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论文

一、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单因素决定论倾向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以往的相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对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文化单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甚至把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找到根本答案，同样是错误的。一般而言，一提及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许多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几乎囊括了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然而，在真正着手研究时，许多研究者却抛弃了这三个要素的全面分析，仅仅从其中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就是仅从民族文化差异方面对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似乎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如果说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实不为过。众所周知，因素分析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按照变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把实验分析的变量控制在一个，以便检测出这个变量是不是导致观测结果的诱因；而多因素分析则是变量在两个以上，研究多个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多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后来因素分析法也被借鉴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教育问题研究而言，由于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变量的方式，对教育研究的环境加以控制，但是，依靠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有时候在单因素分析中的有效变量，在多因素中就无效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变量是无法控制的，因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对变量加以控制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却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会出现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无效的情况，更遑论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曾对西双版纳傣族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与当地的汉族学生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傣族学生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消极。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过分析。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对民族教育一直坚持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升学考试上享有比汉族学生更多的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但不应该抑制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反，还应有助于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民族，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因贫辍学”和“因学致贫”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学习态度的问题也不存在；再次，从文化因素层面来看，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形态，它与学校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寺庙教育代表的是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代表的则是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成因似乎就可以定位在文化差异上。而最初的考察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推论：相对而言，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该地区汉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代表着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傣族文化的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则相反，并且，相比较而言，他们接受代表傣族文化的寺庙教育的积极性更高。据此，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推论是错误的。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汉族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得知，汉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之所以较高，其原因是当地的汉族学生多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没有土地，只靠打工、做生意过活，相对于傣族来说，生活十分艰辛，因而，家长十分希望孩子通过考大学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而傣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富裕，大多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和其他适合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地，传统的耕作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没有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生活条件的需求，所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最终原因恰恰是其富裕的经济条件。而同样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学生和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西双版纳哈尼族也是世居于此的一个民族，然而，虽然同在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并没有像傣族那样占据西双版纳土地最为肥沃的坝区，而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艰难。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也持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女通过上学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并且，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间的不同而导致冲突的案例极为稀少，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相应问题的必然因素。当然，不要过分地夸大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对文化对教育影响作用的否定，文化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教育问题的确存在。之所以要强调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是希望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避免把文化因素从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仅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之，在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摒弃有差异就必然产生问题的固定思维，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提供前提条件。

二、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别于研究者的“他文化”状态下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此时用研究者自身所处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他文化”的某些内容，极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完全错误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并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位立场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原因，才能对其文化有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也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如果一味地站在主位立场研究问题，那么任何问题的存在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更无法对其进行评判，这就必定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也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具有相对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个民族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制约的，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需要，是各族人民适应自身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更不能笼统地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为先进。但是，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不可理解、不可通约，这就使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同的文化间并非只存在着差异，也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方面，这源于创造了文化的人的共性。而文化相对主义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却加以完全否定，这当然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来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将这种观念情绪化，就会因过分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在研究中把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对他文化的排斥，把对差异性的考察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并由此走向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主流文化又常以代表国家的姿态加以推行，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消失，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使其静止不变、固步自封，更不是要使其恢复到许多典籍所记载的“经典”状态中去。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文化从整体上而言很难做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化的内部都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其区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一定是原生的、内源式的需要，而非外部强加的。既然文化有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划分标准，那么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就不仅仅要站在主位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尽可能地逼近所考察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从主位立场中走出来，依据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标准，站到客位立场来对“他文化”进行分析。当然，作为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让其彻底地站到客位立场来分析问题是很难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所处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带入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主观介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要明确：绝对的客位立场和绝对的客观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对待民族教育研究中对“他文化”的研究。

三、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都是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这一理论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在《论环境》一书中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其观点后经孟德斯鸠的发挥，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根据这一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当涉及到民族文化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会将各种文化现象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甚至将地理环境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形成的考察，认为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有的研究者还认为由于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并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集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的确，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最初都与其所生存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由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都无法否认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的最初时期曾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地势低平、降雨量充沛的大河流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38度之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当今这个生产率高出古代成千上万倍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而非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仍然集中在地势低平、适合农耕的地区。”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德国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就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最好阐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可以脱离其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迁。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由于时空的变化、主体的流动，以及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并且，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于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的文化在动态的、相互的作用中实现文化的互补性发展。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保存，相反，还可能为了保持这种静止的、“经典”的文化状态而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加速文化的消亡，因为文化的生存活力正在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

总而言之，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如果一味地强调文化间的共性和普遍性，就会失去民族的鲜明个性；同样，如果无原则地坚持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文化相对主义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张，一味地追求文化的差异性和稳定性，虽然保持了民族的个性，却可能会失去民族生存发展的活力，从而加速其消亡的进程，文化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断变动的基础之上。因而，只有从政治、经济、文化各层面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坚持主位立场与客位立场相结合，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文化的原则，才能纠正当前民族教育领域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也才能够找到民族教育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地解决措施，也才能够使我国的民族教育和文化得到健康而长足的发展。

作者:陈荟孙振东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