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范文10篇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1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

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

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

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

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

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这就是说，"或"既是"国""域"的古字，也是"惑"的古字。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各有其守"则"不能不相疑"，这正是以他族为异己的疑忌心态。所以，"吾"字的意义正体现在"口"上，它与"或""域""国""惑"诸字的意味完全一致。执戈为"我"，守国为"吾"，再次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与族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他；你；我；他者意识

孤独是你我的裂变/裂变是黑色的沦陷/捉不住你的眼波/眼波从肩头滑过/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转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这就是说，"或"既是"国""域"的古字，也是"惑"的古字。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各有其守"则"不能不相疑"，这正是以他族为异己的疑忌心态。所以，"吾"字的意义正体现在"口"上，它与"或""域""国""惑"诸字的意味完全一致。执戈为"我"，守国为"吾"，再次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与族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先民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原之国的人，而我们知道，中原人自称为"夏"。从汉语古音学考察，"夏"与"我"是大有关系的：它们韵母的韵腹相同，都是/a/，声母的发音部位也是非常接近的，[17]按汉语词源学的规则，它们近乎所谓"一声之转"，因而很可能本是同源词，"夏"即"我"，"我"即"夏"。这个被用来作中国第一个朝代名的"夏"，其实是"人"的正面特写照，而"人"则是人的侧面照，"大"字是人的正面远景照。所以《说文》指出："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大，象人形。"作为自我意识的高度张扬，正如《说文》引用老子的话说，中国人亦即"我"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出人意表的是，今日方言"俺"字的出现也很早，其意义也是"大"，《说文》："俺，大也。从人，奄声。"而这个自大的"人"就是"中国之人"，也就是"夏"，也就是"我"。这也再次表明，自我首先是作为部族成员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问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未曾受到这种他者意识的染污的、本真的"你-我"关系意识？孟子所讲的"放失"了的"本心"，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8]如果"诚"就是"真"，那么返回到那种"诚"的"我"，是否就是复归于真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应忘记了：即便我们确曾拥有本真的我，这种本真的我毕竟是失落得太久了。在我们的传统中，积淀了太多的他者意识，这种源远流长的他者意识，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观念。我们知道，类似的情形在西方也一样存在。这实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困窘当中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困境，问题在于：我们的孔之"仁"、孟之"诚"，老之"朴"、庄之"真"，是否足以对治这种他者意识？当然，这是应该另文讨论的问题了。

注释：

1、此诗作于1997年。“商籁”取其双关：既是“商籁体”（Sonnet）亦即十四行诗之意，也是对马丁·布伯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我”和“你”本来是可以“商量”、对话、沟通的（“商”），这是人的本真的、如“天籁”一般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存在状态（“籁”）。

2、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犹太教哈西德派神学家，代表作《我和你》（1923）开创“对话”哲学，主张“人神对话”。本文对他的“对话”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主张非神学化的人际对话，这就是胡塞尔以及存在主义倡导的“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对话主张。

3、“佗”本义是“负荷”的意思，即“驮”的古字。《说文》：“佗，负何（荷）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佗，俗作驼、作驮。”

4、此“亡”即“无”之意，“亡它”即是“无它”。

5、详见拙著《易经古歌考释》，第274-275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6、《说文解字》：“蜀，葵中虫也”；“巴，虫也，或曰食象蛇。”

7、《诗经·郑风·褰裳》。

8、《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上》。

9、《庄子·大宗师》。

10、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后世多以‘爾’字为之”；“古书‘尔’字，浅人多改为‘爾’。”本文不作“尔”“爾”的区分，以便用简化字排版。

11、因为上文讨论的“它”作为代词，最初只是指的异族，而非人称。

12、《说文》认为：“千，或说古‘垂’字。”但我怀疑这个“千”乃是“禾”的省写，“我”的本义可能是持戈守禾，就是武装守土，防止外族争夺、抢劫粮食。

13、“身”表自身、自我，这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常例。

14、在西方语言里，主格、主语和主体是同一个词subject，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本真的我。

15、可见这些不同的用法似乎并不具有语法形态的意义，因为，根据古典文献的语料，在同一个时代，它们往往都可以充当主格、宾格和领格。

16、见《易·乾文言》。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3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许多传统课程的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古汉语课就是这样。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古代汉语的教学应该加强教材的改革,合理安排课程,把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以培养有较强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对古代的知识,特别是古代的语言更感生疏,而古代汉语课正是为增强学生阅读、利用文献能力开设的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它对学生未来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更好地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之一,过去在培养该专业人才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实践证明,这门课的开设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它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逐步的深入,古代汉语课的改革,也必须适应教育改革的步伐,为培养未来社会新型人才做出贡献。本文拟从教材建设、课程安排、素质教育、考试方式及内容等诸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课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

一、教材的改革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在于教材的改革。如果不首先在教材改革上下功夫,而谈教育改革,那就只能在教学方法上做些改动,达不到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我国高等院校中文系从设置古代汉语课以来,至今已有几十种教材问世。这些教材各具特色,是编著者多年教学与科研的结晶,为古代汉语课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古代汉语课教材的改革,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基本理论知识的介绍与文选的体例及其选材范围的处理上。就基本知识部分而言,一方面,应将它与现代汉语知识区别开来,在比较中突出古代汉语的特点,切忌与现代汉语重复,凡是与现代汉语相同的内容不应该编入其中,以往有的教材就忽视了这一点,完全按《现代汉语》的体例编写“古代汉语知识”的内容,如按部就班地讲古汉语词类、句子成分,使教材显得臃肿,同时,学生也难以从中把握古汉语知识的重点。然而,现代汉语终究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过来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另一方面,又应该从寻根究源的角度,分析古代汉语某些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显示其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如现代汉语中“打扫卫生”一类结构的来源,就应写进“古代汉语的特殊述宾关系”一节之中。就文选部分而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诸如选材的范围、编排的顺序、注释的详略及其与基本知识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应该从确定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文献作为“文选”的选材范围,选取的文章应该照顾到各个时代、各种文体,尤其要注意的是,要围绕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来选择文章。选文的数量不宜太少,否则学生缺少课余自学消化的材料;也不能太多,否则教师难以确定讲授篇目。文选的编排顺序,以往的教材大都是分文体按朝代编排的,这并不恰当。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古代汉语知识点,分类编排,以往少数教材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只有从有关文选中分析总结出古代汉语的特点,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理性知识,才能处理好文选与古汉语知识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知识结构。

二、课程的安排古代汉语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又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程。所以,将该课程安排在什么时候开设,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古汉语课的安排,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应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学生在中学尽管接触过不少文言文,也有一些零星古汉语知识,但是就系统而言,绝大多数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其中一些深层次的知识,诸如音韵,他们更是闻所未闻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难度很大的,既抽象又枯燥。因此,大一是不宜开设这一课程的。笔者曾了解到有所学校为使汉语课的教学以由古到今的发展线索进行,在大一就开设古代汉语,结果事与愿违,学生非但没有认清汉语发展的历史,反而许多必须掌握的古汉语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与他们在中学所学到的文言文知识相差无几。了解发现,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的难度太大,很多知识“很玄”,难以接受。第二,应考虑到这门课与其他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何处理好古代汉语课与各门相关学科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经过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的,二者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安排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衔接。那么究竟先开设哪一门呢,如上所述,按照汉语发展演变的顺序,先古后今,其效果并不理想。古汉语难度较大,必须在对现代汉语知识从理论上有了系统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课中的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学作品选上,而关键又在于疏通字词句,古代汉语课可与之相伴进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汉语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某些专书的语言研究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都是在掌握了古汉语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对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课程,自然是应该在古汉语课之后开设的。综上,古汉语课既不能开设太早,否则学生无法接受;也不能开设太晚,因为在它之后还有一系列后续选修课。第三,应考虑理论知识与文选两部分的合理安排。以往有的学校把两部分分别集中起来讲授,或者先讲理论知识,再讲文选;或者先讲文选,再讲述理论知识。不管采用哪一种,其实都是不妥的。因为至少有两大缺点,其一是这样安排容易把文选与古汉语知识割裂开;其二是老是讲文选或讲理论,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文选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穿插进行,突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既牢固地掌握古汉语的理论知识,又迅速地提高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三、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古代汉语课的职责与其他课程一样,也包含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它通过有关文选的讲解,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同时也提高学生阅读与应用古文的能力。这就是客观上的作用。就主观而言,我们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课堂讲授,都要有意识地注意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两方面的结合。比如编写教材中选材时,就应当既考虑知识的全面系统,又注意它在道德、能力、认识社会诸方面的教育作用。文选部分选材范围广,从上古一直到近代;涉及面大,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从道德教育方面考虑,可以有意选择部分我国传统礼仪方面的文章,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文明礼貌的习惯;选入有关历史地理、民族融合、科技文化等材料,让学生认识我们的祖国、民族的伟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爱国主义感情。从能力方面考虑,可选入一些中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诸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类人物的事迹,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增强其自信心理。诸如此类,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若有意识地加以安排,无疑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不无益处。从教学的角度讲,我们又不必完全局限于教材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相关知识,以完成教学目的为原则。书本上的东西是僵死的,但教学中的讲授却是灵活的。

如当我们涉及到封建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教讲解时,首先应讲明原始儒学中“君臣、父子、妇夫”关系的真实内涵,批判后期封建社会僵化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特别要批判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盲目服从的思想。但同时也应指出其中的积极成分,讲明尊老爱幼,讲究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反对盲目地服从任何人,但我们主张要尊重他人,要谦虚地向他人学习。当我们讲清其中的道理之后,虽是封建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另外,古汉语课教学同样需要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文选的讲授上,为使学生将知识学活,提高其应用能力,适当地让学生标点、翻译一些白文,自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再者,实地考察对古汉语课教学往往也是非常必要的。限于资金,不可能远离本地去考察,但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有意地增加部分地方史材料,在结合课堂讲解的同时,去有关的历史遗址、博物馆参观考察。教师可结合实地资料,加以讲授。这种作法具有直观性、趣味性,往往可取得在课堂教学中不能取得的效果。也无形之中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总之,古汉语课教学应该多方位、多角度地将知识传授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贡献。

四、考试方法与内容的改革考试方法与内容,直接对学生学习起导向作用。如何使古汉语课考试起到它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实践与摸索的问题。就考试内容而言,目前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知识介绍部分;一是文选部分。前者主要的考试形式,不外乎选择、填空、改错、名词解释、问答几类;后者也只有字词解释、句子翻译、白文标点及段落翻译等几种类型,这些形式对检查学生掌握古汉语课知识的情况,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出题往往局限于课文之内,所以很难了解学生真正的应用能力。因此试题应适当增加课本之外的知识,若能如上文所述,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就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教学,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阅读古籍,那么由于学生平时经过练习,有了较强的阅读古籍的能力,对考试增入课本以外的部分知识就不会感觉困难。同时由于考试要涉及到一定的课外知识,也促使学生不得不去阅读有关的史籍原著,因而也就增强了动手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考试的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回答式、笔答式可以混合使用,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再者也不必局限于教师出题,学生考试的形式。如请学生自己出考试题,互相交换进行考试,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4

1.课程目标、课程体系设置不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地位受到冲击

从人才培养目标来说，独立学院培养的主要是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如果课程设置和课程目标都机械照搬母体高校传统中文专业，势必加剧本就日益显露出的语言类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间的矛盾，使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从而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的地位受到冲击，课堂教学时数不断缩减。传统的语言类基础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往往只注重语言知识的讲解和语言现象的分析，而缺少语言实际运用的实践性内容。同时，开设的语言类延伸课程也硬套母体高校传统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型专题选修课程，而缺少应用性较强的语言类选修课程。

2.语言类课程内容重复

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虽然各自有内在的体系，但在教学实践中有效的做法是呈现出一种互补的状态，而不是一味追求单一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导致教学内容重复。如现代汉语课在文字学一章已讲授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形体结构、六书理论等内容，古代汉语通论又有文字学专章论述，汉字的起源内容又与语言学概论重复，汉语史的绪论部分也会涉及到文字学的内容。据学者统计，现代汉语课程所用的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和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的《语言学纲要》教材，其章节重复率达40%。虽然语言学概论主要教授语言的普遍结构知识，与现代汉语的讲授角度不一样，但其实懂得多种语言的教师很少，除了英语，该课程还是主要以汉语为语料。如果在教学实践中，不能协调课程的相关内容，各门课程各自为阵，这势必造成教学重点不突出，课堂效率低下。因此，我们对语言类课程内容需进行重新整合，统筹规划各门课程的教学重点，并增设能有效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实践性教学内容。

3.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

也正由于照搬母体高校传统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加之课程体系的调整牵扯面非常广，因此独立学院的专业课程设置总是很难及时跟上实际教学的需求变化，课程内容的更新更是慢一拍。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类课程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课程因为只牵涉汉语这一单种语言的现象和规律，加之语言工作者近年来对教材的不断修订，汉语教材与汉语研究的新进展之间的脱节还不严重，但语言学概论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较突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法等理论以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语言学的新领域，在叶蜚声的《语言学纲要》教材中并没有介绍。因此，如何调整和改进语言学概论的内容，使其跟上语言研究的新发展，是教师应当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独立学院重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而传统认为语言类课程只讲语言理论、原则，在专业总学时不变而应用类课程增加的情况下，理论类课程教学时数相应地要比母体高校同类专业要少。但教师讲课内容又基本不变，为了赶进度，不但课程内容缺乏更新，而且方法缺乏灵活性，手段单一，教师一讲到底，满堂灌，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差。

二、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改革的具体设想

我们认为，针对语言类课程的特点和上述存在的问题，结合独立学院培养学生的目标和特点，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目标，整合各课程教学内容，构建语言类课程群的内容新体系，注重语言实践训练，突显语言课是工具课的性质，以努力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同时，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下是我们提出的教学改革的具体设想。

1.准确定位课程目标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等课程的定位在理论上十分明确，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必修课。但随着经济转型带来的人们价值观的转变，这些课程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了。很多学生只想学英语、计算机技术等实用型课程，而冷落专业基础课。我们认为提倡培养“应用型”或“一专多能”人才，不能成为淡化专业的借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来看，所谓“应用型”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为胜任文秘等实际工作。“应用型”人才应理解为素质教育的要求，在高校素质教育首先是专业素质。而在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实践中，我们要重新审视语言类课程的实际地位，与独立学院培养人才的特点相适应，通过改革，在不削弱专业素质的前提下，转变以往过于偏重理论知识的课程目标，在确定具体课程的目标时应强调提高学生语言应用和实践方面的素养，提高学生语言应用和创新能力。现代汉语课程应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打好基础;古代汉语课程应使学生掌握阅读古书所必需的语言知识，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阅读一般古籍的能力，以继承、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学概论课程主要阐明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学习各门语言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描写、说明语言现象的能力;汉语史课程则要求学生对汉语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了然于心，树立语言学史观念，掌握语言研究基本方法，学会逻辑思维(与文学作品形象思维相区别)。

2.调整语言类课程群体系

广义的语言课程群除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等基础课程以外，还包括由此延伸的文字学、音韵(语音)学、训诂(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等课程，但传统语言课程群结构有明显的缺陷:墨守传统，忽视创新;强调理论知识，忽视应用能力。也有《说文解字》专题、《马氏文通》专题等“专题”课程，这类课程更为随意，往往“因人设课”，根据教师的学术专长而任意增设或停开。如此的课程设置很难适应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因为独立学院主要培养服务地方的应用人才，与重点高校培养研究型的学术人才不同。因此，我们在改革基础课程内容的同时，必须坚持以应用性、实践性为导向的原则来构建语言类课程群新体系，适当减少主要为培养学术型研究型人才服务的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课程，适当增设和保证应用性强的语言类选修课，如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演讲与口才、语言与文化、公关语言学、广告语言学、语言交际学、实用语言学等。这些课程应用性、实践性比较突出，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也可以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3.重点改革基础课程教学内容

在教学计划的制约下，课程体系的调整是有阶段性的，总有一定的限度。要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重点还应该放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等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首先，在教材的选用上，应坚持权威性、实用性原则，选用高水平教材。即便这样，教材内容的更新也往往跟不上学术研究的进展。教材内容陈旧，除了上文提到的《语言学纲要》外，在古代汉语课程中，一般选用王力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古代汉语》，这部教材曾获首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但不可否认，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编于20个世纪60年代，通论部分的语言知识还略显简单，不够系统，其次是教材缺乏练习。为了能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其它一些新版教材，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双棣主编《古代汉语知识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洪波主编《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习题》等。再如汉语史课程，不少高校也选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随着新的语言材料的发现，多元化的语言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人们对汉语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各种现象，观察的角度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描写分析越来越细致，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汉语史稿》教材在内容上相对滞后，而其内容的量又很大，几十课时完全无法讲授完毕，只能各部分内容蜻蜓点水式略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更换教材。殷国光等人编著的《汉语史纲要》基本框架与《汉语史稿》相同，但在教学内容的量和难度方面都较适中，且尽可能地吸收了学界已取得共识的新成果，每个章节除了提要和正文，还配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巩固知识和深化学习。教材选定后，不宜在短时间内频繁更换，在教材内容难以及时更新的情况下，教师一定要及时关注国内、国际语言学的新进展，了解语言研究新成果，并适当在课堂上呈现，以开拓学生视野。这样，既保证了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又能体现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其次，一方面各门课程老师应多沟通研讨，要协调好课程关系，减少课程重复内容;另一方面，要更新传统教学内容，增加实践性强的教学内容。语言课的性质，说到底就是工具课，工具是要拿来使用的，传授语言知识，是为了教会学生能读懂文言，继承优良传统文化;能正确使用现代汉语，并分析各类语言现象。语言课不能只有语言知识、规律等生硬的骨架，还要有血有肉，教师应尽可能搜集丰富有趣的语料。恰当地运用语料不仅能化抽象为具体，使课堂变得生动起来，语料分析本身就是语言课的内在要求，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具体的语言现象，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尤其是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中的语料基本都是汉语普通话和印欧语系的语言。而印欧语系的语言，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除了英语，对其他语言都知之甚少，因此，可适当增加方言语料和当代社会流行语。这样，既有利于语言理论的说明，又能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4.探讨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虽然省时，易操作，但没有突出学生主体，把学生仅仅看成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课堂气氛沉闷，不能很好地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出色的教师应教授学生如何自己发现真理，在语言类课程的课堂上，可先摆出具体的语言事实，然后引导学生自己逐步归纳出语言规律来。例如，古代汉语课程的音韵学历来被称为“绝学”，学生还没学，就产生了恐惧心理。这时，教师更要注意引导。在讲解“古无轻唇音”这条古音规律时，教师可以先出示语言事实，谐声字:非悲、发拨、未昧。异切:漂，抚遥切;漂，匹遥切。异文:匍匐、蒲伏、扶付，伏羲、庖羲，等等。根据这些语言材料可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在上古音中轻唇音和重唇音不分，只有一类，或者无轻唇，或者无重唇。接着，教师再出示现在厦门、福州等方言中只有重唇音的现象。这时，学生自己也会思考:之所以会得出上古无轻唇音的结论，一条重要的理据就是现代汉语方言。教师对此再进行强调: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找到只有重唇而无轻唇的方言，却找不到只有轻唇而没有重唇的方言，这显然是古音的遗留。另外，文言文中接触的某些人名地名，如逢孙、阿房宫的“逢”和“房”都念“páng”，这也是古音的遗留。这种反向教学法让学生自己来构建知识，使学生体验了思维的成就感，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一定要做有心人，成为教学活动的精心组织者。可尝试课堂讨论，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加强实践环节，如古代汉语课不仅让学生了解有哪些字典辞书，还可教学生查检大型的或专门的字典辞书，为今后自主学习打下基础;现代汉语课可开展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调查，撰写语言调查小论文等。教师还可引导学生自主性、研究性学习，这样不仅能高效地完成教学内容，而且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课程的关键内容是课堂精讲，易学内容可以自主学习。指导有能力的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科研，培养学生科研意识。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三、结语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5

1.一本《古代汉语词典》。方便查询古代汉语实词。

2.古代文化常识检索。方便查询古代地名、官名、天气名称等。

3.古代官职变迁常用词表。

4.古代人称代词表。

4.高职类语文高考必须掌握的15个虚词表。

5.在笔记本上摘抄掌握得不够好的实词和典型文言句式。

二、培养文言文人物传记阅读意识阶段

以《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为例进行讲解。

1.指导学生初步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横线划出里面不需要翻译的固定名词(人名、地名、官名等)。

2.再次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双线划出里面的虚词。

3.第三次阅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自然段,用小斜线划出单音节词。

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4.小结

人物传记类文言文阅读题的文段一般都能按照以上三个顺序进行解读,划小横线的固定名词和划小双线的虚词在阅读的时候可以不译。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除固定名词和虚词以外的实词上,尤其要注意古代汉语中实词多是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这一阶段可以按照上述方法多划几个文段,不必翻译。方法熟悉了以后,不必严格按照初步阅读、再次阅读和第三次阅读的顺序训练,学生可以通过一次阅读同时完成三次阅读的内容。

三、文言文人物传记阅读知识积累阶段

1.按照上面的三个步骤指导学生阅读其它文言文人物传记8到10篇,用笔记本摘录经常出现的虚词、固定词组并查字典解释其意义。

2.完成以上阅读训练之后,可以开始对学生进行文言文翻译训练。强调尽量把单音节实词翻译成两个字的现代汉语词语。每个句子翻译完词语以后再进行词语组合,调整语序,添加连词,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在翻译训练中,必须让学生达成共识,即不必过于追求每个词语的准确性,而应当建立整体观,大致了解文段意思即可。用笔记本摘录文段中经常出现的实词并查字典解释其意义,摘录经常出现的文言句式归类并进行总结。

四、文言文阅读解题实战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之后,学生可以开始做文言文阅读题进行实战训练。

高职类高考语文文言文阅读题一般设四个客观题和一个文言文翻译题,其中客观题的第一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文实词,第二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文虚词,第三个小题一般考查文言句式或对文段内容的理解,第四个小题考查理解和把握文段的中心思想。

在这个阶段的实战训练中,要求学生在阅读文段之前首先阅读该题目的第四个小题。如果第三个小题是理解文段内容,学生还必须在阅读完第三个小题的选项之后才开始阅读文段。文段阅读完成以后再次阅读第四个小题并完成它。第四个小题的选项通常是对全文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对学生掌握文段意思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可以完成其它三个小题,尽量在文段里找出选项的出处,联系前后文寻找答案。做好四个选择题,翻译文段也就水到渠成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生一般能在选择题中拿到6到9分,翻译题中拿到3到7分。

如果时间允许,在做题的过程中能辅以学生对文言文文段的朗读,培养出充分的文言文语感,做题效果会更好。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6

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进步与否其实有它的显著标志，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力。如果我们承认汉民族在经历了古代灿烂的文明之后，现在离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还有一定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先进民族，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学是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因为模仿容易陷入对“他创力”的崇拜。从模仿开始，我们需要走向对“自创力”的培养。我们之所以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学习。但是我觉得赵武灵王要学的不仅是“胡服骑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决心。因此他对匈奴民族的学习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上。现在我们的文化考察团经常到欧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他们的繁华的建筑，先进的科技，回来后便学着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头丧气地指责我们这个民族的落后，叹息无法“师夷之长”。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像读一部书，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读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领悟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我们才算真正地将先进民族的文化精华学到了手。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在本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繁衍，从它的母体内裂变出的现代汉语开始蓬勃地生长。纵观汉文明历史长河，汉语言一直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古代汉语已经静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的语言断层。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便是频频回顾，因怀念而生发眷念，因眷念而生发热爱。如今我们凝视着汉文化的踪迹，读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沧桑，我们似乎顿生汉文化依旧生机勃勃的意识。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断层这边遥望已逝的美好，不断地回顾给我们带来的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我们又明显地感觉到古文化与今文化的隔膜。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导致我们在民族文化传统面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7

我们所即将告别的20世纪文学，将会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什么？换言之，这个世纪的文学在浩浩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近十多年来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试图把一向从属于政治划分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统合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并不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而只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连绵不绝，形成杂语喧哗局面。我们在这里也只是想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个特定角度，加入到这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纪末喧哗之中，提出别一种观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这种“现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虽然认为它根源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因素的长期复杂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体划分时，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上。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当这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下急剧走向衰败时，按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指标去从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确实，面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觉都遭到了致命一击，只能脱离传统旧轨而迈上充满诱惑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以便使这“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或“新中国”。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可以说同时展示了中国眼前的衰败景致和即将到来而又朦胧的现代化美景。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要在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老大帝国”实施空前宏大而艰巨的现代性工程，必然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此，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选取一种特定角度。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被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旧体制经受一系列尖锐、严酷而持久的挑战，如产生“道”与“器”、专制与民主、巫术与科学、科举与教育、王法与法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等等剧烈而持久的冲突。有挑战，就不得不有应战。应战就是面对挑战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现代性内部的种种冲突中尝试和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集中而明显地体现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挑战而显示的应战行动上。这就需要我们从挑战性课题与应战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所牵涉的种种复杂问题。

大体说来，现代性涉及这样一些主要方面：其一为科技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如何师法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且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其二为政体现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引发种种政体变革；其三为思维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上；其四为道德现代性，要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其五为教育现代性，意味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为传统仍有其生命力）；其六为法律现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治；其七为学术现代性，即把古代学术体制翻转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从古典文史哲到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其八为审美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其九为语言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中，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可以说，这仅仅是不完全列举；同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去作专门论述，而在这里由于个人能力和兴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讨论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后两方面——即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

二

审美现代性，在这里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简称，即它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在现代性的诸方面中，审美现代性是看来非实用或非功利的方面，但这种非实用性属于“不用之用”，恰恰指向了现代性的核心——现代中国人对世界与自身的感性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审美，西文作acsthctic，原义为感性的或感觉的。审美现代性（aestheticmodernity），就是指中国人在现代世界感性地确证世界与自身并加以艺术表现的能力，或感性地体验现代世界和自身并加以艺术表现的能力。它涉及这样的问题：在现代世界上，中国人还能像在古代那样自主和自由地体验自己的生存状况、寻找人生的意义充满的瞬间吗？这样，正是审美现代性能直接披露作为现代人的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状况、整体素质和能力，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审美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从古典审美意识向现代审美意识的转变，即确立属于现代并融合中西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等；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涉及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国画与西画之争，国乐与西乐之辨，戏曲与话剧的关系，及新的表现手段如广播、摄影、电影和电视的引进等；参照西方现代美学或诗学学科体制而建立现代美学或诗学学科，从而出现中国现代美学或诗学。就上述方面而言，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是尤其值得关心的。单从文学角度说，以现代审美—艺术手段去表现，首先就意味着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以相应的现代审美—艺术语言规范去表现，如实现从古典章回体小说到现代小说、从旧体诗到新体诗、从文言散文到新散文、从戏曲到话剧等的转变。由于这里都无法绕开古代汉语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这一“纽结”，因而要谈论文学的审美—艺术表现即审美现代性，就不得不涉及汉语现代性问题。

三

如果可以说汉语是显示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本场地或方式，那么，说现代汉语是显示现代中国人生存状况的基本场地或方式，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当着古典文言无法表达或无法尽情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时，呼唤并创造新的属于现代的汉语形态，使其击败并替代衰朽的古代汉语而登上正统或主流宝座，就成了汉语现代性的主要课题。人们有理由发出疑问：正像古代汉语成为显示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有效和有力方式一样，新生而稚嫩的现代汉语还能同样有效和有力地表现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体验吗？还能帮助中国人在现代世界重新树立自己的那份自信、自主与尊严吗？所以，可以说得集中点，汉语现代性的焦点，正在于现代汉语作为显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方式的有效性和魅力问题。汉语现代性问题，约略说来，集中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从汉字结构来说，由繁体字变为简体字，虽然对中国人的古典汉字形式美感无疑构成极大的挑战，但却是汉语为适应现代生活的表达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效的步骤；二是就汉语书写格式来说，从竖排右起形式到横排左起形式，标志着汉语书写格式与现代世界通行语言书写格式形成统一；三是就汉语表述来说，从无标点句到标点句，和从不分段到分段，使汉语表述增加或获得了现代语言所需要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四是就汉语语法来说，从古代“文法”到现代“葛朗玛”（grammar），建立起汉语的现代语法体系；五是外来语的大量引进、仿造和新词的创造，满足了现代生活的交往需求。

而从语体分类来说，汉语现代性具体体现在为适应现代表达需要而出现的新的分类形态中——科学语言、新闻语言、官方语言和文学语言成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语体。首先，作为科学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像现代西方语言如英语那样表述和创造中国现代科学知识？当古代汉语无法完满地完成上述任务时，现代汉语中的科学语言就必然地承提起这项使命了。其次，作为新闻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完善地和准确地报导和评述错综复杂的新闻事件，以便满足现代人对新闻的特殊敏感和消费渴望？再次，作为政府或官方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完满地完成传达现代政府指令、治理和动员大众的任务？最后，作为文学语言（这里特指艺术语言），现代汉语能否像古代汉语表现古代人的生活状况那样，完满地和创造性地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而同时，作为文学语言的现代汉语，是否也像古代汉语那样，在文学表现中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美”，而这种美正是现代文学的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最后一个问题正是这里需要讨论的。

四

这里，作为汉语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之一，以现代汉语去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体验问题，是必须同前述审美现代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审美现代性要解决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及其表现问题，而汉语现代性正是意味着把这一问题落实到具体表现方式——现代汉语上，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问题：如何创造新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样，正是在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相交叉的坐标点上，出现了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更确切点说，中国现代性文学。这种新型文学致力于以新的现代充沛形式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

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遭遇这样的问题：面对新的陌生的现代世界，中国人自我还能真正进入自己的生存隐秘处，在那里获取人生的意义充满的瞬间吗？要完成这项审美现代性课题，古代汉语已落伍了，需要求助于新的汉语形态，这就有汉语现代性要求。这样，问题就来了：曾经运用古代汉语去书写生存体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的中国人，还能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书写现代生存体验并创造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吗？面对这个空前难题，中国现代作家开始了自己的艰难历险，结果是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学，或者不如说，中国现代性文学。

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化性相交叉的角度看，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带有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现代性性质，从而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个主体部分。所谓古典性文学，在这里是与现代性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或者是从现代性角度去追认的，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以古代汉语（包括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为基本书写形式的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性文学具有自身的源远流长而又辉煌灿烂的“美”或审美特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然而，与此相对照，似乎只是仓促出生、且生长艰难的中国现代性文学，还能有属于自身的独特的“美”或审美特征吗？人们当然有理由持怀疑态度。而确实，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现代性文学同古典性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相比较，并且总是得出中国现代性远不及后两者的结论。果真如此吗？

中国现代性文学，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美学形式和精神风貌的通称。如果说，从1840年至（1898）的半个多世纪，属于中国古典性文学的衰落期和现代性文学的酝酿期；从失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余年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滥觞或开端期，那么，“五四”以来至今的八十载则属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期。这样，“20世纪中国文学”在此也就是指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形态。它不是在“五四”运动中突然“蹦”出来的独立形态，而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在缓慢地孕育和生长着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一个主体部分。如果我们否认它同之前数十年文学发展的联系，就意味着把它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以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进程割裂开来，仿佛是一个自我生成的“怪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提“20世纪中国文学”诚然是可以的，并且曾经产生过一定积极意义，但却是不大合理的，不如提“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期”。

五

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形态，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这自然需要从若干方面去作综合考察，这里不妨单从它所创造的现代汉语形象去作初步考虑。在中国文学中，汉语并不是单纯的意义表达工具，而是审美对象的当然而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学中的一种艺术形象。具体地说，汉语在其意义表现中本身就能展现出丰富而意味深长的审美的艺术形象（如语音形象、文法形象、辞格形象和语体形象等）；并且可以说，文学也只有凭借这种基本的汉语形象，才能把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创造出来。汉语形象不是文学的艺术形象系统的多余的装饰部分或次要外壳，而就是它的直接和基本的美学“现实”。因为，中国文学毕竟是汉语的艺术，确切点说，是汉语形象的艺术。如果没有了汉语形象，文学的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又如何创造出来呢？不是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需要借助汉语形象去表现，而是汉语形象把艺术形象总体及其意义创造出来。

确实，不再是沿用伟大而衰落的古代汉语、而是自无而有地创造稚嫩而伟大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而辉煌的事业。试想，在古代中国人已经把古代汉语的表现能力伸展到最大限度从而使其必然地走向衰落后，置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而急切地寻求表现的现代中国人，就别无选择地只能另创新语了。孕育过李白和杜甫的诗文土壤而今不可能再度孕育他们了。纵使李杜再生，他们也不可能再度成为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汉语形象的现代李杜，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新难题——如何创造和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写作，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体验。这无疑是李杜们不可能遭遇的一项名副其实的“前无古人”课题。

这项前无古人课题进展怎样呢？可以说，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到90年代，现代汉语在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美学成就，同时，它作为汉语的现代形式，也已经和正在形成与古代汉语不同的独特的美或审美特征。古代汉语具有自身独特的美，而现代汉语也正在把自己独特的美打开来。汉语的古今两种美之间，当然存在着内在根本的继承关系，但同时，相互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约略地说，具有独特的美的现代汉语形象，从三方面吸取“美的资源”（爱德华·萨丕尔语（1））：一是汉语内部的古代传统语言“流”，即中国古代文学所传承下来的古代汉语遗产，它作为内在汉语形式为现代汉语形象提供古代汉语传统的强大支援；二是外来的语言“流”，即以先进和科学语言面目出现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方现代文学语言，这使得中国人在创造现代汉语形象时有了可以仿效的现想典范；三是基本的语言“源泉”，这是最为重要的，即现代中国人对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当下语言把握方式，这为现代汉语形象确立了新的基本的、活生生的和永不枯竭的语言资源。现代汉语形象正是这三方面融汇的结晶。

现代汉语形象与文化现代性存在着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而从总体上讲，文学中这些现代汉语形象的出现，恰恰是要适应文化现代性的需要，并且实际上成为现代性工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新的丰富而意味深长的现代汉语形象不正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工程的动人的想象性“镜象”吗？正如前面所说，这是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相交叉的坐标点。现代汉语形象所达到的美学高度，是现代性文化所想象的高度的一个凝缩模式。而就文学来说，正是现代汉语形象的美，有力地支撑起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汉语形象的美的独特性，那我们就必然会引出如下认识：以现代汉语为“美的资源”的现代性文学，也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独特的美，这是与古典性文学的美不尽相同的新的美。如此，从现代汉语与现代性文学的关系而言，中国现代性文学其实可以表述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

这样看来，今天的所谓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就应当在中国现代性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这一新框架中统合起来。这是它们各自的学科建设所急需的。因为，正是这种综合研究有可能帮助人们打消内心对于这三种学科的学科根基或立足点的长久怀疑。把所谓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三个基于政治话语划分而产生的领域统一起来研究的时日，应当说已经来临了！它们不都是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性文学的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吗？不都是与现代性相连的中国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吗？这三者相互打通的时刻，也即中国现代性文学获得全面而综合研究的时刻，无可否认地来临了！

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续，而是它们的一种崭新形式。即，它不是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续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衰落之后另辟蹊径，另创一种新的形态，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另一种“美”。如果说，以古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古典性文学代表中国文学的古典性传统，那么，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现代性文学则代表中国文学的新的现代性传统。这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两种彼此相连而又不同的“传统”。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学术成见的限制，人们对于伟大而衰落的古典性传统似乎所知颇多，然而，对于同样伟大而有待成熟的现代性文学传统却所知甚少；相应地，人们对衰落的前者大加推崇，却对有待成熟的后者严加苛责。所喜的是，我们正开始形成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新眼光。无疑地，现在已到了正视这种堪与古典性传统媲美的新传统，并同它对话的时候了。

六

由于中国现代性文学远不是单纯的诗学或美学问题，而涉及远为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着一个更大的学科框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几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而需要作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考察。有鉴于此，需要有一门更大的学问，去专门追究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科地基或学科立足点。这个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更大的文化学科，在我们看来，应是中国现代学。中国现代学是我们的一个新构想，它能否成立呢？

中国现代学应是与时下流行的“国学”、“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三个概念不同的。“国学”在今天通常指中国古典学术，或以中国古典学术方式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这样的国学当然有其价值，但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却很少涉及，或者说，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汉学”一词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把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包容在内。凡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称为“汉学家”。但这种用法由于过于宽泛，实际上不大被采用。常用的倒是狭义“汉学”。它常用来指16世纪以来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从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这种研究的规范和目的都是属于外国的，虽有参考价值，但毕竟无法充分满足中国人研究自己的现代性问题的需要。“中国研究”（或译“中国学”）是近十余年来引进国内的，它是二战以来兴起于美国的一门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学问，属于美国学术中的“区域研究”（RegionalStudies）范畴。其奠基人是近年去世的知名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博士。“中国研究”正是要突破欧洲“汉学”重视传统而轻视现实的旧模式，把中国现代问题作为基本研究对象（3）。这种研究虽然以中国的现代问题为主，富有一定参考意义，但实际上是欧洲“经典汉学”（ClassicalSinology）在现代问题上的一种延续形式，其根本目的仍是像经典汉学那样服从于和服务于西方自身的利益需要。

那么，在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之外，还有没有一门新学问，它由现代中国人自己建立、能跨越通常学科界限而把中国现代性作为中心问题加以通串性研究？显然，中国现代学正是为弥补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所留下的空缺而产生的。它致力于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古典性文化衰败以后寻求全面的现代性过程时的种种问题。换言之，中国现代学是包括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在内的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通串性学问。而这些现代性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由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交织成的文学现代性问题，即如何创造新的现代汉语以适应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性文学研究不过是中国现代学这个包罗广泛的现代文化学科中的一个环节。

当然，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学与其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专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灵活自如的通串性研究领域。通串，不是把若干独立学科综合成一个宏大的有机整体，而是在尊重各学科独立的前提下从事适当的相互通连或串连。例如，要从中国现代学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则需要走出单纯现代文学和现代诗学的限制，借助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优势，从事通串性研究。这样做，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现代学研究视野。而如果把中国现代学固定为一个专门或独立学科，则它的特色就势必都丧失掉了。说得明白点，中国现代学应是一种在现代性问题框架中思考具体学科问题的通串性研究视野。

其实，中国现代学正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学”。在古典时代，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充满自信、固执地相信自己就是全世界的“中心”时，就自然地把“中国”当成“世界”或“天下”。那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国体称谓，而是一种“文化主义”或“天下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中心名称。谁在文化上强盛，谁就是“中国”（即天下之中央）。所以，那时的“中国学”（如果有的话）与“世界学”是重合的，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并不需要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学”（4）。只是在现代（鸦片战争以来），当中国的古典中心权威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中国作为现代世界若干民族国家之一员这一事实被确认后（5），在新的视野格局中重新认识或想象中国、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成了一种必然要求。也只有在这时，才真正需要一门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学问，这就是中国现代学即中国学（当然，如果要对译成英文的话，它显然不宜译作Sinology或ChineseStudies了，而需另创新词，如ChineseStudiesofModernity）。到今天为止，有关中国现代学的研究虽有开展，其历史甚至可上溯到魏源、龚自珍和严复等对中国现代问题的最初认识，但毕竟一直缺乏真正明确的意识和筹划。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包括如下缘由：在许多人眼里，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过一百五十余年，与中国几千年辉煌的古典文化史相比似乎算不了什么，它不过就是这古典文化史的现代延续而已，因而重要的是研究这古典文化的现代复兴，而不是把它看作与古典文化不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依此类推，人们以为古典文化取得很高成就，与世界任何一种优秀文化相比毫不逊色，而现代文化才刚刚开始，无甚成就，至多也只是它的一个不起眼“尾巴”而已。

这种偏见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外国。外国人一提起中国，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古典形象。但是，只要我们从西方介入前后新旧中国形象的巨变角度考虑，就可以发现，这种现代性进程所标明的变化、带来的震撼和取得的成就，是怎么估价也不算过分的。以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例。鸦片战争好比一个分水岭，划分了两种中国形象。如果说，在这之前，古典性中国形象凝聚了中国人有关自身与世界的第一次定义，使“中国”呈现出世界之中心权威的形象；那么，在这之后，现代性中国形象则代表着中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第二次定义，此时的“中国”转而承认西方为世界之中心，自己则被放逐到边缘。然而，第一次定义出的古典性中国形象并没有因新的定性的出现而消逝，而是以新的方式更强烈地显示出来：当古典中心形象被消解而现代边缘形象顽固地挺立后，对昔日中心地位的渴望非但没有因此而减弱，相反是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了，形成再度中心化渴望，因为长期的中心地位造成了这样的文化习惯或定势，以致中国人难以忍受被长久地放逐边缘的巨大苦痛；而当再度中心化渴望在现实中一再难以实现时，就往往被压缩到集体无意识深层，再通过多种渠道被置换出来。在文学中创造“新中国”、“少年中国”等现代性中国形象，不过是多种置换渠道之一。一部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正是新的中国形象的创造史（6）。相应地，现代性标明一种旧的文化时代的结束和新的文化时代的开端，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时间的前后延续上看待现代性同古典性的区别，而要看到这种区别所揭示的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这是两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状况的分水岭。而从文学上讲，这就需要我们在这种基点上回头重新审视现代化进程，认真考察这种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巨变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造成的震惊效果。这种审视和考察自然会不断回头涉及中国古典文化状况和古典性中国形象，在两者的比较中进行。而中国现代学正是要把中国形象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一更广泛的问题领域之中。

由于如此，中国现代学应是多方面研究的集合。例如，它可以包括哲学现代学、社会现代学、汉语现代学、心理现代学、教育现代学、审美现代学等等。与中国现代学相对应，今日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学问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学，这自然包括关于中国古典性文学的研究。然而，中国古典学并不能等同于“国学”，它不过是现代中国人出于理解现代文化的需要而对自身古典传统作新的研究的产物。这种有关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研究必然地是在中国现代学框架中进行的，目的是服务于现代人的现代性工程。因而严格说来，中国古典学其实应是中国现代学的一个关系密切的旁系或支系。同时，与中国古典学一样地同属中国现代学的旁系或支系的，还有中国外国学。中国外国学是由中国人开展的关于外国的学问，包括中国东方学、中国西方学等。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了解外国、尤其是西方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中国现代学同它的主要旁系中国古典学和中国外国学一道，承担起研究中国的现代性的任务。

但我们不能在中国现代学问题上走得过远，需要赶紧回到本文的论题上来：中国现代性文学在中国现代学中的位置如何呢？中国现代性文学应主要属于中国现代学中的审美现代学与汉语现代学的交叉领域——这不妨暂且称为中国文学现代学。文学现代学要处理如何以新的现代汉语形式（如“新小说”、“现代白话文”和“新文学”等）去创造和确证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的问题。这意味着把现代性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去考察，发现现代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化的密切联系。

这样把中国现代性文学置于中国现代学框架中加以研究，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它应当可以为目前仍旧彼此疏离而飘无定所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共同的学科立足点或生长点，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共同的审美特征。这必将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种种偏见，使其独特审美价值展现开来。这种偏见在于，与人们标举古典文化而轻视现代文化相应，古典性文学被认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伟大成就，而现代性文学据说则由于废除古典语言而采取西化的现代汉语形式，被认为尚处在失去古典根基的无根或虚空状态，因而不存在独特的审美价值，更不可能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所披露的西方事例或许具有一定代表性：“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古典文学高高在上，现代文学却一般不太受重视。因此，在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常被推至边缘之边缘，而所需经费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关机构的支持。一直到九十年代，汉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争取现代文学方面的“终身职位”，然而其声势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私生子”（7）。而依我们从中国现代学角度所作的审视，正像古典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样，古典性文学与现代性文学的比较绝不应看作五千年文学与其自身随后的一百余年文学的自我比较，而应视为同一种文学的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比较。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已经开始获得了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独特而伟大的审美风格，它们虽在审美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有明显不同。它们好比同一文学之树上的两株奇葩：一株在古典性传统中生长、盛开和衰败，另一株则在现代性氛围中迎风怒放。古典性文学虽然伟大却已衰败，而现代性文学尽管幼稚却已初显其独特审美特征与伟大前景。因此，要充分显示现代性文学的独特审美特征和伟大前景，就需要大力倡导和开展中国现代学，把现代性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框架之中。

中国现代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有关问题甚多，这里只是提出初步研究提纲，以期引起国内人文学界、尤其是美学界和各门艺术学界同仁的探究兴趣。希望这个视界能够为研究包括现代性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开拓出一种新的意义空间。

注释：

（1）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2页。

（2）参见阎纯德：《汉学和西方学研究》，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1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48年版，此据涂又光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5）“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术语，是直到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才首次以拉丁文、满文和俄文文本形式出现的，而它的第一次汉语表述则要等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才出场，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8

一、毕业论义写作基本程序：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三次以上）、定稿初审、省校复审、模拟答辩、案答辩终审。

二、字数、时间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见结构要求及文本样式。

四、关于选题和写作

（一）选题范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美学、写作等。

（二）开题报告：须经指导老帅审定通过后，另可进行论文的具体写作，一经确定，上报省校，不能更改。

(三)选题要求及不例：

1、“宜小不宜大”：利于提炼观点，利于中集中展开论述和材料的搜集及运用。

例：论余秋雨的散文（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难于把握和深入）

深味人生，观照心灵——论余秋雨散文的哲学底蕴（只侧重于其散文的哲理性一个方面，利于深入）。

例：论鲁迅小说：浅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塑造）。

试析鲁迅小说的细节描写（艺术特色）。

2、传统论题须有新角度：利用熟悉材料，进行独自思考，形成新的完整的立论和论证。

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材料、观点难以通过）。

从《边城》看湘西的民族风情，从沈从文小说看其“湘西情结”。

例：《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都可写，但必须是利用熟悉的材料进行新的立论。

3、必须选择熟悉的作品立论：利于形成自己的观点，利于找论据论证，利于答辩。

例：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等（照搬别人立论；答辩临时读、记）

4、确定适宜的论题角度：自己熟悉、理解、擅长的方面：论题要求相对容易简明的。

（I）古、现代汉语，专业性强，材料具体翔实：文学理论深奥，接触少，不懂或未自己研究的决不能写；

（2）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流派论等要量力而行，一般可重点考虑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审美意义等。

5、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不属汉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范围。如需参考，可上网点击“一搜”、“白度”、“google”——“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四、写作要求：

I、网上下载的不收；

2、几篇文章拼凑的不收；

3、将一篇主要文章打乱顺序，观点、材料依旧的不收：

4、请他人执笔，自己未读作品，不熟悉作品的不收；

5、拿已毕业的论文不收。

五、关于论文答辩

1、充分熟悉论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

2、充分熟悉和理解论文中所引作家、作品及相关概念的米龙去脉和内涵；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9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古代汉语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语言学;论文写作;方法论

语言学方向的学术论文写作常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无题目可写。第二，有题目能写，却无从下手。对于前一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高问题敏感度”成了解决问题的万能途径。但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如何提高敏感度却成为另一个困扰。本文对此亦不做深入讨论，集中谈谈第二种情况：有题目能写时，应该如何扩大视野，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下面结合具体研究从研究者应具备发展的眼光、个别到一般的眼光、局部到整体的眼光等方面详细论述。

一、发展的眼光——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发展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上是指把现代汉语、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打通，即着眼于在历史语言学理论框架下解决具体问题。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其来源。对一个词、一个构式乃至一个句式，除了在共时平面上分析其句法、语义、语用等特点之外，还要探其来源。比如，江蓝生（2005）把现代汉语中表取舍义的“VP的好”句式依据句中有无疑问代词区分为甲式和乙式，通过追溯历史，发现无疑问代词的甲式源自自指的“VP底”主语句，有疑问代词的乙式源自有标记的话题主语句，即由“VP1+Z，VP2”紧缩为“VP1ZVP2”（Z为助词）。语法化和词汇化是历史语言学的两大重要课题，而语用化是继语法化和词汇化之后历史语言学新发掘的又一重大研究课题。张秀松（2018）考察了古代汉语程式问候语“久仰”的语用化历程，通过历史考察，发现正式场合初次见面用程式问候语“久仰”是“久仰NP”（NP常为表示名誉、德性、才华、容貌等的敬词）通过截略，进一步语用化而来。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都存在发展、变化的过程。词、短语、句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句法、语义及语用表现，除了探其来源，还要充分观察并描写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征，尤其是新的变化（包括句法组合的变化、语义的变化等）。新的变化很有可能是某一语言现象从A演变为B的诱因、条件等。比如，李宗江（1997）考察“进”对“入”的历时替换时，发现“进入”这个字组最早见于《史记》，在六朝及以后常见，“进入”这种重言形式的大量出现对“进”替换“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比如，张秀松（2011）考察短语“到底”向时间副词的词汇化时指出“到底”的句法演变经历了从独立谓语阶段到连谓前项阶段再到状语阶段的变化，句法位置从谓语向状语的变化为“到底”词汇化为时间副词提供了典型句法条件。因此，在进行个案研究时，要格外注意研究对象的新变，某一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其性质、功能的改变，具有牵一发动全身之力。江蓝生（2016）《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一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最后，事物历经发展、变化会有一定的结果。对具体的语言现象而言，发展、演变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结果，因为语言会在某种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变化。张秀松（2012）《近代汉语中语气副词“到底”的后续演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力证。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语言研究中的“定年代”问题。语法化、词汇化及语用化的相关研究课题往往需要确定某一语言现象出现的年代。比如，张秀松（2015）对各家关于“毕竟”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完成时间进行了考辨，并指出“毕竟”的词汇化完成于东汉。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中有一重要课题，即古今词语的历时替换问题。新词对旧词替换的过渡阶段以及替换完成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比如，霍生玉（2016）考察了“梁”与“桥”的替换，指出“桥”完全取代“梁”的时间是东汉后期。李宗江（2016：51）在讨论常用词演变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时，也指出在进行常用词演变研究时要确定新词产生的时间，并考察新旧词的替换过程。

二、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类型学视野

从个别到一般，在语言学研究中是指从个案研究向类别研究扩大，从而寻求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时，可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当研究某一个具体的词、构式以及句式时，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深入，可以选取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系统的其他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系统考察。比如，通过对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对比考察可以对一个词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得出句法、语义等层面以外更高层面的认识。石定栩，孙嘉铭（2017）通过对“常常”与“往往”的对比考察，发现“常常”是频率副词，“往往”是概率副词，“常常”是客观副词，在小句中充当状语；“往往”是主观副词，并不充当状语，而是对小句命题做出评价。可见，系统、对比考察往往比纯个案研究更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此外，对一类词或一类构式的研究往往更能发现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比如，董秀芳（2003）考察了“X说”类词的词汇化，认为这类词的形成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这类词的语义演变方式，即从言说义向认知义的转变，在汉语史上一再出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规律性结论的得出是个案研究所做不到的。再比如，吉益民（2017）通过对主观极量唯补结构的考察，发现这类结构的重要建构机制是由具象域中的广义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度域中的主观极量。通过对一类词或构式群的研究所得出的普遍性规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次，在研究中要重视方言材料的价值。从历时角度看，汉语很多方言是不同时期古代汉语的保留。从共时平面来看，对普通话某一现象（包括词或词的构成规律，构式以及语法规则等）进行探究时，可引入含有共同要素（比如同义词、同义构式等）的方言材料进行对比，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方言与普通话的共通性表明汉语发展演变具有同一性，这便于揭示汉语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从而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比如，田丹（2014）以成都、济南、洛阳、金华等方言的儿缀词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地儿缀词在意义和功能上总体表现基本一致，并指出儿词缀的词汇意义和构词功能由北到南呈现出逐渐缩减和弱化趋势。第二，方言与普通话是不同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不同之处有利于深入认识方言与普通话各子系统的差别性特征。比如，刘丹青（2013）对苏州话介词、绍兴话介词等进行了类型分析，归纳出了各方言中介词系统的类型特点。第三，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有利于窥探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最后，语言研究要具备类型学视野。上述两点分别是从普通话和方言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共同要素，扩大研究视野。这里要谈的是，除了从汉语内部搜寻素材以外，还应着眼于其他语言，将汉语与其他语言现象进行对比考察，探求共同规律，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证据与理论支持，即所谓的类型学视野。如张秀松、张爱玲（2016）考察汉语“阿弥陀佛”向会话程式语的语用化时，关注到英语中的宗教祈祷语“mary”，发现“阿弥陀佛”和“mary”具有相同的发展路径，即都经过凡俗化（脱离宗教语境）发展为叹词，并进一步语用化为会话程式语。再如，吴建设、莫修云（2018）基于语言类型学视角，以丹麦语和韩国语的汉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实验，发现了语言类型对“把”字句使用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基于语言类型学视野的语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节从普通话，汉语方言以及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三个方面讨论了语言研究应具备从个别到一般的眼光，这与邢福义（1998）的“大三角”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三、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

从局部到整体的眼光，在语言学研究中主要指从内向外和从小到大两个方面。以语法研究为例，从内向外看是指对于一个结构（包括词、短语、构式、句式等），先充分观察并描写其构成成分，进而分析整个结构。比如，朱俊玄（2018）考察“很是”的词汇化时，首先考察了“很”从形容词到程度副词，再到表语气的副词的语法化，然后梳理了“是”从形容词/指示代词到系词，再到焦点标记的语法化，最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很是”的词汇化。再如，王灿龙（2005）考察“恨不得”的词汇化时，也是先考察了其构成成分“恨”“不”“得”的演变。由内而外的研究方法对确定词、构式、句式等形成的时间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杨荣祥（2007：42）指出固定句式“越……越……”在《朱子语类》中已见使用，副词“越”是宋代才产生的。可见，通过句式构成要素副词“越”出现的时代，有助于判断整个句式出现的时间。从小到大看，是在由内而外看的基础上，在更大的语言单位内看语言结构的分布。这也不失为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杜文霞（2005）考察了“把”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及功能差异，发现了“把”字句在口语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争论语体等中的分布特征及不同功能。再如，刘通（2018）考察了“怎么X都/也Y”格式具有承上启下的语篇功能。从小到大看的研究方法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更大的语言环境（如语篇）中研究某一语言现象，能够发现该语言结构更高层次的特征、功能等。这或许也是篇章语法（以方梅、张伯江等为代表）应运而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