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社会治理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村级社会治理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村民自治背负的制度框架

当前村庄组织发育和村庄治理中所面临的既有制度框架问题，又有具体运作问题。当前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制度框架层面的问题是更为决定性的问题。在村庄层面，各种制度和政策由外部治理组织强力供给为主，村级组织和个人自组织的制度供给空间有限。当前各地仍然把村庄区分为“行政村”和“自然村”，而“行政村”的叫法基本上体现了村民共同体这种被行政者管理和支配的地位。

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基层党政部门供给外生制度和政策的方式包括：第一，下达乡镇级党委、政府文件，内容包罗万象，比如：计划生育责任书，撤乡并镇，各类评比考核文件等等。在这些文件中，有着大量与法律不兼容的规定。比如，在一些村计划生育责任书中，写有免除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之类的内容；第二，党政部门以召开各类会议形式来传达党和政府的工作精神、计划、步骤和措施；第三，乡镇政府利用传统的压力型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了各村的会计，推行“村财乡代管”的村财管理模式；第四，党政系统在村庄推行驻村干部制度；第五，全国各地全面推行乡镇政府负担村干部工资制度。

可见，原有传统威权压力型动员和命令体制，加上传统的考核体制，仍然是基层治理的主要方式，基层政府对于村民自治运行的干预依然十分严重，使得村民自治实践形式化，而没有实质化。

法律把村民委员会治理作为村级治理的唯一组织形式，而在推行村民自治法规之后，政府依然把村民委员会等同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形式上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在村级治理中的所有职能，使其成为高居村级治理组织金字塔之顶端的、单一垄断村级治理的组织，忽视培育和利用社会民间组织治理资源。再加上村党支部凭借党务系统的威权在多数村庄主导党务和村民委员会事务，使得村内自发性社会功能组织(如各种行会组织，合作社，协会和其他村民或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等等)难以发育，影响到村级社会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造成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政务和村务治理缺乏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支持，更缺乏其与社会组织以双赢或者公益为取向的分工合作。仅有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正式政治组织治理结构，缺乏来自社团组织和个人的制约或者合作结构的支撑，对于改善中国村庄自治实践是不够的。

现实中的“村民自治”

我国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除了制度框架问题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具体运作层面的问题。为了了解我国村民自治在现实运作中的问题，我们在东部地区的浙江省、江苏省和辽宁省，中部地区的河北省和湖北省，以及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和广西自治区7个省份，共选择了37个村庄，通过比较全面的调查访谈，对我国村民自治的现实有了一个较为全景式的了解。

首先，村庄内部治理呈权力集中、缺乏制衡的状态。

在对34个正式调查村937户村民的村民自治需求方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村里重大决定或影响村里主要生产生活的重大事务决定通常是由谁作出的”时，只有23.8%的回答者认为是“村民代表会议”，其他大部分的都认为是村民委员会主任、村支部书记、镇领导或者村民小组组长，有13.8%认为是“其他”，还有8.1％表示不知道。考虑到所有调查村村民会议要么不召开，要么每年召开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由村民代表会议依法民主决策的村庄数量有限。这组指标说明多数被调查村，村级民主决策缺失问题比较严重。

此外，在村民选举后，村干部的权力仍然不能得到有效的规则制约，村庄民主决策和管理权力的结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村庄层面以党治代自治问题严重，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村党支部普遍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的现象越来越多，已呈高比例发展态势。在37个调查村，两委交叉任职村庄数目达到21个，占56.8%,两委领导职务"一肩挑"的村庄数目达到11个，占29.7%,两委分开村庄数目为5个，只占18.5%。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村民对村民会议的参与有限。许多被调查村庄已经不召开村民会议。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是否参加村民会议”时，回答"否"的占40.5%。村民会议是村民作出重大决策的场合。40.5%的被调查村庄村民没有参加村民会议，这相当程度上说明村庄重大事务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或者攫取。

从所调查村庄的村干部来看，各种各样的目标责任书是圈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他们的多数工作都要围绕着责任目标展开。因为村干部们清楚，在目标责任书上列着的奖惩方案是要兑现的，到时工作完成的不好就会受到经济处罚和政治-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包括：罚款，扣发工资补贴等，而政治-行政处罚包括通报批评，党内处分甚至是撤职，建议免职。其中建议免职是对村主任而言，但有些与乡镇政府签的责任书上也明确写明可对之实行撤职。

多数村庄在村干部主导和控制村务的情况下，民主监督制度虽然较为完备，但难以实施，流于形式化。所有被调查村庄都有民主理财小组、村务监督小组、村务监事会、民主监督小组等等组织机构，负责民主理财或者对村务的监督，都有村务公开制度，村务监督制度等等。但是，在村干部主导和控制村务的情况下，村务监督也容易流于形式。

其次，村级治理内容空壳化。

部分村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薄弱，收入来源微薄，负债严重。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难以展开，村庄提供公共品能力大为削弱，村级治理内容空壳化，村民自治内部动力没有充分激活。

在37个被调查村，有20个村庄（占54.1%）在200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等于或低于5万元。这些村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空壳村。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村庄数目分别为9、9和2个。更有甚者，其中有6个村庄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它们均分布在中西部，3个在中部，另外3个在西部。这说明，一部分村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础过于薄弱。

在这些被调查村，那些有集体经济收入村的收入渠道主要是：（1）村、组集体企业收入；（2）土地征用收入；（3）土地对外承包、转让和租赁收入；（4）小矿区外包收入；（5）村旅游开发收入；（6）本村企业上缴的规费；（7）村集体把闲置资金或者应收债款转为非正式的对外贷款而记取的利息收入。调查还发现，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的村集体收入渠道少而单一。

此外，许多村集体处于负债状态，严重影响其对村级公共产品的提供。从本课题组对37个被调查村的调查来看， 18个村2004年属于赤字村，即支大于收，占48.6%，16个村属于盈余村，即收大于支，占43.2%; 3个村属于收支平衡村，即收等于支，占8.1%。其中东、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中，赤字村占本地区被调查村数目的比例分别为16.7%，75%和44.4%。上述赤字和盈余数字已经考虑到了政府对这些村庄的转移支付。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被调查村的村级赤字状况不容乐观。

调查发现，一些村庄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政府按照工程补贴计划承诺向一些村庄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配套资金，那些村庄仍然无法通过集资筹措到足够的配套资金。比如，河北省省政府根据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承诺向一些村庄提供建设补助款，但要求县乡级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有些基层政府往往只是承诺，而不兑现，影响到相应村庄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但是，即便这些政府提供一定的补助，村庄仍然无法通过集资筹措到足够的配套资金。之所以如此，与村民的“理性无知”态度有关――由于过去税费负担过高或者村干部办事不公等原因，一些村民对村干部的收费行为有反感和不信任，又无力改变村庄这一总体格局，从而对村庄公共事务采取不理不睬、视而不见、消极对待的态度。

再次，村庄内部治理结构呈金字塔形状。

目前村庄组织的架构中，在村民委员会之下还有村民小组组织。村民行使民利主要是依靠村民代表表决进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村民不得不将对生产小队的认同转变成与村民委员会的联系时，村民仍在村民小组内部协作，村民的人际交往仍在村民小组内部发生。这就意味着，村民之间很难在村民委员会的范围内建立普遍的联系。这也就大大降低了村民之间自发组织起来推动村民自治的动力。伴随着费财税改革的进行，为了减少农村基层干部的数量，在政府的推动下，村庄兼并普遍展开。2003年全国行政村数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3万个，减少3.4%。村庄规模不断扩大。一般来说，行政村的人口大约在1000-3000人之间，但有些人口较少的村仅有村民300-400人，而人口较多的村多达8000-9000人，个别村多达上万人。村庄人口规模较大就使得直接民主更难以实现。

随着各地政府包办并村，在合并后的村庄，行政村和自然村的两级代议制民主就成为了村民自治管理决策的主要形式。两级制使得在村民小组的选举也越来越得到农民的重视。在大部分被调查的村庄，由于距离遥远和并村的原因，村民自治实质上主要是在自然村层面上进行的，行政村层面的村民自治与村民的生活联系并不紧密，所以明显不如自然村进行得好。而且，并村之后，村干部往往分散在几个原行政村界内，村民日常面对的层次其实从两个层次变为三个（或者两个半）：村民小组为一个层次，村民所属原行政村界内的村干部为一个（或者半个）层次，行政村党支部或者村民委员会集体为一个层次。

这样在村级组织结构中，不仅在功能性组织结构上形成了单一垄断的组织架构，在村庄组织层次上也形成了科层制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特征也是造成村民自治难以实施的原因之一。

最后，民间组织发育不足。

在被调查村庄中，村级社区党政经组织及其依附性和临时专项组织数量较多，民间组织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明显发育不足。

篇2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 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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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富人治村”的前提是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把握，中国农村的区域性差异极大，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不能取代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城郊农村也无法代表普通农业型农村，不同类型农村的“富人治村”遵循不同的逻辑，因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首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郊区以及其他拥有矿产资源的农村，因为有土地、矿产及其他集体资产的巨大利益，村官的位置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村委会选举竞争较为激烈，吸引了包括富人在内的村民积极参选，并出现了贿选现象。有候选人花百万元巨资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显然是看中了当选后的巨大回报。这当然是极端的个案。

其次，在广大普通农业型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人财物持续流出村庄，村官的位置对富人并没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村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年富力强的村庄精英分子都流向了城市，他们生活的重心不再放在农村，选举虽然很规范，但却无法选出好的当家人，村级治理陷入半瘫痪的维持状态。在这一类型的农村，“富人治村”更多地意味着奉献，或者说追求社会和精神层面而非经济层面的收益。

不管是追求社会价值还是经济利益，富人之所以能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并受到广泛关注，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富人治村现象背后的深层解读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财富成为村庄社会中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笔者在河南农村调查时了解到，村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必须要有一个致富项目，否则，群众就会看不起你，做工作没有说服力，你自己都很穷，怎么能带领群众致富？为此，当地政府提出了“双强干部”，即工作能力强和致富能力强，不光要个人致富能力强，还要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双强干部”成为村干部的一个自觉追求。

在很多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干部的待遇较低，家庭条件较差的村干部自愿退出。比如河南农村，主职干部即支书、主任的工资为240元/月，副职干部的工资为180元/月，这样一个工资水平，如果没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村干部会越来越穷，成为村里的困难户，并且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缺乏保障，还要靠儿女养老。也正是因为此，村干部中途辞职不干的现象非常普遍，村干部职位对年轻人无法产生吸引力，村干部后继无人，后备干部的培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富人治村具有积极意义。

因而，“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将富人群体纳入到基层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来

要发挥“富人治村”的积极效应，避免其消极效应，就要进一步完善村级民主建设。村委会选举为富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参与村庄政治的舞台，但选举并不是村级民主的唯一内容，仅有选举还无法达到乡村治理的善治，必须完善选举的配套措施，真正将富人群体纳入到基层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来，以制度建设促进村级民主，而不是将村级民主的前途寄希望于富人的良心和自觉。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村干部的利益诉求，在发达地区的农村，要对富人参与村庄政治给予鼓励，同时又要完善村级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落到实处。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农村，要提高在职村干部的工资水平，并为退职村干部提供适当的待遇补助。

篇4

摘要：村级财务问题，影响到基层社会秩序，村级财务审计是当前村务监督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受托经济责任理论，通过村级财务审计、CPA 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分析，从四个方面，即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报告体系创新、责任村委会建立、村级财务审计模式和绩效管理制度和监控体系，探讨CPA服务村级财务的实践路径。以便发挥CPA 审计功能，监督财务公开透明，以便构建良性运行的经济秩序。

关键词 ：村级财务审计；受托经济责任；村级财务

由于内部控制固有的局限性，内部控制不相容职务相容等制度设计缺陷，和执行过程缺乏相互牵制等制约的内部监管漏洞，村级财务账目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低，给集体资产被侵蚀、资金被挪用、资产的流失提供了条件。最终使村民集体利益被侵害，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干群关系和基层社会秩序良性运行。而具有独立性的CPA 参与村级财务审计，既有利于村级财务审计目标的实现，也是自身发展的契机。现有的CPA参与村级财务审计模式，受托经济责任观是有普适性的审计动因学说，与审计前提与目标相关（蔡春、李江涛，2008），其内涵随着当今社会的前进而不断的拓展，对于不同的组织，去建立相适应的审计模式（机制）则是受托经济责任内容发展充实的必然要求。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理论基础，分析CPA 审计与受托经济责任，以及村级财务审计与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并探讨CPA 服务村级财务审计的实现路径。

一、村级财务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分析

（一）审计关系与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分析

受托经济责任要求受托人的行为应对委托人负责，这一要求构成了审计功能的基础，而审计则是被用作强化受托经济责任履行过程的手段而被运用（Tom Lee，1986)。现代会计和审计，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理解清楚受托经济责任，是现代会计和审计发展的关键（杨时展，1991）。审计和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是一种相依相伴的关系（秦荣生，1995）。审计的目标和功能应该随着受托经济责任内容的增加而拓展，为了确保拓展后的受托经济责任能够全面且有效的履行，审计的功能必须与拓展后的受托经济责任相匹配。

（二）村级财务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之间产生了实际分离，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之间与经营管理者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委托和的经济责任关系，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中的成员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必然要求对经营管理的情况进行审计。

村级财务审计就是以村民与村委会之间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为基础而存在的，村级财务审计主要涉及到对公共权力和资源进行分配和利用的监控，所以，村级财务审计的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阳光运行进行监控，不断促进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对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做到妥善处理。因此，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村级财务审计结构和运用适当的村级财务审计机制，发挥其监督、鉴证、评价职能，有助于弥补村级财务监督资源的短缺，保障村民利益，密切干群关系，达到社会良性治理的目的。

（三）CPA 审计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关系分析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是受托经济责任重要类型之一。ASOSAI（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指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指管理公共资源的当局或个人对资源管理情况进行报告，并要说明自身履行所应承担的经营和财务责任等义务。如果按照此界定，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也应强调报告责任和行为责任两方面。村级财务中，村委会向村民充分披露，并证实村级公共资源应用的合规性与合理性，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重要要求。随着村委会支出规模和项目的增加和村民参与村务愿望的加强等，其行为责任的要求以3E为基础，向环境性、社会性等要求不断的拓展，其报告责任同样不断拓展，两种责任相互匹配。

在村级财务审计中，CPA审计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起到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当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中出现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时，传统的村级审计难以解决村级财务公开时存在的问题，所以，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村级审计之外，将CPA业务引入村级财务审计中，CPA参与经济管理活动，并对农村财务的公开进行监督和检验，对村级财务中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调节，不仅是受托经济责任随村级财务审计发展而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CPA行业也在村务审计业务的发展中取得了契机。以村级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为基础，将CPA引入到村级财务中，拓展了其审计功能。

二、CPA服务村级财务审计的实现路径

（一)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报告体系的创新

具体而言，针对CPA 服务村级财务审计，新的村级集体经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报告体系包含：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需要提供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度的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相关信息，为预算资金执行情况的开展提供信息载体；第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年度会计报告。主要反映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运营状况的信息；第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活动及目标实现情况报告。通过提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经营活动的信息和目标实现程度，来反映对上级及本村规定的遵循情况，和政策执行效果；第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会责任报告。对自身环境、经济和成员贡献的一种表达和梳理。

由于审计工作形成的审计成果(主要表现为审计报告)主要是给广大村民看的，而他们绝大多数是非专业人士，因此，CPA应该出具详式审计报告，而不是像公司年报审计那样出具格式化审计报告，报告结构安排、词句用语应通俗易懂，对于村民关心的村级收入和支出等信息，信息量应充分。可以在审计报告后附审计报告使用说明，更好地满足村民对村务公开、透明的需求。

（二）受托经济理念的树立，责任村委会的建立

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推进责任村委会建立：第一，村级财务目标经济责任的确定与经济责任履行报告体系的建立；第二，以目标经济责任为导向，构建以经济责任履行报告体系为基础的村级财务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完善村级财务经济责任审计的运行机制和深化村级财务审计的关系；第四，公告与有效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相关制度，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进行公告，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并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村级干部考核和提拔的重要依据，进而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村级财务审计中的作用。

（三）CPA 审计导向的村级财务审计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构建良好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CPA 审计有利于强化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村级财务审计的本质功能在于保证和促进村级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CPA 审计导向的村级财务审计模式强调从评估村级财务审计状况入手，CPA审计导向的村级财务审计模式立足点在村级财务审计评价之上，通过对村级财务审计状况的分析，据以识别审计重点，并估算审计风险，进而进行基本审计程序的实施，编制审计报告。此前，应该深入研究以下几点问题，为村级财务审计导向的CPA 审计模式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第一，村级财务审计状况的评价方法。村级财务审计状况的评价方法可从公司财务审计评价方法的思路出发，从廉洁反腐、村务公开、内部控制、乡村治理责任、经济绩效、可持续发展等维度考虑；第二，审计的重点识别和风险估算。CPA审计要成为村级财务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同样受到村级财务审计状况的影响。所以，CPA审计导向的村级财务审计模式不仅需要关注更多相关者在村级财务审计结构中的利益保护，而且还需要考虑村级财务审计结构中其他相关者与审计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构建绩效监控体系

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欲使CPA 更好的服务村级财务审计，须在村级财务审计方面，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制度。传统的财务审计仅仅就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进行判断，而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绩效审计进一步对此提供了解答：

第一，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对绩效目标的确定方式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为村级财务绩效审计的评价提供导向和依据；第二，绘制绩效评价体系。对其绘制要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即需要全面反映人、村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不可片面用经济指标对村级财务审计发展进行评价，而应关注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建立以村级财务审计为导向的绩效监控体系。村级财务审计应该利用宏观优势，调动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资源，构建以村级财务审计为导向的绩效监控体系；第四，建立绩效责任追究机制。因为责任追究机制是绩效管理制度的重要机制保障，则在建立时应注意：对各责任主体及其权责要明晰；建立合理、公正、科学的绩效责任评价机制；并逐步建立全方位和多层次的绩效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课题名称：

青海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编号14028）研究成果；青海民族大学2014年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西宁市城东区村级财务审计问题研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沈燕萍，李军，沈博雅. 藏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及成本实证报告[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12：231.

[2]于文波.基层审计服务惠农政策落实的定位选择[J].审计月刊,2013(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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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

(一)农村治理结构失当，村级财务审计监督缺乏优化的制度环境

1．乡镇政府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村民剩余控制权难以真正实现。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工作是指导、支持和帮助，不得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而村级管理者则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因受“官本位”观念、“人治”意识和自身利益等影响，乡镇政府及工作人员对村级事务的干预普遍存在。比如，一些乡镇党委政府随意干涉村委会选举工作；或违反法定程序撤换任期未满的村委会，侵犯村民的任免权；或以“稳定”、“防止宗族势力”为借口，阻碍村民自治的实施等等。

2．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难以控制村级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根据理论，在村级治理结构中，全体村民与村级管理者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全体村民作为村集体资产和社区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村级事务的委托者，他们将手中的一部分权力委托给村级管理者，后者在委托授权范围内行使村级管理权力。由于两者存在利益冲突，村级管理者会产生“道德风险”，故需要对其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但是，由于如下原因，目前村级民主监督机制运行的有效性非常之低：(1)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权力地位错位。由于“官本位”思想及体制因素，在推进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掌握着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村级管理者不愿意放弃绝对控制权和既得利益。作为被监督者的村级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农村社区大小事务的最终决定者，权力过于强大；而作为监督主体的全体村民，因其组织松散，文化水平低，监督行为缺乏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有力依托及保护，民主监督一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作为监督主体的全体村民的权力实际上非常弱小。(2)农村会计信息严重不对称。表现为农村会计信息基础工作不规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明确、村务公开制度不落实等，致使全体村民难以获得实施有效监督所必需的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3)民主意识尚未普及，民主监督的配套措施尚未落实，围绕民主监督的一些具体制度不足，如村民民主监督的组织渠道单一，而且很不顺畅等。

3．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村级管理者落实民主制度的动力不足。全体村民在选择了合适的村级管理者后，应给予适当的激励以促使其努力履行职责。但是，由于如下原因，有效的村级管理者激励机制尚未建立：(1)农村工作综合复杂，不规范，地区差异大，农村管理者往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比如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可能没有取得相应的管理业绩等。因此村级管理者的管理业绩难以用单一的经济指标加以衡量，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教育、治安等社会性的工作，而且其工作努力程度与管理业绩缺乏相关性。(2)被激励者权力来源错位。由于传统的体制背景和赶超型现代化模式的现实需要，乡镇政府往往把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看作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给其下达大量的政务。在现行体制下，村级管理者的政治命运相当程度上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他们难以按照全体村民的意志去处理村务。(3)村级管理者不是国家公务员，其报酬不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级管理者不脱产，根据各村经济情况给予适当的补贴。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农村，报酬较低且不能及时发放，村级管理者很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二)财务审计监督主体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配置不合理

1．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审计监督权利过大、有效性较低。目前，乡镇政府职能部门是村级财务审计监督的主要力量，有的还同时履行会计职能。由于乡镇政府掌握着组织资源、经费资源和制度资源，对村级财务审计监督活动是否积极推行以及重视程度，主要取决于其对财务审计监督后果的功利性判断。另外，乡镇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与仕途升迁来自于行政系统，他们缺乏成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积极的”责任人的动机，当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与村级管理者串通舞弊时，财务审计监督便失去了公允性。

2．农村民主理财小组审计监督权力弱小、有效性较低。全体村民是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和农村社区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村级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直接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村民是村级财务审计监督的“积极的”责任人。由村民代表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应是村级财务审计监督的主要形式。遗憾的是其审计监督有效性一直较低，主要原因在于：(1)全体村民没有真正掌握剩余控制权，不能有效地控制村级管理者的选聘和辞退。从一般意义讲，剩余索取权是作为委托方的全体村民进行监督的动力源泉，村级管理者经营管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而监督的有效性及效率如何则取决于委托方对剩余控制权的拥有程度，监督与剩余控制权应当相互对应。但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全体村民对村级人事管理权和村级财务权的拥有程度较低。(2)由于在权力掌握、组织程度等方面全体村民与村级管理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村民行使监督权力没有国家权力机构的依托，村级管理者作为被监督者权力依然过于强大，在缺乏各种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大胆有力的监督往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村民对审计监督的冷漠态度。

3．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短缺。鉴于农村民主制度的不足、村级管理者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乡镇政府某些工作人员与村级管理者的串通舞弊等问题的存在。在客观、公正地评价村级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公允性方面，注册会计师在独立性与胜任能力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注册会计师尚未充分涉足农村财务审计监督领域。

(三)农村会计信息系统不完善

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不完善。从现有农村会计工作的规范来看，首先，1993年实施的“农业企业会计制度”是以农业企业这一会计实体作为规范对象的，其内容庞杂，含农业、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等，主要在原国有农场和少数新创办的非上市农业公司实施，难以成为处理村级会计信息的依据；其次，1996年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了“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用以规范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但是其对村级会计信息的规范要求仅限于会计记录和简单会计报表的编报。上述两项法规主要不足均在于缺乏相关性信息及强制性披露制度等；再次，新颁布的16项具体会计准和企业会计制度则几乎不涉及村级社区的交易和事项。200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的“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制度”，适应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在科目设置和核算内容方面作了修订，但是在强制性披露制度、计量属性选择以及提供更优会计信息与额外会计信息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2．全体村民与村级管理者的利益不一致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村级管理者会计舞弊严重。在村级治理结构中，村级管理者比全体村民掌握了更多的有关本村当前状况和未来前景的信息，他们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为其自身谋取利益，也可能从事一些有损于全体村民利益的事情，如操纵会计信息、侵吞村集体资产等。

3．对村级管理者的管理业绩难以客观评价以及激励机制的不足，村级管理者很可能通过粉饰会计信息提高其管理业绩，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增加。

4．对农村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不足。农村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主要是全体村民和乡镇政府，全体村民或无法获取所需的会计信息、或因其不能真正行使审计监督权利而缺乏获取会计信息的动力；而乡镇政府则如上述原因不太关心农村会计信息的质量。

二、对策

(一)合理安排农村财务审计主体结构

1．乡镇政府的淡出。正如前述理由，作为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乡镇政府应当基本退出村级日常审计监督活动，只有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济案件时，政府审计部门和有关部门才可组成联合审计组。

2．民主理财小组的强化。为真正发挥其内审组织的作用：一是全体村民应有权控制村级管理者的任免：二是提高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的专业技能。

3．注册会计师的主导。因其独立性与胜任能力上的优势，注册会计师理应作为村级审计监督的外部主导，其审计范围是：村级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财经纪律执行情况审计；村级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的审计；村级管理者受托责任审计等。

(二)优化农村财务审计监督的制度环境

1．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一是切实赋予村民完全的民利，使村民真正拥有村级人事管理权和村级财务管理权；二是拓宽农村民主监督的渠道。比如，加强对村务公开制度的指导和监督；规定乡镇政府接待日等等。

2．合理配置权利。一是强化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宗旨观念和民主法制观念；二是实现乡镇政府由领导职能向指导职能的转变，在尊重村民自治权利的基础上，以经济、法律和教育等综合手段指导农村工作；三是国家有关法规应尽快明确乡镇政府指导职责的具体内容，以利于改善乡村关系、规范乡镇政府行政行为；四是规范村级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提高其经营管理活动的透明度，消除村级管理者与村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建立和完善对村级管理者的激励机制。给予与之工作难度、努力程度相配比的物质和精神激励，使之有动力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增强村务工作的透明度。

(三)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作用

1．国家有关部委应尽快出台有关村级财务审计的法规，为注册会计师进入此领域提供法律依据。

2．明确全体村民作为村级财务审计委托人的地位。即若需要注册会计师提供服务，应由全体村民作为委托人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以确保审计的社会公信力。对涉及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利益的经济案件，注册会计师也可接受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如审计局、纪检监察机关)的委托进行审计鉴证。

3．会计师事务所应充分考虑村级财务审计的风险，委派熟悉农村实际情况、通晓国家农村法规和政策、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工作，以保障审计的有效性。

(四)完善农村会计信息系统

1．增强全体村民等会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督的动力和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剩余索取权是作为委托方的全体村民进行监督的动力源泉。村级管理者经营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而监督的有效性及效率如何，则要取决于作为委托方的全体村民对剩余控制权即村级人事管理权和村级财务权的拥有程度，审计监督与剩余控制权应当相互对应。因此，切实保障村民合法权利及有效实施，并保证全体村民对村集体剩余的全部索取权利，村民就有动力去获取可靠与相关的会计信息，以评价、监督村级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2．完善村级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会计信息供给主体。如，有效监督村级管理者的行为，并加大对村级管理者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善村级管理者激励机制，降低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增强农村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压缩盈余管理的空间等。

3．完善会计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

(1)农村会计控制主要是规范村级会计基础工作、提高村级会计信息质量及对村级管理者的监督等。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是规范农业活动(指企业对生物资产转化为可售生物资产、农产品或其他生物资产的生物转化过程的管理)的会计处理、财务报表列报和披露，是有关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这些只是农村会计工作的部分内容，许多农村财务问题仍然需要做出有效制度安排，比如应当进一步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完善村级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会计报表附注内容，明确应披露哪些村级重大会计事项、披露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以提供充分相关的会计信息。

篇6

严格管理涉农收费和价格

《意见》提出，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规定收取，严禁向农民“搭车”收费或摊派各种费用。严格执行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防止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全面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提高收费透明度。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婚姻登记、生猪屠宰等领域乱收费的重点监督，深入开展行业专项检查，解决农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坚持学生自愿征订教辅资料的原则，不得突破“一教一辅”；突出学生食堂的公益性，合理控制饭菜价格，不得按学期或年度向就餐学生收取餐费；严禁以赞助、捐助的名义向村级组织摊派教师工资和活动经费。对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农民，除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农民，除收取土地和房屋权属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办理婚姻登记的农民，除收取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外，严禁收取其他费用。对生猪养殖户，严禁在屠宰环节多收乱收费用。对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不得抵扣和代缴其他费用，不得“搭车”收费或配售商品。要在总结农业综合水价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降低农民水费支出。

规范实施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从2013年开始，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限额标准按绝对数额确定。一事一议项目不需农民投工或农民投工难以完成的，不得筹劳；确需农民投工的，要按实际需要合理确定筹劳数量；自愿以资代劳的，要严格控制数量、比例及工价标准，防止用自愿以资代劳名义变相向农民筹资。完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操作程序，按照民主议事、方案审核、政府补助、验收检查等环节操作，规范组织实施。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坚决纠正层层下放限额标准权限，乡镇统筹使用、县级集中管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以及套取、挪用政府补助资金等违规问题。全面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加大奖补力度，扩大奖补覆盖面，完善制度办法，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深入治理加重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问题

严禁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建设和服务费用、部门工作经费转由村级组织承担。严禁地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费用。村级组织不得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罚款和违规收取押金、违约金等方式来管理村务。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限额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村级组织摊派发行报刊、图书和音像制品等出版物，逐步加大主要党报党刊向村级组织免费赠阅力度。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监管，深入治理乱收费、乱罚款和集资摊派等问题，加大动态监管和跟踪督查力度，推动落实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建立和完善

农民负担监管制度

全面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核制度，对各级部门实施的建设项目，应由政府投入的，要及时足额到位，不得向农民和村级组织摊派；需要农民筹资筹劳的，必须经过同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审核，防止向村级组织和农民转嫁负担。建立农民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机制，提高农民民主议事能力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及时更新内容，标明举报电话，便于农民监督和反映问题。

篇7

关键词：农民;负担;监管;思考

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各种税费的逐步取消及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安定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创新监管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措施落实，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农民负担监管的长效机制的理性思维，迫在眉睫。

一、创新管理制度，适时搞好农民负担村级网络监管平台建设

（一）改变原来的监管体制，创建农民负担乡镇网络模式，完善农民负担重点监控体系。一是在全区19个乡镇中，建立农民负担网络监督管理中心，利用农业部委托中农信达公司开发的系统b/s进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网络建设，针对辖区内各村农民负担进行适时监控，建立“上下联动，前后连贯，部门协作，合力推进”的农民负担动态监测机制，对减负政策落实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实施重点监控，加强跟踪监督检查，及时处理农民反映的问题，在源头上进行农民负担监测数据收集，对追踪数据变化进行分析;二是建立惠农政策监测预警体系，对减负惠农政策的落实实施重点监控，形成区、乡镇、村三级完善的农民负担监控体系，及时监测惠农政策落实到位情况;三是对农村一事一议项目的筹资筹劳，资金使用，项目进度，账目处理，档案建立，竣工验收等实施进行动态监测。

（二）建立健全农民负担检查制度。自我区逐步取消农村各种税费以来，涉及向农户的收费问题日益减少，但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及一事一议项目建设上筹资筹劳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隐形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出现，原来的集中检查往往发现不了问题，只有深入乡村和农户进行暗访，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对此，分别在不同关键时期，采取明察暗访形式，深入乡村、农户开展监督检查，长期形成一种制度定下来坚持不松懈，既保持了减负工作的高压态势，又有利于发现和纠正某些倾向性问题。

（三）完善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根据新形势下农民负担构成的变化，建立健全农民负担专项审计制度，把涉农补贴补偿、村级转移支付、一事一议筹资等纳入专项审计范围，组织各乡镇加大审计力度，确保农民负担资金合理使用。

（四）完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考核制度。建立层层签订减负工作目标责任书机制，对减负工作进行全面量化和记分，年终进行重点考核，根据得分情况对乡镇进行分类管理，对其中问题特别突出的乡镇纳入重点监控，并按规定程序将考核结果向组织、人事部门通报，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二、加强日常预防监控，防微杜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环节

（一）抓关键时段。每年年初岁尾以及春、秋两季中小学开学期间，都是农民负担反弹的关键时段，适时组织人员进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农村中小学乱收教辅费和住宿费、计划生育摊派社会抚养费、殡葬罚款、修路集资等苗头性问题及时查处。

（二）抓关键领域。对区涉农部门专项治理，定期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农民建房、殡葬、农业灌溉水费电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治理。

（三）抓基础工作。坚持抓好农民负担接待和群众反映问题的督查督办工作，做到农民负担件件有记录、有措施、有结果，使不少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整体推进，全面实施农民负担工作全面、公开、公正、透明模式

（一）推进监管信息公开化。一是通过乡镇（街道）农村“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及其网络，向社会广泛公开农民负担监管政策、法规、制度、责任等;二是通过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接受群众对相关农民负担问题的咨询、举报、投诉，搭建双向沟通平台;三是通过村务公开栏或村级触摸屏，宣传各项惠农政策，公开村级收支，强农惠农资金落实情况，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二）推进源头监管网格化。全面落实区、乡镇对本区域减轻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部门对本领域减轻农民负担负责的源头监管责任，向村级组织收费和村级组织向农民收费的申报审核，以乡镇为网格，将监管责任明确到人、报刊限额量化到村、监管平台前移至“中心”。以涉农收费部门为网格，对重点收费项目在全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加强农村基层一线的群众监督。

（三）推进跟踪监督巡查化。全面建立起“每年两次大检查、举报必须查、预警问题立即查”的农民负担日常巡查机制，建立重点问题、重点对象的定期回访制度。对暗访、检查和排查中发现的案件和线索，要加强分析，分类查找问题原因和薄弱环节，对重点违规收费行为开展举一反三全面排查，严防同类型案件重复发生。

篇8

一、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外地”、草地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化对村民“*”等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筹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三、认真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

各地要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统一公示外，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对实行免学杂费的地区，除按“一费制”规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乡镇、村级组织和农村中小学校公费订阅报刊要严格执行“限额制”，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严禁摊派发行。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坚持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进行通报，进一步完善预防和处置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四、重点治理农民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建房、农村土地、殡葬、计划生育等方面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治理。农村中小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不得向学生收费统一购买教学辅导材料和学具，不得要求学生统一购买校服、卧具。严禁向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收取土地承包费。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抓好农民普遍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问题的专项治理。继续选择农民负担重的县（市、区）进行综合治理，实行检查、处理、整改全程监督。

五、严格规范村级组织收费

开展对村级组织乱收费行为的专项治理，严禁有关部门或单位委托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税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纠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要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严禁将部门或单位经费的缺口转嫁给村级组织。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资金补助力度，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五保户供养、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支出。村级补助资金要专款专用，确定到县、控制到乡、落实到村，防止“跑冒滴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进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必须量力而行，不准向村级组织摊派、集资或强制要求村级配套。严禁村级组织擅自设立项目向农民收费，严禁用押金、违约金、罚款等不合法方式来约束村民、管理村务。

六、健全以“*”为主要形式的村民民主议事机制

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按照群众急需、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范围和标准，逐步建立以政府补助资金为引导、筹补结合的农村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引导农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在推进“*”中，各地要积极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所议事项要符合大多数农民的需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议事过程要坚持民主程序，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实施过程和结果要让群众全程参与监督，筹资筹劳的使用情况要透明公开。强化财政投入与农民投入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等办法给予支持，引导农民自愿出资出劳。

七、完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机制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项目审核与监测等日常监督管理制度，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与农村土地承包、农村集体财务和农村审计等管理紧密结合，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强化农民负担管理，畅通涉及农民负担的渠道，建立健全受理、督办、处理和反馈制度，做到受理及时、督办得力、处理到位。强化农民负担检查，实行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检查与回访、明察与暗访、检查与处理相结合，不断提高检查效果。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重点查处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截留平调挪用农民的各种补贴补偿款以及其他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制定对涉及农民负担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办法。

篇9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工作之余，我将继续加强理论学习，抽空复习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并重点学习有关农村结构调整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业务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

二是扎实开展基层党建，增强村两委班子的执政能力。根据当前农村党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将把彻底转变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作为日常党建的重要内容，以真正使全体党员干部在党建活动中受教育得提高，人民群众在抓党建中得实惠为目的。根据党员反映村干部“说得多做得少”的意见，我将定期组织全体村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用实际行动树立村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公仆形象。同时，在支部制定长期的党员教育规划，以“无职党员的学习教育”“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党员双带促发展”为主要重点，变换形式。促进支部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加明显。

三是抓好涉农项目的落实，努力改变村庄面貌，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近年来。一系列涉农政策的出台，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我将加大项目的实施力度，力争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村级公路养护、优质粮棉油项目、蔬菜项目发展上有大的投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

四是积极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为现代农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的指标要求是生产发展，而生产发展的前提是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因此，我将充分利用各种信息优势，邀请市、县、镇农业技术人员进村：每年为村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3次以上，使全村村民的科技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

五是大力推行村务公开，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凝聚人心、改善关系。通过前期了解，部分党员提出村务没有及时公开，村民对村里的财务是雾里看花，很难看清楚一本明白账。针对这一情况，我将在村里全面实行规范化的村务公开制度，并及时选举产生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和民主理财小组成员，筹集资金在村里显要位置建规范的村务公开栏，对村里的大小事务，包括财务收支和贫困救助等都定期、不定期地在公开栏进行公示，以消除干部群众之间的隔阂。财务管理是否规范是村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为了把这一敏感工作做好做实，我将特别注重对财务的监督管理，制定以增强财务管理透明度为主要内容的《陶咀村财务管理细则》，明确村级财务支出管理和公开方法，进一步完善现金支出的互相监控机制和公开形式，坚持村级财务管理每月在村干部及村民代表中公示，每季度在全村出榜公示，让大家都来关心村级财务管理，化解各种因财务管理不规范不透明所带来的矛盾。

篇10

一、 村级财务现状

1、 财务档案得到规范的管理。

以前村级的财务档案都没有得到规范管理，如：记帐凭证上的回行针、大头针已锈，也不取掉，没有装订成册;讲究点的就拿张报纸或塑料口袋简易装一下，不讲究的就散放一堆;有的财务档案被雨水打湿，字迹也看不清楚;有的被老鼠啃掉，如要查看有关财务资料，半天都找不到。现实行制后，各种帐册、票据有了专人的保管，分类编号，装订归档管理，并实行了档案查阅登记手续的程序。

2、摸清各村村务的家底。

本镇大多数的村在未实行委托制前，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各项往来款项、固定资产作过清理，帐目含糊不清，时间拖得过长，债权债务关系不明确，固定资产有其名无其实，无专人管理，无安全存放，存在这些现象，给村级集体资金流失创造条件，集体资金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应收、应付的款项也不及时兑现，失去信任感，给群众干部带来不良的影响。我镇托管中心在村级财务移交前进行了认真调查，清理了各项往来款项和固定资产，在清理进程中能兑现的及时兑现;能作调整处理的及时处理，明确了固定资产的存放地，专人保管，确保村级资金的安全。

3、收入来源明白。

我们对村干部、群众反映的个别村瞒报集体资金收入，收入不进帐的现象作了一次调查清理。了解近年来各村从区级部门、镇级部门和其他社会单位对该村的补助、捐赠款项是否入帐;本级收入应该收多少，实际已收到多少，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调查，并对未入帐的部分进行了一次追缴，现以入帐。给了干部、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4、支出民主化。

在未实行委托之前，村级的各项支出基本上都是由村主任或支部书记一个人签字说了算，未征求村支两委其他同志的意见，或未通过社员大会讨论，搞得村支两委的其他同志意见较大，群众不满意。现实行委托制度后，按委托办法进行严格的审批程序，甚至各村在某些项目的支出票据上，或正常的业务支出票据上，同时有村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签字，方能做帐，实行了公开、民主的办法，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赞同。

5、财务实事求是，按时公开。

在未实行委任代表以前，村级财务有时不按时公开，公开的内容有时不齐全，应付了事，经不起群众的监督，老百姓不满意。现实行制以后，实事求是，按时公开，认真接受群众的监督，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有问题及时作了认真的调查、解释、纠正和处理。

6、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我镇制定了民主理财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会计岗位责任制、出纳岗位责任制、报帐员岗位责任制、收支业务的具体操作程序，以及会计财务档案管理制度等。通过建章立制，对集体资金的管理使用、开支审批核准、财务处理程序、财务公开的时间和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使村级财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二、存在的问题

1、对委托的认识不够。

大多数的村干部对村级财务管理，始终抱着“村民自治”管理的观念不放，认为实行委托是取代了村级财务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得不到自由。不象以前那样，村级想怎样管理就怎样管理，无视有关财经的规章制度。

2、报帐员履行的职责力度不够。

少数村级报帐员都是以村支两委主要领导的意见来对付村级财务管理，发生的财务没有按实际的事实来处理，变向合理、合法化时有发生。报帐员起不到应尽的职责，即起到了“”的作用。

2、 审计力度不够。

认为本镇各村的财务收入都无其他资金来源，全靠镇级拔付的资金来维持工作，村级有点资金收入都不多，认为没必要进行审计。根据上级要求和群众反映的问题，须进行调查、审计的事项，有时讲求人情，走一下过场，应付了事，没有真正起到监督管理的职责。

三、今后的工作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