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选举范文10篇

第三届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及要求，严格按照“一法两条例”的规定，通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程序，发扬民主，严肃纪律，顺利完成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任务。

一是统一思想，切实加强领导。市、县、乡都成立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配齐配强工作人员，负责有关具体工作；全市先后召开了各层次的动员大会，对换届选举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专门文件。各县（市、区）建立并实行县级领导和县直单位分别挂钩联系乡（镇）、村委会制度，深入第一线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各乡（镇）党政领导建立了换届选举分片包干责任制，实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据统计，全市共安排选举专项经费****万元。

二是摸底调查，充分掌握情况。在换届选举准备阶段，各县（市、区）、各乡（镇）党委、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对上届班子的工作情况摸底调查，总结经验，找出存在问题，深入各村调查“两委”干部现状，把握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做到心中有数。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村级财务问题，各地在换届选举前就组织力量对各村委会的财务问题进行认真的审计，对审计出来的问题及时处理和反馈，扫清选举工作障碍。

三是广泛宣传，搞好舆论引导。全市各级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办法广泛发动宣传教育。据统计，自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共播放电视新闻****条、广播宣传****次、报刊宣传490篇、张贴标语****条、印发宣传材料****份、出板报墙报****期。通过宣传发动，村民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选举的热情高涨。据统计，在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共登记选民****名，参加投票****名，参选率达****％。

四是强化培训，严格依法办事。各地结合实际分阶段、分层次、分重点进行了各种业务培训，培训形式多样，普遍采取集中办班、现场观摩、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层层培训选举骨干。据统计，乡镇以上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次，乡镇以上培训骨干****期（次）；培训骨干41204人次；市、县、乡共抽调工作人员****名。通过积极开展业务培训工作，大大提高了业务人员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操作能力，为换届选举工作依法、依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做好信访，及时化解矛盾。各地根据实际，专门成立了村选维稳组，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抽调业务水平高、办事公道、会做思想工作的人员负责信访工作。市换届办接待群众来访****人次，处理来信****件，解答电话咨询****次；全市共接待群众来访****人次，处理来信****件，解答电话咨询****次，及时解答了群众的疑问并及时纠正了一些反映强烈的问题。

[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支持这种发展的结构与政策一定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新的税收政策、对村级组织转移支付的减少、农村的相对贫困有助于说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和他们对村委会的渗透。其他的变化，如为减轻农民供养大量村干部的负担而减少村委会成员数量，也已经影响到村级选举的人员结构，因为新富人不需要农民的供养。由于取消了农业税，许多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已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减少了许多服务。我所访问的河南省的几个村庄，村干部的工资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经常意味着，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的富人能够出任村干部。村庄里富有的人经常用无偿提供服务来吸引选票。在我访问的河南省的一个村庄，一名村主任仅仅因为作为村干部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而自动离职，去临近的大城市当了一名货车司机。在河南的另一个村庄，村支书和一名村委会委员通过借款付给村会计一年多时间的工资，这位村会计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这样的情况使得村会计不可能去监督借款给他的其他村干部的决策。同样，在温州的地方法规中规定，候选人如果导致了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损失，他/她必须自己来弥补村民的相关损失，这项规定使得没有经济实力的人不敢竞争村委会的职位。赵树凯和戴慕珍(JeanC.Oi)也认为，许多乡镇政府及时支付村干部的工资有困难。这也不奇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的干部人数增加了近3倍。为了满足干部们的需求，乡镇政府经常变为只关注自己生存的掠夺性机构，而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这些掠夺性行为的牺牲品就是那些不得不借款交税的村庄。这增加了村庄的债务，迫使村庄卖掉其公共财产来支付干部的工资，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农村的私有化。同时，许多村庄在发展自己的集体企业方面失败了，从而只能将这些企业私有化和努力(经常由乡镇一级来组织)吸收外来投资。毛丹、任强、余茹英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由于国家不再对行政村的公共利益承担责任，所以村庄里的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集团变得更加重要，至少，在村民们的眼里以及在经济和政治的进程中，它们的重要性增加了。因此，地方政府实质上的破产是与企业家精英的财富和威望在各个方面的日益提高从而产生并且强化了新富人逐渐主导村委会的趋势相联系的。村庄破产的另一个后果是，村民们不得不日益依赖于富裕的村委会成员的捐赠和富裕的候选人的捐赠承诺，在我访问的河南的几个村庄中情况是这个样子。由于村民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这就削弱了公共决策的程序，使得在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资助方面，村庄里的富裕者有比其他普通村民大得多的权力。这也为富裕的候选人涉及“不正之风”和贿选拉票提供了基础。其次，作为减轻农民负担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村村通”的道路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下，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为村级道路建设和维修提供资金，这也是村委会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河南省，每公里村级公路的补助大约是人民币15万元。但是，得到这笔补助款需要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得到批准才能立项，而且不能保证可以覆盖村级道路建设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村通过申请得到批准可以获得资助，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腐败，村里只能在公路修好了并且通过了检查验收之后，才能得到这笔钱。这意味着只有富裕的村庄可以承担这笔必须预先垫付的资金，一般的村庄可能不得不依赖村委会成员个人来承担，这大概更有利于富有的候选人。虽然有潜在的缺点和不足，但它强化了上述选举富裕人士的结构性激励，有意识地提倡村委会中的“双强”干部，激励和强化了新富起来的人成为村领导。早在2001年，党和政府就不断努力吸收企业家入党和进入村委会。虽然在广东有大量的村委会中的能人干部腐败和任意专断的例子，但广东省一直在提倡村委会中的能人领导，许多对能人领导的分析大体上都是不加批判的。近来，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鼓励“双强”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政策，也就是选举有能力同时做好党务和商务的能人，公开强化了新富人在村委会中的代表性作用。总的来说，在许多省这一政策号召领导和村民提名有能力领导农治理与善治谁赢得了村级选举和为什么会赢得这个选举民致富的候选人，并且要求根据有多少名“双强”干部当选来评估选举的结果。所以，当选的“双强”干部的比例很快增加了。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对这样的政策所依据的几个设想大体上都持有相同的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富人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参与农村(或许是更高层次的)选举，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合适和必然的结果。而且，这样的发展会弱化“党-国”集权体制，对民主发展做出贡献。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新富人的动机是为了给家乡人民提供无差别的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而工作，不是为了积累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其中暗含着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联合起来的阶级来行动的。河南省村委会中的新富人强烈地呈现出这种特点，并且似乎为许多村民所接受。中国农村具有村庄规模较小和家庭几代同堂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村庄里的新富人关心和帮助家乡(或者是族人)并留下好名声的说法，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与此同时，村里的新富人这样做也存在另外一种很明显的意图，可能这一意图与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并不矛盾。这就是，许多新富人对通过获选进入村委会来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感兴趣。例如，河南的一位村主任的候选人明确表示，竞选村主任将有利于他从城里为他的企业获得贷款，有利于增强他的信用。其他一些候选人希望增强与乡镇、市政府以及党的官员的联系和信誉，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商业和从政的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富裕地区，赢得村级选举就意味着能够控制巨额的集体财产，使得贿选成本低，收益高(下面将讨论)。与此同时，许多新的政府官员通过将他们的亲友安插在乡镇、县、市党和政府机构中的不同岗位，来建立他们与这些党和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样相互锁定的关系不仅增加了不平等，而且还导致了村、乡镇和县的领导人之间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促使他们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总之，广泛的民主实践既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也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经济政策选择的无意识结果。不论这种民主实践的范围有多大或是选举的竞争性有多高，村级选举中村委会中新富人的数量增加的趋势加强了。二、腐败在这一发展趋势中所扮演的角色贿选迅速上升。虽然腐败的危险众所周知，但是中国关于腐败的法律定义是从限制公务员的权力的角度制定的，而且这个定义处在变动之中，在相当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政治争论的主题。没有明确的定义，反腐败措施执行起来是困难的，至少对一些特定形式的腐败是如此。比如说，农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腐败，尽管现在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新富人有能力支付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不会直接对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其他形式的腐败，比如运用权力和金钱进行贿选和压制对贿选的揭露以及对这种腐败的有限惩罚，则会直接地影响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在中国，贿选是相对较新但迅速蔓延的现象。近期贿选现象上升有许多原因。首先，贿选意味着它在两个方面是有效的：一是它可以控制村庄日益增长的资源；二是它能够获得社会资本，从而以合法的形式进入更高一层官方机构。其次，日益增长的新富人群体已经拥有了合法或不合法的足够资源来进行对其职业生涯十分重要的贿选。很明显的是，这些有潜力去领导他们的村庄致富的新富人，正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认可的有资格作为村干部的“双强”候选人。反腐败措施失效。尽管在国家级层面和理论界对于村级选举中贿选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现象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2004年，民政部还是试图控制贿选的蔓延，规定所有通过候选人或者候选人的人支付的涉及选举行为的金钱、商品或其他形式的财物都是贿赂，宣布通过贿选手段当选无效。然而，对于什么是拉票、贿选或者买选票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中国的选举法和许多省的实施条例在涉及选举违法的内容方面并不包括村级选举(由于这是村民自治的一部分)，所以造成了村级选举的贿选现象难以控制。最后，中国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制止贿选的措施。事实上，很可能存在导致贿选的确实是非故意的结构性诱因。至于农村层面其他方面的腐败，情况是相似的。作为广泛的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用民主监督(特别是村务公开)来减少腐败，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为村民提供村级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信息。这一措施将使村民们更好地选出诚实的干部，摒弃或罢免那些腐败的干部。村干部职责缺乏明确性，对腐败的惩罚也缺乏明确性，这削弱了反腐败的进程。例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许多条款的陈述都是“应该”，而不是“必须”，对破坏选举法的人进行惩罚的权力有限，并且不明确。也没有明确设立特别的组织或部门从事调查或起诉这样的案子。mv而那些(反腐败)部门通常处在许多应该受到调查的官员之下。调查还时常和地方党政的保护伞相冲突。最后，正如戴慕珍和罗思高(ScottRozelle)所指出的，在许多经济发达的乡村，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成功的企业手中，而不是在村委会，这些企业是不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约束的。而且，还存在许多妨碍村务有效公开的障碍，其中大多数是有利于潜在的腐败村干部的。首先，很多行政村即使有能力保存各种数据资料，也没有财力去公布那些需要公开的大量数据。其次，那些防止腐败甚至是调查腐败案件的必要细节，经常是远没有被要求予以公布，甚至那些有能力查清楚的细节也是如此。第三，在存在腐败的地方，村民们都希望知道卷入腐败的人的相关信息，但是，很可能腐败的人也正是那些可能使腐败者的违法行为曝光的村民理财小组的组织者。如果腐败或者经济问题已经发生，或者察觉到已经发生，村民们处理这种问题的手段也很有限。缺少职责明确的独立机构来查处(上面提到的)地方的腐败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普遍的原因，启动罢免程序相当困难，因此也很少发生。并且，许多乡镇和农村干部不愿意承认腐败，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己的名声上有污点，正如我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调查时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不愿意撤换有腐败行为的干部，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他们会由此丧失在外面生意上的联系。我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让一般的村民得出结论：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选举的途径罢免腐败的干部，因而降低了在村一级抑制腐败的努力，也让它成为新富人形成和加强自己权力的温床。三、结论总之，大量的证据显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有利于新富人担任村级领导的因素可以给许多村庄带来实质性的利益。但同时，由于村民大会很少召开，除了关注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村民们对于地方治理的机制既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这些因素的结合，导致了许多村民的公民权利被剥夺，也潜在地削弱了农村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对党员身份要求的少许变化、全国范围内的村级选举以及村干部人员结构的改变，并没有对党领导村委会构成挑战。但是，即使不是村委会的领导，企业家参与村民自治和吸收他们入党，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新的更多以经济取向为基础的精英和旧的更多以政治取向为基础的精英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结合，还因为它揭示了随着新富人试图通过党和政府的组织来建立社会关系网时，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将控制这些和更高层的组织。但在对这些问题下结论之前，还有必要考虑经常出现在我们讨论的村民自治模式之外的许多因素，即：除了民营化过程是在大体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视角的“党-国”机构的指导下进行，而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强调在将中国整合到全球经济之中时对农村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重要影响之外，还要注意不断增加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以及缺少全国性的、特别是横向非党派组织等缺陷。特别是最后这个因素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矛盾，即乡村自主授权/村民自治这个概念和全球化影响下的市场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因为全球化已导致农村中最有活力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其后果尚属未知。同时，旧的更多以政治取向为基础的精英和新的更多以经济取向为基础的精英，正在不断地增强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成长为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精英，并同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复杂的相互间的支配或拉拢的博弈。这反过来意味着这些团体之间正在进行的斗争和矛盾的局面在其他方面正在影响村民自治，并且潜在地导致精英们以牺牲普通村民为代价的进一步整合。换句话说，要充分理解农村政治结构难以置信的重要变化的原因和这些变化的潜在后果，有必要超出农村之外，不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而且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来探究他们之间的联系。这一点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即将全面开展。大溪镇党委根据上级要求，扎实做好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在认真总结上届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的领导这一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力求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形势、找准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强对村级换届工作领导的对策措施，确保村级换届选举任务顺利完成。

一、大溪镇村级换届工作情况

1、村级组织现状。全镇辖行政村105个，现职村党支部成员489人，村委会成员414人。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42.8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43.8％;两委交叉任职26人，妇女委员58人。全镇基本形成了一支以40岁左右中青年为主体，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扎实、公道正派\责任心强、团结协作的村干部队伍。但部分村级班子也存在着问题：一些班子年龄老化，难以适应发展要求；部分村两委欠团结，影响工作开展；有的村干部能力欠强，威信不高、凝聚力低；个别村村务管理有欠规范，群众意见较大。

2、村级换届形势。通过开展“一村一调研”活动，初步摸清了全镇村级组织换届面临的基本形势。预计能平稳完成换届选举的有51个村，占48.6％，能比较平稳完成换届选举的37个村，占35.2％，比较复杂的17个村，占16.2％，驻村干部认为选举动机功利化、手段多样化、准备提前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对换届选举影响较大。在对群众的调查中，村民总体认为村党组织整体战斗力强的村占36.2％，一般的占54.3％，弱的占9.5％;对党组织整体评价好的占32.4％，一般的占62.8％，差的占4.8％;总体认为村委会整体战斗力强的占32.4％，一般的占57.1％，弱的占5.7％;对村委会整体评价好的占24.8％，一般的占66.7％，差的占3.8％（表1），村民对村两委的认可程度总体趋于中性，但也分歧较大。

3、扎实做好村级换届准备工作。一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实施“好搭档”工程建设活动，和谐村两委关系、协调镇、村、民关系，使村两委真正合力合拍，使镇村齐心齐步，确保工作渠道畅通；实施村干部主题实践活动，健全“”制度，印发《村干部学用手册》，加强村干部培训，提高村干部素质；推进村级规范化建设，完善“五制一平台”、党员“三承诺”、“党员爱心基金”、民主恳谈和村民代表监督委员会等长效机制，增强村级工作能力；组织村干部开展任期工作回头看，引导村干部面对换届坚守岗位，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从而为换届选举打造良好的环境。二是加强镇对村的一线指导。实施一线工作法，开展全员驻村，派驻专职农村工作指导员，落实镇村联合办公日、“恳谈日”、“访民情、解民忧”活动，将机关力量向一线倾斜，实现问题在一线解决。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提高机关效能，通过增强干部执行意识和执行能力，打造一支能力强、作风硬的机关队伍，提高开展村级工作的能力，不断加强对村级换届工作的领导。三是加强换届工作准备。加强调研工作，保证数据获取真实，问题分析到位，情况掌握准确，为整个工作打好基础。加强选举方案制定指导，确保选举合法合规，明确党对村级换届工作的领导。加强换届试点指导，以条件成熟为标准，注重时期把握。

二、影响镇党委对村级换届工作领导的因素

为确保全镇20*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的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20*年全省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鄂办发[20*]18号）及《利川市20*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利办发[20*]15号）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目标，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努力把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人选进村级组织领导班子，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选举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换届选举工作在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工作站总支要切实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村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舆论宣传，把握选举动态，认真做好群众工作，确保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

（二）充分发扬民主。在换届选举中，要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尊重党员和群众的意愿，支持群众当家作主，保证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选民有序参与，引导选民增强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积极、公正地酝酿、推荐或提名符合条件的干部人选，依法依规进行选举。

[摘要]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村民自治的视角。作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的大量实地调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在村委会岗位上的大量“双强村干部”。在肯定这种做法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积极意义后，作者指出了产生这种趋势是与村级财政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新富人的财富也在村级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村民的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金钱控制一切的腐败的温床。

[关键词]村级竞争性选举新富人村干部农村的腐败和反腐败

自从1987年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颁布实施20年来，中国农村的选举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村民自治运动的一部分，村级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但对这种民主选举的涵义和如何实现这一民主目标，无论在中国，我可能要说甚至在美国，都还不太明确。而且，对于村级选举的许多分析，尤其是西方的分析，侧重于选举是否遵循了方方面面的法律与法规，以及其他一些可测量的因素，比如选举的投票率。

实际上，村级选举已经更多地遵循根据民主选举多种原则制定出来的各种条例和规定。而且许多选举制度的执行，特别是那些以前不被人们重视的方面，比如公布选民名单、候选人以及选举的时间、地点的公示、甚至候选人的演讲等，似乎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一些更有意义的领域，比如根据差额原则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的实践等，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实践仍旧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还不普遍。

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从河南省得到的信息，相对于官方的竞争性选举，现实中的村级竞争性选举比率更高。这样的竞争性选举很可能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宽容或者支持的结果，并更有可能发生在村党支部书记能力较弱的村。因此，即使是在一个乡镇里，村级选举的竞争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

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一个更重要的潜在问题是：村级领导，包括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选举中被选为村级领导的党员，以及越来越多当选为村级领导并且后来被吸收入党的非党员，都需要依赖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力和责任领导村民发展经济并且有新的致富观念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会经常性地导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公平，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最近要求制定政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同志们：

按照县委部署，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进点动员会。从今天到会的领导也可以看出，县委对在乡开展的试点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昨天下午，健东书记在全县动员大会上严肃，必须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的精神，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今冬明春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二五”发展目标的基础工程。我们都要把思想统一到健东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切实抓好试点工作。刚才，乡*书记对试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春梅、樟明、建龙同志也分别作了讲话，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是*同志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人，他的讲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得很诚恳。下面，我简要地再讲几点：

一、乡全乡上下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全力以赴抓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

在全县20个乡镇中，县委把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放在乡，而且不仅是作为县里的试点，也是市里、省里的试点，是综合考虑，慎重研究确定的。首先，是因为乡是老先进，希望乡在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能够继续当好先进。这几年乡的工作确实抓得不错，经济社会发展很有成效，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很突出，比如乡是我县信访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县级效能示范单位，全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示范单位。当然，过去工作做得好不等于今后工作做得好，这次换届选举好不好，就是乡能否继续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乡是实施“两区”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希望乡能够通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进一步调动全乡上下的积极性，进一步把乡的事情办好。当前，松阳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省委、省政府将对包括我县在内的6个重点欠发达县实行连续三年每年2个亿的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特别扶持项目；我县的生态产业集聚综合平台建设也已纳入到省级的大平台建设规划，省发改委已经初步确定把松阳列为丽水市的两大重点开发区块之一，县工业园区将成为全省第一批开展“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的重点开发区，还有松古盆地现代农业综合区，小港现代农业（林业）综合区都已被纳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规划；最近衢宁铁路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将来松阳很有可能成为浙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要把这一系列的规划和蓝图变为现实，乡的地位很关键。乡作为松阳县城的一个“入城口”，理应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先行区、优化产业布局的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而关键还在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村级组织。县委希望乡能够通过换届选举，进一步夯实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基础。

借这个机会，就思想认识问题，我还有几句话要和在座的村两委成员讲一讲。第一，确实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房子的基础如果不牢，房子是立不住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省，小到一个乡、一个村也是一样。村级组织搞不好，村里要有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村级组织搞好了，这个村才有发展的前景。近年来，我们的村两委干部是做了很多事情的，特别是旧村改造在我县能顺利推进，关键就在于“村为业主”。可以说离开了“村为业主”，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经常讲的“党政主导”和“农民主体”之间就缺乏必要的纽带，“农民主体”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所以村两委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要好好想一想，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为了谁”、“代表谁”的问题；好好想一想，是“公”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我们开会的大会堂门口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在座的村两委成员可以扪心自问有没有在心中经常掂量这五个大字？现在搞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实错综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大背景，是“公”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是对村两委干部的严峻考验。我想，一个合格的村两委干部应当做到刚才樟明同志讲的三点：听党的话，为群众办事，走正路。

二、试点工作必须坚持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正确导向，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坚持”、“两个结合”

根据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20**年我市共有5377个村党组织、53**个村委会任期届满，要进行换届选举。去年10月以来，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有效推进村级组织建设。

念好“五字诀”，确保换届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全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狠抓各项换届工作任务的落实。

(一)突出“早”字精准备，为顺利推进换届工作创造条件

一是早抓研究部署。去年7月份开始，市委组织部相继多次召开组织部长读书会、组织工作例会和协调会，认真研究部署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随后，相继制定下发《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和《关于认真做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对换届工作作出总体安排和部署，并集中开展以调研试点、财务清理、集中整治、人才储备、业务培训、规范管理等“六个先行”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活动，为换届工作铺好路，起好步。

二是早抓调研试点。去年8月，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抽调有关同志组成4个调研组，分赴苍南、龙湾、泰顺、平阳等县(市、区)，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方式开展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市委精心选择龙湾、乐清、平阳、泰顺4个县(市、区)8个不同类型的村作为市级直接联系的村，有针对性地开展试点工作，如龙湾区重点加强对城中村选举和村党支部“无候选人直选”等问题的研究；乐清市重点加强对村委会“自荐海选”、解决妇女干部当选难、选举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平阳县重点加强对解决撤并村选举、村党支部“公推直选”等问题的研究；泰顺县重点加强对山区欠发达村选举、村党支部“两推一选”等问题的研究等。

同志们：

按照县委部署，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进点动员会。从今天到会的领导也可以看出，县委对在乡开展的试点工作是高度重视的。昨天下午，健东书记在全县动员大会上严肃，必须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的精神，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今冬明春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二五”发展目标的基础工程。我们都要把思想统一到健东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切实抓好试点工作。刚才，乡*书记对试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春梅、樟明、建龙同志也分别作了讲话，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是*同志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人，他的讲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得很诚恳。下面，我简要地再讲几点：

一、乡全乡上下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全力以赴抓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

在全县20个乡镇中，县委把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放在乡，而且不仅是作为县里的试点，也是市里、省里的试点，是综合考虑，慎重研究确定的。首先，是因为乡是老先进，希望乡在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能够继续当好先进。这几年乡的工作确实抓得不错，经济社会发展很有成效，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很突出，比如乡是我县信访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县级效能示范单位，全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示范单位。当然，过去工作做得好不等于今后工作做得好，这次换届选举好不好，就是乡能否继续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乡是实施“两区”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希望乡能够通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进一步调动全乡上下的积极性，进一步把乡的事情办好。当前，松阳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省委、省政府将对包括我县在内的6个重点欠发达县实行连续三年每年2个亿的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特别扶持项目；我县的生态产业集聚综合平台建设也已纳入到省级的大平台建设规划，省发改委已经初步确定把松阳列为丽水市的两大重点开发区块之一，县工业园区将成为全省第一批开展“十二五”发展规划编制的重点开发区，还有松古盆地现代农业综合区，小港现代农业（林业）综合区都已被纳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规划；最近衢宁铁路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将来松阳很有可能成为浙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要把这一系列的规划和蓝图变为现实，乡的地位很关键。乡作为松阳县城的一个“入城口”，理应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先行区、优化产业布局的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而关键还在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村级组织。县委希望乡能够通过换届选举，进一步夯实全乡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基础。

借这个机会，就思想认识问题，我还有几句话要和在座的村两委成员讲一讲。第一，确实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房子的基础如果不牢，房子是立不住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省，小到一个乡、一个村也是一样。村级组织搞不好，村里要有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村级组织搞好了，这个村才有发展的前景。近年来，我们的村两委干部是做了很多事情的，特别是旧村改造在我县能顺利推进，关键就在于“村为业主”。可以说离开了“村为业主”，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经常讲的“党政主导”和“农民主体”之间就缺乏必要的纽带，“农民主体”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所以村两委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第二，要好好想一想，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为了谁”、“代表谁”的问题；好好想一想，是“公”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我们开会的大会堂门口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在座的村两委成员可以扪心自问有没有在心中经常掂量这五个大字？现在搞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实错综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大背景，是“公”字当头还是“利”字当头，是对村两委干部的严峻考验。我想，一个合格的村两委干部应当做到刚才樟明同志讲的三点：听党的话，为群众办事，走正路。

二、试点工作必须坚持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正确导向，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坚持”、“两个结合”

镇第四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在上级部门的关心帮助下、在区督导（指导）组全体成员的悉心指导下，镇党委、政府高点定位、高点切入、高点起步，牢固树立以换届选举凝聚人心、理清思路、谋求发展、促进稳定、倡导民主、推动和谐的工作思路，把此次换届选举当作镇党委、政府的又一次民心工程、惠民工程、富民工程来抓紧抓好。整个换届选举工作始终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切实做到了准备工作扎实有效、组织领导保障有力、实施过程依法有序、选举结果成效显著，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截至4月9日，安全、顺利、圆满完成了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实现了党员干部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各级组织满意的既定目标。

一、基本情况

镇辖12个村委会、76个自然村，118村民小组，全镇总人口56283人，共有党员2453名，共有选民42211名。2月21日上午9时，在经过前期充分准备后镇召开了第四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从而正式启动了镇第四届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整个换届选举工作从2月21日至4月9日，历时48天。

（一）党总支换届选举基本情况：3月14日，全镇12个村委会圆满完成党总支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实现了党员干部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各级组织满意的既定目标。全镇12个村委会党总支60名职数全部选举到位，连选连任人数51人，占总人数的85%，新当选副书记、委员9名，占总数的15%，女副书记5名，占副书记总职数的29%，其中12名党总支书记全部实现连选连任，17名副书记职数有15名连任，31名委员职数有24名连任，少数民族干部12名，占党总支总数的20%，妇女干部18名，占总数的30%，总支班子成员中26-35岁的有11人，36-45岁的有20人、46-55岁的有17人，56岁以上的有12人，平均年龄47岁；文化结构：小学1人，初中文化34人，高中及中专17人，大专以上8人。

（二）村委会换届选举基本情况：截至4月9日，全镇已选村委会成员36人，其中主任12人，一般委员24人，村委会主任实现连选连任8人，委员实现连选连任19人，村委会班子成员中25岁以下的1人，26-35岁的有4人，36-45岁的有18人，46-55岁的有9人，56岁以上的有4人，平均年龄44。3岁，文化程度：初中文化18人，高中及中专文化11人，大专以上文化7人。

（三）“两委”交叉任职情况：12个村“两委”共选出“两委”成员66人，其中村委会成中36人中有30人与村党总支委员实现交叉，交叉比例达83。3%。“两委”平均年龄46岁，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现一肩挑的有5个村，全镇各村“两委”班子成员中有妇女委员15人，其中女副书记5名，少数民族干部15人。全镇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在年龄、性别、民族等结构等方面较上一届明显优化，为加快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镇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从**年12月中旬开始，在我们惠民镇的大通、双溪、优家等三个村开展了全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在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的精心指导和大力帮助下，我们坚持依法照章，发扬民主，严格程序，积极尝试，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就这次换届选举试点工作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汇报。

一、主要做法

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又作了新的修改，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为了扎实有效地做好试点工作，镇党委高度重视，统一思想，仔细分析，周密部署，严格把关，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为新形势下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加强领导，广泛宣传。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方法新，要求高。为努力完成好县委、县政府交给的试点工作任务，镇党委多次召开镇村干部会议，要求镇村干部把换届选举试点工作作为全镇的一项重点工作，作为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抓手。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副书记、人大主席为副组长，班子其他成员为组员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12名经验丰富的骨干组成三个工作指导组，分别指导各村开展工作。搞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离不开全体党员和广大选民的参与支持，为此，我们要求各村把宣传、教育、发动、引导工作贯穿整个换届选举工作的全过程。针对每个阶段的具体内容，通过广播、宣传橱窗、宣传栏、公告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还印发致全体党员、村民的一封公开信，发到每家每户，将县民政局编印的《村民委员会工作文件汇编》发到镇、村干部及村民小组长手中，其中优家村达到每户一册，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为换届选举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2、因村制宜，确定模式。县委、县政府选择我们惠民镇作为全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单位，这既是机遇，又是压力。镇党委再三分析，综合比较，最后选择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村作为这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试点村。一个是大通村，我镇的中心村，村规模较大，功能比较齐全，相对村干部较多；第二个是双溪村，相对村规模较小，书记、主任一肩挑；第三个是优家村，靠近集镇，土地已基本被征用，村民居住集中，矛盾比较突出。针对三个村的不同特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摸底，根据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关于认真做好2005年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及有关领导的讲话精神，认真制定实施方案，周密安排日程，因村制宜，在三个村分别选择三种不同的模式。双溪村党组织和村委会都采用了“有候选人”直选：即村党组织实行“两推一选一公示”，村委会实行差额直选。大通、优家两个村党组织、村委会都采用了“无候选人”直选，或者叫“海选”，其中大通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采取直接由全体党员在新当选委员中以有候选人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按照先村党组织换届、后村委会换届的要求，大通、双溪两个村采取村党组织、村委会先后交叉的办法进行，即集中进行动员，分别进行部署，叉开时间进行选举。优家村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再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目前，该村党支部换届已顺利结束，新一届村民代表已推选产生，并召开了新一届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了村民选举委员会，通过了选举办法，村委会竞选自荐报名工作已结束。

3、规范程序，严格把关。这次换届选举试点工作模式多、方法新，再加上村党组织换届与村委会换届工作交叉进行，工作一项接一项，一环扣一环，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做到程序规范，把关严格，尤其是“无候选人”直选，我们重点把好七个关。一是动员部署关。召开好党员、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明确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目的、意义；然后分别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党组织选举办法，通过村民代表推荐办法，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党员到会人员必须超过4/5以上，村民代表到会人员超过2/3以上。二是村民代表推选关。根据村人口规模大小，我们将村民代表人数原则规定为30-50人。在推选中，注重村民代表的人员素质和构成比例，对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和村干部做好引导工作。三个村都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推选，采用每户一张空白票，按照本组分配名额，由户代表无记名提名推选，得票相对多的当选。在推选的同时，由户代表签订授权书，做好授权工作。三是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关。我们采取两种方法，大通、双溪两个村采用由原村民代表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新一届村民代表推选工作由村选委会主持；优家村采用先推选村民代表，然后召开新一届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推选工作由村党支部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要重视其成员的素质、结构、地域分布及群众的公认度。优家村在推选时，首先将村民代表分成三组，进行讨论提名，然后进行汇总，根据各组提名得票情况，村党支部提出建议名单，提交全体村民代表表决通过。村民选举委员会印章由镇里统一刻制并发放。四是选民登记关。根据“一人一地一次一票”的原则，按照属地、年龄、政治条件等标准，认真做好选民的登记和资格审核工作，严格做到不重登、不错登、不漏登。对人在户不在的特殊对象是否计入选民，在村《选举办法》中作了明确规定。五是公开报名关。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职数和任职资格条件，以村为单位公开报名，动员符合条件的党员、选民以自荐报名的方式参与竞选。确定报名时间，明确报名截止期，规定自通过选举办法起3天时间为自荐报名时间，并把截止期规定到几号几点钟。如优家村在自荐报名时间截止后，有人仍要递交自荐表，工作组人员当场拒收，并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经公开报名，大通村报名参与党组织竞选13人，其中原班子成员5人，报名参与村委会竞选15人，其中原班子成员7人。优家村报名参与党组织竞选8人，其中原班子成员1人，报名参与村委会竞选17人，目前，村选委会正在进行资格审查。六是审定公示关。镇党委工作组、村选委会根据任职条件，分别对自荐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除优家村党组织1名竞选人员因年龄超过规定年龄而被取消资格外，其余都符合条件，各村分别在村务公开栏内进行公告，接受群众监督。同时，镇工作组对竞选人员演讲稿的内容进行审核，主要看是否存在恶意攻击他人、无原则许诺等情况。对已公告后自愿退出竞选演讲的人员，要求本人书面提出放弃竞选的声明，并予以公布。大通村有3名党组织竞选人员、5名村委会竞选人员自愿退出竞选演讲。七是投票选举组织关。积极做好竞选人员的宣传工作，大通村将村党组织、村委会竞选人员的基本情况分别发到全体党员、全体农户，这样既能对竞选人的情况进行广泛宣传，又便于选举时填写姓名。组织竞选演讲人员当场抽签，按顺序进行演讲。村委会投票选举时，在村部设立中心投票会场，并设立若干投票站，每个投票站安排三名工作人员，设立秘密写票处，张贴竞选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方便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填写姓名，同时严格限制使用流动票箱。投票结束后，在中心会场当众开箱唱票，计票结果当场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