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合同十篇

债权合同篇1

    合同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主要有如下几项权能:

    1、请求履行的权利。指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依据法律和合同规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如请求债务人依据合同的规定交付财产提供劳务等。

    2、接受履行的义务。当债务人依据法律或约定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接合同债权受并永久保持因履行所的利益。债权人利益的满足在与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的结果,所以,债权人享受的给付受领权乃是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债权合同篇2

关键词：合同 债权让与 债务人保护

一、债权让与中债务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所谓债权让与，是指合同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地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代替债权人成为原有债的新债权人的行为。现代市场经济时代，债权的财产属性和资本性客观上要求其具有较大的自由流通性，债权让与通过维护债权人的债权自由处分权，使债权这一无形资产自由流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财富增长，因此，在商业实践中最为活跃。而债权让与法律关系涉及多方主体，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间呈现出交织复杂的利益关系，对各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行全面考虑并予以合理平衡，是债权让与制度的主题。

对于债权让与三方当事人而言，债权人在让与完成后，全部或部分地脱离了原债权债务关系，其效果就是债权人自己的清偿，是受益者；对于受让人而言，本应由让与人履行的债务，变更为由债务人履行，所以对于债权是否能够顺利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强调对受让人的保护；然而，对债务人而言，债务人却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传统观点认为，债权让与是债权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处理自己的权利，对债务人利益影响不大，只是使债务人的履行对象发生了变化，因此，债权让与合同的订立不需要债务人的参与和同意，债务人只要得到债权让与通知，则应当接受债权让与的事实和法律后果。但实际上，债权让与可能会课以债务人一些合同约定以外的义务，债务人的利益不免会或多或少的有所牺牲。通常而言，债务人一般应当承受因债权让与给自己带来的不适，这是为了债权让与的自由和安全而需由债务人承受的必要负担。但债务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否则，将会给债务人增加过多的负担，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二、我国债权让与中债务人利益保护规则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合同法》确定的债权让与制度，确定了对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一些制度和规则，如通知制度、抗辩权、抵销权等，但现有规定尚欠完备，且有许多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和空白，应予完善。

（一）明确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一般规则

债权让与制度本旨是为维护债权人的债权自由处分权，因此，债权让与采取了债权人、受让人中心主义，这就使债务人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使债务人的实质利益不因债权转让受到损害，应规定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的一般原则，即债权的自由让与必须在不损害债务人现存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因债权的让与而增加债务人的负担或者丧失应有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对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一般规则，对因债权让与给债务人增加的履行费用或其他负担，应由谁承担并无具体规定，使得实务中具体个案的解决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对上述费用的承担有事先约定或事后协议的，从其约定或协议。但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如无约定，考虑到债权让与中，让与人是受益人，且在债权让与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由让与人承担较为合理，更利于债务人请求权的实现。

（二）建立全面的让与通知规则

作为各种利益平衡的方法，让与通知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对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一个普遍性原则。由于债权让与在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进行，并不需债务人的同意，债务人一般无从知晓。为避免债务人因不知情受到损失，又充分尊重债权人利益，保障债权的自由流转，《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仔细推敲，尚有问题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对于债权让与通知的时间和形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尚欠妥当，不利于操作。笔者认为，在让与事实发生后的合理期限内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债务人，通知应包含让与的事实、时间、受让人等，以达到公示效果，这样既以利于约束各方，也可以作为确认债权是否移转、债务人抗辩免责的依据。

其次，应增加通知的行为方式。合同法规定债权人是通知的唯一主体，过于僵化。为了使债权让与自由流通，应规定受让人也可为债权让与通知的主体，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债权人的原因而耽误受让人债权实现的时间；还应规定受让人享有催告和提示的权利，可以催告让与人向债务人通知，让与人不通知的，则可直接向债务人提示债权让与合同，债务人在收到受让人提示后，仅需向债权人询问核对，债权人的回复，产生与通知一样的实际效力。

（三）完善部分让与中债务人利益的保护

在部分让与的场合，一个或多个受让人加入到原合同关系中，与让与人共享债权，这种债权人地位的分裂会使债务人增加费用、精力等成本支出。可见，部分让与中债务人的地位和利益可能受到实质性的削弱和损害，从公平出发，需要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和安排，给予债务人特别的保护。我国合同法仅简单的规定了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受让人，没有给部分让与确定特别的规则，需立法和实践予以补充。

债权合同篇3

1、代位权，债权人代位权是债的保权制度的一种，保全债权是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代位权,是以传统的代位权理论为基础,针对近年来我国严重存在的三角债以及债务人逃债废债现象而确立的新的债的保全制度；

2、免除债务权，指债权人放弃自己的债权，从而消灭合同关系及其他债的关系；

3、债务转让权，在不改变合同内容的合同转让，债权人通过债权转让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移于第三人；

4、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谓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

（来源：文章屋网 ）

债权合同篇4

首先，从债权转让制度本身设立的法律价值看，债权转让的重要价值在于促进债权的自由流通，繁荣市场经济。在债权价值功能日益重要的现代经济社会，各国法制莫不以加强对受让人安全地位的保护作为立法的重要价值取向。而此时，若仅将债权人作为“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将导致受让人的债权实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也是不确定的，这将对受让人的安全地位造成严重威胁。其负面效果是，即使债权转让协议的双方订立了债权转让协议，但债权能否转让完全取决于债权人。那么试问，此时受让人对转让债权的实现又能有多大程度的期待呢？那么又会有哪个受让人愿意订立债权转让协议实现债权呢？债权转让制度的价值又何在呢？这显然是逆潮流而动，是不可取的。

其次，从权利平衡角度出发，若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仅仅是债权人，则会导致债权人拥有单方决定受让人债权能否得到实现，何时实现的权利。例如，若债权人是“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由于债务人本身不受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约束，而只受债权人“通知”的约束，即受让人能否实现债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则完全取决于债权人“通知”行为的能否实施，若债权人不进行通知，此时受让人的权利如何实现和保护呢？若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时，那么为了受让人的利益，受让人也可以进行通知。否则，受让人债权利益的实现将直接受限，受让人只能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权利救济，使受让人陷入许多的诉讼之中，这对受让人来说是不经济的，风险也是很大的，也会导致受让人不愿意接受转让的债权，债权转让制度的存在和价值将受到质疑。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认可受让人在债权人未进行通知的情况下，自行通知。

再次，若债权人为“通知”发出的唯一主体，在债权人由于非主观上原因不履行通知义务，而是客观上不能履行该义务（如失踪、死亡等情况）情况下，如何保证受让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呢？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理解，“通知”的履行主体是债权人，受让人并没有权利进行通知，但是，债权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却直接关系到受让债权能否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笔者认为，从保护受让人的角度出发，如果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的义务，那么为了受让人自身的利益，受让人可以依其与债权人双方的协议直接对债务人予以“通知”，以确保协议的债权得以实现。否则，在受让人与债权人达成合意并已经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不进行“通知”将直接妨碍受让人利益的实现。受让人将陷入更多的官司中，而过多的诉讼对受让人来说风险太大。

债权合同篇5

自然人之间债权转让合同范文一甲方(出让人)：

乙方(受让人)：

一、标的债权数额

1.1、甲方对 享有的全部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万元(小写：￥ 万元)，截至 年 月 日的利息为人民币 万元(小写：￥ 万元)。

1.2、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转让上述债权和担保物权及保证，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从甲方受让债权、为此债权设立的担保物权及保证担保。

二、债权转让对价

2.1、乙方同意以人民币 万元(小写：￥ 万元)受让甲方上述债权。

三、权利与义务

3.1、甲方权利与义务

3.1.1、依法收取乙方支付的债权转让款。

3.1.2、确保所转让的债权的真实、合法、有效、完全有权决定处分该债权，并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1.3、根据本协议约定出具本协议项下债权已依法转让给乙方的书面声明和通知。

3.1.4、为乙方依法受让、追收及实现所转让债权提供必要的协助。

3.2、乙方权利与义务

3.2.1、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支付债权转让款项。

3.2.2、在依法接受甲方上述债权后，依法行使对债务人的债权及其相关债权担保权利。

3.2.3、在实现债权过程中可以要求并获得甲方必要的协助。

四、债权转移

4.1、在乙方按照协议约定付清全部转让款项之后，甲方即将其享有的对 的债权及为债权设定的抵押和担保权益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取代甲方从而成为 新的债权人。

4.2、债权转让通知：甲方在乙方支付全部债权转让款之日起 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将本协议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不通知不对债务人生效)

五、债权文件原件和保管与移交

5.1、在乙方根据协议约定支付全部转让款项到共管账户前，债权文件的原件仍然由甲方持有;在乙方按照约定支付全部转让款项到共管账户后，甲方在 日内将甲方持有的债权文件原件移交给乙方，并协助乙方办理有关权利人变更的手续，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6.1、双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做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对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责任，违约方需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七、其他

7.1、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有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7.2、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7.3、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4、本协议的附件包括：

甲方身份证复印件

乙方身份证复印件

以下无正文双方签字盖章

甲方： 乙方： 住所： 住所：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日期： 日期：

自然人之间债权转让合同范文二甲方：

乙方：

丙方：

协议签订时间：_____年____月___日协议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截至_____年____月___日止，甲方欠乙方的债务总计人民币_________万元;丙方欠甲方的债务总计人民币____________万元。现甲乙丙三方就各方之间的债务清偿问题相互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同意将其对丙方的债权中的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以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此项债权。

二、上述第一条中债权转让的价款由乙方将其对甲方的债权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予以抵偿。

三、上述债权转让后，乙方取代甲方享有对丙方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的债权，享有规定的债权人的相关权利，丙方直接向乙方偿还债务，承担法律规定的债务人的相关义务。

四、丙方同意在本协议上签字以确认知悉上述甲乙双方对上述债权的转让事宜。

五、经上述债权转让和债权抵偿后，甲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将抵销人民币__________万元，乙方与甲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将抵销人民币____ ___万元，抵消后乙方享有对丙方人民币__ ____万元的债权。

六、本协议的未尽事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规定。

七、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当事人签章后生效。

八、本协议一式叁份 ，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

甲方：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

丙方：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自然人之间债权转让合同范文三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省____市签订：

A 有限公司(下简称“A 公司”)，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址在：____省____市____路____号;

B 有限公司(下简称“B 公司”)，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址在：____省____市____路____号;

C 厂，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国有企业，其法定地址在：____省____市____路____号;以上实体单称时称为“一方”，合称时称为“各方”。

序言

鉴于：A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股份公司”)和C 厂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签订《债务承担协议》，约定由C 厂承担股份公司因回购股份而形成的对其发起人A 公司价值人民币____万元的负债，A 公司由此成为C 厂的债权人;

鉴于：A 公司拟转让其对C 厂的上述债权(下简称“债权”)，B 公司拟受让该等债权; 故此，各方约定如下：

第一条债权转让

1.1 A 公司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B 公司转让债权，B 公司同意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从A 公司受让债权。

1.2 各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是无偿的，A 公司不会就此向B 公司收取任何对价。

1.3 C 厂同意在债权转让完成后向B 公司偿还债务，该等债务包括本金(人民币____万元)和利息。

1.4 C 厂向B 公司偿债的方式和期限如下：

1.4.1 还款期限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1.4.2 ____年____月____日之前向B 公司偿还负债本金的二分之一及利息(利息率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之前向B 公司偿还负债本金的二分之一及利息(利息率____% )。

上述期限为C 厂向B 公司付款的期限。如由于不可归责于C 厂的原因导致B 公司未能及时收到上述款项，C 厂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B 公司收到C 厂的付款后，应依法向其开具发票。

第二条陈述、保证和承诺

2.1 A 公司承诺并保证：

2.1.1 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实施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1.2 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

2.2 B 公司承诺并保证：

2.2.1 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有权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2.2 其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已经获得其内部相关权力机构的授权或批准。

2.3 C 厂承诺并保证：

2.3.1 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2.3.2 其自愿并有能力按照本协议约定向B 公司清偿上述债务，并愿意以其拥有的____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作为向B 公司履约的担保，担保协议由双方另行签定。

第三条违约责任

3.1 各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其他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索赔、处罚、诉讼仲裁、费用、义务和/ 或责任，违约方须向另一方作出全面赔偿并使之免受其害。

第四条生效

4.1 本协议于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后生效。

第五条适用法律

5.1 本协议的订立、生效与解释均适用中国法律。

第六条其他规定

6.1 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及补充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6.2 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主题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协议、谅解和/ 或安排。

6.3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4 本协议以中文书就，一式三份，A 公司、B 公司和C 厂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各方已促使其合法授权代表于本协议文首载明之日签署本协议，以昭信守。

A 公司(公章) B公司(公章)

授权代表：__________授权代表：__________

债权合同篇6

赠与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受赠人：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债权及股票附负担义务赠与。经双方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自愿将第二条记载债权及股票赠与乙方，而乙方愿遵守合同负担义务受赠。

第二条 赠与标的物一、债权：

（1）债务人：_______________

（2）债权额人民币__________万_____ 仟元整。

（3）利息按每百元日息_____ 分_____厘。

（4）清偿期限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5）利息支付期每月末日。

前项债权包括该债权附随的一切权利在内为赠与。

二、股票：

（1）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__________

（2）面额人民币__________仟_____佰元股票__________张。

（3）股票字号 ：____________________前项股票包括其利益在内为赠与。

第三条 甲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将前条所列债权及股票的权利全部即移转与乙方取得收益。

第四条 甲方与债务人__________关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所订立的金钱借贷合同，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以及股票 _____张，即日全部交付乙方收执完毕。

第五条 甲方保证赠与标的债权尚有效存在，而以该债务人_____元抵销或减轻及债的消灭等原因，或其他瑕疵在前无讹。

第六条 本赠与合同成立后，由甲方负责将债权赠与要旨以认证通知债务人__________.

第七条 甲方对于股票的赠与，于本契约成立后，亦应负责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过户手续。

第八条 乙方受赠甲方本赠与标的财产后，如甲方逝世时，乙方应负担其丧葬费的义务。

第九条 乙方违反前条义务时，甲方的继承人可撤销赠与，乙方不得异议。

第十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_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

赠与人（甲方）：____________

债权合同篇7

【论文摘要】在当前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这一经济现象的基础上，本文在回顾控制权理论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从会计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了会计信息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发挥作用不一样，产权性质影响银行贷款活动中进行信息甄别，商业银行通过产权性质来判断企业未来还款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较弱的市场法律环境。

一、问题提出

在市场经济下，银行与企业间的信贷行为属于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市场行为，这种行为通过两者间的信贷合同完成，签订合同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企业的会计信息和信誉。尽管目前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特别是在实行宏观调控背景下，各大商业银行专门给出中小企业信贷额度情况，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仍反映银行贷款难，原因何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现象为何会更为突出？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管理成本高、风险控制难，是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大银行视野的主要原因。按现代金融理论的解释，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商业银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必须加大审查监督的力度，而中小企业贷款“小、急、频”的特点使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督成本和潜在收益不对称，本文将从会计信息含量的角度来对我国民营企业与银行间的债务合同进行全面的分析。

二、转型中的政府、企业、银行——一种控制权理论的视角

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在这里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各自拥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控制权。wWW.lw881.com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和银行的角色都会重新定位，逐渐使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

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需要政府成为执行规则的第三者。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我国的转型时期，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债务合同有两个方面的影响。（1）政府对金融信贷合同的直接影响，包括对中央银行权利和地位的界定、政府金融发展战略和对金融形势的判断及政策取向，此外也包括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金融市场运行的监管和直接干预等；（2）政府对金融信贷合同的间接影响，是通过金融的外部环境的传导来实现，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经济运行、制度基础的关系和政府的有关决策之中。

虽然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除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外）都已经上市，但是其控制权仍然归国家所有，由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安排和我国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型期的各级政府赋予了国有企业特殊的地位，商业银行在贷款时必然会考虑到政府角色定位对于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由于政府根据惯性依旧会对经济进行管理，尤其是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这些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人事任命权在政府人手中。因此，政府政策目标自然而然会波及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经理人的经营决策，经常做出偏向于国有企业的选择，国有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有时候不得不“仰人鼻息”，扭曲了正常的金融关系。

三、会计信息、债务契约与所有权性质

会计信息是借助一定的载体，遵照相应的规则，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所进行的会计描述。会计信息作用的研究已从传统的经济收益计量观逐步转移到现在流行的决策观和契约观。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决策观是从评估公司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会计信息的作用，说明涉及投资者如何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投资决策，确定企业价值；而契约观则从评估人业绩的角度来分析会计信息的作用，契约各方如何利用会计信息对契约进行治理。

完整的债务契约通常包括三个部分，事前的签约、事中的控制与事后的履约。在这三个过程中会计信息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前签约中会计信息主要是起到了选拔作用，通过会计信息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可持续经营的可能进行考核，从而确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的方式和额度；事中控制的过程债权人将考察企业的资金投向以及使用情况，同时债权人需要关注债务人所采取的会计政策，这些都可以通过会计信息表现出来，债权人就是通过观测这类会计信息掌握资金再投入到企业后的应用情况，做到较好的事中控制，一旦发现企业违反债务契约约定，将及时收回贷款；事后履约过程中会计信息的作用主要是向债权人继续提供企业财务状况，有助于确定企业再贷款的信用程度，同时在企业无法按期归还贷款的前提下，会计信息可以帮助债权人确定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还是债务重组，进一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良好的事前选拔是保障债务契约得以顺利履行的重要一环，是保护债权人根本利益的基础。但选拔的标准其实有很多，即包括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基础的会计信息或财务指标标准，也包括一些非会计信息，如经理人员的个人能力与努力程度、借款企业的商业信用等等。在某些情况下，非会计信息与会计信息之间还能够形成良好的替代。如对于个人能力较强、信誉程度较高的企业家提供贷款，即使该企业当时财务状况不佳债权人也有可能提供资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出现了多种企业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而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的人员构成、组织结构、运转模式等均不相同。与信誉机制在债务契约中表现相同，所有权性质问题将显现出相同的作用。所有权性质不仅将影响到债权人的决策，而且会影响到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应用。具有声誉特征或能够保证债务契约履行的所有权性质将使得债权人降低对会计信息或财务指标的关注程度，所有权性质这一非财务信息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

四、启示

在当前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这一经济现象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产权性质如何影响银行贷款活动中进行信息甄别、信息甄别程度有哪些差异等。我们认为，之所以通过产权性质来判断企业未来还款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我国较弱的市场法律环境。我们上文曾经提到信誉机制是法律机制的良好替代，尤其是在法律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信誉机制更是重要的保证履约的基本方式。但是，如果以所有权作为信誉的基础，政府虽然对企业提供了信誉，但同时也会造成更多的政府干预。完善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不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和管理决策，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低下的经济效率已经告诉我们，政府的任务只能是提供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和制度基础，才能够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况且当前我国开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经济发展越活跃的地区，政府与企业关系越薄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结合我们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预期，越是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当地的企业由于缺乏政府支持反而无法得到相应的贷款支持，从而使得社会资金无法实现良好配置。当前，经济发展活跃的江浙地区，民营企业就往往存在严重的贷款难问题，当地往往存在较多的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组织，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能够完善针对债权人保护的法律机制，银行就会得到更多的信心向非国有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法律也就替代了所有制信誉基础。

参考文献

[1]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债权合同篇8

内容提要: 如何确定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是一个富有争议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确认无效说”、“签订或开始履行说”、“履行期间届满说”和“区分情况讨论说”等或存在逻辑、法理上的漏洞，或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请求权是合同无效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连接点，从请求权客体变化与否出发，可以一以贯之解决起算问题：即“确认无效之次日起算”应作为基本的标杆，任何起算点均不能晚于该时间点；如果合同无效前后请求权客体相同且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早于该时间点的，应从其约定。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赔偿。同时，依据《民法通则》第135、137条的规定，我国采用了以主观起算点（权利人知或应知其取得救济权之时）与较短期间（2年）相结合作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模型，同时以客观起算（救济权发生之时）的最长期间（20年）予以限制的做法[1]104。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合同无效的债权请求权，包括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该如何起算诉讼时效？如a公司借款给b公司，由c银行提供保证担保。后b公司破产，a公司债权未清偿，故起诉c银行承担保证责任。法院宣告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无效，c银行应对a公司出借款项本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里c银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因合同无效引起，若主借款合同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担保合同诉讼时效早于起诉前届满,a公司的请求是否罹于时效（下称“借款案”），显然取决于起算点的确定。借款案中c银行的赔偿本息的责任，来源于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本身，但它们无效后，归还本息的合同义务转化为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二者可能会有数量上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不同。实践中还存在请求权因合同无效而截然不同的案件：如v购买了k开发商的房屋，v起诉k请求办证以及过户等，法院确认购房合同因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无效，并向v释明其可以变更请求为要求k赔偿损失（下称“购房案”）。这个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从何时起算诉讼时效？实践中还有一种类型，其请求权基础前后有变化，但内容并无实质区别。如甲与乙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甲投资一笔资金，但不参与经营、不承担风险，仅收取固定比例的利润。甲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起诉要求乙履行合同义务，经法院释明合同无效且该合同属名为合作实为借款合同后，甲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乙返还本金及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该请求权应从何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下称“名合作实借款案”）？

    这些不同类型的案例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债权请求权均因合同被确定无效的法律事件而发生，但如果完全依据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生效文书起算时效，又可能会发生利益失衡的情形。如借款案中，a公司在合同有效情形都已经罹于诉讼时效，如果基于无效的事实重新计算请求权时效，反而有利于出借方a公司，这对于c银行就存在严重的利益失衡，违背诉讼时效的制度本旨。而在购房案中，若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不支持v要求k赔偿因合同无效给其造成损失的诉讼请求，显然无视了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在个案中缺乏正当性。由此可见，无效合同债权请求权的起算问题，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但却蕴含了精深的法学理论和精致的利益考量。这导致了理论上的观点林立、争论不休。更为严重的是，在实务中，无论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是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导致各地判决各异，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鉴此，本文不揣浅见，以请求权性质为出发点，试图为合同无效债权请求权时效起算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司法实践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二、时效起算：理论上的纷争与实践中的紊乱

    理论界和审判实务部门对于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究竟应如何起算时效素有争议，概括起来大致有“确认无效说”、“签订或开始履行说”、“履行期间届满说”和“区分情况讨论说”。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起草的《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0条中，共提供了三种方案供讨论：方案一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方案二为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方案三为区分情况讨论：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因一方违约而提起诉讼，请求对方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者虽未届履行期限但权利人基于义务人预期违约提起诉讼的，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预期违约之日起计算。当事人基于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因合同被确认无效而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

    （一）确认无效说

    这种观点认为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起算债权请求权。主要理由是：合同无效只能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只有在判决或裁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时才产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权，权利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合同未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为无效，在实务中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出现返还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并且返还的时间通常由判决或裁决确定。该日期清晰明了，易于实务操作[2]245。也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原则上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起算，但若因此而导致既有秩序紊乱的除外[3]378。

    不可否认，合同无效只能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在合同未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无效之前，当事人往往因不知道合同无效、不敢确定合同是否无效、虽然知道合同无效而不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确认等各种原因，将无效合同视为有效合同对待和处理，因此这种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将合同无效前后的请求权予以对立，忽视二者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个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给在有效期间已经罹于时效的当事人予以优厚的待遇，从而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之目的。如借款案中，不管合同是否有效，c都有归还本息的责任，但a甚至在合同有效期间都已经罹于时效的请求权，竟然在无效判决后反而可以主张，失而复得，对于c而言是不公平的。显然，机械适用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可能完全规避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宗旨，带来法律秩序的不稳定[4]46。

    （二）签订或开始履行说

    “签订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当事人在签订无效合同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同无效，其权利受到侵害。尤其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情形下签订无效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之时即对合同无效、因其过错签订无效合同行为造成对方损失事实知晓，诉讼时效当然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5]。而“开始履行说”则认为，签订的合同并不一定履行，此时起算债权请求权时效为时过早，应从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因为合同无效为当事人应知事项，因此，在一方当事人已履行合同义务之时，其就应当知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对方当事人受领给付之时，合同就是无效的，当事人受领给付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立即产生[6]。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对当事人均过于严苛。实际上这是假定每个当事人都是法律专家，且都对合同无效具有确认权，而这两个假设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这种理论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合同是否有效对当事人请求权存在的重大影响。例如，对于购房案中的v和k而言，合同是否被确认无效，其请求权的实质内容是大相径庭的。如合同有效，v或k均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解除合同；反之，若合同无效，则不可继续履行合同，只能要求对方返还利益、赔偿损失。由于此类合同是否被确认无效，当事人所能主张的权利并不一样，故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前，其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就不应开始计算，否则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故此类合同应在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后，才开始计算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三）履行期间届满说

    该说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主要依据在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双方都依约履行“合同”，一方已履行“合同”义务而另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利实现的期限均有明确、合理的预期，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果合同无效，当事人不受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的约束，随时提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相关的请求权随时受到法院的保护，其法律关系岂不是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是背道而驰的[7]。

    站在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即维护社会现有法律秩序的角度而言，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不过，这种观点依然是以“签订或者开始履行说”的两个并不存在的基本假设为前提的，其立论基础相当孱弱。这种观点的内在考量或许是，在有效期间都已经超过时效的请求权，在无效后竟然又能复活，当然存在利益上的失衡，因此应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在法律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利益平衡的机制作用之下，对于扭曲的利益予以矫正。从直观的视角来看，该观点实际上将无效合同当作有效合同对待，完全将《合同法》或者其他法律的效力禁止性规定视为无物，损害了法律的内在权威性。从无效的制度本旨来看，它是法律秩序对于具体法律行为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之后给予的否定性评价，即该行为与法律秩序的要求不符，系属违法。若涉案合同已确认无效，原请求权和履行期限竟然不受丝毫影响，则无效评价的权威性何在？

    （四）分情况讨论说

    这种观点试图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区分不同情形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使得起算点更加严谨、科学和体系化。至于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则又存在不同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应区分当事人是基于恶意还是善意签订无效合同而确定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当事人基于善意情况下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在当事人基于恶意情况下，应从合同开始履行之日起算[6]。以当事人是基于恶意还是善意确定不同的起算点，一方面这个确定的起算点本身就存在上文所指出的问题，并非科学，同时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且缺乏可操作性，难以令人信服。通常而言，恶意还是善意己经作为是否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考量，无效的后果应该是客观的，不能因为主观意志的差异而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可根据合同本身有无明确的履行时间点对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予以规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或履行中也未能明确履行期限的，一般应自确认合同无效时起算有关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合同有明确履行期限的，一般应以履行期限确定有关权利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但特殊情形除外[8]。究其实，这种观点仅涉及原合同履行期限是否明确的问题，与无效后如何起算时效的问题无关。如果按照该观点的逻辑推演，会发现本质上该观点是将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作为起算点，如上所述，这也不无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推演显然混淆了合同有效下的请求权与无效请求权的差异，直接将有效下的请求权予以延伸和扩张，忽视了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

    还有学者认为，应根据当事人的履行情况分别确定：一方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对方未履行义务的，已履行义务的一方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义务履行期届满时起算；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合同的，一方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起算；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履行，或者双方开始履行，甚至当事人双方均履行了合同义务，嗣后合同履行中，或者合同履行期满，但一方及时主张权利的，合同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无效的，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算[9]。这种分类稍显复杂，总体还是以履行期限届满为基本出发点，但如果履行期限过长的话，则以确认无效作为起算点。在合同履行期限甚至长过合同确认无效日期的情况下，如果沿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则可能导致确认无效起算点被架空的情形，这显然是不妥的。上述分类坚持了确认无效为最终和最后的起算点的立场，符合纠纷司法最终解决的法治原则。不过，该分类的意义也仅限于技术层面，因为如前所述，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也好，确认无效次日也好，都存在逻辑、法理和利益的失当之处，简单以是否在合同期限内起诉作为分界，并未解决上述矛盾。

    综合来看，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上述四种观点和做法，将合同无效后的债权请求权时效的起算点或定格在合同签订或履行时、履行期限届满时，或定格在有违法事实时、合同被确认无效次日，但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者实践做法，能够协调好合同无效、诉讼时效两大制度的关系，并提出统一的理论对此作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因此，对于无效合同债权请求权时效的起算问题，亟需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并指引司法实践走出迷雾。

    三、时效起算：请求权客体维度的透视

    无效合同债权请求权时效的起算，是合同无效、诉讼时效制度夹缝中生存的一个难题，难就难在要同时考虑原合同诉讼时效是否届满、履行期限长短、合同无效所生请求权的性质等诸多方面。鉴于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合同无效发生变化的也是请求权基础，故在众多的矛盾和问题中，请求权维度才是诉讼时效起算问题的牛鼻子所在。

    （一）起算点的确定

    合同有效无效，变化的是其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cllage），是指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请求的法律依据[10]28。细究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基础变化，通常是由原来的履行请求权，转化为返还财产和／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尽管合同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其所指向的法律后果也不可能发生，但该无效合同仍然作为一项事实而存在并可能被履行。此时，已经提出的履行要重新恢复到未履行的状态[11]797。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无效合同做出了履行，那么原则上应该予以清理（abwicklung），旨在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到履行行为尚未提出时的状况。此时就应该适用不当得利返还的规定[11]797。而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并在可以行使时起算，其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秩序。“所谓请求权可行使之时，乃行使请求权时无任何法律上的障碍，阻止其行使之谓。”[12]304-305根据以上原理，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确认无效次日是最后的起算红线，任何情况下，当事人基于无效合同债权请求权时效的起算均没有理由超越该红线。判决后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满足我国《民法通则》知道或应该知道的标准，也符合可得行使的条件，故不能再继续延展。

    第二，如果无效前后债权请求权的标的，仅在称谓上、数量上不同，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应该依据原请求权的行使条件满足为限。例如虽然与无民事能力人订立的雇佣合同无效，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付出的劳务应当给予补偿[11]798。这是因为已经提出的给付可能无法回溯，合同的事实状态也无法消除，甚至即使回复到合同未缔结时的状态（rückabwicklung）也无法妥善补偿受害当事人。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意，当事人没有主张无效的，基于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履行将被视为有效[11]798。即便当事人提出合同无效，其请求权也不发生质的变化。再如借款案件中，b或者c支付本息的义务，是a可得期待的履行利益，即便合同无效后，a仍可要求b或者c支付本息，唯一的变化是利息的标准可能要降低到法定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房屋租赁合同也是如此：无论合同是否有效，承包人均是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尽管合同无效，只要工程质量合格，均可要求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工程款）；出租人均是要求承租人支付租金或使用费（尽管合同无效，仍可要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场地占用费）。担保合同无论是否有效，担保权人的请求权的实质内容均是要求但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区别只是合同无效情形担保人承担的责任比合同有效时要轻。对于上述类型的合同，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前，如义务人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权利人如不及时行使行利，则应受到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因此，此类合同无论是否有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均应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这里可能遇到的一个诘问就是，无效合同竟然作为有效处理！其实这里本意并没有否定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只是按照请求权基础来看，既然原来请求权已经具备了行使条件，合同无效前后请求权除了名称不同外，在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均无变化，且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那么为什么阻止其时效开始计算呢？无效前的请求权与无效后的请求权并无本质不同，仅存在时间上的继起关系，这两个在时间上赛跑的请求权，只要时间在先的请求权满足了行使条件，就应该被起算时效；反之，如果时间在前的请求权不起算时效，却仅对在后的请求权起算时效，就会缺乏正当性。质言之，在后的请求权被之前的请求权所覆盖，如果不覆盖，在前的请求权人就获得被延展的时效利益，利益失衡也就在所难免。如借款案件中，a的请求权不罹于时效，则对c银行形成过分压迫，道理就在其中。

    第三，如果无效前后债权请求权的标的，在内容和性质方面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应该从新请求权行使条件满足时即确认无效的次日始能计算。合同无效前后的请求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般是指内容上的变化。例如，在购房案中，起初v是起诉k过户办证，这个请求权旨在获得履行利益（期待利益），但后来确认无效后只能请求损害赔偿，其目的虽然也是将其地位恢复到宛如合同全面履行一样的待遇，即补偿其市场价值的差异，但二者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上述两个请求权是相互矛盾、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无论曾经的请求权起算点如何，不管在起诉前已经届满还是往后延伸相当长的时间，都以新的请求权可以行使为起算点。

    （二）请求权的判断标准

    上述判断体系从请求权内容出发，探究其变化而确定不同的起算时间，也是一种类型化的努力。这种分类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可以区分请求权内容的变化。如果不能较为清晰地或者大致地确定内容的变化，则上述分类不过徒增烦扰，但偏偏在请求权的变化判断上也是极其不易的。

    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来看，权利的本质即为法律关系，请求权的变化无非是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变化。具体到无效合同债权变化而言，主要体现在客体和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如果客体发生了变化，且权利义务的变化在利益范围、大小和幅度等方面较大，则应该认定请求权发生了变化。以此来衡量，借款案中客体未变化，内容变化不大，故请求权未变化，应以前请求权起算时效；而购房案中的请求从过户办证变更为损害赔偿，客体发生了变化，虽然内容（期待利益赔偿范围）上未变，但其请求权已由物权请求转化为金钱赔偿之债，故只能在新请求权可得行使的情况下起算时效。

    问题在于，在名合作实借款案中到底请求权有无发生变化？如前所述，合同无效的请求权基础变化，通常是由原来的合同履行请求权，转化为返还财产和／或损害赔偿。这似乎表明，合同无效后的请求权内容变化，通常由履行利益变更为信赖利益甚至返还利益，产生了赔偿范围的差异。但事实上这个差异并不一定存在，如购房案中赔偿范围与履行利益范围其实是一致的（依据司法解释，差价部分是可以赔偿）；同时，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三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范围大小关系[13]245。具体到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实际履行之间并不必然存在范围大小的差异。因此，仅从范围大小、数额多少判断请求权变化与否是行不通的。在名合作实借款案中，虽然请求权基础发生了变化，但其客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均为金钱之债，然由于合同无效，当事人约定的过高利润法院不予支持，而仅支持本金及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故在数额方面可能较合同约定的要少，则是否从实质上变更了请求权？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利润与本金及利息是同质的，形式都表现为金钱之债，只是数额上有差异。从上面三种情形可知，其实内容特别是利益范围大小和幅度变化，只是请求权变化的考虑因素，重要的是客体是否发生变化。

    四、小结

    以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目的为圭臬，从请求权的角度切入，笔者试图将不同类型的无效合同债权请求权时效的起算概括如下：

    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被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无效之次日起算。

    若合同无效前后请求权客体相同、且无效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早于前句规定时间的，从其约定。

 

 

 

注释:

[1]聂宏光.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j].法学杂志，2010，（11）.

[2]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c. f. mueller juristischer verlage [m]. 1992.5.46.

[5]张斌，卢文道.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几个问题［j]．法学，1999，（2）.

[6]杨少南．论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的适用[j].现代法学，2005，（3）.

[7]刘贵祥．诉讼时效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04，（2）．

[8]李春.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的论争及处理探讨[j].法律适用，2010，（10）．

[9]吴庆宝.准确起算诉讼时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j]．法律适用，2008，（11）．

[10]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1]larenz/wolf. alg1em1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9[m]．auflage， beck， 2004， §44，rn. 7，s.

债权合同篇9

内容提要: 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理论基础在于债是一种法律上的利益，而不是一种权利。侵害对象非绝对权意义上权利的侵权行为构成，以行为人有加害恶意为必要条件。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侵害行为、加害人主观恶意、侵害对象是既存劳动债权、损害以及因果关系。在赔偿责任问题上，除个别情况以外，劳动者和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在侵害人内部存在着责任份额。

《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此条规定，用人单位需对因自己行为而导致他人劳动债权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则比较典型的有关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立法例。但此条法律有关侵害劳动债权构成要件的规定，一方面失之过宽，导致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成过于容易，难免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中当事人动辄获咎；另一方面又失之过窄，远远没有涵盖实践中已经出现的许多其他侵害劳动债权的形态。在法律后果方面，该条规定也不十分清晰，因为连带责任仅仅解决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没有解决数个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责任份额以及如何分配责任份额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会给本条规定的适用和法律实践带来诸多困惑，[1]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剖析，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基础及其对侵权构成的特殊要求

劳动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债权性合同，合同签订后，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分析，应当以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一般理论为出发点。

（一）从权利的视角无法解释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

传统侵权法并不承认债权，包括劳动债权属于应受侵权法保护的权利，而是强调合同的相对性。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劳动者因和其他用人单位再次签订劳动合同而违约后，只能由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用人单位并不能基于劳动债权受到侵害向其他用人单位主张侵权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也基本上坚持了这种立场。《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2款并没有将债权列为保护对象。但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的这些变化，导致正常交换关系的被破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对债权的间接损害日益突出，……，欲使受害人在这种间接损害中享有对真正致害人的直接请求权，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建立侵害债权制度十分必要。”{1}为了给第三人侵害债权责任寻找理论上的合理依据，学者们提出了包括“债权效力延伸说”、“债权不可侵犯性说”、“债权行使和债权保护说”以及“侵害债权是债权物权化的结果”{1}等等观点。上述观点的共同特征在于立足于债权是一种权利，试图从债权的权利属性出发寻找债权应受侵权法保护的合理性基础。然而，从权利的本质出发这一论证思路却是不妥当的。因为，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授予个人的法律上的力，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满足人们利益的手段。”{2}也就是说，它以利益为内容，以法律上的力为手段。从法律上的为的角度看，债权的特征在于其拥有的法律上的力只能针对特定人行使，只有特定人受到该法律效力的限制、约束和支配。着眼于债权本身的效力是无法为第三人侵害债权找到理论上的合理性基础的。

（二）第三人侵害债权在本质上是对利益的侵害

准确理解第三人侵害债权首先应该理解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对象。现代侵权行为法所保护的对象绝不像“侵权”这样一个名词所显示的那样仅包括权利，而是包括：法律承认的利益和绝对权。在实证法中，有些国家的侵权法并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对象作具体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就仅规定“任何行为致他人受到损害时，因其过错之行为发生之人，应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而没有将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限定为权利。有些国家则将对权利的侵害和对利益的侵害作为并列的侵权行为类型予以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就以类型化的方式规定了三种侵权行为：“对权利的侵害（Rechtverletzung，第823条第1款）、违反保护性规定（Schutzge-setzverletzung，第823条第2款）和违反善良风俗（Sittenverstoen，第826条）”{3}21。根据德国学者的解释，823条第1款“对权利的侵害”中的“权利”仅仅指的是绝对权意义上的权利{4}，而对其它两种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为保护法律承认的其它利益留下了通道。

基于上述对侵权对象的一般认识，可以认为既然侵权法保护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利益，它当然也就保护上升为权利的利益，只不过它不通过权利本身的法律之力来保护它。当债权抛掉权利的外衣—法律上的力之后，其内容即为一种法律应保护的财产利益。当债权以利益的身份出现时，其应当可以得到侵权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对于债权是否应当成为侵权法保护对象这一问题，正确的回答是债权不是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其作为权利不能在“对权利的侵害”这一侵权行为类型下受到保护；但其作为一种财产利益可以得到侵权法的保护。与此相应，劳动债权作为债权的一种类型，虽不能作为权利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利益受到侵权法的保护，第三人不得侵害劳动债权。

（三）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特殊要求

由于绝对权是立法者经过审慎考虑，将需要绝对保护的利益定性化上升为权利而形成的，因此任何人都负有谨慎行为、避免对其造成侵害的义务，只要过失侵害了这类权利，就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志，构成侵权行为；而对没有上升到绝对权高度的其他利益的侵害能否构成侵权行为，则需要立法中作出特别规定或者由法官根据“善良风俗”进行特别判断。因此，在侵权行为的构成上，侵害绝对权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相对简单、明了，证明要求低；而对侵害利益和非绝对权的侵权行为，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论证和证明要求。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对“对权利的侵害”这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主观要件上仅要求侵害人具有过失，侵害绝对权益的行为本身就推定了行为违法；而对于对绝对权以外利益的侵害，受害人只能通过或者证明受到侵害的利益是受强行法特别保护的，或者证明该利益是因为加害人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而受到侵害来得到侵权法的保护。特别是对违反善良风俗的对利益的侵害，德国法更要求加害人在主观要件上具有加害故意。

对以利益身份出现的债权，“在欧洲任何国家诱使第三人违约不仅构成侵权，而且经典的做法还考虑将其归入恶意诉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普通法国家情况也一样。”{3}397例如德国的司法实践就将如下第三人介入他人合同关系的行为纳入其民法典第826条“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的救济范围之内，即“(1)引诱他人违约，(2)在债务人违约时与其串通，(3)在违约时，与债务人共同从事以损害合同伙伴为目的行为，以及(4)以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中的领先地位为目的而在他人违约时起协助作用。”{5}不仅欧洲国家如此，在美国法律同样一方面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包括侵害劳动债权时的侵权责任；但另一方面提高了构成侵权行为的条件。对此《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37篇以“既存或预期契约关系之干扰”为题作了规定。根据该规定，构成侵害契约关系之侵权行为，最主要的要件包括：其一，故意，“本章所规定之既存或预期契约关系干扰之侵权行为，系就故意之侵权行为所作之规定。”{6}而就故意的具体内容而言，“被告必须有致原告受伤害之期望，或知悉其行为必能产生致原告受伤害之结果而言，其行为具有故意。”{6}对于过失侵害债权关系的行为，仅在极其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对由此引起的身体伤害所导致金钱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其二，不当（Improper），“不同样态之故意干扰契约关系，乃规定于第766条，第766A条及766B条。这些条文均规定其干扰必须‘不恰当’。”{6}该重述还专门在第767条规定了认定“不恰当”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总体上看，由债权并不对债权关系以外的人产生约束力这一点所决定，西方国家在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仅在例外情况下承认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并且在构成要件上特别要求具有“恶意”或者“违反善良风俗”。这种立场的合理性在于将对债权的侵害作为一种例外处理，使得任何人在交易中只要不以恶意或者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他人就可以自由的在市场中包括劳动力市场中展开竞争，从而实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我国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构成

（一）《劳动合同法》第91条评析

与德国和美国在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上谨慎的态度相比，我国《劳动合同法》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规定则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相反趋势：

第一，《劳动合同法》第91条没有将“过错”规定为招用未解约劳动者这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这意味着该法对这类侵权行为的构成采取了无过错责任的立场，因为根据侵权法的一般理论，无过错责任“即侵权行为的成立不以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为要件，在德国被称为危险责任”{7}一般认为，无过错责任是对私法领域过错责任原则的突破和例外：任何人对因自身过错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无可厚非，但如果要求一个人对自己没有过错的行为承担责任，则需要特别的论证和理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无过错责任作为一种对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必要危险的反应，其适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形式上以立法明确规定为必要；在适用理由上需具备如下四点之一：“(1)特定企业、物品或者设施的持有人、所有人制造了危险来源。(2)在某种程度上该所有人或持有人能够控制这些危险。(3)获得利益者应该承担责任系正义的要求。(4)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得经由商品服务的价格机制及保险制度予以分散。”{7}显然，招用未解约劳动者这一行为并不具备上述理由。因此，将该行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界定为无过错责任，其妥当性值得怀疑。

第二，《劳动合同法》严格限定了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种类，仅规定了招用未解约劳动者这种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形态。对于第三人通过其他方式，例如通过使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方式侵害劳动债权，《劳动合同法》并不能提供救济。

上述两种趋势引起的后果是：一方面，对许多应当认定为侵害劳动债权的行为，法律没有提供救济手段；另一方面，该规定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带来巨大的风险。对用人单位来说，在其招用员工时需要花费较高的调查成本，以避免雇用与他人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而事实上即使必要的调查也不足以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毕竟劳动合同无需公示；对劳动者来说，在其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已无法在用人单位继续工作、领取劳动报酬，同时又无法获取劳动关系终止证明的情况下，该规定将导致其无法再次就业，从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这样的后果导致“一种法律体系上的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9}也即：一方面，法律所要实现的立法目的—阻止不正当的引诱他人雇员违约或者阻碍他人雇员履行劳动合同，以便形成一个诚信履约、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这样的规定带来了立法者不希望出现的、负面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构我国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二）我国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构成要件重构

重构我国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过程中，两个要素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经验。我国加入WTO已经多年，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和其他国家接轨，因此，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立法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其二，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现状。“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 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1000万左右。”[3]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的流动相对困难，从而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重构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时，我们有必要考虑促进劳动力流动这一因素，尽量减少因劳动力流动引起的责任。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在我国构成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应该满足如下构成要件：

第一，存在侵害行为—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具体样态。目前，我国劳动合同立法仅规定了“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这一种侵害劳动债权的行为，并且该规定强调用人单位的“招用”行为，也就是说，即使用人单位促成了劳动者违约，只要其不和违约后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就不构成侵害劳动债权的行为，这样的规定过于狭窄。根据其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侵害劳动债权的样态还应当包括如下几种：(1)以侵害劳动关系为主要目的，通过侵害劳动者的健康、自由等方式阻碍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履行以劳动者具有必要的技能、自由和其它身心条件为前提，破坏这些前提，会导致劳动者无法履行劳动合同，进而侵害劳动债权。(2)以侵害劳动关系为主要目的，故意散布虚假的、不利于原用人单位的信息，导致劳动者跳槽或者停止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特色在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特殊的信赖关系”，{10}通过散布不利于原用人单位的信息可能导致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的信赖瓦解，从而终止劳动合同的履行，导致劳动债权受到侵害。(3)以侵害劳动关系为目的，故意教唆或者引诱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违约。这是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也是各国司法实践普遍认同的一种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类型。(4)破坏原用人单位的劳动条件，使得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履行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行为人通过破坏原用人单位的劳动条件，不仅侵害了原用人单位的财产权利，也导致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从而构成对劳动债权的侵害。

第二，存在主观恶意—主观要件的特殊要求。如前所述，对绝对权以外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从权利设定的价值出发，在侵权构成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论证要求。具体到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构成上，就要求侵害人存在主观恶意。这种恶意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有行为的故意，即明知劳动者与他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招用之或者阻止劳动者履行原劳动合同。其次，要有加害的故意，即积极追求对他人既存劳动关系的损害或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对他人既存劳动关系的损害而放任该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是以损害他人劳动关系为主要目的，或者至少为辅助目的。对加害故意的认定，可以采取推定的方法：只要存在着行为的故意就可以推定存在加害的故意，除非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加害的故意。将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主观要件限定在故意的层面，是为了避免用人单位动辄获咎，避免妨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挖人”行为都是应当受到谴责或不恰当的；并且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之下，并不是所有的“挖人”行为都会给原用人单位带来损失。相反，适当的、不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挖人”和“跳槽”行为反而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利于劳动者待遇的提高。

第三，行为人侵害的是既存劳动债权—侵权客体的特殊要求。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中，第三人所侵害的必须是既存的劳动关系，包括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预期的，即使是已经形成成熟意向的劳动关系，只要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不能成为这类侵权行为侵害的对象。有些国家，如美国，认为预期的合同关系也可以成为第三人侵害的对象。《美国合同法重述》第766条B规定，“故意且不当干扰他人之预期契约关系（婚约除外），如其干扰以下列方式之一者，就该他人之丧失该契约利益所致之金钱损失，应负责任：(a)诱使或以其他方式致第三人未加入或未继续展望（预期）之关系；或者（b）阻碍该人取得或继续展望（预期）之关系。”对此笔者认为，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出发，为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应当将对预期劳动关系的侵害排除在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侵权客体之外。

第四，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一般要件。在上述特殊要件之外，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还需要具备如下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

1．加害人具有一般侵权法上的责任能力。《劳动合同法》第91条将侵权行为人限定为“用人单位”这一特定主体同时该法又严格限定了用人单位的范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特定前提下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4]等，但是如前所述，实践中侵害劳动债权的样态是多种多样的，侵害人也不仅仅限于用人单位。因此，应当按照侵权法有关责任能力的一般理论确定侵害劳动债权的主体。2．损害和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侵权行为的一个基本要件，在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这一侵权行为类型上没有特殊的表现和要求。3.损害。损害的存在是侵权责任的基本前提，没有损害就没有损害的填补，也就没有损害责任的承担问题。

总之，第三人恶意的、以侵害他人之间既存劳动合同关系为主要或者唯一目而从事的妨碍他人劳动合同维持或履行并导致他人损害的行为构成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行为并产生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法律后果

（一）责任类型

关于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法律后果，《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规定仅针对“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这一种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类型，也就是仅针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于第三人的损害均具有可归责性的情况。但实践中，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具体样态还包括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形，如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的自由或者身体，导致其无法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对这类情形并没有做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第三人之间依然是连带责任吗？笔者认为，关于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责任类型的界定，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第三人的恶意侵害导致劳动者无法履行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劳动合同法》对此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只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按照《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他人的原因导致劳动者违约时，劳动者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由劳动关系的特殊属性所决定，该原则存在着两点例外：其一，第三人以侵害劳动者身体健康、自由等方式侵害劳动关系，导致劳动者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不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劳动者因伤病而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并不能构成违反劳动合同，因此不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其二，第三人通过侵害用人单位的劳动条件导致劳动者无法进行劳动给付的，由于违约方是用人单位，劳动者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劳动者和第三人之间是否成立连带责任。该问题之所以提出，主要的原因在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合同，所以其不履行劳动合同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而第三人和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其侵害债权的行为属于侵权责任。那么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能够连带？对于这一问题，学理一般认为，“连带债务之各债务，无须基于同一发生原因。”{11}连带债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障债权的实现，并不重点关注债的发生原因及其之间的关系。《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连带责任的主要目的也是保障受害人权利的实现，其并不关注加害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以及当事人责任产生的基础是否相同。因此，在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劳动者和第三人都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劳动者和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二）连带责任的内部分配

如前所述，法定连带赔偿责任通过强加给每个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其目的在于确保债权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此种方式被请求给付的债务人在与自己共同债务人的关系上必须最终负担已给付为内容的牺牲。”{12}我国《民法通则》第87条也明确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因此，在劳动者和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下，无论哪一方履行了债务，都有权向另一方追偿相应的责任份额。关于责任分配的标准，我国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此，德国学者指出，“关于此种最终的分配，由连带债务人的内部关系决定。”{12}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时，二者的内部关系进行探讨。这种内部关系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有约定的，应当从其约定。无论在劳动者违约前还是违约后，违约的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都可以就向原用人单位赔偿问题达成内部协定，这样的协定尽管不能对抗原用人单位，但在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之间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如果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就赔偿份额的分配达成了合意，则应从其约定。

2．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没有就责任份额的分配达成合意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分配责任份额。对此，梅迪库斯指出“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形，十分重要的是准用第254条：各个致害人之间的分配依其在致害行为中的原因及过失比例确定。”{12}具体到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问题上，应当根据侵害的具体形态认定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而分配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并且不排除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最终责任的情况。

3．如果既没有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之间的内部约定，也无法确定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则应当在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之间平均分配责任份额。这也是各国民法的一般立场。[5]

四、结论

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的理论基础在于债是一种法律上的利益。对这种侵害对象非绝对权意义上权利的侵权行为构成，各国的立法和理论都提出了较高的论证要求，一般都将恶意或者违反善良风俗规定为此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也应当建立起一般的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理论，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现象。具体而言，第三人侵害劳动债权行为的构成应当包括以下要件：(1)存在侵害行为；(2)加害人存在主观恶意；(3)行为人侵害的是既存劳动债权；(4)存在着损害；(5)损害和用人单位的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赔偿责任问题上，从我国目前的立法出发，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劳动者和第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在侵害人内部存在着责任份额。该份额的划分可以由侵害人约定；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侵害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如果无法确定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则应当由侵害人平均分担。

注释:

[1]该条规定内容和《劳动法》第99条完全相同，但是劳动法颁布十多年来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这种现象恰好说明该规定缺乏操作性，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

[2]参见《美国法律整编侵权行为法》，第776条C。

[3]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4]有关《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范围的具体理解，参见姜颖主编：《劳动合同法培训教程》，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5]参见《法国民法典》第2213条；《奥地利民法典》第896条；《德国民法典》第426条第一项；《瑞士债务法》第148条第一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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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M]．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M]. Carl Heymanns Verlag，2004: S408.

{5}Munchener Kommerntar zum Burgerlichen Gesetzbuch[M]. Band 3，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 2 Halbband，Munchen，C. H. Beck’sche Verlagbuchhandlung， 1980:S1368.

{6}美国法律整编侵权行为法[M]．刘与善，译．台湾：司法周刊杂志社印行，1986:613-615.

{7}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6.

{8}[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法[M]．齐晓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59.

{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77.

债权合同篇10

关键词：代位权；债权人；怠于行使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7-0050-03

作者简介：杨建淮（1960- ），女，江苏连云港人，中共淮安市委党校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

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权利。所以，债权人的代位权是为了确保债权人债权实现的一种制度，它与债的担保制度、民事责任制度共同构成完整的债权保障体系。

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对自己的债权自由支配，即可以作放弃、转让等处分。但是，当债权人同时又是另一债权人的债务人时，如果他放弃自己的债权，则会影响到他对他人承担的债务的履行能力，即损害了其债权人对自己所享有的债权。这时，法律为了保全他的债权，准许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这样，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作为一种债的保全制度被确立下来。《合同法》第73条第1款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这项制度的确立，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经济活动和交易安全等都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法律特征

1.债权人代位权是以行使他人权利为内容的法定请求权。代位权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之位通过法院向债务人的债务人主张权利。因为债权是请求权，以债权为基础的代为权也是请求权。但是，债权人代位权非直接请求权。债权人必须且只能通过法院来行使代位权，而不能直接向债务人的债务人请求清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代位权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不能在诉讼外行使；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所获得的利益，只能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满足其债权。

2.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仅限于到期债权，范围狭窄。《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规定的代位权客体范围是：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第12条同时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如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这些都与债务人的人格权、身份权相关，与债务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这些不属于代位权的标的，不能由债权人代位行使。

3.代位权行使的效果突破了传统的“入库规则”。依照传统的代位权理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财产应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然后按照清偿规则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这项规则被称为“入库规则”。显然“入库规则”对代位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具有一定的限制。《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出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相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消灭。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代位权制度已突破了传统的代位权制度的“入库规则”，对我国目前的讨债难、三角债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经济、快速的方法。

二、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11条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具备下列条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确定。这里的“合法”是一般意义上的合法，是人民法院受理时的判断，而不是经过严格审判程序之后的最终定性，至于债权的发生依据则在所不问。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均可。合同之债是基于何种类型的合同而产生的也在所不问。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提供劳务的合同等产生的债权，均可成为代位权的基础。若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不享有合法债权，例如，之债、买卖婚姻之债、贩卖枪支之债等，因合同违法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被撤销或者已过诉讼时效，债权人就不能行使代位权。但如果合同的无效或被撤销是由于债务人的过错造成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返还请求权、赔偿请求权时，应认定债权人仍能行使代位权。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必须合法，其含义还应当包括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也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即使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存在，因债务人对他人没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债权人的代位权也就没有行使的对象。所谓债权必须确定，是指债务人对于债权的存在以及内容没有异议，或者该债权已经经过了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后所确定的债权。

2.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到期债务且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怠于行使权利，是指应当行使且能够行使而不行使，表现为债务人能够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张权利。债务人行使债权处于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状态，而这种状态与债权不能实现有因果关系，即构成怠于行使，而不论其是否主观故意，或有其它原因。少数债务人故意让自己的债权灭失，抱着一种不愿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心态；还有一部分债务人是抱着懒散无所谓的态度；另外一部分是碍于与次债务人的业务或其他关系，而不愿或没能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这就势必导致债权人无法从债务人那里实现债权而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在这里，是否“怠于行使”是从客观上予以判断，而不管债务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合同法》解释的这一规定，为判断是否构成“怠于行使”确立了一种客观而明确的标准，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以种种借口否认怠于行使的事实，从而保证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另外，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必须到期，债权人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同时，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也必须到期，债权人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

3.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行为须对债权人的到期债权造成损害。代位权是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为保全债权而行使的一种权利。但如果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不妨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即对债权没有造成损害，债权人就没有行使代位权保全债权的必要。即在债务人的怠于行使自己债权和债权人到期债权得不到清偿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因为如果债务人不行使其权利，造成债务人应当增加的财产没有增加，进而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全部清偿。此时的损害，必须是客观上已经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而不能依债权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的规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是指“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因此，只有在债务人自身无能力清偿债务且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使其作为债的一般担保的财产减少，债权人之债权面临不能实现的危险即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才能行使代位权。

三、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1.对债权人的效力。代位权的行使对债权人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债权人以诉讼方式行使代位权，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第20条明确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代位权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的实体权利，行使这种权利所得利益应归属于权利的行使者。债权人只有请求次债务人直接向自己履行债务，才能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同时，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范围的限制也决定了可以将所得利益归属债权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既不能超出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也不能超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权利范围做如此限制能够保证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做到了既保障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又不损害次债务人的利益。行使代位权对债权人的效力还体现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

2.对债务人的效力。首先，债权人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在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以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只是受限制，并未丧失。当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如债权人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债务人有权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且可以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其次，在债权人开始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如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将受到限制，这时债务人只能对超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请求数额的债权部分次债务人。再次，当债权人，代位权成立后，债务人与债权人、次债务人的相应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将全部或部分消灭。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全部受偿，债权人可就剩余部分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

3.对次债务人的效力。对次债务人来说，债务人对其享有的权利，无论是债务人自己行使还是债权人代位行使，次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和利益均无影响。因此，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一切抗辩权均可向债权人主张。如不可抗力抗辩、诉讼时效抗辩、同时履行抗辩、不安抗辩、权利瑕疵抗辩等。但是这种抗辩应以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前所产生为限。

四、关于完善代位权制度的思考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确立，使我国相关的民法理论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为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目前的代位权制度在《合同法》中的规定太抽象，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进一步明确代位权诉讼的适用范围。由于代位权制度仅在《合同法》中确立，所以认为代位权仅适用于合同债权，因而缩小了代位权作为民法基本制度的作用范围，不利于对合同债权之外的其它债权的保护。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代位权的适用范围，即其适用于合同债权、无因管理债权、不当得利债权和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债权等民事债权。

2.进一步明确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为方便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释中减轻了对债权人举证责任的要求。表现在：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认定，仅以其不履行对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到期债权为标准；而对于其行为是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也仅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为认定依据。而且，次债务人不认为其债权人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情况的，应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代位权是否成立须先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予以确认才能作出判断，因而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确切的证据。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除非其行为以登记、批准等方式予以公示，否则将极为困难。因此，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对次债务人和债务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他们承担彼此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