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文学化现象思索

应用文章历史悠久，追溯其源，上古已有之。《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夬”是指决断、解决问题，即“应用”的意思，这是自有文字以后就有应用文的有力证据。可见，应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严格界限，文学的独立也并未使应用文或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相反文学因素在应用文中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应用文特别是公务文书，不能代表个人意志，不能渗入个人感情，不能体现写作者的个人想法。而古代应用文在叙事、说理、议论中，可以体现个人的意志、渗入个人的情感甚至可以用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上行文中，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个体形象塑造的典范。魏征希望太宗时时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忘“竭诚以待天下”，防止“纵情以傲物”，警惕“载舟覆舟”。这

种真挚的情感，发自肺腑的忠告，不仅体现了这位老臣时时刻刻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塑造了一个刚直智慧、善于辞令、深谋远虑的忠臣形象。这个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他是历代公务活动中杰出人物的代表。东汉虞诩的《荐左雄疏》，在群体形象的塑造上则让人印象深刻：“臣见方今公聊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自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謇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全文80余字，把左雄直言进谏、尽节尽忠的气节与官僚们那种为官拱默、一味随声附和的作风相对比，在突出左雄刚正不阿、一心为公的品格和气节的同时，也把“官僚们唯唯诺诺、结党营私、腐败无能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单一个“拱默”（拱着手、默不作声的样子）就把那些唯唯诺诺、遇事不敢表明态度的官僚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情感因素是现代应用文写作的禁区。古代应用文则多采用散文的写法，更注重情感的投入。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情感因素在古代应用文中占有重要比例。

由于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给帝王写上行文是有一定危险的，写作者要想让帝王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用“情”来感染对方。这方面，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是一篇以“情”编织的经典之作。一面是晋武帝屡下就职、逼迫甚急的诏书，一面是与自己相依为命、年纪已高且孤苦无依的祖母，为了既能尽孝又避免猜忌而招杀身之祸，作者从“情”出发，拿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幼有所依”、“老有所终”、“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伦理道德和面对君主推举重用以生命也难以报答的恩典作对比，写自己早年丧失父母仰靠祖母怜惜、抚养才有今日，而今祖母年迈“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且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句句含情，声声是泪。难怪武帝读后由衷感叹“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这里，作者正是以委婉、真挚的感情，打动说服了深明大义的晋武帝，最终如愿以偿。以情感人的下行文的代表作很多。如李世民的《答群臣封禅表敕》中写道：“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

这里似君臣议事，完全用商量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真挚的感情。又如刘邦的《入关告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这里用了第一人称“吾”，对秦民则称“父老”，态度何等真诚，语气何等关切，毫无一般政府文告的威严与霸气，体现了刘邦淳朴、宽厚的性格。现代应用文行文语言平实、质朴，以叙述、说明为主，不尚修辞。而古代应用文可以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以达到生动、活泼、脍炙人口的艺术效果。在语言表达上，除叙述、说明外，还可以议论、抒情；在内容的表现上力求形象鲜明、生动；在修辞上则大量运用比喻、夸张、对偶、对比、拟人、排比、用典等修辞手法，使行文摇曳多姿、荡气回肠。这正是古代应用文流传千古之魅力所在。司马相如的移文《难蜀父老》，驳斥蜀地父老反对通西南夷，引禹治水之例，写禹治水的辛劳，“肤不生毛”，称贤君创业，“驰骛乎兼容”，写百姓仰慕汉风，“举重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而写的一篇檄文。文中写道：“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由山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

文中大量运用铺陈、比喻、对比、对偶、排比、比拟、夸张等修辞手法，酌古御今，文质相胜、辞采飞扬。总之，古代应用文写作中有形象、有情感，修辞手法灵活、语言表达方式多样，这就使古代应用文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审美价值，从而呈现出文学化的倾向。古代应用文每个方面的特征，都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探究其文学化的原因，必须深入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时空，从社会、文化、心理等互动关系中寻找答案。社会因素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文学起源于劳动，应用文更是直接为当时的劳动生活服务，二者相伴而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作品一旦问世，就很难说清它是属于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应用文，还是属于满足人们某种审美需求的文学作品。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应用文，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记事文学的开端；《尚书》中的文告，既是应用文，又是我国文学史上散文的萌芽。二是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的界限模糊不清。从现代文体分类标准看，应用文体与文学类体裁因各自表达对象的思想内容、功用特点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泾渭分明。而秦汉之前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则是文史哲一体、诗乐舞结合。由于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模糊的，在写作实践上则表现为古代文章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交融、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