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危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4:43:30

债权危机论文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化,传统的结算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企业间交易的要求,而交易的复杂性也使传统的债权制度很难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电子债权集安全性和快速性于一体,为债权人提供充分安全的结算手段。因此,电子债权的开发和发展也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

一、电子债权的开发背景

1.企业间结算手段电子化的要求

(1)政策的要求

B2B指的是BusinesstoBusiness,asinbusinessesdoingbusinesswithotherbusinesses,商家对商家的电子商务,即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B2B作为一种快速的交易平台,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垂直B2B模式。它主要是面向制造业或面向商业。另一种模式是水平B2B。它是将各个行业中相近的交易过程集中到一个场所,为企业的采购方和供应方提供了一个交易的机会和条件。

作为电子债权应用范围内的B2B可以是以上两种形式。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结算是不能以现金的方式进行的。在传统的结算方式下,它可以票据的方式进行,此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间的交易形式被无纸化,常常具有跨地域性,如果仍然以传统的结算方式进行,必然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浪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结算相对传统的纸面化结算方式而言,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但是它潜在的危险性更大,更不易被发现。所以,电子债权是为了B2B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电子结算手段而开发的。

(2)社会的要求

B2B的大致交易流程如下:

商业客户向销售商订货并发出“用户订单”,销售商根据“用户订单”的要求向供货商发出“订单查询”,供货商审核“订单查询”,销售商向运输商发出有关货物运输情况的“运输查询”,在确认运输无问题后,销售商给供货商发出“发货通知”,并通知运输商运输,运输商接到“运输通知”后开始发货,接着商业客户向支付网关发出“付款通知”,支付网关向销售商发出交易成功的“转账通知”。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生产商和供应商或者说采购方和供应商之间最为理想的电子结算手段是在同一银行的金融系统下,并按照同一模式解决。但在错综复杂的交易情形下,他们在同一银行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或多方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双方或多方的开户行之间进行结算就会经过很多的程序,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安全性的降低。因此,交易双方就要寻求在交易行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银行共同模型,它就要求有一种相应法律制度来保护在这种结算模式下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电子债权的产生和开发关系金融系统的利益,也关系到交易主体的利益,它是全社会的要求。

2.票据缺点的克服与优点的结合

(1)连锁拒付的控制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或委托他人于到期日无条件按票面金额付款的有价证券。在我国票据只限于汇票、本票、支票。在以前,它是一种银钱运输工具,而如今却是一种信用结算工具。它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无因性和流通性。无因性促进流通性,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商事主体在暂时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能通过票据转让做成交易,促进商品的流通,这是票据最大的优点所在。

票据作为一种具有信用证明的有价证券,具有提示和回收两个特点。提示是指持票人在票据提示付款期限内应该进行有效的付款提示;回收是指票据债务人在付款的同时,有权将票据收回,此时,因在票据上设定的票据权利已经实现,票据关系即告终结。然而,持票人虽然进行了有效的付款提示,但是付款请求却因为票据债务人没有资金或者其他信用方面的原因遭到拒绝,票据重新退回到持票人手中,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退票或票据的拒付。如果票据上的每一个债务人或几个债务人都出现了上述的问题,就会形成连锁拒付的情况。这不仅会严重损坏债务人的信用,而且债权人的请求权和追索权也很难实现。作为一种支付和结算方式,票据所固有的这些缺点通过自身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上面所代表的金钱债权在没有实现之前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货币,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货币,就永远存在不能被承兑的风险。电子债权它是由银行通过债务人的申请发行的,同时经过严格的登记管理程序,它的发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信用。所以,电子债权具有消除这种风险的能力。

(2)伪造风险的补救

票据的伪造是指未经他人授权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票据行为的行为。它可以分为伪造基本票据行为和伪造附属票据行为。前主要是指出票行为的伪造,即伪造票据的签发。后者主要是指出票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等。无论什么种类的伪造,总的来说就是其上的签名是假的。

对票据伪造的法律后果而言,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4条的规定,伪造票据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伪造签章的无效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那么对谁的利益影响最大呢?无疑是付款人和持票人。尤其是就付款人而言,只要它不能核实票据上的签名是假的而持票人又合法持有票据的情况下,它就必须付款。所以票据伪造的风险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债务人的签名很难被证明是伪造的,即使证明了,以后也没有效的方法去杜绝。

在电子债权制度下,债务人的签名是以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如我国的《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视为可靠的签名:

①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②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有电子签名人控制;

③签名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④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当事人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预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

此外,本法的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电子签名的认证制度。

在以上的法规中,可靠的电子签名制度从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像票据上假冒的签名,而电子签名的认证从外部进一步保证了签名的可靠性。所以笔者认为电子债权相对于票据而言,它是最能保证付款人的利益的,是对票据伪造风险的最有效的补救。

二、电子债权的定义

1.电子债权的推进经过

在电子债权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非韩国莫属。它曾有过两轮金融开放。第一轮金融开放后,它放松了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形成了大量短期债务,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第二轮金融开放是在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同时提高了对不良债权的审查力度,它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危机后,虽然说IMF给韩国金融危机的建议是尽量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但事实证明,只有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而金融信息化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2000年9月,韩国政府决定将电子债权的开发作为金融信息化事的一个环节。2001年2月,指定金融结算院作为委托的对象,由它具体负责电子债权的审查与登记管理工作。2001年12月,电子债权交易条款(基本条款、销售企业和购买企业用的使用协议书)开始制定。2002年3月,电子债权制度开始运作。2006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电子金融交易法》,明确了有关电子债权的基本规定。

2.电子债权的定义: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电子债权是指符合以下各要件的电子文书中记载的债权人的金钱债权:

(1)债务指定债权人;

(2)电子债权中应当记载债务内容;

(3)必须由《电子签名法》第2条第(3)项中的经过电子认证机构认证的电子签名签署;

(4)必须经过金融机构,并且依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第29条第1款规定,于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登记;

(5)债务人应将具备第(1)项至第(3)项的所有文书,依据《电子交易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向债权人送达;债权人依据同法第6条第2款进行送达;

三、电子债权的特征

1.法理构成上的特征

(1)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

债权者,乃特定人对相对特定人得请求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也。债权,依债权与证券的紧密关系可分为指名债权和证券债权。

证券债权,指债权的成立、持续、让与、行使依赖有价证券的债权,即证券化的债权。证券债权通过债权和证券的有机结合,将债权和证券一体化,充分利用证券流通性的优势,有效地促进了债权的交易和流转。“指名债权,它是从权利的角度而言的,指与证券债权相对的、普通的、一般的债权人有特定债权意义之债权”,实际上它就是指名之债,是未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例如,在借款合同约定,由甲借款给乙;或者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由乙交货给甲。债权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是甲,这些债都不表现为证书形式,甲与乙之间的债即为指名之债。电子债权是电子商务高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型债权,但是它毕竟是在传统债权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仍然符合传统债权的特征。从电子债权的定义可以得知,如果要发行一个电子债权,其间的债权人是债务人指定的,也即是说电子债权中的债权人是特定的,债务人只向他发行的电子债权中的特定债权人履行债务,所以从传统债法理论上而言,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具有指名债权最基础的特性。

(2)电子债权的有因性

债之发生,系指客观的新生债之关系。债的发生原因可以分为事件、行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事件是人之行为外之法律事实。行为可分违法行为与适法行为。所以,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能否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取决于债产生的原因有效与否,电子债权也不例外。在发行电子债权之前,电子债权中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必然有一个最为基础的合同关系,此合同关系就是电子债权了生的原因。如果合同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该合同关系就自始无效,电子债权据已存在的原因就消失了,即使是该电子债权已经发行了,它也是一个无效的电子债权。

2.电子债权发行上的特征

(1)变更权的行使

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同时又与原因债权具有关联性。电子债权是通过银行发行的,在债务人与银行之间有一个使用金融系统的电子债权系统的合同。当债务人发行一个电子债权时,它必须向发行银行提出申请,这实际上是一种发行电子债权的意思表示,也要满足传统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三要素,即目的意思、法效意思、表示行为。同时,这又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又必须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由于在没有发行电子债权以前的债权是原因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用票据形式表现。而电子债权是明显的指名债权,是不能以票据形式表现的。所以,债务人在申请发行电子债权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在行使债权变更权,将原因债权变更为指名债权。当然,债务人行使这种债权变更权以及所产生的电子债权能否有效,还要由发行银行和专门的电债权管理机构来进行审核与登记。

(2)承诺

根据前述的电子债权的定义中的第(5)项可知,债务人如果要发行电子债权,还必须将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必须根据本法的相关规定接受才行。那么通知是由债务人了出呢?还是由发行电子债权的银行发出呢?笔者认为应由银行发出。因为银行同意为债务人发行电子债权时,它是基于对债务人的高度信赖。在发行电子债权的整个环节中,它承担的义务是最大的,通知义务便是它最重要的义务。反之,如果不将电子债权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而只进行登记,则债权人权利的行使有可能产生问题。比如说当发行的电子债权的内容与先前原因债权的内容不一致时,债权人的救济是很困难的。当通知到达债权人以后,债权人必须明确表示接受。这里的接受就是一种债权人对银行发行的电子债权的承诺,同意债务人发行的电子债权里记载的所有内容。所以,就承诺这个法律行为而言,它不是由债权人单方完成的。如果没有银行的通知,它就没有为单方做出承诺的权利。所以,承诺是由银行和债权人共同来完成的。

(3)登记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的相关规定可知,电子债权由于它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事关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相对于传统的债权而言,更具有风险性,所以就必须有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与更为专业的管理机构。在韩国,它是以金融结算院来完成电子债权的登记与管理工作的。由于电子债权系统是由金融系统共同开发的电子结算系统。因此,如果企业间要想用电债权的方式来进行结算,就必须接受它的管理。电子债权的登记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在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了合法登记的债权才是最终发行成功的电子债权。

参考文献:

[1]美.斯雷沃斯基.《B2B电子商务》.陈运涛译.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版社.2003.8

[2]覃有土:《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3][日]石井正司.“何谓拒付”[J].法学教室,1990,(122)

[4]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2005.4.1颁布

[6]齐爱民崔聪聪:《电子金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第一版

[7][日]于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284

[8]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2003.6第一版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化,传统的结算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企业间交易的要求,而交易的复杂性也使传统的债权制度很难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有效的保护。电子债权集安全性和快速性于一体,为债权人提供充分安全的结算手段。因此,电子债权的开发和发展也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

一、电子债权的开发背景

1.企业间结算手段电子化的要求

(1)政策的要求

B2B指的是BusinesstoBusiness,asinbusinessesdoingbusinesswithotherbusinesses,商家对商家的电子商务,即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B2B作为一种快速的交易平台,它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垂直B2B模式。它主要是面向制造业或面向商业。另一种模式是水平B2B。它是将各个行业中相近的交易过程集中到一个场所,为企业的采购方和供应方提供了一个交易的机会和条件。

作为电子债权应用范围内的B2B可以是以上两种形式。因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结算是不能以现金的方式进行的。在传统的结算方式下,它可以票据的方式进行,此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间的交易形式被无纸化,常常具有跨地域性,如果仍然以传统的结算方式进行,必然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浪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结算相对传统的纸面化结算方式而言,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但是它潜在的危险性更大,更不易被发现。所以,电子债权是为了B2B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电子结算手段而开发的。

(2)社会的要求

B2B的大致交易流程如下:

商业客户向销售商订货并发出“用户订单”,销售商根据“用户订单”的要求向供货商发出“订单查询”,供货商审核“订单查询”,销售商向运输商发出有关货物运输情况的“运输查询”,在确认运输无问题后,销售商给供货商发出“发货通知”,并通知运输商运输,运输商接到“运输通知”后开始发货,接着商业客户向支付网关发出“付款通知”,支付网关向销售商发出交易成功的“转账通知”。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生产商和供应商或者说采购方和供应商之间最为理想的电子结算手段是在同一银行的金融系统下,并按照同一模式解决。但在错综复杂的交易情形下,他们在同一银行进行交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双方或多方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双方或多方的开户行之间进行结算就会经过很多的程序,造成时间的浪费和安全性的降低。因此,交易双方就要寻求在交易行不同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银行共同模型,它就要求有一种相应法律制度来保护在这种结算模式下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电子债权的产生和开发关系金融系统的利益,也关系到交易主体的利益,它是全社会的要求。

2.票据缺点的克服与优点的结合

(1)连锁拒付的控制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或委托他人于到期日无条件按票面金额付款的有价证券。在我国票据只限于汇票、本票、支票。在以前,它是一种银钱运输工具,而如今却是一种信用结算工具。它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无因性和流通性。无因性促进流通性,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商事主体在暂时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能通过票据转让做成交易,促进商品的流通,这是票据最大的优点所在。

票据作为一种具有信用证明的有价证券,具有提示和回收两个特点。提示是指持票人在票据提示付款期限内应该进行有效的付款提示;回收是指票据债务人在付款的同时,有权将票据收回,此时,因在票据上设定的票据权利已经实现,票据关系即告终结。然而,持票人虽然进行了有效的付款提示,但是付款请求却因为票据债务人没有资金或者其他信用方面的原因遭到拒绝,票据重新退回到持票人手中,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退票或票据的拒付。如果票据上的每一个债务人或几个债务人都出现了上述的问题,就会形成连锁拒付的情况。这不仅会严重损坏债务人的信用,而且债权人的请求权和追索权也很难实现。作为一种支付和结算方式,票据所固有的这些缺点通过自身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它上面所代表的金钱债权在没有实现之前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货币,并没有转变为现实的货币,就永远存在不能被承兑的风险。电子债权它是由银行通过债务人的申请发行的,同时经过严格的登记管理程序,它的发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信用。所以,电子债权具有消除这种风险的能力。

(2)伪造风险的补救

票据的伪造是指未经他人授权以他人的名义进行票据行为的行为。它可以分为伪造基本票据行为和伪造附属票据行为。前主要是指出票行为的伪造,即伪造票据的签发。后者主要是指出票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等。无论什么种类的伪造,总的来说就是其上的签名是假的。

对票据伪造的法律后果而言,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4条的规定,伪造票据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伪造签章的无效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那么对谁的利益影响最大呢?无疑是付款人和持票人。尤其是就付款人而言,只要它不能核实票据上的签名是假的而持票人又合法持有票据的情况下,它就必须付款。所以票据伪造的风险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债务人的签名很难被证明是伪造的,即使证明了,以后也没有效的方法去杜绝。

在电子债权制度下,债务人的签名是以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如我国的《电子签名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签名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视为可靠的签名:

①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专有;

②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有电子签名人控制;

③签名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④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当事人可以选择使用符合其预定的可靠条件的电子签名;

此外,本法的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电子签名的认证制度。

在以上的法规中,可靠的电子签名制度从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像票据上假冒的签名,而电子签名的认证从外部进一步保证了签名的可靠性。所以笔者认为电子债权相对于票据而言,它是最能保证付款人的利益的,是对票据伪造风险的最有效的补救。

二、电子债权的定义

1.电子债权的推进经过

在电子债权制度的设计和运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非韩国莫属。它曾有过两轮金融开放。第一轮金融开放后,它放松了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形成了大量短期债务,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温床。第二轮金融开放是在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同时提高了对不良债权的审查力度,它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危机后,虽然说IMF给韩国金融危机的建议是尽量减少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但事实证明,只有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而金融信息化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2000年9月,韩国政府决定将电子债权的开发作为金融信息化事的一个环节。2001年2月,指定金融结算院作为委托的对象,由它具体负责电子债权的审查与登记管理工作。2001年12月,电子债权交易条款(基本条款、销售企业和购买企业用的使用协议书)开始制定。2002年3月,电子债权制度开始运作。2006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电子金融交易法》,明确了有关电子债权的基本规定。

2.电子债权的定义: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电子债权是指符合以下各要件的电子文书中记载的债权人的金钱债权:

(1)债务指定债权人;

(2)电子债权中应当记载债务内容;

(3)必须由《电子签名法》第2条第(3)项中的经过电子认证机构认证的电子签名签署;

(4)必须经过金融机构,并且依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第29条第1款规定,于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登记;

(5)债务人应将具备第(1)项至第(3)项的所有文书,依据《电子交易基本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向债权人送达;债权人依据同法第6条第2款进行送达;

三、电子债权的特征

1.法理构成上的特征

(1)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

债权者,乃特定人对相对特定人得请求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也。债权,依债权与证券的紧密关系可分为指名债权和证券债权。

证券债权,指债权的成立、持续、让与、行使依赖有价证券的债权,即证券化的债权。证券债权通过债权和证券的有机结合,将债权和证券一体化,充分利用证券流通性的优势,有效地促进了债权的交易和流转。“指名债权,它是从权利的角度而言的,指与证券债权相对的、普通的、一般的债权人有特定债权意义之债权”,实际上它就是指名之债,是未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例如,在借款合同约定,由甲借款给乙;或者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由乙交货给甲。债权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是甲,这些债都不表现为证书形式,甲与乙之间的债即为指名之债。

电子债权是电子商务高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型债权,但是它毕竟是在传统债权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仍然符合传统债权的特征。从电子债权的定义可以得知,如果要发行一个电子债权,其间的债权人是债务人指定的,也即是说电子债权中的债权人是特定的,债务人只向他发行的电子债权中的特定债权人履行债务,所以从传统债法理论上而言,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具有指名债权最基础的特性。

(2)电子债权的有因性

债之发生,系指客观的新生债之关系。债的发生原因可以分为事件、行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事件是人之行为外之法律事实。行为可分违法行为与适法行为。所以,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能否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完全取决于债产生的原因有效与否,电子债权也不例外。在发行电子债权之前,电子债权中的债权债务人之间必然有一个最为基础的合同关系,此合同关系就是电子债权了生的原因。如果合同关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该合同关系就自始无效,电子债权据已存在的原因就消失了,即使是该电子债权已经发行了,它也是一个无效的电子债权。

2.电子债权发行上的特征

(1)变更权的行使

电子债权是指名债权,同时又与原因债权具有关联性。电子债权是通过银行发行的,在债务人与银行之间有一个使用金融系统的电子债权系统的合同。当债务人发行一个电子债权时,它必须向发行银行提出申请,这实际上是一种发行电子债权的意思表示,也要满足传统民法上的意思表示三要素,即目的意思、法效意思、表示行为。同时,这又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又必须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标的合法。由于在没有发行电子债权以前的债权是原因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用票据形式表现。而电子债权是明显的指名债权,是不能以票据形式表现的。所以,债务人在申请发行电子债权时的意思表示就是在行使债权变更权,将原因债权变更为指名债权。当然,债务人行使这种债权变更权以及所产生的电子债权能否有效,还要由发行银行和专门的电债权管理机构来进行审核与登记。

(2)承诺

根据前述的电子债权的定义中的第(5)项可知,债务人如果要发行电子债权,还必须将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必须根据本法的相关规定接受才行。那么通知是由债务人了出呢?还是由发行电子债权的银行发出呢?笔者认为应由银行发出。因为银行同意为债务人发行电子债权时,它是基于对债务人的高度信赖。在发行电子债权的整个环节中,它承担的义务是最大的,通知义务便是它最重要的义务。反之,如果不将电子债权发行的事实通知债权人,而只进行登记,则债权人权利的行使有可能产生问题。比如说当发行的电子债权的内容与先前原因债权的内容不一致时,债权人的救济是很困难的。当通知到达债权人以后,债权人必须明确表示接受。这里的接受就是一种债权人对银行发行的电子债权的承诺,同意债务人发行的电子债权里记载的所有内容。所以,就承诺这个法律行为而言,它不是由债权人单方完成的。如果没有银行的通知,它就没有为单方做出承诺的权利。所以,承诺是由银行和债权人共同来完成的。

(3)登记

根据韩国《电子金融交易法》的相关规定可知,电子债权由于它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事关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相对于传统的债权而言,更具有风险性,所以就必须有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与更为专业的管理机构。在韩国,它是以金融结算院来完成电子债权的登记与管理工作的。由于电子债权系统是由金融系统共同开发的电子结算系统。因此,如果企业间要想用电债权的方式来进行结算,就必须接受它的管理。电子债权的登记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在电子债权管理机构进行了合法登记的债权才是最终发行成功的电子债权。

参考文献:

[1]美.斯雷沃斯基.《B2B电子商务》.陈运涛译.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版社.2003.8

[2]覃有土:《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

[3][日]石井正司.“何谓拒付”[J].法学教室,1990,(122)

[4]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2005.4.1颁布

[6]齐爱民崔聪聪:《电子金融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第一版

[7][日]于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庄胜荣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284

[8]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2003.6第一版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3

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具有扩张性质的经济,现代化大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无任论何企业想要通过自身的积累来投入都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一个经济单位的货币收支都会出现不平衡状况。有些经济单位由于收入与支出不同步或收入流量持续大于支出流量而盈余,同时生产资本在循环过程中也会形成部分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有些经济单位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与销售的季节性影响或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修建厂房等,使资金需要超出供给能力而产生资金赤字,便形成了双方借贷关系的基础。这就需要借助负债去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改进工艺、推销产品。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商品日益丰富,住宅等不动产以及耐用消费品的销售,个人客观上也需要借助负债去消费。

2、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决定了调剂资金余缺必须运用信用手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剩余者和资金短缺者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这就决定了资金余缺的调剂不能是无偿的,而必须是有偿的,即资金剩余者暂时让出资金是以在约定时期收回资金并索取代价为前提的,资金短缺者也是以暂时使用并支付报酬为条件的,这就产生了信用关系。

3、市场经济中信用关系无处不在,债权债务的信用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

市场经济下,不论是个人、企业、政府、还是金融机构,都需要利用信用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企业都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信用活动来保持生产连续进行或扩大生产;政府几乎没有不发行债券的,利用信用关系生产公共产品,调控经济活动;银行通过办理个人储蓄,吸收企业、政府存款,发放贷款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个人一方面通过银行存款或购买企业、政府债券成为债权人,另一方面也通过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等方式获得信用而成为债务人。发达国家更是普遍。这些信用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联结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和一切经济环节的纽带。经济越发展,债权债务关系越紧密,信用越成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一旦遭到侵害,就易引发债务危机、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年,在经济信用高度发达的美国发生的由次债危机引发的信用危机进而导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造成美国历史上的再一次经济危机就足以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信用经济。4、从信用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来看,虽然有时会有副作用,比如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而引发泡沫经济,但主要还是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信用解决了资金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提高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经济部门协调发展;通过信用可以把社会上一切闲置资金集中起来转化为资本,从而大规模地迅速扩大资本量;通过各种信用工具结算手段的运用,加速了商品流转,缩短了流通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通过消费信用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总效用。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时期后,经济领域的信用关系也就相伴而行。只是在以物易物的交易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的商品经济时期,信用关系即信用交易并不普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赊销和货币借贷行为等债权债务的逐渐普遍化,特别是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信用关系已无处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丰富多彩,而所有信用形式的采用和信用工具的使用都是建立在信用提供者和使用者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信用成为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可称作信用经济。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信用信用经济

论文摘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现代的市场经济又是信用关系最普遍的一种经济,即信用经济。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二者有怎样的关系?最终又如何理解现代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用经济呢?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破产界限商业信用危机辩证

一、商业信用危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逆流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商业信用危机,从国家信用到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几乎都处于被质疑的窘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企业信用问题是商业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只有60%左右。赖账,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三角债骇人听闻。据资料介绍,“三角债”从1988年的320亿元猛增至1990年的1000多亿元,1990年底突破2000亿元大关,1996年大约达到了8000亿元,到1998年又迅猛增长到1万亿元左右。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5855亿元,具体地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个人信用问题虽比不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严重,却也不甘落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个人消费信贷领域仅汽车行业不良贷款总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81%。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关系混乱,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普遍存在,尤以消费信用实施过程中“失信”现象比较严重。

上述种种商业失信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从经济生活来看,它导致经济关系紊乱,市场无序,直至破坏国家经济基础,威胁经济安全:(1)多方拖欠而形成的“三角债”和“债务链”,不仅使社会资金周转速度滞缓,经济效益下降,交易成本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货款不能收回,导致企业无资金投入再生产过程,使再生产无法进行.在金融业表现尤烈,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给金融业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的信用功能急剧萎缩,形成信用风险的恶性循环。信用风险直接导致流动性风险,致使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被迫停业整顿或关闭清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2)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先提价后打折、坑蒙拐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奖销售,使消费者迷失在混乱中,无法建立起对市场和商品的真正信任,消费者整日生活提心吊胆,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人人自危。(3)随意毁约、违约和合同欺诈行为,不仅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而且破坏了社会法制。当事人为订立合同支付了大量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其次,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看,商业信用危机的泛化,呈发散性扩及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1)政治生活中虚报业绩,欺上瞒下者有之,贪污贿赂、知法犯法者有之,跑官买官、营私舞弊者有之;(2)教育文化生活中,虚假广告、虚假新闻报道、虚假文凭,盗名剽窃成果等屡见不鲜;(3)日常生活甚至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再次,从伦理道德方面看,诚信理念进一步淡化,“经济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力”,因不诚信成本过低而收益颇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的不讲诚信以获利的观念肆虐,最后导致对不诚信商业行为的社会认同度日渐上升。

最后,从对外贸易与往来方面看,信用危机使中国商事主体和商品打上了不诚信的烙印,使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往来在国际市场上举步维艰。

由此我们断言,商业信用危机已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要发展必须重塑信用体系。

二、破产界限:二十多年来中国破产立法的困惑

破产界限即破产原因,它是认定债务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标准,它是破产宣告的实质要件之一。此论文转摘于流星毕业论文网

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将破产原因界定为“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本法规定宣告破产”。并适用于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破产的界限是必须同时满足三条件:(1)经营管理不善;(2)造成严重亏损;(3)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见该法对国有企业破产界限的规定何其严格!那么,该法第7条规定是否是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给予较宽松的优惠条件?该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笔者认为,此条并非为债权人设定的宽松的申请债务人破产的界限条件,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债权人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条件,能否宣告破产,法院还将按该法第3条之规定进行审查。

对其他企业法人的破产界限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虽比《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少了一个限制条件“因经营管理不善”,但仍不失为严苛。

2006年《企业破产法》虽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即以“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破产界限适用于所有企业法人,然仔细思之,该破产界限并非宽松,它实际上同时要求具备两个因素即“支付不能”和“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方能被宣告破产。

纵观各国破产立法之目的和功能,无非在于下列三个方面:

1.使全体债务人公平受偿。当两个以上的债权人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申请强制执行时,对于受偿的顺序有平等主义和优先主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平等主义是指申请执行的债权人除享有法定优先权(如别除权)外,并无优先受偿的权利,应与后申请的债权数额比例公平分配,而优先主义则指先对债务人财产申请查封的债权人享有优于其他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人受偿的权利。两者的区分只有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才有意义。由于“债权是天生的平等派”,债权平等作为债权与生俱来的特性,理应成为确立强制执行原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然而实现债权平等受偿,破产程序是其必然选择,因为破产程序是符合债权人集体利益的,完成债务人资产处理的有序的方式,其目的正是“为债权人的集体利益去实现债务人资产利用的最大化”。

2.实现对债务人的救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可自己申请开始破产程序,从个别诉讼和强制执行的繁琐中解脱出来,免去相当的时间和费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还可与债权人达成和解,从中享受到部分债务的免除,分期或延期偿还债务甚至避免最终破产的好处等。

3.破产法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言,可谓功莫大焉。通过对破产债务的清理、消除破产状态下债务的恶性膨胀,避免连锁破产,使社会经济不致因某些商事主体的消灭而停止或中断循环;通过对经营水平低下企业的淘汰,有助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通过对破产企业的清理,敦促社会一般企业增强危机意识,改善经营状况,避免和减少破产现象的发生。

概括地说,破产法的功能在于解决和清理悬而未决的死债、呆债,剔除不合格的商事主体,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然而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有关规定并不利于实现此项功能。理由如下:

首先,当一个商主体支付不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说明其正常的经营和运转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从其资质来看充其量为一个亚合格的商事主体,而此时却因其并未出现“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的情形而不能宣告其破产,不仅不能实现对其和其债权人之间债务关系的清理,也不利于督促其进入重整程序,最终结果是放任其走向灭亡。转其次,当商主体不讲信用而赖账或故意逃废债务时,因其诚信已失,完全不足为一合格的商事主体,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将停止支付推定为支付不能而作为破产界限,加之这些企业大多不符合“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的特征,无从适用破产宣告对其进行约束,致其与债权人之间债务关系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更有甚者,一旦商主体发现失信成本极低而守信成本过高的情形下,纷纷效而仿之,于是信用危机滋生。

再次,“资不抵债”或“债务超过”与支付不能一起作为破产界限并无立法必要。因为企业虽有债务超过之情形,但若其信用良好,其完全可通过信用获得融资以维持自身正常的运转和良性发展,况且其还可以劳动力等充抵债务,这样的商主体并无不合格之嫌,其对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并无消极作用。

三、破产界限VS商业信用危机:水VS火

考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与商业信用危机的内在联系,笔者以为我国破产立法应将破产界限界定为:以支付不能作为破产宣告的一般原因,而对停止支付则推定为支付不能,至于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则应作为独立的原因适用于清算中的法人企业,理由如下:

1.当商主体出现支付不能之情形时,表明其正常的运营已出现严重的危机,其资质处于亚合格状态,若听任其与债权人的债务关系处于悬而未决状态,最终将严重损害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全面的商业信用危机的发生。因此,对其债务进行清理是破产法义不容辞的责任。

2.商主体停止支付,无外乎两种情形:一为实质上的支付不能,一为故意赖账和逃废债务,如为前者,自应适用破产程序清理债务;如为后者,此时商主体因其信用尽失,已不足为一合格商主体,如不对其债务清理,任其任意妄为,是必其他主体仿效之而导致社会信用体系崩溃。

3.对于资不抵债或债务超过,仅适用于清算中的商主体,盖因现代企业存在的基础已不再限于企业的资产,企业的信用或商誉尤其是人力资本对财富的潜在创造力是无从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况且将债务超过作为商主体独立的直接破产原因时,只是对企业某一时点上资产和负债的机械对比,并且根本不考虑债务人的债务是否已届清偿期,因而忽视企业可以以信用和商誉融通资金的现实性,是不符合时代和历史发展潮流的,而对于清算中企业,已无信用可言,此时衡量企业偿债能力大小的因素,只在于企业的现有财产,为使债权人能公平公正获得清偿,自有适用破产程序之必要。

有学者对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立法大加赞誉,认为“……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仍然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破产法的实施不应当过度加剧这一问题。因此,破产法确定的破产界限,应在有利于发挥破产制度功能的同时,把企业破产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能承受的范围内,避免过高破产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以实现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新破产法创造性地将同时具备支付不能和债务超过条件作为破产界限,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破产界限更为严格,但正体现了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它符合我国的国情实际,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如果这位学者能想想该破产却未破产企业职工比破产企业职工更处于不稳定状态,想想商业信用危机背后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不堪,想想商业信用危机泛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许他能发现宽松的破产界限制度比苛严的破产界限制度带来的社会效益要高得多。笔者可以断言,严苛的破产界限制度只是形式上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而宽松的破产界限制度才能实质上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门玉峰:企业信用风险防范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1):108

[2]王宜然:关于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7(19).85

[3]王学堂刘建华刘敏:企业三角债:好一条难解的链环[EB/OL].2004-4-8.29:56:20.

[4]邓聿文:信用破产值得提倡[EB/OL]./review/20050204

[5]徐桂华: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2007(12),32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破产界限商业信用危机辩证

一、商业信用危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逆流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商业信用危机,从国家信用到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几乎都处于被质疑的窘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企业信用问题是商业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只有60%左右。赖账,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三角债骇人听闻。据资料介绍,“三角债”从1988年的320亿元猛增至1990年的1000多亿元,1990年底突破2000亿元大关,1996年大约达到了8000亿元,到1998年又迅猛增长到1万亿元左右。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5855亿元,具体地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个人信用问题虽比不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严重,却也不甘落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个人消费信贷领域仅汽车行业不良贷款总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81%。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关系混乱,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普遍存在,尤以消费信用实施过程中“失信”现象比较严重。

上述种种商业失信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从经济生活来看,它导致经济关系紊乱,市场无序,直至破坏国家经济基础,威胁经济安全:(1)多方拖欠而形成的“三角债”和“债务链”,不仅使社会资金周转速度滞缓,经济效益下降,交易成本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货款不能收回,导致企业无资金投入再生产过程,使再生产无法进行.在金融业表现尤烈,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给金融业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的信用功能急剧萎缩,形成信用风险的恶性循环。信用风险直接导致流动性风险,致使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被迫停业整顿或关闭清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2)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先提价后打折、坑蒙拐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奖销售,使消费者迷失在混乱中,无法建立起对市场和商品的真正信任,消费者整日生活提心吊胆,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人人自危。(3)随意毁约、违约和合同欺诈行为,不仅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而且破坏了社会法制。当事人为订立合同支付了大量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其次,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看,商业信用危机的泛化,呈发散性扩及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1)政治生活中虚报业绩,欺上瞒下者有之,贪污贿赂、知法犯法者有之,跑官买官、营私舞弊者有之;(2)教育文化生活中,虚假广告、虚假新闻报道、虚假文凭,盗名剽窃成果等屡见不鲜;(3)日常生活甚至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再次,从伦理道德方面看,诚信理念进一步淡化,“经济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力”,因不诚信成本过低而收益颇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的不讲诚信以获利的观念肆虐,最后导致对不诚信商业行为的社会认同度日渐上升。

最后,从对外贸易与往来方面看,信用危机使中国商事主体和商品打上了不诚信的烙印,使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往来在国际市场上举步维艰。

由此我们断言,商业信用危机已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要发展必须重塑信用体系。

二、破产界限:二十多年来中国破产立法的困惑

破产界限即破产原因,它是认定债务人丧失债务清偿能力、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标准,它是破产宣告的实质要件之一。此论文转摘于流星毕业论文网

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将破产原因界定为“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本法规定宣告破产”。并适用于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破产的界限是必须同时满足三条件:(1)经营管理不善;(2)造成严重亏损;(3)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见该法对国有企业破产界限的规定何其严格!那么,该法第7条规定是否是为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给予较宽松的优惠条件?该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笔者认为,此条并非为债权人设定的宽松的申请债务人破产的界限条件,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债权人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条件,能否宣告破产,法院还将按该法第3条之规定进行审查。

对其他企业法人的破产界限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虽比《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少了一个限制条件“因经营管理不善”,但仍不失为严苛。

2006年《企业破产法》虽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即以“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破产界限适用于所有企业法人,然仔细思之,该破产界限并非宽松,它实际上同时要求具备两个因素即“支付不能”和“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方能被宣告破产。

纵观各国破产立法之目的和功能,无非在于下列三个方面:

1.使全体债务人公平受偿。当两个以上的债权人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申请强制执行时,对于受偿的顺序有平等主义和优先主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平等主义是指申请执行的债权人除享有法定优先权(如别除权)外,并无优先受偿的权利,应与后申请的债权数额比例公平分配,而优先主义则指先对债务人财产申请查封的债权人享有优于其他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人受偿的权利。两者的区分只有在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才有意义。由于“债权是天生的平等派”,债权平等作为债权与生俱来的特性,理应成为确立强制执行原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然而实现债权平等受偿,破产程序是其必然选择,因为破产程序是符合债权人集体利益的,完成债务人资产处理的有序的方式,其目的正是“为债权人的集体利益去实现债务人资产利用的最大化”。

2.实现对债务人的救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可自己申请开始破产程序,从个别诉讼和强制执行的繁琐中解脱出来,免去相当的时间和费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还可与债权人达成和解,从中享受到部分债务的免除,分期或延期偿还债务甚至避免最终破产的好处等。

3.破产法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言,可谓功莫大焉。通过对破产债务的清理、消除破产状态下债务的恶性膨胀,避免连锁破产,使社会经济不致因某些商事主体的消灭而停止或中断循环;通过对经营水平低下企业的淘汰,有助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通过对破产企业的清理,敦促社会一般企业增强危机意识,改善经营状况,避免和减少破产现象的发生。

概括地说,破产法的功能在于解决和清理悬而未决的死债、呆债,剔除不合格的商事主体,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然而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有关规定并不利于实现此项功能。理由如下:

首先,当一个商主体支付不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说明其正常的经营和运转已出现严重的危机,从其资质来看充其量为一个亚合格的商事主体,而此时却因其并未出现“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的情形而不能宣告其破产,不仅不能实现对其和其债权人之间债务关系的清理,也不利于督促其进入重整程序,最终结果是放任其走向灭亡。其次,当商主体不讲信用而赖账或故意逃废债务时,因其诚信已失,完全不足为一合格的商事主体,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将停止支付推定为支付不能而作为破产界限,加之这些企业大多不符合“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的特征,无从适用破产宣告对其进行约束,致其与债权人之间债务关系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更有甚者,一旦商主体发现失信成本极低而守信成本过高的情形下,纷纷效而仿之,于是信用危机滋生。

再次,“资不抵债”或“债务超过”与支付不能一起作为破产界限并无立法必要。因为企业虽有债务超过之情形,但若其信用良好,其完全可通过信用获得融资以维持自身正常的运转和良性发展,况且其还可以劳动力等充抵债务,这样的商主体并无不合格之嫌,其对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并无消极作用。

三、破产界限VS商业信用危机:水VS火

考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与商业信用危机的内在联系,笔者以为我国破产立法应将破产界限界定为:以支付不能作为破产宣告的一般原因,而对停止支付则推定为支付不能,至于债务超过或资不抵债则应作为独立的原因适用于清算中的法人企业,理由如下:

1.当商主体出现支付不能之情形时,表明其正常的运营已出现严重的危机,其资质处于亚合格状态,若听任其与债权人的债务关系处于悬而未决状态,最终将严重损害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导致全面的商业信用危机的发生。因此,对其债务进行清理是破产法义不容辞的责任。

2.商主体停止支付,无外乎两种情形:一为实质上的支付不能,一为故意赖账和逃废债务,如为前者,自应适用破产程序清理债务;如为后者,此时商主体因其信用尽失,已不足为一合格商主体,如不对其债务清理,任其任意妄为,是必其他主体仿效之而导致社会信用体系崩溃。

3.对于资不抵债或债务超过,仅适用于清算中的商主体,盖因现代企业存在的基础已不再限于企业的资产,企业的信用或商誉尤其是人力资本对财富的潜在创造力是无从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况且将债务超过作为商主体独立的直接破产原因时,只是对企业某一时点上资产和负债的机械对比,并且根本不考虑债务人的债务是否已届清偿期,因而忽视企业可以以信用和商誉融通资金的现实性,是不符合时代和历史发展潮流的,而对于清算中企业,已无信用可言,此时衡量企业偿债能力大小的因素,只在于企业的现有财产,为使债权人能公平公正获得清偿,自有适用破产程序之必要。

有学者对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立法大加赞誉,认为“……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仍然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破产法的实施不应当过度加剧这一问题。因此,破产法确定的破产界限,应在有利于发挥破产制度功能的同时,把企业破产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能承受的范围内,避免过高破产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以实现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新破产法创造性地将同时具备支付不能和债务超过条件作为破产界限,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破产界限更为严格,但正体现了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它符合我国的国情实际,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有利于社会安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如果这位学者能想想该破产却未破产企业职工比破产企业职工更处于不稳定状态,想想商业信用危机背后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不堪,想想商业信用危机泛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或许他能发现宽松的破产界限制度比苛严的破产界限制度带来的社会效益要高得多。笔者可以断言,严苛的破产界限制度只是形式上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而宽松的破产界限制度才能实质上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门玉峰:企业信用风险防范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1):108

[2]王宜然:关于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7(19).85

[3]王学堂刘建华刘敏:企业三角债:好一条难解的链环[EB/OL].2004-4-8.29:56:20.

[4]邓聿文:信用破产值得提倡[EB/OL]./review/20050204

[5]徐桂华: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2007(12),32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6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7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公务员之家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8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9

论文提要:我国新颁《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如何构建与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相协调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推进金融危机管理法治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了相关层面的分析,并提出初步的制度构想。与普通商业企业的破产不同,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破产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在普通破产法之外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国家在普通破产法中对商业银行破产作出特别规定。

论文关键词:破产法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危机管理协调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1.新颁《破产法》明确金融机构破产的制度框架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首次专门就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规定。此前,我国相关法律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破产问题已有涉及,如《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因此,从总体上说,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当适用新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实际上,早在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倒闭时,由于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而难以进入破产程序,以致债权人一直承受不断扩大的损失。2006年8月16日,深圳市蓝波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受理。这是继大鹏证券之后,第二个走向破产清算程序的深圳券商,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破产案。这些都深刻地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已不容忽视,要保证金融机构合理、有序地破产,将金融机构纳入破产法的调整乃势在必行。为此,新颁布的《破产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2.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进展

新《破产法》审议、出台的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展改革委成立的《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论证和设计工作。据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金融法制司方面消息,《存款保险条例》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这意味着,我国业已结束了是否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争论,而进入到实际的制度构建设计阶段。目前,我国有关部门正致力于提高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科学性,促进存款保险制度尽快出台。

二、解决问题的进路

1.银行机构破产的特殊性

银行是一种经营存、贷款业务的企业,其负债主要是存款人的存款,其资产主要为贷款。与普通商事公司破产相比较,银行机构的破产有以下特殊性:[4]第一,存款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在银行破产中,存款债权要比其他普通债权优先受偿;第二,银行破产的影响力大。银行破产时受损失的首先是普通公众,同时银行破产很容易传染给同地区的其他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系统都将受到传染。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事关国计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它的倒闭给社会经济和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和振荡是一般企业所无法比拟的;[5]第三,银行的破产财产多为不良贷款,不易分配给债权人。破产银行的主要债权人为存款人,在银行破产时,不可能将这些不良贷款作为财产分配给普通的存款人,这就增加了清算的难度;第四,银行往往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某一个地区的法院很难受理银行的破产清算程序,而且银行的清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所以不少国家的破产法明确规定,银行破产不适用破产法,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银行的破产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

2.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的关联性

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银行破产所导致的银行危机。1933年,美国发生了大范围的银行危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维持金融稳定,美国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并顺利解决了银行危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近年来,许多国家发生的金融机构倒闭事件,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更重视金融风险和存款保险制度。

三、问题的展开

(一)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授权国务院制定)的细则化

正如我们先前论述的那样,银行破产具有特殊性,可能会造成支付体系的崩溃,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影响金融业的稳定;同时,银行破产清算远转贴于比普通商事公司复杂,不宜适用普通破产程序;再者,我国《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规范本身就是原则性的,所以,为了给银行破产实践提供具体的、富有操作性的具体法律依据,我们有必要细化《破产法》的原则性规范,并建立特殊的银行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金融机构破产整顿的主体、条件和程序。一般而言,破产概念专指破产清算制度,[9]这也是传统破产法形成的核心内容。然而,随着现代信用的广泛建立,金融危机时刻威胁着现代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

1999年5月,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动荡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破产程序:重要问题》的报告,开宗明义地强调需要建立有序和有效的能够减少破产化解危机的破产程序。[10]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破产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制度核心由破产清算过渡到破产预防。[11]这种破产预防的理念表现在法律制度上就是破产重整。与普通商事公司相比,银行的破产整顿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在建立特殊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对破产整顿的主体(通常是银行监管机构)、时机、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程序等重要问题作出规范。

2.金融机构清算的主体、程序。根据现有法律规范,银行机构清算的主体通常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银行破产还是遵循了法院主导的破产清算程序,这一做法欠缺对银行清算特殊性的考虑,有必要在完善存款保险法律之后,建立特殊的银行破产清算程序,重点吸收存款保险机构加入银行破产清算程序。

(二)存款保险制度建构的具体问题

1.主体: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是政策性企业存款保险制度是围绕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职权职责等问题建立的,因此,要把握存款保险制度,就必须对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综观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我们不难发现,该机构设置尤其是存款保险基金发起设立时,往往需要政府或金融行业协会的支持,存款保险机构的公益性由此可见一斑。

2.业务范围:一元化还是二元化?单一的存款兑付,还是加上资金援助存款者利益、公众信心以及金融稳定间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应时代呼唤而诞生,从而也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存在目标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三)两者有什么地方需要协调

1.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监管机关在处理问题银行时的职责分工

银行监管机构在银行破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整体经济利益的有利保障。它不仅负责银行机构的日常监管、制定执行审慎的经营规则,还有权决定银行何时破产、关闭以及发起和执行重整以及清算程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实际上只有银行监管机构有权启动银行破产程序。这显然与债权人和经营者自身都有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普通破产法律制度有所不同。

2.存款保险机构与法院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的功能协调比较各国银行破产法律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在银行破产中通常扮演着三种角色:[16]第一,它履行司法职能,协助执行银行监管机构的命令;第二,法院可以主管破产程序;第三,法院作为司法审查部门,为各方当事人提供独立审查银行监管机构决定的途径。

四、如何构建与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相协调的存款保险制度

1.建立全面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权职责

从我国近几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实践看,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退出机构的债务清偿责任,其中,对个人债务实行全额赔付,相反机构债权人只能参与退出机构支付个人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清盘。

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银行破产前后所可能引发的金融恐慌和混乱,所以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应当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职权职责以及运作程序等相关事项。

债权危机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环境带给中国企业海内外并购重组最佳时机本文重点研究了企业并购重组的协同效应,阐述了企业并购重组的风险,针对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购重组是企业进行快速扩张的有效途径,也是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方式。金融危机环境下的企业并购重组更是国内企业整合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引入外资,做大做强优势企业,救活劣势企业的大好机遇。

一、金触危机环境带给中国企业海外并助盆组最佳时机

进入21世纪,我国正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步伐,鼓励和支持企业到境外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利经济合作,海外并购规模越来越大。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重组的现状

金融危机虽然令经济不景气,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迎来了新的海外并购投资机会。仅2009年1-8月,中国海外并购就达76起,涉及金额超过4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如2009年3月31日武钢集团以2.4亿美元并购加拿大矿业公司(ConsolidatedThompson)19.9%的股权。2009年4月1日,华菱钢铁集团以8.26亿美元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公司FMG集团17.4%的股权。2009年4月14日,中国五矿有色以12.0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矿企OZMinerals公司部分资产。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涉足两大方向:一是自然资源类;二是技术产权类。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重组的原因分析

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在持续影响着全球经济,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甚至趋向增速的热潮。究其原因:

1.大部分中国企业已具备走出境外的条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中国内地已经拥有一批具有一定技术经济实力、熟悉国际化经营管理、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已经走出国门的企业,在国际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2.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以通过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拉动和增加产品的出口量,用外需带动内需,带动境内商品和劳务输出,提高市场占有率,打造更有实力的国际型企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海外并购可以使中国境内企业参与国际合作,进一步熟悉国际市场,培养锻炼更多的通晓引入外资和国际投资的专业人才,学习国外先进的技能和管理经验,提高国际竞争力。

3金融危机使海外企业的并购价格偏低。

从长期的时间段上来看,被并购企业的价格,金融危机这个时间点的企业并购价格最低。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类股价大幅下降,整个市场估值相对比较低,除了大量企业破产和倒闭,国外资产价格下降外,还有许多企业的市盈率大幅下降,生产经营能力快速削减,只有降低企业的价格才能通过被并购重组而走出困境。

二、金融危机环境下迎来境内“企业井购,组年”

企业并购重组本来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是一种市场机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但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政府“保增长、调结构”政策取向下的行业与区域经济振兴规划,为了尽快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之目的,2009年在金融危机环境下迎来了境内并购重组的高峰期。特别是近期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与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鼓励行业整合、发放并购贷款、财税减免等实质性扶持政策,更是为企业并购重组带来了最佳的政策环境。2009年也就成为金融危机环境下的“企业并购重组年”。

以上海为例:2009年3月份召开的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提出的上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目标是“形成2-3家充分发挥投融资和国资流动平台功能的资本经营公司;3-5家在全球布局、跨国运营的企业;8-10家在全国布局、综合实力领先国内同行业的企业;20-30家主业竞争力居全国同行业前列的蓝筹上市公司。”要求资产证券化比例从2008年的18%提高到40%,实现2500亿资产的并购重组。

三、企业井的贡组的协同效应分析

当一个企业决定扩大其在某一特定行业的经营时,首选战略是并购重组那个行业中的现有企业,而不是依靠自身内部发展。因为企业并购重组会产生以下协同效应:

(一)节税效应

政府部门为了鼓励某些行业的发展,通常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果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再通过税务筹划,可达到节税的目的。另外,由于不同行业的营业收益、资本收益,以及股息收入、利息收入的相关税率存在差异,在企业并购重组中采取恰当的、合法的会计处理,也可以达到节税的效果。例如:W公司并购E企业,公允价值确认为1800万元,E企业账面净资产为1500万元。如果W公司全部用股票支付,则E企业的股东在被并购时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可节税75万元。如果W公司用现金支付,则E企业在被并购时应按资产转让所得300万元(1800一1500),缴纳企业所得税75万元(300x25%)。

(二)筹资效应

金融危机环境下,被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属于有较多资金盈余但股票市价偏低的企业,且被并购重组方企业资产的卖出价值确认较低。通过并购重组,新的企业可以同时获得以股份购买的被并购重组方的卖出价值和上涨的股票市场价值,增加新企业资金。对于经营稳定,收益水平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并购重组时,还可以以被并购重组企业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力做抵押,从银行筹集部分信贷资金。

(三)增值效应

企业并购重组,对交易双方都是价值增值的投资。通过企业并购重组,可以进行业务和管理层调整,改善公司治理,提高运营效率;可以通过资源要素的有效运用、重新整合和具体协调,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优势,达到1+1>2的增值效应。这就决定了企业并购重组有创造和增加价值的空间。成功的企业并购重组可以使被并购重组企业的原有投资者避免企业破产而导致丧失全部投人的资本,如果是上市公司还有股票升值的收获。

五、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截至2009年8月底,至少有金融、地产、商业、汽车、设备制造、信息和医药七个板块受益于企业并购重组。但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一)政府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要减少有负面影响的干预

国有企业主要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控股企业。国有企业归政府所有,这就决定了政府以企业所有者身份,运用其行政权力干预和支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一切行为。加之政府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不愿意放弃为掌管企业经营管理权而拥有的经济利益,更是使国有企业难以在政府主导型干预下进入市场主导型的并购重组。政府部门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介入和干预企业并购重组活动很有必要,但下列三方面的干预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准跨地区并购重组;二是某些地方政府将实际控制的国有资产存量变现,作为摆脱本地财政困境的路径;三是有些政府官员视企业并购重组为政府行为,并购重组全过程都要由政府包办代替。

按照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有企业履行出资职责,即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收益等汇总分析的情况;保障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损失。国资委是一个“纯粹的”、“干净的”出资人,应履行出资人的职责,不应当承担以政府名义的监督管理职能。金融危机环境下企业并购重组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行为。各级政府应当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利用其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促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并购重组。让企业自行其事,以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企业并购重组要防止债权债务纠纷

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无论是整体并购重组,还是股权转让重组,其并购重组前企业的债权、债务纠纷,都转移给了重组后的企业。它包括:1.继受债权债务纠纷;2稳瞒债权债务纠纷;3遗漏债权债务纠纷;4.隐性债权债务纠纷。

债权债务纠纷是没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而造成的。并购重组企业的债权债务一定要在并购重组前给予解决,账面上未到期的债权债务要通过协议方式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对继受的债权债务,在并购重组约定的协议书上要明确规定谁来偿还,怎样偿还,什么时候偿还;对隐形债权债务,并购重组企业事先要提供保证和担保,并购重组后如有发生,均由债权人向提供保证和担保的当事人追偿或有债务损失;对隐瞒或遗漏的债权债务纠纷,如果导致被并购重组企业的评估价值高于净资产价值,并购重组后的新企业要减少原评估价值,依法进行追偿。

(三)引入外资并购重组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金融危机环境下,由于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意志或地方政府对政绩的非理性追逐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外资参与国有企业并购重组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可能未将国有企业长期经营中形成的无形资产价值计入企业总价值;二是有可能将国有企业拥有的劳动力技术价值未记入企业总价值;三是在资产评估过程中,忽略国有企业的市场增值,没有做到等价评估。四是地方政府为了较多获得外资,有可能不惜降低土地等资源性国有资产的价值。

引入外资实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一定要贯彻落实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规定: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在应对引入外资的并购重组时,要运用现金流量法来改进和完善资产评估制度;要参照拍卖价格来确认无形资产评估的价值;要参照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参与并购重组企业的土地进行定价;要改进定价方法,严格按照公允价值来全面确认参与并购重组企业的总价值。

(四)针对企业并购重组的风险要制定防范措施

金融危机环境下的企业并购重组是一项复杂而且专业性又非常强的工作。无论是并购重组前的准备阶段,并购重组中的运营阶段,还是并购重组后的管理阶段,都会伴随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表现为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为了能在最大程度上为企业并购重组双方规避和减少风险,需要依靠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事务所的评估师来规范运作企业并购重组的全过程。一是在实施企业并购重组前,由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对该项目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并购重组方案和法律意见书,以避免企业并购重组项目遭受法律和政策上的风险;二是对企业并购重组项目进行合法性审查合格之后,由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调查、核实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并会同资产评估师确认其价值,以防范企业并购重组项目遭受财务上的风险;三是企业并购重组作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需要依靠中介组织和参与并购重组的各方反复地进行谈判和切磋;四是企业并购重组需要专业律师起草或审核资产置换协议、股权转让决议、增资合同、债务承担合同、债转股协议和变更劳动合同等法律文件,从源头上防范风险。

(五)并购重组企业的员工安置要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