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十篇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1

关键词：现金管理；条例；修改

现金管理是当前人民银行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我国的一项重要金融调控手段。现金管理职能是否有效发挥，对维护正常结算纪律，控制不合理现金支付，打击金融犯罪，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现行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1988年颁布实施的，至今已有25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水平不断进步，《条例》和《实施细则》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部分内容已不能覆盖现金流通领域的全部，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活动对现金的正常要求，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

一、《条例》和《实施细则》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规定随意性强、可操作性差，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匹配

一是现金管理目的针对性不强。《条例》指出，现金管理的目的是在社会转型期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现金收付加强管理，为的是控制现金支出，抑制通货膨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确立和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其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变化，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现金收支活动进行逃避银行债务、洗钱等经济犯罪活动，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是现金管理对象覆盖面狭窄。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社会经济秩序逐步按国际规则办事。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现金收支渠道日益多样化，原有的现金收支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施细则》第二条，关于开户单位（企业）的范围只包括国营企业、城乡集体企业、联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未包含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新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其监督重点是对单位支取和使用现金的约束，只对单位的现金管理做了明确规定，未涵盖个人的现金管理，忽视了对个人大额现金支付的限制。同时，《条例》管理重点以银行为主，主要对银行系统内流转的现金加以管理，而未将证券、保险、期货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现金管理和使用纳入监控范围，出现管理空白。

三是现金结算起点过低。《条例》第五条规定结算起点为1000元。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物价指数、经济水平和货币形势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收入日益增加，从而导致手中的现金持有量的增加。新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额已提高到每人每月4500元。显然1000元的结算起点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刀切”的结算起点规定也有待调整。

四是库存现金限额的规定不具现实意义。《条例》第九条规定开户银行应对开户单位核定3至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所需的库存现金限额，而第五条又规定开户单位的现金使用范围除了主要用于个人劳务报酬，津贴奖金外，可用于差旅费、收购农副产品，以及结算起点以下的零星支出。而当前，企业资金流动日趋多元化，单纯以核定工资限额来进行现金控制已难以适应企业发展要求，《条例》中关于各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都要核定限额的规定基本流于形式。

五是缺乏对现金缴存业务的有效管理。《条例》偏重于对现金支取业务的审查，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监督。而从防范反洗钱的方式上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的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关键。虽然我国《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对超过20万元的现金收付活动，金融机构必须向人民银行报告，但该办法并没有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的来源进行严格审查，对现金缴存业务的放任不管，形成了现金监管的缺位，为犯罪分子洗钱提供有利途径。

（二）现金管理处罚主体不科学

一是开户银行被赋予行政主体地位与相关法律相抵触。《条例》规定对开户单位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的处罚主体是开户银行，并赋予行政处罚的权限。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以后，各开户银行已转变成为拥有独立法人，以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经营目标的金融企业，在社会经济中与其他企业处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只能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而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不再具有《行政处罚法》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者身份与职能，故不能对开户单位实施现金管理和处罚，使得现金管理行政处罚职能形同虚设，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是各家商业银行受利益驱动，造成事实上的现金管理职能弱化。从业务性质看，银行与开户单位之间更多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加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开户单位对于开户银行的选择拥有充分的主动性。在利益驱动下，开户银行为迎合开户单位需求，争取客户，扩展存款，往往把方便的现金支付作为竞争的一种“服务手段”，对开户单位库存现金不愿检查或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也不愿处罚，银行与开户单位的关系早已由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联合应对央行现金管理的合作关系。

二、建议

（一）调整现金管理目标，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完善和修改的现金管理目的应以维护支付结算秩序，防范、控制、揭露和打击不法分子利用现金结算进行偷税漏税、逃债、诈骗及洗钱等经济犯罪活动，规避和化解金融风险为主，并引入市场激励机制，指导和规范开户银行、开户单位及存款人的现金收支行为，维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稳定经济发展，保证金融稳定等，这些均应纳入新时期现金管理工作的视野。

（二）顺应新形势，转变现金管理方式

一是拓宽现金管理覆盖面，进一步扩展开户单位外延。将《条例》中未包含的新的所有制形式及个人纳入现金管理对象之中，对人民币和外币现金的收支活动进行监控。而且，除了对银行系统内现金进行监控外，还应当包括证券、保险、期货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现金的收支活动。

二是适当提高结算起点，防止“一刀切”。根据当前实际经济活动情况重新核定结算起点，适当提高，并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分区域制定相应的结算起点，实事求是，防止“一刀切”，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三是由人民银行对开户单位库存现金进行核定。对于开户单位库存现金的核定问题，可以尝试由人民银行账户管理部门在每年的账户年审中对其库存现金核定“指导性限额”，或者直接取消对开户单位核定库存现金的做法。

四是现金管理方式应由“只管理现金支出”转向“现金存取并重”的管理方法。企业或者储户存入大额现金时，可要求其须提供大额现金的合法来源证明，及时对犯罪分子利用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进行监测，从源头上加强现金管理。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2

论文摘要：《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我国开启了外资银行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大门，在以“低门槛、严监管“为原则的农村金融准入法律体制构建过程中，有一系列法律的冲突和盲点需要克服，本文从外资银行准入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出发，分析了现有制度需要明晰的若干问题，并对“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金融改革进行了反思。

1．农村银行业金融市场全面开放

2006年12月2O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文简称银监会)出台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宣告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政府的推动之下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在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中，去年l2月13目，汇丰集团在湖北成立的我国首家外资村镇银行一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汇丰曾都银行)格外引人瞩目[1]。曾都汇丰的成立，不仅是我国创新农村金融开放的重要成果，更标志着我国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出现新的变化，法律法规之间协调、统一的问题也随之凸显。

2．现有外资银行准入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并没有一部单行的《外资银行准入法》，有关外资银行准入的法律法规被视为银行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部分，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多部法律法规中。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法律位阶最高。但是由于其制定的时间较早，当时我国尚未对外资全面开放银行业市场，所以其内容主要是一些有关银行业的原则规定和针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具体要求。关于外资银行准入的规定更多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从法律位阶上看，前者属于行政法规，后者属于部门规章，但是由于该领域没有对应的法律，所以在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中被作为最为主要的法律依据。2006年底至2007年初，银监会先后《意见》，《管理暂行规定》和《审批工作指引》三个文件，并将其作为推动农村金融开放的主要依据要求地方相关部门执行，其中，《意见》被作为政策性文件[2]，《管理暂行条例》和《审批工作指引》属于部门规章。银监会出台关于农村金融开放的一系列文件，标志中国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出现了如下变动：

1、外资银行准入法律法规体系中，增加了《管理暂行规定》和《审批工作指引》两个新的部门规章，他们将《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之间构成一个新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

2、提出了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概念(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社区信用合作组织等)，实际上是增加了外资银行机构准入的可选形式。

3、在农村金融市场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细分上，《管理暂行条例》大幅降低了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主要包括：放开准入资本范围；调低注册资本，取消营运资金限制；调整投资人资格，放开境内投资人持股比例限制等方面以氏门槛”为首要标志的农村金融准入法律制度的设立，无疑也将联动的改变整个原有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的构成。由于《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是具有”政策倾斜导向”的农村金融开放法律制度，则很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发生冲突，或者是在完成”政策倾斜”任务的同时，带来法律盲点和漏洞。

3．外资银行准入银行农村金融市场的法律盲点和冲突

3．1申请设立的外国金融机构的主体资格口

I、村镇银行的唯一股东或控股股东公司性质突破原有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中唯一或者控股股东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为商业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发起人或出资人应符合规定的条件，且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二十五条在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可以看出，《管理暂行条例》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要求已经由原来的商业银行，转变成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资格进一步放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但是，境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哪些，法律却没有详细规定。由于各国法律体制不同，国际上并不存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一定义，在欧美，诸如储蓄银行、房屋按揭社(英国)和存款贷款联合会(美国)这些非银行机构都可以从事从公众中吸取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而这一业务在我国被视为判断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将来他们能否成为中国村镇银行的主要发起人，还有待观察。现有规定实际上是给与了银监会在准入监管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2、关于境外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限制的放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作为唯一或控股股东，拟设立外资银行的境外商业银行提出申请的上一年年末总资产为100亿美元。而《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村镇银行，最近1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亿美元。由于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包括参股、控股和全资新设三种方式。《管理暂行规定》的关于总资产的要求是否全面涵盖三种方式?当外资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唯一股东或控股股东，是否还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上一年年末总资产为100亿美元的要求?从汇丰曾都银行的投资方，汇丰(香港)上一年年末总资产肯定超过100亿美元，未来，一家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能否直接获得准入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

3、设立代表处时限要求的取消

境外银行初次在中国设立外资银行，不论是采用外商独资、分行还是中外合资的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都要求设立办事处2年以上或者已经设立办事处。《管理暂行规定》对设立村镇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取消的有关设立办事处的的要求，使得一家尚未在中国开展经营业务的境外金融机构可以不受设立办事处达一定时间的限制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

3．1．2关于外资银行业务准入

l、人民币经营业务的放开

作为2006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重要标志一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的放开使得法人型的外资银行可以不受金额和地域的限制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于此同时，也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3年以上；

(二)提出申请前2年连续盈利；

(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这就意味着，外资银行想要全面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必须至少有在中国市场开业达三年以上。外资村镇银行在农村开展经营活动，在设立之初就需要获得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的资格。因此，在业务准入上我们的外资银行准入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村镇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三十四条的规定，还是设立时自动获得，或者在设立后通过何种程序获得。

2、资金范围的限制

关于村镇银行资金使用范围的规定，主要见于《意见》和《管理暂行规定》《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首先充分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己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投放当地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券或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三十九条的规定较先前颁布的《意见》中有关村镇银行资金用途的规定[4]已经有所放开，并未将资金用途完全局限在三农问题上，但是限制资金用于农村金融之外的倾向还是十分明显。

外资村镇银行的经营地点在农村，主要服务对象是”三农”，这既符合当局金融政策的初衷，也符合《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但是，怎样界定”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管理暂行规定》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判定农村金融需求?是采用属地原则，属人原则还是其他原则?

4．监管制度变迁后面的监管理念变迁

《意见》的出台，是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求和坚定决心在银行监管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体现。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这一次改革和从前许多体制改革一样采用了”政策～法律一体制”的方式，但是，在具体制度构建中也反映出监管当局某些理监管念的改变。

l、市场观念的增强。《管理暂行规定》出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多元化、竞争平等化，是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根本途径。设计新制度的首要目的就是在农村金融市场引入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为了鼓励各种类型的资本能够从城市流向农村并扎根农村。《管理暂行规定》大幅度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并且采用更加灵活的审批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切表明，我们对农村金融的改革思路已经由原来的简单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输血的政策扶植开始转变到培育农村健康的金融竞争环境，以市场调节的方式完成金融资源在农村的配置。

2、内外资监管趋同。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到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我国对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都是严格分开的。但是《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让我们观察到，在农村金融市场这个细分市场上内外资的监管正在趋向于一体化。

3、审慎监管。《管理暂行规定》作为银监会最新推出的银行监管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监会近年来在改进监管方式，尤其是在学习巴塞尔委员会提倡的审慎性监管模式方面的成果。《管理暂行规定》在村镇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质量状况的监管方面，首次采用了区别对待，分级监管的方法。

5．反思”城乡二元化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

连续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但是随着GDP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经济发展依旧十分缓慢。当所有期望和各种压力都迫使政府在农村改革上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开放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3

 

【关键词】财政违法行为，责任，法律后果

【正文】

一、引言

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已于2004年11月公布，并即将于2005年2月1日开始施行，1987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 将同时废止。《条例》对《暂行规定》在财政违法行为的范围、内容、执法机关、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而作为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条例》与《暂行规定》的核心即在于对作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范。本文将集中分析、比较《条例》与《暂行规定》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讨论其思路与依据，并指出《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法律责任主要由两方面要素构成，即责任主体与责任方式 ，也就是由什么主体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与《暂行规定》相类似，〈条例〉中规定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两类，即实施了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由单位和个人作为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首先源于财政违法行为本身的特性。财政行为的作出大多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 ，因而财政违法行为通常是以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如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等，这决定了这些单位是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另外，《条例》中将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行为也归入调整范围 ，但同样这些行为也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的，单位自身应当是责任主体的一部分。

但同时，尽管我国立法实务中采用法人的独立人格论，认定法人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但行政处罚、处分的性质与普通的债务、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不同。民事责任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以对价或补偿损失为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等的利益或恢复原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归于财产；而违法行为的责任则带有追究性质，以惩罚、警诫为目的，责任的承担不仅以财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惩戒。因而民事责任可以由单位独立承担，而行政处罚、处分的责任则要归于以单位名义作出违法行为的个人。

但具体分析，《条例》对责任主体的规定与《暂行规定》又有着根本的变化。《暂行规定》中认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均属于国家行为，除公务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一项外，均为特别的国家财政机关才能实施的行为。而《条例》中则增加了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的也可能从事违反国家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即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另外还有企事业单位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骗取财政资金、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等行为。应当说，将这些行为一并规定在《条例》中，适用同样的审计、监察制度，对于加强对此类的行为的监察强度有相当的益处。

对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例》和《暂行规定》均混合使用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手段。具体说来，《条例》较《暂行规定》在单位的在单位的责任方面基本一致，行政处分主要是警告或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对个人则很大的转变。《暂行规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分为记过以下处分和记过以上处分，分别适用于同类违法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同时处以相当于若干月工资的行政罚款。而《条例》则将个人的违法财政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国家机关作出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一类个人由于并不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因而只处以行政处分，通常规定为“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另一类则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违法行为或个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对这一类个人则只处以行政处罚并直接规定罚幅，如果同时是公务员则并处行政处分。这样的区分显然比《暂行条例》要明晰科学，尽管国家公务员以国家机关名义从事财政违法行为必然是为获得某种利益，但毕竟不是通过其行为本身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其他途经收受非法财产，应当以其他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而不应与财政违法行为混淆处理。

三、财政违法行位的法律后果

《暂行规定》的一个严重漏洞在于，只规定了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而没有规定这种行为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也就说，规定了如何处罚违法者而没有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行为造成的问题。

《条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对于各项财政违法行为均规定了事后处理的方法。如对于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 等。

尽管《条例》对每项违法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相对《暂行规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条例》的规定还是存在重要的弊端。问题在于，《条例》只规定了追回、退还国家被非法侵占、使用的财产，而没有考虑这些财产于发现违法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考虑了违法行违法者与国家两方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第三人。例如，《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要“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却没有考虑，如果已经有第三人善意的取得了该“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又该如何处理？国家或者该违法行为人是否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该财产的返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又如《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提供担保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却没有规定该担保是否有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企业出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才接受其担保作出投资决定，事后发现该担保行为属超越职权，投资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强调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作出的行为即使存在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重大的公共利益而改变也要给予相对人以合理补偿。 而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有意无意忽视第三人这个重要的问题，只规定国家追回财产的绝对的权力，而不规定对第三人的补偿方法，实际上造成第三人因政府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却又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4

高等学校为了开展高等教育事业活动，完成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既要陆续的耗费资金，又要经常占用资金。然而，高校支配的资金是有限的，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培养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要求高校财务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确保合理、有效用财的基础上，搞好生财、聚财，广辟财源，多方筹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改进学校经济管理水平，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见，在目前高校教育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多方筹资固然重要，而对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和规范管理，更是不可忽视的。多年来，高校财务管理中存在一个不合理的问题，即暂付款所占比例过大，这些暂付款必然影响到资金的正常运转。因此，增强管理意识，管好用好暂付款，在目前高校财务管理中显得愈来愈重要。

一、高校暂付款的含义及性质

高校的暂付款是指高等学校暂时垫付给其他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各种款项，暂时垫付给职工因公出差的差旅费借款，暂付给上级单位或所属单位的各种款项等。高等学校在支付不具备报销列支条件（如材料、设备尚未验收，发票单据不完整等）的款项时，就会形成暂付款，高等学校的暂付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会转化为高等学校的各种支出。

高校的暂付款，发生于执行事业预算的过程中，对于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管理不善，处理不当，势必会引起资金使用的混乱，甚至造成资金的损失、分散、积压，这些不合理暂付款占有越多，可投入使用的资金相应减少，必然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暂付款的管理和核算，必须及时反映与严密监督各项暂付款的增减变动和处理情况，及时做好债权债务的催账清理工作，以保证资金的完整与安全。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对暂时付款的管理，对于加快资金周转，节约使用资金，缓解资金困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当前高校暂付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校在开展教育，科研事业等各种活动过程中，与国家之间、与其他单位之间、与所属单位之间以及教职工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业务不断增加，形成了高校财务管理中暂付款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的趋势。规模较大的学校，处于结算阶段的暂付款往往多达千笔，金额千万元，这些待结算的暂付款有些开支是必须的、合理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不符合财务开支规定的。笔者通过与同行交流，对省内外一些学校暂付款的管理和使用有了一定的了解，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由于没有较为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致使一些借款人员长期拖欠，前账不清，后账又借，甚至有的人早已离开了学校，仍未报销结账，长期挂账造成资金的积压浪费，有的因当时财务审批制度程序不健全，又没按照催账制度执行，造成借款经办人员不清，形成暂付款一时无主，需经再三调查才得以解决。

（二）一些暂付款项目清理难度较大

如学生学习汇出实习费及住宿费款项，出国人员借款，图书资料的预定费，设备项目的购置费，以及进修教师的培训费等等，这些经费要挂账一两年之久才能得到解决。

（三）领导不重视

一些领导不懂财务，缺乏理财意识，随意批条，财务管理部门抵制力度不够，造成暂付款数额大，在年度决算过程中不能控制在预算的合理水平上。

（四）会计人员记账失误

由于会计人员在记账过程中出现失误，造成暂付款不能按时结清，这种情况发生较少，但也存在。

三、如何管理好暂付款

在目前高校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管好用好暂付款，对于整顿会计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基础工作质量，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这些年我校（原大同医专）的管理和实践，初步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经验：

（一）强化制度建设

几年来，我校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暂付款管理条例》、《财务审批程序》、《财务岗位责任制》、《支票管理双十条》等制度的建立健全，增强了财务经办人与借款人，审批人与领导人的责任心，使暂付款的管理基本遵循了学校规定的以下八项原则，即公用开支原则，预算控制的原则，一事不清、不清不借的原则，专款专用的原则，节约使用的原则，限期借款与限期结算的原则，坚持归口管理的原则。通过近几年的执行，基本上使学校不存在无预算计划的暂付款，杜绝了不合规定的暂付款借支，完善了审批手续和借款程序，基本保障了学校教育事业的顺利完成。

（二）领导带头遵守纪律

学校暂付款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各级领导要重视财务管理，带头遵守财经纪律，模范执行规章制度，按规定审批各类借款，如遇特殊情况，应集体研究解决。要求财务人员从严把关，对不符合规定和用途不明的借款不予支付，谁批准谁负责清还。对已经支付的违纪借款不予报销，如违约按暂付款规定条例处理。除学校财务以外，校内任何会计机构不得挪用学校资金向下属部门拨付周转金，或者进行资金融通，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这些财务制度的制定，使学校自上而下，对暂付款有了高度的认识，基本做到了合理利用。

（三）严格按财务原则审核，控制暂付款发生额

1.暂付款管理条例规定，暂付款只能用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各项有关公用性开支，学校的各项暂付款只能用于预算规定内的借支。

2.对于职工个人因公借支的差旅费和支票起点以下零星采购等现金借支，严格坚持一事一借，一事一清，前借不清，后款不借的原则。

3.借支暂付款必须严格按照资金渠道、项目所属的资金范围借支暂付款，不得把甲项资金挪给乙项目。

4.对学校下属部门如食堂等所需周转金，由财务具体核定，调节周转额度，实行定期报账，借出的周转金，每年年终必须收回结账，下年度需要时再借，不得长期挂账，对于不按规定用途滥用周转金者，按规定给予罚款。

5.在现金借支上，工作人员出差要按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即往返车船票+出差天数×日包干数，路途远的，可再加应借限额的50%，超过限额的不予支付；出差人员回来后，5日内办理结算，一次结算交回余款。凡借用现金零星购置或办理其他事务者，在借出款后5日内办理报销手续或者归还借款，不按规定时间报账和结清借款者，不予二次借款，并从工资中扣除全部或部分借款，从第三个月起按挤占挪用公款论处。凡以现金形式借出暂付款的，如有极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结清者，应提前写出书面说明，经主管校领导批准，再按规定领款。

6.在转账借支上，凡借用支票在市内采购者，支票借出后5日内办理结算，采购员到外地采购汇出的预付货款，应由采购员在办好购货事宜的同时，按照一事一清的原则与购货方办妥采购退回手续，不得拖欠。对购置大型设备，应事先签订验货付款合同，未经财务同意，各物资部门不得擅自签订时间长、金额大的预付货款合同，否则不予支付。

（四）经费归口管理，经常催报，定期清理

根据学校制度的归口管理办法，预算内的暂付款应按开支渠道和款项用途由各归口部门切块经费预算借支并开出相同的内部结算单，各口负责人在签批暂付款时严格按规定把关，做好本归口部门暂付款的催报结算工作。对于借款金额大、时间长、无故不报的归口部门，学校财务部门要停止该归口部门支款，并限期清账。财务科管理暂付款工作的经办人，每月向各部门及其领导发一次暂付款情况通报及催办通知，通过执行把暂付款催账清理工作列入工作日程中，责任到人，分口落实，使财务与归口部门专人分工配合，能及时使出现的问题得到查明和处理，防止了长期挂账及账务不清现象的存在。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5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6

一、双方的法律法规依据

1、《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难看出，根据《商业银行法》只有“法律”规定才能实施冻结措施，而且这里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等等。例如：《刑事诉讼法》1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已被冻结的，不得重复冻结。《民事诉讼法》第221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2、《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可以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与之对应，《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暂停支付的数额不得超过违法金额的数额。暂停支付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法律用语，即《商业银行法》中规定的是冻结，而《条例》中规定的是暂停支付。根据现行法律，工商部门的确无权冻结个人和单位帐户内的存款，但是否有权暂停支付呢？

二、暂停支付和冻结

我们认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看暂停支付和冻结是不是一个概念，有人认为暂停支付就是冻结，从而认定工商部门无权采取此项措施，但我们认为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实质不同：

1、对冻结最新和最权威的解释，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02]1号）第二条规定：协助冻结是指金融机构依照法律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冻结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单位或个人提取其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部分存款的行为。同时，第十六条规定：冻结单位或个人存款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期满后可以续冻。有权机关应在冻结期满前办理续冻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冻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措施。

2、《条例》及其《细则》规定的暂停支付：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可以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暂停支付的数额不得超过违法金额的数额。暂停支付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可以看出二者相同之处是冻结和暂停支付的对象都是当事人的部分或者全部存款；但冻结的时限可以延长，即续冻；暂停支付的时限是三个月而且不可延长。二者在形式上类似。

冻结实质上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可以实施冻结措施的是法院、税务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海关走私侦察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保卫部门，它们采取的冻结措施是由于可能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引起的执行罚的财产保全，或者是诉讼一方当事人可能被执行的财产保全，或者是纳税扣缴义务人可能偷逃税收的财产保全。这可以从两大诉讼法、海关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立法本意上看出来。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是税收保全措施的一种。冻结的财产的法律后果，除解除外要么是直接扣划，如法院、税务机关和海关，要么是进入司法程序后最终由法院执行，如公安机关、安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保卫部门和检察机关。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7

典当行，俗称“当铺”，主要从事“当”的业务。理论上，“典”和“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实践中却常被混淆。（注：有关“典”和“当”的区别，参见刘心稳主编：《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05至406页。）从现实情况来看，今日大多数典当行虽名为“典当”，却实指“当”。所谓“当”，具体而言，是指出当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主要是动产（当物）交付与典当行（当主，又称承当人），从后者借得短期资金（典当金），在约定的期限（当期）届满时，典当人还本付息（包括服务费、保管费和保险费等）而取回典当物（赎当）的制度。今日中国典当行，从行业性质分析，是一种以实物占有权转移形式为非国有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性质押贷款的特殊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根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人民银行是典当行业的主管部门，同时各级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典当行业进行监督管理。典当行所经营的短期融资业务已成为银行业务有效和必要的补充。对今日中国的大多数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和个人而言，典当行在中国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除传统融资方式以外的另一融资新渠道。与传统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相比，一方面典当较之银行信贷对贷款人自身条件要求不高，手续也十分简捷。典当物品，属于个人典当的，只要出具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属于单位典当的，只要出具单位证明和经办人的居民身份证；属于委托典当的，出具典当委托书和被委托人、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即可；另一方面，较之民间借贷，典当的安全性可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了许多人情上的障碍。

现今中国典当行业在融资实践中已形成了一些特点：1.当期较短，一般以日、月为单位，不超过三个月。例如十日期、一个月期、三个月期。1996年4月3号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第30条规定了典当期限最长为3个月。在典当期内，当户可以提前赎当。自典当期满之日起5日内，经双方同意，可以续当，但只能续当一次，其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原当期；2.其收费标准由国家统一规定，收费较低，每月共计典当金的5%，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利息、手续费、保管费、保险费等。典当金的计算标准，一般为当物现值估价的50%-90%，所以对出当人而言，当物并非越贵重越好；3.对当物的选择有一定要求，一般必需是典当人有所有权，该物适于保存并可转让的生产、生活资料，且价值不低于2000元人民币。根据《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第26条，典当行不得受理以下财产作当物：（1）法律、法规禁止买卖的自然资源或者财物；（2）依法被查封、扣押或者采取其他保全措施的财产；（3）易燃易爆物品、已被质押或者担保的物品；（4）工业用金银原料、材料、矿产金银以及一切非法所得金银；（5）赃物和来源不明的物品；（6）不能强制执行或者没有有效文件证明其合法来源的其他物品。此外，典当行办理国家统收、专营和国家限制流通物品的典当业务，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典当行融资法律关系的内容

今日中国典当行融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典当行和当物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与典当行之间形成的行政监管关系。

1.典当行和当物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就典当行而言，一般享有对当物的占有权和优先受偿权。相应的，其对当物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在当期内不得出租、使用当物，当物人按期付款还息后，应及时返还当物。就当物人而言，当物人在交付当物后，有取得相应借款的权利，在当期内不丧失对当物的所有权。当期届满，当物人还款付息后，可要求典当行返还当物。

2.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与典当行之间的行政监管关系。我国对典当行的设立实行审批制。中国人民银行是典当业的主管部门，负责典当机构设立、变更、终止的审批以及对典当机构的监督管理。经批准开业的典当行，应当持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到公安部门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再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典当行不得擅自终止营业。典当行因故不能继续营业时，应当书面报告原审批机关，经批准后方可停业。同时应缴销其《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和《特种行业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三、典当行融资面临的法律问题

1.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调整我国现今典当业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有关质押的规定，1996年4月3号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5年颁布实施的《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其他部门颁布的法规中涉及典当业的规定以及各地方有关典当业的规定，例如《广东省典当条例（修正）》，《河北省典

当服务商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担保法》有关质押的规定主要调整的是出质人（典当业中的出当人）与质权人（典当业中的当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涉及到典当行自身设立条件、设立程序、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内容，我国现有规定并不统一。例如，根据人民银行《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第21条：典当行实收货币股本金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而《广东省典当条例（修正）》第6条第1款，典当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上。人民银行颁布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就其法律效力等级而言，属于行政规章，与地方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相比，其效力孰高孰低，我国法律无明确规定。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发〈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1条规定本《办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或有关部门过去制定的有关典当行的管理规章即停止执行，但其效力也只能局限于人民银行内部，不能由此停止国务院其他部门及地方立法机关制订的相关法规的执行。同理，当国务院其他相关部门做出的有关典当业的规定与人民银行《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发生冲突时，由于同属行政规章，如何解决两者间的冲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定论。造成上述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至今仍缺乏一部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统一调整典当行业的权威性法律。考虑到典当行在今日中国经济生活中仍属于新兴事物，加之我国最高立法机关长期奉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立法思想，造成了本应统一的典当业立法在现实中的混乱与无序。

2.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实操作存在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死当的处理。所谓“死当”，是指自典当期满之日起一段时期内，当户既不赎当，又不续当的当物。如何处理死当，关键在于对典当合同性质的认定。根据《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典当行是以实物占有权转移形式为非国有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临时性质押贷款的特殊金融企业。可见我国法律、法规是将典当合同性质认定为质押合同。1995年10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66条明确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这一条也就是法理上的禁止流质契约条款。为了与《担保法》的规定相衔接，《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死当物品，应委托当地拍卖行公开拍卖；当地无拍卖行的应当由公证部门现场监督公开拍卖。拍卖的收入在扣除质押贷款本息和典当及拍卖的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退给当户。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典当行在经营典当业务时，常与出当人在典当合同中订立如下条款：某典当人逾期不赎或有重复抵押及出租、转让该典当物现象的，典当物所有权转移给典当行。这种对死当物转移所有权的规定显然是一种流质契约条款，如果简单的依照我国法律、法规，当然应属无效。但现实中大量这类条款的存在，不由使我们对将典当合同的性质简单认定为质押合同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实际上1997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广东省典当条例（修正）》也做出了不同于《暂行规定》的规定，根据该条例：断当（即指死当）后，典当物归承当人所有，承当人有权自行变卖或者委托拍卖典当物。根据规定需要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承当人应当凭当票（或典当合同）及物权凭证事先到有关政府部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笔者认为典当不同于纯粹的质押借贷，其折贷比例较高，可达到当物现值的90%，且当期较短，当物的市场价格波动不会很大，当期届满，出当人不能还本付息时，典当行获得当物的所有权并不会严重损害出当人的利益。再者，对死当的处理一律只能公开拍卖在现实中操作十分困难，许多典当行与拍卖行联系十分不便，我国现阶段有关公开拍卖的规定也亟待完善，现行较严格的拍卖条件使得典当行的大量死当不能及时处理，典当行资金受到压占。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8

现将《广州市区暂住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区暂住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保障租赁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公安部1995年24号令）和《广东省出租屋暂住人员治安管理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广州市、区辖内的除宾馆、旅店、招待所外，凡供暂住人员（指非本市区常住户口的外来人员）租住和租用的房屋的治安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出租房屋暂住人员治安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对暂住人员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派出所应根据实际，建立出租屋治安管理小组，落实对出租房屋暂住人员的登记、管理制度。街（镇）、居（村）委会及治保组织，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租赁房屋的安全防范、法制宣传教育和治安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出租屋主向暂住人员出租房屋，必须遵守《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例》，并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领《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出租房屋的建筑结构、消防和安全设施、出入口和通道等，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规定；危险和违章建筑的房屋不准出租。属私有房屋的，屋主须持房屋产权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申领《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后方可出租；属集体、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部队的房屋，须持房屋产权证明或授权管理证明、单位介绍信，申领《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后方可租赁。

出租屋主或出租人领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时应交纳工本费。

《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有效期届满后5天内由出租屋主或出租人，持该证及有关证明到原发证派出所办理年审，逾期未经年审的《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自动失效。

第五条  出租屋治安管理实行治安责任制度。按照谁出租、谁主管的原则，出租屋主（或人）、暂住人员均为治安责任人，必须与出租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其指定机构签定治安责任书，共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和计划生育及城市管理的各项规定，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严禁利用出租屋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出租屋主（出租人）发现暂住人员有违法犯罪行为或其它可疑情况，应及时制止或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六条  暂住人员在市区租赁房屋的由出租屋主或本人在24小时内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或派出所指定的户口申报点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并与出租屋主签订租赁合约。租赁合约期满或提前终止，双方应到派出所办理注销暂住登记手续。

港澳台同胞、华侨、外籍人需租赁出租屋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出租屋主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外来暂住人员。承租人不得擅自留宿外来人员，因特殊情况确需留宿的，应经当地租赁房屋治安管理小组批准，并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暂住登记后，方可留宿。离开时办理注销登记。

第八条  租赁的房屋不准用于生产、储存和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

凡租用房屋作仓库、工厂、商店、办公和经营特种行业者，需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经营。

第九条  承租人将承租房屋转租、转借他人的，应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备案。不得擅自改变租住用途，需要改变用途的，应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出租屋主（包括私人和集体）每月应按规定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缴纳治安管理费，用于加强出租屋的治安管理，治安管理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收费时统一使用市财政局印制的专用收据。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下列情况之一者，由公安机关依照规定予以处罚。

（一）出租屋主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不制止、不报告，或者出租屋多次发生治安、刑事案件，或者造成治安灾害事故的，由公安机关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整改，吊销《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责令限期整改或吊销《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的出租屋，经整改检查合格，重新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再出租。

（二）未按规定领取《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而擅自出租房屋的，除限期补办有关手续外，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三）出租屋主瞒报租金少交管理费或拒交管理费的，除责令其限期补交或追缴外，并处应补交或追缴同等金额的罚款。

（四）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没收其物品，并处月租金10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承租人未经批准将租用的房屋转让或擅自改变用途，不按规定报告公安机关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治安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治安责任；出租屋主知情不报的，处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六）承租人不按本规定办理治安责任书、不申报住宿登记或不领取《广东省流动人口暂住证》的，除限期补办有关手续外，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二条  对出租或承租的单位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由公安机关对治安责任人或直接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对被处罚人进行处罚，应当填写《租赁房屋治安罚款决定书》、《停止房屋出租决定书》（该决定书由省公安厅统一式样）。

罚款应当开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款金额上缴国库。

第十四条  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不执行本规定，玩忽职守、包庇纵容犯罪、通风报信、徇私舞弊或擅自截留上缴款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被处罚人和单位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在接到处罚通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处罚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9

一、新旧税收政策对材料设备计税相关规定的差异

1993年颁布的《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纳税人从事建筑、修缮、装饰工程作业，无论与对方如何结算，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另外，在财税〔2003〕16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不应包括设备价值”（具体设备名单可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列举）。

而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建安劳务（不含装饰劳务）的，其营业额应当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设备及其他物资和动力价款在内，但不包括建设方提供的设备的价款。”

通过比较以上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对建安工程中设备是否计税已经发生了变化。按照新《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提供的设备价款（即甲供设备）不需要缴纳营业税，施工单位自行采购的设备价款（即乙供设备）需要缴纳营业税。但对于原材料的规定没有改变，无论是甲供还是乙供都必须纳入营业额计算缴纳营业税。

二、建安行业材料（设备）供应现状和存在的涉税问题

目前建安行业大多数工程的设备（含电缆、各种阀门、复合风管等）由建设方供应，而甲供材料主要为一些大宗材料，例如钢筋、钢板、管材以及水泥等。对于建设方而言，采用甲供材料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好处：控制主要材料的进货渠道，保证工程施工质量；节约材料采购成本和减少支付给施工方的备料款，减轻资金压力；财务处理上不纳入工程造价，减少税收负担。对于施工方而言，采用甲供材料方式可以减少材料的资金投入，从而减少资金垫付压力，避免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所以，许多建设单位在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就规定工程项目中所使用的主要材料由甲方供应。

在实际操作中，建设方一般会将甲供材料直接计入工程成本，建设单位同施工单位办理工程价款结算时，由于建设单位拥有主动权，对“甲供材料”只计算施工单位的相关费用，而不计算项目的应交税金，甚至在编制工程预算确定工程造价时，建设单位对该部分甲供材料也不按照工程计价程序列入工程造价的直接费或工程量清单计价，也就不可能计费提税并入工程总造价。这样不仅逃避了“甲供材料”应承担的税金，而且减少了应提取的各项规费，从而降低了工程总造价。如果税务机关监管不到位，甲乙双方就会利用“甲供材料”少缴税费，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

其实，在这种处理模式下，施工方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因为无论建设方会计处理如何，施工方始终是甲供材料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不仅必须缴纳税款，还将承担偷逃税款而被处罚的风险。

三、新营业税条例下甲供材料（设备）的税务处理

企业财务人员在日常财务和税务处理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把握：

1.注意材料和设备的划分。按照现行税收规定，甲供材料必须计入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而甲供设备是不需要缴纳营业税的。所以，材料、设备的划分就显得十分重要。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材料、设备的划分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可以认为财税[2003]16号文件中对于设备的列举以及对设备划分的规定仍然是有效的。例如该文件规定：通信线路工程和输送管道工程所使用的电缆、光缆和构成管道工程主体的防腐管段、管件（弯头、三通、冷弯管、绝缘接头）、清管器、收发球筒、机泵、加热炉、金属容器等物品均属于设备，其价值不包括在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中。

2.注意材料、设备供应方式的选择。首先要分析设备由建设方提供与施工方自行采购对营业额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按新《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由施工方自行提供的设备是要并入计税依据缴纳营业税的，而按原规定则不要缴纳。甲供设备方式下供货商的发票一般是直接开给建设方，由建设方直接支付货款，施工方只是参与验收和负责保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方应取得建设方甲供设备的清单，并能与工程量清单的数据相吻合，在清单备注中注明设备甲供（具体操作可与主管税务部门沟通，做好数据资料的备查工作）。其次，在新《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下，施工方应积极争取将材料供应实行乙供或者甲定乙供。如果建设方确定要求甲供，施工单位也应该在投标及合同签订时明确甲供材料的税金缴纳办法，比如要求建设单位将甲供材料部分的税金计算并支付给施工单位，或在合同中明确注明甲供材料的相关税费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很可能设备并不是由建设方提供，而是由施工方提供的。而施工方提供的设备一般会有两种方式，在新《营业税暂行条例》中也有具体规定：第一，设备是施工方提供，且设备是施工方自产的。这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当分别核算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货物的销售额，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缴纳营业税，货物销售额不缴纳营业税；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劳务的营业额。而以前对于生产型企业销售自产货物并提供安装劳务是一并征收增值税的。这对于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生产型企业既销售自产货物又提供安装劳务的，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政策，因为安装劳务的税率是3%，如果一并征收增值税，则是17%的税率，并且安装劳务部分很少有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项目。第二，设备是施工方提供，且设备是施工方外购的。这也属于混合销售行为，应根据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来处理。如果该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年货物销售额超过50%，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不到50%，则该企业应被认为是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的，此时设备价款和安装价款一并征收增值税。如果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超过50%，而年货物销售额不到50%的，则应就设备和安装劳务价款一并征收营业税。

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全国统一的新的税收制度建立以前，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老解放区的人民政府暂时可以继续按照自己制定的税法征税，来不及制定新税法的新解放区则可以暂时沿用原国民党政府实行过的一些可以利用的税法征税，其中包括不同名目的房产税、土地税和与房地产有关的一些税收，如契税、印花税、所得税。

在1949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确定了统一全国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大政方针和拟出台的主要税法的基本方案，确定全国范围适用的税收为14种，其中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房产税、地产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印花税和遗产税。上述内容载入了1950年1月30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新中国税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此外，各地普遍征收契税。遗产税始终没有立法开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绝大部分房地产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买卖和转让被禁止，房屋产权变动的征税范围也日益缩小，房屋的出租也被严格限制，因而房地产市场和相关的税收制度在以后的近30年时间内几乎名存实亡。

（一）契税

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契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该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由各省、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并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备案。暂行条例规定了凡土地、房屋的买卖、典当、赠与和交换，都应当凭土地、房屋所有证，并由当事人双方订立契约，由承受人缴纳契税。其中，买卖契税按照买价征收6％，典当契税按照典当价征收3％，赠与契税按照现值价格征收6％。1951年全国契税收入为2 733.4万元，1953年达到4036.0万元。1955年降至1829.2万元。1956年以后基本停征。

（二）城市房地产税

1951年8月8日，政务院公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1950年6月，二届全国税务会议决定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后来政务院又限定其在城市征收。所以定名为城市房地产税），即日起施行。暂行条例中规定：城市房地产税的纳税人为房地产的产权所有人或者承典人，代管人、使用人，征税对象为规定的城市房地产。房产税以标准房价为计税依据。按年计征。税率为1%：地产税以标准地价为计税依据，按年计征，税率为1.5％：标准房价与标准地价不易划分的城市，可以暂以标准房地价合计金额为计税依据，按年计征，税率为1.5%；标准房地价不易求得的城市，可以暂以标准房地租价为计税依据，按年计征，税率为15％。

（三）工商业税、工商统一税和工商税

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该暂行条例中与房地产有关的内容是：1.营业税。从事租赁业和房地产业的纳税人，以其营业总收益额为计税依据，分别适用4％和6％的税率。2.所得税。以纳税人的所得额为计税依据，实行14级全额累进税率，最低适用税率为5％，最高适用税率为30％。

同年1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修正以后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该暂行条例规定了营造业的适用税率为2.5％，房地产买卖的适用税率为3％，租赁业的适用税率为4%，房地产的适用税率为1 2%；所得税改为21级全额累进税率，最低适用税率和最高适用税率不变，但是各级税率之间的级距加大，实际税负大幅度减轻。

1958年税制改革时，为了简化税制，将工商业税中的营业税与货物税、印花税和商品流通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1958年9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1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9月13日，国务院将该条例（草案）公布试行。该条例（草案）规定了从事建筑、安装，租赁，购销等业务的纳税人，以其业务收入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分别为3％、5％和7％。工商业税中的所得税部分继续征收，并改称工商所得税。1963年4月以后，按照个体经济重于集体经济，合作商业重于其他集体经济的原则全面调整了工商所得税的税率，并将统一的全额累进税率改为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其中，个体经济实行14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适用税率为7％，最高适用税为62％。并有加征一至四成的规定。

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报送的《关于扩大改革工商税制试点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从1973年起全面试行。该条例（草案）规定了集体建筑、安装单位的适用税率仍然为3％（当时规定国营建筑、安装企业不纳税），从事租赁、购销等业务的纳税人适用税率为5％。1973年的税制改革。把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

（四）印花税

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该暂行条例规定了印花税以商事、产权凭证的书立人、领受人或者使用人为纳税人。直接涉及房地产的税目、税率主要包括：预定买卖不动产的契据，买卖不动产的契据，政府颁发的土地管理业执照、土地所有权状。典当、质押、买卖、转让或者承顶不动产的契据，土地使用权的契据，租不动产的契据，适用税率均为0.3％；授产、析产契据。适用税率为3‰。1958年税制改革时，印花税并入工商统一税。

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房地产税收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房地产税收制度也逐步实行了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征收契税；80年代后期对国内单位、个人恢复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并开征了耕地占用税；90年代前期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其他相关税种也实行了改革。

（一）契税

契税恢复征收之初，仍然沿用1950年政务院的《契税暂行条例》。1997年7月7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政务院的《契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1993年以后，随着房地产交易的迅速扩大，契税收入逐年大幅度增长：1993年的收入为6.2亿元，2004年达到538.9亿元，11年间增长了85.9倍。平均每年增长17.6％。

（二）房产税

根据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方案，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房产税暂行条例仅适用于国内单位和个人，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仍然按照1951年政务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纳税。由于按照原值征收房产税的房产范围不大，且原值普遍偏低；出租的房产不多，且征收管理比较困难，房产税的收入虽然有很大的增长，但与房地产价值和交易的增长并不协调：1993年的收入为49.2亿元，2004年达到366.3亿元，11年间增长了6.4倍，平均每年增长7.9％。

（三）耕地占用税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农用耕地，1987年4月1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即日起施行。由于政府实行严格限制占用耕地的政策、耕地占用税实行固定税额标准且一直没有调整、征收管理比较困难等原因，收入额一直不多。增长也不快，1993年的收入为29.4亿元，2004年达到118.5亿元，11年间增长了3.0倍，平均每年增长5.5％。

（四）城镇土地使用税

根据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国营企业“利改税”第二步改革方案，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1月1日起施行。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实行固定税额标准且一直没有调整，收入额一直不多，增长也不快，1993年的收入为30.3亿元，2004年达到106.2亿元。11年间增长了2.5倍，平均每年增长5.0％。

（五）土地增值税

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土地增值税的收入额一直不多，但是由于房地产交易的迅速扩大和征收管理的加强，增长速度很快，1996年的收入仅为1.1亿元。2004年达到75.0亿元，8年间增长了67.2倍，平均每年增长22.9％。

（六）与房地产有关的其他税种

1.营业税。在198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中，将工商税分解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草案）》，从当年10月1日起试行。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从事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和其他工程作业的纳税人，以其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现规定建筑、安装工程的计税营业额不包括设备的价值），适用税率为3%；从事业、仓储、租赁业的纳税人，以其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为5%：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的纳税人，以其取得的收入为计税依据（现规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收入减除支出以后的差额征税），适用税率为5%.

2.城市维护建设税。1985年2月8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月1日起施行。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国内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纳税人所在地实行差别税率（1％、5%、7%）。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等方面的规定没有改变。

3.对内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国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以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小型企业适用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1985年4月11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 985年1月1日起施行。集体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独立核算的集体企业，以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实行从10％～55％的8级超额累进税率。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88年1月1日起施行。私营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城乡私营企业，以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税率为35％。

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将上述3种企业所得税与对国营企业税后利润征收的调节税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国内企业和其他组织，以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一般企业适用33％的税率，微利企业暂时适用27％或者18％的税率。

4.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e述两部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从当年7月1日起施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的税率为3%.外国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租金等所得，或者虽然设立机构、场所。但是上述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缴纳20％的所得税。

5.对个人征收的所得税。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6年1月7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从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6.印花税。1988年8月6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印花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书立、领受应纳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纳税凭证包括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安装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财产保险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计税依据为应纳税凭证所载金额或者应纳税凭证件数，税率分为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如产权转移书据的适用税率为0.5‰，权利、许可证照每件税额标准为5元）。

7.建筑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1983年9月20日，国务院了《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从当年10月1日起施行。建筑税的纳税人为从事自筹资金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单位（不包括外资企业），征税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外资金、地方机动财力、企业事业单位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其他自筹资金，以自筹基本建设的全部投资额和更新改造措施项目中建筑工程投资额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0％。

1991年4月16日，国务院将建筑税改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从当年1月1日起施行。为了鼓励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从2000年起暂停征收。

8.遗产税。我国拟在适当的时候开征遗产税。

（七）收入归属情况

在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前，房地产税收的收入归属随财政管理体制多次变化，有时划归地方，有时划归中央，有时由中央与地方共享。1994年以后，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目前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2000年起暂停征收）划为地方政府固定收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

三、改革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的初步思考

目前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税种数量偏多，设置不够合理；2.税权高度集中；3.部分税收法规过于陈旧；4.有些税种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存在严重的问题；5.税负不够公平，税负偏重、偏轻的问题同时存在；6.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关业务的拓展给房地产税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房地产抵债、回租涉及的有关税收问题。此外，我国房地产市场管理还不够规范，相关的税收征收管理也不够严格，税收流失依然比较严重。

本文认为，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应当是：鼓励房地产业的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规范税费关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符合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税制改革基本原则也适用于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改革。

（一）简化税制，优化结构

1.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实现内外税制的统一。例如，企业所所得税、房地产税等者陂当统一税法，公平税负。

2.取消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种。例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3.取消不符合各国通行做法的税种。例如，将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并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4.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和某些合理的房地产方面的行政性收费合并为统一的房地产税。

通过上述简化措施，不仅可以减少与房地产有关的税种的数量，而且可以减少转让（转移）、出租环节的税收。加强房地产保有、使用环节的税收。

（二）调整税基和税率

1.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应当扩大到个人住宅和农村地区，并按照房地产的评估值征收。同时，通过规定适当的免税项目和免征额的方法将低收入阶层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2.房地产税的税率应当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分别设计，由各地在规定的幅度内掌握，如普通住宅和生产、经营用房地产税率从低，高级住宅和高尔夫球场税率从高；中小城市的房地产税率从低，大城市的房地产税率从高。

3.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对建筑行业和销售不动产实行增值税，以消除因增值税、营业税交叉征收而形成的双重流转税负担。由此引起的地方税收收入的减少如何弥补？一可以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营业税的税基，增加营业税收入；二可以适当提高增值税收入中地方分享的比例，增加地方分享的增值税收入。从总体和长远来看，这项改革可以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是有利的。

4.允许个人购房贷款的利息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在设计税基和税率的时候，应当兼顾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财政收入的需要，并参考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做法。

（三）适当下放税权

应当将房地产税作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加以精心培育，使之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成为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市）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在全国统一税制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管理权限（包括征税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减免税等税制要素的适当调整），以适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实际情况，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通过房地产税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房地产市场。

（四）适时修正税法

各项税法都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适时修正，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暂行条例“暂行”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状况应当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