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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十篇

时间：2023-08-03 17:30:53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1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文献综述

“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从此，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自经济危机产生以来，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积极行动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并在不断的分析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危机观。

一、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观按照其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形成，与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有很大关系。1929 年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之中，在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上，传统的经济学说都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笼了，他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林建华在《社会党国际论纲》中提到“凯恩斯的这场经济学革命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划定了历史的界线，而且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第二阶段：以“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了具体阐述：“……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人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

2008年9月26日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在参加第63届联合国大会时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金融问题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实际上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基本观点

（一）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经历了一个从左向右的转变过程。

1976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明显失败表明，需要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全新的态度，这种与以往过时的和信誉扫地的方式决裂的全新态度只能是、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态度”。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党人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回归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1983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把经济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之后很长时间，民主社会主义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制度层面上的失误。英国工党的主要理论家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他不可能规范金融家来解决。”弗雷德・莫斯利也发文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问题是更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金融体质的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研究不同意识形态应对危机的举措对我国应对危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西方社会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危机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声明宣布：“公有制可采取把下游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指出，左派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其对市场的危险表示关注，国家需要对市场的暴行经常地进行控制。“传统左派，同时也有许多社会人，总是按照原有对国家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用国家权力取代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

2. “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社会党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8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中指出：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与通货膨胀这对孪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成功，而这只能是通过计划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

3.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京东宣言》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内经济民主化和确立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各国互相谅解和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处互利的国际秩序”。1980十五大进一步补充：“危机证明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没有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行财富的公正分配……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实践效果及面临的困境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2

公司危机，是指公司内部决策和经营管理机制运行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种瘫痪状态，即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因股东或董事之间的相互对抗而无法有效召集，或在会议上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通过任何有效决议。

公司作为市场主体，陷入半死不活的危机状态，其自身经营行为能力和偿债责任能力持续减弱，这种状况势必对市场活力和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构成冲击。公司危机不仅危害公司本身和股东利益，并且波及到公司外部诸多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受阻，公司债务的大量堆积，极易引发关联企业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公司员工的群体性矛盾，从而对市场乃至社会稳定产生震荡。

二、对公司危机司法救济现状的检讨

(一)立法缺陷与司法徘徊

我国《公司法》未就公司危机及其解决途径作出任何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缺失，使法院面对蜂拥而至的公司危机纠纷，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产生诸多困扰和疑虑。

一是有观点认为，立法上的空白并非偶然，因为公司危机问题属于公司内部事务，自待公司内部人自行解决，法律和司法无须介入。

二是有观点认为，既然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对公司危机问题作出规定，那么就公司危机问题寻求司法救济，就显得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对于公司危机纠纷不应予以受理。

三是有观点认为，即使公司危机纠纷法院予以受理，在该类纠纷性质的判定标准、解决危机的方案选择以及相应司法程序上的配套设置等一系列实体和程序问题上，也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而使得这种司法救济的实施，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举步维艰。

(二)司法的现实抉择

面对现行公司立法滞后的现状，司法机关对于公司危机纠纷应及时给予司法救济。

其一，股东有权就公司危机请求司法救济。公司危机的实质在于股东在公司中的实体权益之争。当公司危机致使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内部治理规则无法得到执行，各股东之间利益无法平衡时，股东通过司法途径请求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是必然的和适当的。而将公司危机问题归入公司内部事务，司法不应干涉的观点，并未考虑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发生瘫痪，已无法自行调和矛盾的现状，这种情况下强调公司事务自治，显得过于勉为其难。

其二，司法应当对公司危机予以及时救济。司法是维护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除法定事由不能受理以外，其他所有法律争端，司法机关都有实施救济的权力和义务。当公司危机矛盾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以解决，而司法机关这时又不予受理，等于将矛盾推向社会，对市场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冲击。

三、实体性救济方案的找寻、比较和适用

(一)强制解散公司

1、强制解散公司的利弊衡量

解散公司对于危机而言，无疑是一种彻底的方案。公司一经判决解散，待清算后，股东再无勾心斗角、相互对峙之虑。但是，解散公司绝非上策。我们对强制解散公司的副作用和弊端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其一，成本过高，浪费资源。对于大多数陷入危机的公司而言，公司的业绩状况尚未沦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只是由于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失灵，使得公司无法自行维系。以终止“生命”为代价解决公司危机的做法，自然存在颇多问题。

其二，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一是易纵容股东权利的滥用；二是这种非自愿性解散的解决办法常常会不合理地施惠于某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的利益。

2、强制解散公司在我国的适用

在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精神下，法院以强制解散公司来处置一定范围内的公司危机纠纷是可行的，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司法原则，以保证这种视情裁量的严谨性：

一是应以其他救济途径用尽为前提。在自力救济、行政管理、仲裁等手段已无法解决危机纠纷的情况下，司法介入才是适时的。

二是应首先考虑最大限度的维持公司。囿于成本过大，解散公司需从严把握。

三是应判断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正当性。防止股东通过解散公司达到明显不当的目的和利益。

四是应从实际出发一揽子裁处公司解散及其善后事宜。在判决公司解散的同时，一并对公司清算事宜作出裁决，有利于纠纷的全面和彻底解决。

(二)强制股权置换

1、强制解散公司的有效替代方案

强制性股权置换，是指针对公司危机，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强令由一方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另一方股东股权或股份，从而让一方股东退出公司，以此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其明显的好处就在于保全了公司，避免了因强制公司解散带来不利因素。

2、强制股权置换在我国的适用

在适用过程中，法院应当注意审查以下问题：

其一，强制股权置换请求的正当性。如果强制股权置换对于解决公司危机是必要的，那么究竟该由哪一方股东来收购另一方股东股份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是法院紧接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秉持股东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来区别对待。

一是倘若发生危机对峙是由A方股东故意侵害B方股东利益或滥用权力、违反义务等行为引起的，那么A方股东就应对其造成公司危机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后果负责。B方股东则享有强制股权置换的请求权和置换方式的选择权，通常可请求A方收购B方的全部股份，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尝试由B方收购A方部分或全部股份，使A方成为少数股东或被逐出公司。这种反向的强制股权置换方式的出发点，仍在于体现股东过错行为与责任的统一。

二是倘若发生危机完全是公司决策和管理表决机制上的问题，两派股东均无过错，仅是意见分歧致使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此时强制任何一方进行股权置换都是有失公允的。但是让公司危机状态无限期地持续，又对双方股东和公司利益绝无好处。这种情况下，如双方股东都意欲退出公司或者都想将对方赶走，相持不下的结果则是走向公司解散；倘若仅是其中一方股东请求通过强制股权置换退出公司，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公司回购该股东的股权或股份。

其二，股权置换价格的适当性。在双方股东无法协商确定股价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必要的司法评估手段以确定公正的股权价格。评估的原则一般应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结合公司无形资产、人力资本、公司发展现况和前景等因素来客观综合评估折算股价。

四、诉讼程序上的问题

(一)案由设置、立案标准及其诉讼主体

公司危机是公司实务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争端形式，因此法院应当就公司危机所涉纠纷单独设置与最高人民法院业已规定的股东权类纠纷相并列的类案由。目前至少可设置两种案由，即强制解散公司纠纷、强制股权置换纠纷。

立案是对公司危机类纠纷实施司法救济的第一道程序，笔者认为，当前法院立案受理的公司危机类纠纷，应当是封闭性公司内部股东会或董事会发生表决危机，公司和股东无法自行调和矛盾，而诉至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讼争。在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

一是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也可包含在内。

二是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危机，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有时发生矛盾的股东除股权因素外，凭借各自对公司的实际掌控也能形成危机。如一方股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一方则控制公司印章和财务帐册等；又如一方为公司执行董事或具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和董事，另一方为多数股东；再如公司股东分为相互对立的数派，没有一方能获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多数决。

三是因公司危机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狭义的公司危机诉讼，公司或股东诉讼请求直接涉及如何解决和破除危机，即请求强制解散公司或股权置换；广义的公司危机诉讼，仅是带有公司危机因素的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董事、经理之间，在公司法实体和程序性权益上的纠纷。

(二)必要程序性措施的行使

在公司危机诉讼中，司法审判的难点在于对危机现实状态的确定以及究竟采用何种救济方案最为恰当这两个问题上。对此根据危机诉讼的特殊性，法院的审理不可忽略两项程序性措施：

其一，法院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运作的敦促。在立法没有规定公司危机客观要件，当事人关于危机现实的争执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有一种方法能够较为直观的反映客观情况，即法院在诉讼中敦促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在指定的期限内召开会议。倘若在法院的限期敦促下，股东会和董事会仍无法召开或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则可作为认定危机最为客观的事实依据。

其二，调解。判决并非解决公司危机纠纷唯一的司法手段，尤其在当前立法滞后的情况下，调解可以作为法院处理公司危机类纠纷在救济方式上的首选。

(三)证据、财产保全和托管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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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4

1.1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总是被一些学者认为与生态危机的产生密切相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想法，实际上是脱离了经济规律及社会生产方式抽象的谈论技术，这无益于探究生态危机与技术的关系，探究技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正确方式应该是将技术及其背后操控技术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技术置于其存在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真正的厘清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依据上述的分析路径，福斯特指出，“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技术进步就能解决生态危机，技术落后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用“杰文斯悖论”就能轻而易举的进行反驳。福斯特依据经济学家杰文斯通过统计学得出的结论，即当某种自然资源利用率提高时，非但不能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激发市场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从而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经济学规律，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生产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进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与使用量也会增大，这样技术的进步不但不会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反而会加速资源的枯竭。结合“杰文斯悖论”及福斯特自身研究所得出的惊人数据，福斯特不免发问，“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新研发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吗”［1］福斯特的回答是“相信技术奇迹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想法在本质上等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里技术的发展是从属于市场需求的［1］。”既然技术的发展不能解决生态危机，反而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剧了资源枯竭的速度，那么是不是“技术悲观主义”提出的通过抑制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更有道理了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无所谓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因为技术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能利用技术根除生态危机，技术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它的生态作用是由其背后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追逐利润的经济理性所导致的，技术只不过是其控制自然、攫取利润的工具，“与资本在工厂中对技术的那种配置和运用方式———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及利润———相比，也许技术本身不应受到更多的指责［2］。”至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双重批判，将技术从纷繁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摘出，进而开始关注掌握技术的资本之手，逐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定位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技术。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时，他们便获得了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技术问题的机会，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得资本主义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生态效益基本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断定，那些有利于协调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技术，即“好的技术”、“替代技术”、“软技术”、“小规模技术”也从来不会被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资本主义所选择，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式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破解及其所引发的争议，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我们既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又要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因此不能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而是要立足于当下，关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加强国际合作，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优势。首先，发展体现生态理性的市场经济。我国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8］”的新要求，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积极作用，让市场价格客观地体现生态规律、生态原则，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生态理性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将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纳入到效率体系之中，通过市场的效率优先原则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自然资源消耗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挤出市场;政府要以公平为原则使各种经济主体可以平等的利用、享有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同时，政府要依据我国的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为市场制定生态准则，为市场限定合理发展规模、划定生态边界，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重新恢复市场机制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活力，政府应帮助市场明晰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明确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态责任，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生态监管，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来严格管控那些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生态效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经济主体，进一步消除市场经济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局限性，使市场经济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内运行。其次，研发、选择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技术。应该将技术的生态作用置于具体的经济活动之中进行考察，探究掌握技术发展方向的经济规律，将技术的生态作用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5

美欧面对的危机根源和应对方式差别很大

看看美国和欧元区两地，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系，金融危机是很不同的。这种不同包括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在解决方案上，美国和欧洲(欧元区)的做法有重大差别。

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危机也许是真正的金融危机，因为在过去40年，美英的经济高度“金融化”。而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美英也是金融的，也就是说主要依赖美英的中央货币机关，大量发行货币，继续容忍高筑债台，在削减财政赤字上并不真心。与美英相比，欧洲大陆国家，其金融危机是在美英金融危机后才爆发的，且主要以债务危机为主，而债务危机也带来了货币(欧元)危机。

当美英都纷纷通过“量化宽松”印刷货币，自我解决公共债务问题时，欧元区却不这么做，因为它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与美英不同。欧元区领导人认为，依靠各个政府的“刺激”行动来恢复经济，以及攀比哪国政府的“刺激”计划投入更多，后果将是严重的，因为这是以带来新问题为代价解决旧问题。

早在2009年，时任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就警告过：当全球经济复苏时，世界将面临高通胀和“危机后的危机”。现在看来，欧元区不但不配合美国的“刺激”行动，反而实行了普遍的紧缩财政开支政策用来“反危机”。美欧之间针对解决金融危机的方式和方法发生第一次正面对抗。

如果2008-2009年欧元区国家也像其他经济体一样采行更多“刺激”计划，则今日他们的债务危机和欧元遭受的压力将更加沉重。当年，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的G20国家都响应或者接受美国的号召，实行了大规模“刺激”计划。唯独欧元区没有实行。应该看到，欧元区是棋高一着，当然那是一步险棋。

为解决欧元区危机，欧美再度对立

如今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发展到债务危机阶段，而且延伸到政治社会领域。美国所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广泛性说明了金融化下的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以及失业的长期化趋势。欧洲的情况也类似，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工人即使失业，也可以获得较多政府补贴。这导致欧洲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借更多的钱去为他们的“福利国家”融资，这加剧了欧洲公共债务问题。

美国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和祸首，但欧债危机和欧元危机却主导了当前的美欧关系。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试图建立欧洲财政联盟，从而加强欧洲一体化来釜底抽薪解决问题。这一被叫做“远见”的政策与美英的解决方案又一次正面对抗。

德法的考虑是，在欧元区17国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财政联盟”，严格监管成员国财政。目前各国财政纪律不一，有的国家严格(如德国)，有的国家宽松(如南欧“猪”国)，贸然让欧洲央行发行大量货币，对财政纪律严格的国家不利。德国国内选民民怨极大，也不愿意如此帮助希腊等。

美英和欧元区之间的矛盾、美英对欧元区的干预将阻碍欧元区克服危机。英国是欧盟但却不是欧元区的成员国。在对付金融危机上，英美立场接近。英国对欧盟从来都是半心半意的，甚至有的主张英国退出欧盟。英国卡梅伦政府不惜付出国内政治代价和在欧洲联盟中空前孤立，反对财政联盟。与英国一样，美国也向欧元区不断施压，迫使法德同意欧洲中央银行采取行动，像美英那样大规模发行货币，而非建立欧洲财政联盟。

很显然，―旦欧元区建立了财政联盟，更加一体化的欧元区，势必使欧盟成员国英国和英镑遭到压力，不符合英国和英镑的利益；而在危机中幸存的欧元区和欧元，其全球地位获得巩固，将构成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世界霸权的强大挑战。

中国应对美英和欧元区的做法区别对待

欧元区和美英到底如何解决它们之间在克服金融危机上的矛盾和冲突，将决定这场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和欧元危机的前途。我们在关注欧美的债务危机和欧元的前途时，有必要把欧美金融危机以及对付金融危机的差异指出来，并对此区别对待，否则，我们中国可能难以对症下药、做出正确反应。

英美的金融危机解决方案，实际上对我国的利益伤害比较大。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霸权性质的转嫁金融危机的方法：超量发行美元和英镑，等于稀释了美英的外债，加剧了美元和英镑的长期贬值趋势。这些都是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对此必须反对。

相比之下，欧元区坚持通过财政联盟，而非货币政策解决其债务问题，对中国的利益没什么伤害。欧元区若获得稳定，尤其是欧元危机若转危为安，将有助于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恢复增长。再说了，若是欧元终结，在可预期的未来，就别谈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可能。也就是说，欧元终结，美元独大的局面将长期维持。尽管中国和欧元区分属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让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欧元区，在情理和道义上似乎说不通，但实际上，中国和欧元区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唇亡齿寒”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在战略上，中国必须以有效方式，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对欧元区克服危机上提供帮助。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6

经济学界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国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这个时候，学术界更多的对市场经济采取批评的态度，对计划经济采取赞扬的态度。但是，核心的问题在于，必须要找出危机发生的实质性原因，对发生原因都不了解，更别谈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了。经过探讨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目前的供给，也无法准确的定义供给的价格，随着这种情况的加重，最终导致了全面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系列的空洞探讨，同时政府一般也会想办法挽救市场，但是这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当面临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应对危机。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深入探索危机发生的本质，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危机，绝不是空洞的探讨和盲目的政府干预，危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供需关系不再平衡的一种外在表现，是通货膨胀泡沫破灭的表现。在市场好的时候，企业在不断的盈利，如果企业不能够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而是盲目的增加自己的产量，到达危险的临界点以后，会发生产能过剩的现象，从而给企业的财政带来负担。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存在规律性的，应该顺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危机的发生。因此，政府不应该盲目的去干扰经济市场的运转，而是应该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尽量的保持供需的平衡关系来度过经济危机。

二、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在现有的经济学下，学者没有对危机做出合理的解释，更不用谈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危机的指导意义了，这就表明了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巨大的挑战，具体有下面这几点：没能明确经济增长的目的。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活动，这个问题看着很简单，其实这才是经济最本质的问题，已经很少有学者去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了。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都是消费，但是现在消费的目的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方向也错误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活动与消费脱节的越来越远，看似好像与消费失去了联系一样，传统的经济学在危机面前的表现越来越差；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争论使危机的理解变淡。在经济学发展的这几百年以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争论一直存在，这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但是争论都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到他们的本质。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计划和市场也不是完全的对立作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完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健康发展，政府过多干预的计划经济更不能，必须要在最本质上加强两种经济方式的协同发展；国际宏观经济学非常落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金融危机的国际性也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脱离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却非常的不对称，国际性的干预基本上起不了作用，这也就突出了相关经济理论的落后性，当前的经济理论大部分还都是停留在国家的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但是站在全球角度上有效的经济理论很少见，如果不能够深入的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情况，就会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这已经被多次的经济危机体现出来了，没有有效的阻止危机的方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学术界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危机的产生，有的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论而已，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都忙于两种经济方式的争论，没有深入的去讨论危机，并且对危机本身的认识也不够深刻。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危机是很难避免的，但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防范或者最大限度的减少危机的伤害，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并没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回归本原的经济学

在经济危机中，暴露了经济学理论方面存在的不足，相关的专家学者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本质上来讲，就是回归本原的经济学，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经济和消费的一致性。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不能忽略了消费这个主旨，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应该在充分尊重微观主体的前提下，使主体的活动和人类满足消费的目的一致；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方式的统一。纵观经济学理论，不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有的过分的强调了国家的干预，有的过分的强调了市场的完全自由发展，这两种想法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利于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进行有显著成效的干预，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研究国家的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经越来越快，做任何经济方面的决策，都应该基于整个世界的大形势下，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科学、快速发展，正确的在全球范围内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发生问题通过计划经济来弥补，一旦预测到可能会发生危机，这时候政府干预就会对危机的防治有重要的作用，这样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四、结论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7

[关键词] 问题式教学法；启发；质疑；自主

曾经看到过这么一段描述：14世纪的但丁穿越来到了21世纪的中国，他发现世界全变样了。信息化的世界让他眼花缭乱，他虽然拥有渊博的知识也很难适应现代化的社会。他到处参观，来到了学校，一下子就觉得喘过气来了，立马来了精神，因为这里有一种熟悉感：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记，他顿时觉得在新世界里自己也有用武之地。看似有趣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在述说着教育的无奈：教育模式很长时间内没有变化。素质教育要塑造的应该是有自己的认识、感知和思考方式的人，而不应是知识的复读机。在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应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笔者在教学中应用了问题式教学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问题式教学法”的内涵

什么是问题式教学法？大多数教师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问题式教学法，就是以问题为载体，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使学生在设问和释问的过程中产生主动学习的动机和欲望，进而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学习方法，提高自身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问题式教学法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问题式教学法的内涵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突破传统教学法和实践素质教育的良好教学方式。鉴于问题式教学法对教学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实践，不需要其他物质性条件，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大力引入这种教学方式。下面以九年级下册《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一课为例来说明问题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二、问题式教学法的实例演示

问题教学法的教学步骤一般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边读边议，讨论交流―解决疑难―练习巩固。采用问题教学法，教学重点比较明确，教学内容相对集中。通过问题讨论的方式组织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分析能力。

对于《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一课，教师首先要明确本课教学中事件的重要地位，这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的重要历史事件，它能够解释世界大战为何会再度发生，西方世界又是如何走向民主和专制两个不同的方向，罗斯福新政带给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哪些巨大影响。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在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发挥着主导作用，只有站在高处纵观全局才能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提出有导向、有深度的问题。

（一）新课导入

师：20世纪20年代初，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形成了怎样的国际格局？

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师：在这个体系下国际关系呈现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生思考，依次回答。）

师：20世纪20年代，国际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迎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世界却迎来了一场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呢？这场经济危机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它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又有怎样的联系？

笔者及时总结，过渡至经济危机。在一系列的问题中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使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并找寻答案。

（二）主体教学

1.第一小节――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进入这个环节，笔者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学生通过阅读课文给出简单的回答：股票暴跌，工人失业，工厂破产，经济倒退，生活困难。总结出经济危机爆发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从而形成对经济危机的初步印象。

在此基础上，教师通过幻灯片给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图式，并再度提出问题：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学生通过图式，思考生产、消费、金融信贷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对经济危机的原因作出总结。学生的思维经历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教师循序引导，使学生思维富有节奏感和逻辑性。

教学进行中，笔者继续发问：为什么把这场经济危机叫“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导学生总结这场经济危机的特征和影响。

探讨：假设大家身处这样的危机之下会有何感受？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危机？危机之下的美国和德国做出了怎样的应对？以上问题有些学生能回答出来，有些答得很模糊，但模糊处也恰恰是课堂的延伸，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学生回答后笔者继续提问：美国维护了民主，度过了危机；德国走向法西斯。为何有民主与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产生对罗斯福新政了解的渴望，进入下一节“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学习。

2.第二小节――罗斯福新政和影响

对于“罗斯福新政”这个部分，笔者本着史实和论证结合的原则展开。

首先给出史料：罗斯福个人介绍，就职演说，炉边讲话。

引导学生思考：罗斯福治理危机的思路特点是什么？新政顺利展开的有利条件是什么？从而为新政的实施做出铺垫。

指导学生阅读了解新政的内容，再次提出问题：新政的核心措施是什么？新政的实施借助了哪一重要的手段？学生通过前面内容的学习给出回答：核心措施是对工业的调整，新政主要借助了政府的力量干预。

问题跟进：政府干预以哪种手段展开？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教师要给出选择性的提示：是强力推行还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学生很容易做出选择，教师趁势总结新政实施的前提即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借此深化学生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新政的实质、影响和评价。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教师运用问题式教学法时要把握时机，寻找学生思维的最佳突破口，启迪学生智慧的火花。在学生需要教师启发开导的时候，适时而教，可收到最佳效果。问题的难度要适中，通过引导使学生思维达到“最近发展区”。对于学生的反馈，教师要适时地给予评价和鼓励，使学生的思维方法得到肯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学生的自我解疑能力、质疑能力都会有一定的提高，思考历史问题的方式也得到了巩固。教师提出问题采取的方法一般有搭桥式、递进式、转换式、逆向式等。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还可以采用学生提问、自己回答的方式。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8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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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9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欧债危机本质上讲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主权债务,主权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再次,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同。这似乎显示了在风险面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观念力量的不同,西方的“泰坦尼克精神”不再出现。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主权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2.欧债危机的现状分析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主权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主权债务,主权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3.欧债危机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3.1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2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篇10

而历史演进的速度，远远快于人们自设的时间表。30多年之后，詹金斯的呼吁早已在欧洲大陆变成现实，这个叫“欧元”的超货币运行已逾十年。

然而，随着欧元区的扩大，各成员国的发展水平差异，终于在经济周期巨变之时，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之下，演变为一场愈来愈难以收拾的债务危机。这场规模空前的风暴，令欧洲大陆经济低迷，严重打击着人们对欧元的信心：欧元的理念和体系并没有想象中完美，曾经的强势欧元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欧元区国家曾希望以时间换空间，解决货币联盟的不足，以及财政联盟与政治联盟的缺失，但未跨过两个时间错位：全球竞争格局迅速转化，令欧洲战车失去领先动能，金融危机又打乱欧洲一体化政策调整的步伐。

更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欧元陷入了去留两彷徨的窘境：向前走――实现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的统一绝非易事，而向后走――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更非能轻易启动的选择。

以欧元区经济规模之大，与世界经济联系之紧密，欧元及欧元区成员国任何大的结构性变动，都将深刻影响并改变全球政经格局。

关注欧元去留，会诊欧债沉疴，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颇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一个最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的未来，更可启示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财政如何稳健维系，货币如何聚输流通，区域如何协调共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如何尊重市场、坚持改革，关键决策尤需妥为拿捏。

――编者

祸起希腊，但不止于希腊。

延续近三年的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南部蔓延，如今已波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更危险的动向，则步步逼近欧洲大陆的超国家货币――欧元的去留。

此时，欧洲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几陷停滞风险之中。刚刚公布的8月份欧元区总体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显示，制造业部门自2009年9月以来首次小幅萎缩，而服务业PMI在连续四个月下滑后稳定在51.5。

同样令人忧心的是，8月份其他信心指标也急剧下挫：德国IFO（IFO调查是德国主要的商业信心调查之一。该调查每月一次，询问德国公司对当前以及未来六个月德国商业状况的看法）指数连续两个月走低，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呼应，比利时商业信心指标从-2.5降至-7.8，创2008 年12月以来最大的月环比降幅。

欧盟委员会8月30日公布的数据也表明，受各行业经济预期下降影响，欧元区8月的经济景气指数自7月修正值103下降为98.3，这是该数据连续第六个月下滑。更严重的是，欧元区的企业景气指数从7月份的0.44下滑至8月份的0.07。

上述两项景气数据双双创下201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区经济警钟再次敲响。

9月的到来，并未重燃希望。野村证券全球经济监测周报预测，9月欧元区经济活动很可能进一步下滑：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恶化；制造品需求，从内需到外需都在萎缩，服务业目前的商业活动水平也在萎缩。

同时，对未来商业的预期也已大幅走低。若9月份相关经济指标进一步下跌，将表明今年三季度欧洲GDP增长比预期更加疲软。

在此之前，欧盟统计局8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今年二季度的GDP环比增长仅0.2％，低于一季度环比0.8％的增幅，是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值。欧元区两个“老大哥”德国和法国，二季度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德国二季度GDP的年化增幅从一季度的4.6％下降为2.8％，法国则几乎没有经济增长。

同时，希腊、爱尔兰等欧债危机国仍处于经济衰退之中。希腊二季度GDP同比下降6.9％，意大利央行的预测则是，2011年经济增速将低于1％。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麻烦，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拉加德8月底在美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呼吁对欧洲银行业进行“紧急”资本重组，从而使这些银行足以应对因希腊等国债券贬值和经济放缓所引发的潜在损失。

这位来自法国的女总裁表示，加强银行体系是切断殃及整个欧洲的“传染链”的关键。除非欧洲银行业具有强有力的资本能力，否则“我们可以轻易看到经济疲弱的现象将更多地蔓延至核心国家，甚至可能招致流动性危机” 。

分析出现如此危险局面的原因，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Jacques Cailloux）对《财经》记者说，当前危机的特质与过往的危机类似，即市场问题可以由一个国家延展到另一个国家，但在基本面上却不一定与蔓延渠道一致，这是解释欧元区内这么多国家受到此次危机波及的唯一合理的原因。

对金融市场的打击和信用渠道的破坏，并非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唯一后果。

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鉴于当前欧元区经济二次衰退风险加重、南欧债务前景堪忧等因素，决定将欧元区2011年与2012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1.7％和1.5％；欧洲各国中，德、法、英等国2012年GDP增长预期也全部被调降。IMF也在8月29日表示，已下调欧洲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

欧元区建立时设计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机制（EFSF），曾被认为是遏制债务危机的利器，人们寄希望于大幅增加其规模，直到其力撑整个体系。

不过，如今扩大EFSF救助权也面临变数。德国议会决定把扩大EFSF的关键投票推迟到9月29日。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对《财经》记者指出，如果法院判定4400亿欧元的EFSF违反条约法，或者削弱德国的财政，整个欧元区的形势就岌岌可危。

处在逆风势头中的欧洲经济，迫使欧央行（ECB）行长特里谢在8月底暗示欧央行可能重新考虑长期以来对通胀的警告，这意味着加息周期可能长时间暂停。不过他也认为，欧元区重新进入衰退的风险不高，并预计该地区经济将继续温和增长。

官员的唱多和市场的唱衰，使形势更加难以捉摸，欧元区在债务危机的裹携中前行，而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阴影和欧元最终解体的威胁伴随左右。

“自我实现”的危机

如果由各国伸手相帮，意大利和西班牙会挺过这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无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

很长时间，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聚焦点仅停留在希腊一国。

而回到最初，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就曾有声音认为，欧共体范围的扩大可能会使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深度受损。

结果不幸被言中。30多年来，当初的欧洲共同体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进而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区域货币“欧元”之后，欧元区的成员国选择开始出现分歧，一些原本并不符合其明确规定的国家，在相关数据改头换面之后，成为欧元区的新成员。

典型的例子正是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在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的帮助下，利用外汇掉期调整了相关的国家资产与负债，从而在表面上满足了欧元区关于财政赤字方面的规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希腊又基于同样的原因，持续隐瞒和误导外界。

直到2009年10月，帕潘德里欧组建希腊新一届政府，前任们的谎言被揭开，希腊严重的债务问题被暴露，南欧诸国债务危机由此掀开帷幕。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2011年预算赤字可能接近GDP的4％，债务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率约为84％，加之有其他国家的基本面与希腊不同的共识，人们一度倾向于认为，希腊危机就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代名词，危机并不会无限度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

然而在过去数月间，欧债问题的规模迅速扩大，开始蔓延到整个欧洲，波及意大利及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欧元的基础开始被动摇。

这陡然增大的欧债危机，被多数经济学家解读为一场被市场“自我实现”的危机。西班牙、意大利的财政情况总体基本面明显好于希腊，且紧缩的财政政策举措已纳入视野。

意大利政府8月29日宣布，计划修正此前公布的规模为455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增加了包括精简地方政府、增加税收和延迟退休时间等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的措施。

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外界将意大利归入“PIGS”（欧猪国家）感到不满，并称这个词“粗鲁而残忍”。“我一直认为‘I’仅仅指代爱尔兰。意大利的经济体量大，又有相对稳健的银行系统，而且有强有力的私人储蓄做后盾。”奥兰迪对《财经》记者说。

奥兰迪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欧元区的国债由各国银行持有，国债贬值或违约不仅给本国银行带来损失，这些银行发行的债券也会打上有违约风险的标签，而各国又相互持有彼此银行债券，银行体系成了危机效应放大器。

欧洲政界和监管者仍在竭力拿出一个机制，以缓解银行业对欧元区南部国家债务敞口带给投资者的紧张。比较起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比希腊和葡萄牙问题大。希腊政府和希腊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余额中大概有630亿欧元被银行体系持有，葡萄牙是750亿欧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是4100亿欧元和3250亿欧元。

当市场上的部分投资者开始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表现出怀疑，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怀疑会推高这些国债的信用违约交换价差（CDS spread）和国债利率：三大评级公司进一步下调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评级，危机与此同时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其债务信用违约互换7月11日上升了130个基点达到2303点，7月18日则猛增至2558点。

利率一旦明显上升，这些国家的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就会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其财政困难和违约的风险。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飙高，欧洲央行于8月8日被迫重启中断了数月的债券购买行动。当周购买的220亿欧元债券，创下该行自2010年5月启动债券购买计划以来的单周购买纪录。

但是，欧洲央行的购买力度刚有所回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便再度重返5％上方。截至北京时间8月30日18时，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133％，西班牙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040％，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期国债收益率分别高达17.82％、11.03％和8.72％。

有消息说，考虑到欧债危机全面失控的可能性日益上升，美国市场基金近期已从欧元区撤退。一些经济专家相信，事情发展的逻辑佐证了一点：当前欧元区的脆弱平衡有多个可能的结果，债务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在援助了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可用的资金仅剩4770亿欧元。汤森路透Creditviews数据显示，西班牙9月有一只到期债务，数额为73.3亿欧元；意大利9月则有三只到期债券，总额为424.7亿欧元。

意大利的债务占GDP比重高达120％，西班牙的债务比重达60.1％。目前它们的资金缺口在4000亿欧元左右，欧元稳定机制EFSF所能提供的钱，在未来十个月时间可能也仅有4000亿欧元。

如果由各国伸手相帮，意大利和西班牙会挺过这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无助于长期问题的解决。“意大利和西班牙是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 它们的失败是无法拯救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程漫江对《财经》记者说。

欧洲一体化之殇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欧洲金融市场过去月余的动荡再次表明，没有神奇的魔棒可以把系统内积累了逾十年债务一笔勾销，展开一张清白的资产负债表。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政府的措施对需求的迅速下跌只能起到减缓的作用。

苏格兰皇家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杰克斯・卡约认为，过去一个月最值得关注的进展是，市场参与者与政策制定者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一连串银行和危机中，经济活动不可能如危机前一样活跃。

市场越来越忧虑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根本未触及核心问题――没有通过增长或让银行提供更大幅度的拨备，来削减债务规模。

随着观察与分析的深入，越来越多人相信，此次金融危机让欧元区政策制定模式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

根据此前的相关协议和约定，欧洲中央银行代表各成员国，统一行使超国家的区域货币，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标和明确的政策权力，就是保持欧元区的物价稳定，即控制通胀水平。用欧盟委员会的解释来说就是：提供一个稳定的能够支撑欧元区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政策，因此欧洲央行并不必须支持对欧元区经济进行短期微调。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发给《财经》杂志的署名文章中亦再次强调：“在较广泛的欧元区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上，重要的是致力于结构改革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配置与战略研究部高级业务主管肇越对《财经》记者指出，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欧元区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经济失衡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受到冲击，失业增加。失衡表现在财政上，即财政收入增长减速甚至下降，财政支出快速上升，赤字大幅增加，只能依赖于债务融资，最后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对《财经》记者说，欧洲一体化进程从初始就不完整，作为理想货币区的一些因素缺失。人们寄希望于各国在此过程中日益趋同。虽有基本的一些制度安排、如负责常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建立起来；但欧元区创立的基础是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无法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这导致任何一个欧元区国家出现财政危机时，都得不到确定性的中央财政支持和中央银行（ECB）对财政债务的货币化，这可能造成对财政可持续性、欧元和欧洲银行体系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区的表现取决于基本面最差的经济体。正是因为欧元区的“短板”效应，使欧元区整体债务占 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但欧洲面临的财政违约和金融风险远大于后者。

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大卫・马什（David Marsh）则进一步对《财经》记者分析说，这个货币联盟因其一刀切的货币政策造成两个“恶果”：高通胀国家失去高利率调节工具，增长不可持续，而单一货币汇率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失效，也令一些国家失去竞争力，结果在外来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深陷经常账户赤字。

两相交加之下，陷入危机的国家又由于没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权，无法增加货币发行偿还债务，只能企望紧缩财政支出和外来援助渡过难关，当这两个办法也无济于事时，就只能依赖债务融资，最终酿成债务危机。

看上去无解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了，从一开始，关于欧元的设想就存在分歧与缺陷。

不过，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目前的危机主要是财政方面的问题，他强调：欧洲“只有债务危机，没有货币危机”。

蒙代尔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当年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欧元区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欧元区的出现不仅是货币的统一，还意味着经济的一体化，包括投资自由化、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有统一的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经济就会逐渐趋同。

肇越则指出，当年人们认为货币联盟本身，为更加深化的一体化（如商品和金融一体化）提供催化作用，会加深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如今回头看去，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有些因素如语言问题并未考虑进去，但语言的差异确实使希腊等南欧拉丁语国家与德语区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存在巨大障碍。

“这个货币联盟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劳动力流动，也没有灵活的价格和工资体系。”英国宏观经济研究机构Variant Perception创始人乔纳森・泰伯（Jonathan Tepper）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对照欧元区现实，统一欧元区的建立使得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扩张，冲击了那些拉丁语系的南欧国家；而欧元区高度的工会化使得工资协议成为硬性指标，工资只能上浮而不能下调。

他认为，德国经济力量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国家商品输出的急剧增加。从进出口的历史数据对比上可以发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葡萄牙、希腊则出现了逆差的扩大。

在伦敦的独立经济学家德里・毕克复（Derry Pickford）对《财经》记者解释说，欧元区显然不是理想的货币区，经济体过于多样化，趋同性标准不足，但就应付了事地凑在一起。

此外，货币自身的制约性因素，使欧元区迈向财政一体化和政策一体化两个重大步骤需要时间积累。“欧元原以为可以逐步向前走，但金融危机导致问题的解决更紧迫，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没有及时适应环境变化，有了时间差。”陈兴动说。

在欧洲一体化之殇倒数第三段结尾处加）此外，还有一个大时间差：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速度惊人，出乎西方主要工业国预期。而相形之下，欧洲经济放缓，欧洲战车日显老旧，改革步伐踯躅。程漫江认为，欧元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但没有与政治制度建设相匹配，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其解决要看这个制度是否有自身的修复能力。

在马什看来，在有相当体量、大小不一的国家中建立货币联盟需要先有政治联盟，除非这些国家相对小而趋同，这种情况下政治联盟最有可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成了一场政治危机，而欧盟的领袖们还没准备好应对。

德法进退之间

一旦德法银行业出问题，债务危机就真的会不可收拾，因此它们必须自救，且须救人

欧洲一片黯然之下，德国、法国的经济实力和成长前景尚未失色。

与法国相对弱势的货币有所不同，早在欧洲货币体系于1979年正式启动时，德国马克就是欧洲的货币锚，德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跟随马克走。德国制造业和出口强劲，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其GDP增长也最为打眼。因此虽然德法是欧盟核心，但德国更加重要。

德国在政治上也是欧元区形成的根本力量，法国助德国一臂之力，以其相对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推动实现了欧洲货币统一的梦想。所以这一次，对欧洲边缘国家救助的重担自然落到德法等大国肩上，相对而言，德国做出的决定在欧元区有更重要的传导作用。

有鉴于此，有人提出了债务共同化原则化解危机。意大利财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在危机压境时提出，联合发行债券将使一些困境中的国家降低借贷成本，是欧元区危机的“主要解决方案”。但是很快，德法两国很快站出来表态，将发行欧元债券排除在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方案之外。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市场压力之下，强调的是保持立场的重要性。她坚称各国削减公共债务、提升竞争力方为解决之道。默克尔表示：“政治不可能、也不会简单地跟随市场”。她并重申，不赞成用欧元区所有国家担保的债券为债务国家融资。法国官员也给这个建议泼了冷水。

德法被绑定的现实胁迫来自于其银行系统。德国和法国很多银行持有的大量欧元区成员国国债，欧洲银行业持有的这些欧洲债务风险敞口极大，一旦德法银行业出问题，债务危机就真的会不可收拾，因此它们必须自救，且须救人。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持有1363亿欧元的希腊总债务，其中60％以上由法德两国银行持有，法、德银行业还分别持有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务资产总量为5898亿美元和4988亿美元。根据欧洲银行业压力测试，德法两国银行业在希腊国债的暴露头寸分别达到了银行一级核心资本的12％和6％。

毕克复认为，更深层次的难题在于民众与政治家之间，对于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总是存有分歧。

欧元区北部国家对于救助那些应该被惩罚的南欧国家深感不平。德国国民认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希腊等国国民的散漫生活方式颇有不满。这种不满附载在救助计划中，以各种附加条件加以限制。

当前，法国经济和金融业面临的困难大于德国，因此更多人关注德国如何做？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从欧洲大国的利益分布分析认为，以1990年为线，德国心态有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西德分裂，德国各政党选出来的总理，都把德国的民族统一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在实现德国民族统一的大伞下，选民不能随便对德国的外交政策提过多的批评。

黄海洲认为，德国补贴其他小国有足够的空间，反过来德国需要欧洲其它小国给予支持。1990年之后，两德统一，遇到了各种问题，德国人只能靠自己解决。2007年之前，德国的房价和工资都没有涨，处于停滞状态。

而到了2010年，德国出口盈余大于中国，除了实体经济的原因外，金融方面是另一个原因：德国马克没有升值，而欧元对美元在危机之后还贬值，如果是马克对美元，升值可能高达50％，德国在结构性改革后成为欧元的受益方。

但是，欧元区一旦解体，德国重新发行的马克很可能会升值，而其附带的政治、经济影响带来的冲击，对德国也毫无益处。而南欧国家经济改善，对德国经济活力也有反作用力。

黄海洲提醒说，时间是否充足令人担忧，如果引发社会问题与动荡，可能出现北欧和南欧分化。南欧小国可能有极右政府上台，德国则要考虑防范希特勒式的种族排外主义回潮。

人们推测，欧洲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市场危机推动政客痛下决心，贝里勒夫发现，作为欧洲一体化基石与推动力的德法两国显然缺乏相应的政治意愿。他说，最终德法两个重要国家都将意识到，完整的欧元区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很显然，联手相救，并承担在欧元区的重要责任，对于德法两国已越来越不容回避。

欧元去留悬案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但向前走、向后走都很不容易

早在欧元还是埃居（ECU）阶段时，人们就在热议欧洲货币和金融一体化道路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如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是否可以退出，国家货币被埃居替换后是否可以恢复？

如今，欧元去留已成悬案，就连欧元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德国工业联合会前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Hans- Olaf Henkel)都撰文痛陈：对欧元的支持是我犯过的最大的专业性错误。

1999年1月4日，法兰克福时间15时36分，一笔两星期回购协议成交。这是欧元体系第一笔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成交，标志着新的欧洲单一货币体制下欧元货币政策的开端。

自此以后，欧元区经历了每年1％左右的人均增长速度。作为区域货币，欧元是17个国家的单一货币，GDP总量只比美国稍小，已非常坚实的客观存在。但是债务危机的阴影似乎暗示了若欧元区经济模式不变，一些国家就难以避免经济失衡。

美国芝加哥宏观策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首席经济学家戴险峰向《财经》记者分析说，欧债危机的解决一直是政治家们博弈的结果，但随着危机扩大，又似乎增加了欧元区政府与欧洲央行的博弈。

他认为，欧洲央行最初在危机中设SMP(Securities Markets Promgram)项目以在市场上购买需要援助的成员国国债。SMP后因被欧洲央行认为应由欧元区政府协调购买成员国国债而一度中止，后又重启，反映出双方的矛盾与纠结。

到目前为止，各项应对措施都是缓解当前的短期疼痛，借新债还旧债，债务将越滚越大。毕克复指出，没有不需付代价的出路，债务问题要通过资产减计、抵押担保和银行资本重组几个选项组合得以解决，但是带来竞争力低下的问题，短期代价是提高欧洲央行通胀目标，如果德国通胀是5％，而周边国家是1％，周边国家竞争力会缓慢恢复而不会产生通缩。

陈兴动对《财经》记者说，欧洲央行不会通过通胀来解决以欧元计价的（即银行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使北欧国家脱离欧盟或欧洲货币联盟。

欧债危机的解决药方最终指向了欧元的去留。

泰伯指出，欧元区面临最为艰难的选择：要么“向前走”，如美国和中国一样，实现欧元区国家财政的统一；要么“向后走”，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重新发行本国货币，但留下一个仍然超的缩水版“欧元区”。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前者的阻力可想而知。陈兴动分析说，在欧洲实现财政联邦制，财政化欧洲，此方案看上去不错，但涉及增资则不可能，因为德国会拒绝“埋单”。

马什认为后者是痛苦而现实的选择，这样欧洲货币同盟会变得小而更有凝聚力，虽然不似以前雄心万丈，但是欧元因此才会成为强势货币。

工银瑞信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对《财经》记者说，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将会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在他看来，当那些退出欧元区的国家重新发行本国货币，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这些新发行的货币将快速贬值。而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没有像样的产业，靠贬值和通胀也无法拉抬经济。希腊等国家退出时会要求所有债权人做出让步，甚至减计一些债权。而退出国货币发行后这些债权还将面临因货币贬值导致的严重缩水。

陈超提醒说，目前仅考虑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四个债务危机相对比较严重的国家，其债务余额合计就已经达到2.97万亿欧元，净金融资产为-2.27万亿欧元。据保守估计，如果债务出现10％的违约也将达到3000亿欧元的规模。由此可以想见危机国家退出欧元区后将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冲击，甚至会发生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而从大的视角来看，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欧元区局部地区或国家的问题，很难靠单个经济体来解决，而要依靠全球统一行动，靠世界经济重组。

实习生曾佑蕊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

欧元大事记

1969年3月，欧洲共同体六国领导人聚会荷兰海牙，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并委托时任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就此提出具体建议。

1971年3月，被后人称做“维尔纳计划”的方案得以通过，欧洲统一货币建设迈出了第一步。“维尔纳计划”主张在十年内分三个阶段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通，各成员国确定货币固定汇率，最终以统一货币取代各国货币，但随后发生的石油危机和金融风暴致使“维尔纳计划”搁浅。

1979年3月，在法国和德国的倡导和努力下，欧洲货币体系宣告建立，欧洲货币单位“埃居”诞生。

1991年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召开，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将欧共体改称为欧洲联盟，还为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确定了“趋同标准”。

1994年1月，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货币局成立。

1995年1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决定将欧洲统一货币定名为欧元，以取代埃居，并一致同意统一货币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2年1月1日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1996年12月，欧盟领导人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订立《稳定与增长公约》，为将来的欧元区成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财政赤字标准。

1998年7月，欧洲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它将负责未来欧元区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