预警、治安评价、治安文化、治安效益等。

（三）核心范畴核心范畴又称为基石范畴，在治安学研究中具有认识“总纽结”的作用，是对治安现象总体的一般规律、普遍联系、普遍本质的高度抽象。“任何一种理论要想自成体系或形成学派，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为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学派）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学派）的标记。”［7］在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核心范畴规定着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的实质内涵和相互关系，如无核心范畴，那么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就将变成一个个孤立的概念，成为空洞无物的抽象，范畴体系也就无从构成。核心范畴也离不开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8］。本文认为，治安秩序②是治安学的核心范畴。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治安秩序具有“辐射力，能统帅、凝聚、吸引”［9］其他基本范畴，是治安学范畴体系中各范畴的联结点，治安秩序具有强大的范畴结构功能；其次，治安秩序能集中体现治安行为的价值理念，它既是认识研究治安学科的起点,也是认识研究的终点。“在治安学所有范畴中，也只有治安秩序能把治安行为中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完美的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出治安行为的价值所在，因此它必然成为人们思考治安问题的出发点”［10］；再次，治安秩序能贯穿于治安现象、原因、对策的全过程，从而保证治安学研究的全面性。而其他范畴要么是一种治安现象，要么是治安主体，要么是治安目的、方法，仅仅体现治安学研究的某一方面；最后，治安秩序能以思维形式进入学术领域，不同时代和社会赋予该范畴不同的内容，显示该概念强大的包容力。

四、治安学的范畴体系

治安学范畴体系是一系列个别范畴的有机集合。个别范畴是对治安现象的局部反映，范畴体系则是对治安现象的总体反映，是认识治安现象成果的总结和总计。从治安学范畴所反映治安现象的各个要素来看，治安学范畴体系可以划分为本体论范畴、主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运行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五类。①

（一）本体论范畴本体论范畴是对治安本质的认识和概括，反映治安的构成要素、结构形式、存在形式等。诸如：治安、社会治安、治安现象、治安秩序、治安本质、治安要素、治安环境、治安意识、治安文化等。本体论范畴最基本的是“治安”这个范畴，即什么是“治安”。关于“治安”的含义和本质，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既有“古代治安”与“现代治安”之分，也有“大治安”、“中治安”、“小治安”之别。对“治安”的含义，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些学者跳出了“治安”在现实中多样性用法的局限，深入到“治安”的本质研究中，②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为治安学在更深更广层次上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二）主体论范畴主体论范畴反映的是谁在从事治安活动、谁是治安（秩序）的受益者，它是对治安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诸如：政府、治安管理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保会、治安志愿者等。长期以来，“政府”作为治安主体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公安机关）包打天下“治安”局面的形成。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第三部门”的兴起，治安主体多元化的现象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忽视治安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影响治安学学科的发展，也必然影响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治安对策”。［11］近年来，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广泛吸纳民间力量，组建全社会性的治安体系或网络。根据不同性质，可以将治安主体划分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三类。其中，后两者又被称为“非政府主体”。政府主体是指执行公权力的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目前在我国不仅有公安机关，还有工商、城管、环保、质量管理等部门。市场主体是指通过市场手段提供治安产品的企业，如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部门等。社会主体是指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与政府主体相比，其主要特征是不借助公权力，而是依靠契约自治和自觉。与市场主体相比，其主要特征是非赢利。如治保会、治安志愿者以及民间反扒组织等，成为治安主体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治安主体的多元化是我国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理应得到理论界和实战部门的积极回应。#p#分页标题#e#

（三）客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是对治安行为的调整对象以及权利（职权）和义务（职责）指向、影响、作用的对象的认识和反映。治安客体主要指人、地、物、事、时空、信息等方面。诸如：重点人口、户口、居民身份证、重点地区、要害部位、公共场所、大型活动、危险物品、特种行业、道路等。在新的社会和治安形势下，治安客体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应引起治安学界和实战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治安客体的数量在增多、范围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例如，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组织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大量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需要纳入管理的“人”的类型和数量都在不断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兴行业、新兴场所和新兴组织的不断涌现，传统的行业、场所管理和阵地控制工作受到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虚拟社会的管理、虚拟财产的保护、网络人权（特别是隐私）的保护等需求也在不断地涌现。这些新鲜事物不断地丰富着治安客体的内容，为治安学的发展和治安实践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凸显了治安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旺盛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四）运行论范畴运行论范畴是对治安活动的运行和操作的各个环节的认识和概括，反映治安管理法律及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操作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机制。诸如：治安立法、治安教育、治安行政管理、治安管理、治安治理、治安合作、治安评估、治安预警等。在运行论各范畴中，治安行政管理、治安管理、治安治理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重要范畴。治安行政管理是早期治安学界经常提及的概念，反映了传统“管理”理念在当时我国警察理论和实践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是一种警察机构的专业垄断、包揽社会治安事务的模式。随着形势的发展，治安管理逐渐取代了治安行政管理，既有警察部门的官僚统治模式，也有社会政治动员模式，还有社区自治模式等。随着公共管理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在治安学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国外警务实践的引进，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将中性的“治理”代替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管理”，在治安运行中更加强调参与、合作，建立“治安多中心治理”模式。从治安行政管理到治安管理再到治安治理，体现了治安学范畴的与时俱进性。

（五）价值论范畴价值论范畴是“治安”对主体的意义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认识、评价和概括。治安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政治主张、立场态度和利益观念。诸如：稳定、秩序、正义、自由、安全（感）、治安效益等。治安价值是治安学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从古至今，治安实践的不断发展，源于人类对治安价值的不懈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治安价值源于具体的治安警务实践，是人们不断探索和创新治安实践的内在动力。治安价值存在正负两个方面。正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治安，社会就有可能解体。负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制约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12］。目前对治安价值的系统研究还比较缺乏，需要进一步强化。本体论范畴、主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运行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紧密相连、互为依存，形成互相关联的范畴树，从而构成了治安学的范畴体系。其中，本体论范畴是治安学范畴体系的根基，相当于范畴树的种子，其他范畴都从该类范畴生根发芽；价值论范畴是治安学范畴体系的顶部，相当于范畴树的树冠，是其他范畴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主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运行论范畴是治安学范畴体系的主干，相当于范畴树的树干，其中运行论范畴将主体论范畴和客体论范畴有效连接起来，是治安主体作用于治安客体的手段、措施和方式方法，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循环系统。

五、结语

目前，治安学尚未建立能够表明自己独立存在和理论优势的范畴体系。一方面，治安学作为一门学科还非常年轻，在国际上缺少可比性，在国内较为重视应用研究（业务教学），对包括治安学范畴在内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另一方面，治安学范畴涉及一系列重大而尖锐的理论问题，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因此，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治安学范畴及其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治安学学科地位的定位。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概念或范畴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没有本学科所特有的范畴，就无本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治安学范畴，将会影响治安学科的发展和完善。研究治安学范畴及其体系，有助于理解治安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提高治安学科的理论水平和学科地位。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2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通过对政治、政治学的分析，我们明确了政治学所研究的核心范畴是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的层面我们必然要追寻权力的本体、权力的主体、权力的客体，这三者不仅处于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第二个层次，而且由此演绎构建起整个政治学范畴的体系框架。

1．从权力的本体来看，作为政治权力的本体所探讨的自然是政治权力自身的结构、要素及其内部机制。具体来讲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从内部机制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处于基础的层面。它应该包括如下范畴：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等。(1)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本质内容，其他一切政治现象都是政治关系的外化

和具体形态表现。从本质上看它包括：利益与政治、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等。(2)政治制度是指政治行为方式在国家权力活动的表现形式。民主与专制是两种基本形式，目前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3)政治思想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对政治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对政治的认识和评价。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观念形态、政治思想及其评判等。(4)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具体包括以下范畴：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标准、政治价值评价、政治动机、政治情感、政治习俗、政治心理等。(5)政治行为是指政治活动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基本范畴有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等。(6)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所探讨的是以研究政治运行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目的的，尽管目前尚无共识的定义形式，但作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基本范畴已成事实。

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这是其处于从属的地位层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把政治学范畴概括为七个方面：政治学原理、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家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和政治学方法等。(1)政治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等。(2)中国政治包括中国的政治史、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建设、干部与人事、地方政府、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与政治家问题、中国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3)比较政治包括各国的政治制度的模式、政治形式，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史和现行政府体制、政党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精英人物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变迁及其各种模式以及地区研究和国家研究等。(4)公共政治包括公共政策理论、决策科学、政策分析、决策的模型研究及其福利政策、劳工政策、教育对象、科学政策、种族政策、都市政策、外交政策、军事政策的研究等。(5)公共行政包括行政管理、市政学、行政法学、文官制度、比较行政、组织和管理分析、组织理论和行为、人事行政等。(6)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法、世界性和地区性战略研究、国际战略研究等。(7)政治学方法论包括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调查研究、定量分析、试验设计、个案研究以及政治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政治行为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决策分析等。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3

一、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关系

财政、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都同属社会分配范畴，它们对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对提交收入的单位而言均属不具直接偿还性的分配，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研究同财务的关系。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之间存在着相互并列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并列关系

1.性质上的不同。财务是本金的投入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是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财务经济活动；财政、保险与保障均属于社会分配领域财政基金、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系，是非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即财政经济、保险经济和社会保障经济活动。

2.内容上的不同。财务经济活动的客观经济内容包括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等几个方面；财政、保险、保障的客观经济内容均包括各种基金的筹集（收入）与运用（支出）两个方面。

3.资金运动规律不同。财务作为本金的投入活动，它的运动规律是：

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再筹资——再投资—……

从这一规律可见，财务资金运动具有循环周转性、直接偿还性的特点。

财政、保险、保障作为基金的收支活动，它们的运动规律是：

筹集——运用·再筹集——再运用……

从这一规律可见，财政、保险、保障资金运动具有一次支出性和无直接偿还性的特点。

由于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范畴在性质上、内容上和资金运动规律上的不同，它们相互之间不能相互取代，是相互并列的经济范畴，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必须指出，这里是仅就财务与其他三个范畴的关系来分析的。财政、保险与保障，虽然同属社会分配领域的基金收支活动，但各自有其矛盾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不能相互取代，因而也是相互并列的关系。这些问题已不属本文研究对象，故存而不论。

（二）财务与财政、保险、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

1.财务与财政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对财政的制约，导源于本金投入收益对财政基金收支活动的内在联系。物质生产流通活动是价值的形成、实现与增值活动。财政收入虽有多种形式，可来自于生产领域（生产企业上交税费）、流通领域（商业企业上交税费）、分配领域（个人所得上交税费）、消费领域（某些特殊消费行为上交税金），但最终来源仍为物质生产流通领域所创造的价值。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的价值形成、实现与增值，是通过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实现的，即通过财务实现的。实际工作中，各种上交税费，也是通过财务分配而形成的。所以，财务活动正常进行与财务成果不断增长，是财政收入实现与不断增长的前提。从财政支出看，财政不仅要满足上层建筑存在与发展的物质需要（即所谓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需要），还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为发展能源、交通、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而投入资金（即所谓半公共产品的资金需要）。在提供半公共产品的领域，除主要由财政投资外，还有一定的财务投资（国家财务投资与企业财务投资）。因此，当投资规模为一定时，增加财务投资比重，可适当降低财政投资比重。在当前财政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新增价值分配中如何处理好本金保本增值与财政收入增长二者兼顾的关系，财政支出方面如何适当缩小财政在提供半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比重，扩大财务在这方面的支出比重，是振兴财政的基本途径。

财政对财务的制约，导源于财政基金上交比例与财政基金支出结构对本金投入收益活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当各种税率与费率提高或降低时，将引起本金增加规模的缩小与扩大；当财政用于提供半公共产品的投资增加或减少时，将引起财务在这方面的投资减少或增加（当对半公共产品的需要为一定时）。由于财政与财务的制约关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切不可“竭泽而渔”，否则财政将自食苦果。

2.财务与保险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与保险的相互制约，导源于保险收入主要来自财务分配，而保险支出又主要转化为财务资金的内在联系。保险按保险对象一般可分为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两大类。财产保险包括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在各类保险中，财产保险是主要的，而财产保险中，物质生产流通领域的财产保险又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大部分财产分布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所致。财产保险费收入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等计算，保险费率为一定时，保险费多少由保险金额大小确定，而保险金额则取决于投保财产价值的多少。财产保险费的提取按《企业财务通则》规定列入经济组织的成本费用有关项目，在取得销售收入后上交保险单位。因此，销售收入能否及时取得，成本费用能否足额补偿，制约着保险收入的形成与及时缴纳；另一方面，保险对财务也有制约作用。当投保财产价值为一定时，保险费率的高低影响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的升降，从而影响利润的多少。当投保财产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机构能否及时按规定给予保险赔偿，涉及到经济组织的本金损失能否得到弥补，从而关系到财务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由于财务与保险存在相互制约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必须尽快完善保险体系，这对增强经济组织的抗灾抗险能力，保证物质生产流通活动正常进行有着重要作用。

3.财务与社会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

财务与社会保障的相互制约关系，导源于社会保障收入中主要部分来自经济组织缴款。社会保障是指社会中生活的每一成员都应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对因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灾害等面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事业一般由政府统一举办，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从经济组织和个人（就业者）的成本费用、利润与工资中按比例强制征收的税、费，其中经济组织上交的社会保障性税费占主要部分。因此，经济组织的销售收入能否及时取得，成本费用能否及时补偿，利润能否不断增长，都制约着应上交的社会保障基金能否及时足额上交；另一方面，各类社会保障基金提取比例高低，也制约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用与利润水平的高低，也制约着经济组织成本费用与利润水平的高低，对财务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由于财务与社会保障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经济组织负担水平，解除职工后顾之忧，为财务活动与经济发展正常进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财务与金融的关系

金融一般指货币资金的融通，即货币、货币流通、信用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在货币业务方面，包括货币的兑换、保管、汇兑、结算等；在货币流通方面包括货币的投放与回笼；在信用方面包括货币的存款、取款、贷款、还款等。信用主要包括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财务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关系

1.财务与货币业务的并列关系。财务是经济组织的本金投入收益活动，是一种资本经营活动。金融的货币业务专司货币的兑换、保管、汇兑、结算活动，其中货币的兑换、汇兑是财务所没有的内容。至于货币保管、结算活动，财务也有，但仅限于经济组织内部或与经济组织有直接业务联系的单位之间，而金融组织的货币保管与结算却涉及国民经济大范围，这是财务所不涉及的。

2.财务与货币流通的并列关系。金融组织中的中央银行以巩固币值为首要目的，调节货币供应量，按经济发展需要组织货币投入与回笼，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商业银行要贯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按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货币投放与回笼。上述组织货币流通活动，是财务所没有的内容。

3.财务与银行信用的并列关系。财务活动中包含着经济组织的商业信用活动，这是财务在内容上与金融活动的交叉，但是财务不能进行银行信用活动，即不能对外吸收存款与对外发放贷款。财务进行的是小范围的资金余缺调节活动，银行信用进行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资金余缺调节活动。

由于财务与金融在内容上的区别，使财务与金融成为两个相互并列的经济范畴。但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和财务与财政的并列是有一定差别的。这是因为，财务与财政的并列是本金与基金的并列，而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却是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并列。金融组织的资金，从性质上看也是一种本金，只不过这种本金不是直接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内的产业资本，而是处于社会流通领域的借贷资本。

研究财务与金融的并列关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商业银行进行借贷资本经营虽然也要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它必须同时具有组织货币流通、调节货币供求量、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不能为获利而违反中央银行关于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政策与措施。

（二）财务与金融的相互制约关系

1.财务对金融活动的制约。金融的货币业务所发生的对象虽然十分众多，几乎涉及国民经济中所有部门与单位，但从业务量来看，主要是各种经济组织的货币兑换、保管、汇兑和结算活动，而这些活动又与财务活动相联系。财务活动中有关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活动的不断发展，为金融的货币业务活动提出了客观要求。离开财务货币资金收支活动，金融的货币业务难以开展。其次，金融的货币流通活动也要受到财务的制约。经济组织的借款是金融机构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经济组织的还贷，又是货币回笼的主要方式。而借款取决于本金扩张的需求，还款取决于销售收入的及时取得，这些都有赖于经济组织财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再次，金融的信贷规模能否控制在国家宏观控制的指标之内，银行的不良债权能否控制在最小幅度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组织的财务投资规模的控制与投资效益的增长，这些都有赖于财务活动的合理进行。

2.金融对财务活动的制约。金融的货币业务对财务活动有重要影响。例如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汇率变动给经济组织带来外汇风险；银行所进行的结算活动是否健全与正常运行，对经济组织结算资金占用量的多少与销售收入能否及时收取有直接影响。其次，金融的货币流通规模对财务活动也有制约作用。因为银行对经济组织信贷规模的控制，不仅受制于经济组织的需求、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而且受制于货币供应总量控制的需要，即宏观上稳定币值的要求。再次，银行贷款利率是影响财务活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银行利率提高时，直接引起经济组织借款利息增加，导致成本费用上升，利润下降；反之，当银行贷款利率降低时，引起经济组织借款利息减少，导致成本费用下降，利润增加。银行贷款利率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组织的财务成果，而且还影响经济组织发行股票与债券的筹资成本。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的高低是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参照的，当银行利率上升时，投资者所要求的股利率与债息率也会上扬，导致筹资成本增大，最终影响经济组织的发展。

由于财务与金融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必须以财务管理的发展为前提。如果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不高，而去盲目发展金融业，必然导致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过多，风险增大。从我国财务管理水平提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看，金融业的发展应稳步进行，不要冒进。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与外汇汇率的确定也要从我国经济组织财务状况的实际出发，不要主观臆断。在我国经济组织经济效益平均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银行利率应适当低于经济组织的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外汇汇率的确定，不仅要考虑鼓励出口的需要，也要考虑有利于必要的进口，稳定进口成本的需要。那种片面强调提高外汇汇率，促使人民币不断贬值的主张表面上是为扩大出口，实质上是想靠轻松的办法提高某些从事外贸的部门的经济效益，这不仅阻碍了这些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而且严重影响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降低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助长国内通货膨胀，破坏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经济环境，弊大于利。

三、财务与会计的关系

（一）财务与会计在性质上的区别

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经济范畴，在性质、地位、范围与运动规律上是有区别的。财务的性质是本金投入收益活动，会计的性质是价值信息系统；财务是实体，会计是附体。在经济组织内部，财务处于主导性管理的地位，生产、技术、营销、劳动等项管理都要围绕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张的财务目标去进行；会计处于基础性地位，通过提供财务信息为财务管理和其他各项管理服务。财务活动的范围涵盖本金投入与收益的全过程，包括筹资、投资、耗资、收入、分配等经济内容；会计的范围涵盖信息系统的全过成，包括会计信息的输入、储存、转换、输出、控制、反馈等内容。财务活动的规律性表现为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相结合、本金运动与物资运动相结合、本金运动内部的综合平衡、本金运动的连续性与并存性等；会计活动的规律性表现为会计信息运动与财务实体运动、财务信息运动内部的协调平衡、信息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等。由于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范畴，所以在理论研究上自成体系，可以形成两门不同的经济学科。

（二）会计对财务的依附性

会计是依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多方面的价值管理而存在，不构成某项独立性管理。经济信息系统总是作为附体依存于经济活动而存在。业务核算依附于业务管理（如劳动管理、物资管理、土地管理等等）而存在；统计核算依附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而存在；会计核算依附于价值管理而存在。从国民经济大范围考察，价值管理又可分为财务管理、财政管理、金融管理、保险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会计也就按这些实体性管理的不同区分为财务会计（这是从性质看，不同于管理会计对称的财务会计）、预算会计、税务会计、银行会计、保险会计、社会保障会计等。会计所依附的实体的多样性，实证了会计作为价值信息系统的本质属性。如果按照某些同志的“会计管理活动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或经济组织内存在着一项独立的“会计管理”，其他管理内就不应该有会计，这是违反客观经济现实情况的，是不正确的。

在经济组织本金投入收益活动中，会计只能依附于财务管理而存在，不能形成独立的“会计管理”。财务的本质是本金投入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财务管理是组织本金投入收益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为进行财务管理，必须随时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必须依靠会计提供全面、系统、连续的价值信息（一般称为会计信息）。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全面、系统、连续、及时地提供，财务的定量分析难以进行，财务预测、决策、计划、营运、考核等都无法进行，这反映了会计对财务管理的制约性；另一方面，如果会计离开了财务管理这一实体性管理，它的信息就没有来源，服务就失去对象，会计也不能存在。财务与会计的关系是实体与附体的关系，所以在管理工作上，我们仍然主张财务管理包括会计，在财务管理的组织、预测、决策、计划、营运、反映、控制、分析、监督、考核等环节中，会计属于反映、控制、分析、监督环节。我们的结论是：作为范畴而言，财务与会计是并列的；作为工作而言，财务管理工作包括了会计工作。财务管理包括着对财务范畴与会计范畴的运用。

由于财务管理包括会计，故国内外公司与企业的财务与会计机构几乎都合而为一，一般是设置财务副总经理统一领导与管理财务部门。由于会计是财务管理中的反映、控制、分析、监督环节，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所以一般在财务部门内分设财务部与会计部两个分支机构进行工作。其中财务部负责财务组织、预测、决策、计划、营运、考核；会计部负责反映、控制、分析、监督。财务部与会计部既分工、又合作，共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张的财务目标而奋斗。

四、财务、财政、金融、保险、保障、会计相互关系的综合分析

在前面分别研究财务与相关范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揭示其内在联系，笔者设计了反映几者相互关系的综合图式。

图中，五边形的五个顶分别表示财务、财政、保障、保险与金融等范畴，会计范畴以五边形内含的五角星的中心点表示，图中的各条直线表示各范畴的相互关系。现具体加以说明：

1.六个范畴中每一个范畴都以五条直线与其他五个范畴相联系，它们相互并列而又相互制约，这是因为它们都同属国民经济中的资金范畴。本金运动与基金运动的对立统一，使财务、财政、保障、保险各范畴紧密联系；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对立统一，使财务与金融紧密联系；经济实体运动与价值信息运动的对立统一，使会计与其他五个范畴紧密联系。

2.五个实体运动范畴可以独立形成五项经济管理，即财务管理、财政管理、保障管理、保险管理、金融管理。这是因为这五个范畴的具体性质、内容与运动规律有一定区别，可以形成各项独立管理工作。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4

[关键词] 行政权

行政法逻辑起点

科学界定

Executive power：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Summary]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is a foundation stone in the scientific theory mansion of an administrative law， If account for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is insufficient， the theory mansion of the whole administrative law will collapse . It is prerequisites of defining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to distinguish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 theoretical foundation ， idea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basic theory， and Probing into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will offer the standard for defining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and all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executive power reflects are totally competent at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refore， it is executive power that can defined as 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Keyword] Executive power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aw Scientific 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 （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 （P338-341）转贴于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

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

理性的抽象

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转贴于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 （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 “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 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 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 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 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 .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 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 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

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 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 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 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转贴于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 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转贴于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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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 》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 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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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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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杨海坤，章志远。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述评与展望[J].岳麓法学评论，2004年号。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5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想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一种理论主张提出后，[1]一些学者一直在作完善这种理论的努力，力图使之有助于行政法理论的科学化并推动中国行政法制的进步。平衡论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就平衡论作了一定的评价。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有利于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进一步深化。由于平衡论尚不成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特别是对“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不太了解，甚至有所误解。[2]故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范畴作进一步的界定、解释和补充。

一、关于法学领域的“平衡”范畴

在不同领域，“平衡”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而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矛盾双方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绝对静止的状态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的事物，平衡总是相对的。但是，不存在绝对平衡并不等于人们追求平衡并努力保持相对平衡是错误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平衡和平等、和谐、统一相一致，而后者正是人类追求的一般的价值目标。

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3]较多地见于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美国学者赫克（Philipp Heck）的利益法学理论中，利益平衡便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4]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论－－利益衡量（平衡）论。[5]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私法领域，使用“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调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相比之下，在行政法领域“平衡”范畴的使用者要少一些。按照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来看，在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这个范畴。英国学者韦德（H·Wade）在分析英国行政和宪法的关系时指出：“全部行政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的一个部门，它直接发源于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宪法原则。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6]韦德在解释行政法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保持平衡的宪政意义。日本学者小林节在其新著《宪法特别讲义》中专设一章“利益衡量论”，用以论述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司法审查中应如何进行利益平衡及平衡的标准等问题。[7]还有一些学者，如我国台湾的史尚宽、日本的南博方等也曾论及这个范畴。[8]

“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入行政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一方面，这标志着人们正逐步接纳行政法理论的一种新的观念：无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或过于强调管理者的权力都是失之偏颇而与现代法制相悖的。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世界各国行政法在近几十年里发生的变革：消极行政的萎缩和积极行政的拓展；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逐步兴起；行政程序立法不断加强；立法、法律解释及适用中更多地考虑平衡因素；利益平衡逐步成为弥补制定法和判例法缺陷的重要方法等等。

“平衡”范畴被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用于不同的场合，其具体涵义是不相同的，公法的“平衡”范畴和私法的“平衡”范畴也不一致。基于“平衡”范畴的理论意义，十分有必要对行政法领域的“平衡”范畴加以界定和论证。

二、行政法的“平衡”范畴

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①平衡是对行政法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的一种概括。[9]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谐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10]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②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由于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不可能自然生成，这就需要人们能动的采用一定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状态。平衡，包括利益平衡等便是实用而有益的行政法方法。

（一）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

平衡状态在私法中要比在行政法中理解起来方便得多。私法关系是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都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且权利和义务等量、互为内容。”[11]平稳状态对于私法而言，显得简单而理所当然。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则要复杂得多，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对立统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公平配置、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职责的对应、国家权力之间的制约与监督等等问题。行政法关系具有其他部门法律关系所没有的特点：（1）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不同性质利益的代表者。如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相对方则往往代表私人利益。（2）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它源于公民权利又必然和公民权利相冲突，并受到公民权利的约束。[12]（3）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互为等量也不互为内容，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总具有非对等性。

基于行政法关系的这些特点，笔者认为，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的状态。由于平衡状态和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以及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有密切关联，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平衡”范畴。

1．平衡状态与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

非对等性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上任何一种行政法理论都不会去否定行政领域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但目前学术界对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的认识差别较大。一般的看法是，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便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只有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才存在不对等。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行政领域的法律关系不同于私法的法律关系，它由多种法律关系构成，如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等。在实体行政关系中，法律承认行政权具有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利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但我们不宜由此而简单地把全部行政关系归结为只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如在行政合同关系中，所谓的不对等关系就不是传统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仅仅为权利主体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行政程序是制约行政实体权力的重要机制。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一般设定行政机关的义务，由行政程序规范调整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是一种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优先实现，而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一定限制的关系。这种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也应是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起诉权方面的权利义务便不对等。所以，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一般而言，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阶段性的权利义务的差别，即，一方优先实现权利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行政领域不同性质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是倒置的，倒置的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体现了行政法的平衡精神，也使得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

行政法上作为状态的平衡是一种兼容非对等性的动态平衡。其过程可以概括为：（1）（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拥有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的权利。（2）行政机关通过行使一定的实体权利的方式，使自身的一部分权利优先获得实现，纠正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或限制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利，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形成双方之间阶段性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关系。（3）但在这种不对等关系出现的同时，相对方获得了实体上不对等关系出现之前所没有的权利：行政程序上的权利、行政诉讼上的权利等等。这些程序性的权利，通过国家有权机关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维持行政法的平衡状态。

因此，作为状态的平衡和非对等性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对等是行政法的阶段性权利义务状态，而平衡是行政法应有的整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平衡状态通过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

关于平衡和非对等性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行政法的平衡状态并非简单地由几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性质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仅仅使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根据一些国家既有的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来断言，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是平衡法。因为倒置的不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行政法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可以相互抗衡。要实现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需要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和制约。单有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是不足以抗衡行政权力的，因为相对方的程序性权利若不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可以说，没有监督和制约，也就没有平衡。二是在任何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一方的权利若受到过份限制，将破坏行政法的平衡状态。例如，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过份限制相对方的权利，有可能使相对方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补救。同样，过于繁琐的行政程序也有可能使行政机关事实上丧失实体权利。基于这种认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强调弱化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非对等性，改变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并通过司法权力对相对方的权利予以提前保护，如司法审查有条件地停止执行行政决定等。[13]在行政程序的设置上，尽量避免过简或过繁的程序，而较多地采用混和程序，以谋求公正和效率的平衡。

2．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法的发展是一个从不平衡逐步走向平衡的历程，和各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紧密相联。

必须指出的是，不平衡的权利义务状态是行政法的一种整体状态，和平衡状态相对。“不平衡”的含义和阶段性的权利义务非对等性是不同的。“不对等”不一定导致“不平衡”。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平衡”范畴及其与“非对等性”、“不平衡”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国行政法状态的理解，把握行政法的本质。

（二）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

“平衡”范畴除了用以表示行政法的状态外，同时也被用来建立一种新的行政法方法论，即以平衡的方法处理行政机关和相对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平衡方法可以用于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的领域。

1．立法领域的平衡方法

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公正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平衡配置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1）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2）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相对方的参与程序；（3）行政程序的设置及其对行政机关实体权利的影响程序；（4）相对方受到权利侵犯的可能性和获得补救的途径；（5）行政权被违法行使或滥用的可能性和制约行政权的相应机制及程序，等等。立法中采用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法，对于实现行政法的平衡状态非常重要。若立法中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公正平衡的配置，一般而言，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达到平衡。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公正平衡配置双方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总结的问题。

2．法律解释及适用领域的平衡方法

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适用法律过程中的解释。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本质是相通的。人们在进行法律解释及适用时，往往采用历史背景分析、立法者原意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这些都是法律解释及适用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者提出，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利益平衡的方法。利益平衡是一种重要的法律解释及适用方法，这种方法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益衡量论”或“利益考量论”。利益平衡方法论的主要主张是，在解释及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得偏袒其中一方。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通常体现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法律解释过程中，若不考虑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导致解释的主观片面性的。另外，法律事实总是在制定法和判例之后发生的，而且法律事实复杂多样、不可预测。将法律不作利益的衡量而直接适用于事实，要确保其公正和客观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事实和法律规定完全对号入座的情况下，才可能排除利益平衡方法。 　在法律规定带有不确定性和非针对性或缺乏具体标准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行政问题的绝对正确的答案的。例如，关于公共福利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关系，就无法从法律的规定中推定普遍适用的结论，而只能通过利益之间的平衡，选择其中一种相对客观、相对正确、符合一般价值观念的结论。日本学者佐藤功指出，“‘公共福利’之所以能够成为限制国民基本人权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将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实现的利益及价值与不限制基本人权时所能维持的利益及价值加以衡量比较，前者的利益和价值更高一些而已。”[15]事实上，法律的解释者、执法者以及司法审查中的法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利益平衡的方法。因此，行政法关系中，何者的权利优先获得实现，往往是权利义务关系决定者利益估量和平衡的结果。

由于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等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各不相同。普遍的科学的利益平衡方法及标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利益平衡是作为方法的“平衡”范畴的主要内容。但由于行政法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关系，除了运用利益平衡方法外，在解释、执行和适用法律时，还应考虑非利益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平衡论”范畴及其主要观点

平衡论，即权利义务平衡论，亦称兼顾论，是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种理论主张。“平衡论”范畴是行政法领域的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哲学领域和私法领域的平衡理论。平衡论的基点是关于行政法本质的认识，即回答“行政法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平衡论最基本的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这种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与冲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应当是统筹兼顾，不可只顾一头。反映在行政法上，其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整体上应该是平衡的。一方面，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并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地实施，以达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重视行政民主、权利补救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16]维护行政管理有效实施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持矛盾的和谐和平衡并不等于不分主次。矛盾论既是兼顾论也是重点论，平衡论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平衡论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其目标始终是权利义务的平衡。就当前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而言，平衡论更强调对相对方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平衡论并非套用黑格尔的肯定（管理论）、否定（控权论）、否定之否定（平衡论）的三段式推导出来的，它是对行政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论证结果。如果说平衡论符合事物发展的辨证过程，只能说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也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政法理论观点。

1．关于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违法行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利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

2．关于管理论和控权论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国行政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管理论或控权论的影响，由此形成的行政法模式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论以管理者为本位，以管理为使命，视法为管理工具，无视相对方的权利。它忽略对管理的监督，过于强调行政效率和行政特权，加深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的特征，同民主与法治原则不相适应。[17]控权论过份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不重视行政效率、积极行政和维护公共利益，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18]

3．关于行政法的概念及法律关系 一般的理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只是行政关系，[19]不够全面。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概念应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20]这一定义和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定义相比较，除了补充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外，还强调了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比较深刻和全面地反映了行政领域内在的本质关系。

4．关于现代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依法行政原则对这两类行政的要求是不同的。前一类行政应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可以说“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我们称之为消极行政。而对后一类行政，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内积极作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我们称之为积极行政或服务行政。积极行政是行政机关行为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拓展积极行政的范围、提高积极行政的质量，增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

5．关于行政指导的性质和作用 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权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采用更多更具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管理。恰恰相反，在一些行政领域应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持两者的平衡。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目的，根据法律或法律原则作出的非强制性措施。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广泛地运用于各个行政领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施政的中心，在现代行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指导不但可以有效地为行政相对方提供及时、准确的服务，引导行政相对方作出正确选择，而且可以减少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激励行政相对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正确界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性质，具体分析行政指导引起的法律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推动行政指导的健康发展等，是行政法学的一项新课题。行政指导是民主与法制的产物，行政指导的制度化、规范化，必将促进国家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行政领域的贯彻与执行。

6．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 平衡论认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行政实体法所没有的制约行政权力的作用。在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反对单纯的权利保障模式和单纯的效率模式，主张民主与效率的平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受“重义务轻权利”传统的影响较大，过于强调效率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权力滥用，应选择权利保障为主兼顾行政效率的模式。

7．关于行政法律责任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法主体因违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不能因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结为行政机关或公务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法不但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也规范相对方的行为。无论行政法主体的哪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双方的责任形式是不同的。对于相对方的违法行为，不但要追究其行政法律责任，还要保证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度相当。对该追究的行政法律责任不追究，或法律责任和违法程序不相当，都将破坏行政管理的法律秩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对方违法行为及其行政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机制和法律体系。

8．关于行政法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 　平衡论认为传统的学科体系应该有所改进，我们不能只注重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的研究，也要重视行政程序法、行政救济法、司法审查法的研究。但也不能照搬西方一些国家的理论模式，认为行政法就是司法审查法，偏废对行政权设置、行使和作用的研究。 　平衡论提倡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更多地采用平衡方法，加强研究，建立科学的适合我国行政法制建设需要的平衡方法论。提倡进一步深入研究行政法中的哲学问题。

[注释]

[1]罗豪才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2]《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发表了杨解君同志的《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一文，其中有些观点是对平衡论的误解，有些观点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对此，我们将另写文章予以回答。

[3]英文中与平衡相对应的词是balance，有的学者也将balance译作衡量、考量或权衡。

[4]赫克：《利益法学》，日文版，津田利沼译，庆应大学法学研究会，1985。

[5]加藤一郎：《民法的论理与利益衡量》，日文版，有斐阁，1974。

[6]H·韦德：《行政法》，1982年英文版，第9页。

[7]小林节：《宪法特别讲义》，日文版，法学书院，1992。

[8]史尚宽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唯限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是不足的，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公共利益的平衡也应考虑在内。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1978年台北五刷，第319页。南博方认为，“民商法等私法以调整、分配个人利益为目的，行政法则有调整、分配公共利益（公益）和个人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行政法上各种问题时，要求我们同时考虑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得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学习行政法，平衡感显得尤其重要。”见南博方著《日本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尽管法律的状态主要体现为权利义务状态，但作为状态的“平衡”范畴不仅限于此，还涉及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体系以及功能等内容。本文因篇幅所限，主要论述权利义务的平衡状态。

[10]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9页。

[1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2]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9页。

[14]《纪念〈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5]佐藤功：《日本国宪法概说》，日文版，学阳书房，1991年第四版，第148页。

[16]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17]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6

【一】名词解释：

1、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及社会组织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社会和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P50

2、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想接近的关系。P162

3、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P294

4、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够承载和传递内容和信息，能为教育主体所运用，促使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P392

思想政治教育品德：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以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质。P324

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构成方式、作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整体的运行方式和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有效调节方式的总称。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内在关系、机理运用、制度规范等四个基本要素。具有目标性、规律性、整合性、层次性、主观性、复杂性、弱结构性、适应性等特性。

【二】简答：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类型：P9

1、按范畴性质分：实体范畴、属性范畴、关系范畴

2、按范畴作用分：基本范畴（思想与行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疏通与引导、言教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内化与外化、个人与社会）、重点范畴、具体范畴

3、按范畴体系分：高层次范畴、中层范畴、低层次范畴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只能是思想与行为这对基本范畴:P17

1、思想与行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2、思想与行为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

3、思想与行为固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

4、思想与行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特征和功能：P12

（一）特征：1、客观性

2、流动性

3、抽象性

4、阶级性

（二）功能：1、认识功能

2、方法功能

3、构建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P15

1、起点范畴：思想行为

2、中心范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3、中介范畴：疏通与引导、言传和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

4、结果范畴：内化与外化

5、终点范畴：个人与社会

四、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构建的原则：P24

1、实践性原则

2、全面性原则

3、开放性原则

4、创新原则

五、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P35

思想政治教育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为理论基础。

1、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

2、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

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特征：P45

1、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2、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3、综合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特点：P66

1、内涵与外延相结合

2、渐进与飞跃相结合

3、协调式与突破式相结合

4、继承性与超越性相统一

八、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实践回应：P71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2、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3、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三贴近”原则

4、坚持以弘扬主旋律为思想政治的着力点

九、思想政治教育的多重视发展：P83

1、领域发展：向宏观领域、未来领域、微观领域和“生活世界”发展

2、功能领域：向超越功能、多样功能和创新功能发展

3、形态领域：向主导型、交往式、网络式发展

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性质：P115

1、实践性

2、阶级性

十一、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社会发展的规律：P127

（一）服从：1、受社会政治制约

2、受社会经济制约

3、受社会文化影响

（二）服务：1、为社会政治发展服务

2、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为社会文化发展服务

十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P130

1、导向功能

2、保证功能

3、开发功能

4、育人功能

十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P136

1、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2、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十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P149

1、理想信念教育是核心

2、爱国主义教育是重点

3、道德教育的基础

4、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

十五、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质：P166

1、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合目的性

2、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合规律性

3、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合必然性

十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P169

1、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

2、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

3、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

4、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5、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

十七、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P173

1、引导政治方向

2、激发精神动力

3、塑造个体人格

4、规范调控行为

十八、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P177

1、政治价值

2、经济价值

3、文化价值

4、生态价值

5、时代价值

十九、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途径和规律：P189

（一）途径：1、灌输途径

2、接受途径

（二）规律：1、神行统一规律

2、真善美统一规律

3、虚实转化规律

二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本质表现：P202

1、对政治教育的主导

2、对思想教育的主导

3、对品德教育的主导

二十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客观基础：P205

1、社会经济基础

2、社会阶级基础

二十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社会功能：P207

1、规范功能

2、评价功能

3、控制功能

二十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的具体表现：P209

1、教育主体的多样性

2、教育目标的多样性

3、教育内容的多样性

4、教育途径和方法的多样性

5、教育考评的多样性

二十四、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P213

1、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2、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两者辩证发展

二十五、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价值：P217

1、对个体价值选择的主导：对个体政治价值、信仰价值、道德价值选择的主导

2、对社会价值取向的主导：对社会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取向的主导

二十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P236（相互关系）

1、教育主体

2、教育客体

3、教育介体

4、教育环体

二十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分析：P241

（一）诸要素的相互关系：

1、教育主体起主导作用

2、教育客体起主动作用

3、教育介体起纽带作用

4、教育环体起条件作用

（二）主客体的关系：

1、民主平等关系

2、双向互动关系

3、主导与主动关系

4、相互转化关系

（三）结构方式：

1、主体中心模式

2、客体中心模式

3、多元主体模式

4、等级结构模式

5、双向互动模式

二十八、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基本层次：P253

（一）个体目标：1、思想素质目标

2、政治素质目标

3、道德素质目标

4、心理素质目标

（二）社会目标：1、经济目标

2、政治目标

3、文化目标

二十九、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P261

1、思想教育：主要进行世界观、方法论教育，着重解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问题。

2、政治教育：主要进行政治思想、政治信念、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方法、政治纪律等方面的教育，重点是解决对国家、阶级、社会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3、道德教育；主要是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化道德规范，形成道德观念，发展道德判断，培养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

4、心理教育：主要是提高受教育者心理素质

三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结构类型：P263

1、政治主导型

2、思想主导型

3、道德主导型

4、心理主导型

三十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优化：P264

1、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核心

2、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3、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新

三十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构成与层次：P271

（一）构成：1、教育者主体性

2、受教育者主体性

3、教育活动主体性

（二）层次：1、独立自主性

2、积极主动性

3、开拓创新性

三十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互动模式构建：P286

1、教育原则和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2、教育伦理观：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3、教育价值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4、教育实践观：理论教育实践化

三十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P295

1、按影响范围分：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微观环境

2、按性质分：良性环境、恶性环境

3、按状态分：开放环境、封闭环境

4、按内容分：社会物质化境、社会精神环境

三十五、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和功能：P297

（一）特点：1、多维性

2、复杂性

3、开放性

（二）功能：1、强化功能

2、导向功能

3、感染功能

三十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原则、方法、措施：P316

（一）原则：1、整体性原则

2、互动性原则

3、自主性原则

（二）方法：1、环境选择实验法

2、环境选择隔离法

（三）措施：1、优化传媒环境

2、优化单位环境

3、建设教育场馆和社会教育基地

4、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三十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P321

1、集体学习情境创设

2、认知情境创设

3、人文感化情境创设

三十八、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特征：P327

1、明确的计划性和鲜明的正面性

2、突出的复杂性和广泛的社会性

3、积极的引导性和明显的长期性

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外在因素（内在机制？）

1、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生活条件、政治制度及其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文化及其文化活动

2、社区环境，包括社区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特点等。

3、受教育出生者和成长的家庭

4、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学校

5、受教育者从事工作的社会组织

6、各种非正式的交往环境，包括另据、朋友、熟人等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群体

7、现代大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记、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制品、网络等。

三十九、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的制定：P338

1、搜集信息，发现问题

2、确定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的目标

3、拟定思想政治教育方案

4、优选思想政治教育方案

四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P367

1、疏与导相结合

2、科学性与方向性相结合

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4、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5、教育与自我教育

四十一、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发展：P373

1、面向世界与立足民族发展相统一原则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主旋律教育，培养棉线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教育。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2、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原则

3、自主性与社会化相统一原则

四十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探索的新方法：P381

1、探索满足主体多样性发展的咨询与辅导防范

2、发展与现代传媒相协调的隐性教育防范

3、推广符合民主法制要求的管理评估方法

4、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载体

四十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要求：P386

1、针对性

2、综合性

3、创造性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成立的基本条件：P393

1、能够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原则、内容等信息

2、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所运用和控制

3、能够联系教育的注意和课题，并且能够促使两者之间发生互动

四十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和功能：P394

（一）特征：1、承载性

2、中介性

3、可控性

4、目的性

5、阶级性

（二）功能：

1、信息的承载和传导功能

2、促进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功能

3、渗透教育内容的蕴含功能

4、导向与养成功能

四十五、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P397

1、语言载体

2、行动载体

3、传统载体：谈话、开会、理论教育

4、现代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传媒载体、管理载体

四十六、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准则：P422

1、方向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2、理论性与渗透性的统一

3、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4、长期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四十七、思想政治教育决策的特征、基本要求、原则和方法：P427

（一）特征：1、弱结构性

2、价值倾向性

3、前瞻性

4、动态性

（二）基本要求：1、决策科学化

2、健全决策组织体系

3、培养素质优良的决策队伍

（三）原则：1、目的性原则

2、系统性原则

3、联系性原则

4、预见性原则

5、可调性原则

（四）方法：1、专家研讨法

2、集体磋商法

3、经验谈判法

4、系统分析法

5、试点法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职业化管理的主要内容：P444

1、职业形象：强健的体魄、兼任的意志品格、良好的精神状态、严谨的思想作风

2、职业理想

3、职业技能：调查研究能力、思想宣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P455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P458

1、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

2、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现代化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

4、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现代化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7

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美育，是以心理学的分类尺度为依据的。正是由于心理学将个体心理结构划分为意志、智力、情感三个不同层次，才相应地产生了德育、智育、美育诸育。按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广义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教育）；狭义的德育指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教育。这种流行的德育概念，且不说将狭义的德育等同于道德层次教育的偏颇，在理论上也缺乏严格的依据与界说，没有正确揭示德育的实质及其与智育和美育的区别与联系。智育是对智力因素，包括个体的思维品质、元认知和创造力等的培养和开发。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对个体审美情感体验与认知力、审美知觉敏感性的培养和熏陶。在这里，智育与美育范畴的名称与心理学中的名称基本相同，不易被人误解。而德育的名称则不同于个体心理结构的名称，采用了社会意识分类中道德结构的名称，因而容易被误解。其结果，使人们在实践上易于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相混淆，使德育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廓清德育范畴，就难以有效地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一、区别德育与智育范畴：匡正德育模式

智育是立足于解决认知问题的。而德育，则是按照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来培养、塑造个体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与任何教育一样，德育活动最终也要落实到对个体身心所施加的影响上。这就首先必须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并发展其政治与道德的认识能力，包括建立和发展政治与道德的概念、情感、判断力和选择力。显然，德育过程离不开智育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智育为德育建立了必要的认知条件和基础、当前，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的政治与道德灌输，解决的就是政治与道德的认知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为服务于德育目标而实施的智育手段。如果要称之为德育的话，也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德育课程，而远非德育工作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被置于人的培养的核心地位而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德育是历代统治者用来使臣民信奉封建道德以立身行事，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在这里，封建统治者是立足于“信”和“行”的统～来对臣民进行德育（具体体现为道德内容）教化的。而西方，自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巨大增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不断加重的生态危机，使宗教的威慑、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只能约束人的行为，而无法有效地规范驱使人的行为的精神世界，无法解决日益明显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现代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政治家、教育家都大声疾呼，要从未来着眼，考虑今天的道德教育，使德育成为既内在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际德育”，又内在地规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德育”，既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又解决人们面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和生态德育要求，能否具体行动，即“行”与不“行”的问题。可见，古今中外的德育范畴中，本就体现了“信”和“行”的统一。当然，对德育的施教者来说，这里的“行”应该是“信”的最终目的。显然，从内涵和具体要求来看，德育与智育的范畴是不能混淆的。概括地说，一方面，德育与智育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前者是“信”与不“信”和“行”与不“行”的矛盾，后者是知与不知的矛盾。德育具有超出智育的目标和要求。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因此，与智育不同，德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产生强烈的政治与道德的信念和理想追求，否则，将难以达到德育目标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长期以来，对德育和智育范畴的模糊，使高校德育工作要么陷入用智育工作的思维、形式、手段和方法，即智育模式来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要么误入以智育取代德育，削弱德育工作的歧途。前者易于使得高校德育工作更多地面向“信”的问题，重解决政治与道德认知，而忽视解决政治与道德实践，即“行”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离不开活生生的德育实践。要使他们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即“行”的过程中，形成强烈的、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道德体验。离开了这种体验，就难以产生坚定、持久的理想与信念，难以达到真正的德育目标。如前所述，在当前，高校的德育课程解决的还是政治与道德认知问题，充其量只是服务于德育目标的智育课程，忽略了对“行”的明确要求。即使是目前高校里普遍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虽然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些活动的主题过于宽泛，或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政治与道德主题，往往易于流于形式，亦难得德育实效。至于后者，则是更直接地以智育内容有意或无意地取代了德育内容。目前，高校内广泛开展的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讲座、学术报告，尽管对德育工作大有益处，但是，其本身也不是德育，而是实实在在的智育，长此下去，必然淡化德育主题，削弱德育工作。总之，区分德育与智育范畴，是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必然要求。澄清德育模式与智育模式的区别，并从本质上把握德育模式及其内在规律，才能匡正高校现有德育模式的偏颇，以改进德育工作。

二、区别德育与美育范畴：匡正德育内容

美育是立足于解决审美问题的，是对受教育者情感的培养，其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审美发展上。而德育则如前所述，是解决政治与道德的“信”与“行”的问题的。美育与德育一样，解决的大多是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与道德的情感培养方面，德育与美育有着很大的一致，都是对受教育者一定程度的价值取向上的审美情感教育。然而，不能因此而混淆德育与美育的区别。一方面，就性质来说，尽管德育与美育都作用于人的精神，都引导大学生去追求美好的人生，但德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在规范性教育中使人产生自觉的“信”与“行”，主要作用于人的意识、理性的层面，作用于所谓“良知”。而美育是在熏陶、感发中对人的精神的激励、净化和升华，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的层面，包括无意识的层面，影响着人的情感、趣味、气质、性格、胸襟等等。另一方面，就社会功能来说，德育主要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政治与道德机制，来使人与人之间有序、有范、有礼。而美育主要着眼于保持个体自身的精神平衡、和谐与健康，使人的情感具有文明的内容，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相通，进而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德育具有外倾性，而美育则具有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是一对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

认清德育与美育之间的区别比承认其内在联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德育实践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德育或美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一种倾向是把德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视美育为德育的一部分，为德育实施的工具。照这种看法，所有美育活动，都成了德育行为。在现代社会，美育要在物质、技术和功利方面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竞争日趋激烈、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解决人们内心失去平衡、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解决人们如何在审美体验中实现与快速变化着的客观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主要靠个体感性与理性的相通，以实现自身精神世界的和谐，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而不能仅靠政治与道德教育。显然，这里的美育，尽管就其内容而言有德育的成分，并产生了一定的德育效果，但其着力点是通过情感教育或陶冶，将个体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将情感恶的、丑的方面渐渐抑制、淘汰，进而形成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真正反映德育本质的德育活动或德育实施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使受教育者树立坚定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和信念，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德育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认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但不能简单地把美育理所当然地看成德育，从而以美育内容来替代德育内容，以美育来淡化德育。总之，如果把德育的范畴界定过宽，反而有削弱德育工作的危险。它容易使本届德育范畴之外的对大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被视为德育行为而占据德育舞台，这是不可取的。联系到在一些大学的德育工作部门甚至专门设置了艺术教研室，这无疑会有利于借助美育手段，为德育的实施创造条件。但如不注意区分德育与美育的范畴，就会误人以美育内容充当德育内容的歧途。

另一种倾向是把德育视为美育的一部分，美育的范畴过宽。这种倾向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危害甚大。前已论及，德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达到其政治与道德领域内“信”与“行”的要求，而美育的目标是要解决受教育者的审美发展问题。前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倾性，后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无论是目标还是特性，都不太相同。美育的内容不能涵括、更不能代替德育的内容。对大学生的培养教育，不是仅靠审美教育所能完成的。美育无法离开德育解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人伦问题、利益问题和理想信念问题，主要还是靠德育。实现德育目标，离开了真正体现德育本质规律的德育活动，是不可能的。把德育从属于美育，就无法有效地使德育活动落实德育内容，甚至背离德育目标。

概言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美育内容常常容易与德育内容相混淆。只有区分好德育范畴和美育范畴，才能更好地保证现有模式下的德育内容得到匡正，从而使德育内容得到更多贯彻，以实现德育目标。

三、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体现社会主义的“倍”与“行”

区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的范畴的目的，在于避免对于德育实施的应有模式及其内容的混淆，从本质上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应该说明，这种区分，不是要否定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智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的政治与道德认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受教育者就会缺乏起码的把德育内容与目标内化为“信”并外显为具体的“行”的能力。美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良好的政治与道德情感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受教育者就会缺乏必要的美的情感体验，并愉悦地接纳、认可德育所要求的“信”和“行”的能力。智育和美育的这些特点，是德育本身所难以具备的。必须把德育与智育和美育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德育效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但是，德育、智育、美育是同一层次上、以德育为先的三种教育形态，不可混淆或相互替代。以．智育和美育的模式（形式）或内容实施的德育，只是一种准德育过程或状态，不能代替德育发挥其对受教育者的作用。高校德育应有其明确的基本范畴而不与智育和美育交叉。

一是德育的阶级范畴。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一定的统治阶级总是用相应的德育手段，去培养满足其特定阶级要求的人。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阶级价值永远是高校德育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必须理直气壮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否则，就难以保证大学生“信”和“行”的基本取向。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范畴 展望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学科。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涵，需要正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基本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基本矛盾，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范畴及规律。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目标

新时期，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以来，学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略而言之，主要有过程说、教育工程说、社会行为说、教育实践活动说、社会实践活动说、灌输说、意识形态教育说、精神生产实践活动说、政治教育说、价值观教育说、阶级性说、政治性说、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说、意识形态性说、多维立体说和人性和党性统一说等。

以上的各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都能从一定的方面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但都不全面。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思想上的教育改变人的行为，以使其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目的性、实践性和阶级性是其主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科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顺应了人类通过教育使自身的文化得到传承、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化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化活动，又是一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实践中的教育效果如何，取决于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际情况的把握和正确教育方法的运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的理解要既立足于社会要求的视角，又要兼顾个体选择的视角。这样一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所代表的社会期待与受教育者个人思想行为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包括：教育者与思政教育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 思政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本人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思政教育客观要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受教育者内在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方式之间的矛盾。只有正确把握好这些基本矛盾，才能更好地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研究虽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为了加强学科建设，增强学科独立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分析。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范畴是思想与行为；中心范畴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中介范畴是疏通与引导、言传与身教、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教育与管理；结果范畴是内化与外化；终点范畴是个人与社会；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逻辑来看，思想和行为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逻辑的起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认识最为深刻的一对范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原则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及其系统的建构应该遵循客观全面性、实践求实性、动态开放性、创新前瞻性和综合性五大原则；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来看，教育者所代表的社会期待与受教育者个人思想行为选择的矛盾是切入点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引申出一系列诸如主体与客体、思想和行为、服从与服务、继承和创新、灌输与转化、取向与导向、疏导和堵塞、环境与系统等几对基本范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应该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等单个范畴。

另外，还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划分为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三个方面。核心范畴即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内化与外化、思想和行动、管理与技术、理想与现实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的一般范畴。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是外部制约和内在转化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党、团组织、学校、家庭等多种教育主体。各种不同的教育主体都会自觉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主体的教育影响进行自觉地协调，以使他们向同一方向发展，形成正合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并同社会环境不断地发生着相互作用。各种不同的教育环体都会自发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各自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抑制和消除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影响，利用并强化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影响，使之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影响协调统一起来，从而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五、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发展方向展望

1.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的认识要拓展和深化

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并列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十个左右的原理、理论，由于缺乏整合，无意中未能全面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自觉拓展、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认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指导，定能在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落实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

2.“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理论体系要全面落实学科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人们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研究对象。“两个规律”不可分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不可不懂得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而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改变教材体系中重宏观轻微观、重社会轻人文、重灌输轻接受、重显性轻隐性的现状，坚持以“两个规律”为研究对象，使教材与研究对象名实相符。尤其是要交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自教自律、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体系中去。

3.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需要拓展和深化

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一般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其它领域中作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的特殊功能、目的、特点和规律，突出其意识形态性。我们认为，从根源本质上看，思想道德教育是优化、提升人的生存、发展方式不可缺少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后，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了阶级性、强化了政治主导，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而作为优化、提升人的生存发展方式的根源本质、共同本质仍然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都有着可以相互借鉴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还可以拓展为：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其特殊性何在？与观念上层建筑中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的意识形态性的联系和区别究竟是什么，需深入论证。二是可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本质上或从不同社会形态下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共同本质上拓展其研究。

4.对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的认识也要拓展和深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在人学范式下还应强调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特别是提高主体能力素质的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过去较多地强调和运用各种他教他律、显性教育的方法，在人学范式指导下要拓展并加强对人们自教自律方法和开展隐性教育、渗透教育、活动教育、体验教育等方式的研究，以促使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促进人们优良品德的养成。

5.要多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来开展研究

除过去已有的研究方法外，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下，还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可以深化对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如兽性与人性、动物性与社会性、主体性与客体性、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群体、物质性与精神性、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显性与隐性、单一性与全面性、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现实性与虚拟性、硬权力与软权力、有限性与无限性、他教他律与自教自律，等等。

参考文献：

[1]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康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 张耀灿.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重新审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0）：10-13.

[4] 张正瑞.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2（2）：22-26.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9

强化职工生育保险更新改革势在必行，保险制度对于有效的预防新生儿疾病导致的缺陷以及死亡机率极为有利。可由源头层面入手，令人口素质优化提升，并可良好地降低家庭以及整体社会的压力与负担。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孩子的正常、健康无比重要，而从社会、政府高度来讲，婴儿死亡与疾病率则反映出人口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体社会持续建设的核心指标。在建国之前，婴儿出生死亡的机率在我国极高，为千分之二百，而在建国之后该数据快速下降，到2008年，我国婴儿死亡百分比为千分之十四点九，该水平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行列，然而仍然较发达国家水平具有一定差距。为此，我国继续全面关注新生儿生育健康与良好成长，颁布了新生儿筛查疾病规定以及缺陷防范管理办法，对提升新生儿的生长健康以及生命质量，提高人口素质，节约新一代的养育管理成本，发挥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调查分析，我国每年缺陷儿童占到总体出生比例的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该数据并不涵盖日后生产过程中发觉的缺陷问题。缺陷新生儿将导致我国蒙受显著的经济损失，进行缺陷儿童的救治养育医疗经费支出高达百亿元。虽然，新生儿无法选择母体，然而社会却应全面发挥保障胎儿安全、令新生儿与婴儿享受应有保险制度的人性化作用。

二、完善职工生育保险科学策略

1.提升认识，多渠道筹集基金

职工生育保险管理的科学完善，需要提升全员意识，明确生育保障科学必要性。各级单位、企业责任人均应明确女职工在生产实践、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特殊职能作用以及全面贡献。应给予社会弱势群体的殷切关怀、全面支持，科学开展职工生育保险工作。不应将育龄女职工看成是负担，更不应将生育保险视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包袱。应由思想层面上升到全新的高度，扩充生育保障管理制度的范畴，实现全社会的统筹管理。应利用人大立法以及政府管理制度，依据属地化管控的科学原则实施。使没有履行生育保险保障的企事业单位，建立生育保险管理制度并应履行保险登记以及年审管理体制。为更好地开展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应多渠道筹集基金。可利用扩充收缴覆盖面、实施资产变现以及相关生育保险经费附加税的筹集。再者，针对生育保险专项基金具有丰富结余的统筹区域，可履行生育保险差别费率行业管理制度，降低参保机构面临的缴费压力。

2.完善生育保险体制建设，健全政策体系

行政管理的范畴篇10

关键词：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 政策

一、 前言

为持续推进医疗保障服务管理系统覆盖范畴的全面拓宽，我国积极履行城镇居民医保试点管理工作，并明确参保率扩充提升发展目标。由初步的试点直至全面推广，使基本医疗问题实现了良好解决。针对该项工作的实践状况，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效果显著，然而其仍旧包含一些不足之处。为此我们只有继续完善政策管理，强化各项经办工作、扩充政府投入，优化社区平台建设，方能真正提升医疗保险工作质量水平，为社会大众开创优质、良好的生活环境氛围，创建和谐社会，实现文明发展。

二、 以人为本，完善管理政策

（一）扩充政策管理吸引力

为推进社会公平健康发展，应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原则，做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保障大病，实现持续的发展。为此，应持续扩充政策影响力。当前，城镇居民保险同职工医疗保险对比不难看出，其报销百分比相对有限，同新农合比对则显现出个人缴费比例相对较高的问题。反映出当前政策制度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其吸引力以及影响力有限。同时，居民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推行较新农合相对较晚，缺乏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管理强制性，进而无法提升大众参与保险的整体积极性。令其扩面具有一定难度。面对该类状况，应由扩充统筹基金的整体报销范畴、优化待遇管理水平、深化覆盖范畴层面入手，真正强化政策管理的吸引力，令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保。例如，可令计划生育相关医疗费用囊括至报销范畴之中，将自由择业者、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没有能力加入职工医保的人员，囊括到参保范畴之中，令其自主选择职工医保或是居民医保。

另外，基于儿童一些疾病的发生机率不高，令家长通常认为参保价值有限。为此可通过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精密测算，优选儿童发病机率较大且需持续门诊治疗的相关病种，将其纳入统筹基金的保险报销范畴之中。

（二）创建医保保险管理补充体制

虽然城镇居民医保显著降低了参保人医疗救治的负担，然而由于筹资标准的影响，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以收定支，略有结余的基础上，持续的扩充居民医保基金的总体支付水平仍旧较难。为此，可在满足城镇居民医保需要的前提下，就财政负担水平与居民自身能力，创建大额医保、专项救助资金以及资源缴纳大病保险等手段，对其个人负担的大笔费用以及基础医保经费实施二次补助，降低个人面临的压力。

三、 持续完善经办工作

（一）快速创建信息管理体系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信息记录、核定管理、费用缴纳、就医控制、结算经费、享有待遇履行、账户管控、参保就医等流程均需要高效、优质的医保信息管理系统。为此，应预防建设滞后问题，提升实践效率与总体服务水平，确保人员就医记账、门诊账户的顺利进行，体现制度优越性。应摒弃传统重视硬件、联网管理，忽视软件、数据应用的弊端，提升信息质量，丰富实践应用功能，实现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与技术的全面创新。应推进信息化城镇居民医保管理系统平台的优化升级，完成同他类公共机构资源的有效交换以及全面共享。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软件工具、应用系统已无法符合政策特点与应用需要，为此应持续深化软件升级探究，关注对各类新型业务、实践问题的探究与编制。

（二）更新观念，强化定点医疗单位监管

医保体制改革更新核心目标在于使民众花合理的费用获取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因此医保应有良好的行使统筹互济、降低风险、优质医疗服务、合理管控费用的职能。应为大众争得合法权益，同定点医疗单位不应局限在协议模式，还应体现监控关系，保障城镇居民医保体制的健全完善发展，进而发挥良好的医疗服务管理监督效用价值。

实践管理中不必过多借助医疗单位，对其医疗行为形成影响，也不应过于密集的进行检查校验。应利用有效管理制度以及实践措施，令医院积极主动的约束自身医疗管理行为，优选经济合理的诊疗方案，省略不必须的医疗检查，并选择适用性价值比较高的基础药物，令病人的入院治疗时间大大缩减，提升医治服务效率，进而实现利润共赢的最终目标。例如，可进行定点医疗单位的分级管控，积极履行社区首诊体制，并运行社区卫生服务、上级医疗单位的有效双向转诊管理体制。

（三）优化医疗结算模式，扩充宣传途径

医保结算手段为其服务管理与就医实践的总体指标，应全面激发医保结算对提升医疗救治服务水平、节约成本费用的积极影响作用，使参保民众科学合理的进行医疗救治，真正实现严格检查、科学用药。应积极研究开发总额预付管理、依据病种进行支付、基于人头进行付费的方式，进而推进医疗到位自主减少成本经费，提升医保基金偿付的合理规范性、科学有序性。例如应进行门诊医疗经费的统筹管理，并履行重症慢性疾病依据病种以及人头完成门诊经费的规范定额管理结算。同时应将异地联网结算作为核心内容，积极探究医保异地结算方式，为其提供良好的、人性化的便利优质服务。伴随城镇居民医保范畴的扩充以及地级统筹管理实践的深入，应健全谈判竞价管理制度，扩充实践范畴，令参保人员获取更多便利与实惠，并将有限医保基金创造出最大价值。

为提升城镇居民积极参保的意识，应全面扩充宣传途径，通过保险制度、经办业务的介绍、宣讲，完善统一筹划，积极提升城镇居民医保的认可度、知晓度。宣传内容的选择，应注重贴近居民全面关注的热点以及疑难问题，通过专项宣传、针对性讲解，横向比对分析，体现医疗保险内含的公共事业属性特征与综合优势。应积极采用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强化宣传管理实效性。

四、 扩充政府投入，完善社区平台建设

推进社区平台建设，首要问题是政府给予全面的重视，强化对社区发展的全面支持。因此应基于政府主导、管理政策科学引导、财政制度有效支持、社会各界全面参与的实践原则，联合各界力量，完善社区建设。另外，我国城镇居民总量大，且组织程序化水平有限。因此，应将医保管理以及整体服务网络系统扩充深入至社区，延展至相关部门，进而保障管理体制的健康持续履行。

五、结束语

总之，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管理尤为重要。针对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制定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以人为本，完善管理政策，持续完善经办工作、扩充政府投入，加强社区平台建设，方能真正提升保险管理水平，创设显著效益，实现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