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用危机现状分析论文

摘要诚信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着重论述了诚信的作用和危害，并建议如何塑造诚信。

关键词信用危机失信失信成本

1信用危机的现状

作为诚信的倡导者，本届政府在这方面为整个社会带了一个好头。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亮出了免征农业税的具体时间表，宣布在5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一年刚刚过，全国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提前免征农业税。2005年的政府报告则明确提出：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报告进一步承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苦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这些允诺的实现无疑是政府诚信的一种体现，是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信任的回应。因此也换来了社会的稳定。

诚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企业如果不讲诚信，注定不能持久生存和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活跃的企业信用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在建筑业，有些企业还在打国家支持西部教育的经费的主意，导致一些少数民族的儿童在危房中上课学习；在医疗业，经过各种中间商的内部措施使出厂价为4元的药品到了老百姓手中已经翻了近27倍；在农业用品业，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坑农害农，私自拼装假冒名牌农用车，违法生产脱粒机、播种机，生产假冒伪劣农机零配件等现象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们叫苦连天；还有在金融业、商业等等。也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才使社会多了一些不稳定。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当然我们个人的信用程度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然而，事实又怎样呢？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信用危机已经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个人的逃税、漏税行为；虚假身份证、文凭；大学生拖欠国家助学贷款行为；个人违约行为等。这些行为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些行为深层次的原因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吗？

2信用危机的原因

为什么信用危机会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并且把诚信看作“为人之本”的国家如此泛滥呢？这个话题有好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意见也各不相同。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我们还是从历史文化说起，在一般人的眼里“诚信”就是遵守自己的诺言，为人老实。而往往认为老实的人经常受别人欺负，让别人看不起。这种观念上理解的偏差，就使人们努力去摆脱他们理解中的那中老实人的现状，努力使自己变成一个在其他人眼中的所谓的“聪明的人”。而这些就会驱使人们去学习社会上那些“聪明的人”的行为。去改变以前那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去做那些不被社会和道义所容忍的事情，甚至用自己的信用换取那些不义之财，然而他却没有一点良心上的不安，更可恶的是他却在世人面前假惺惺的给自己的财产定性为“自己奋斗的结果”。同时也因为这些观念上的偏差，在一定情况下也加剧了我党正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些大到中央小到地方的腐败官员，也都经历了初期踏踏实实工作，一心为人民服务，做一个人民心中的老实人，中期飘摇迷茫，后期腐败堕落，最终是自作聪明走到了人民的对面，这不得不说是这些官员背叛了人民，没有承诺他给人民许下的诺言！而这些无疑是人们那种传统理念在作祟。

（2）之所以信用危机在某些领域如此严重，关键在于失信的成本太低，收益过高。从我国建国开始各届领导人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些方面国家显然还是做得不够。直到去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虽然增加了对赖账不还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惩罚力度不够是很显然的。就在这些法律空缺或者可以说法律模糊的大环境下，企业、个人就可以明目张胆去用自己失信的成本来换取高额的利润甚至是牟取暴利。而这些他们所付出的却对他们几乎没有很大的影响，这样低成本高收益的美事，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更何况个人呢？

（3）社会监督、约束缺乏，行业及个人自律意识薄弱。在现代社会中，信用危机的问题是社会与企业及个人、外因与内因的双重作用。说起内外因的辨证原理，我们往往会很注重内因的作用，这些从辨证原理角度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在诚信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考虑另一种外因的强大压力。古有孟母三迁的典故，而在我们现代社会上的风气照样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改变这个人的原来面目，好人在坏人较多的环境中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有可能变坏；坏人在好人较多的环境中有可能逐渐被环境所同化变成心地善良的人。这正说明了环境的力量对企业或个人的行为有着巨大的作用，而我国现在的社会舆论环境怎么样呢？信用体系的建设根本跟不上信用的高速发展，最终导致社会对企业及个人的信用监督不力，信用惩罚不严，最终导致失信行为呈现出泛滥的趋势。

3信用危机的解决措施

在当今中国社会政府、企业及个人都面临着强大的社会信用压力，而他们将怎样面对这些压力，怎样在这种压力下不断地为改善中国的信用问题而努力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专家也都做了研究和探索，并且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在解决信用危机这个问题上。针对我国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要解决信用问题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破除所谓“聪明的人”的传统偏见，加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中国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之一，是文明的发源地。而那些所谓的“聪明人”的传统偏见在这些正宗的文化之前生命力是极其短暂的，只要人们不断的去学习、吸收这些文化的精髓，从理论上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它将自动灭亡。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完美的理想。只有在这种自我学习的前提下，再加上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我们才有希望使这种完美的理想得到实现。而健全的诚信体系只有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经过全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同时还要为这种良好的信用行为提供强有力的监督和保障措施。进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环境。2）健全法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增加失信的成本，减少失信的收益，甚至使失信出现负收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成熟，但涉及企业、个人信用方面的相关立法却是相对滞后。在最近的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都齐聚北京，誎言献策，而这些提案中关于加强我国信用立法的比比皆是。所以有关立法的问题，现在立即着手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公众信息信用数据的透明度是完全符合社会需要的。只有有了强大的法律武器为社会信用提供坚硬的后盾，才会使社会上的信用危机得到控制，使那些平时为了一己之私而抛信弃义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同时，也给人们一种在法律面前权衡利弊的依据，让那些存在失信想法的人充分了解自己在作出失信行为后将要得到的是什么！让他们的失信成本大大提高，高到让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没有收益的。再者，用严厉的法律去震慑这些曾经或即将失信的人，让他们在法律的强制作用下自觉的放弃失信的想法，进而把诚信受到法律保护的想法植入人们的思想中。

（3）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在解决信用危机的问题措施中，道德措施不失为是一个重要措施。利用道德上的压力来使信用主体遵守自己的信用，这种道德压力也就是社会对某种行为的舆论压力。在加强舆论监督方面，应该主要从企业和个人这两个信用主体入手。

（4）对于企业来说，信用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也是在这个行业立足的基本因素。但是，又有多少企业去违约，失信于市场？而对于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只靠法律的强制措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社会的舆论压力，让失信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种人人喊打的局面是需要各种措施去加强的，比如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信用监督机构，为所有的会员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用测评、信用监督、信用咨询、信用处罚等服务。使各个企业、机构能够了解全国各地的企业、公司的信用情况，并及时的提供各个企业的信用动态，尽量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让失信损失减少到最少。为了扩大这些方面知识的影响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各种信用信息的通报，把那些失信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同时，为了让失信尽量减少，全社会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只要我们每个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检举揭发那些失信行为，相信我们的市场经济必将健康发展。

（5）对于个人方面来说，悠久的历史文化已经让我们明白信用为立人之本，只有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理论道德修养，使自己事事讲信用、时时讲信用，把自己的信用看作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是永远不容侵犯的。当然，这并不能让那些少数执迷不悟的人醒悟，强大的社会压力会让他们的行为得到约束。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把每个人从中学到大学甚至到以后的工作单位的信用表现用具体的数据表示出来，并把这个数据库的资料作为每个人的终生材料跟在自己的档案里，这样就为我们的用人单位能够准确地掌握每个人的信用情况，拒绝或严厉惩罚那些失信的人，并记入该人的档案让他承受失信的严重后果。

总之，中国的信用问题在当今社会已经越发的严重，它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我们的党中央也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已提上了日程去解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让我们共同高呼“守信光荣，失信可耻”，从自我做起做一个讲信用的人。

参考文献

1杜建军，何选.对我国信用经济状况和信用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4)

2王云红.破解信用危机新思路[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5(15)

3韩阳.美国信用危机产生的体系根源及对我国的启示[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4商晓丹,翟海鸥.信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J].农场经济管理,2005(3)

5梁鹏.信用危机的表现、成因及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05(4)

6钟玲,时薛原.谈企业信用危机的综合治理[J].林业财务与会计,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