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范文10篇

古代史范文篇1

改造生存环境的奋斗精神

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世世代代同大自然作斗争，改造生存环境，恩惠时人，造福后代。

远在传说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灾害。舜命禹去治水。禹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使之流往海洋。他治水认真负责，十分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花了13年工夫终于把洪水控制住。

战国时期，秦国的水利专家、蜀郡守（相当于后世的县官）李冰政绩卓著，功垂千古，他在岷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时至今日，2200多年来一直在川西平原造福人类。

西汉文帝、武帝时，黄河两次决口，泛滥成灾。汉武帝刘彻调集了几万民工，进行治理。他亲临工地，视察工程，指挥调度。经过这次治理，以后80多年里，黄河没有发生过大水灾。

王景是东汉时的水利家。汉明帝时，黄河决口，在汴渠一带泛滥了60余年。公元69年，王景受命治理黄河。他采取“河汴分流”的措施，终于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使黄河下游两岸被淹的几十个县的土地又了良田。

以上几个名人治黄修河的事迹，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征服大自然斗争的缩影，是各族人民对祖国无私奉献的生动例证。

誓死抵抗外敌侵略的斗争精神

中华民族富于斗争精神，勇于抵抗外国侵略者，誓同外敌血战到底，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功迹。戚继光、郑成功、康熙帝就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杰出代表。

戚继光自幼痛恨倭寇横行，16岁时曾作诗明志说：“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他编练的“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奋勇前进；鸣锣该退，就是前面有金有银，也要坚决退回。

1561年，他率领这支反侵略军在台州附近九战九捷，消灭倭寇5000余人，荡平了浙江的倭寇。然后，他又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相配合，到1565年基本肃清了福建、广东的倭寇，成为我国永垂史册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我国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民族英雄。1661年，他率领将士25000人，由金门出发，经澎湖在台湾登陆。经过8个月的极其艰苦的战斗，他终于打败了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1662年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宝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这无疑是台湾史也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康熙帝是我国封建帝王中比较优秀的人物。为驱逐沙俄侵略者，他曾亲自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

1685和1686年，刚刚超过30岁的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重创俄军，迫使沙俄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东段的边界问题。1689年，他又派遣索额图等同沙俄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东段的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康熙帝为祖国立下了不朽功业。

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反抗精神

我国古代史上，一再爆发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没有达到根本改造社会、完成农民阶级自身解放的目的，但是由于提出了蔑视权贵、否定特权的口号，或提出了打乱封建统治秩序和占有制度的纲领，并为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就充分显示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大无畏反抗精神。前者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后者如黄巢起义提出的“均平”，王小波起义提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等等，便是这种反抗精神的集中反映。

我国古代史上几乎绵亘不绝的人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使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起义前的政治腐败、黑暗，土地高度集中，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而变为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并略有改善。

秦末农民战争结束后，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注意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宽舒政策，到文帝、景帝时出现了“文景之治”。

绿林赤眉起义推翻了王莽的“新”朝的统治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调整了统治政策，十多年后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人民的人身权利也获得了较多的保障。

唐朝统一中国后，唐太宗吸取惰亡的教训，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懂得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全面调整了统治政策，使得唐朝前期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在大规模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明朝和清朝，在其统治的初期也都注意调整统治政策，使国家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事实雄辩说明，在我国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那些阶段性发动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才是打击反动统治阶段，扫除腐朽、邪恶势力，清理国家发展道路的强大力量，才是推动祖国前进的伟大动力之一。

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战争；渴望统一，厌恶分裂。

我国历史上虽然出现了四次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四次大分裂终为四次大统一所代替：（一）秦王羸政于公元前221年，结束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二）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统一中国；（三）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结束南北朝对峙局面，统一中国；（四）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结束宋金对峙局面，统一中国。这四次大统一说明，统一是祖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上述四个帝王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心的归向而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这四次统一之外，清朝的统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清初，台湾的郑氏割据势力即郑经、郑克爽武装集团使海峡两岸处于分裂状态。1683年，康熙帝派清军进入台湾。次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另外，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以噶尔丹为首的分裂势力，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狂妄要求，企图在沙俄支持下造成祖国的分裂局面。康熙帝亲自带兵迎战，先后于1690年和1696年分别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的军队，最后消灭了这股分裂势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事件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该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明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逐渐被沙俄所控制。1771年一月五日，27岁的渥巴锡领导土尔扈特人发动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接着踏上了重返祖国的艰难征程，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付出了牺牲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证明了中华祖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探索发展道路的改革精神

中华民族善于继承，但也勇于改革。中国古代中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改革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

春秋时期，齐恒公任用政治家管仲进行改革，使齐国势力大振，齐恒公因而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逐渐成为七个诸候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鲜卑族）进行了永垂史册的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尤其是他颁布的均田令，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直到隋唐都基本上承袭了这种新的土地制度。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它的指导思想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富国强兵”，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怀的。

我国著名的改革贯穿着中国古代史的始终，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种优良的改革传统为近代的先进人物所继承。19世纪末，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动了。在变法遭到封建顽固派镇压的严峻时刻，伟大的爱国者、改革家谭嗣同挺身而出，拒绝流亡海外，坚持斗争到底。他曾给后来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珍贵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为变法、为祖国而献身的高尚精神恰恰就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诸多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对这些改革的爱国主义实质的最好说明。中国古代史的改革大都具有进步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探索精神、革新意识和强大的生命活力，是推动我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

各民族共建华夏的贡献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由祖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50多个民族都对我国古代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就是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族人民辛勤培植的植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罗卜等种子通过汉使传入了内地，丰富了汉族的生活；内地汉族的铸造铁器和凿井的技术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各族的发展。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与大交流的趋势：各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广大汉族人民也学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验。辽、宋、夏、金时期，中原的汉族与北方及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通过榷场进行了频繁的贸易，促进了彼此的发展，等等。

其次，在肯定汉族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和女真族（满族），对祖国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创立了包括行省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其中行省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尤其巨大：第一，为我国明清以后的行政划分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台湾和西藏的管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于同处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彼此融合，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内聚力。

女真族先是建立了一个地处淮水、大散关一线以北的地方政权“金”，后又建立了统治我国达268年之久的清王朝。清王朝前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加强。

上列事实说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共建华夏的伟大贡献精神将永垂青史。

推进边疆发展的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是乐于奉献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甘愿效劳边陲、为祖国进行奉献的开拓者层出不穷，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骞和班超。

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于公之前139年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公元前126年方才归汉，在外共13年，其中被匈奴扣留达11年之久。回到长安时，出发时的100多人中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二人了，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公元前119年，他又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直到公元前115年才由乌孙使者伴送归汉，次年病逝。他把自己一生的最后20年都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边陲。

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的古代文明开始西传、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张骞通西域的另一个伟大作用是，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班超是继张骞之后我国又一个在边陲为祖国效劳和奉献的杰出人物。公元73年，以效法张骞为己任、以投笔从戎著称于世的班超随从窦固出击北匈奴贵族，旋奉命率吏士36人赴西域。他在西域整整活动了30年，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西域各族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他还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条支西海（波斯湾）而还。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从陆路走向欧洲的最初尝试。102年，班超回到洛阳，不久病逝。他把自己一生的最后30年完全献给了西域——我国的西部边陲，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张骞和班超的献身边疆的精神将永远闪射光芒！

与亚非各国共进的携手合作精神

中华民族是胸襟广阔的民族，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也胸怀整个世界。中国古代史上出现不少优秀人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交流经济和文化，增强友谊与了解，为亚非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

玄奘是唐代高僧，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为了解决疑难，他不辞辛苦地去到天竺（印度）学习，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时光。回到长安后，他又从事了19年的翻译工作，译成经、论75部，凡1335卷。他所译的经籍，对丰富福祖国文化有一定贡献，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

鉴真也是唐代高僧。他曾六次东渡，最后一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他先后在日本九州、奈良等地传布佛教，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知识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后长眠日本。

郑和是我国明代的伟大航海家，回族。从1405年起到1433年止，在28年间他共七次出海远航，到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地区。郑和的船队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地区的友好贸易关系，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情谊，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早。郑和航海的最后一年比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年要早59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的一年要早64年。郑和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航海家。

郑和第七次航海起程时年已60，回国时叶已62岁，不二年即病逝。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远洋航海事业。

上列以玄奘、鉴真、郑和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亚非，属于世界。

为国为民的科学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是勤劳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古代史上，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培育出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

我国古代文化璀璨夺目，光彩照人，举其要者有如下述：商代的青铜文化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春秋时期关于哈雷慧星的世界最早记载；战国时期产生的世界首部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比西方早500年提出的勾股定理特例；比西方早800年问世的药典《唐本草》；西汉至宋代我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等。这一切都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珍奇，其中四大发明是使我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它的西传则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尽人皆知的影响。

我国古代科学家，灿若群星，令世人瞩目：

东汉科学张衡，创造出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后者比欧洲出现的第一台地动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在世界上首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

南朝科学家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兀的值在3.1415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科学家。他提出的兀的密率355/133要比欧洲早1100多年。

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成为世界上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第一个人。

元朝科学家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科学家共同编制了《授时历》。该历同现行公历即1582年提出的格列高利历一年的周期相同，然而比后者的确立早300年。

李时珍是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经过27年艰苦劳动。终于著成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

古代史范文篇2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古代史范文篇3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上限起于原始社会，下限迄于清鸦片战争前。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稿中不再详细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章、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稿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稿从以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为界分为三部分，是由三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稿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志谢。

序言•历史的含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延续至令的国家，中国有着从古至今不中断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史官文化。

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史字，多是和御史、小史等职掌在一起，那多是史官，后来有了春秋、《史记》等史书，有司马迁等史学家。历史一词，较早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古代史等，只能算是人们写的中国古代史时期的历史，并不能说他们写的这些历史的书，就是历史本身。在习惯上，也称这些历史记载为历史的。这是因为历史的，是一个形容词，因用的时间、地点不同，意义相异，有过去的、可记忆的、卓著可传后世的、学术上考察事物的方法等。

特别重视“历史”一词的不同用法，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结，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复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式，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们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资料、史料，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那些卷帙、册纂、图表、典籍，全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历史的本体”。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看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史学论集》197--199页）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一滴水可以发现世界，但一个世界决不只是一滴水。由此可知，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别，我们要研究历史，要充分利用人们书写的历史记录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

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人类历史活动本身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但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释，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释中的事实，解释是活动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也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才算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也是暂时的，要时时变动的，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种意义，一是说，曾经经历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二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释是正确的。前者变动比较小，后者则是时时变动的，因此历史是古老的而又是年轻的。一个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化，人们对历史的解释自然要不断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认识的历史。如孔子，春秋时代的孔子，董仲舒的孔子，古、今文经中的孔子，宋、明儒学当中的孔子，当今的孔子各有不同。关于历史的开始说法各有多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就有不同的史学研究重点。

历史不只是记载过去事实的记录，也不是只记录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不断发展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但并不是生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是民族的记忆。历史是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的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便是从远古到1840年的历史记录，并且记录的仅仅是历史的大致轮廓。学习本课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掌握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知识，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古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学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方法。了解整体事实，寻找它的真实确切的根据；理解事实，寻找发展进步的规律。

第一章原始社会（约二百万年前--前2070年）

第一节中国历史的开端

中国长期以来，讲历史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说故事开始的。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列主义传入我国，考古事业也随即兴起，古史辨学派对古史、古书的研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深入人心，就像所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磨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家郎•读史》）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科学的成果学起，顺看老祖宗走过的路程，研究当年演变的足迹，重温变革的历史过程，以了解历史的真象。

一、人类体质演变历程

人类是从什么地方走来，有人说是从海洋中来。如果从海生藻类的产生算起，已有了十万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到了三千万年前，有了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埃及古猿，其体形像猴，大小如家猫，头骨容量大小为30公分厘米，雄性的犬齿大而尖，雌性的犬齿比较小，身体比当时任何哺乳动物都大。在2500万--500万年前产生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森林古猿，因发现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纪的地层中，因发现时古猿化石与树叶化石并存，所以命名为森林古猿。

腊玛古猿，首次发现于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低山区的哈里塔良格尔地方的中新世后半期或上新世前半期的地层中，大约距今1300万--800万年前。

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其中的粗壮种是在进化中绝灭了的分支。纤细种则发展为猿人，1924年，在南非阿扎尼亚金伯利市以北80公里的塔昂火车站附近的山洞里首次发现，是一个既像人类儿童又像猿的头骨，距今约有335万年到375万年本;

可以这样说，人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它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渐演化为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纤细种）到直立人。南方古猿（纤细种）会制作石器已转化为人了，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中国的云南开远县小龙潭发现了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禄丰县石灰坝等地先后发现了八百万年以上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现了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地区之了，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摇篮之一。

从古猿经过猿人、古人、新人，完成了由猿向人的转化，随着劳动的开展，其体质一步一步向人类迈进。

猿人具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人。

元谋人两颗牙齿，与北京人基本相似而有差异，是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

蓝田人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为30多岁的女性猿人，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而无额鼻，眉脊骨粗壮，头骨极厚，脑量很小（估计为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很大，年龄约在80-75万年之间（一说为98万年）。

北京猿人，前额与眉脊骨与蓝田人相同，吻部突出，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头部轮廓呈椭圆型，牙齿比现代人粗大，脑量比蓝田人多（约1059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基本上与现代人一致，身高平均男子1.62米，女子1.50米。

古人有代表性的是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

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县甜水沟，为男性青年，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颇厚，顶枕骨较高，吻部不很突出，脑重为1120毫升，是猿人向古人发展过渡的类型，距今约20万年。

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有12、3岁的小孩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发现属于两岁小孩子的右顶骨化古，门齿齿舌面不如北京人复杂，顶骨壁较薄。距今约10万年。公务员之家:

许家窑人，1976-1977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有顶骨11块，枕骨两块，附连四颗牙齿的右上额骨及单体牙齿两颗，分属10多个个体，平均寿命30岁（北京人平均寿命14岁）。头骨壁较厚，但额顶骨较高，吻部不太突出，牙齿粗壮，牙冠嚼面复杂，既具备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年代约10万年前。

新人的遗迹遍布全国各地，代表性的人类化石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消灭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重在1300-1500毫升之间，已在现代人脑重变异之内，头颅增高，厚度变薄，眉脊已经低平，嘴部明显后缩。肢骨的骨壁变薄，髓腔逐渐扩大，体质同现代人十分接近，距今约1.8万年。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人猿相揖别，创造性的劳动不断使人进步，体现劳动成果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二、生产工具的演变

古代史范文篇4

[关键词]乡土历史；高中古代史；教学；渗透

乡土历史是祖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祖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条支流，它与祖国的历史血肉相连。酒泉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南屏巍峨之祁连山，北枕北山山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也曾是古代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现在又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渊源流长，境内众多的文化遗存、历史古迹使其拥有深厚的文化韵味。据统计，酒泉市境内已发掘出来的各时代文物遗存共计100多处，其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5处。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在这里，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在这里出土，火烧沟文化、魏晋墓壁画文化在这里发掘……使得每一个酒泉人为之自豪、骄傲而引以为荣。而高中古代史其本身就是对祖国历史的再现。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穿插一些乡土历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热爱家乡、祖国的感情联系起来培养他们更加高远的志向，对高三学生而言，还可以减轻他们的高考压力。本文仅就结合酒泉市及其周边县市的乡土历史在高中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

一、乡土历史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提高课堂效率

乡土历史作为我们周边的一些史料，很多流传于民间，有些其本身就生动直观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些地方史料，很多学生或多或少的知晓一些，但很多未曾注意或不甚清楚，有些还是以讹传讹的东西。许多内容在教科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却是故事性强，情节生动的东西，是趣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借助的知识是本地的，身边的历史，直观性强。学生非常容易接受，在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还可以逐渐渗透到整个历史学科中来。学生对历史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养成，就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比如，在讲述到夏商周“青铜时代”具体特点的时候，可以讲述一下1975年酒泉地区玉门市境内出土发现的3700年前羌族文化“火烧沟文化”遗存。证明当时已经到磨制石器、铜石并用和开始使用青铜工具时代。在讲述到魏晋南北朝经济这一节的时候，讲到当时已经利用石油、天然气。可以讲一下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载：酒泉建寿县（今玉门）南山有火泉，火出如炬。在北周武帝时，突厥进攻酒泉，酒泉人利用石油浮于水面的特点，点燃石油火烧突厥人的攻城器械，突厥人用水扑火，导致大败。在这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讲述自己所知晓周围的一些乡土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课堂变得生动起来。以这种生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真真感悟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增强学生对历史学习的积极性。

二、乡土历史可以丰富和增长学生的历史知识，增强学生求知欲

学生对历史知识获得途径主要有，一、来源于书本，通过历史课的学习、历史类读物的了解；二、来源于社会，具体的史。在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乡土历史，不仅可以使学生巩固加深从教科书中获得的知识，还可以使学生学习到教科书中所没有的知识。比如，在讲述到西汉的民族关系时，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西出陇西征匈奴时，收复河西走廊，可以讲述在河西建立敦煌、张掖、武威、酒泉四郡，其中两郡就在酒泉境内。使学生知晓这些城市的来历，通过这些翔实生动的内容的讲述必能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使学生真切感受到历史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增强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心理倾向，也促使他们在其它学科的学习上发生迁移的作用，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

三、在课堂教学中适当的穿插一些乡土历史可以减轻学生因为考试或面临的高考而造成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

高中古代史本身是高三文科班学生的必修课之一，也是高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若过分的强调考试的价值等，势必会使学生产生很重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而穿插一些乡土历史，让学生在主动的探讨和充满乐趣的氛围中接受知识，营造出一种“愉快式”的教学方式，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在不自觉中就已经掌握了该知识点和与之相关的知识框架。如在秦汉史部分讲到东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派使者到西域求佛法，请来两位高僧，还用白马驮来佛经，明帝让他们在洛阳传教，还为他们建造了白马寺。不少学生说到在敦煌也有一白马寺，对此，教师可以简单的予以讲述，公元384年，西域大僧人鸠摩罗什来中国传教，其所骑的白马病死于敦煌。因其对佛教贡献很大，当地人集资修建了一座白马寺予以纪念。这样不但加深了学生的影响，还使学生在不自觉中就已经掌握了白马寺与佛教的关系这一高考考点，消除学生对高考的恐惧心理。公务员之家

四、有利于加强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知识面的拓展

古代史其本身离现在的时代就很遥远，学习起来不好掌握，有些还很难理解。但适当的结合一些与之相关的乡土历史知识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帮助学生增强对课本相关知识的理解、掌握，比如，在讲到张骞通西域或开辟丝绸之路这一节。好多学生不理解为什么汉武帝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在这里就可以给学生讲述当时河西走廊（包括酒泉）的大部分地区被匈奴所占领。而大月氏原来生活在这一地区，却被匈奴赶到西域。是故张骞通西域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联络大月氏来共同夹击匈奴。这样一来，不但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使学生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有助于对历史知识的掌握。

五、通过一些具体的乡土历史人物，激励学生，促使其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在酒泉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彪炳史册，流传千古。象张骞、霍去病、张仪潮、曹仪经、郭何、刘昞、……他们的很多事迹流于民间，有一些人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却为酒泉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他们立志成才或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的讲述，使学生能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崇高的品质，懂得做人的道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总之，乡土历史在高中古代史教学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并非单独存在。只有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与教材内容相互联系，互相渗透，才能真真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使高中古代史变得生动有趣起来。达到教育教学的目的，既提高了学生的成绩，同是也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真真作到“寓教于乐”。

注释：

古代史范文篇5

1．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使秦的江山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嬴政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汉初，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诸侯王权大势重，逐渐威胁中央。汉景帝和汉武帝相继采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王国问题。接着，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大一统”局面，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使之互相牵制；同时又把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职权分散给六部。这就限制了割据势力，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北宋建立后，吸取唐朝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局面的历史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措施，将地方军权、行政权和财权收归中央，剪除了割据因素，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施行行省制度。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设行省，由中央派官管理，这既是古代郡县制的发展，又是后代省级行政机构之始。行省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影响至今。明初，废除了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将其职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实现了皇权和相权的合一；设置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构，镇压人民，监视官吏；采用八股取士，培养皇帝的忠实奴仆；地方废除元朝以来的行省，改设三司，分掌行政、司法和军权；清前期，增设军机处，屡兴文字狱。这样，明清时期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表明我国封建制度的衰落。

2．历朝封建统治者实行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原因是出于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恐惧，是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是要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皇权。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集中体现。它经历了产生、形成、确立、完备、强化、衰亡的发展过程。这一整个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秦汉至隋唐为第一阶段，历史进步性居主流；北宋至明清为第二阶段，其消极影响日趋突出。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具体措施都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共性和特殊性。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其影响十分深远。客观进步作用十分明显，如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使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加快和科技文化进步；保证了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还为抵御外国侵略提供了保证。消极作用亦很突出，如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十分残酷；导致了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主义，使科技的运用和发展受到抑制；为了争夺皇权，父子、兄弟、君臣、大臣之间不惜血刃；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它还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5．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加强就意味着地方割据势力的削弱，反之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

二、关于封建国家的分裂和统一的规律与认识

1．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争霸和兼并战争，分裂割据长达560年左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历时400多年。东汉末年，出现军阀混战局面。赤壁之战后，形成三国鼎立。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由于西晋的腐朽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西晋短期而亡，封建国家又一次走向分裂，中国处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对峙状态，历时273年。589年，隋灭陈，重新统一全国。统一局面维持到唐朝末年，时间长达300多年。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基础上，907年以后的50多年里，形成了五代十国局面。此后，又经历了辽宋夏金的并存时期，分裂局面延续了370多年。1279年，元朝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一局面持续到明清（鸦片战争前夕），时间长达560余年。此后，中国历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出现国家分裂现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如：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民族融合不够稳固，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不够进步等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导致国家分裂的种种因素必然会消失。

3．国家分裂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如：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迟滞，人民生活困苦等。但国家分裂过程中历史也在客观地发展着，如各民族不断融合，生活范围扩展，人文地理改变，经济文化交流等。而分裂本身也孕育着诸多统一的因素，如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分裂时期出现许多局部统一，一些统治者着手社会改革以扩充实力实现统一等。我国封建社会长达2300多年，其中分裂时间仅700年左右。总之，分裂只是国家的分裂，而不是民族的分裂。分裂只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次要的地位。

4．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它使中华民族历史前后相接，绵延至今。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对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民族的融合，科技文化的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等等，都发挥着重大历史作用。今天，我国政府和人民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5．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离”、“合”、“治”、“乱”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正是在“离”、“合”、“治”、“乱”中，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三、关于重要社会改革的规律与认识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从狭义上讲，主要有姜尚改革、齐桓公改革、晋文公改革、七国变法运动（以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和金世宗改革等；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2．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改革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发展势力、挽救危机、巩固统治、适应形势等；改革内容涉及政治制度、土地分配、赋税征收、荒地开垦、水利兴修、发展军力和废除旧俗等方面；改革的结局是或取得完全成功、或彻底失败、或取得一些成效但最终失败了。

3．革除社会弊政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革弊标新要有远见卓识，要坚决彻底。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中还要注要用人。

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反之，则阻碍历史前进，加剧社会矛盾。

5．改革必然涉及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四、关于历次农民起义的规律与认识

1．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下千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秦末农民战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起义和明末农民战争等。

2．农民起义的原因，从宏观上讲，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起农民不断起义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则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从具体而言，尽管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封建暴政、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却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三大因素。

3．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在反封建问题上，较之世界中世纪其他各国的农民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封建斗争水平高。例如：斗争目标明确，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推翻腐朽衰败的旧王朝，推动新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解放社会生产力，部分调整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4．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其最终结局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所镇压，如黄巾大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等；二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如绿林赤眉起义、隋末农民战争等；三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如刘邦、朱元璋等。

5．历次农民起义各具特点。秦末农民起义具有突发性。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同时利用宗教为手段发动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形成几个强大的集团，而以瓦岗军最重要；唐末农民起义采用“避实击虚”方针，开展“流动作战”；元末农民起义，既有反抗阶级压迫的一面，又有反抗民族压迫的一面；明末农民起义，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丰富了农民反封建内容，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赋税制度。这些表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反封建斗争水平在逐步提高。

五、关于民族关系的规律与认识

1．“野蛮”与“文明”的基本区分点是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与文化。

2．关于民族战争问题。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由于统治阶级的驱使和民族偏见的存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不仅存在着历史偏见、歧视、隔阂和矛盾，而且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战争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我国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交战双方没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但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任何民族的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是应该肯定的，反之则予以否定。各族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或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都是正义的。

3．民族融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由50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平等互利，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因素。民族融合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西周至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辽宋夏金元和明清等七个历史阶段，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元则是两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主要有六大途径：一是生产斗争促进融合，二是阶级斗争促进融合，三是社会改革促进融合，四是“和亲”和册封促进融合，五是战争促进融合，六是国家统一促进融合。民族融合的主要特点是：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后反被先进民族同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及文化知识，大都是非强制性的，汉族也是在不断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和人口的过程中发展着。

4．各民族都有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其中，一类是从古至今存在的民族，如汉、维、彝、白、藏、蒙、满、羌等族；一类是历史上有而后来消失了的民族，如月氏、匈奴、鲜卑、竭、氐等族；一类是古代没有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如回族等。凡历史上存在于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关系史范畴；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史范畴。

六、关于对外关系的规律与认识

1．中国古代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要与亚、非、欧一些国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政府或民间的人员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的传播、甚至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等。

2．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尤其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受到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同时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有关。

3．汉朝至明朝的一些封建统治者实行对外通好政策，促进了我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加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清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我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潮流。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4．我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可以唐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汉朝至唐朝，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亚、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与交流；唐朝至明朝，海路对外交往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所致。

5．我国传往国外的事物品种涉及政治、科技、文化、生产技术和特产，尤其以四大发明和丝织品、瓷器闻名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长处。

七、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认识

1．经济是一切社会存在及历史发展的基矗社会经济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推动。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发展，而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和地方，货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

2．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先后形成过两个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国最早的经济中心。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主要是北方战乱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六次：一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南方开始得到开发；二是东晋至南朝，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三是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四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五是南宋至元朝，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六是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这种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战乱时期最突出；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3．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①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②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③商品经济一面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一面又对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挑战。④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明朝中后期的江南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⑤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4．“农本商末”为历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指导思想。“重农抑商”，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但是，它却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致使整个封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自然经济长期延续，这是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历史表明，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八、关于经济制度演变的规律与认识

1．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原始社会，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在奴隶社会，实行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阶级的个体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矗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势力也会日渐恶性膨胀，土地兼并就随之加剧。农民失去土地，无以为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揭竿起义，以求生存。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又总要采取某些措施遏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和清前期的“更名田”等，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2．赋税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特征：①由按人丁收税逐渐发展为按田亩征税，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②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③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④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可以“庸”制为标志；⑤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税逐渐加重。

3．历史上，一些封建统治者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加重剥削。一般说，一个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刚经过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或长期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贫困，统治者总会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采取一些比较宽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一当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财富有所增加，统治阶级就会重新加重对人民的盘剥。

九、关于科技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认识

1．经济的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状况，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交往政策，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劝兼容并包”，促进了我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前代科技文化成就，为后代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矗总之，我国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

古代史范文篇6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靺鞨、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古代史范文篇7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古代史范文篇8

早期的人类

氏族公社

夏、商、西周王朝

战国七雄与变法图强

青铜器和铸铁

诸子百家与《诗经》、《楚辞》

第二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立

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民起义与王朝更替

王朝盛世的出现与衰落

土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经济发展

重农抑商观念的演变与工商业的发展

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变迁

古代史范文篇9

A．北京周口店遗址

B．河姆渡遗址

C．半坡遗址

D．大汶口遗址

2．某同学利用暑假准备实地考察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他应该去()。

A．陕西省

B．北京市

C．云南省

D．浙江省

3．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要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这种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于发明了()。

A．雕版印刷术

B．活字印刷术

C．造纸技术

D．制墨技术

4．中国丝织品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西亚，到大秦。这条丝绸之路开通于()。

A．战国时期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5．小明想了解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情况，你会向他推荐()。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秦朝

6．实现西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的大一统，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皇帝是()。

A．汉高祖

B．汉文帝

C．汉武帝

D．汉景帝

7．能够种植粟，制造彩陶，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的原始居民是()。

A．元谋人

B．北京人

C．河姆渡人

D．半坡人

8．傲视群雄，兼并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隋文帝

D．成吉思汗

9．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述了我国古代()。

A．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B．从夏朝到三国时期的历史

C．从商朝到唐朝时期的历史

D．从战国到五代时期的历史

10．史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这反映了西周()。

A．实行禅让制

B．实行分封制

C．确立世袭制

D．推行郡县制

11．某同学在活动课上说出的下列观点，其中属于儒家学派的是()。

A．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B．兼爱，非攻

C．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后代总要胜过前代

12．纸发明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现在已知纸最早出现于()。

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13．下列有关我国境内远古人类及其生活情况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元谋人是目前已确定的最早人类

B．北京人使用打制石器

C．山顶洞人已懂得人工取火

D．远古人类都过着氏族生活

14．秦汉时期科技文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

①国家的统一

②生产的发展

③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④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5．①迁都洛阳

②改鲜卑族姓氏为汉族姓氏

③采用汉族官制

④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学。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帝王改革的内容。他的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请你说出这位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北魏孝文帝

D．唐太宗

16．在历史剧“河姆渡原始居民”中，不该出现的情节是()。

A．种植水稻

B．饲养猪狗等家畜

C．居住半地穴式房屋

D．使用磨制农具石斧

17．下列主张中，最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是()。

A．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B．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C．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D．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8．主张“兼爱”“非攻”，希望人们互助互爱的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19．“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下列哪一事件联系密切?()

A．楚汉之争

B．昭君出塞

C．张骞通西域

D．文成公主入藏

20．2014年5月，宋楚瑜先生率领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祭拜黄帝陵。与黄帝一起被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传说时代的人物是()。

A．炎帝

B．禹

C．尧

D．舜

21．我们说春秋战国是大变革的时期，是因为()。

A．战争频繁

B．诸侯争霸

C．新旧制度更迭

D．百家争鸣

22．假如你生活在秦朝，要给朋友写一封信，所写字体最有可能是()。

A．甲骨文

B．小篆或隶书

C．楷书

D．草书

23．公元207年，曹操曾写诗明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当时曹操“志”在()。

A．统一天下

B．消灭袁绍

C．废汉称帝

D．建立魏国

24．秦国成为战国七雄实力最强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A．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B．正确的军事策略

C．正确的外交策略

D．重视水利，发展生产

25．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的刘彻，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局面。他派出大将卫青、霍去病抗击哪个少数民族的进攻()。

A．匈奴族

B．契丹族

C．女真族

D．蒙古族

26．下列科技成就中，属于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发明的是()。

A．指南针

B．计时仪

C．地动仪

D．火药

27．以下关于秦汉时期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叙述，错误的一项是()。

A．西汉前期，我国发明了造纸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B．张仲景著有《神农本草经》一书，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C．华佗制成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D．张衡的地动仪制造于公元132年，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

28．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是()。

A．道教

B．伊斯兰教

C．佛教

D．基督教

29．电影《英雄》中刺客无名对秦王说“剑字有18种写法，互不相同”，秦王说“统一以后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一律废掉，只留下一种写法”。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有()。

①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后，只是在局部地区统一了文字

②秦统一以后，把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

③文字的统一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④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30．东汉末年，中原某地瘟疫流行。当地人们采用的防治措施中最有效的可能是()。

A．服用“麻沸散”，提高对瘟疫的免疫力

B．清晨练习“五禽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C．通读《伤寒杂病论》，掌握防治方法

D．邀请孙思邈就地行医讲学，宣传防治措施

31．传说中，植五谷，尝百草，制历时，兴贸易，开创了我国原始农业文明的始祖是()。

A．燧人氏

B．神农氏

C．轩辕氏

D．伏羲氏

32．一位新同学自我介绍说，我的姓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名称是一样的，试判断，他姓()。

A．秦

B．夏

C．宋

D．唐

33．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被确立为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的是()。

A．道家学说

B．法家学说

C．佛家学说

D．儒家学说

34．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的地点是()。

A．陈

B．沛县

C．大泽乡

D．渔阳

35．你如果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位丞相，可能会遇到下列哪些事件的发生?

①焚书坑儒

②书同文，车同轨

③颁布“推恩令”

④张骞出使西域

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③④

36．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解。主张“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按时令进山伐树”的古代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37．改革是兴利除弊、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商鞅变法内容中，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最深远的措施是()。

A．承认土地私有

B．奖励耕战

C．建立县制

D．废除旧贵族的特权

38．开始确立儒家学说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的皇帝是()。

A．启

B．汉武帝

C．唐太宗

D．康熙帝

39．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令分子弟以地，侯之!’于是上从其计。”文中的“上”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请你判断下列事件与他有关的是()。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C．建立行省制度

D．创立科举制度

40．以下世界文化遗产中，反映我国战国时期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是()。

A．布达拉宫

B．都江堰

C．莫高窟

D．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41．他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经过他的探险，形成了丝绸之路，造福当时、泽及后人。这里的“他”指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马可·波罗

D．戚继光

42．战国时期，提倡法治，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思想家是()。

A．孟子

B．孙武

C．韩非子

D．董仲舒

43．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后，很多人对汉武帝的文韬武略有了基本了解，汉武帝治国的核心思想来源于()。

A．法家学说

B．道家学说

C．儒家学说

D．墨家学说

44．它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它以“纪”、“传”等体例进行编写，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是后世编写史书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史书是()。

A．《尚书》

B．《春秋

C．《史记》

D．《资治通鉴》

45．“他出生于春秋时的鲁国，学说比较保守，主张仁爱，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他还是一位具有罕见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据说有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这描述的是()。

A．孔子

B．老子

C．孟子

D．墨子

46．追求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墨子思想中体现这一特点的主张是()。

A．“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B．“兼爱”、“非攻”

C．“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D．“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47．“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与百家争鸣中哪家的思想主张最相似()。

A．墨家

B．儒家

C．道家

D．法家

48．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入藏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正确的是()。

A．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

B．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C．使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归属于中央政府

D．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高潮

强化训练题(一)参考答案

1．B2．C3．C4．B5．D6．C7．D8．A9．A10．B

11．A12．B13．D14．A15．C16．C17．B18．C19．C20．A

21．C22．B23．A24．A25．A26．C27．B28．A29．D30．B

古代史范文篇10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2.现代史学是在传统与近代史学基础上发展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我国的历史始于炎帝，以《五帝本纪》为《史记》首篇，又写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后兴起的考古学材料所证实。其后的纪传体《汉书》至《清史稿》，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总况是以帝王将相为脉络，没有社会性质之分。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上古、中古、近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猿人、古人、新人、氏族、部落），都是20世纪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与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所使用的术语。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是：“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省。”⑥20世纪中国史学可分为四个阶段及相应的四代史学家。“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⑧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干疮百孔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使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重大飞跃。“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积极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也都具有进化史观，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类型转化为近代类型。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历史内容的，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⑨这显然是对“二十五史”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和体例大为改观，使中国史学典籍迈上了世界近代编写史书的阶段。夏曾佑先生以古资料写成了《中国古代史》，第一篇《上古史》从神话的盘古写到战国末；第二篇《中古史》从秦朝写到隋末。虽没有写完，但却开创了近代中国古代史书的先例。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虽然只写了商至东汉建立，但亦具有开创性质和意义。从纪传体的《二十五世》到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是划时代的飞跃。“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翦伯赞的贡献是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范文澜的贡献在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清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二书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相通之处，除了进化史观、理性精神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⑩

近代第一、二代史学家都具有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翦伯赞先生在1943年6月说：“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精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发现”，“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的，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殷周之世。”他于1946年7月又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这两本书均是以马列主义作指导，采用“二重证据法”与“中外历史比较法”写成的。其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相比，内容、体例、思想、方法等，皆又前进了一步：明确地说“前氏族、氏族社会”是无阶级、无剥削的“大同”社会，以当时考古发现的“北京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神话传说人物盘古氏为始）夏商为奴隶社会；周为初期封建社会；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秦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展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正式使用了《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术语。第一章为《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第二章为《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夏商（殷）》；第三章为《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四章为《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春秋）》；第五章为《兼并剧烈时期———战国》。1953年至1956年又出版了四册，至隋唐五代部分，以后的篇章，因他病逝而未完成。第一代、二代著名史学家的四部“中国古代史”，开创或奠定了近、现代古代史编写的基础，也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中国古代史》的“上古”、“中古”，张荫麟《中国史纲》的体例，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的“前氏族、氏族社会”等体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至第五编的体例，均分别被后世乃至今日的学者所使用。尤其是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可以说是后代史学家的“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紧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马列主义史学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

宏观的、微观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及理论、学术史等，都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通史说，“就有郭沫若的、范文澜的、翦伯赞的、尚钺的好几部。”“第三代史学家学习他们这种特点，比较注重研究通史，对我们史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很有好处。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注重总体研究，但还没有达到非常精细的地步，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的特点。”这种发展趋势不幸被极“左”的“”所断送，史学队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惨痛的教训使幸存的史学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一度的“反思史学”。在“反思”中，受害者或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处于对“”的否定或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痛恨等原因，有人对马列主义史学观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的。1970年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史学家为第四代）思想空前解放和活跃，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快，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新颖看法。仅就从事史学的有些年轻史学工作者说，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偏激言论，我们觉得与其对古代史、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了解有一定关系。诚然信仰是自由的，无可非议，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史学工作者，若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怕是难以对中国200万年的悠久史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研究的。

二、建国后古史分期讨论的成果应当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史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曾进行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它“是从中国通史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形成不同的分法，而每种分法之内又包括诸多不同的主张”。

1.对中国古史中有否奴隶社会与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

从建国后十多年的讨论情况看，主张西周封建社会说的，主要有李亚农、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主张战国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有郭沫若等，从者较多；还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等。至于封建社会的早、中、晚期之界限，则说法更多。划分的标准大体有以阶级关系、土地所属、国家制度、农民起义等。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却都认为中国与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一样，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分期法，“反映了诸家对中国封建主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这是改进历史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后，三、四代史学家所努力探索的，也就是要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仅以西周社会性质说，一种观点是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前是氏族社会，建立西周后转入奴隶社会；一种观点是公刘居豳后已进入奴隶社会，公父迁岐后建立了封建制度国家，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期；一种观点是先周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周文王时）。“文王既已实行‘耕者九一’的助法，行力役地租，显然已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村社制社会了；人们在拿不出证明早周是奴隶社会的像样材料的情况不例行公事式地给早周安排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无非是受了‘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说的束缚、影响”；早周所经历的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视作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完全用不着在早周的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人为地添加一段奴隶制的蛇足。”

《中国历史通论》云：“现行教材‘敕令’一致的古史分期，根据我的记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当时的教育部‘定于一’的。在此之前，新史学家中间，也包括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主西周‘封建’的是主流。建国后出现过三四家纷争的局面。我就读的大学也属‘西周封建’派，且戏称为‘老封建’。后来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决定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为‘经典’定于一。但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当年主席赞成此说。”“当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度地意识形态化，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忽视，恐怕才是这场讨论学术上最大的致命伤。”胡厚宣先生1944年就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就说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于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打破“学术禁区”，对中国奴隶制提出质疑，“如薛惠宗、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我想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澄清。”言下之意，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因而将中国社会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三大段。帝制结束后则以“现代化进程”统而括之，或可曰“走出中世纪”。这样的分段，当然只是一种探索。其用意在于打破“目前国内各类中国通史普遍使用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是延展到秦统一之前。至于流行已久的‘资本主义’能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指称，在西方史学界亦成问题。”可见我们今日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比20世纪50至60年代初的讨论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那时是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讨论奴隶社会何时转入封建社会，封建内又如何分为延续中的不同段落的话，那么目前所开展的讨论，则是关乎到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中是否存在的大问题，也关乎到中国古代史或通史如何编写的大课题。

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取得的成果

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初创后，几代史学家不断研究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在长期讨论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辞海》将大家的意见综合为：“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民’和‘庶人’是农民而不是奴隶，井田制是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存在着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的‘公田’和按家分配的‘私田（即份地）”；“春秋封建说，认为春秋初期开始确立领主土地所有制，到春秋、战国之交，领主制才变化为地主制”；“战国封建说，认为春秋、战国之交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代替了‘耦耕’的简单劳作，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经过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才确立封建制的统治地位”；“秦统一封建说，认为战国时代各国先后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到秦始皇统一才最后完成，‘使黔首自实田’标志土地私有制的完全确立”；“东汉封建说，认为战国、秦、西汉时奴隶制还在发展，由罪犯、债务、掠卖变成的奴隶逐渐增多；井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发展。封建地租剥削关系到东汉才居于支配地位”；“魏晋封建说，认为汉魏之际，经济上由城市交换经济变为农村自然经济，生产者由自由民、奴隶变为部曲、客，剥削阶级争夺劳动力，采用经济外的强制手段，把‘流民’变为‘土著’。这样才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六说”中，“战国封建说”被广泛采用，“西周封建说”也还有学者采用，其它四说几乎没有论著再使用。在划分中普遍注意到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典型反映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按等级的占有土地，农民中部分人有少量土地；部分人租种地主的土地，依附于主人；少部分人成为农奴或雇农），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等。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又提出以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但响应者甚少。

3.当代史学家的使命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

第四代（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史学家与往代相比，因为生长、求学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学历高（研究生与博士生之多是空前的），未受到政治或自然的磨难，生活幸福，社会环境优越，思想活跃，言论、信仰充分自由。尤其是电子、网络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了解、接受中外新事务快，见解大胆而新奇。不足的一面是浮躁，对中国的“昨天”了解较少，对先辈、前辈史学家的经历及成果知者不足，刻苦读书、独立钻研的风气也比较差。“搬倒历史名人”、否定被经过考验的正确历史成果、贬低古代、近代史学家等，就是表象之一。至于说马列主义过时，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是“教条”；学术会议上反对提奴隶主与奴隶、新兴地阶级变法夺权等者；亦“抄袭为荣”者，均有人在。以“封建”、“封建制社会”而论，作为学术问题，一代史学家在其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中，也只能完成其使命，后代史学家不应当对他们求全责备。浏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代中出版的古代史或通史，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并非只从“阶级分析”论述，而是还包括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地租征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制度、不同等级人的生活、死葬物品、人殉等方面的分析。“西周封建社会论”、“战国封建社会论”及其它朝代封建论，以及不同的分段法，都是往代史学家依据马列主义史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我们今日在讨论中的使命，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论断，而不是贬低或否定近代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就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中国历史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的历程，将会看到一百年间众多学者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祖国的历史学园地。我们期待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此说是全面、公证而符合马列主义史学观的。

《辞海》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又云：“历史科学，通常指科学的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世界各国积有丰富的历史著作和史料，也有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严格说来历史学还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创立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历史分期即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世界通史一般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些论述对当代史学研究仍然适用，毫不过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古史分期”标准等问题

我们是赞同中国古代社会有原始、奴隶、封建制社会的，且赞同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公元前475年）为封建社会开始之说。由他担任主编、尹达先生负责组织的60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由尹达、田昌五、李学勤先生编写和修改）、第二册（由林甘泉、田昌五、金自强、田人隆、陈可畏、步近智及严敦杰等先生编写、修改）就是以这三种形态论述的（一册修改于1976年，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郭沫若先生1979年逝世后，修改出版的几册，均以《中国史稿》编写组名义出版发行。全书是“”前高等学校的主要文科教材（内部印行）。关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只说周朝是“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的“大一统”国家，与夏殷有所不同，未说三代是什么性质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先生就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其上限，郭先生认为是从周朝开始；吕先生认为始于殷商；翦先生和邓拓先生赞同此说。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始于公元前4000年、始于夏启夺位、始于商王盘庚迁殷及战国等四说。《中国通史简编》将夏商列在奴隶制度内，将西周列在封建制度开始的年代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修改本）将夏、商、周归于奴隶社会范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1982年版）基本沿用《中国史稿》体例。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将第一编冠名《远古》，第二编冠名《夏商周》，但前者内容仍是原始社会史，后者以“文明”相称，实为奴隶制社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奴隶制之始的夏朝断在公元前2070年，开国之王为禹，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

1.“封建”的本义与概念《辞海》云：“封”有八种含义：帝王把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史记•周本纪》：“封尚父于营丘，曰齐”；疆界、范围。《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引封殖；指封缄物的件数；指富厚；指大；指姓氏。”其中的前二种含义与“封建”有些关系。“封建”一词，《辞海》未作单独解释。但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道：“王者以爵土与人也。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其制益备。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春秋战国，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天子不能制，遂废其制”。所以，“封建”是指西周宗族政权的分封子弟及姻亲贵族到地方上建立国家，拱卫王室。通常以“封爵赐土”、“封爵建邦”、“封土建国”等术语相称，后边往往连“藩屏周室”、“拱卫王室”等。西周的“分封”与“宗法”制度，是“封建”的具体反映，成为周史上的突出特征。“西周的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分封制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士以下不再分封。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冯天瑜《〈封建〉考论》以56万字的篇幅，对“封建”作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证和论述，并将其与“封建制社会”的区别作了考证。他说：“封建的本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邦’。秦汉至清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文上使用‘封建’并已见《封建论》。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皇权时代。”

2.“封建社会”的概念关于封建社会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说法太多了，难以逐一例举，我们以《辞海》解释代之。《辞海》云：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含义与封建制度相同。“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下，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与奴隶制比较，农民由于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因而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思维，它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不断起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制度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一般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和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最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我们认为，此论在今天仍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不可以主席晚年的错误，贬低或否定的伟大贡献与以其为代表的思想。也不可贬低或否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代代史学家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具体学术问题的争论、标新立异的见解和观点，都是史学研究繁荣的景象，值得欢迎和提倡。但目的是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理论。

3.春秋与战国之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分期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创立、发展的百余年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重要学术问题。革命导师斯大林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生产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改革开放，我国走上发展经济、进行“四化”建设的轨道，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史学界按照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和性质的变化动力或标志提出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等说。《辞海》云：“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又云：“生产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不同性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转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决定的。”近30年来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不论在分编、分章上的冠名有多么的不同，但总况是不出《辞海》所论。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及其与张海鹏、齐涛等主编的“新版本”，在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下层民众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权的斗争》两节阐述；在第五章《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前475—前221年）中，以《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分水利灌溉、农业生产、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封建初期的阶级构成等）两节予以论述。可见“生产方式”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志是正确、客观、公正的。

4.对探索中国史编写的认识

《中国历史通论》是对中国史编写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即分为三大阶段（或时期）。论曰：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至少也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有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会延伸至一万年左右）。这一历史大时段，何以名之？夏曾佑先生采用的做法是把中国古代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段。这当然是一种苟且但也最少争议的办法。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的概念自西方传入之后，很多史学家开始尝试移之于中国历史，但如何准确定性和分期，歧异就纷纭别出，长期论战不已。”

近20年来出版的高等学术历史教材大都以“远古”取代“原始社会”术语，时空却与夏曾佑先生的“远古”大不相同，指的是夏朝前的近200万年史（有的下限至西周灭亡，即公元前771年），上古、中古、近古几乎废而不用。《通论》将夏代前的四五千年史称为“部族时代”，涵盖了“原始社会”；将夏至战国末称为“封建时代”；将秦朝建立至帝制结束的漫长时期称为“大一统帝国时代”。帝制结束前后称为“现代化进程”或“走出中世纪”。这种体例既有对前人成说的继承，又有其创见。它能否得到学术界认可，还得经历时间的考验和众多学者的深入探讨。著者欣赏的美籍台湾学者许倬云《西周史》，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亦是探索中国历史编写大胆地尝试。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弱化，把大量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为缩减。”

这套历史教科书以近乎颠覆性的姿态大规模地“告别革命”，在教育界、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只保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其余的农民起义全被删去。读了教材，基本上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盛衰，也不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事迹，当然也没有、“”的内容。为了“和谐”和淡化“革命意识”，删去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为了突出“国家统一”，把春秋战国、两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国家分裂时期轻描淡写地一笔代过。以“文明”代替历史，没有民族、阶级斗争，没有“革命”，也没有民族英雄、爱国与卖国等，以达到“和谐历史”之目的。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能使中学生真实了解中国史吗？“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青少年的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事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儿勉强和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