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论文十篇

全球贸易论文篇1

【论文摘要】 当今的贸易全球化虽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不能称得上普遍完善的全球化，其自身依然存有难以短期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了贸易全球化概念、特征和潜在挑战，并从宏观角度尝试探讨一些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全球化 相互依存 潜在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国际贸易无论从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国际贸易实现了真正全球化。基于此，本文尝试描述贸易全球化的基本依据，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一、贸易全球化的“新”特征 1.世界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总额更是不断突破新高。20世纪90年代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2000年， 这一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此后由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2001年世界贸易出现负增长。虽然石油价格高涨， 但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仍超过2003年，达到8.5%。2005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又出现小幅下滑，而2006年世界贸易增长率接近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为7.6%，略低于2006年但高于2005年。到目前为止，世界贸易整体上维持了相对均衡的增长态势。 2.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2003年～2006年，世界经济连续4年保持5%左右的快速增长，成为最近3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率整体上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9%，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为7.6%。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已明显地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3.贸易促进了相互依存 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 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日趋紧密。1985年世界各国按商品出口计算的贸易依存度只有9%，1992年提高到16%，1995年达到了18.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特别明显，1985～1995年10年间，世界出口依存度上升了一倍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 4.国际贸易构成转变程度加深 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构成上，货物贸易比重日趋下降，服务贸易比重逐渐上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17%上升到2003年的20%左右。在国际服务贸易构成中，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通讯、保险、广告等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约占四分之三的份额。在货物贸易内部，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二、贸易全球化的内在挑战 1.全球贸易总量的上升不等于普遍全球化 全球贸易总额逐年上升只能表明，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迅速增长，但这种纯粹数字的统计显然具有局限性:首先，统计数字本身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其次，全球贸易总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惠及所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潜规则”只是使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受益，而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显然受到损失；最后，全球贸易总量的提升充其量只能表示”全球融合”的一种趋势，这跟那种相互依赖的普遍全球化相去甚远。 2.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国际贸易机制是由大国和强国制定的，相互依存往往形成不公正、不平等的依附性，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另外，传统国家仍然是主要贸易实体，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作用逐渐突出，但仍难打破传统全球贸易模式，全球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能清晰地反映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依存度。 3.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一说法不具有权威性 经济增长是贸易增长的潜在动力，而贸易的增长又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在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贸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4.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升级同样不等于贸易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的上升和工业制成品比例的提高表明，现代高科技日益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的普遍应用大大促进了全球服务贸易和实物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之间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进程，但是，这种贸易结构的升级不是贸易全球化的终极推动力量，而是成为特定历史阶段加速这一发展趋势的表象。 三、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挑战的主要途径 首先，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总量上升到406705.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5.1%。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股市低靡，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但尚未呈现普遍滑坡的迹象。新兴国家诸如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可以引领全球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解决贸易全球化内在问题的首要因素。 其次、改革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贸易机制，建立惠及所有国家真正平等、共同繁荣的贸易运行机制。在现实策略上，贸易大国和强国必须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考量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施行“生存和让人生存”之策略。与此同时，弱小国家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化。 最后、贸易全球化不仅要在质与量上有所突破，更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开拓空间，借用新的高科技及沟通手段，逐步推动普遍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贸易论文篇2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跨国公司中心等，也有来自联合国体系内各个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还有来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独立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可见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共识。这个定义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注：GlobalizationandLiberalization,p.240,UNCTAD/ECDC/PA/4/Revl,N.Y.andGeneva,1996.）。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p.70～71,N.Y.andGeneva,1997.）报告接着又列述了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关贸总协定8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

根据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这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我国至少在下列四方面存在着不适应。

1.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2.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

3.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

4.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级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约占60%多，60年代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平分秋色，80年代二者的比重为3:7，即制成品占70%，进入90年代后继续有所上升。制成品贸易的持续上升是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前文已经指出，世界贸易的增速高于世界产出，从世贸组织的统计还可看出，制成品贸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产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趋势。二者年均增速的比例在1950～1964年为1.3∶1；1964～1974年为1.6∶1；1974～1984年为1.8∶1；1984～1994年为3.2∶1（注：WTO,InternationalTrade∶TrendsandStatistics1995,p.19,Geneva,1995.）。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与上述趋势相比是滞后的。据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1953年我国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79.4%，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也仅为45.9%，到1981年才略超过初级产品。不过当时我国的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UNSITC)并不一致，故与世界缺乏可比性。笔者估算，上述比重的变化是在8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的资料，90年代后期我国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83%左右，199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占31.9%，首次超过了我国传统的出口大户纺织品和服装，1998年机电品出口高达665.43亿美元，在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中占36.2%（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页。）。

上述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中期，第二个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中期，标志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但与世界贸易中的主导趋势相比仍属滞后，而且差距可能有所扩大。因为正在上述同一时期，也就是全球化加速的时期，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在迅速调整，从以资本密集和传统技术为基础转向以知识密集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特别是信息产业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幅和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低技术部门则明显下降。高新技术部门成了美国的主导产业，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摆脱衰退后得以进入战后持续最长的景气阶段。据美国商务部估计，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25%，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中约有1/4是由信息产业的增长所带来的（注：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http.//E-commerce.Gov.1997.）。

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故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世贸组织按联合国在1988年修订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将贸易分为三部分：

——初级产品：下分为农产品和矿产品两大类，每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

——制成品：下分为7大类，即钢铁、化学品、其它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服务、其他消费品，这7大类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类。

——其他货物：未能列入以上各类的货物，如军火等。

上述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又分为6小类，其中“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一小类最足以代表信息技术产品，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80年代前期较之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并未高出很多，但80年代后期剧升为18%，约高出2倍，到1995年竟达26%，约高出将近3倍（注：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90,Geneva,1996.）。结果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包括石油），跃居第二位，1995年位居前11位的货物按其比重大小为序可排列如下（注：同⑦，第15页。）：(1)机械和运输设备，不包括下述的(2)和(6)，约占17%强；(2)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约占12.2%；(3)农产品，约占12%；(4)矿产品，约占10.5%；(4)化学品，约占9.5%；(6)汽车和零部件，约占9%强；(7)其他消费品，约占9%弱；(8)其他半成品，约占8%强；(9)服装，约占3%强；(10)纺织品，约占3%；(11)钢铁，约占3%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故其比重的跃升完全是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而非价格上涨所致。80年代初农产品的比重也在12%左右，而上述(2)的比重不足4%，经过20年二者的比重竟然并驾齐驱，这不仅说明信息产业对世界贸易影响之大，也反映了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不到改善。同时，不得不令人担忧的是，80年代初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约为10%，而今天已降为6%，这说明世界贸易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愈来愈不利了。虽然1996年机电产品已取代纺织品和服装而在我国出口中占了首位，但以要素密集度来衡量，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价值低，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双高”产品还不多。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到1998年科技部和外经贸部联合颁布《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时，各种估算数字出入颇大，今列举几项如下，以供参考：——较高的估计1996年为21%，较低的估计1997年为6.8%（注：张祥主编：《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342页）称，1998年不包括外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为23.48亿美元，仅占我国制成品出口的1.4%，其中74.8%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其金额为17.56亿美元。该《年鉴》（第400页）又称，1998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70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音响、电话机等。但按照世贸组织在1996年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其范围包括软件而不包括家用电子消费品，故严格来说，上述27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免偏大。

——按前文提及的世贸组织关于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的分类进行统计，1995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11.6%（注：同⑦，第18、90页。）。据世贸组织的注释，上述数字中包括声音、图像的传输、放送设备。

由于目前尚难获得确切的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我国前10位的出口产品中还没有高技术产品，头三位是各类服装，以下依序为靴鞋、玩具、塑料制品、箱包和旅行用品、录音机和收音放音组合、各类棉机织物、家具。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和分体结构都很落后，这种结构使我们在国际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交换比率，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前者变得愈来愈不利了，西方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揭示了这个趋势。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在引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后指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单位价值时间数列进行回归分析，表明1970～1987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每年平均下降1%，只是由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才使其收入交易条件得以上升10%。”（注：UNCTAD,TradeandDevelopmentReport1997,p.147,N.Y.andGeneva,1996.）另一项研究证明进入90年代后情况依然如此，其数字可列表如下：

表1发展中国家与欧盟制成品交易条件

（1979～1994年年均增减率%）

ⅠⅡⅢⅣ

所有发展中国家2.04.2-2.25.5

其中：A组-1.34.4-5.7…

B组-0.14.6-4.70.4

C组1.34.9-3.61.0

D组2.14.4-2.34.1

E组2.94.1-1.26.8

资料来源：A.Maizels等人研究成果，转引自《199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第148页。

在上表中，“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大陆；A组为最不发达国家；B组为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C组为拉美国家；D组为地中海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尔他、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和前南联盟；E组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包括在内。（Ⅰ）和（Ⅱ）分别是对欧盟出口和从欧盟进口的制成品单位价值的增减率(%)，表中数字显示对欧盟出口的价格水平每年仅上升2.0%，而从欧盟进口的价格水平却每年上升4.2%，可见价格比率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Ⅲ）是“净物物交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实际上就是一国进出口价格（绝对额或指数）的比率，但必须注意，由于（Ⅰ）（Ⅱ）都是增减率而非绝对额或指数，故（Ⅰ）（Ⅱ）并不等于（Ⅲ）。上表（Ⅲ）的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欧盟而言，每年平均下降2.2%，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其处境相差颇大，A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最为恶化，E组则处境较好。该报告强调说E组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又胜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制成品的交易条件在整个80年代是较为有利的，而且随着产业的升级，正在变得更有利。（Ⅳ）是（Ⅲ）与出口量的乘积，称为“收入交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即其出口的总收入。由于E组的“净物物交易条件”恶化程度较小，而其出口规模扩大又较快，故“收入交易条件”的数值也就最高。然而必须注意，当“净物物交易条件”未见改善甚或日趋恶化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出口数量来实现“收入交易条件”的上升，这并不标志着该国经济福利的提高，相反，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流失，故是极不可取的，美籍印度学者巴格瓦蒂(J.Bhagwati)称之为“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处境胜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双高产品”的出口比重毕竟还小，故仍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因此，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产业化的战略决策，这样才能使对外贸易在21世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信息革命使我们能用很低的成本大量处理和远途传送信息，这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强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事物运动规律在人类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知识不一定要具备真理性和系统性，它可以只是一点诀窍或经验，但它必须具有商业价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知识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兴起了以罗默(Paul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它将知识（包括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论。这反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因而经济和产业结构日趋软化即非物质化，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业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人口，消费者开支总额中有60%以上是购买各种服务的，大制造企业也纷纷进入服务领域，如通用电气公司(GE)目前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提供服务。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信息革命使第二与第三产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财富》杂志每年要公布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但从1995年起该杂志也不再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公司分列，而是合并起来统一排列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增速也高于货物贸易。例如，1998年美国货物出口额下降了1%，而服务出口额却上升了1%，故它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80年代的1/4左右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1/3。近年来美国货物贸易年年赤字累累，而且有增无减，但服务贸易却年年盈利，顺差之大至今已可弥补货物贸易赤字的40%。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欧盟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已达55%，80年代为60%，90年代继续上升。其服务出口额从1985年的170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901亿美元，11年内增长了2倍。

表21985～1998年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

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9.517.513.77.911.41.7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7.418.712.89.720.55.6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7.1-0.31318.94.53.5-2.0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12.80.049.112.66.73.5-2.0

*从价值额看，1995年的增幅最大，从实物量看，则1994年增幅最大，主要原因是1995年美元对欧洲货币单位和日元分别贬值9%和8%，故当年以美元统计的出口额明显增大。

资料来源：WTOAnnualReport1996,Vol.Ⅱ,p.120,p.126;WTOPressRelease,1999,4,16.

上述变化在世界贸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世贸组织没有用不变价格表示的服务贸易量(Volume)的统计，而只有服务贸易额(Value)的数字，故我们也以二者的价值额来作比较。在80和90年代，除了1988、1994、1995三年外，其余大多数年份服务出口额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参见表2），这可说是当代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

1985～1998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从1.95万亿增至5.225万亿美元，增长了1.6倍，服务出口额相应地从3809亿增至1.29万亿美元，增长了2.38倍（注：同⑦，第120、126页。），其年均增长率约为11%，高出货物贸易将近2个百分点。故上述三年的例外，并不能导致基本趋势逆转，而且服务贸易的数字实际上是偏低的。因为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公告中也说：货物贸易数字取自各国海关统计，除走私外，出入关境的货物必定统计在内，故较全面可靠，而服务贸易数字则取自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呈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经常帐户下的“服务”一栏，各国处理方法并不一致，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故其数字往往低估。还须指出，服务贸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小于货物贸易，90年代初西方发生过一次衰退，1993年世界贸易跌至谷底，货物出口额下降0.3%，而服务出口额仍有微升(+0.04%)。据世贸组织在另一处公布的数字则分别为-0.21%和+0.59%（注：同②，第144页。）。在1998年前服务贸易从未发生过绝对的下降，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革命。过去服务业产品大多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运送性”，因而往往成了“不可贸易品”(non-tradegoods)。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许多服务的提供方式，突破了上述限制，使服务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其中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尤速，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得以稳定而强劲增长的主要支柱。世贸组织的统计将服务贸易分为三大类：(1)运输；(2)旅游；(3)其他：共有8项，即通讯、建筑、保险、金融、电脑信息服务、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文体娱乐（包括电视、电影等），其他工商业服务（包括咨询、会计、法律、广告等）。从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述(3)高出(2)约1个百分点，高出(1)约3个百分点，故结果(1)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下降，(2)的比重则徘徊不前，唯独(3)的比重节节上升（注：同⑦，第2卷，第64页。）。这表明在当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新型服务业的地位较之传统服务业大大提高了。面对上述趋势，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形之下都显得严重滞后。1998年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16.5%，而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0%左右；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约10个百分点（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这种落后状况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所造成的。在思想方面，过去政治经济学中某些僵化的观点把我们引入了理论误区，即认为除了运输以外，服务贸易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看不到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全面提高生产率的意义，因此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略服务业。在体制方面，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阻碍了服务的商品化，各部门、各企业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力图自己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以致服务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业的落后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表现，也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82年服务出口仅27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279亿美元，增长了10倍，在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中居第22位。不过与“亚洲四小”相比，仍有差距（香港占第10位，新加坡占第12位，韩国占第14位，台湾占第19位）（注：同②，第14页。）。从增长的速度看，可说已赶上了世界服务贸易的趋势，但从服务的出口结构看，与世界的格局和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1985～1996年在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其比重由27.6%升至36.5%，金融所占比重保持未变，前后都在19%左右，运输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7.1%降为19%。“其服服务”包括以海外工程承包所带动的劳务输出，所占的比重由25.5%升至32.6%。可见旅游始终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支柱，在我国对外收支中，每年都能带来盈余，这是由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所决定的，今后还将继续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业却是弱项，以致出口不振，反之，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在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其他服务”一项包括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它在服务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1985年仅为22.9%，1996年剧增为52.4%，翻了一番以上，使得我国整个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日益增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1998年为例，旅游业有顺差34亿美元，但“其他服务”等项目大多有赤字，从而整个服务贸易发生49.2亿美元的逆差。（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57页。）因此，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积极发展旅游、信息、咨询、技术、法律和会计服务等新兴产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保险业”，“健全资产评估、业务、行业协调等中介服务”。必须强调其关键是抓好信息产业，因为这是新型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传统服务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服务业在21世纪将成为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它的振兴将大大改善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也将有效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和巩固我国在世界服务市场上的阵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信、金融等服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培育竞争力，才能对付外来的冲击，保证我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21世纪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献号】1-1486

【原文出处】《国际贸易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1

【原刊页号】20～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贸易（二）

【作者】王林生

【作者简介】王林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贸组织研究中心

【正文】

三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过去的国际分工主要是要素禀赋所制约，现在科技优势足以减轻甚至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至同一行业内的各个部门或同一企业内的各个分厂、车间和工艺流程，都可分散到全球部署定位，实现最优配置。产业内贸易便是上述这种分工的表现形式，这种贸易60年代以来发展十分迅速，从而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1975年格鲁伯尔和劳埃德(H.G.GrubelandP.J.Leoyd)的论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产业内贸易就是一国同时既出口又进口某一同类产品，所谓同类产品则按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三位数来划分。SITC将国际贸易中的商品分为10大类(Section)，大类以下分63个部(Division)，部以下又分为233个组(Group)，组以下再分为786个小组(Subgroup)，小组以下分为2000个基本项目(Item)。这就是说属于同一“组”的产品就是同类产品，但也有人采用较为宽松的划分标准，即以同一“部”的产品作同类产品。他们提出的计算公式如下：

(Z[,i]+M[,i])-｜Z[,i]-M[,i]｜

B[,i]=─────────────────×100

(Z[,i]+M[,i])

上式也可写作

｜Z[,i]-M[,i]｜

B[,i]=(1-────────────)×100

(Z[,i]+M[,i])

在上式中，B[,i]便是反映产业内贸易的指标，称之G-L指数，在0-100间变动，愈趋向于100，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愈高。i指产业，Z指出口额，M指进口额。他们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表明：(1)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据经合组织的材料，1991年6个西欧国家的制造业中有60%以上是产业内贸易，另外6个西欧国家这一比重为50%～60%。(2)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远高于初级产品，最高的当推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化学工业，科技密集度愈高的部门，其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也愈大。(3)一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根据上述，我们可将世界G-L指数当作反映全球化的生产指标，因为G-L指数愈大，说明各国在生产专业化方面的相互依存度愈高。产业内分工的主要形式有同一产品不同档次、品质或仅仅是型号、规模不同的专业化，例如大量出口若干品牌的汽车，同时又大量进口另一些品牌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专业化，由各有关企业参加协作来完成最终产品。我国的加工贸易可说属于后一种形式，它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装配而又出口来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8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出口额还只有56亿美元，在我国全部出口中也仅占18%，而一般贸易的比重则高达82%，但到1995年其金额增至740亿美元，10年内增长了12倍之多，比重也上升为50%，开始超过一般贸易；到1996年加工贸易金额增至1044.7亿美元，比80年代中期增长了将近18倍，比重约占57%。加工贸易在外资企业出口中的比重更高，而外资企业目前在我国全部出口中已占45%，其增长势头之强劲远胜于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迅速增长，加工贸易是主要的支撑力量，它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工贸易扩大了我国的就业规模，据广东省公布，1997年全省加工贸易在全国加工贸易总额中约占55%，吸收了约1000万人就业，估计全国借此解决就业的人数约近2000万。加工贸易还带动了我国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某些制造业部门的成长，有的可说是从零开始的，例如，家用电器就是从组装起步，后来成长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超过初级产品，这是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加工贸易确实为我们参与并利用产业内分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但加工贸易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和矛盾，这主要与对外贸易中的双重机制有关。为了扶持加工贸易，对其所需的中间品免征进口税，同时各地区还有自己的优惠措施，于是就在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以外，又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平行的加工贸易的促进机制，从而引发了以下矛盾：

1.一般贸易的促进机制主要在于出口退税，实现零税出口，而加工贸易的出口只有在国内创造价值部分才给予退税，从原则上说，二者都是合理的，可以并行不悖。但当一般贸易的出口退税不能全部到位时，有的企业就会由一般贸易转向加工贸易，特别是那些需用高关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企业，将改做加工贸易，减少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这样就影响了国家的关税收入。2.如果加工过程集中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进行，海关就便于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并无地域限制，从沿海到内陆，可谓星罗棋布，确实不易监管。再加外贸企业有经营权而缺乏加工能力，生产企业有加工能力而没有经营权，工贸脱节，漏洞不少，以致不法之徒有隙可乘，将保税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国内倒卖以谋取厚利。例如，1997年海关查获的走私大案中约有一半左右的金额是利用加工贸易渠道进行的。

必须指出，以上的矛盾不是由加工贸易这个利用国际分工的形式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两种平行机制只要不断协调，统筹兼顾，使之保持恰当的平衡，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走私，中央已下定决心，全面进行打击，同时1997年银行建立了加工贸易台帐制度，海关和外汇管理局也进一步加强了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核销措施。因此，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非法活动正在受到遏制。

当前加工贸易的主要问题在于本身还处于低级阶段，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原材料和零部件依靠客户供应或自行从海外进口，加工装配后的成品又通过客户所掌握的销售渠道进入海外市场，我国企业只是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收取有限的工缴费，而要创收更多的外汇，就只有大进大出。为了进一步利用产业内分工的潜力，分享更大的利益，必须加快加工贸易的升级，其关键是抓好中间品的进口替代，即以更多的国产成份取代外来的中间品，使产品的国际价值链中有更多的环节转移到国内，这不仅能提高产品的国内附加值，增加创汇，也能扩大与国内上下游相关产业的联系，从而使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发生更大的拉动作用。

回顾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能源危机，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一系列产业向外进行梯度转移，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移植。我国的加工贸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兴起的，其中较成功的便是家用电器，从加工组装发展为成熟的产业，并开始走向世界市场。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内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出现了新的机遇，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我国的加工贸易就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四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生产力的飞跃要求各国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协调，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便是这样的产物，它的8轮回合降低了关税水平和传统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全球化的趋势。

世贸组织已有137个成员，由于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员之间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因而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少数发达国家对全球化起着主导作用，故它们在世贸组织内也力图保持最大的影响，谋取最多的利益，特别是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美国假自由化之名，在世界经贸领域推行霸权主义。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官方名称为《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案》），要求古巴赔偿1959年革命胜利后所没收的美籍古巴人（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的资产，规定任何外国公司不得收购或租借这些资产，否则美国今后将拒发其赴美签证，并禁止全球的美国企业向这些公司提供信贷，美籍古巴人有权这些公司。古巴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声援，一致谴责这是侵犯他国的强权政治，甚至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也都批评美国把国内立法凌驾于世贸组织的准则之上，妨碍成员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是滥用治外法权的恶劣典型。由此可见，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继续强调尊重国家这一国际法准则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十分注意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又如，1997年韩国大宇集团要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的电子部门，顿时在法国国民议会引起轩然大波，收购谈判旋告中止，因为该部门是国防订货的主要承包商，涉及国家安全，议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捍卫国家独立和，必须具有抵抗外敌入侵，应付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变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除了国土、自然资源等以外，还包括构成经济命脉和综合国力主体的产业，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也面临上述同样的问题，入世后有可能遇到更大的冲击。因此如何解决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入世与保护民族产业这两对矛盾，是21世纪我国对外经贸政策中的首要课题。只要处理得当，这两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从而做到既在开放中实施保护，又在保护中扩大开放，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可以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加以说明。

1.世贸组织有一套规范经贸领域内政府行为的法律框架，它并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通过政府来影响企业的活动。不过这套框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定的，要求各国有关的立法和政策与世贸组织的规范相协调，政府的宏观调控要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适应。这意味着我国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习用的方法和手段，许多都不能再用，其中明显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国际通行规则的部分，必须废除，有的则应加以清理改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则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基本一致，宏观调控也正在转向以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为主，这就为我国利用世贸组织的保障机制创造了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合法地根据世贸组织各项协议中的有关条款来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民族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颁布了《对外贸易法》等一系列有关市场准入和外国投资的法律，还制定了有关的行政法规和实施细则，如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但要形成完善严密的体系，特别是内部指令性的文件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透明度的要求，地方法规的内容参差各异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立法统一性的要求，这些都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充实。

全球贸易论文篇3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扩大化是一对矛盾。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贸易保护主义使发展中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同时也指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贸易保护的特点与成因(1)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贸易自由；国际货币Abstrac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de protection magnification is pair of contradictory. The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promoted the developing coun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caused the developing country to pay the huge price. Has discussed the income which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rings， simultaneously has also pointed out under the globalized background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 characteristic and origin the key wor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 Trade freedom;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界定，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而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和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活动高度相关，世界经济整体化和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2 经济全球化的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但同时我们在考察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时，应该注意到其两面性。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可以使其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增加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可以更为有利地利用自己具有比较利益的要素，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此外，经济全球化利益所产生的经济驱动力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将促使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局面，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它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及主权受到威胁，加剧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垄断以及加深经济被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竞争过程中，其民族工业面临生存的危机，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1）市场利益引导有害产业的转移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仍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利润，把有损社会利益的 污染产业、色情业及业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数量增长，被迫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转移，致使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世界各国经济内部结构发展水平事实上存在不平衡。各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表现在产业结构存在级差。从目前的状况看，发达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固有的技术级差。由于这种技术级差的存在，发达国家在转移技术时，一般都是在这项技术到成熟期时才开始转移。这种级差技术转移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世界市场引导国际产业的转移，由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产业级差，必然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3 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3.1 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在自由贸易理念流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1）贸易保护倾向并没有消除，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公开转向隐蔽，由固定转向灵活，由单个国家自我保护转向区域集团集体保护，由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转向寻求国内产业政策保护等。《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的生效，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诸如对反倾销条款的使用、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安全、卫生防疫、技术标准等较之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多变和隐蔽，从而更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还要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纳入世贸组织谈判议题，其目的是打着人权与环境的幌子，借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保护其传统产业。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出现则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外则形成统一对外的市场机制，对非集团成员实行贸易歧视。其贸易保护手段主要不是关税，而是诸如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等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这给集团外国家向集团内成员出口设置了障碍。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各种歧视性非关税措施使国内工业避开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补贴手段促使本国产品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3）通过产业政策对一国贸易实施间接保护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又一特点。这是由于在制定贸易政策上，各成员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同的国际准则制约。国际准则由国际性贸易准则和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组成，它是为了促进贸易自 由化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国借助贸易政策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各国政府或贸易集团便把贸易保护措施转向不受国际贸易规范制约或者制约较少的国内或集团内经济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日益成为一国或贸易集团实施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3.2 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原因（1）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可是各国在世贸中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考虑因素。从经济全球化的属性上看，经济全球化虽然有贸易自由化的一面，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无视国家的存在，而是尊重国家主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内在属性为一国实施贸易保护提供了政治和伦理基础。从一国政策选择的路径上看，贸易保护是贸易自由的准 备阶段，而贸易自由则是贸易保护政策的演进目标。贸易保护对一国来讲，具有双重目标，其一对内是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对外则是迫使别国停止不公平竞争行为，开放市场的有力武器；其二是培养和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其演变趋势是取消保护，最终走向贸易自由。由于经济全球化本身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不能消除一国内部产业之间不平衡的状况，所以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还将继续并存，这种并存性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兼容的。国际性或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和超国家经济组织，是影响一国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关系的外部制约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扩大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使得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由过去的对抗性竞争走向合作性竞争。对抗性竞争把竞争看作是双方一场一决雌雄的较量，把对手赶出去，自己垄断市场是这种竞争的目的。因此，在对抗性竞争的情况下，竞争中的双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选择竞争行动时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很少受到约束。而合作性竞争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竞争，合作性竞争的目的是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强调和重视竞争中的合作，并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3）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决定了贸易保护上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在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主要表现为市场开放程度的相对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在世贸组织内发达国家之间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或者快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区域性贸易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非成员等。所谓平等只是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平等，但对集团外非成员而言却无权享此待遇。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整个世界贸自由化程度提高了，但这种贸易自由只是一种相对自由，绝不是绝对自由。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必然决定贸易保护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性。这种针对性和歧视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外实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二是发达国家在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仍在不断地针对发展中国家大宗产品出口设置贸易障碍。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领域通常是其具有绝对优势至少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等。相反，发达国家对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别通过放慢市场开放程度，开展反倾销调查，甚至上调关税税率等手段加强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行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不仅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也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全球贸易论文篇4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x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 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2.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今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趋紧，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因素还在进一步增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1)今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仍将高位运行，一方面将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构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将使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继续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2)今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等国内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除了采取扩大内销等方法外，应对外贸环境变化的最根本途径只有一条：拿出自己的创新产品。 (3)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加已是大势所趋。采取税收和配额等手段，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多、污染严重的产品出口，鼓励环保节约型产品出口，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4)由于在一些低端产品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替代性和可转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有所增加。中国需要在对贸易摩擦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制定中国的贸易摩擦应对战略，完善多方协调的应对机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当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三、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意义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我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及环境资源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绝不可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面 对这种国际发展大趋势和自身基本国情，中国只能走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些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推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更新，以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升级和企业改造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以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战略，对于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黄静波: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清华大学出版社 何骏:技术创新的国际互动链[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全球贸易论文篇5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使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没有硝烟的战争”，并呈现以下特点：

(一)贸易摩擦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从产品看，经济摩擦已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反倾销摩擦阶段，开始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从国别看，已从欧美贸易摩擦向美日贸易摩擦发展到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发展。

(二)贸易摩擦的案件数量不断扩大

全球贸易摩擦近10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至2001年底)114起。1995年至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共立案275起。其中涉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有日美“汽车战”、欧美的“香蕉战”以及2002年3月份美国实施部分钢铁产品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战等.仅2002年1—6月，WTO的14个成员对43个成员做出了111起反倾销终裁，终裁的数量与2001年同期的82起相比大幅度增加，增幅达26．12％。

(三)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扩大

例如，欧美之间爆发的“香蕉战”。美国认为欧盟新的香蕉进口配额制影响了美国公司对欧洲的香蕉出口，因而执意要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施报复性的制裁。于是美国宣布对价值5．2亿美元的欧盟出口产品征收100％的进口特别关税。这些产品包括床单、咖啡加工器、羊绒衫、路易维登牌手袋、沐浴用品、吊灯、奶酪、火腿和饼干等。由香蕉引发的贸易战影响到了轻工、纺织、食品等众多行业。

(四)WTO及各国贸易救济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高关税以及配额许可证等传统管理贸易的手段逐步弱化，由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手段构成的各国贸易救济机制正逐渐在解决国际贸易摩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各成员维护产业经济安全，保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合法和有效武器。特别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利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例如，WTO成立后第一起争端案件就是委内瑞拉状告美国汽油标准案，并取得了胜利。

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在他写的《世纪之争》中这样描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把21世纪看做是巨头之间竞争的世纪，参赛的巨头都在相同的项目上竞争。好的局面是胜负分明，坏的情况可能是两败俱伤，不再会是大家同乐。贸易摩擦正是如此。

二、入世一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的贸易摩擦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产品。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2年10月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02起，保障措施调查42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我国约16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仅2001年，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比2000年增加55％。其中反倾销55起，保障措施12起，同比分别增长41％和200％，涉案金额合计近11．4亿美元，创历年最高。入世一年来，贸易摩擦仍是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表现在：

(一)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和金额居高不下

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钢铁、汽车挡风玻璃、打火机以及部分农产品等所遭遇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案例也接踵而至，截止到2002年12月，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0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合计涉案金额近1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42起，保障措施18起(包括3起特别保障措施)。

2002年对我立案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印度。美国对我国立案调查14起，其中反倾销12起，特别保障措施2起，是立案最多的国家；印度位居第二，对我国立案调查13起，其中11起反倾销，2起保障措施(包括1起特别保障措施)。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影响越来越大

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已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农药在食品中的残留量，陶瓷产品含铅量，皮革PCP残留量，烟草中有机氯含量，汽油含铅量，机电产品、玩具的安全性，汽车排放标准，保护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包装物的可回收性指标，纺织品染料指标等。由于我国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影响较大，国外对华实施的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我国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因素影响当年出口直接和间接损失达17．6亿美元；50％的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迫使成本增加；25％的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增加风险。据测算，2001年我国因不符合国际环保标准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就已超过100亿美元。

2002年欧盟禁止我国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金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还将因此次事件溯临破产境地。据统计，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此外，欧盟的禁令还殃及十几万农户因上述出口企业无法全部履行合同而遭受经济损失，重点出口地区还将面临群众经济收入来源减少，社会安定受到威胁的局面。

(三)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纷纷出台

由于我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承诺，入世后，世贸组织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对中国十分不利，主要是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同时可以仅针对中国，从而避免保障措施针对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据统计，已有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制定了对华保障措施法规。目前，针对中国入世议定书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例如2002年8月起印度和美国就相继对我发起缝纫机针、座椅升降装置、轴承制动器等3起特别保障措施案。

(四)我国对外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成效显著

入世后，我国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在运用WTO规则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特别是在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等方面，为维护产业经济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2年1—12月，我国反倾销新立案10起，比上年全年的案件多4起。10起案件按各产品年销售收入计算，达592亿元人民币。钢铁保障措施的实施，对我国钢铁行业免受进口产品冲击，完成结构调整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在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积极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运用国际惯例，参照各国的成功经验，加强了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先后启动了汽车、钢铁、化肥等易受冲击行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立了国家经贸委、行业协会、省市经贸委、企业四位一体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为监测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适时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今后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存在。当前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贸易额不断扩大，贸易摩擦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枝独秀，对外贸易总量已占世界第六位，伴随着中国贸易地位的上升，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增加。

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减少贸易摩擦，甚至在某些领域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由于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以及我国加入WTO后15年内仍会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等因素，因此国外针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今后将会有增无减。

随着我国企业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意识的加强，对外反倾销的数量也将随着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增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也将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全球贸易论文篇6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风潮来势凶猛，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接踵而至。目前这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潮流有什么特点?对我国外贸出口、企业“走出去”和国际经济合作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研究。 一、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一)美国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的领头羊。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对世界各国都起着示范效用。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率先出台大规模救市和刺激经济计划。有关国家紧跟其后，陆续出台了庞大的新刺激经济计划。 (二)救济金额巨大，重点支柱产业是重点救助对象。 2月13日美国众参两院通过经济振兴方案，使美国政府用于挽救金融危机的总金额达到9.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是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战争当前累计开销的13倍；德国也通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一项财政刺激方案，规模达500亿欧元。加上去年11月已批准的310亿欧元方案，合计规模约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美国推出向三大汽车企业提供174亿美元解困方案后，加、日、瑞、英、法、意旋即加入救济汽车业队伍。德日泰等国家对本国重点支柱性产业和中小企业采取广泛的减税、现金补贴等政策，着重培育重点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三)传统的关税限制和禁止进口措施仍是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抓手。 印尼宣布对至少500种商品实施进口管制；俄罗斯提高汽车进口关税；阿根廷对进口鞋和汽车配件施加新的限制措施；厄瓜多尔自去年秋天开始全面提高关税，对部分肉类产品征收的关税由25％猛升至85.5％；印度1月宣布将禁止进口中国玩具，此前还提高了钢铁产品和大豆关税。 (四)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仍是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 2008年10月以来印度密集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17起贸易救济调查，囊括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特殊保障措施和一般保障措施四种贸易救济手段；1月底，欧委会不顾我国政府和产业的强烈反对，宣布对我紧固件产品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征收63％至85％的惩罚性关税；一向甚少使用反倾销措施的日本也修改法规，放宽国内企业申请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 (五)以“标准”为核心的各种贸易壁垒措施的贸易保护作用日益突出。 “使用本国造产品”、“产业回归”、“在外企业回归”是近期美欧媒体高唱的主调，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成为当今欧美社会的主流思潮，并且体现在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中。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中最终保留了饱受全球抨击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蔓延到大都市。 (六)外籍劳工成为贸易保护的牺牲品。 面对失业激增，骚乱游行等社会动荡不断的现实，发达国家各个社会阶层在排斥外籍劳工问题上形成共识，英法德美迅速收紧了对外籍劳工的限制。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美国跨国公司减少外包业务，尽量让本国人员就业；英国保守党领袖公开表示在经济危难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首先要保护好本国国民的生存权利；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救助汽车商时则要求其承诺不将工作或生产转移到国外，并只雇用本国劳工；欧美等发达国家工会组织不断指责政府向外籍劳工发放工作签证；外籍员工成为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等企业首批裁员的对象。 (七)金融保护主义等贸易保护措施变身后再度抬头。 冷战时期，发达国家拒绝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资本收购本国企业，也限制本国资本流入“异类国家”。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变相贸易保护措施再度抬头。据国际金融协会调查，2009年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将由2007年的1万亿美元骤降至1650亿美元，降幅高达82％。美日欧银行纷纷从新兴市场撤出，停止向外国贷款，侧重解决国内问题。法国、德国政府设立基金帮助本国企业免遭外国企业并购。这种金融重商主义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融资困难，进而影响经济复苏计划的实施。金融重商主义的结果必然是受害国发起贸易保护以实施报复，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演。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看不见底，各国政府为尽快摆脱危机，无疑将更多地采取“只扫自家门前雪”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将保持惯性，短期内难有重大改变。 二、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我国外贸进出口双下滑。 据海关统计，2009年1月我国进、出口分别同比下滑43.1％和17. 5％，这是我国进出口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为十年来首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1月份我对美国、欧盟、香港、韩国和东盟国家等主要贸易国和地区的出口同比分别下滑9.8％、17.4％、35.4％、29.1％和21.9％，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同比下滑20.9％和28％。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大幅下降50.3％。其中，铁矿砂、原油进口量分别下降11.2％和8％，进口额分别下降37％和53.3％。 (二)吸收外资困难增多。 2009年1月，全国非金融类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下降48.73％。 (三)贸易摩擦居高不下。 我国曾连续十三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我国遭受反补贴调查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一。2008年全球共有21个国家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93起，涉案金额63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5％和35％。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后，美国劳联产联等工会组织和美国纺织业界、钢铁协会等产业组织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劳工福利、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上对我国指责的调门再度升高，不仅要求美国新政府加强对中国等国输美纺织品、钢铁等产品的监测，通过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防止上述国家产品对美出口激增，还要求新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更多强调环保和劳工标准等。事实上，美国等国早就开始把上述“标准”作为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其市场、保护其“夕阳产业”的重要抓手，并以此作为为其高科技、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开道的利器。更应注意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尤其是中低档生活消费类产品不可能不从中国进口，所以只能在打开中国市场，提高出口方面去寻求平衡。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采取进攻性措施，即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此外，近期我国进口降幅远大于出口降幅，我国与有关国家贸易失衡问题再度成为热点，我国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整体上看，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数量多、涉案金额大、涉及领域广、危害重，对我国的各类贸易限制措施呈现多样化、综合化、隐蔽化和长期化趋势。 (四)我国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在当前欧美市场消费需求锐减背景下，西方国家企业对我国市场的需求和借重明显上升。有关国家优势产业为转嫁危机，在对欧美出口受阻后，转而以倾销等不公平贸易方式加剧对我国市场低价出口，对我国部分基础性支柱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我国企业大量停工减产，生产设备闲置，裁减用工人员。不仅危及国内产业安全，也干扰国内市场秩序。仅2008年第四季度，70％国内石化企业停产或半停产，部分企业生产装置负荷降至近一半，部分石化产品价格垂直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促使发达国家对虚拟经济进行反思，着力重振实体经济，重新加紧对全球全产业链的控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其在新能源、Ⅱ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加速对我国市场的渗透，极力扩大市场份额，对我国新兴成长型产业构成巨大威胁。 (五)我国承受巨大就业压力。 我国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目前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失去工作，约占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的15.3％。2009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的比例可能占到1／4。近年来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我国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信息、营销渠道、人才等方面处于竞争劣势，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争夺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容易在不公平竞争下遭受重创。2008年约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近670万的就业岗位“蒸发”。 三、切实防范与应对 首先要积极开展政治外交交涉，采取反倾销调查等必要的反制措施，遏制有关国家对我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要依照WTO规则，加强对有关国家新出台各类补贴政策措施监督和分析，依法及时发起反补贴调查等措施，丰富我国贸易救济手段，维护我国出口市场稳定。 其次要积极参加多哈回合谈判等多边谈判，促使其向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增强我国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促进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第三要密切与产业的联系，加强进出口预警监测工作，畅通预警信息渠道，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做到早预警、早防范、早应对。 第四要以全球化眼光全面审视我国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问 题，大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在品牌建设、开辟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逾越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

全球贸易论文篇7

关键词：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体系研究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散见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有：(1)国际价值理论；(2)国际分工理论；(3)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信用；(4)世界市场理论；(5)对外贸易政策。

实际上，马克思从准备写作《资本论》开始，就已经构筑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完整范畴体系，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在“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各个经济范畴被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范畴，这个整体不断运动，从一国界限范围内，发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概括，然后，又跨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中的国家的关系而出现”。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需要遵循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范畴体系的演化逻辑，这个逻辑体系把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运动和演化内在地、真实地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危机结合在一起。例如，《资本论》第1卷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揭示了资本运动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可能性。但是这些危机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而已，或者说是不充分的现实性而已，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危机才能得到充分展开，直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消亡，这样也就把影响和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各个因素统一起来，统一在一个现实而又严谨的逻辑体系之中。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角度来看，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国际化，原先国内矛盾“在局部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现在，在世界市场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并且，“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全球化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依赖都越来越深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体系里，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正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预示的结果。当然，马克思的全球化和我们现在所普遍观察到的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全球化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的逻辑；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政治和文化活动等全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如同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不平衡性往往被全球化的表象所掩盖，乃至于当今世界产业大转移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事实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愈加不平衡，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愈加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斗争乃至战争更加普遍和激烈，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过程的必然逻辑结果。

三、基于环境因素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基于生态环境内生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源泉和决定，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生态资本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将环境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一个与土地、劳动、物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并重的新的要素，为实现经济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构的不可持续性，使当今国际贸易发展不能完全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充分暴露了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根本缺陷，即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而排除在生产要素体系之外。这就意味国际贸易应当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把生态环境要素有效地纳入其中，同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样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一个内生因素，才能使经济、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相协调统一，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构建中，我们应该把现代生产力源泉之一的生态环境从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转化为内在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当作生产要素。

全球贸易论文篇8

关键词：全球贸易;滞缓;服务贸易;经贸规则

一、 全球贸易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向着体系化、制度化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由1949年的58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6万亿美元。综观战后以来全球贸易的发展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与特点。

1. 全球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根据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依据提出的著名理论--经济周期循环理论（又名商业周期循环论），经济总体活动运行要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循环一次，即为一个经济周期。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导致一个国家对他国资源与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进口;而该国扩大的进口对应他国增加的出口。经济增长最终促进国家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因此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联系。经济周期的存在也使得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图1虽然由于厂家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个别年份的全球贸易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滞后或者提前（如1974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走势大体上保持着一致性，全球贸易在发展过程中重复着扩展与收缩，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2. 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主要包括保险、金融、旅游、运输、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以及承接服务外包等服务需求领域。20世纪80年以来，受益于各国对服务领域的陆续放开，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由1980年的16.6%上升到2015年的22.4%。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各个国家经济低迷，需求减弱，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传统货物贸易受到冲击明显。在世界各国深化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驱动下，全球贸易逐渐向以金融服务、文化教育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转变。2013年到2015年全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5.5%、6.3%、-5.4%和2.5%、0.3%、-13.3%。

3.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二战后，由于经济建设依赖的技术、基础设施、资金、制度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贸易规模明显不及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世界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国际产业链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变。发展中国家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设厂等不同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制造与组装等。通过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规模取得了长足进步。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由1980年的28%增长到2015年的45%。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提升的同时，全球贸易模式结构也由南北贸易、北北贸易的双环结构逐渐转变为南北贸易、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并重的三环结构①。1995年时，南南贸易、南北贸易、北北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分别为12%、37%和51%，到了2014年，这一数据则分别为26%、39%和35%。未来，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项目的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将更加密切，全球贸易模式的三环结构将成为新常态。

4. 全球贸易区域化、集团化。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的签署标志着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确立。在GATT的推动下，战后全球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个国家之间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区域内多个国家或地区联合起来统一成员内部的外贸政策，从而消除成员之间的贸易壁垒，诸如欧盟、亚太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应运而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举步维艰，国家之间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成为了各个国家的重要对外贸易政策之一，区域贸易协定遍地开花，规模逐渐扩大。WTO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2月1日，总共有625项RTAs在GATT/WTO登记备案，其中267项处于实施阶段。

二、 当前全球贸易发展停滞的原因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冲击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全球贸易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当前全球贸易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萎缩，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结构性因素使然。

1. 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全球价值链收缩。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以及运输能力的提升，国际合作成本大大降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在全球布局以寻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此时经历“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将国内诸如汽车、钢铁等制造业向中国等具有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占发达国家比重降低，发达国家更多地依赖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遭遇了沉重打击，经济增速放缓。为了应对“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提振国内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引导制造业回归国内。随着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产业链面临重构，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调整，全球价值链收缩，从而导致全球贸易减少。

2.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未有他国接棒引领全球贸易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中国大量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制造业，充当起“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工厂”式的经济使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内实现了经济和外贸的腾飞，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商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加，促进了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也使得全球不少国家对中国工厂经济愈发依赖，诸如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工厂经济依存度2013年达到0.30左右②。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对于商品和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同时为实现经济转型，国家更加重视发挥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外贸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受此影响，全球贸易增长乏力。

3. 新技术还在孕育，已有技术边际效应减弱。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各个国家之间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行业生产力的不平衡，这也创造了国家之间的贸易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信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配置与管理提供了优良条件。交通技术、通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国际间生产合作的成本与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爆发式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生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世界主要国家在大力发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新技术，但是这些正处于孕育期的新技术还无法像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那样带来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和贸易条件的便利化，因此当前国际贸易徘徊不前。

4. 区域贸易协定遍地开花，“意大利面条”效应凸显。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遍地开花。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和实际运作，一定程度上为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过多的区域贸易协定造成了贸易协定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歧视和贸易转移，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些区域贸易协定高标准产生的排他性，也使不少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另外，由于各个区域协定诸如原产地规则等标准规定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国家同时参与几个区域贸易协定，那么该国的企业在出口时将面临复杂的协定标准，从而增加该国企业出口的成本和不确定，区域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条”现象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家间的贸易。

三、 我国应对当前全球贸易发展停滞的外贸策略

展望未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进程艰难而缓慢，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仍将可能保持低速增长。面对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如何调整我国的外贸策略，引导我国的优势企业走出去，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促进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的开放水平，对于我国外贸的持续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以优势行业的重点企业为核心，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近些年来，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已然成为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随身携带的“中国名片”。相比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在高铁、核电、施工建设等多个领域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而且在工程造价、设备成本等成本方面优势也很明显，我国在这些行业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我国可以这些优势行业的重点企业为核心，延长其产业价值链，从单纯的最终品设备输出转变为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综合输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产能合作，推动我国优势行业的综合输出，从而构建我国主导的以这些行业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2. 利用外部压力倒逼国内企业改革，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外贸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基础上的“中国制造”时代渐渐过去;另一方面我国还要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竞争和国际新规则在技术、环保等方面的高标准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经济与外贸增长步入新常态阶段的中国此时应利用国内外压力倒逼国内企业改革，使我国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意识，进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打造国产品牌，最终实现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3. 逐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开放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因此，我国应以现有的上海、福建、广东、天津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平台，在试验区内积极探索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举措，特别是建立适合我国服务业开放和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使各项入单有据，实行动态审核，从而进一步降低金融、教育、文化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复制并推广，最终全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4. 把握国际经贸规则新动向，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面对当前区域贸易协定遍地开花的国际形势，首先我国应深入分析当前国际新规则的高标准可能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把握这些高标准在我国与他国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谈判中的可适用性，完善我国的传统的贸易理念，使国际新规则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外贸的发展。其次，主动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谈判，积极推进中美BIT、中欧BIT的制定，使我国不被孤立世界贸易之外。最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经贸投资规则谈判，加强主动设置和推广议题的能力，联合发展中国家提出兼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议题，使得新规则重构能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注释：

①南指发展中经济体，北指发达经济体。

②用X和Y表示不同的经济体，X对Y的工厂经济依存度此为零部件贸易依存度，计算公式如下：X对Y的零部件贸易依存度=X与Y的零部件贸易量/X与世界的零部件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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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大开放战略的协调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号：15AZD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项目号：71541001）。

全球贸易论文篇9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 国际贸易 理论 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方法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理学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 ，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 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发展迅速，有的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分析方法，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 、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

进出口额的统计方法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中国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 。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社会的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 、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 “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中国的轿车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理论也从这一角度着重分析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影响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科技发展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要进一步研究（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 。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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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树强，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贸易利益分配 机制 转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古典贸易理论在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下，尤其是假定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与贸易利益分配。由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要素禀赋特点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和出口本国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就能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增加产品总产量，给国内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从而通过本国的要素禀赋获得贸易利益。因此，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建立H-O模型将李嘉图提出的单要素模型扩展为包含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双要素模型，并提出，在技术水平相同和资源禀赋不同的条件下，如果参与分工与贸易的两国都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那么两国的国民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两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不过，各国国内的两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不同的。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会使出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收入提高，而使进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收入下降。

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机会成本不变、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机会成本递增以及两者共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条件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不完全竞争、机会成本递减、规模经济及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即使两国生产和需求条件都相似，规模经济的存在也能够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上升，使贸易对双方有利并可以继续进行。

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阐述不尽相同，但是传统的贸易利益分配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第一，贸易国之间的贸易对象都是最终产品，国际分工形式表现为产品分工。如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最终产品可能分布于两个国家的不同行业，即初级产品行业与制成品行业。第二，国际贸易能够增加世界总福利和各国福利，不过各国国内的贸易利益分配表现为各要素之间收入的分配。第三，贸易国对于贸易产品可以获得完整的贸易利益，不需要将其中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章丽群，2009）。

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随着全球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实际的分工与贸易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逐渐替代传统分工与贸易形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流。在这种形式下，贸易对象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各个工序（或生产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分工不再是产品分工，而是工序（或环节）分工，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曾铮，2009）。

（一）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

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仅仅依靠各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分配，而是以工序分工中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正如价值链中所描述的价值增值曲线或“微笑曲线”一样，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创造出等量的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工序（或环节）才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在工序分工形成的价值链中，朝上的两端体现出更多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处于技术环节和市场环节的工序能产生更多增值，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多；而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附加值最低，即处于生产环节的工序产生的价值增值最低，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少。

随着全球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科技研发与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价值增值的环节，控制产品的核心技术与经营技巧，把加工制造等价值增值较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通过生产链上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把本国相对缺乏的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国外生产来降低其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与核心品牌，只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环节的转移，通过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参与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处于价值链中增值较低的环节。因此，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一种产品的价值中可能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产品生产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贸易利益不再是整个商品的获利都归一国所有，贸易利益的分配将更加复杂。

（二）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非对称性

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跨国工序分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等），而使发展中国家仅仅从事如加工、装配等价值增值较小的环节的生产，在全球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价值链和贸易链，所以，贸易利益的研究较从前更加微观化，更加偏重于工序分工利益，贸易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各阶段的增值，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出更强的非对称性。

第一，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高额的贸易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掌握着资金、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控制着整个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和分工，掌握着更多经营信息，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能够通过利润的内部转移和歧视价格等手段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第二，对于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而言，主要可获得税收收入。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对生产和分工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和更多的内部信息，一般可通过其内部贸易的方式，运用转移定价等手段逃避税收，吞占参与国的部分贸易利益。

第三，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对分工与贸易的控制力，这些企业在技术上一般难以与之抗衡，只能参与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的高工资、高待遇造成的本地企业人才的流失，本地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面临着极大困难。因此，本地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四，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就业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收入。外资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为了竞争得到更优秀的人才，一般给出的工资要比同行业公司的工资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内就业者的工资。

有关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近年来虽然一些参与工序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是只能获得出口利益中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被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原本由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说明的本国丰裕要素通过贸易能够获得较高报酬的说法，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却成了本国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获得较高收益。比如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进行生产，本国丰裕要素—低廉的劳动力只能参与加工工序生产，获得最低的价值增值和要素收入，而跨国公司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却可以参与微笑曲线两端工序的生产，获得丰厚的回报。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

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要素是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贸易利益是贸易国通过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条件下，随着分工的深入和细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全球配置，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极大转变。此时，贸易利益的分配标准不再是销售额，因为一个产品的销售额中涉及到多个国家和企业，销售额并不能代表各自的利润所得，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才是此环节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表现为各国在全球分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各产品工序中的价值增值。

（一）利益分配的前提发生改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假设要素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放弃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资源配置。

（二）利益分配的内容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由产品分工转向工序分工，贸易对象也随之由传统的最终产品转向工序分工对应的中间产品，所以，原本根据最终产品的一站式贸易利益分配也不再存在，贸易产品中开始包含多个国家或企业的价值贡献，利益分配的内容更加复杂。

（三）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改变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国可以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完整的最终产品的贸易利益，不必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由于贸易产品由多个国家或企业的多个工序生产，产品的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因此，此时的贸易利益或产品生产收入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

（四）要素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变化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研究中，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表明，本国的丰裕要素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是因为H-O模型告诉我们一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本国原本丰裕的要素其要素收入会相应提高；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本国丰裕要素并没有获得较高报酬，本国的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本国获得较高的收入，比如中国丰裕的劳动力在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依然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而本国稀缺的技术和资本是中国引进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回报。

（五）贸易利益分配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传统的凭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利益形式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转变成在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分工位次和价值增值量为分配标准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转变可以由表1清楚地展示出来。

基于以上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国呈现出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出口利益并不理想的局面，国内技术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仍有待改善，建立在此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上的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获得，贸易利益分配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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