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论文十篇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1

各国在处理移民和少数族群群体的公民身份和文化权利方面都有各自的办法。民族复兴运动以来，美国（Nieto，2009）、加拿大（Joshee，2009）和澳大利亚（Inglis，2009）等许多国家的领导和公民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中存在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即少数族群在保持自己重要文化特征的同时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的。这3个国家的少数族群始终遭受着歧视。一些国家，如日本（Hirasawa，2009）和德国（Luchtenberg，2009），不愿承认自己是多元文化社会。一直以来，这两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与生物遗传和特征紧密相关。不过这种生物特征决定公民身份的观念现在也淡化了许多，但传统仍在。卡斯特斯（2004）称德国的移民观念是“有区别的排斥”。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德国只暂时性地、有选择性地接受移民工人，允许他们进入劳工市场，享有最基本的食宿保障和医疗。但移民不能拥有完全的社会、经济和公民参与权。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法国一直对移民采取了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同的态度。世俗主义，即政教分离观念，在法国扎根很深（Lemaire，2009）。这一观念随着天主教在法国的横行应运而生，并一直存留几百年至今。法国公立学校采取的是世俗教育。穆斯林学生在学校里不能戴面纱或者其他代表宗教的信物。世俗主义和天主教的主导引起了法国人对宗教信物的抵制（Castles，2004）。法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同化移民。所以移民要想享受完全的公民权利就必须接受同化，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多样性对公民身份的挑战：欧洲的经历与发展

西欧很多国家，如法国、荷兰、瑞士、爱尔兰和英国，都面临着移民团体、公民身份和制度同化所带来的问题，下面几个国家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法国2007年10月24日，纽约时报一则新闻称：“法国两院通过了一部移民法案，法案提出，投靠法国亲戚的外国人需进行DNA测试。这一提议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民众批评政府的提案，认为它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为平民怨，立法者把原来的长久措施改订为一个试行18个月的DNA比对测试。试行期间只有来法国找妈妈的孩子需要做DNA测试。新法律还规定移民在获得合法居住权之前必须学会法语（France-Presse，2007）。欧洲的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庞大，尤其是在法国、荷兰、英国和瑞士。伊斯兰教是欧洲乃至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这种发展激起了欧洲大陆的排外情绪和伊斯兰恐惧症。荷兰采取了一定措施抑制穆斯林移民增长，譬如在做移民测试时给他们看露骨的影片。（2）荷兰要求提交移民申请的外国人，在进行机考之前，还要看一部露骨的电影。电影里有两个同性恋男人在公园亲吻的画面，还有女人从海里走入熙熙攘攘的海滩的情景。影片是要那些即将生活在荷兰的人提前感受一下荷兰自由奔放的文化（FoxNews，2006）。（3）瑞士在2007年中，保守党派瑞士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的一张宣传海报上印着三只白色绵羊把一只黑色绵羊踢下瑞士国旗的图画，图画下面还附着“安全起见”的标语（Charter，2007）。在之后的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一战以后前所未有的高得票率。（4）爱尔兰在2004年前的10年里有大量来自南欧、东欧、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定居在爱尔兰，爱尔兰政府通过了一部公民法案。法案规定，凡是父母入爱尔兰籍不到3年的，其在爱尔兰出生的子女不能入籍（Fanning，2007）。（5）英国由政府出资设立穆斯林学校的举动挑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在于政府应该在保持学生宗教和团体文化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Tomlin-son，2008）。

学业成就差异：世界公民教育的一大挑战

我们必须传授学生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成为既能参与到群体文化又能参与到国家文化中的合格公民。但是少数族群学生和主体民族学生之间的学业成就差距使这个目标很难实现。英国的非洲学生、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学生、巴基斯坦学生和孟加拉学生以及德国的土耳其学生在学业方面落后于该国国内多数民族的学生。在美国，墨西哥裔美国人和白人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也很大（Banks&Banks，2004）。而英国的印度学生和中国学生学习成绩就很优异。美国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学生的成绩都要比白人学生好得多。少数族群学生低学业成就问题很复杂，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问题要有更深入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现有的理论基础。

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与文化民主

多元文化社会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既能包容公民多样性又能让公民形成一套共有的价值观、理想和目标（Banks，2007）。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套崇尚公平和平等的民主价值观，公民的权利就很难得到保护，也享受不到文化民主和自由。加拿大政治理论家威尔金里卡（1995）和美国的人类学家罗萨多（1997）提出了一些关于多样性和公民身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各个民族和移民团体都应有权在参与公民文化的同时保护自己的文化和语言。金里卡把这个观点称为“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罗萨多称它为“文化公民身份”。我们今天所谓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在20世纪20年代被美国学者德拉斯勒（1920）称为“文化民主”。德拉斯勒和卡伦都是犹太移民，他们支持文化自由，倡导维护来自南欧、中欧和东欧移民的权利。他们认为，文化民主是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文化民主应该和经济、政治民主共存。他们也支持民主社会中来自各群体的公民都自由地参与到公民生活中去，并享受经济平等权。他们也认为，这些人就应该享有保存群体文化和语言的权利，这并不与国家的民主理想相冲突。德拉斯勒说，文化民主是政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平衡#p#分页标题#e#

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文化、民族、种族、语言和宗教多样性。这些国家都必须处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平衡问题，即在应对人口多样性时不能忘记统一性的目标。这对构建民主社会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两者的平衡可以更好地团结少数族群，保障他们的权利（Banks，etal，200l）。过去，许多国家为了公民统一性不惜逼迫少数族群团体放弃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让他们融入到国民文化中去。譬如，在美国，墨西哥裔学生在学校因说西班牙语受到处罚。美国印第安青年被迫去上远离族群文化的寄宿学校（Lomawaima&Mc-Carty，2006）。1869~1969年这100年间，澳大利亚土著孩子被带离家园，住在国家规定的保留区（Broome，1982）。这些孩子被称作“被偷走的一代”。2008年2月13日，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曾公开向这些孩子道歉。只有国家文化反映各群体学生的经历、希望和梦想，他们才能更好地拥护这个国家。如果少数族群文化受到学校和国家的排斥，这些民族就很难心甘情愿融入国家，为国家出力。随着全球多样性的不断深化，21世纪的公民教育必须改头换面。多元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既保护自己本群体的文化，又积极参与国家的共有文化。只有统一没有多样，霸权和压迫就会横行。只有多样没有统一，国家就会分裂。譬如，宗派斗争和暴力对于正处于战争中的伊拉克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在多元文化民主国家中，多样性和同一性要平衡存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都艰难地保持这种平衡。2004年3月15日，法国颁布了一条法律，禁止穆斯林女孩在公立学校穿戴面纱。这项法律反映了法国的“世俗主义”，也体现了法国政府拒绝正面处理复杂的种族、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态度（Bowen，2007；Lemaire，2009；Scott，2007）。2005年的动乱告诉我们，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很难得到法国人的认同，法国白人对他们也是另眼相看。2005年11月7日，有一群群阿拉伯男青年在法国接受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其中一个男青年说“：我有法国人的身份证件，但是到警察局的时候，他们都不当我是法国人。”法国人在对待种族关系和多样性问题上，多采取同化融合的态度。国家也一直采用这样的政策，一直致力于消除文化差异（Harg-reaves，1995）。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和公车爆炸案之后，警方怀疑这场56人丧生的血腥事件是穆斯林自杀式爆炸者造成的。自此，民族和宗教紧张以及伊斯兰恐惧症就在欧洲不断蔓延开来。制造这起事件的年轻人都是英国合法公民，但显然，他们对国家和非穆斯林的英国人情感并不深厚。

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定义

韦伯斯特英语百科词典未删节版给公民和公民身份的定义分别是，公民是一个国家本土出生的或后来入该国国籍的，为这个国家效力并受到该国保护的人，公民身份是公民享受权利、优待和责任的状态。字典上的定义并未体现出学者们对多元文化民主国家中公民和公民身份定义的热烈讨论。2002年，我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组织主持的会议上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学者们称，多元文化民主社会的公民认同主要的国家价值观，并致力于维护巩固这些价值观，也能够帮助国家缩小民主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距（Banks，2004a）。因此，公民教育应该帮助学生获得成为合格公民的知识、态度和技能，让他们为国家的民主和公平做贡献。要想成为有思想的决策者和公民，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社会科学知识，明确他们的道德贡献，确定行为的方向，并且遵循民主的价值观。加德曼称，多元文化民主社会具有公民平等性、忍耐性和包容性。公民教育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认可。加德曼认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民主教育的一大特征就是谨慎（2004）。巴西学者阿尔维斯席尔瓦称，民主社会的公民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为的不只是某个种族、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她曾写道：公民就是不为个人得失，而为全人类利益与不平等做斗争的人。在这场打破特权、为全人类牟利的斗争中，个体成为了公民。席尔瓦（2004）认为，由个体成为公民是一个过程。教育必须促进学生公民意识的发展。她举例说明了巴西公立学校中印第安人和黑人孩子的公民意识是如何提高的。奥斯勒尔（2005）认为，学生应该在学校里真正行使公民权利，而不是只在形式上拥有公民身份。

（1）公民身份众说纷纭：学者重松（2004）以亲身经历说明在日本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公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成为合法的公民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制度上融入了主流社会，或是大多数主流民族的人已经认可他的身份。一个人的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别人对他公民身份的认定。很多美国人认为出生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人是移民，有时还会问他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2）贝拉吉奥会议上提出的多样性和公民教育计划：多样性的深化及各群体对权利和认同的诉求要求对公民教育进行深化改革。华盛顿大学的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启动了一个改革公民教育的项目，以此来促进民主发展，满足各群体的需求。该项目启动后，首先召开了一个以“多元文化国家的民族多样性和公民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会议于2002年6月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的洛克菲勒基金研究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得到了斯宾塞基金与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有来自巴西、加拿大、中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巴勒斯坦、俄国、南非、英国和美国1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上的论文全部发表在我编辑的《多样性与公民教育：全球视角》一书中。此次会议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全球移民和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给各国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是国家的发展还在继续，国家的数量也在增长。1950年到2002年间，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由80个增长到了191个。全球化和国家主义是两股共存并有时会相冲突的力量。面对这种趋势，教育者们应该重新审视和规划公民教育，培养学生适应这种趋势的能力，并为这种趋势向更公平更民主的方向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贝拉吉奥会议还得出一个结论，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下，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定义与执行大不相同，有关它们的理念也是有争议的。然而，各国又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譬如，如何培养合格的国家与全球公民。同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组建一个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规划和方针的国际性组织。

民主与多样性

贝拉吉奥会议之后，华盛顿大学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在芝加哥斯宾塞基金和华盛顿大学的资助下，创立了国际共识座谈小组。该小组出版了《民主与多样性：全球化时代下公民教育的原则与理念》一书。书中提出4条原则，10大理念（见表1）。该书得出的一大结论是多样性的涵盖很广，这包括多元文化国家各群体或群体内部存在的种族、文化、民主、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因素。#p#分页标题#e#

同化主义理论与公民教育

20世纪60、7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同化主义公民教育理念倡导消除各群体学生的文化和语言。这一倡导的结果是许多学生遗忘了本群体文化、语言，抛弃了原本的民族身份。有些学生与自己的家庭和群体疏远。还有些学生则与国家的公民文化隔绝，譬如今天在法国的许多穆斯林青年（Lemaire，2009）。由于他们身上带有明显的种族、文化、语言或宗教特征，所以即使他们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文化，也很难真正地融入其中，并完全参与到公民文化中去。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和学校实施民主与人权教育，让学生逐渐融汇这些观念。只有当学校和课堂充满民主与公平，学生们才能逐渐获得民主的态度，掌握践行民主的方法，并真正做到与来自各群体的人和睦相处。杜威曾说过，真正的教育在体验中获得成功（Dewey，1959）。科尔伯格对于学校民主与公平的看法告诉我们，学校的民主在于行动。他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所高中里设立了一个“公平社会”。学校中的每个人，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制定学校政策方面都有发言权。这个公平社会采用参与性民主制，教师和学生有平等权利，有争议问题要以公平和道德准则为基础解决，课程内也包含很多启发性的道德讨论（Kohlberg，Mayer，Elfenbein，1975）。要想大多数教师都能践行民主与公平，我们还需很多努力。多元文化民主国家的学生们应该平衡他们对自己的群体、国家及整个世界的情感以及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时，对于那些欧盟成员国的学生以及亚洲某些地区的学生，地区意识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平衡很难形成。大部分时候，国家重视的是学生的国民身份，他们的群体文化以及他们应对全球化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却往往被忽略。

世界大同主义与地方身份

努斯鲍姆（2002）担心过分强调国家主义会影响学生对人权与社会公平等普世价值观的认识。她认为教育者要培养学生的世界大同主义观。世界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公民，他们服务于全人类。努斯鲍姆把世界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对比。她认为要成为世界公民，我们不仅不需要放弃地方身份，还可以用它来丰富生活。另一个世界大同主义的倡导者阿皮亚（2006）也阐明了地方身份的重要性，他写道：我爸爸留给我和姐姐们的遗言中写着，要记住你们是世界的公民。而作为当时黄金海岸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他从来没有见过地方身份与普遍社会身份的冲突。我的妈妈是英国人，她对我们在英国的家和我爸爸的故乡加纳都十分有感情。现在，她在加纳已经住了50多年。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多重的家庭观和族群观。国家主义者和同化主义者担心，如果学生保留了对本文化群体的认同，他们与所在国家之前的情感纽带就很难变得强韧。这就是他们的“身份零和论”（2004）。但人的身份本来就是多重的、变化的、重叠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多元文化理论认为，有权保留本族群文化的公民比那些被剥夺文化的公民更能投入到自己的国民身份中去。因此，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以消除不平等，认同公民所处的文化，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公民作用。

文化、国家与全球认同的发展

在多样性深化和边缘群体诉求高涨的今天，同化主义关于公民身份的理念已经过时。今天的世界需要文化多元的公民身份以及文化民主。这种身份使公民的需求得到认可，激励公民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做贡献。学生必须很好地平衡群体、国家和世界认同这三者的关系。它们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公民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明确自己在文化群体、国家及世界之中的身份与作用；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也会被其他国家所影响。全球教育则是让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让他们对这种性质有正确的认识。笔者对全球身份的界定与努斯鲍姆定义世界大同主义的方式相同。太多盲目的文化情感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对本群体的认同时，也要他们形成清晰的国家认同。但国家主义在很多国家都根深蒂固。所以公民教育就更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鼓励学生参与全球事物，解决世界难题。如果一个国家排斥某些文化群体，它就会面临国家分裂、各民族不团结的危险。所以，各群体的文化都要贯穿在学生的教育中，让他们从小就逐步形成群体、国家和全球三重意识（见图1）。

（1）不断深化的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全球身份应该包括世界大同主义观、社会公平和人权。群体文化、国家和全球认同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联系起来的。学生先有正确的文化认同，才能形成清晰的国家认同。有了正确的国家认同，积极的世界认同才能成为可能。

（2）文化认同的6个阶段：自我接纳是别人接纳你的前提，是一个人维护社会公平和人权的基础。如果法国的穆斯林学生不能尊重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他们也很难接受英国的白人或其他地区的学生，也不能做到维护人权和公平。受到歧视和排斥的少数群体学生很难接受自己群体的文化。教师对所教学生的文化认同阶段要有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其向更高阶段发展。

笔者建立了一个文化发展阶段模型（见图2），教师可以用这个模型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群体文化、国家和全球认同。笔者认为学生只有到达第三阶段———文化认同清晰，才有可能接受其他群体的文化，并获得明确的国家与世界认同。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并不能准确描述某个个人的文化认同发展，只是为研究和促进学生文化认同发展提供一定参考。第一阶段：文化心理禁闭。个人对文化群体存有偏见，自尊心不强，有自我排斥现象。第二阶段：文化封闭。处于本阶段的个人对文化群体有新的认识，只是有限度地参与群体活动。他们对群体的情感复杂，不确定是否对群体有自豪感。第三阶段：文化认同清晰。个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很清楚，并能形成积极的群体态度。这一阶段的文化自豪感十分真实。第四阶段：文化二元性。个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积极的认识，能积极并成功地参与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中去。第五阶段：文化多元性与国家主义反思性。个人对群体文化、地区和国家认同有反思性认识，对其他各群体都有积极态度。第六阶段：文化全球性与全球适应性。个人对他的国家、地区和全球身份有反思性认识，养成维护人权的意识。且个人无论是在群体、国家、地区还是世界范围都能积极地生活、工作。在本阶段的人已经具有世界大同主义观。他们认为所有人的人权都应该得到维护，公平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践行，而不仅仅针对某个人类群体。#p#分页标题#e#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2

一 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一体性与排他性

毫无疑问，在将后现代和全球性当作自明的东西相提并论之前，必须首先寻绎其历史基质。在理解这种历史基质时，有必要脱开以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名目而为我们所知的那种意识形态补充和文化庆典。若欲达成这种理解，就必须专心致志地解读各种社会、文化和文化政治构成物，因为无论在概念的层面上，还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这些构成物都先于后现代—全球性话语的霸权。这种话语表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下文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番分析。

那个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路构想出来的物质、社会和政治世界究竟由哪些因素构成呢？事实上，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不愿提及这些构成因素，这仅仅表明了意识形态—文化氛围的浓厚质密。例如，人们不再感到有必要从通讯或信息技术之类的更平淡的视野去研究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条件；事实上，正是通讯或信息技术使现代商业、金融和交易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尽管结果很不平衡，转变的方式也十分有限。但是，正如杰姆逊指出的，所有这些技术转变都要以“商业决策”这种精明的逻辑为基础。“商业决策”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平衡还在进一步加剧。在当今世界上，财富和权力空前集中。于是，后现代和全球性就变成了市场的自我确认。以消费主义为媒介，市场是按自由、多样性、多元性和普遍性来理解的。就此而言，若欲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就必须考虑到如下问题：两者如何在西方都市中心和西方以外的其他镜像城市生产出日常生活的？在这方面，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不过是指一种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生活方式的普遍性、相同性和标准化。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第一世界中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毫无疑问，即便将这个“全球空间”称为“不连续的连续性”或“分散的同质性”，那也是一种委婉说法，因为这个“全球空间”的日常经验有赖于——取决于——与整个系统的彻底认同；任何人都不能偏离这个系统，否则他/她就会被抛在机器和技术（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安全感和认同感）这个“巨大的架座”（gigantic enframing）（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之外。

商业和意识形态的逻各斯、形象、象征对日常世界的渗透、商品的力比多化和化、商业社会的道德—政治价值使生活世界与文化世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几乎毫厘不爽地重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世界和领域在旧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已经失去了意义和相互联系。盖尔纳（Ernest Gellner）曾经从社会学—哲学的观点出发区分了近代的两种视野：“个人主义—原子式的”(individualistic-atomic)和“浪漫—有机的”(romantic-organic)。2如果说这种区分在今日的语境下还有某种使用价值的话，那就在于，这种两分法——盖尔纳正确地认为，其影响遍及于一切民族情景中的一切政治立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现代知识社会学和文化政治学的深陷的断层线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位移。在后冷战时代，启蒙和普遍理性的那种“个人主义—原子式的”视野几乎已经吸纳了一种“浪漫—有机的”、温暖而又模糊的意识，对共同体、人群和文化有了某种感觉。这种新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的视野并不是靠挑战和颠覆那些未经批判地建基于习俗和传统之上的世界观、并通过论证而产生出理性协商的知识和伦理。相反，它将自己当作地地道道的文化。如果有人对其缺乏反思的状态提出质疑，它就惊诧不已。赞同“个人主义—原子式”观点的人有时不得不论证他们的立场是超越历史的，是“文明”本身。每当这个时候，如同传统的“浪漫—有机的”人一样，他们都会感到恼怒、惊骇和愤愤不平，他们想不出这还有什么需要论证的。换句话说，新普遍主义话语——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话语是其最关键的范畴——认为它所反映的不是一种生活形式，而是人类本质和存在本身。

毫无疑问，晚期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政治本体论最好从形式和理性的层面上——也就是说，用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或个人主义—原子式的反本质、反文化的语言——加以论证。就此而言，罗尔斯(John Rawls)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构想从各方面来看都比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方案更彻底、更自信、更现实化。即便仅仅因为哈贝马斯没有将韦伯(Max Weber)的幽灵从他的哲学运思中彻底清除出去，这位交往理性的始作俑者就只能在透明理性的稀薄空气中建构他的方案。哈贝马斯乞灵于康德(Immanuel Kant)，罗尔斯则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提出了“交叠共识”论，以此作为罗马法的现代等价物。德国人最终又一次为“世界历史民族”（马克思、韦伯）从政治或学的层面上介入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苍白的哲学注脚，尽管这里涉及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情况完全不同。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罗尔斯的更可信、也更令人不安的挑战来自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罗蒂一直都在抨击美国学界的左派，指责他们缺乏爱国主义精神。4 如果罗蒂只是为美国沙文主义提供了又一种说法，那就不必理会他，但实际上，罗蒂试图复兴更为传统的新政或社会改革政策。他提醒自己的同胞，美国在实质民主（财富分配等等）方面仍是一个很不平等的国家，美国的理想尚未“实现”。罗蒂认为，罗尔斯关于自由民主程序的哲学表述在抽象的层面上真是美妙之极，就连特权阶层、超级富裕阶层、保守人士对它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不仅如此，有趣的是，罗蒂对美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矛头一方面指向国内政治中的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又指向新兴的“国际超级阶层”。这个新阶层正是威胁着美国政体的全球化势力。（在罗蒂的《实现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这本书中，有一个比喻透露出相当敏锐的观察力：横越大陆的班机的前排座位坐着商界精英，坐在飞机尾部的是一大帮赶赴各种国际会议的学界人士，比如今天前来参加这个全球化和大众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就属于这群人。）罗蒂的观点很值得注意，因为他揭示了自由民主的普遍主义的一个内部裂隙：像罗蒂那样的一批人对任何从政治上或思想上追求超越美国宪法的开放历史视野的努力一般都不抱同情，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对他们来说，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内部问题作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更为古老、经典的民族政治模式中寻找灵感，重新唤起民族国家的理念或理想主义。不过，罗蒂复兴美国民族主义的努力只能放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跨国流动和冲突的全球语境中来加以审视。从这个观点来看，罗蒂的方案最终难免流于玩世不恭和平庸乏味，这一点可能是他自己所不愿意承认的。换句话说，由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全球统治地位，由于制度化的全球不平等和等级结构，由于美国的利益按其本性就是全球性的，因此，巩固美国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意识形态，使它们达成实质的（而非抽象的或程序的）同质化，就应该成为我们的头等大事。美国人和潜在的美国人在其直接的地方性、独特性和偏狭性方面已经并且瞬息间就达到了普遍的水平。对他们来说，罗蒂从哲学上将美国的理念与人类历史的乌托邦理想接通，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具体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他对杰姆逊的古怪指责：他说杰姆逊的著作缺乏足够的乌托邦冲动。

二 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主体的困境

建基于消费概念之上的晚期资产阶级的主体性概念与其在经济、社会、政治中的普遍性几乎完全重合起来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后现代/全球视野模糊不清的状态。在这种视野中，民族国家，连同其引出的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暴力要求和文化要求，几乎已经杳无踪影了。现在，需要更多地从历史的视角去描述民族国家在这种境况中的作用。鉴于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相互依存关系，最近几十年的变化主要在于这种关系的范围（以及美国政体的发展，按照杰姆逊的说法，这导致了美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深刻的不对称），而不在于这种关系本身。5 诚然，全球资本主义需要全球性的政体形式来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但是，这种新兴的全球体制按其本性就是一种不道德、不人道的政体形式，因为它并不准备将基本的公民权和人权扩及于传统民族疆域以外的臣民，甚至连一点表示都没有。因此，可以说，双重标准是西方新干预主义的内在品质，谁也没有法律或政治上的根据“让统治阶级说话算数”，而这正是激进知识分子在挑战自由资产阶级国家的现状时采取的传统政治策略（布洛赫[Ernst Bloch]在《自然法与人的尊严》[Naturrecht und menschiliche Wurde]中提供了这种激进民主立场在现代的最后表述之一）。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不仅为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民族和共同体提供了唯一有意义的保护，使其免于跨国公司的操纵，免于专横的西方通过各类经济和文化人而实施的跨领土国家权力的支配，而且还为特定民族情景中的政治参与和行动提供了唯一切实的舞台。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如果抽象地、非历史地抨击民族国家、民族、民族文化和政治生活等理念，那就确然无疑地透露出一种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一种普遍—个人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旦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对后现代/全球化主体性的确认迟早就会变成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重新确认。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最后一点不过是一个特殊共同体的浪漫文化主义的现代翻版而已，其普遍要求迟早会变成罩着一层薄薄面纱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新自由经济的时代，所有的国家、甚至所有的大陆都被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或“充满怨恨的激烈争吵”（杰姆逊语），其焦点是，在全球市场的“看不见的手”面前，“谁比谁更过剩”（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语）；6 新殖民主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中，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在北约的军事行动中获得了生动的表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也进入了以新兴波波斯（波希米亚资产阶级[bohemian bourgeoisie]）为特征的西方大都市的消费场景。“波希米亚资产阶级”这个词语出自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颇能显示他的机敏和睿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因为它突现了一些新的模式：在建构“新的（国际）上层阶级”的过程中，以九十年代迅速崛起的美国高技术和时装市镇（索霍区、帕洛阿尔托、阿斯彭等等）为引力中心，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融汇在一起。作者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九十年代瑜珈功修炼者、骑小轮摩托车飞奔者、文化反叛者、对性持开明态度者、政治正确的维护者、具有健康和环境意识者、专业人士，对他们表现出过分的钦佩，颇有讨好之嫌。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六十年代以及自欧洲浪漫主义以来的全部精神资源已经被一个新的消费概念——毋宁说消费行为——驯化了，吸纳了。这种消费概念或消费行为植根于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植根于美国大学与公司文化的新型英才教育、文化与金融资本拥有者的联姻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American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这本书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十分有趣的方面），两者都同时被理解成资本和身体：在波波族身上，在他们那种立足于消费和文化之上的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尊严的新感觉中，资本已经变成了身体，反之亦然。7

有必要赶紧补充一句：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概念（自由、多样性、多元性和普遍性）都过分受制于消费主义，因此，在涉及到现代资产阶级主体性概念的理解或自我理解时，它们从根本上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特殊的主体性概念已经与其早期的——经典的或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渊源发生了分离，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历史的裂痕。这一裂痕产生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话语，以一种无情的历史逻辑决定了，现代西方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理念之间的连续性不过是一种怀旧的、感伤的虚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庆典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与韦伯使一个解魅的世界理性化的努力处在同一个结构位置上。事实上，韦伯通过其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佛教、印度教等等）将基督教生活世界的毁灭投射到了东方（海德格尔曾接受《明镜》[Spiegel]记者的采访，在这次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访谈中，海德格尔说，不能指望通过比如说东方的道家思想或神秘主义来拯救西方，拯救之道就在爆发危机的地方。这是对韦伯问题的姗姗来迟的、却更加诚实的回答）；与此同时，他又要求建立一个愿意并能够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中与英法两国竞争的“政治上成熟的”——亦即理性化的、自由民主的——德国。8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韦伯为德意志帝国忧心忡忡，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韦伯又为普遍的现代性劳神费心，这两个韦伯有一种内在的、令人不安的冲突，而在美国版的（帕森斯式的）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身上，人们很难面对韦伯的这种困境。但是，若要从历史的和文化政治的层面上理解我们的时代，除了必须面对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幽灵之外，还必须面对韦伯的幽灵。韦伯的理性化方案所蕴含的文化政治悖论在韦伯死后，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全球化意识形态中才获得解决，这也许再合适不过了。后现代/全球化意识形态使文化和经济彻底地倒在普遍性这个新的一致性平面上，这就是杰姆逊所说的“压抑的多元性”。9

三 普世主义文化的政治哲学悖论

这种压抑的多元性通常仍被礼赞为一种多样化的、流动的、创造性的和解放的力量。不过，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它那隐藏在包容性背后的排他性、隐藏在平等背后的不平等、隐藏在多样性和异质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同质性。换句话说，有必要检讨一下自由普遍主义的隐含假定和原则。这种普遍主义历史地植根于作为人类生活的自律领域的政治的概念之中。在这方面，只要读读施米特(Carl Schimitt)的相关著述就足够了。施米特讨论了作为普遍性的政治框架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内在悖论和脆弱性。在《议会民主制的危机》(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德文原题是《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Die geistgeschichteliche Lage der heutigen Parliamentarismus]）中，施米特写道（这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在表面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另外一个领域以实质不平等占优势的领域（在今天，例如经济领域）将支配政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不偏不倚的平等概念在缺乏不平等这个必要的关联概念的条件下实际地控制了一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而被另外一个受不平等无情地支配的领域弄得黯然失色。10

施米特接着写道：

只要是人，就享有平等：但这不是民主，而是一种自由主义；不是政体形式，而是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和世界观。近代的大众民主立足于这两者的杂乱的组合。11

在这里，施米特将自由主义与伦理观和世界观（在施米特写作的特殊德国语境中，伦理观和世界观两者指的是某种也许可称之为基于文化的民族意识形态的东西）。除此而外，还有一点也非常有趣：施米特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将“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归属于前者（自由主义），以便主要按同质性来界定后者（民主）。“（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公意”概念）表明，一个真正国家的存在条件是，人民必须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以至于从根本上达到了全体一致。”12

现代学者只能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待施米特的敏锐观察。不过，在他的著作中，重要的不是那种多少有点阴险的利他主义。例如，施米特说，“一切实际的民主都建基于这样一个原则之上：不仅平等者是平等的，而且不平等者也将得到平等的对待。”13 他又说，“如同公意一样，要么存在着全体一致，要么就不存在全体一致”，因此，“（社会）契约的存在与否毫无意义”14（施米特的意思是说，后者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是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民主制度靠的是排斥异质因素，形成共识）。尽管施米特有一种政治机会主义倾向，但他充分地承认，社会正朝着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向迈进，这种空前未有的趋势是普遍的、不可逆转的。就历史判断而言，施米特和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一个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对我们的批判思考更有用的是施米特的一些独特思路。他区分了政治的各种要素和范畴，因而对那些据认为超越了政治的东西达到了更具历史性的理解。他写道：

在政治领域，当人们互相面对时，他们并不是什么抽象物，而是在政治上有利害关系、受政治制约的人，是公民、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政治同盟或对手——因此，不管怎么说，这里涉及到一系列政治范畴。在政治领域，一个人不可能将政治的东西抽取出来，只留下人的普遍平等。经济领域的情况亦复如此：人不是被设想成人本身，而是被设想成生产者、消费者等等；换言之，这是按特殊的经济范畴来设想人。15

正是透过政治这面无情的镜子，施米特抓住了黑格尔(G.W.F. Hegel)“具体思维”的根本历史内核。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以令人折服的思想睿智评论道：

量变转化为质变这个经常被人引用的命题具有十足的政治含义，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从一切领域都可以到达政治这个点，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群体的质的新强度。这个命题的实际运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但到了十九世纪，它便开始产生出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一直处于非政治或事实层面上的东西现在具有了政治性。当它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比如说经济财产就变成了明显的社会权力（说得更准确一些，政治权力），propriété（财产）变成了pouvoir（权力）。原先只是受经济驱动的阶级对立，现在变成了敌对群体的阶级斗争。16

这样，施米特的范畴和要素思想就提供了一个有助于阐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产生的辩证概念。这也许就是卢卡奇(Georg Lukacs)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高度评价他的原因，尽管晚年的卢卡奇在其巨著《理性的毁灭》(Zerstorung der Vernunft)中指出，施米特的理论运思预示了，欧洲帝国主义秩序将在纳粹的手中瓦解；透过施米特，可以发现纳粹与颠覆了欧洲封建主义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相似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承认，受价值驱动的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或“生活形式”的冲突具有价值中立的性质：施米特所说的政治最终建立在敌友区分的基础之上。巧合的是，正是运用这这对范畴开始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提出了强有力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四 “帝国”及其敌人

经过了里根(Ronald Reagan)—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私有化十年，又经过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的十年，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已经很难被看成是自由民主框架内的一种抽象的、价值中立的和非政治的普遍性了。在这期间，美国在海湾、巴尔干和反恐的无国界空间发动或领导了三次战争。这说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摆脱“人类群体的（突然）强化”，而是发挥着杠杆的作用，将各种各样的冲突推到前台，尽管这些冲突有其传统的限制条件，要受制于地方、民族、地域的隔绝、静止和惰性。如果说一个全球帝国正在形成，它也更多地形成于晚期资产阶级的梦幻之乡，用文明的标尺彻底排斥他者，确保自我的绝对自由和安全。这个全球帝国被假定具有空间的总体性和时间的无限性；它将自己看成是一种并非支配着特殊的社会群体或人类群体、而是“直接支配着人性”（Negri和Hardt语）的文明。这些想法与其说符合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实际上，即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扩张也很不平衡），还不如说符合以经济与文化、特殊与普遍的交汇为基础的晚期资产阶级主体性这个全新的概念。17 从这种观点来看，也许有某种办法可以矫正内格里(Antonio Negri)和哈特(Michael Hardt)在《帝国》(Empire)中提出的一个在别的条件下无法质疑、因而也就无关宏旨的口号：“根本没有什么外部”（There is no outside;这是对帝国来说的。这个全球帝国混合了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由于左派对全球乌托邦持有一种唯意志论和非历史的看法，因此，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基于不可靠的理由所宣称的相比，它就是一个更规范的概念构成物）。在消费自由、日常生活生产的均质化、同质化的空间里，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力比多经济学。只要“内部”由这种情况所决定，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按照被排斥在帝国的同质化国家之外的因素来清晰地界定“外部”。换句话说，“内部”与“外部”的这种修辞性的二项对立（或者说，将“外部”从“内部”的位置上清除出去）只有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才有意义。但是，一旦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二项对立，也就是说，一旦“人类群体的强化”——突然的、而又是历史的——达了政治的水平，内部与外部的两分法就像敌友的对立一样昭然若揭和不可避免了。只要看看美国媒体将文化变成政治的手腕，只要看看公众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似乎是按与自由民主制相同的政治逻辑运作的：第一，它们需要同质性；第二，如果有必要的话，它们还要清除或根除异质性。“后现代”和“全球性”这两个词标志着文化变成政治的历史时刻，与此同时，“文化变成政治”也必须理解成“政治变成文化”。如果说——正如杰姆逊指出的——“美国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同质性，并且使这种同质性超越了经济不均等或政治不平等（实质性平等），从而成功地控制了阶级斗争，那么，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显然就是美国化的时代。这种美国化规模更大，但同样没有什么均等可言。18 但是，即便在考虑这个将全球后现代性视为全球美国化的规范概念时，我们也必须找到政治上有意义的方法来解释差异、抗拒之类的传统的和现实的阻力，批判地、但又不失同情地分析它们对异质性——而不仅仅是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要求，分析其在政治上和文化政治上所采取的自我肯定姿态，最终对这些立场和意识形态在真正的全球政治——以反认同、反标准化的身份建构为特征——中的有用性作出策略性评估。这些立场和意识形态是建构任何一个关于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有意义概念时必须利用的资源，而不是迅速跳到完全按西方的各种政治立场来界定的全球乌托邦的累赘或障碍。

《帝国》一书提出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论点就是，这种新的政治动物不想打仗，而是想维持和平。但是，如果从施米特的一个思想出发来理解这个论点，就能够进一步增强它的力量。施米特认为，对同质化的“我们”概念的任何极权式建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建基于一个虚假的、非历史的和不可企及的幻想之上：即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存在的“绝对安全”。追求和平的冲动确实触及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切文明—霸权秩序的一个根本特征。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美国的国家弹道防御系统，都透露出这种绝对安全的幻想。《共产党宣言》有一段精彩的文字，说万里长城被“资产阶级的廉价商品”象征性地“击垮”了。其实，根本等不到这个时候，历史上游牧部落已经一再突破了这道防线。但是，中国人又一再象征性地或以其他形式重建长城。正如施米特告诉我们的，绝对安全本身建基于敌人的概念之上，而所谓的敌人是遭到否定的他者。长城巍然屹立，象征性地否定了敌人作为人的存在，但实际上又暗中承认了这个被否定的、非人化的敌人从外部和内部对我们的康乐和福祉构成的实实在在的威胁。世贸中心双子座的轰然坍塌给曼哈顿的空中轮廓线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何等的令人毛发倒竖，它似乎每天都在提醒纽约人，用一道长城来保卫自己的绝对安全，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但又越来越有必要。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长城：现代化和现代性、那种认为财富和权力能够提供安全、保护、荫庇的古典观念（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残余物）、地理距离和分隔。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变得弱不禁风而又遥不可及。溯其缘由，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把生命看得比其他“价值”更重（我们只能名之为“邪恶”），另一方面，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和后现代过程本身亦难辞其咎。

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我们也许会承认，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过代表着构造一个同质概念的又一次尝试。这个概念并不被用来再现人类状况，而是被用来驾驭人类状况。这个驾驭过程假借了自由、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名义，也就是说，它所采取的手段是构造和生产主体性以及人性概念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关于肯定性、内部分化和同一的多元——所有这些概念都与黑格尔的二项对立、辩证矛盾等经典概念针锋相对——的哲学思考很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论辩的新的哲学基础，因为它一方面为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文化主义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又为其批评者提供了机会。这些批评者坚持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某些仍处于有关“什么是人性”的同质化文化政治观念之外——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仍处于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建基于其上的晚期资产阶级政体的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持久价值。随着不同人类群体在某个特定层次上（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一个特定阶层内部）的沟通和互动的日益增多，以必要的、隐蔽的政治凝聚力和同质性为基础的排斥必须根据文明和人性本身的极端他性来加以界定。即便恐怖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存在，它们也会被创造出来。伊拉克人、塞尔维亚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国人，已经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此外还有非洲大陆，那里的情况更为隐蔽，这个地区如此彻底地脱离了人们的视线，难道这个现象本身可怕吗？在这方面，也同样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新鲜的；而且施米特也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现成的教益。在《政治的概念》的结尾，施米特指出（这是在1932年）：

战争受到谴责，但处决、制裁、讨伐、绥靖、国家警察、确保和平的措施依然存在。于是，对手不再被称为敌人，而是被称为扰乱和平者，并因此而被打入不齿于人类的败类之列。为保护或扩大经济权力而进行的战争以宣传为辅翼，必然变成一场，变成人类的最后一场战争。这一点隐含于伦理与经济的两极性中：这种两极性具有惊人的系统性和融贯性。但是，这个据说是非政治的——甚至明显是反政治的——系统服务于现存的或新出现的敌友分类，根本无法逃脱政治的逻辑。19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政治在现代（后现代）变成了某种非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力比多的或文明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期待着看到文化变成了政治的、社会的、策略的、经济的和特殊的东西。如果卢梭、施米特和有什么共同性的话，那就在于这样一个直觉：为国家政治——当然也包括政府本身——提供了终极正当性的人民“公意”基本上是一个通过教育塑造、培养的问题。换句话说，公意是受到国家认可或在政治上受到认可的教育的结果，而教育的功能是要为国家/政府的正当化服务。因此，教育按其本性就先于民主，并且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具有独裁的性质。如果说国王（者）是对非常情况作出决断的人，独裁者就是教育者，是了解人民意愿的人。我认为，现在可以回到杰姆逊所说的“压抑的多元性”问题上来了。它使下述常识具有了实质性内容：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说到底，支配人民意愿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逻辑。这种利他主义的特殊的现代——或全球化/后现代——新花样是，鉴于文化变成了经济，经济变成了文化，鉴于资本与身体的相互渗透，决定一种隐含地而又必然地具有政治性、并且先于普遍性概念的教育的内容的者乃是市场本身。对后现代/全球化状态的历史性的这种政治哲学理解可以促使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与后现代主义和去中心消费主义的文化话语保持“谨慎的距离”。这些话语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财富，不过，对此我们“不能不带着惊恐去观照”（本雅明语）20。

注 释

( 此文为作者2001年10月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keynote speech）。英文稿即将发表于美国《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杂志。

1 Fredric Jameson,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 in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ited.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54-77.

2 Ernest Gellner, Language and Solitud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8), 3-13.

3 For the Rawls-Habermas debate, see John Rawls, "Reply to Habermas," in Political Liber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27-434; Jürgen Habermas, "Political Liberalism: A Debate with John Rawls, " in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9), 49-104.

4 Cf.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关于罗蒂这本书的思路的中文评论，参见张旭东，〈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载《读书》2000年十月号，24-33。

5 Jameson, op.cit., 58.

6 Ibid., 65.

7 Cf. David Brooks, Bobos in Paradise - The New American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8 Max Weber, op.cit., 24-25.

9 Jameson, op.cit., pp.71-72.

10 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1), p.13.

11 Ibid., p.13.

12 Ibid., p.13.

13 Ibid., p.9.

14 Ibid., p.14.

15 Ibid., p.11.

16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62.

17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xiv-xv.

18 Jameson, op.cit., p.74.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3

关键词：组织文化多样性 预算目标 预算松弛

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反映在集体效果上（Throsby D.，2011）。组织作为一个集体，其文化是展现一个组织特点的一系列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模式，对塑造雇员的行为有着重要作用（Rashid，2003；Schein，1992）。因此具有不同组织文化的预算责任人涉及拥有不同的性格特点，管理风格迥异，对待预算目标的态度，以及对预算认知水平有差异，都会对预算作用的发挥存在显著的制约作用（Onsi，1973；Fama，1980）。如果预算责任人故意把目标建立的低于预期最佳目标以更易完成预算，这时就会出现预算松弛（Lukka，1988）。就是说，如果预算责任人可以决定较易实现的目标时，就会制造松弛；相反，如果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很小（Merchant & Manzoni，1989）或者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高效率的工作时，就不大会制造预算松弛。

组织文化多样性下的预算目标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应该追求怎样的目标的观点或观念，以及利用什么样的行为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不同的组织文化下，组织成员的期望区别很大，追求高难度目标或低难度目标，体现在预算管理过程中，预算责任人在设置预算目标时，其态度有着很大差别。尽管Hofstede的文化维度有很多不足和漏洞（Gooderham and Nordhaug，2002），但仍是公认的研究分析国家文化差异的框架，Aida（2011）利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对European的多元组织文化进行分析。下文就用Hofstede（1991）的五个文化维度：权力距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进行理论分析，探索组织文化多元环境下，预算目标的设定问题。

（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下的预算目标

集体主义文化代表的是对一种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偏好，在这其中的个体可以期望亲戚、家族或者其他群体来帮助他们，以此来交换毫无质疑的忠诚（Hofstede，1998），在组织中，持有集体主义文化的预算责任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互依赖，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当碰到棘手的问题时，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就会伸出援助之手，个体的努力程度就会降低，预算目标达成的可能性比较大，预算责任人就不大会蓄意修改目标，使其低于预期的最佳目标。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为了内群体利益而牺牲自我被认为是应有之举（Hofstede，2003），个体受到组织成员规范的约束（Vitell et al.，1993），因此预算责任人对组织的认同感比较高，并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雇用和晋升的决策要考虑到内群体的因素。此时员工不大会谋取私利，采取的是利他行为。在预算责任人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预算目标的制定就会把内群体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不会为了利己而侵犯对方利益。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因为它可以吸取更广泛的意见，展现多元化的思考和理解（Barbara，2010），会使预算责任人和其他成员愿意彼此之间进行沟通，增进相互间的信任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逆向选择，使得委托理论中提到的经营者和委托人之间的预算目标的不一致性减小。

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由于组织成员注重个人的成就和成功，这与集体主义文化正好相反 （Marcus，2000），以此推断在预算过程中，预算责任人很可能为了私欲，而故意修改最佳目标。

（二）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文化下的预算目标

典型的文化中，组织成员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和赢得声誉，具体的说，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Hofstede G.，1991；Marinas CV，2010）。他们相信若能干好工作，就会得到肯定和认可，就有机会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他们愿意接受挑战性的工作，这样便可以实现自己的成就感（Hofstede，2003）。在预算管理中，预算责任人受阳刚之气文化的影响，主观价值上强调成就和成功，会选择制定高难度的预算目标，并且会为之努力奋斗，这样目标一旦达成才能更好地显现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获取荣誉的虚荣心和成就感。

在阴柔之气文化下，组织成员和直接上司有着良好关系，愿意与一起合作的人共事，工作上有保障，在企业中愿意干多久都可以，因此风险意识比较弱，不大会争强好胜（Hofstede，1991）。在编制预算的目标时，因为既然无所为，都可以安然无恙的在岗，享有该有的薪酬或者福利，没有理由作出更大程度的努力以达成高难度的目标，此时预算责任人就会选择容易实现的目标。

（三）不确定性规避下的预算目标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的威胁的程度，是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避免（Hofstede，1980，1998）。此外，这种感觉通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定）表现出来（Vitell et al. ，1993）。多元文化会涉及不确定性和建立信任（Johannes C.，2011），而Dodd（1995）认为多元文化交流是一个降低信息和关系不确定性的过程，这都说明了多元文化下存在着不确定性规避问题。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由于高不确定性的文化下，组织中的成员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还不得不与之共存，于是其紧张感会比较大，寻求规避不确定性的最佳方法，以减轻这种不舒适的感觉。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高文化中，个体趋向规避风险，使自己远离不确定性的事项，怀疑新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主观上讨厌改变（Vipan K.，2002）。因此设定预算目标时，迫于心理压力，减轻焦虑，他们会寻找比较平稳和保险的方式，不大会选择不好预测的预算目标，使明天的不确定性更大，威胁到自己。高难度的预算目标难以预测其实现的可能性，于是根据不确定性规避的原则，预算责任人可能会选择可预测的，可实现程度比较高的，简单明了的预算目标，即较容易实现的预算目标。

（四）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下的预算目标

在长期导向的文化下，组织成员坚韧，必要时会搁置自己的利益，愿意为长远回报而不断努力（Hossein E.，2009），为最终目标奉献自己，在设定预算目标时就会考虑能否更好地展现自己，这时的目标可能是艰难的，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只要有着努力工作的职业道德就会得到回报（Hossein E.，2009）。因此预算责任人将成败归因于努力、好学、诚实、适应性、责任感和自律，这些好品质使他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一定能够实现预算目标，可能不大会在意预算目标的难易程度，只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导向即可，便可维护公司声誉。

而短期导向的文化下，组织成员认为付出的努力应该速见成效，急功近利，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成就，会仅为自己考虑或者对自己的考虑过大（Hofstede，1991）。设定预算目标时就会想办法使预算目标较容易实现，其方法就是把预算目标设定的低点，这样预算目标就会在短期内实现，给自己挣得面子。

（五）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文化下的预算目标

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Hofstede，1991）。它会造成对权力行使的差异，在处于结构层次较低水平的下属或人难以行使这种权力，因为这会对工作有关的事宜造成坏影响或者其他严重的后果。这种高权力距离会使低层次水平的下属持续处于压力和无助之中（Vipan K.，2002）。Marcus （2000）把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作为高权力距离指示器。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下，领导人有更强的社会地位，有明确的强制性信息壁垒。这会使上下级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下级缺乏行为的主动性，偏好高权力的上级承担责任（Johannes C.，2011）。在预算管理中，因为上级比较强势，下级只能被动接受上级制定的预算目标，不大会参与预算目标的设定中，采取消极的行动应对。若上级定的目标过低，不用付出额外的努力便可完成，下级也就会照着目标干。若是上级定的目标过高，付出额外的努力也可能完不成，下级感觉没有希望，反正是上级承担责任，可能会得过且过，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只有目标设定在下级可接受的范围内，下级才可能会采取一下利己的措施。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下，可能正好相反。

预算目标对预算松弛的影响

委托理论认为人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会背离工作的方向，老板要想得到他想要的，就需要对员工进行控制、指导、奖励（Christensen & Feltham，2005）。预算目标囊括了管理者对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期望：预期收入、经济地位、制造成本、数量、原料、新产品引进量（Bhimani et al.，2008）。自从Argyris（1952，1953）的研究以来，涌现了很多关于预算目标的文献：预算目标设定的方法，实现预算目标的难度水平，预算目标在评估业绩和奖励员工中的作用（Covaleski et al.，2007）。因为人们对高难度预算目标的实现度认识有差异，敏感度比较大，于是就会提高业绩以降低这种敏感度，可以利用预算目标来激励员工，以取得更好的业绩（Bhimani et al.，2008；Emmanuel et al.，1991）。

Argyris（1952）提出通过提高目标的可接受程度，提供更多激励，能更好地改善组织业绩。管理者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上级就会找他们的麻烦，等待他的是组织资源的损失和年度奖金的擦肩而过，甚至可能丢掉工作（Merchant & Manzoni，1989）。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寻求保护自己免受损失的预算目标，通过谈判以寻求较易实现的目标时，很可能会制造预算松弛（Wim A.，2000）。

Schiff &Lewin（1970）指出在有预算松弛时，预算责任人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他们倾向制造预算松弛。Onsi（1973）的研究对这一说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认为80%的中层预算责任人会对预算松弛进行讨价还价，而很多高层预算责任人至少会考虑一个“棒球场”那么大的预算松弛。

文化影响了甚至决定了群体所要追求的经济局部目标和社会目标（Throsby D.，2011）。在不同的文化下，预算责任人会设定不同的预算目标，在目标的指引下，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行为，为了一己私欲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预算松弛就是其中一项表现形式。

结论

综上，由于组织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大大影响了人们对预算目标的设定问题，通过利用Hofstede（1991）的五个文化维度来分析，预算责任人为了实现目标，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可能会制造预算松弛。但是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影响预算的各种因素可以归结为内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人的行为因素这两项（郑石桥，2009）。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人的行为因素，而没有涉及到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

第二，本文仅从Hofstede（1991）的五个文化维度中单一维度讨论其对预算目标的影响，并没有把几个维度结合起来讨论。

第三，本文仅仅做理论分析，并没有做实证研究，以提供证据作为支撑。

参考文献：

1.Emmanuel，C.，Otley，D. and Merchant，K. Accounting for Management Control，2nd ed.，Chapman & Hall，London，（1991）

2.Evans et al.’s Evans，J. H.，III，R. Hannan R. Krishnan，and D.Moser. Honesty in managerial report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76（2001）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4

关键词：中医药知识创新;中医药发展战略；文化多样性;自主转型;整体转型;知识创新

中图分类号：R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8）01-010-04

4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全球化新动向

社会形态的演化存在推动和引领两种力量的作用，评价各种力量的社会价值取决于一定时代的主导价值观。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全球化可能是最主要和重要的时代特征。不过，正是因为我们处于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也难以超越这个时代自身的缺陷和限制，不能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况且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对于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的评价也存在“盖棺定论”和“盖棺不能定论”的争论，从而显示出具体情况的复杂性。因此，要评价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可能需要“同情的理解”作为基础。有没有这种“同情”，不仅关乎人文素养的问题，而且也关乎作为一个“情报”工作者的专业素养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海量的信息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实际上取决于基于通观水平的认识能力。可惜的是，专业情报工作者限于专业分工，往往不能自觉地完成既在专业之内也在专业之外的情报分析工作，从而造成情报资源的合乎程序的浪费和流失。

在把握具体的信息资源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只注意正前提所带来的结果，以为这样的推论是肯定的。可是在这一逻辑之外，仍然存在大量的事实及其可能的推论，因此张绪通先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强调反前提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正反合一，才能真正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结论。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已经生成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4.1另一个世界与社会

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集中表现，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Forum)在举行之初就与代表全球化力量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2000年6月，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在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同时召开世界社会论坛。成立之初，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它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2003年1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认为，世界社会论坛不应成为与世界经济论坛相对立的会议，而应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论坛。如今，世界社会论坛更关注推动全球的社会发展，它与世界经济论坛最大的区别是更加开放，与会者无论持何观点、来自何阶层，都可自由参与讨论。

世界社会论坛涉及的主题广泛，其中主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消除贫困、普及教育、保护弱势阶层权益、新的社经发展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和企业私有化等当今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等。首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于2001年1月在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里港开幕。在第二届会议上，来自123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代表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第七届世界社会论坛年会于2007年1月20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本届年会的议题主要涉及艾滋病、种族歧视、自由贸易、妇女儿童权益、减债和消除贫困等各种社会问题。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广泛存在，世界社会论坛在更基础的层次上并以一种看似非主流的方式对建构未来社会作出独立的贡献，从而“使另一个世界成为可能”。在第七届年会之后，新华社记者叶书宏在《南北两大论坛的微妙变化》这篇随笔中认为：近年来，这“两嘲对台戏”却出现了趋同的迹象，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它们由对抗转向对话的可能。

4.2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成本

与世界社会论坛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相比，当今世界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则发端于一些发达国家。2003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法国和加拿大联合建议，就文化多样性制定一项国际公约，通过法律的形式承认文化的特殊性，以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和语言单一化的威胁。“文化多样性”的提法源于法国在与美国进行数年世贸谈判时所坚持的“文化例外”原则。与美国认为文化产品同其它产品一样，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行事的看法不同，法国则认为不能把文化产品等同于一般产品，任其自由流通，因此“文化例外”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反对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据资料介绍，法国将“文化例外”的提法改为“文化多样性”，这一修正既考虑到文化产品有商业性的一面，更考虑到其价值观的一面。“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涵盖的内容更多，也更容易被接受。为了宣传这一思想，希拉克总统在多次讲话中重申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在他的建议下，法国从2000年起每年在巴黎凡尔赛宫举办文化多样性论坛，邀请各国政界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希拉克甚至雄心勃勃地要把凡尔赛的文化论坛办成世界文化的“达沃斯”。实际上，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法国的主张之后，由于其成员比世贸组织多40多个，范围也更广泛，所以在2001年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经过法国的积极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4年之后，2005年10月20日在巴黎举行的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与会成员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在154个参与投票表决的国家和地区中，有148票赞成，4票弃权，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不少国家认为，《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取得压倒性通过的政治意义和它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作用，也表现在对美国“文化霸权”的遏制方面。

专家认为，法国将“文化多样性”作为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其“世界多极化”的政治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都相辅相成，是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当今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法国只有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才能维护其民族利益。同样，中国与法国一道坚持维护文化多样性，认为尊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包括尊重文明与文化的特性，还包括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应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不能刻意排斥，强求一律。”相比之下，中国赋予文化多样性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使之与“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联系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选择条件下的全球化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这份经典文献中，“文化成本”的概念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增加了理论色彩：

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慎重考虑“人的因素”，很多项目都可能会失败。传统方法向新方法过渡、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成本”不可小视。这类成本一般超出经济成本或社会机会成本的范畴，它们属于非物质形态、不可触摸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文化成本。要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要重新设计项目发展计划，通过把文化分析引入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扩大研究问题的框架。这样做可能会从根本上改造成本（cost）这一概念。

对文化成本的认识不是仅仅看到文化传统的负面作用，而是看到通过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坚持，它可以拓宽创造性的概念。要在一个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发挥创造性的作用，“所有的思想和表达形式都应得到鼓励，无论它们是从传统还是现代资源中发展出来的，无论是多数人的创造还是少数人的发明。要通过教育和其它社会行动，促进多种思想和表达形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所有人（包括少数人群体和移民）的幸福，政府特别要促进艺术创造性与其它领域（包括教育、城市发展规划、工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基于这种认识，人们对“软”环境的转化作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英国一个智库提出了“创造性城市”的概念，意指在21世纪，城市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信息与知识的创造作用，而不是依赖自然资源。这就要求我们创新思维。创造性思维使我们有能力应付挑战，从依赖物质条件转向注重“软”环境，通过这种转化，我们才有能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当前，创意产业正在全球蓬勃兴起，这种趋势应当说是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实际表现。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项《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项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应当说，这种合法地位的获得就是要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世界。

4.3整体转型的理论与实践

拥有经济一体化特征的全球化在社会和文化的力量面前出现了脱离线性发展轨道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在最基本的层面却表现为对人自身认识的转型。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已经感受到了“春江水暖”：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行为的分析津津乐道。这一概念已经从纯商业领域延伸到投票和政治行为，甚至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毋庸讳言，这种“植入性”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最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发生了转向，由经济学领域开始，专家学者们开始转向对利他主义行为、信用、合作、忠诚、团结甚至友情和爱情的分析。上述这些因素都属于广义的文化领域，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就必须对项目和计划进行调整。

这种转向使人们回忆起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有助于肯定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原来许多传统的价值观也正在被重新重视，从而使原来期望中的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一种幻象，而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回归传统与身份认同成为时代潮流，人们需要一种生活意义的精神支撑。

这种基于经济发展的转向使人们在继续研究经济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自然环境、文化、信仰等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本质上是对人类自身行为的规范。就基本信仰来说，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终极意义的生活法则，而对它的忽视也是过去许多失败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当人们在反思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时候，发现所谓“增长的极限”其实只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极限，正如人们看到的对抗疗法所暴露出的对许多疾病无能为力一样，传统医学并不是同样的束手无策。因此，发展及其意义就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人们不仅“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一些有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信仰。”令人值得关注的是，实际上这种创新来源于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领会，以便为未来社会找到不同于“经济时代”的思想基础。而作为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观”被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

首先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为未来的世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的、实践的、历史性的和哲学性的框架。其中的关键则是强调“整体”的优先权而不是“整体中一部分”的优先权，强调“手段同时也包括结果”。如果想要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在经济学和所有其它社会活动之间创建一种平衡的、和谐的和平等的关系，那么这种强调就具有强制意义。在优先权被赋予某项活动或者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令其它活动或者整体处于次要位置的情况下，总是会出现问题，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世界体系和人们的生活带来过度消耗、不平衡和资源不足等问题。

事实上，这种转向是在一种把优先权赋予部分的失望情绪下作出的。总的来说，虽然经济时代在过去的岁月里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为全球的发展和人类事务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在理论的深处却没有能力把人类带入人类历史上下一个伟大的新纪元。因此，时代的转向其实就是方法的转向，其中包括与之相联系的“一整套不同的原理、规则、政策和优先顺序，以及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系统和发展模型”。当然，这个被称为“文化时代”的新纪元尚未到来，但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文化时代正缓慢却毋庸置疑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而在所有迹象中，“与文化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便是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

这种整体化的转变表现在诸多领域。在教育领域，“整体教育”被提上日程，整体比专科的教育方法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更必要；对“发展”的整体性研究表明，发展既是经济、商业、技术和金融的，也是社会、政治、环境、艺术、科学、娱乐和精神的；在科学领域，科学家正在改变他们看待宇宙、世界、人类以及人类进化的方法，体现出“一个整体”和“一个动态整体”的特点。这些改变能够给人类带来，或者说“创造一个更加有序、更加全面和更具人性化的发展途径，以及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而与人性化相联系的整体化转变，医学领域却被认为比上述所有领域都表现得突出。

经过几个世纪对人体各个部位的集中研究之后，在今天的医学界，人们越来越注意从整体上来研究人体。

很多原因都在支持医学领域的整体化转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变化被看作人类文化学家认识的延伸，而其贡献就是发现了文化的整体性。为此，保罗•谢弗说：

使今天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整体化转变与宣告文化时代即将到来的黎明之间关系尤为密切的是这样的事实：自从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or）以来，文化学者们就一直非常关注整体论；作为世界首批人类学家之一，泰勒终结了把文化限定于部分的这种历史悠久的做法，开始把文化的视野转向整体。这一行动发生在1871年，当时，泰勒正式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的整体，它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备的能力和习性。”从那时起，众多的文化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便把文化定义为“整体”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部内容”，而不仅限于人类参与的特定活动。正如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这位杰出的美国人类学家所说：“许多文化人类学家提出建议，热力学方法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它的整体框架，也就是说，在于这样的观点：对于整体之部分的描述尽量参照部分之整体。”这足以证明文化和整体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这还证明，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因为一百多年以来，文化学者们就一直在关心着整体论的观点和观点的整体化。

由此保罗•谢弗认为，“文化，与任何其它领域、学科、活动或者主题相比，可能更有利于今天世界正在进行着的整体化转变并挖掘出它全部的潜力。”

与强调文化的活力和重要性相比，我国在中医药的创新实践中仍然以科技为导向。虽然和以前不同，有关中医药的国家规划越来越关注哲学和人文，但是在具体的科研项目中有关研究却难以安排，况且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涉及中医药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少之又少。而在这种基础研究薄弱的情况下，有关《中医药法》和知识产权战略的颁布和实施能否真正收到实效仍然是未知数。有美国学者在评论美军在伊拉克的境况时认为，不是军事战略，而是对伊拉克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战略缺失才是使美军陷入占领困境的真正原因。同样，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看法更使我们感到了加强中医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法国《科学与未来》月刊11月号文章中，让-吕克•多梅纳克认为“在中国，科学是最好的投资”，但是，中国要在世界科学领域发挥作用仍然要付出机制上缺陷的“代价”。

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全部潜力，特别是其原始创新的潜力，一方面必须将中医药与正在进行着的整体化转变的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需要弥补中医药研究的薄弱环节，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2007年1月29日，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目前这个学会正在积极建议国家要抓紧制定中医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只有在重新肯定中医药人文价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确立其科学价值，从而在促进中医药自主转型的同时为建设一个新的以健康为基础的社会奠定理论基石。与此相联系，有关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和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国家项目中也应当安排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只有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互相支援，中医药才能够面向人类的全面发展并成为促进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基础性资源，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才能够真正得以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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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张玉国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勤.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金元浦访谈［EB/OL］.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5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 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 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四)确立合理有序的文论格局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6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网络文化，必须把握网络文化的规律与趋势，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通过对话方式、阵地文化建构方式、“网语”开发与运用方式，建构起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体系”与“信念体系”，形成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支撑与保障机制。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与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式与机制，形成舆论引导与利益引导、政策引导、理论引导的统一与互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

网络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有了根本改变，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就必须充分把握住网络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给多样混杂的网络思潮以正确价值指引，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思潮与精神家园，为网络化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中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相比之下要把握并遵照“规律性”却要困难得多，一是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根本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二是网络文化自身的虚拟性、多样性、开放性、多变性，也不断对主旋律宣传的方式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能否真正把握住网络传播规律、切合网络文化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占领网络文化阵地，能否最终实现对多样价值的引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1)对话方式。一是“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根据唯物史观的揭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具有滞后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超越、引领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强大逻辑能量，体现自身在多样价值中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要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反省和超越自身的“理论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圆融与严密、日臻科学与完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包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对话；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话：与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话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网络化生存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体系内外的知识、价值系统对话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沟通、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开放知识信息、多样价值系统中，不断实现自身理论自觉，发挥整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

二是“信念教育体系”建构中的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构建网络受众信念体系的过程，必然是摒弃了单项度的刚性灌输方式，必然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包括多样价值环境中对人世的探求、对人世活动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对话；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追寻中的对话：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公共性价值渴望和呼唤中的对话；对人的尊严和主体性高扬中的对话；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反思中的对话。在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尽管人的社会性、生活的现实性被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的。在多样价值混杂的网络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与信念的对话有其独特魅力，因为这种对话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向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切合网络受众主体性不断提升和价值性需要，进入受众自主的价值世界，为广大受众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指引，进而建构网络文化中为网络受众所广泛接纳的科学信念体系。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

(2)阵地文化建构方式。阵地文化建构的第一步是阵地资料管理，它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数据库的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具有强大的存储、检索和互动功能的信息与传播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论体系通过专业网站、网页、栏目或消息报道等形式链接到网络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地资料的建设与管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自身阵地建设，不断开发和完善适应网络文化环境的技术模式、软件模式、资料模式和教育模式，构建丰富、全面、即时、灵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阵地资料。

阵地资料管理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并以之为出发点实现对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整合与引领。建基于阵地资料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培育，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网络受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倡导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合理解决网络受众的现实生活难题与切身利益需要，科学解释现实社会道德问题，有效解决多样社会下的人们价值冲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导向与精神动力作用。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本数字化建设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起来，既重视引领人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又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与生命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建构的阵地文化，是多样性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也是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先进文化、科学文化，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凝聚与整合其他文化形态的巨大能量。

(3)“网语体系”运用方式。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语方式与言语表达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方式最集中、最直观的揭示。网络作为现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它对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深刻影响的途径之一就出于网络对人的语言环境 的改变。马克思说：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网络语言是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网络生活为主题创造出的“键盘语言”，是网络文化下的社会思潮的载体，是网络时代网络受众“新的言语”形式。

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多样价值的环境中，是网络时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与话语形式。它的前卫性、叛逆性、简约性、直观感性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网络受众求新、求异的个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网络语言出现与兴起，很大程度冲击着传统规范化、样板化的思想教育的话语体系，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对其他价值的引领，将无法回避网络语言兴起带来的挑战。网络语言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它给思想教育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为现代人的思想解放、主体性发展、个性创造提供了沃土。网络境遇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对之策，恰恰在于如何使中性的网络语言为自身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直面“话语权”挑战，一方面要把握网络语言的规律与趋势，对个性张扬的网络语言以科学有效的引领与规范：另—方面又要汲取与借鉴网络语言的积极因素，开发并运用自身的“网语体系”，通过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与表达形式，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己的“网语体系”，使其有效融入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话语”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它不仅需要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还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1.经济基础支撑。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必然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复杂利益关系、多样思想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它所代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价值事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价值事实基础上的，后者对前者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多样文化中的整合力与引领作用。

3.导向合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一种舆论导向，它务必建立在科学的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基础之上。利益导向必须着眼于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政策导向在于形成公平正义的政策条件，理论导向在于推进相关理论教育，形成广大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认知，建基于此，舆论导向旨在实现对社会思潮和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在利益构成、文化形态、社会思潮多样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只有形成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与舆论导向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合力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源泉。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7

[关键词]多元文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中指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如何发挥正能量，增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阐释力，在多元中确立主导，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新的挑战。”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客观现实，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亦在所难免，它所引发的世界性文明冲撞对于各区域民族与国家的道德精神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也直接或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影响。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必然会遭遇各种文化的影响，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评价所面临的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复杂。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经得住考验就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潮流，不仅要在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上有所创新，而且学习评价上也要有所发展。鉴于此，本文将对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创新进行探究，以期待助益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及管理。

一、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影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正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从实质上看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同。一般说来，多元文化有不同的分类，主要分为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同时还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文化主体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塑造了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对评价内容的统一性带来挑战

在多元文化背景进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对的受教者是在成长中已经长期受到不同学习环境影响的大学生。一般而言，学习环境是指学生学习的时代背景，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多元文化或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通过这些学习环境的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科学合理地确立统一的评价内容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客观背景对大学生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必须正视这一问题。首先，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多元文化对家庭中父母的影响同样不可避免，家长对子女的人生观、学习观、就业观、婚姻观、金钱观等教育的偏差，都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其次，学校集聚了众多年龄相仿、思想类同、心理行为不稳的青年大学生群体，彼此间的相互影响也使学习环境今非昔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极易形成群体性倾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内容的确立形成较大冲击。第三，日益开放的高校学习环境，也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多元文化冲击下的现实社会难免导致学生信仰缺失、世俗化趋重，对学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所以要通过建立统一的评价内容全面的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进行评价其难度较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需不需要评价’、‘能不能客观评价’及‘怎样评价’等问题认识不一。”[1]因而，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必须正视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成长发展影响，在应对多元文化影响的基础上确立统一评价内容。

2．对评价标准的确定性带来冲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仅要确立统一的评价内容，还必须对评价的内容确立标准。由于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而又非常开放、活跃，不同文化思潮的来袭都将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产生明显影响，并有力冲击着原有的、正在形成中的思想信念。对于学习成长期的青年学生来说，从文化认同到行为能力，其内在逻辑关系就是：文化认同影响思想认识，思想认识决定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左右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支配行为方式。这其中，外来异质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因具有极强的欲望性、自由性、世俗性和消费力，其所形成的冲击力似乎更为强劲，更容易俘获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领地，使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出现改变，并产生新的、自以为是的选择方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这也为西方异质文化或劣质文化的侵蚀留有了缝隙与空间。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增多，加之大学生们还没有完全定型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所以要建立一个在一定时间内比较有指导性，而且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评价标准其难度是而想而知的。

3．对评价方式的有效性带来考验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机制的文化屏蔽作用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开放性和更大的包容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吸收其他优秀文化为我所用的功能。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青年学生的确需要吸收更多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才能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但是也应看到，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并非出于文化的平等与融合，由他们主导下的全球化是基于自己的霸权利益，文化输出是霸权利益的一个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占领来达到意识形态同化的目的，从而分化或瓦解他们的社会体制，以进一步壮大他们的霸权势力。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有害无益的，同时，也导致要建立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方式需要面临的考验也在增多。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原则

多元文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评价带来一定的挑战，而应对这种挑战，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评价，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多元文化背景而提出适应时代新发展的评价原则。

1.评价要有方向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评价必须坚持特有的方向性，这是首要的原则。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人民的福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指导，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培养的政治思想要求，因而必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灵魂而成为学习评价的核心，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或歪曲都将是人才培养的失败。第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认识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是否旗帜鲜明，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标准，就是方向。第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面对文化多元化的复杂形势，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应该因各种文化的冲击而出现思想紊乱或丧失价值标准，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有了清晰的价值观取向。

2.评价要有全面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不仅要坚持方向性，还要必须坚持全面评价的原则。全面的评价方式有利于从各个阶段、多个层面以及不同角度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或结果进行检测和考评。首先，要把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定量评价一般以考试分数、表现记录数据、问卷调查结果等为依据，其数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与结果还需要通过定性评价进行抽象概括与描述，以形成对定量评价的补充与弥合。其次，要把结论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结合起来。结论性评价虽然能够对学生学习状况形成一定结论，但对定论的起因与演变并没有显示，因而对结论的印证也就不足以成立。过程性评价的结合可以将评价的眼界放宽至全部过程，所获得材料也更为丰富细致具体，这样的评价也就更为客观准确。再次，要把静态评价和动态评价结合起来。将动态评价和静态评价相结合，有利于以发展、变化的眼观看待学生，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进步与提高。

3.评价要有引导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的和平相处与和谐相融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驱动及霸权思维同样会在文化领域打开一个缺口，很多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街头运动便是文化侵略的现象。认识到这一点，高校思政理论课学习评价就不得不在防范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来培养具有实际行为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不能不重视对大学生成长发展的思想政治引领。也就是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成绩如何，不仅要看学生对有关知识的理解——通过卷面测试所得的成绩仅是浅表性的；还要看有关理论知识是否作为一种观念被学生接受，在内化体验的基础上形成认知和认同；更要看到学生在行为上的实践能力，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否通过学生行动而在实践中发挥实际作用。对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中要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要把品德评价放在首位，做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过程中弘扬正能量，激发大学生积极进取和全面发展。因而这就要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必须坚持评价的引导性原则，做好思想政治的引领工作。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举措

在坚持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原则的基础上，应对多元文化对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方式的冲击和影响。多元文化背景下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的举措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重视评价内容的系统性与动态性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过程中坚持评价内容的系统性与动态性的结合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课程理论学习的评价。课程学习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认识过程，是第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理论课学习的效果评价一般由平时、期中和期末三部分成绩作为依据，但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过高并不科学，通过对平时学习效果的观察、检测与记录，才能更好反映学习的时效性，因此应加大平时学习成绩的占比并将之作为学习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第二，对日常行为表现的评价。思想是行为的指导，行为是道德的显化，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能否内化为价值体认与道德能力，主要看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表现。可对每个学生建立一份日常行为表现记录档案，由班主任、辅导员、学生干部等负责观察记录，并作为评价内容的一个部分。第三，对参与社会实践的评价。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学习的高级形式，也是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应用和检验，学校应通过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延伸理论课学习的历程，并将之作为衡量学生思政课学习效果的重要参考依据，使评价更具实际价值和实际效果。

2.追求评价方式的多样性与科学性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教育环境日益复杂，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此时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进行客观评价，就不能仅由教师出几道试题那么简单，评价方式的多样性与科学性是必然选择。使评价主体多元化，由于评价活动的角度不同，不同的评价者因其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及主观性而使评价结果未必公正客观，而不同的评价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主观性出发，所得出的评价结果尽管不尽相同，但在归纳、综合、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也能够做到此消彼长、寸尺相抵，使最终结论最大程度地趋近准确。另外，评价的主客体之间还存在有狭隘、保守、分散、甚至对立的现状，只有从整体上调整评价主客体的关系，以开放、平等的观念进行评价活动，才能提高评价的总体质量与水平。

3.坚持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还必须坚持评价标准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举措。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是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和促进大学生形成国家和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种统一性体现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共性要求。同时，统一性还表现在，例如成绩高低、出勤率等情况的考核就应该纳入其中。这种统一性一定程度是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效果的评价的宏观标准，但是“检验德育实效的宏观标准往往无法具体衡量现实中的德育实效，它既不能检验出一堂课的教育效果，也难以区分不同学段、年级和教育者带来的实效。”[2]思想政治理论在学习方式上却需要极强的实践性体验和体认，才能内化为价值观认识。所以其评价标准在统一的基础上，也要体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建构适应特定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的评价指标，如可以将参加志愿者活动、参与社会实践情况等指标纳入其中。

4.关注评价结果的激励性与发展性

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也要关注评价结果的激励性与发展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要让学生养成对各种文化的甄别思辨能力和批判吸纳能力，形成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方法并取得不错的理论实践成绩，就必须通过评价来分析其形成的过程规律，只有这样，学习评价才能起到承上启下和预设未来的作用。一方面使评价能够指出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中的不足与缺陷，也能够对学生学习中的良好表现及取得成绩予以承认和肯定。另一方面使评价应着眼于学生的发展，着眼于为学生发展提供服务，应通过诊断服务而引导学生学习，并运用评价中的激励性策略和语言激发学生的进取意识，以激励学生迈向更高台阶。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面对摄取信息丰富、思想意识活跃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必须针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评价方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实效性，帮助学生筑牢思想根基，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做好思想准备、提供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任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分析[N].光明日报，2010-02-17（6）.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8

关键词： 卫生理化检验 本科毕业论文 组织实施

毕业设计（论文）是大学生培养、锻炼和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程度及实际应用能力的最好检验，是帮助学生提高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对创新意识与科研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训练和升华，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可替代的教学环节[1-2]。下面就如何组织实施卫生理化检验方向的本科毕业论总结和探讨。

一、毕业论文环节容易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1.学生的就业、升学期与学位论文设计期时间冲突。

高校理科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毕业生考研、实习、就业与论文成文工作交织，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要求学生选题、定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实习，对所研究的问题深思熟虑后，以提纲、报告的形式完成。因此，在教学管理中结合各自专业的特点，在教学总体安排上，将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适当前移，进行早期渗透，将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设计密切结合。各主要专业课程向前三学年转移，减少第四学年的计划课程，第七学期课程适当减少或不排课，以利于学生提前进行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2.学生对毕业论文不够重视，主动性、积极性不高。

毕业论文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教学环节，更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不少学生对毕业论文在思想上不够重视，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认为只要完成即可，不追求质量；不少学生没有按预定的毕业论文计划开展工作，以致相关材料、工作进展记录、时间上的安排都无法跟上计划。针对这种情况，应进一步加强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管理，在做好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实现毕业论文工作由“重规范”向“重质量”的转变。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想方设法减少因学生就业、实习、考研等对毕业论文（设计）的影响。

3.指导老师对毕业论文精力投放不足。

高校教师承担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随着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教师指导毕业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即使教师工作热情很高，时间、精力也难以充分保证。强化导师对学生论文的首要责任并控制指导学生人数，可促使指导教师认真、严格对待学生论文，保证论文质量。把学生的学位论文设计与指导老师的科研课题相结合，这样既便于教师进行科研和指导教学，又可增加校内教师的科研力量，更有利于保证学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校外实习的毕业生，在确定毕业生论文校外指导教师的同时，配备一名校内指导老师，使得校内导师的理论指导与校外导师的实践技能指导相结合，避免学位论文设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这样，教师的知识体系得以更新，实习单位的效益得到提高，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得到锻炼，学位论文质量自然随之提高。

4.经费的短缺使毕业论文的实施难度加大。

大部分学校对于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完成无专项经费，也无专门实验室，致使理科类大部分做毕业设计（论文）实验的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指导老师共用一个实验室，有些论文的实验无法正常开展。学校应充分重视此类情况，投入足够的经费，添置必要的图书和实验设备，举办有关训练项目；适当增加指导教师的工作量核算，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以便让更多的本校教师指导毕业论文；鼓励毕业论文整理公开发表，并对予以经费支持。

二、卫生理化检验方向毕业论文的组织实施

1.结合卫生理化检验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毕业论文选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21世纪，卫生理化检验采用的各种分离、分析技术和方法不断完善和更新。许多高灵敏度、高分辨率的分析仪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卫生理化检验中。目前，在保证检测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卫生理化检验正朝着微量、快速、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许多先进的仪器分析方法，如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毛细管电泳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电化学方法等已经在卫生理化检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我国的卫生理化标准检测方法中，仪器分析方法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样品的前处理方面，采取了很多新颖的分离技术，如固相萃取、固相微萃取、加压容器萃取、超临界萃取和微波消化等，较常规的前处理方法省时省事，分离效率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分析仪器自动化是卫生理化检验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分析仪器可以进行检验程序的设计、优化和控制、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处理，使检验工作大大简化，并处理大量的例行检验样品。例如蛋白质自动分析等，可以在线进行样品的消化和测定；测定食品营养成分时，可以采用近红外自动测定仪，样品不需要进行预处理，直接进样，通过计算机系统，即可迅速给出食品中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等成分的含量。装载了自动进样装置的大型分析仪器，可以昼夜自动完成检验任务。

仪器联用技术在解决卫生理化检验中复杂体系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仪器联用技术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分析仪器连接使用，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优点。近年来，气相色谱―质谱（GC-MS）、液相色谱―质谱（LC-M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质谱（ICP-MS）等多种仪器联用技术，已经用于水质、食品、空气等样品中微量甚至痕量有机污染物和多种有害元素等的同时检测，如样品中的多氯联苯、二因、氯丙醇、多环芳烃、丙烯酰胺等的检测。

近年来发展的多学科交叉技术――全微分析系统，可以实现化学反应、分离检测的整体微型化、高通量和自动化。过去需在实验室中花费大量样品、试剂和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分析检验，在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仅用微升或纳升级的样品和试剂，以很短的时间（数十或数分钟）即可完成大量检测工作。目前，DNA芯片技术已经用于转基因食品等样品的检测，以激光诱导荧光检测―毛细管电泳分离为核心的微流控芯片技术将在卫生理化检验中逐步得到应用，大大缩短分析时间和减少试剂用量，成为低消耗、低污染、低成本的绿色检验方法。

从卫生理化检验技术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样品的前处理、色谱分析法等仪器分析方法的改进、仪器联用技术、多学科交叉技术，是卫生理化检验方向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领域。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验条件，选择合适的研究项目，既保证课题的分量与难度适中，又保证课题符合专业培养要求，使毕业论文的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2.卫生理化检验新方法建立的一般步骤。

在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了解待测物的理化性质、原有分析方法的原理和优缺点，提出新的分析方法或改进原方法。通常应该对影响分析方法精密度、灵敏度、准确度和方法检出限的主要因素及样品的前处理条件进行优化。选用优化的分析测试条件和样品前处理步骤，建立新的分析方法，并对所建立方法的性能指标进行评价。

（1）检测条件的优化。

在新的分析方法建立过程中，可以采用单因素条件试验或正交试验，确定各种影响因素的最佳条件。

不同的分析方法所需优化的条件不同，分光光度法需优化的条件有合适的显色反应、显色缓冲液种类和pH值、显色剂用量、显色温度和时间等；气相色谱法在进行测定条件优化时，首选应根据待测组分的性质，对色谱柱和检测器的种类进行选择，然后对柱温、气化室温度、载气种类和流速、可能用到的氢气和空气的流速等条件进行优化；液相色谱法在进行测定条件优化时，首选需要选择的也是色谱柱和检测器的种类，再对流动相的组成、酸度、流速和柱温等条件进行优化，同时必须考察在所选择的最佳色谱条件下，实际样品中待测组分与样品中干扰组分的分离情况。

（2）校准曲线的绘制。

校准曲线是用于描述待测物质的浓度或含量与测量仪器响应值之间定量关系的曲线。测定时，所配制的标准系列，待测物的浓度或含量应在方法的线性范围之内。

校准曲线包括标准曲线和工作曲线，二者的区别在于标准溶液的处理步骤不同。在绘制工作曲线时，标准溶液的分析步骤和样品分析步骤完全相同；在绘制标准曲线时，标准溶液的分析步骤中省略了样品的前处理步骤。

（3）样品前处理条件的优化。

样品的前处理是建立新分析方法的重要一环，是决定分析成败的关键之一。样品前处理的目的是使样品能适合分析方法的要求。通常样品的前处理包括样品的消化或提取、分离和净化等步骤。

对于金属元素或无机物的检测，可以采用干灰化或湿消化处理样品，并对其条件进行优化；对于有机物的检测，可以根据待测物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并进行条件优化，如采用液―液萃取、超声波萃取、振摇萃取、索氏提取器提取等。样品的分离和净化，可以选择并进行条件优化的方法有溶剂提取法、挥发法和蒸馏法、液相色层分离法、固相萃取法等。

（4）干扰试验。

根据样品中可能存在的干扰成分进行试验。通过干扰试验，可以确定干扰组分的允许浓度，通常在标准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干扰成分，以测定值变化±10%作为是否产生干扰的判定依据。如果存在干扰，则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消除。

（5）实际样品的测定。

采用所建立的新方法检测不同类型、不同基体的实际样品，说明方法的适用性。

（6）方法性能指标的评价。

对于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应给出线性范围、检测限、精密度、回收率、方法对照等方法学指标的评价。

三、结语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检验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和手段，也是在校大学生从学校学习阶段走向社会前的一次十分重要的综合训练和实践机会，要重视毕业论文的导师遴选、选题和开题工作，加强毕业论文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建立科学的毕业论文评价体系，保证毕业论文的高质量实施。对于卫生理化检验方向的毕业论文，尤其应重视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题目不宜过大，以免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实现预定目标，影响毕业论文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王蕾.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体系构建[J].科技资讯，2010，28：229-230.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与国家主权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的趋势。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

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中特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文化多样性论文篇10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包括文化理论，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框架主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而不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对经济、政治都有过论述，也多次谈到文化问题，却缺乏系统的文化理论，甚至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例如列宁在多数场合把文化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也理解为物质性的东西。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有些人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在这里，列宁把文化水平理解为生产力水平。很多情况下文化与文明是不分的，既有精神文明、精神文化的概念，又有物质文明、物质文化的概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采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考察中国社会，对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和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分析，其中对中国文化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接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又专门论证了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特别分析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经济的推动下从旧文化向新文化演变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应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再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国理论界对于文化基本理论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问题，无论是作为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都受到广泛的关注。1991年，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他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在总结贯彻执行基本路线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他分别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了具体说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地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框架来阐释邓小平理论，分别详细地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对每项建设都作了更为具体和详尽的说明。在“三个代表”中，同志把文化问题摆到了重要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应用于建党学说。在“七一”讲话中，再次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实践是真理的源泉，运用一种理论往往会发展一种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过程，也是发展它的过程。这种运用无疑会完善和丰富理论本身，也会使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或澄清。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运用于建党学说，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断，是一种理论创新。

如何理解先进文化的概念？先进文化的存在逻辑地蕴涵落后文化的存在，因为没有落后文化，也就无所谓先进文化。那么，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显然，他是以时代的发展水平为标准来区分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主要是以社会制度为标准来划分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比封建文化更先进。但是，一个国家的具体文化现象是复杂的。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不能等同。中国社会现代文化除了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先进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还有落后文化，即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主义制度的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是先进文化，在于它的主流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并不是说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不仅如此，文化中还包含非意识形态的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如科学技术、文化设施）则比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先进。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即使就意识形态因素而言，社会主义文化是就整体上讲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中国的先进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就准确地表明了这种复杂性，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造成的。

如何理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了明确的回答：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前进方向是由中国的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的。先进的经济包括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先进的政治包括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就是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健全，由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成熟，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完善，中国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即社会主义旋律无疑也将日益壮大。“三个面向”，也就是现代化方向。中国现代文化不等于现代化文化，而是在向现代化文化前进之中。可以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就开始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文化过渡的过程，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取得了真正向现代化文化前进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才加快了建设现代化文化的步伐，现在不能说这个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了。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其内容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更加突出、更加鲜明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笼统地说，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兴旺发达和繁荣，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前进。

如何实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我们认为，同志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文化的源头是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改造社会的实践、人的自我改造的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而各式各样的文化，包括中外古今的文化都是流，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要“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总之，一定要使文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建设谈文化，只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关系，只关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就会迷失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文化之流是很重要的，但更根本的是文化之源，必须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