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图景和未来展望

[摘要]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成为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贸易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回顾梳理七十年历史，中美贸易虽然呈现出“长期政治化”“长期摩擦”“非对称性”“互补性竞争”等特点，但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企图推行另一种全球化，因而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等四大困境，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贸易战；陷阱；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议题。每一次中美经贸关系的突破，都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台阶，每一次中美关系的回转，都离不开经贸关系的“稳定器”作用。可以说，构建积极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事关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回顾中美经贸七十年的历史，有助于两国摒弃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冲突，回归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济逻辑。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六个阶段

（一）中美经贸关系的冰冻隔绝期（1949—197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利用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和外交上不承认的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根据国内外形势，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决策。1949年美国制定二战后第一部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军事和政治上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禁止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1950年12月，美国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下令禁止进出口中国，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二十一年的贸易隔绝期。1951年2月，美国确定了对中国经济遏制的总体战略，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1951年5月，美国通过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作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迫使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必须禁止与中国贸易。1952年美国成立禁运执行机构“巴统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单项目比苏联多500余种。从1949年到1970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冻隔绝期。（二）中美经贸关系的解冻破冰期（1971—1978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反战声音此起彼伏，美苏争霸处于僵持胶着状态。美国开始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缓和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希望借助中国对抗苏联。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也希望联合美国施压苏联。因此，从1969年起美国宣布了一系列决定：放宽美国人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公司的国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允许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的船舶加油，诸如此类突破中美经济往来的内容[1]7-8。1971年4月，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尼克松发表声明，美国将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对在中国使用美元将逐步放宽限制；对美国石油公司供应往来中国的船舶或飞机的燃料将不再限制；取消对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的美国船舶的限制；列出可以向中国出口的非战略性物资的清单[2]。1971年6月，美国公布了对中国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长达二十一年的贸易禁令从此成为过去。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后，当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近500万美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当年中美贸易额立刻接近1亿美元，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历史性突破。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并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为发展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破冰，中美经贸往来不断增多，中美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飞跃至1978年的11.477亿美元，增长234倍；其中出口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241亿美元，增长66倍；进口额从1971年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8.236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进口国和第三出口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整个七十年代，中国贸易额基本处于逆差地位，1976年和1977年处于顺差地位，但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刚刚重建，在需求结构和市场容量尚需磨合，因此未形成比较稳定的贸易格局。（三）中美经贸关系的成长蜜月期（1979—1988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中美经贸关系迅速上升双边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79年3月，中美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并于1980年9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定于1980年2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贸合作框架逐步开始建立。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中美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和水利发电合作议定书，商定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扩大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80年中美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这刺激美国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1983年中美成立商贸联合委员会，它被称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是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平台。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是中美建交后首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文化协定、教育合作交流协定和渔业协定，促进了中美经贸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中美在北京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投资贸易法律讨论会，被称为中美经贸关系新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心转向发展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成为中美双边主要议题，中美贸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进入了快速成长的蜜月期。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增长4倍，年均增长率达16.9%，1982—1983年因台湾问题中美政治关系变得紧张导致贸易额有所回落，其中进口额从1979年的18.6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66.31亿美元，增长3.5倍，年均增长率15.2%；出口额从1979年的5.95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33.8亿美元，增长5.7倍，年均增长率21.3%。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十三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九大进口贸易伙伴。（四）中美经贸关系的波动上升期（1989—2000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失去了制衡苏联的价值，加上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用人权指责中国，取消一系列拟签协议，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从巅峰上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中美双方经历了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巴导弹”风波、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同时中美就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和妥协。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根据1980年2月1日生效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中美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要在年中对关于是否延长这一待遇做出决定，然后提交国会进行审议。中美从1989年到1993年进行了激烈地较量，最终美国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93年克林顿首次把贸易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94年克林顿在内外压力下，最终宣布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人权问题不再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附加政治条件。1996年中美就中国的“入世”问题进行多轮双边磋商，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1998年7月，克林顿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1999年11月，中美经过谈判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至此贯穿九十年代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终于解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经贸关系最显著的特点是中美矛盾争端不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美政治关系热度下降，经贸往来持续加温，这得益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空间。中美贸易额从1989年的122.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744.7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7.8%；其中中国进口额迅速增长，从1989年的78.60亿美元到2000年的223.6亿美元，增长2.8倍，年均增长率达10%；对美出口额从1989年的43.9亿美元到2000年的521.0亿美元，增长11.9倍，年均增长率23.3%。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93年起开始转为顺差，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段时期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五）中美经贸关系的入世黄金期（2001—2016年）。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全面挑起贸易战之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对话并存局面。从2001年到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中贸易关系全面评估报告，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加剧期。从2005年8月到2016年6月，中美进入战略对话期。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进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2006年12月到2008年12月进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7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2016年6月中间进行了八轮谈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入了黄金期，贸易规模大幅度提升。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0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5196.1亿美元，增长6.4倍，年均增长率13.2%；出口额从2001年的524.8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852亿美元，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14%；进口额从2001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344.1亿美元，增长5.1倍，年均增长率11.5%。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507.9亿美元，增加近9倍，年均增长率15.7%，由此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采取各种法律措施来规制中美贸易，扭转美国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局面。2003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额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总额在2008—2009年明显下降，2011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美贸易总额每隔几年就翻一番，2015年中国超越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六）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对抗期（2017至今）。2016年中国入世十五年缓冲期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世进行全面评估，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并否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开始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措施，相继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遏制中国的崛起，启用第六次“301调查”，并进行反补贴反倾销和“201调查”“232调查”“337调查”等各种调查，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正面对抗期。美国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和极限施压，中国被迫应对反击，也对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从2018年2月到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共进行了十三轮经贸磋商谈判，几经波折，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发起贸易战声称是为了改变中美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但实际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3]。2018年美国通过关税战，导致美国企业在关税执行期间加大订单，从而激增了中美贸易总额和逆差，2018年中美贸易额突破6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222亿美元；美国又通过投资战、技术战、汇率战、金融战等综合打压，阻滞了对华订单从而造成了2019年中美贸易额暴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跌至2583.3亿美元，远低于2017年和2018年同期贸易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到1404.8亿美元。尽管如此，就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就关区而言，仅次于欧盟和东盟。美国重新将贸易政治化，已经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对，逾600家公司和100多名美国名人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中美关系应该着眼于两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要真正以经贸作为“压舱石”，回归到理性的经济逻辑轨道。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第二年，虽然经济十三轮谈判达成了阶段性共识。但是因为没有联合公报或正式文本面世，导致市场预期和信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希望中方减少贸易顺差，在知识产权、金融、高科技、取消国企补贴等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且出台履行承诺的可监管机制。中国要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处理我们不断高企的地方债务、过剩产能、金融杠杆等威胁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快补齐高科技发展短板，同世界各国一同寻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动能，全面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中美贸易关系长期政治化。中美贸易波动都因为政治事件而中断或剧烈震荡。1950—1970年中美两国几乎没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在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割据台湾，阻挡中国统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威胁我国安全，中国组织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外交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华实施封锁和禁运。中美产生贸易也是因为政治问题。中苏关系恶化以后，美苏争霸处于僵持阶段，美国和我国亟需共同对付苏联，两国开始突破冷战重围，逐步缓和政治矛盾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合作。美国制裁中国也是因为政治问题，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导致中美经贸环境极不稳定。美国支持中国入世也带有共同反恐需要，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争端，背后也常有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伊核问题等政治因素[4]。此次中美贸易战，正是因为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考量和维持一超独大的战略需要。（二）中美贸易一直存在非对称性。中国是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美国是巨额服务贸易顺差+货币贸易顺差，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美国对华投资远大于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投资带动了巨额贸易，中国对美投资效果还没有显现，即美国存在投资收益顺差，中国存在投资收益逆差。美国存在品牌、质量、技术、服务、标准等国际竞争优势，我们存在成本优势。中国产品、服务和技术处于价值链低端，美国控制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飞机、集成电路、大豆和棉花，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和资源型农产品，中国出口到美国主要是电机电器、机械器具、家具、玩具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三）中美贸易一直存在互补性竞争。中国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优势，拥有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美国有中国无法比拟的科技、农业和制度优势，由此中美形成了货物贸易上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无法脱钩模式，服务贸易上的“中国接受—美国提供”的双方联动模式，货币贸易上的“中国储蓄—美国透支”的恶性循环模式。另外，中美贸易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支撑，美国的农产品和高科技需要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品需要美国市场。从具体数据看，中美贸易从1979年不到25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6000多亿美元，增长250多倍。美国科技实力全球领先，《福布斯》的2019年全球十大科技公司有八家是美国公司，美国无论在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在热点和新兴研究前沿领域都位列全球第一。美国是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一直在世界农业生产领域和出口领域等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中美双方贸易既存在互补性和共赢性，又存在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说明了中美贸易的高度互补和高度依赖，经贸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四）中美贸易长期存在摩擦争端。中美两国一直存在意识形态和治理体系上的差异，必然因为政党竞选和背后经济财团的利益，对中国产生各种解读和矛盾，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争端不断。1980年7月2日，美国第一次对中国的薄荷醇实施反倾销调查，整个八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达十七次。九十年代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发起四次调查。中国加入WTO前，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从纺织、服装等初级加工品蔓延至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领域，争端范围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开始延伸到复杂的知识产权、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频繁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等多种手段，中美经贸摩擦领域不断向服务贸易和投资扩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向高科技产业领域升级和高附加值产品扩大，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经贸摩擦加剧的时期。中美贸易结构虽然互补性强，但是美国存在“2/3心理”，即对GDP达到美国2/3的国家会产生恐惧，从而会本能地实施打压遏制，因而2018年美国先后发起“301”“337”等各种调查，摩擦争端纠纷不断升级，出现了大规模的关税战，最终演变成科技创新和汇率金融等综合较量。随着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提升，不可避免地出现双方企业的竞争，例如华为对美国芯片产业产生冲击；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不断推进，中美汇率竞争也不可避免，美国作为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也必然将中国扣上汇率操纵的帽子，从而产生激烈的对抗。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平衡之道

从1949年到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冰冻隔绝期、解冻破冰期、成长蜜月期、波动上升期、入世黄金期和正面对抗期，从起初经贸关系服从政治关系需要，接着逐渐摆脱政治关系快速发展，到最后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互相影响。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两国贸易关系的最佳状态就是独立自主但又竞争合作，也就是互补性竞争和共赢性博弈背景下的市场化合作。中美大国博弈帷幕初升，硝烟刚起，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化压力为动力，转挑战为机遇，以中美贸易战为契机，跨越中国面临的四个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以坚持对话协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中美关系新模式。2012年美国学者艾利森首次以“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访问美国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尽快回归世贸组织框架内解决纠纷，同时探索新领域的新规则，让世贸框架更加公正合理，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更好地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中美可以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求共谋经贸发展之同、存意识形态之异，增强战略互信，施展战略想象力，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雾，探索构建新的中美大国关系，加快解决中美贸易的政治化问题。（二）以深化改革开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新型现代化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和自信就来自于“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中国应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营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互惠互利。这样中国经济将不会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困，实现平稳有序地迈入高收入国家序列，从而提升中美经贸互补性。（三）以展示大国担当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的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指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因此，西方有些人担心中国崛起后不愿承担根据能力本应担当的责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够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应站在道义的制高点，身体力行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大力打造国家间的广泛合作机制；量力而行实施对外援助，既进行江湖救急的现金、物资、工程等捐助，也进行长远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国际冲突地区推进谈判进程，进而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积极同其他国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坚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做到以共享发展成果打造利益共同体，以共商互信合作打造价值共同体，以共建国际秩序打造责任共同体[5]，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威胁论”的传播，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氛围，彰显中国的世界胸襟和大国担当，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性。（四）以科技教育合作跨越“马尔萨斯陷阱”，破解兴衰历史周期率。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陷入持续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这些都是“马尔萨斯陷阱”不同的表现形式。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挣扎在贫困陷阱中，而中美贸易战不过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国际问题最突出的表现。人类历史表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是国际自由贸易和科技的发展与合作，而不是无序的“零和博弈”和存量争夺。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有责任不应因为产生隔阂而导致双方科技教育脱钩，而应互相提升科技创新和教育普及水平，根据各自国家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科学范式突破、农业现代化、工业智能化，甚至合作向外太空拓展生存空间，合作帮助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目标，真正使人类获得免于贫困的权利，真正使人类历史摆脱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妥善化解中美摩擦争端，共同支撑人类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肖虹.中美经贸关系史论（1950-200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熊志勇.中美关系6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3]任泽平.中美贸易战：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J].新能源经贸观察，2018，（7）：54-57.

[4]杨枝煌.中美贸易摩擦的分级分类推演应对及终结之道[J].兵团党校学报，2018，（4）：80-84.

[5]杨枝煌.全面打造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当代经济管理，2018，（1）：37-44.

作者:杨枝煌 杨南龙 单位:1.国家治理创新协同中心 2.中共漳州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