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的立法完善

本文作者：余欣喜

一、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非纯粹职务犯罪是相对于纯粹职务犯罪而言的。纯粹职务犯罪是指只能由有特定的职务身分者才能构成的犯罪,即读职犯罪。在我国刑法中,除分则第八章的读职罪属于纯粹职务犯罪之外,还包括刑法第一百三十六的刑讯逼供罪,第一百四十六条报复陷害罪,第一百四十七条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第一百四十八条伪证罪,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所增设的挪用公款罪,非法所得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的一些军人读职罪等。所谓非纯粹职务犯罪,是指有特定职务身分者利用其职务所实施的一般主体即可构成的普通犯罪。在我国刑法中,非纯粹职务犯罪主要是指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走私罪,第一百一十七条的投机倒把罪,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诬告陷害罪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所增列的第一百七十一条贩毒罪,第一百七十三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的双重性。即它们既可以由一般主休实施,也可以由具有特定职务和身份的特殊主体实施。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纯粹职务犯罪中的特殊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主体的双重性是非纯粹职务犯罪区别于纯粹职务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纯粹职务犯罪中,其主体只能由具有特定身份和职务的人才能构成。而非纯粹职务犯罪的主休范围要广得多。它不仅包括具有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其他任何实施该类犯罪的行为人。2、客体的复杂性。与纯粹职务犯罪一样,非纯粹职务犯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也是双重或多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具有特定身份及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非纯粹职务犯罪时,总是会毫无例外地侵犯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另一方面,每个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本身也都有其特定的犯罪客体,如走私罪的犯罪客体是我国的对外贸易管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投机倒把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金银、工商管理活动和市场管理秩序;诬告陷害罪的犯罪客体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等。因而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这些犯罪时,其行为便同时侵犯了双重或多重犯罪客体。3、罪过的单一性。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来看,在罪过形式上都表现为直接故意。除诬告陷害罪是出于意图使他人受刑事处分的犯罪动机之外,其他非纯粹职务犯罪,如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都是出于营利或非法占有的犯罪动机。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非纯粹职务犯罪的罪过形式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制裁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立法精神。4、职务的相关性。我国刑法中的非纯粹职务犯罪,在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时,通常都与其身份和职务紧密相关,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所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罪的,从重处罚。”5、处罚的严厉性。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非纯粹职务犯罪,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应当“从重处罚”。主体的特殊性乃至职务的相关性,决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非纯粹职务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规定比普通主体实施的犯罪更为严厉的刑罚.以休现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从严要求。

二、非纯粹职务犯罪酌立法完善

非纯粹职务犯罪不仅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必将大大有助于刑事司法实践。遗憾的是,刑法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匆•鲜有论及,理行刑法关于这方而的规定也尚欠成熟。下面就关于完善我国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谈点认识。(一)扩大范围。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仅限于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诬告陷害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等几种犯罪。实际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非纯粹职务犯罪远不止上述所列。如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犯窝藏l、包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管制罪,非法搜查罪等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而刑法对此却无明文规定,对犯上述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只能科以与普通犯罪主休同样的刑罚,这在理论上是难以立足的,在司法实践中也卫极其有害的。如前所述,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的相关性以及犯罪客休的双重性决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犯罪具有比普通犯罪主体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比普通犯罪主体更高的道德水准和法律意识,因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在刑罚处罚上对犯罪的特殊主体和一般主休不加区别都是难以成立的。据此,笔者认为应当扩大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罚处罚。当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例中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如1975年的法国开l法典第198条规定“除另有特别规定之外,公务员对于其监督或禁止之事务,参与犯罪者,依下列情况处罚之:一、犯违警轻罪者,处该罪木刑之两倍。二、犯重罪者,其一般军刑为流放或裤夺公权者,处5至1叮砰有期徒刑;其一般罪刑为5至10年或10年至2。年监禁者处10年至沁年有期徒刑;其一般罪者终身监禁或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者,处无期徒刑。除前项之规定外,处一般之刑”。1974年的奥地利刑法第313条(滥用职务地位之犯罪行为)规定:“公务员利用其职务上所赋与之机会为其他犯罪行为者,得将所科处之自由刑或罚金之最高额加重至1/2。但自由刑之期间,不得逾20年”。1954年的台湾刑法第134条(公务员犯罪加重处罚之规定)规定:“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机会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指读职罪一一笔者注)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1/2。但因公务员之身份已特别规定其刑者,不在此限”。从上可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所规定的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范围比我国刑法要广泛得多,几乎涉及到除过失犯罪和纯粹职务犯罪之外的所有故意犯罪。这种规定,对于严惩国家工作人员的读职犯罪行为,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都是十分有益的。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在今后修改刑法时,可参照国外有关国家的刑事立法例,扩大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范围。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增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犯除读职罪以外的各罪,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条款,以适应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潮流,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2、完善处罚。从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规定来看,在刑罚处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急待改进.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缺少剥夺资格刑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利用国家和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实施犯罪,或以权谋私,询私舞弊,危害囚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和国家机关威信的严重裂读和破坏,这样已不配再继续享有执掌权力的机会和资格,理应剥夺其政治权利。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文缺少这方面门规定,i立不利几才职分犯罪的有效惩治,也仃{、乍一上我}_日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文中,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增设单处或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适应职务犯罪的性质和特点,录J夺其再行犯罪的机会和资格。(2)缺少关于罚金刑的规定。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已成为刑罚发展的一种世界性趋势,它反映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因而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典都把罚金刑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日木刑罚中的罚金刑条款占分则条款的60%,法国刑法典中有95个条款规定了罚金刑;美国联邦刑法典规定:无论是重罪或轻罪,都可以适用罚金刑。罚金刑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仅有20个条款规定罚金刑,并且没有一个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条款适用罚金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疏漏和缺陷。笔者建议今后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可参照外国的刑事立法例,在有关非纯粹职务犯罪,尤其是一些贪利性犯罪的条款中适当增加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内容。(3)缺少量刑幅度或如重处罚的规定。从国外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例来看,关于非纯粹职务犯罪的刑罚处罚都有加重处罚的量刑幅度的规定。我国刑法在相应的条文中却没有这种规定,仅规定了从重处罚且无量刑幅度。同一种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去实施和普通人去实施,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相去甚远。鉴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法律理应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一月.他们以身试法,也应让他们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因而与普通主体在同一幅度内裁量刑罚,即便是从重处罚,也难免有轻纵之嫌,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可考虑讲设加重处罚的条款,并规定加重处罚的幅度,以适应i陇确_显刑,产惩职寿犯罪的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