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十篇

古代典籍篇1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文化典籍

1.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这个由明成祖朱棣命姚广孝和解缙主持编撰而成，全书共22877卷，约3.7亿字的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编撰队伍累计多达3000多人，于永乐六年才抄写完毕，最终因惨遭浩劫使得目前仅存800余卷。

2.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本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编修而成的大型丛书，是由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大型丛书，是覆盖了文、史、理、工、农、医等个门类学科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并手抄有7部，乾隆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3.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这部由北宋科学家沈恬于1031至1095年撰写而成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有着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美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各个门类学科，在世界范围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典籍。

4.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这本共三卷十八篇的著作，是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创作于1637年的世界上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收录有农业、手工业、机械、陶瓷、采煤等生产技术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技术著作，有着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誉。

5.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这本由贾思邈创作于北魏末年的综合性农学著作，是共10卷92篇，系统总结了食品加工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治荒、黄河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有着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美誉。

6.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这本由徐光启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农书，是囊括了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总结了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的大型纯技术性农书，书中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也是农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7.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这本由张苍和耿寿昌增补和整理于公元一世纪的数学专注，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从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数学成就的数学专注，其中首次阐述了世界数学史上的负数及加减运算法则，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8.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这部共52卷的本草著作，是由李时珍撰写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里流年，是集几千年的食物、药材的种植、收采、调制和一样供销于一体，内部设计饮食烹饪学、食物养疗学、医药学、动物学等多个领域，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世界科技史上最宏大的中医百科全书。

9.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撰写在唐朝永徽三年的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共计30篇的综合性临床医著，有着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的美誉，并对后世的中医疗法，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0.史记

古代典籍篇2

孔子整理了《诗》、《书》、《礼》、《乐》、《易经》、《春秋》这些古代典籍，后人合称之为《六经》。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

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来源：文章屋网 ）

古代典籍篇3

[关键词]古籍书库;文献评估;管理模式

古籍书库文献典籍篇卷繁富，藏品类目体系完整，版本价值极高，装帧形制多样，是研究古 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载体。[1]对古籍文献藏品进行分析评估，构建古籍书 库 管理模式，合理保存文献典籍十分重要。

1 图书馆古籍书库文献分析评估

古籍文献分析评估，即对图书馆古籍文献资源建设的工作效率、系统运行状态及能力 进行全面衡量。古籍文献分析评估的核心是对馆藏文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藏品价值及文献 质量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评价。

1.1 古籍书库文献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分析

古籍文献年代久远，藏品类型丰富，呈现出系统性与完整性相结合的特点。以首都图书馆所 藏古 籍文献为例，古籍书库的藏品卷帙甚丰，收藏类目遍及经、史、子、集、丛各类。古籍文献 的庋藏著述，合计收藏有普通线装古籍35000余种27万余册、善本古籍6019种55467册 。善本 和普通古籍分类保存，分别归入甲、乙、丙、丁各部。其各部类藏品又自成体系，涵盖文献 颇丰。古籍书库藏书体系完整，藏品篇帙宏富，因此，需要书库管理人员合理构建书库的管 理模式，优化藏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1.2 古籍书库藏品价值分析

古籍书库藏品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版本价值和文化价值。

1.2.1 古籍文献的版本价值。 就古籍版本价值而言，古籍书库版本类型较丰富，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 的版本源流及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文献来源。以首都图书馆典藏库为例，其古籍版本收藏颇 为丰 富。

其中稿本有:《浣花草》[善本]:四卷/(清)董虎文撰 清道光(约1821—1850年)。《爱 莲 书屋诗稿》[善本]:一卷/(清)孔广权著 稿本 清乾隆(1644—1911年) 。《梅村诗征引 书目》[善本]/王树藩著 稿本 民国24年(1935年)。

抄本有:《野获编》 [善本]:三卷/(明)沈德符撰 抄本 清(1644—1911年) 。《斩鬼传 》[善本]:十回/(清)烟霞散人撰 抄本，重抄，清乾隆50年(1785年)。

活字本有:《桑梓潜德录》[普通古籍]:六卷/(清)张惠言编 清光绪6年(1880年)。《乱 后记所记》[普通古籍]/(清)李召棠撰民国7年(1918年)。《补梅花馆遗稿》 [普通古籍 ]/骆元邃撰民国8年(1919年)。

珂罗版印本有:《古文尚书周书残本》[普通古籍]/罗振玉辑民国7年(1918年)。 《刘 知 远诸宫调》 [普通古籍]/郑振铎辑。

聚珍本有:《景文集》[善本]:六十二卷/(宋)宋祁撰 聚珍本，木活字 北京:武英殿， 清 乾隆46年(1781年) 。《学易集》[善本]:八卷/(宋)刘跂撰 聚珍本，木活字 北京:武 英 殿，清乾隆41年(1776年) 。

套印本有:《世说新语》 [善本]:八卷/刘义庆撰;刻本，四色套印明(1368—1644年 )。《春卿遗稿》[普通古籍]:一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宋)蒋堂撰 刻本，朱墨套印清光绪21年(1895年) 。

文献版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雕印技术、版式风格及刻印特点。古籍书库收藏 不同时代的版本珍品，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文献来源。书库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探索文献管理 模式，进行文献的整理与保存，才能更好地延续文献的版本价值。

1.2.2 古籍文献的文化研究价值。 古籍书库不仅珍藏有古代典籍，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 化。古籍的装帧与文化形态具有同一性，多样的装帧形制彰显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底蕴。古籍 装帧 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逐步发展演变。据记载，真正的装帧艺术始于简策，简策书始于西周， 春秋、战国时期得以盛行。东汉时期，汉和帝元兴6年(101年)蔡伦造纸，左良改进造纸技术 ， 出 现卷轴装书。至唐朝时，卷轴装盛行，出现经折装书。宋朝的典籍装帧主要是蝴蝶装。首 都 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形制较常见为线装书籍，亦存有蝴蝶装、经折装典籍，如《古史》[善本 ] :六十卷/(宋)苏辙撰，蝴蝶装，半叶11行，行21、23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通监总 类》[善本]:二十卷/(宋)沈枢撰，蝴蝶装，半叶11行，行23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 有 刻工名字。元朝时，王祯造木活字并发明转轮排字盘，出现包背装书。明朝时，嘉靖以前主 要是 包背装书，万历以后为线装书。包背装书籍以明代巨帙《永乐大典》为代表，书以黄绫为书 衣 ，朱丝栏，每半页八行，朱笔句读。清乾隆《四库全书》亦为包背装，用绫书衣，分别贮存 于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汇、文澜、文宗七阁。版心鱼尾下刻“古史世家十四”等， 版 心下有刻工姓名。清朝，以线装书为主，佛经仍沿用经折装。可见，古籍书库典籍的价值 不 仅体现于版本，其装帧形制也体现出极高的文化价值。古籍藏品为研究古代历史发展，社 会变迁及文化演进提供了全面的文献基础。

1.3 古籍书库藏品质量分析

古籍书库藏品质量，主要指古代典籍外观的完整性。由于古籍藏品历经年代久远，部分文献 存在卷帙遗失、版口开裂、书签散落、书衣和书页破损等现象。首都图书馆2004年古籍修 复 统计显示:《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袁燮撰，清同治13年(1874年)刻本，散页，书 皮破损。 《随缘乐子弟书》民国5年(1916年)抄本，朱丝栏，修书口，加护页，书皮补残。《焦山续 志 》[普通 古籍]:八卷/陈任旸辑，修书皮， 补页， 加护页。《国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编，修 书皮，补页， 加护页。《三园回文诗》 [普通古籍]/姚文蔚等撰，首页残破，补页。 古籍书库管理人员需要定期进行藏品质量评估，及时统计待修复的文献数量，延续文献价值 。 

2 古籍书库管理模式构建研究

古籍书库管理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会有所演进变化。古籍部门应根据文献典籍的实际 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模式，规范古籍书库的管理工作。

2.1 古籍书库分层管理模式

根据文献的重要程度进行定级划分，并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图书馆 书库文献定级与古籍普查工作密切相关。经过古籍普查，确定古籍定级情况，可以更好 地指 导古籍书库进行文献保存工作。古籍书库管理人员可根据相关普查结果，分析古籍书库藏品 的版 本价值、装帧特点及类目等级进行书库文献的分层管理。对善本及普通古籍进行分类保存 ，分置于不同的专藏库。

2.1.1 善本文献管理。由于善本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需要进行科学化的管理与收藏 。 加快善本文献的数字化，从而有效地缓和了古籍保存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对古籍研究工作将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首都图书馆善本文献数字化为例，甄选馆藏古籍中的孤本、稀见本 进行扫描加工，现已完成226种古籍的数字化加工工作。这些珍贵古籍包括元至正9年谢池 刻本《 晦菴先生朱文公行状》、元刻明修本《资治通鉴》、明初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明嘉靖吉澄刻本《诗经集传》、清抄本《古燕史》、清升平署抄本《东周列国传奇》等。

2.1.2 普通线装文献管理。 普通线装文献也能庋藏珍品，首先要做好“提善”工作。关于善本的界定，专家学者提出 了“三性”“九条”的界定方法。 “三性”主要指书籍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相对比较 具体，第一，从时间上判断，清代乾隆及乾隆之前出版的书籍皆为善本;第二，重要的活 字本、印谱、版画、题记等可归入善本。总之，对于不同典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确 定其是否 归入善本。首都图书馆近年来先后从普通古籍中提取了诸多善本，如:《赵子常选杜律五言 注》(唐)杜甫撰，半叶10行，行22字，四周单边，细黑口，单鱼尾，清乾隆37年(1772年)。 《 诗词歌 赋》(清)张晴峰论定半叶10行，行23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清康熙24年(1685年 ) 。《桃花扇传奇》(清)孔尚任撰，半叶10行，行19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清康熙(1 662—1722年)。这些善本的提取丰富了善本馆藏，有效地保护了善本古籍，使得古籍书库藏 品级别的划分更为科学合理。

2.2 古籍书库文献循环式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长期、稳固的管理模式，即对古籍书库文献典籍的藏书布局、排架体系等进 行多次分析评价，确定需要进行再次修复的文献。如首都图书馆古籍文献藏品:《史略》 [普通古籍]:八十七卷/(清)朱堃 撰，刻本，清同治5年(1866年)，待修状况:书页、书衣、书口处即为修复过，但需要再次 进行修复。古籍书库管理工作引入循环式管理模式，可以有效保证书库管理工作的准确度， 优化古籍书库管理的工作质量。

2.3 古籍书库工作质量评价模式

利用科学的方法，以图书馆用户为中心来评估图书馆服务质量，这也是一种工作质量评估方 法。要优化古籍书库工作质量评价模式，制定工作质量评价指标。评估指标包括:古籍用户 评价，古籍文献典藏档案管理评价，古籍书库藏品类目评价等。

2.3.1 古籍书库文献档案工作评价。 古籍书库典藏档案记录文献藏品类目、数量，反映藏品质量、借阅情况以及古籍书库经费 使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古籍书库档案的建立将有效地规范古籍书库管理。古籍书库管理人员 应做好档案记录与整理工作，使古籍书库工作更加科学有序。

2.3.2 古籍书库藏品类目评价。 古籍书库工作人员定期对古籍 书库藏品类目进行评析，分析经、史、子、集、丛各大部类 藏书的卷册数量、质量、借阅情况等。另外，通过对古籍藏品类目的分析，探析善本文 献与普通古籍的有机联系。以《世说新语》这部古代文献为例，其在善本书库及普通线装书 库均有珍藏。世說新語[善本]:三卷/(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峻注;(明)凌濛初 订，刻本，清康熙15年(1676年);《世說新語》[普通古籍]/(南朝宋)刘义庆撰;铅印本 ，民国6年(1917年)。这两部古籍文献篇名相同，作者一致，只是在版本刊刻年代等方面存 在差异。古籍书库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做好藏品类目的评价工作，分析研究古籍书库 藏品的内在联系与 区 别，合理构建古籍藏品的布局模式，并根据古籍藏品类别进行有序管理，从而有效保证藏 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更好地延续文献的价值。

2.3.3 古籍用户评价。 分析古籍用户评价信息，调研用户文献需求，优化古籍藏品质量，探讨古籍书库管理的科学 方法，构建古籍书库的管理模式，使之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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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卜 林.古籍图书的收藏与保护[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8(3):114—117.

古代典籍篇4

关键词：保护典籍; 传承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雕刻版印刷术都与书有关。纸的发明，缓解了因丝织品昂贵而给文字记录带来高额成本的问题，也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记录介质用于保存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文字的产生和文献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创造了悠久而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累了大量文献典籍. 这些珍贵典籍,不仅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曾未断裂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并有编篡、珍藏、整理典籍的优良传统。这些古籍传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丰沛的文化创造力。历代统治者对于传承、保护典籍文献都予以高度重视，搜集、整理古籍文献成为保护传承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甚至献出生命。

1.无价之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各财政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精神,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推动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国家图书馆回购了大批流入海外的珍贵古籍. 馆藏《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绝世珍品得到修复.1986年我的舅舅，著名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章伯钧生前藏书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所捐图书330部，2562册。其中明刻本277种，2239册，清刻本53种，323册。全系珍贵善本图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如明正德刻本《唐文鉴》二十一卷，《汉魏诗集》十四卷、《纂图互助老子道德经》二卷，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和《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明成化刻本《贞观政要》十卷和《大明成化庚寅刊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附篇韵贯珠集（八卷）》以及明刻本歙县汪道昆撰《副墨》四卷等。

重庆图书馆收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明朝活字本、稿本、钞本及日本和朝鲜稀有刻本等7000多种，50000多册。其中有宋版19种，191册；元版45种，951册；明清两代的各种版本俱全，且多数系原刻初印、装璜精美，其中不乏名人学者批校。这些书的来源除了接管原罗斯福图书馆的善本书10588册外，大多为解放后机关团体和私人捐赠。本馆李文衡老师，捐献图书700多种，40000多册。有宋版1部，元版10余部，明版200多部，清刻本数量尤多。以宋版《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蒙古中统刻本《史记索隐》，元刻本《六书统》、《乐书》、《乐府诗集》，明蜀藩刻本《诗集传》，明翻刻宋本《楚辞》、《韩诗外传》、《史记三家注》，明插图本《程氏墨苑》、《方氏墨谱》，明活字本《曹子建集》、清缪荃孙评《红楼梦》和删改《国史文苑传》，廖季平手校《艺文类聚》等珍稀古籍。除此之外，还有曾入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200多种，中有元、明刻本，明钞、稿本，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典籍，李老师一并捐献国家供读者阅读。

傅增湘， 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校勘家，曾捐赠2096种，24403册藏书。其中有元刻明修补印本《资治通鉴》残本10册，明刻本《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东坡外集》、《陆放翁全集》等77种1286册，又清初刻本、武英殿刻本数种及清、民国刻本及民国排印、石印、釉印影印本。

杨沧白家属捐献古籍400多种，7000多册。有明、清刻本及民国刻印古籍，如《史记》、等数十种。

戴亮吉，重庆人，捐献古籍13760册。其中有宋版一种，元版二种，明版及清刻清抄本300多种。另有清末词人、书画家郑叔问《补梅书屋诗集》、《补梅书屋手稿》、《瘦碧庵诗草》手稿，以及郑氏诗、词集初刻初印本多种，多属珍稀古籍。

梁漱溟，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1951年将随身多年的勉仁斋图书馆古籍线装13800多册，平装10000册全部捐赠我馆。其中多是明、清及明国刻本，经、史、子、集全部俱全。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的爱好，它还是一个可以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人的价值便更多的体现在捐赠献宝上。他们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人的光泽是永恒的，他们的精神是流芳千古的。

2.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

古籍保护是和时间赛跑的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我国古籍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成绩，但古籍保护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还存在不少问题：至今没有进行过全国古籍普查，现存古籍家底不清，许多流散在民间的古籍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现存古籍老化、破损严重，数量很大，而保护和修复人才严重匮乏，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较低，古籍修复手段落后，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国家监管力度不足等。

那么，怎样才能科学的保护古籍呢？科学保护古籍，(1) 通过设立专家委员会，发挥专家对古籍保护的指导和咨询作用。(2) 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建立科学保护的体系。(3) 对古籍保护修复人员进行科学保护原则的培训和任职资格的认定。(4) 将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古籍修复水平。

3. 为保留中华文化遗产之功绩可谓大矣

古代典籍篇5

进入新时期以来，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关于传世文献的整理工作率先展开。1982年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确定了一大批包括杜甫、白居易等在内的多位古代大诗人文集的整理出版任务。继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小组工作后，国家教委于1983年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共规划并资助了《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一批重大项目及大量总集和别集的整理、研究与出版，传世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因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传世文献的整理，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研究资料的范围，如诗文别集、总集、史传、类书、政书、方志等。尤其在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研究资料的汇编等方面，成就最为突出。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三)域外文献

古代典籍篇6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古籍整理；古籍保护图书馆；古籍善本；培养；专业人才；开发利用；方向

【中图分类号】G456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3）04-0164-0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而对古籍文献的开发和利用也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古籍文献的数字化研究来谈：

一、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二、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三、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 研究对象。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

四、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五、古籍文献在当代社会的开发和利用

古籍文献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那么它的价值到底是怎样体现的，我们又要从什么方面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古籍文献对社会的作用，研究如下：

许多图书馆已认识到古籍善本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古籍工作的队伍建设。突出的表现是，不断引纳高校毕业生，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非常有力的措施，保证了不断有较高素质的人员充实到图书馆古籍研究的队伍中来，保证了这个队伍后继有人，保证了能够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培养这只队伍。但是，学历只能说明有比较好的基础，并不等于水平，要适应图书馆古籍善本的开发，要让他们到工作实践中去，并严格要求，对每部书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项进行著录，即古籍编目工作，这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基础。

工作中可以安排有经验的老同志带他们，给他们讲解工作的有关规则和基本的工作方法，并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正确的进行鼓励，失误之处指出其原因，帮助他们进行总结。要培养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人才，让他们多参加图书馆古籍工作的有关学术会议，开拓眼界，增长见识，了解、学习别人和他馆的长处，获取知识，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必要的。

古代典籍篇7

摘要：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它的核心职能是社会教育职能，主要开展文史和科学文化知识、艺术审美、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典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从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育形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好社会教育职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5-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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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刘雅（1981―），国家图书馆馆员。

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为11，549平方米，展示了国家图书馆800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贵典籍，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到现当代名家手稿，全面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多元丰富的典籍文化，使图书馆的典藏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任陈红彦曾将国家典籍博物馆定位为“五大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典籍的收藏中心、典籍和典籍文化研究的中心、典籍文化的展示中心、世界典籍文化的交流中心、公众文化休闲中心。其实，国家典籍博物馆还是典籍文化的教育中心。

1教育职能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核心职能

中外博物馆历来都很重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近年来重视程度越发提升，已经视之为首要职能、核心职能。著名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强调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原因。2001年7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并向大众开放的非营利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2007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将该定义的后半句修订为：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职能调整到了第一位。

我国从张謇创办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就明确了博物馆在开启民智、培养教育社会大众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与其教育职能发挥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于是国家越发重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从200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联合下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到2008年、文化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文件中都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成立时就把“传播典籍知识、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公众”作为使命与追求，将社会教育职能摆在核心位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认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正是要发挥图书馆与博物馆在功能方面的互补优势，相互融合，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图书阅览方式，让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充满文化灵韵的珍品展示，还可以聆听文献承载的思想声音，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是综合的、多维的，承担着联系历史与现实、科学文化与公众素质、博物馆与社会这三个层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职能

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特征是实物性，博物馆保存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成果，展示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底蕴深厚的文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所以，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等活动向全民普及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是其教育的首要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主要藏品是典籍，韩永进馆长说：“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典籍内容包罗万象，从历史到文学，从天文地理到古代建筑，从古明到现代科技，蕴含着历史、文化、科技等价值，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权威性。国家典籍博物馆可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或深入挖掘展品价值，以词语、图画、视频等符号作为教育媒介，向观众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科技知识。

2.2艺术审美教育职能

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审美价值，国家典籍博物馆也充分重视对公众的艺术审美教育，在策划各种展览之初，就融主题创意、空间艺术、灯光设计和美工技巧等为一体，让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质地各异的藏品都作为艺术与美的载体，以静态方式呈现出它们的艺术性，同时各种多媒体设备辅以动态的艺术创作，再配上古典轻柔的音乐等，充分展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美、科技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加深观众对美的理解，对美的感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典籍课堂”中还设有绘画、书法相关的课程，对观众进行艺术及审美方面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使观众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并最终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2.3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职能

国家典籍博物馆副馆长李虹霖认为，“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它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古籍之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道德规范是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中国的文化遗产展现给社会公众，将经典中蕴含的价值观传达给社会大众，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建立和传承核心价值观，达到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对恢宏悠久的中华优秀文明的展示和解读，能够激发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精神，能够培养观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豪感，促使观众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

3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充分发挥教育职能

3.1教育理念方面：以公众为本，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

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如何是由它的教育理念决定的。近年来，增加学习、休闲功能成为很多博物馆的重要创新，让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和“以管理服务为中心”，服务理念的确定与公共服务的强化，使博物馆焕发出蓬勃生机。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定位中就明确要“以公众为本”，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大众娱乐放松、鉴赏和社会学习的“智能”休闲场所。

3.1.1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让最多的观众理解和记住展览。展览是给观众讲述故事的媒介，每个展览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博物馆教育达到的理想效果就是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观众理解这样的故事，并在理解后记住这些信息。

3.1.2了解观众的参观心理，顺势引导观众。如果观众仅凭感觉进行参观往往具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为了让观众的参观更加充满趣味、更加有收获，博物馆必须引导观众，适当地激发观众的想象力，适时地对社会教育方案做出调整，改变呆板的、没有生气的教育模式，唤起观众观感上的共鸣。泰戈尔说过，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造就了亮丽的鹅卵石。所以，在引导观众时，不要采取生硬的方式，而是要顺势引导，因时因地因人引导，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教育。

3.1.3因人施讲，因材施教。国家典籍博物馆要主动地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采用灵活的、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教育方法，集知识性、趣味性、启迪性、体验性于一体，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需求的观众都满载而归。

3.1.4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及时了解观众的反馈信息。观众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知识灌输的对象，他们是博物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客观评价和检验博物馆各项工作及其效果的主人。因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要建立多种互动途径，重视与观众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反馈，并通过观众的反馈来修正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等，以达到满意的目标效果。

3.2教育对象方面：全民教育，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担负着提高全体社会大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高素质当代公民的历史使命，尤其担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责任。青少年教育是博物馆教育的重中之重，对青少年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前途。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主要有：①“典籍文化走进校园”系列巡展活动。巡展内容包含“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典籍发展简史”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三个部分，旨在宣扬典籍文化，让校园里的师生发现中华典籍之美，了解典籍文化的发展历史及传统典籍知识，并普及典籍保护知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后设立了一系列体验式课程，比如《书是怎么产生的？》《文字背后的故事》等课程，通过知识点讲授、实地展品讲解、青少年动手体验等多种方式，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等。③组织青少年来馆参加活动，比如“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跟着赵广智爷爷走进‘样式雷’”于2014年11月4日举行，孩子们不但能参观各个展览，聆听专家传授相关知识，还能现场动手感受清代建筑的搭建，深受孩子们喜爱。

博物馆与学校紧密配合、对在校学生进行形象全面的科普教育，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今后，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与学校保持长期合作，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把利用博物馆开展教学活动纳入学生教育的长效机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典籍博物馆真正成为课堂教育必要补充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3.3教育形式方面：多管齐下，纵横发展教育

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教育形式单一、讲学模式以灌输为主、教育效果不够好等方面，国家典籍博物馆要想有好的教育效果，必须多管齐下，在教育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下功夫。

3.3.1抓好讲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静态的典籍晦涩难懂，必须借助讲解员的力量才能进一步了解典籍的社会背景及内涵等，所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讲解在社会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活文化。一个好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版本学、金石学等，并有较多文史知识的储备，对中华典籍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②有好的口才。口齿伶俐、音色好、吐词清楚的讲解员具有很好的吸引力，能生动、形象地把“死”的展品说“活”，“薄”的说“厚”，充分揭示出典籍的价值内涵。③言行举止要得体，待人接物要自然真诚，面对各种观众、各种情况时能应对自如。④要灵活机动，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不同的讲解内容。对专家学者往深处讲，对青少年则往浅了讲，在深度和广度上能掌控自如。

3.3.2打造讲座和论坛等平台。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十多期，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可以打造“典籍论坛”等平台，将讲座与论坛办成品牌，在专家和观众中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既可以让观众和专家学者们面对面交流，又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3.3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这种形式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打造公众文化休闲中心的重要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面向不同受众的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和“火”起来，让公众休闲地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比如说开展亲子参观活动，邀请一些家庭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让父母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构筑起孩子们与博物馆的感情，从而使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3.4教育手段方面：科技助力，随时随地开展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是一座简单的陈列馆，而是融合着多种科技产品的现代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的博物馆”是指将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标本、照片、绘画、文字、音频及视频等信息收集起来，经过计算机及配套设备加工整理、分析、重组后，转变成可以储存、编辑、出版、传播的数字化信息源。

设备一：多媒体自动语音导览机。这个导览机配有中英文两种语言，能将讲解词以语音、图片、视频等方式传播给观众。目前中文导览介绍了约500件展品，英文导览介绍了100多件展品。设备二：各种多媒体设备。比如投影，在金石拓片展厅的地面上的蓝色汉字历史长河，就是将“典籍”“博物”四个文字的3，000多年的演化过程投影到地面上，形象生动；比如触摸屏设备，金石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旁边放置了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另外还带有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液晶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的结合，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观众对珍贵古籍的阅读需求。设备三：手机。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功能的强大，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并与他人进行分享，这种新颖独特的体验也给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以启示，通过打造手机APP，可以让公众们随时随地接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随时随地利用资源。借助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立体地、生动形象地开展社会教育，具有趣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观众理解和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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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篇8

关键词：书籍；版式；风格特征

书籍的版式风格集中体现于书籍的版式设计。书籍的版式设计是书籍设计的核心部分，它总是先于图书的内容与读者见面，协调洗练的版式设计对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提升图书的品位和档次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书籍的版式设计是一种造型艺术，它不仅有技术上的特殊性，而且还有不可忽视的艺术性。因此了解书籍版式设计的形式和特点，并将其恰如其分的运用到书籍版式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书籍版式设计的诸多表现形式

书籍的版式设计是指在一种既定的开本上，对书稿的结构层次、文字、图表等方面进行艺术而又科学的处理，使书籍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结构形式，既能与书籍的开本、装订、封面等外部形式协调，又能给读者提供阅读上的方便和视觉享受。不同的书籍版式设计，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左右对称的版面编排方式，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编排方式，书籍内页的文字部分成左右对称的形式分布，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

文字和图片块状分割的版面编排方式，是将文字、图形组成一块块方格，就像网格，有很强的秩序感。

竖直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给读者以清晰、理性、上升的感觉。

横向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给读者以稳定、恬静的感觉。

斜向视觉流程的版面编排方式，能使构图变得更丰富、形式感更强，以不稳定的动态引起读者的注意，给人以节奏的韵律、优雅柔美的感受，营造轻松随意的阅读气氛。

导向性较强的视觉流程版式，通过字体的大小变化作为诱导元素，主动引导读者视线向一定方向做顺序运动，由主及次，把版面各构成元素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使版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晰，以发挥最大的信息传达功能。

散点式的版面编排方式，通过版面中各种元素自由分散的排列，呈现出感性、无序、个性的形式。它给人活跃、自在、生动的视觉体验。

满版版面编排方式，版面四周都没有留出白边，图片和文字把整个版面充满，但是由于文字和图形的协调组合，却没有拥塞的感觉。

由以上可以看出，书籍的版式设计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且各具风格。但总的看来，这众多的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的设计风格，即古典版式设计，网格版式设计和自由版式设计。

二、三种版式设计形式的特点

（一）古典版式设计

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对《圣经》进行的版式设计，是现存于世的版式设计方式中最为古老的一种版式设计，距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把它叫做古典版式设计。古典版式设计在书籍设计史上统治欧洲数百年不变，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被彻底的淘汰。

古典版式设计风格具有两大特点：

1.对称性

古典版式的对称性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书籍内文以订口为轴心左右两页相对称。

2.标准性

标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内文版式有严格的限定：字距、行距具有统一的尺寸标准；（2）天头地脚内外白边均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组成一个标准的保护性的框子；（3）文字油墨深浅和嵌入版心内图片的黑白关系，都有严格的对应标准。

（二）网格版式设计

网格版式设计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西欧诸国，完善于五十年代的瑞士，可以说它是伴随着现代文明而产生。网格版式设计内文的图片和文字通过分割形成块状，就像网格，我们将这种版式称做网格版式设计。网格版式设计已经不再像古典版式的严格对称，而是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以及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和对于主题朴实无华的表现，代表了当时新的设计潮流。

网格版式设计与古典版式设计相比，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设计原则为基础的，相对于古典版式的风格来说，网格版式设计具有如下特点：

1.严格的数字比例关系

通过严格的计算，运用数字的比例关系，把版心划分为无数统一尺寸的网格，将版心中的网格分为若干栏，把文字图片安排其中，使版面有一定的节奏变化，产生优美的韵律关系。

2.网格形式多样化

由于网格版式设计是通过网格划分而产生的，网格版式已不像古典版式那样形式单一。网格版式设计的形式多样，有正方形网格、长方形网格、重叠网格、栏目宽度不同的网格、有重点的网格等，设计师根据所设计书籍杂志的不同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网格形式。

3.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网格版式设计与古典版式设计相比，它重视比例感、秩序感、连续感、清晰感、科学性和严肃性，具有一定的时代感。

网格版式相对于古典版式来说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节奏变化，产生了优美的韵律关系。但是随着设计的发展，设计师慢慢发现网格设计依然有较强的限制性，没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容易给版面带来呆板的感觉，所以不少设计师在运用网格设计的同时，力求打破网格的约束使版面变得活泼生动，更具韵律感。

（三）自由版式设计

自由版式既不同于古典版式设计也不同于网格版式设计。它是由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版式而产生的新的版式设计。

自由版式的雏形源于20世纪初期的未来主义运动。大部分未来主义平面作品都是由未来主义的艺术家或者诗人创作，他们主张作品语言不受任何限制而随意组合，版面及版面的内容都应该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编排，强调韵律和视觉效果。追求的是非对称之中的视觉平衡，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每一本书的每一页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设计形式，要求设计者有敏锐的感觉和整体的把握能力，使其相互适应，构成活泼、丰富的版面。

最早推崇自由版式设计的是美国设计师戴维·卡森。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电脑制版技术的普及，自由版式设计变得非常容易，几乎一切设计构想都可以迅速落实到纸面上。自由版式设计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设计潮流。后来自由版式设计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在文学类、艺术类、旅游类书籍设计中。

自由版式设计与以理性为基础的网格版式设计形成强烈的对比，其风格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无疆界性

在传统版式中，设计者都留出书籍页面的天头地脚内外白边，而自由版式设计的版心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固定的天头地脚和内外白边，无疆界性打破了传统页面的天头地脚内外白边。书页可以完全自由的设计，而不受铅字框架的限制，超越了传统版式设计界限。在排版过程中文字常常冲出该区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不间断的联想。无疆界性的版式，设计出来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性。

2.解构性

解构性是自由版式设计的最主要特征。自由版式的解构就是对原有以对称为主古典版式和以数理为基础的网格版式的支解，是对传统版面的解散和破坏。自由版式设计在对传统设计理念剖析、解构的基础上，力图使版式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自由版式既不同于古典版式结构上的严谨对称，又不同于网格设计中栏目的条块分割。自由版式是依照版面的需要，在设计中将字体、图形内容自由的编排。当然这里的自由编排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涂乱画，也要遵循一定的美学原则。

3.字图一体性

所谓字图一体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字体图形，也就是字体与图形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图像效果。我们用三张图片来解释字图一体。

  （1）这幅图所显示的版式中，字体按照一定的节奏变化排列成一个三角形。这块面积既是文字又是三角形的图形，它是利用字体的排列方式组成图形的。

（2）这幅图片中文字沿着图形运动的方向排列成花朵的枝叶。字体版面排列的位置与图形中物体运动方向相联系，字体成为图形的一个关联元素，文字和图形共同组合成新的图形。

（3）字图一体性还表现在版式的编排文字和图片可以任意相互叠加、重合，使版面形成无数的层次，来增加画面的空间厚度。同时还常运用图形的虚实手法，来达到字图融为一体的目的。

4.局部的不可读性

读者在阅读书刊时，有时可能没有大量的时间仔细辨认全部信息，若想增加视觉冲击力，只需要读者接受一部分信息就可以了。

在自由版式设计中除了部分可读外，尚有一部分局部具有“不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是指设计者在安排版面时认为读者应该读懂的部分；所谓的“不可读”是设计者在安排版面时认为读者无需读懂的部分。实际上不可读的部分只是对版面起到装饰作用，在处理手法上常常采取字号缩小，字体虚化处理，重叠、复加等方法。

5.字体的多变性

如果从古典版式设计到近代的网格版式设计再到现代的自由版式设计都采用一成不变的字体设计，读者该是怎样的感受？肯定是呆板、不合时宜。任何新颖的版式设计都离不开字体的创新。古典版式是这样，网格版式也是如此，到了自由版式时代对字体的要求不仅是种类多样，而是更要求字体根据版面的需要来进行设计，要求字体要不断地创新并具有时代感。字体的多种形式，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它针对不同的版面效果而产生，不但能带来版面的新鲜感，而且还能反映出时间的流动感、速度感。

古代典籍篇9

关键词：训诂学；性质；释经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82-01

训诂学是我国的一门传统学科。在漫长的发展中，它积累了丰富的训诂经验，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训诂规律。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论著纷纷发表，成果颇丰。但对训诂学的性质问题却一直很少有专门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训诂学的有关著述，对其性质的研究状况作一些概述。

一、关于训诂学性质的几种观点

对于训诂学性质的讨论，语言学界专著或专论并不多。主要的观点在专家学者的训诂学专著或论文中会有一些体现。根据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的归纳，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训诂学即语义学或词义学。如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吴孟复《训诂通论》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二）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或语文学的一个部门，是综合性学科，不等于语义学或词义学。如陆宗达《训诂简论》、殷孟伦《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等著作中有关章节。

（三）训诂学即阐释学。如申小龙《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评：中的训诂学思想》。

（四）训诂学是研究正确解释语言的学科。如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洪诚《训诂学》等。

（五）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这是张月明在以上几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观点。

二、训诂学的性质是释经学

（一）从它产生的来源看，起源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说明。由于语言的发展使人们在阅读古书时产生障碍从而促使人们对古书进行解释，这便是训诂的开始。中国训诂实践产生得很早，至少在战国之前就已经产生。但训诂学的产生和其他学科的产生一样，必须具备基本理论框架、专门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术语体系等条件。在传统的“小学”中，最早的训诂学著作是《尔雅》。后来研究表明，《尔雅》具备以上条件。所以《尔雅》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产生。但是罗常培关于《尔雅》是汉代经师解释六经训诂的汇集之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同意。严格意义上的训诂学著作都是为了诠释经典而作。

（二）从它产生的目的看，是为了解经。张月明《训诂学性质研究述评》认为训诂学是汉文古籍释读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型学科时是这样说的：

“清代著名训诂大师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可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是说释读汉文古籍当从词句入手，然后才能了解圣贤的思想。虽然戴氏所言仅提及解经，但这正是训诂之事。我们何尝不能推衍开去：释读汉文古籍均由词句入手，最终目的是弄懂文本的意旨。《尚书》艰涩难懂是因为语言古奥，而《易经》玄幽难明却恐怕主要在于易理包罗万象。因而《易经》训诂就不能只是释词解句，注《山海经》必得古代地理知识撑持，释《黄帝内经》须有医学知识佐助。否则有注几于无注。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一个训诂大师同时必定是一个汉语学家，而一个汉语学家则未必就是训诂大师。”

（三）训诂的对象涉及面很广，但都以经学著作为核心内容。从训诂的产生到发展，训诂的对象有一个从窄到宽、从单一到广泛的过程。但是，仔细考察其内容，训诂的对象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

（四）训诂学家一般都在经学方面很有研究，一般也是经学家。正如张文所说：“事实上中国古代训诂大家极少纯汉语研究者，许慎‘五经无双’，郑玄是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但我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训诂大师必定都是经学大师。

综上， “训诂学是经学的奴婢”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所谓“奴婢”，意义很明确，就是为经学服务之意。如果以上各点可信，是不是可以说，训诂学存在的唯一目的说是为经学服务，就是为了诠释经学。

三、结语

训诂学是全面研究前人对古代典籍的解释实践及相关论述，总结其解释方法，确立其解释原则、探讨其解释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对象是训诂，即关于古代语言的解释。因此，有关同源词的研究，词族的研究，语义系统的意义关系的研究等，都应该从训诂学的领域划分给相应的其他语言学科。训诂学的任务应当是求出古代典籍语言解释的一般原则、方式、方法和规律，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典籍，而不是探索词义的系统和根源。它只有保持用语言解释古籍这一特色才会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古代典籍篇10

朱子注《孟》之因袭面综罗汉魏诸儒解经之成果，充寓《经学》之精神：这一点和他注《孟》的创新面中自出心裁，充满“理学”之作风构成有趣的对比。在《孟子集注》中，朱子引用有宋一代以前典籍之次数共404次，包括属于经部的典籍155次，属于史部的典籍64次；属于子部的典籍30次，其他各种字书则共引用155次。我们再细查朱子引用各类典籍之总数，则可以发现属于经部者有15种；属于史部者有6种；属于子部者有21种；各种字书则有8种。朱子不仅引用经籍以阐释《孟子》，更引用宋以前儒者各种注疏，其次数共323次：包括经部典籍的注疏引用不下93次；史部典籍的注疏引用9次；子部书籍的注疏引用17次；集部书籍的注疏引用4次。从以上有关朱子《孟子集注》中引用书籍次数的统计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朱子引用典籍及前贤注疏以阐释先秦孟学之基本立场。史部、子部及集部诸书多系被征引来阐明此一基本立场，作为经部诸书论点之附注而已。

但是，我们以上所做的两个统计尚不足以穷尽朱子对孟学解释之因袭面。朱子注《孟》除泛引经、史、子、集各典籍及其注疏之外，袭用后汉赵岐之旧说的次数亦甚为可观，这是《孟子集注》中最可注意的一个发现。朱子常云：“解书难得分晓。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他对《孟子》赵氏注评价甚低，但据我们统计，通贯《孟子集注》全书各章，朱子引用或因袭赵氏注者共高达584次；有关国名地望者共30次；有关经典出处者共15次；有关古代制度者共13次。

就以上统计所见，朱子袭用赵氏注者以有关文字训诂者为最多，史实人名次之，两者共计438次，占总数之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就朱子观之，赵注之长处在文字训诂及史实人名之考证上。其次，有关国名地名、经典出处、古代制度之训解，朱子之从赵氏者共58次，尽以赵氏近古，所论古制及地望之考证较为可信，故朱子多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