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技范文10篇

古代科技范文篇1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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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古代科技范文篇2

［关键词］道教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古代科技范文篇3

加深对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了解，弘扬古老的华夏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课程标准]

1、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社会的科技文化成就。

2、基本要求

活动：采用多种手段获取图文资料，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古代中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的突出贡献。

[教学重点]

中国封建时代的科技文化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教学难点]

如何分清中国古代文化的和糟粕，去粗取精，古为今用。

[教法设计]

可以通过知识竞赛来了解我国封建时代科技文化的辉煌灿烂。

[课时安排]

1-2课时

[导读提纲]

1、阅读p17正文段及p17-18小字材料，思考：请举例说明中国封建时代的科技文化成就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怎样?并谈谈给我们什么启示?

2、p18分组收集材料：一组-人物，二组-作品，三组-景观，四组-发明(详细说明看课本)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播放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在奴隶社会,文字的出现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西欧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得多。

讲解新课

三、独领风骚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板书)

1、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突出成就。(板书)

1)指南针是我国人民最早发明的，它的使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如：航海。2)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隋唐时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集。北宋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多年。3)火药也是我国人民最早出现的。唐已能制，北宋火枪，南宋火炮。4)早在1800多年前我国人民就知道用树皮、破布、旧渔网等原料，造纸。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指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5)中国古代的数学十分发达。祖冲之是世界上把圆周率准确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的第一人。6)中国的天文历法以农业应用为本、天体位置计算十分高明。7)东汉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8)中国的蚕丝织品令西方人羡慕不已。

9)中国的瓷器早就名扬天下。10)中国的铁器产量和质量都令西方望尘莫及。11)中国医药学自成一家为世界所瞩目。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12)中国农学。《齐民要术》

13)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也十分发达，如：万里长城、故宫、赵州桥。14)创造了灿烂的文学艺术。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世界上占有主要的位置……

15)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列举从1到18世纪，由中国传到欧洲等地的重要发明就有26项。

2、中国的世界之最

1)建筑

最长的城墙--长城;最大的宫殿--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塔--中国杭州的六和塔。(初建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北宋宣和三年(1121)焚毁，后经多次改建和整修，现存的砖构塔身为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历时十年于隆兴元年(1163)建成，塔刹系明代重修，外部十三层木檐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重建。塔高59.89。)。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构塔式古代建筑--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塔高67.31米，呈八角形，刹高9.91米)。世界上建塔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隋李春设计的赵州桥。

2)经济

中国周朝"铲形"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硬币，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770年。最早的纸钞--交子

至今世界上所发行的纸币中，最大的是中国明朝发行的一贯钱钞票，票面宽为22.86厘米，长为33.02厘米。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织帛最早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制造瓷器最早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饮茶的国家

3)文化

世界上最古老的旗是公元前500年的一面旗。它是从中国湖南省长沙一位王妃墓中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图集--在河南洛阳编绘成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一部地理名著--《禹贡》。把全国分为九州，然后分州叙述各地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田赋、贡品和交通等情况。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内容已经变化，于是，裴秀便参考收集到的历史地图，结合晋朝的行政区划，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和疆域的基础上，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世界现存的古老的报纸--"敦煌邸报"(内容是通报归义军节度使的使臣到朝廷索要符节的经过情节)，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现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是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典》，共22，937卷，由二千名学者在1403-1408年编成。最大的出版物--《永乐大典》

4)科技

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世界最早的关于彗星的记录--《淮南子·兵略训》中就记录了公元前1057年的一次彗星，它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哈雷"的彗星。世界上最早有文字的太阳黑子记载-世界上流星雨的最早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

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的骨笛，是公元前5000～前6000年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

世界上最古老的钟表--中国公元前725年制成的机械钟。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战国甘德和石申合编的《甘石星经》。最早的地震仪--汉代张衡132年设计制造的地动仪。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熨斗的国家--中国的汉代(公元2年)(比外国发明的电熨斗早了1880年)。世界上把圆周率准确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的第一人--祖冲之。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针灸医治疾病最早的国家。世界上第一次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唐天文学家僧一行。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的--宋代宋慈(1186-1249)所著的《洗冤集录》，这部书出版于宋理宗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

4、中国的世界遗产*

1)武夷山2)泰山3)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四川省北部)4)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湖南省)5)庐山国家公园

6)黄山7)峨眉山和乐山大佛8)黄龙风景名胜区(四川省西北部)9)青城山与都江堰10)云冈石窟(山西省大同市)11)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12)明清皇陵(明显陵(湖北省钟祥市)、清东陵(河北省遵化市)、清西陵(河北省保定市易县))13)曲阜孔庙、孔林、孔府14)龙门石窟15)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

16)莫高窟17)武当山古建筑群(湖北省丹江口市)18)大足石刻(重庆市的大足等县境内)19)秦始皇陵(陕西省临潼县)20)丽江古城(云南省的丽江纳西族自治县)21)苏州古典园林(江苏省的苏州)22)周口店"北京人"遗址23)平遥古城(山西省)24)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25)天坛26)颐和园27)长城28)明清故宫。

5、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文化成就,代表了全人类在封建时代所达到的水平,是世界科技文化发展史上极为辉埋的一页。

6、阻碍中国古代文明的六大事件

1)秦始皇的焚书事件2)独尊儒术3)金元入侵4)明朝的统治、八股文5)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6)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惟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溶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是我们完全能实现的。

[巩固总结]

古代科技范文篇4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古代科技范文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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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技范文篇6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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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8．

古代科技范文篇7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二)官办为主.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

(三)以满足封建自然经济和统治阶级生活等需要为目的的实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从总体上、从主导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抽象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国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更好地为修订历法服务.

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从地理上来看,地理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特色、人们的思维模式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国处于东亚,地势相对闭塞,东西文化交流不易,中世纪时基本未吸收古希腊文化,也未能吸收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的文明.传统文化一直在本土发展,虽然保证了它的延续性,但无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就很难更新文化模式.于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就很难再有突破,渐趋衰落.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自古以农耕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规模狭小,分工不发达,男耕女织即可安居乐业,似乎并无扩大生产规模,积累更多财富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统治阶级一直采取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这就使中国没有催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因此,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对中国的贡献远不如对西方;各个行业的许多个人独创,祖传秘方不仅难以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得以不断创新,甚至根本得不到推广,有的还几乎失传.

(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先从政治上来看,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利于科技进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道轻器"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观念上,上自统治阶级,下到黎民百姓,都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科技人员.技术被视作"末技",技工社会地位也极低下.在制度上,封建专制国家一方面垄断全国的各种资源,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独占天下之利并独占一切获利之途;另一方面又通过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操纵天下人的荣辱沉浮,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国家政务无关的学科极难生存;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农、医、天、算、地等学科也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科技不过是国家政治的附庸.由此也造成了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三)从文化因素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造就了其教育特点和文化心理.封建国家的官办学校都致力于培养政治奴仆,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科学技术或被排斥,或受到忽视,教育对象为贵族子弟,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更不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民间办学也多重于经书理学,希望学子能藉此走上仕途.可以说科技在正式的教育中得不到滋养,科技人才在正式的教育中也找不到成长的土壤.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农耕经济决定了先民的务实观念,农民重视的在于农业、历法、水利、建筑、医疗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而对物理、化学、光学、声学等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农业型社会造就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保守性,安定的生活和生存模式使他们易于满足,缺乏趋新求变和积极开拓精神.

古代科技范文篇8

一、齐国农业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境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比较广阔的平原，有山麓堆积平原、胶莱平原、黄河三角洲冲积扇等。这些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蕴水丰富，是齐国农业发展的理想场所。先秦时期，齐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属于暖温气候(1)，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境内水利资源丰富，潍河、济水、大沽河、弥河等河流经境内，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齐国东有黄海，北有渤海，南有泰山，西有清河，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堪称"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护其发展中的农业不致遭到扼杀，为在列国割据兼并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齐国正是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发展农业生产的。

现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齐国就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这就为齐国的建立、富强以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目前在齐地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址(2)。此后，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齐地都有原始人类活动。人们在长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于是就尝试在居住地附近将采集来的这些植物的种子、果实种在土里，以期待它们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大约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随着全新世暖期的到来，齐地原始农业便在这种有利条件的孕育下得以诞生。齐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有后李文化(3)、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后李文化距今为8500～7700年，其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蚌铲、蚌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其陶器上粟作遗痕的发现，表明了齐地是我国最早产生粟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北辛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7300～63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刀、石磨盘、石磨棒、蚌铲等，主要为农业生产或粮食加工用途，其中石铲数量最多，为主要生产工具，标志着农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原始文化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发掘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粟作遗存就表明了这一点。龙山文化时期，在齐地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稻作遗存(4)，表明当时齐地人民还掌握了种稻技术。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齐地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时期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比原始社会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岳石文化时期（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不仅出土有比龙山文化数量更多的石质、骨质、蚌质的铲、镰、刀、锄，而且也出现了更适合农耕的新型农具方孔石锄和弧面石刀(5)；商代的农具中则出现了青铜斧、镰、犁等(6)。西周时，太公以功封于此地，建立齐国。他一方面因地制宜，"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7)，发展工商业；一方面也极其关注农业的发展，《六韬》中载太公之言，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农、工、商为"三宝"，缺一不可，"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8)。但同时他又把"大农"放在"三宝"之首，认为农业的发展应放在工商业之先，可见太公在发展齐国经济时并未忽视农业。有的学者认为太公时的齐国，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9)。其实则不然，从齐国盐碱地的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齐国北部今惠民、东营一带，而齐国中部地区，尤其是临淄附近，土地还是相当肥沃的(10)。所以说，太公当时推行重农政策完全是可以行得通的。以上论述表明，齐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奠定于石器时代，积聚于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的兴盛，可以说就是得益于史前的肇基与商周的发展。长期农业历史文化的沉积，使齐人积累了丰富的农作经验，这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农业科技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二、开明的民族政策

齐地自始以来一直为东夷人所居之地。太公就国时，就遭到了东夷人的强烈反对。史载：太公受封后，"东就国，……夜衣而行，黎明至国"，一到营丘，立即与东夷人（莱夷）发生争夺营丘之战，"莱夷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11)面对东夷人的挑战，太公如何应对呢？史书记载，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12)的建国方针。这就是说，太公采取的措施是因袭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等，不采取行政手段去变革它。这种民族平等的开明政策的推行，使得刚刚建立的齐国与当地土著东夷人之间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有助于保持齐国境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这样，齐人就能与当地的土著东夷人进行交往、融合，而民族融合有利于双方的科技文化的交流。众所周知，自新石器时代起，东夷人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尤其在纺织、金属冶炼、天文历法、陶器制造、生产工具制造等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3)。通过双方的文化交流，齐人就吸收了东夷人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农业科技），从而为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有生力量，促使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快速发展。

三、统治者实行重农政策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它可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要的原料，是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而且农业还能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保证。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古代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对农业生产高度重视，齐国统治者当然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首先，管仲改革，实行四民分业的定居政策。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将全国人民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主张"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士井"、"处农就田野"，"勿使杂处"。并且四民的职业世袭不变，即"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15)。这样，由于同一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利于彼此之间交流经验，提高生产技能；同时，四民长辈的经验、技术、技能很容易就传授给下一代人，而下一代人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教育，便能自然而然地学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技能。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技能的长进。

其次，齐国统治者实行奖励专门人才的科技政策。《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知时，曰’岁且阝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之大者也。"奖励范围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医药、时令、蚕桑七个方面，基本上囊括了大农业的整个领域。像这样全面而具体的奖励政策，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国家不仅奖励科技人才，而且还要求人们向他们学习科学知识，免去他们的兵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研究。同时，还把奖励科技人才的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显而易见，这种政策的推行对齐国农业科技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设置农官。为了有效地促使农业生产的发展，齐国设置了各种农官，从《管子·立政》、《度地》等篇可知，当时设有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水官等。同时在给这些官职选配官员时，要求官员们具备相应的科技知识。比如说，主管水利的司空要懂得"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臧，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禾分获"(16)。就是懂得排水、通渠、筑坝、蓄水，以保证农业丰收，也就是需要具备水利方面的科技知识；主管农业的司田要懂得"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就是要懂得土壤的地势高低、土质肥瘦，适宜种植何种作物，并懂得何时种植何种作物，以便对农业生产做出安排，也就是需要具备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农官的设置，使得有关的农业科技技术工作成为一项稳定的社会职业，保证了农业科技工作能够持续、系统地发展。同时，选拔具有科技知识的人才担当相应的职务，可以使得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下，安心地从事科技研究。此外，还能积累相应的农业科技资料。总之，农官机构的建立为科技取得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尊贤重士的政策和自由争鸣的学术气氛

古代科技范文篇9

关键词：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博物馆陈列

1我国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基本理念

1.1陈列展览的目的。博物馆是负责文物和标本的收藏、展示宣传、教育、科研的重要机构。我国是农业古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经过长期的时间和探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这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通过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以博物馆陈列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展示，能更形象的展示出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的巨大成就，更好的科普农业知识，对加快“三农”建设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陈列展览的指导思想。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是古代人民在农业生产和斗争中总结出的技术经验，有很多农业科技技术经验是十分宝贵和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展览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古代农业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展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的陈列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革和更新。现代博物馆陈列不能仅是实物的陈列，更是将教育、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要注重于参观者的沟通、教育、宣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博物馆的陈列应与时俱进，将历史与时代相结合，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突出古代农业发展的特色，更好的服务群众、服务社会。1.3陈列展览的方法。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博物馆在展览和陈列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必须资料真实、详细，能准确、科学的反映出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情况，要注重科学性、准确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尽量将科学与艺术完美的结合。博物馆陈列要注重人与物、动与静的统一和融合，通过科学的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实现观众更好的参与和互动。博物馆陈列旨在通过讲述过去神秘、未知的历史，搭建传递知识、弘扬文明的平台，开拓国际农业文化交流的舞台，更好的弘扬农业文明和传播现代科学知识，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

2我国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博物馆陈列展览需注意的问题

博物馆为我们了解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打开了一扇窗，使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不再像谜一样神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子科技、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使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在以更丰富、更形象、更多元化的形式得到展现。在进行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陈列和展览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2.1将基本陈列与专题陈列相结合。博物馆的陈列在进行展览前首先要根据陈列和展览的展品资源、场馆设备等为基础，进行合理的策划和选题，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博物馆的陈列要坚持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相结合的原则。以基本陈列为基础，通过基本陈列系统的展示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技术成果，传播现代农业科技。专题陈列是在基本陈列基础上突出农业特色。在进行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展览时，通过基础陈列，展现华夏农业文明，从生产、生活、科技、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系统的涵盖了古代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系统的展示古代农业的成就。专题陈列要以某一特色专题为切入点，通过专题陈列为特定的人群展示特定的农业知识。比如我国古代农业工具的专题陈列。通过陈列不同功能、样式、用途的传统农具，按照播种、田间管理、灌溉、运输、加工贮藏等不同的单元，系统的展示了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形象的诠释了我国的农耕文化。比如我国古代陶器专题陈列，通过陈列各式各样的陶瓷，使参观者在观赏不同年代和时期的陶瓷造型、精美纹饰，展现华夏文化的起源和足迹。此外，专题陈列不仅从内容上进行区分，还可以从形式上设立不同的专题内容。比如开展青少年农业科普专题陈列，以展示古代农业科技为主要内容，以科技互动为主要手段，通过互动展示和陈列，让青少年在参观中了解农业知识，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科学的兴趣爱好。2.2将陈列内容与设计形式相融合。我国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的博物馆陈列要注重充分调研和考虑受众的各种需求，采用群众乐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既要丰富陈列内容，又要使陈列更加贴近群众，实现内容和需求的有效统一。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在进行展示时，要根据古代农业文物展览品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充分挖掘陈列展品的特点和亮点。比如通过丰富的声音、光线、多媒体等手段，结合场景的变化，将静止的文物展品与明暗的光线、动感的画面相结合，丰富参观者的视听感受。同时，可以利用精美的道具，将场景进行复原，让参观者融入场景，置身于实地实景之中，更深刻的融入和感受到古代的生产环境。在进行专题陈列时，要根据不同的专题内容采取不同的设计形式，要突出个性化的特点。比如对中国古代农业工具的专题陈列中，可以采取能暖色调的变化，突出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变换，展现更加丰富的人文气息和意境，将古代人劳作的形态以多媒体的形式更直观生动的展示出来，展现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2.3将专业知识与通俗表述相结合。由于古代农业科技技术的陈列和展示不是单纯的艺术品的展示，既涉及到古代文化，又与农业技术息息相关，因此必须注重陈列和展览的专业化。比如要考虑农业技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分期问题。我国农业史上起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必须对古代农业科技进行合理的分期。有的历史类的展览是以朝代为分期断点，而历史的更替并不是农业科技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因素，也无法准确的反映古代农业科技的时间段。因此，对古代农业科技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期应该按照农业耕作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作为划分的主线和脉络。在保证古代农业科技技术陈列专业性的同时，陈列的内容要尽量的通俗化。古代农业科技技术陈列主要涉及古代的历史，需要通过参考和引用大量的古代书籍和文献资料。古代书籍和文献专业性强，是用古代的语言记录的，现代的参观者会有理解上的困难。为了让参观的内容更通俗易懂，需要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在进行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展览时，可将引用文与白话文相结合，在引用原文的同时进行意译，讲解时使受众能够更直观、更快速的了解相关的内容和知识点。2.4将科普教育与互动体验相结合。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而言，利用博物馆为载体，进行科普教育活动，能更好的调动青少年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在进行古代农业科技技术成就展览时，可针对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以及兴趣爱好等，开展青少年的专题陈列，从青少年的特点和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多媒体、声音、光线、虚拟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将晦涩难懂的农业知识通过形象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以互动参与的方式，让青少年真实的参与其中，在虚拟的劳动成绩中，通过参与农作物的播种、收获、加工等环节，使他们真切的感受到劳动和收获的快乐，从而激发了青少年的求知欲，培养他们热爱科学和农业的意识。

此外，根据农业的本身特点，我国的农业博物馆还推出了室外展览的内容，通过建造传统的农业园，将传统的农业场景以雕塑的形式展现出来，室外展览充分利用优美的园林环境和建筑风格，结合我国农业文明的陈列展出，是室内展览的延伸，同时又为参观者提供了身心愉悦的视觉感受，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理念，在休闲娱乐中普及了农业科普知识，展现了古代农业的丰硕成果和伟大成就，重燃了人民对古人的敬仰之情，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操。也是对农业知识的科普，对加快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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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技范文篇10

关键词李约瑟现象官科技科学技术史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官科技”产生的历史缘由

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的，它和这个大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尽管产生我国古代“官科技”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考虑。

第一，“官科技”首先产生于官方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说到底是一个农本位+官本位的社会。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国家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并因此而组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中国古代三大科学中的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研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建立天文气象、地理等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可以说，从早期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后来的国家机构，其构成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具有相关技术的人员得以进入管理机构。

在我国古代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氏族首领往往是农业及其有关科技知识的掌握者。如舜的先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⑤就是说幕有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有助于农作物因时顺季获得丰收。此后，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袭家学，并成为其家族各代世为虞君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领导农业生产都是官府的核心工作，并使与之相关的官方科技活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农业的需要是古代中国“官科技”特点形成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皇权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皇权是国家的集中体现。皇权的需要明显地表现在为皇帝的神化和皇族生活服务方面。

中国古代，造神运动与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清康熙，都被赋予神的力量。最初，人们只是出于对杰出首领的敬慕而将其神化，后来，统治者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制造出“君权神授”的理论。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取得天文学方面的根据。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性外，它还是维护皇帝“天子”神话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历法从来都是由皇帝来颁布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

除为皇帝“天子”神话服务外，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被用来为皇室的生活服务，如医药、建筑、陶瓷技术等。我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太医院、御药房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皇室成员服务，有时也在皇帝的指派下为大臣们服务。我国古代辉煌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也是古代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在当时，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一般都设有营造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宫室建造缮修工程事务。而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工部也有修建宫殿、园亭为皇室服务之职责。如清代世袭的建筑设计官“样式雷”家族，就是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可以说，当时的官方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

第三，“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以中国古达的制图学为例：在我国古代的政府行政活动中，地图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主要表现为它被用来作为征收赋税钱粮的凭据和行政区划管理的工具。如：秦汉之际，萧何在刘邦攻人咸阳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⑥(图书即地图、户籍)，掌握山川险要、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

这种以地图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大多如此。就是因为制图与国家管理关系重大，致使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钻研制图学。如我国古代创造“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晋武帝时的“司空”(相当于宰相)。

第四，“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

仍以制图学为例：制图学在国家军事活动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管子·地图》记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我国古代，掌管军事的兵部都设有职方司(或类似机构)掌管军事地图的制作与日常管理。

此外，地图还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的分封活动中，地图被作为领土的象征而被授予各领主。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图也作为领土的象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凡投降国或归附于中央的小国总是以献地图作为投附的象征。

总之，“官科技”产生于各种官方活动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这种官方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实用技术为主。

二、“官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作为农业国家管理的工具，表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与科学技术活动的关系上。

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中就设有有关科技的公职。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是所谓“带头学科”，自颛顼始，部落联盟设立了观天的职事。如《国语·楚语下》载：“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尚书·尧典》又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证，古籍所载的这些司天的人员，皆为部落显贵之后。这表明，观象授时的知识，都被担任公职的司天人员等所垄断。

在我国古代国家机构渐为严密之后，科技机构的设置也更为明确。以《周礼》上的记载为例：《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医之政令的医师，并设有食医、兽医等专门医疗机构；《周礼·春官·宗伯》中有掌握历法工作的冯相氏，有掌握观测天象和占星术的保章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掌管六牲的牧人等，有掌管地图的职方司，有掌土圭之法、进行大地测量的土方；《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掌识别土壤和根据不同土壤施肥的草人，掌农田排灌和耕作的稻人；等等。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在国家机构中设立有相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职能部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官员曾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阶层的范围内，如大司农等。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此类官员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科技业务机构一般属官僚机构中的中、下层，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太医院院长官为正五品，其他有关官吏的品秩皆在此之下，更有甚者，御药房与寿药房的业务人员名为“苏拉医生”，其地位与差役“苏拉”相近。

第二，我国古代的“官科技”还表现在官方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控制上。

中国古代的官方科技人员多为世袭，一般不得脱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部门，如太史、巫(医)师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和技术；司徒、司空等垄断着农业和手工业知识和技术等。这些官吏多是子就父学、世代相传的“畴官”，如清代的雷氏家族世代为皇家建筑师。而技术工人则世袭为“匠户”等。官方控制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世袭官僚、官匠掌握科学和技术。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冶铁技术也控制在官方手中。而铁器的革新也多出白官方工匠之手，并通过官方加以推广。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祐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官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

以上所谈的是我国古代“官科技”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表现。而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性质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沉重桎梏。也就是说，它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的最为直接和具有关键意义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首先表现了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包括：

第一，国家政府中有关科技机构的建立，使一些重要的实用性的科技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科技事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和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科技活动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史上，由于献科技成果而获赏、升官、免罪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在实际利益上刺激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刺激发明、创造的具有十分现实利益的鼓励则较少。这无疑大大限制和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和创造热情。而统治者主观上的不支持，则直接迟滞了本国的科技发展步伐。欧洲发展史上的“灰色中世纪”也与此有关。

第三，官方性质的科技活动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积累科技资料。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文、气象、地理、中医药学资料，它们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系统、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科技史料。

第四，官方机构中往往集中了全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我国古代曾经进行了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科学家所无法想像的科技活动，如僧一行等人进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科学活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世界大地测量史上规模空前的测绘活动等。这些大规模的科技活动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科技难题，取得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而在其他国家，如在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工作仍完全由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僧侣去做。沙皇政府不但不关心科学事业，而且限制科学创造，俄国科学家要在经费不足、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我国古代“官科技”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我国古代曾由国家颁行了多种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方面的法令，其中，建筑工程、机械制造、手工工艺等方面较为典型，如著名的《营造法式》、《木经》等就属于这种标准技术文件。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是通过官方推广开来的，如蔡伦的造纸术就是由官方推广到全国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形式的推广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传播快得多。而且，我国古代的出版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常常把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出版颁行，甚至有些作为国家法令来颁布。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极为普遍，有益于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快它们的应用进程。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特点，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它的两面性。我国古代主要科技活动的官方性，曾经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也隐藏着消极的因素，特别是当古代科技发展到了高峰期之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稳定、日渐僵化的大背景下，它成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沉重桎梏，成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官科技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需求的产生，没有新的强烈的需求就不会有新发展。

在“官科技”的情形下，需求主要来自于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是维持当时的农业生产、保持“天子”神话、为统治者服务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古达的三大科学——历算、中医及地理学和发达的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它们皆为实用之术。这种与农业时代和封建制度对应的低水平的需求是不会成为近代科技产生的动力的。相反，它还压制着新的创造要求。由于官方只重视科技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造成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进入趋于停滞的状态。而欧洲的学院式科学，则在自然哲学和理论性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农本位和官本位的双重枷锁，极大地压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第二，“官科技”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它带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病。

如，它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之后，也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死的教条，它们限制着一切革新要求，如建筑工程的标准化使我国古建筑日趋统一，形式上缺少变化，甚至当时进行建筑设计时，只须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就可以了，清代“样式雷”家族所留下来的数千份设计图就基本上是平面图，因为其他内容只需按照标准规定施工就可以了，这无疑对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官场的恶习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中，科技官员的地位呈日渐下降趋势，选官制度越来越重道德、轻技术，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必须在科技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天文知识等方面有专长。到我国国家出现初期，科技知识的掌握者由于阶级的产生、政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一般性工具，它对政治的左右作用已逐渐消失，科技官员的地位不断下降，到明清时期，他们只是一些中、下层官吏了。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⑦技术官的升迁是受到限制的。这个做法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吏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吏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更表现在逐渐形成、日渐僵化的科举制度上。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⑧以至清末革除科举制度时，《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⑨选官制度是导向，它必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郑关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就强调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在基础学科设立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这样，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思想极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科技知识对学者们来说，显然是缺乏吸引力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马上造成科技落后，其后果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使在我国明代科技较为繁荣之后，清代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主要表现为停滞，而停滞就是落后。清代末年，清统治者在火车等新科技事物面前表现得极为无知可笑，就是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李约瑟博士曾思考：“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呢?”⑩“官科技”要素是解释这一问题答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中国古代“官科技”是农业国家的官方科技，“官科技”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比较成型的科技体制，必然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官科技”是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及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但是，在现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对官科技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主要的、多数的科技活动都与官方有关，没有官方的参与，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而忽略了这种古代科技的官方性质，也会使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取得圆满的结论。在现有的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著作中，多是以古代科技成就结合时间线索为其写作主线，这就很难表现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全貌，许多科技史上的重大问题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对“官科技”的展开研究应成为中国科技史的课题之一。

注释：

①J．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9页。

②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M．戈得史密斯等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③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④中国古代历代著名科学家大多为政府官员或曾为政府官员，并借此有利的地位开展其科技活动，如李冰、蔡伦、张衡、郦道元、贾思勰、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

⑤《国语·郑语》。

⑥《汉书·萧何传》。

⑦《全唐书》卷九十五。

⑧郑关应：《易言·论考试》，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