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十篇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1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浅析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在地学方面，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2

关键词：古籍文献数字化 学科建设 古籍整理 古籍保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深，古籍文献蕴藏着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智慧精髓，它不仅是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明证，也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古籍文献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以及艺术代表性，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风貌以及生产、科学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好好加以保护，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古籍文献数字化，有效地保存了我国现存的古籍资源，并借助信息技术，以发掘其中隐含的知识内涵，为我国古籍文献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因此，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1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古籍是特殊文献，既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有些孤本、珍本，纸张已经变质变脆，而作为文献资料的古籍不可避免地要供人阅读。因此，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籍文献，又不影响其正常使用，就成了古籍收藏单位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古籍数字化以后，读者可以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浏览阅读善本，可以任意查找珍本书籍，避免了直接翻阅古籍的诸多不便，从而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古籍文献数字化，是保护和传承古文献最有效的形式，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必然趋势。

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吸取诸如文化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的成果，拓宽研究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它支撑了众多以古代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科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它们的持续良性发展。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以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为基础，不断充实自己的研究内容，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古典文献学界要以接纳、包容的心态，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加强同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学者的联系，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

2 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建设的现状

当今，Internet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献存在方式，数字化古籍文献，经过短短十数年的发展，已经向我们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契机。

2.1基础理论研究缺失

古籍文献数字化理论的研究薄弱，尤其是系统理论缺乏。当前，有关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对古籍文献数字化资源的调查和利用上，深层次的理论探究涉及较少。对于古文献资源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只是技术手段上的革新，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古籍整理之范畴。古籍文献数字化，也面临着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文献考证等古籍整理的基本环节。所以，从事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的相关人员，须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2.2技术手段革新

古籍文献数字化，主要是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大型数据资源库，藉以揭示古文献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相关技术也日渐成熟，且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

从数字化古籍文献利用的角度看，信息化的古籍产品呈多元、自主开发的态势，这样就使读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阅读、科研空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查阅方式及学习模式。故引入数字化技术，是古籍文献再生性保护的必然趋势。

2.3学科队伍的不作为

一方面，由于古籍文献数字化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大多着眼于古籍文献数字化项目的开发利用，同时也带来重复选题、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从事古文献研究和史学的学者，虽认为数字化的古籍文献有益，但却不作为；真正投身于古籍文献数字化规划项目事业、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化进程的学者，却是图书馆、信息管理学界之人士，此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3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3.1 研究对象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古籍文献数字化”，是指以古籍文献为对象进行的数字化工作，它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数字化”。我们在探讨“古籍文献数字化”的研究对象时，就必须从这两个基本要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上入手，并考察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献的一种类型，古籍的数字化与其他文献的数字化相比，有共性，但也有其个性。古籍的个性，体现在其特殊的外观和历史文物价值上。为了体现这些个性，需要我们采取一些特殊的加工手段和技术措施。因此，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数字化，是“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对象，更是提高古籍文献数字化水平最主要的途径。

古籍文献数字化，应根据古籍的特点来进行，并通过数字化的操作过程，对古籍文献中所包含的信息进行重组。

将古籍的特点与数字技术的特点相结合，既要充分考虑古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让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古籍文献，保持原有的文化特征与内涵；同时又要考虑数字技术及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和信息处理的过程，让后者所具有的信息分析、聚类以及海量信息处理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过去必须用人工进行处理的事情，甚至是人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计算机来处理，实现从古籍影像的数字再现到古籍内容的分析、聚类，从单种古籍内容的处理到海量文献的综合处理，从简单的文本转换到信息重组甚至知识挖掘，这将是今后古籍数字化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

3.2学科性质

古籍文献学，吸收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博采众家所长，以全新的视角，将古籍文献作为一种数字信息资源，动态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诠释传统古籍与人类社会文化繁衍之间的交互关系。 转贴于 古籍整理是对古籍原文的整理加工，以便于人们阅读与研究。从学科体系上看，古籍整理从属于文献学，文献学是“把整个古籍整理工作统统包括了进去，可见文献学全部内容之庞大”。因而，将古籍数字化定位于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使之从文献学与信息技术交叉的角度，来审视古籍整理领域中特有的现象与规律，并形成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意义十分重大。

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点，在于计算机技术同古文献学的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凑或叠加，而是融合原有基础上的提高与升华，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古籍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古籍整理的问题；而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是研究、拓展数字技术在古文献学中的应用。因此，古籍文献数字化，实际上要涉及到古文献学、古籍整理、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等诸多学科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跨学科性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对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可以这样描述：古籍文献数字化学科，是研究古文献在数字化、信息化过程中的特质和规律，指导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领域中的应用，以优化信息环境下的古文献学科研究领域。

4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研究内容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条件下的古籍整理方式的一种尝试，更在于它是一项跨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科学领域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旧有典籍的数字化进程，古籍文献数字化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并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框架。

古籍数字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其初创期可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4.1数字化古籍整理学

古籍数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仅是文献载体的转换，还包括对古籍的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史实考订、目录编纂等工作，其制作过程的本身仍然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可以说，整理工作的好坏决定着古籍数字化的质量优劣。因此，数字古籍也必须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过程和相应规则，而探究技术条件下古籍整理的独特规律将有助于古籍数字化的进一步研发

4.2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是我国特有的、利用计算机系统来处理中文信息的技术，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不小进展。但古籍文本的信息处理，既包含古籍外部体式或内容的数字转换和再现，如页面的扫描、文本的数字化转换、光学字符识别以及版式还原等，还包括文本数字转换后的应用，如智能检索、内容关联等。其共性与个性的把握，需在中文信息处理范围内专门引入特定的古籍处理范式。

4.3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

古籍数字化的管理理论，是指对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实行有效调控的理论。它涵盖了对古籍数字化成果及产品的预测、决策和评价的研究，古籍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机构的研究，古籍数字化从业者的素质及技能的研究等。针对古籍数字化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古籍数字化实践活动的效率，更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古籍数字化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读者。因此，必须加强对古籍数字化管理理论的总结研究，以给古籍数字化管理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5 结语

古籍文献数字化，不能只着眼于数字技术，或市场运作，其更加深刻的内涵在于，数字技术所承载的内容，这需要通过学科建设这一途径来完善其相关理论体系，从而折射出古典文献在内容上对于人们的使用价值，并成为活着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精神传承资源。

参考文献：

[1]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0.

[2]李国新.中国古籍数字化资源的进展与任务[J].大学图书资料学报，2002(1)：21-26.

[3]郑永晓.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J].文学遗产，2005(5)：130-137.

[4]徐筱红.刍议高校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J].高校图书情报论坛，2006(1)：48-50.

[5]陈 力.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再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2)：42-49.

[6]徐 清，石向实等.古籍数字化资源的深度开发[J].图书情报工作，2007(3)：95-97.

[7]程 微.对我国图书馆古籍管理数字化的三点认识[J].图书馆论坛，2008(3)：61-64.

[8]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3)：34-44.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3

关键词：考古学；数字技术；教学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多学科发展趋势的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等为主的3S技术，现代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在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兴技术的引领下，考古学研究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成果。[1]与此同时，考古学科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在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质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古代人和社会的全面研究。不仅如此，考古学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经成为一门精细化操作的学科。从研究资料、获取资料的技术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等不同层面，考古学逐渐从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体系。[2]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应的，在专业教学领域也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考古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引入，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实践也不断推陈出新。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考古专业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学科的转型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教学方式的转变，同时，考古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新时期的考古学必须着眼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许多高校和研究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课堂、田野和实验室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成立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学实践基地等，近几年一些单位大力推行的实验室考古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重要特色之一，着眼于新时期考古学科的发展，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要进行适当的改变。教学观念的转变体现在考古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无论是课堂、实验室还是时间基地，要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到专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专业课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从课堂教授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夯实基础，将学科发展的新应用和新实践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同时，在教学的同时也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采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学生大胆接受和尝试新兴技术和新事物，引导大家动手参与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在实验室教学中，伴随着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事业的迅猛发展，一些单位成立数字考古实验室或者GIS考古实验室，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测绘技术，三维扫描技术，虚拟现实与重建技术等引入实验室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和实景展示来培养学生的兴趣，推动专业教学方式的转变。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仅经费缺乏，师资力量也是严重不足，这既与学科的设置有关，也跟教学理念密不可分。数字考古实验室的建立，为专业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此外，在数字考古教学的推广过程中，一些公司与考古文化遗产机构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拟教学软件，让学生在娱乐中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是考古专业的特色所在，新时期的考古专业教学，除注重基础能力的培养外，也要大力引进新兴技术和手段，将日益精密的考古学研究落到实处。无论是勘探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后期的资料整理，都要将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同新时期的新趋势结合，普及和推动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数字化采集已经发展成为新时期考古学的主流，包括调查、钻探和发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遗址和遗迹成图、三维扫描与虚拟重建等技术已经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和知识储备的不足，实践教学中已经出现了部分学生对新兴技术不适应、理解和掌握难度大的现象，这既与传统的学科设置和划分有关，也同现行的田野工作状况有关。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术的运用上，多数采取了聘请专业公司的方式，学生缺少实践和操作机会，这也是以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建国.考古测绘、遥感与GIS[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杨瑞霞.数字环境考古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13.

[2]《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4

1.衣纺织中的科技

古语“温饱思淫欲,饥寒生盗心”可见温饱永远排在人类生存的第一位，而温饱满足了之后,人们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对于所穿衣服除了要求遮体保暧之外,也需要兼具美感，因此,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对于衣物的编织研究出多种技术并衍生出相应的织布机。

1.1踞织机或腰机

最原始的织布方法,古时称作“手经指挂”一般是腰束一带,席地而织,用足踩织机经线木棍，右手持打纬木刀在打紧纬线，它是现代织布机的始祖。

1.2堤花机

可谓是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堤花的工艺方法源于原始腰机挑花,织造时上下两人配合,坐在3尺高花楼上的为挽花工,他口中唱着按花程序编成的口诀，同时用手堤拉花束综,坐在下面的织工则协同动作,_来_往引梭打纬,织出飞禽走兽、人物花卉等复杂的花纹。堤花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是把预想的图案重现在织物上的花本技术。花本就是指按照设计好的图案,使成千上万根经线有规律地交互上下堤综,几十种纬线有次序地横穿排列,作成一整套花纹记忆装置。花本结好,就可以上机织造。挽花工和织工互相配合,根据花本的变化,一根线一根线地向前织,就可以织出瑰丽的花纹来。汉代的花楼式束综堤花机,经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进,到了宋代更臻完善,并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

2.食:食用器具的文化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吃的活动在其初始阶段是没有器具的。随着掌握用火及科技认识的发展，才逐渐出现各种饮食器具。

2.1鼎

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有3足圆鼎，也有4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器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2000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

2.2簋

专指商周时期的青铜盛食器。在青铜器产生之前,此类器物是陶质或竹木质,被称为塯,或称土簋,功能与碗相同。当时除作为曰常用具外，更多地用作祭祀礼器，且多与鼎连用，以偶数出现，用来表示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不同。

3.住:建筑中的科技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和建筑匠师建造了无数的建筑物,许多古代建筑遗存至今，具有优秀的技术传统和独特的

艺术风格,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早在7000年前，人们就发明了榫卯结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木结构框架式的主要特点,结合夯土、斗拱、石雕、拱券及砖石工程等的传统建筑体系，在民宅、楼阁、陵墓、石窟、宫殿、寺院、古塔园林、桥梁以及水利工程等建筑中都表现出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

中国建筑体系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在秦汉时期已渐趋完善，两种主要结构方法--抬梁式和穿斗式都已经发展成熟。而穿斗式结构往往在柱枋之间使用斜撑,构成三角形构架，以防止变形。

中国古代建筑的成就很高，以宫廷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以比萨斜塔为代表的意大利罗马建筑,以巴黎圣母院为代表的法国哥特式建筑,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三大古代建筑体系。

4.行交通中的科技

人类很早就开始以家养的牛、马等牲畜驮运物品。车出现后，牛、马等家畜又被用于挽拉车辆。宋代以后,舒适的轿子则曰趋普遍。这些都能满足出行需要,而对于每个朝代的皇帝来说，交通工具除了用于代步外，多会包含一些其他的实用功能,现着重介绍两款用于皇帝出行的工具--指南车、记里鼓车。

1指南车,又称“司南车”是中国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机械装置。与指南针利用地磁效应指南的原理不同，指南车利用齿轮传动系统,不论车轮怎么转动，车上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

根据研究指南车除了在战场上发挥了指示方向的作用外，主要是皇帝大驾出行的一种仪式用车。它的作用是增加皇帝的威仪,所以它的尺寸庞大,形制豪华,并且有专人驾驭。车上立一木人,伸臂指南。车中，除两个沿地面滾动的足轮(即车轮)外，尚有大小不同的7个齿轮。当两个齿轮啮合在一起时，一个齿轮向右转,与之相邻的那个便向左转。利用这个道理,可以使木人的手臂一直指南。

2记里鼓车:发明于西汉初年,大家看它的外形为一辆车子，车上设两个木人及一个双面鼓。车上装有一组减速齿轮,与轮轴相连。车行1里时,控制两个击鼓木人的中平轮正好转动1周，木人便击鼓1次。坐在车上的人只要聆听这鼓声,就可知道车已行了多少路程。这种机械装置的科学原理与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基本相同，记里鼓车通过齿轮传动系统实现减速目的，因此可称之为是近代里程表和减速器装置的先驱。从文献材料来看,记里鼓车是皇帝出行时“大驾卤簿”中必不可少的仪仗之一。

5.乐：休闲娱乐中的文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游戏和玩具。古埃及人发明了跳棋,德国人发明了积木，匈牙利人发明了魔方，而古代中国人则留下了七巧板、华容道这样的中国难题。

5.1七巧板

由七块板组成，而这七这块板可拼成任意几何图形，例如，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不规则多边形等,也可以拼成各种人物、形象、动物、桥、房、塔等,又或者是一些中、英文字母，最多可达1600种以上。七巧板源自宋朝的燕几图，后演化成明朝的蝶翅几，最终演变为清初到现代的七巧板。美国作家埃德加?爰伦坡特用象牙精制了一副七巧板。法国拿破仑在流放生活中也曾用七巧板作为消遣游戏,至今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还珍藏着一部《七巧新谱》。

5.2华容道

源自《三国演义》中“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的故事情节。华容道有几十种布阵方法，如“横刀立马”“近在咫尺”“过五关”等。华容道以其变化多端、百玩不厌的特点与魔方、独立钻石棋一起被国外智力专家并称为“智力游戏界的三个不可思议”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5

（1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6

0引言 2002年,钱俊龙等从九种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1],1950年以来,仅我国关于物理和化学方法及核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论文就有787篇之多,占各类新技术用于考古学研究论文总数的80.5%。该统计计算表明,很多近现代测试技术已经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核技术方法及物理和化学方法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其中,穆斯堡尔谱技术也在考古研究中得到应用,包括对古陶器、瓷器及釉彩所含元素及烧制过程中的剖析,对古代铜制品及其他金属制品、古代壁画等其它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等。穆斯堡尔谱技术是固体物质中超精细相互作用的有效研究手段,也是较早应用于考古研究中的现代测试技术之一,主要应用于分析考古制品的原料成分、制作过程等方面。它以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特别是对试样的无损检测的特性而适用于对珍贵的古代制品的研究工作中。本文将主要概述近年来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方式和方法,并列举一些成功的应用范例,以期对该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进行评价。 1穆斯堡尔谱 1.1穆斯堡尔谱的发现 1957年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R.穆斯堡尔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实验中发现[2]:固体中的某些放射性原子核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发射伽马(γ)射线,γ光子携带了全部的核跃迁能量。而处于基态的固体中的同种核对前者发射的γ射线也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无反冲地共振吸收。这种原子核无反冲地发射或共振吸收γ射线的现象就被称作穆斯堡尔效应。利用多普勒效应对γ射线光子的能量进行调制,通过调整γ射线辐射源和吸收体之间的相对速度使其发生共振吸收。吸收率(或者透射率)与相对速度之间的变化曲线叫做穆斯堡尔谱。图1为标准零价元素铁(57Fe99.85%)的穆斯堡尔谱,图下表格内数据为穆斯堡尔指标。包含左右对称的六条吸收峰,其同质异能移动(IS,isomershift)、四极移动(漂移)(QS)、半宽度(HW)、局部磁场(Hi)等。谱图的吸收峰样式、位置和相关的穆斯堡尔指标,可以用于确定样品中的铁化学种态;利用各化学种态谱线的面积可以计算其相对含量,也可利用吸收峰的总面积估算样品中的总铁含量。 1.2穆斯堡尔谱技术的特点 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主要优点是:分辨率高,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对试样无破坏,实验流程较为简单,试样的制备技术也不复杂,所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导体、半导体或绝缘体,试样可以是晶体或非晶体的材料、薄膜或固体的表层,也可以是粉末、超细小颗粒,甚至是冷冻的溶液,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其主要的不足之处是:只有有限数量的核具有穆斯堡尔效应,而且许多核素还必须在低温下或在具有制备源条件的实验室内进行,使得该项技术的应用领域受到很多限制。目前主要是57Fe、119Sn、151Eu等少数元素的室温穆斯堡尔效应得到了实际应用。而Fe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广泛分布,特别是其在粘土矿物中的丰富含量,和Fe元素的穆斯堡尔分析结果所揭示的丰富信息,以及该项技术的无损检测、非破坏性和根据要求无需化学前处理等优点[3],使得研究古陶器、瓷器及釉彩等多种考古制品成为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领域。 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在穆斯堡尔效应被发现大约10年之后,有些研究人员就意识到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分析粘土矿物的可行性[4-6]。而这之后不久,Cousins和Dar-mawardena就开始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相关研究[7],提出了运用这一新技术可以有效的检测试样的Fe2+/Fe3+比值,从而推断古陶器烧制过程中的氧化还原气氛。这可能是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最早的应用[4]。从此之后,在多种考古制品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进行相关的分析测试,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常用的检测分析手段。 2.1穆斯堡尔谱技术的考古学原理 考古学主要是研究古代社会物质文明与文化发展状况的学科。特别是研究文字记载稀少甚至缺失的古代世界。对古代制品的现代技术分析以还原其制作工艺等是现代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选取各时期典型的古代制品作为分析对象是研究的重要问题。古陶、瓷制品,铜及其它金属制品因为其不同时期的形制、制作工艺的不同,以及它们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而成为考古学中涉及较多的古制品。Fe在陶、瓷制品的原料粘土矿物中含量丰富[8],Fe和Sn在古代金属制品中也都有广泛存在,而Fe与Sn的穆斯堡尔谱是目前考古学中运用最多的穆斯堡尔谱技术,因此,穆斯堡尔谱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对上述几种古代制品的分析过程中。 2.2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陶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出土文物的古陶制品中隐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包括陶制品的原料来源、烧结温度及纪年效应等[9]。自从1969年首次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进行研究之后,很多研究者开始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制品的矿物组成,并利用实验室模拟实验来推断古代陶制品的烧制条件等[7]。在我国还开展了用穆斯堡尔谱研究古陶片的记年效应的研究[9]。潘贤家等测定了13个不同地区出土、不同历史年代和不同烧结工艺的已知年龄古陶片的室温透射穆斯堡尔谱。他们的实验数据经计算机拟合分析表明:11个古陶片顺磁成分中Fe2+四极劈裂值明显地随着古陶历史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几乎线性上升的规律:年代久远的陶片其磁性成分基本消失[9]。1980年代末,秦广雍等曾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秦始皇兵马俑进行了相关的考古分析[10],他们对兵马俑陶片及骊山粘土分别进行了重烧和模拟试烧。在对各样品在不同温度烧制后的室温穆斯堡尔谱进行计算机拟合分析后得出,秦始皇兵马俑制作过程中的烧制过程是先经高温氧化,然后小火还原,在烧成后进行缓慢降温处理,秦俑的原始烧制温度上限可能在980±50℃。单纯利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粘土原料的古陶器制品的相关方法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将该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及其它测试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使穆斯堡尔谱技术的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p#分页标题#e# 2.3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瓷器及釉彩研究中的应用 作为陶瓷大国,从古陶瓷中获取历史信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年来,应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陶瓷的工作也已经广泛开展[11]。古陶瓷材料研究表明[12],富铁矿物在古陶瓷制作中被广泛应用。富铁矿物不但可以成为胎料配方中的材料组成之一,还可以成为釉料配方中的组成材料。在元代钧瓷釉的穆斯堡尔谱分析中[13],高正耀、陈松华等研究了元代钧瓷釉和现代仿古蓝钧釉的穆斯堡尔参数(结构铁的同质异能移、四极分裂)与烧制温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当烧制温度高于1200℃时,仿古蓝钧釉的Fe2+、Fe3+的配位数与元代钧瓷釉的相同,皆为4。这说明高温阶段仿古蓝钧釉的物相有可能与元钧釉相同,这也为现代钧瓷釉料的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陈全庆等在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对南宋官窑青瓷釉呈色机理研究中发现[14],烧成温度的提高和釉层厚度的增大都使南宋官窑青瓷釉色饱和度显著提高。采用穆斯堡尔谱测试分析手段,可以分析研究古陶瓷烧成过程中其矿物组成、微观结构、釉玻璃相中离子的存在状态和它们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不但可以推断古代陶瓷制品的烧制工艺条件,以此了解某一历史时期相对地域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古陶瓷制品的制作工艺、烧制温度的研究对保护及修复陶瓷文物,甚至对现代陶瓷制品的制作都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 2.4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金属制品研究中的应用 在将穆斯堡尔谱技术应用于古陶、瓷制品研究后不久,考虑到古代金属制品普遍含Fe、Sn等元素,而金属制货币、金属工具等也是考古学的重要材料,研究人员就开始利用Fe、Sn等穆斯堡尔谱来研究古代金属制品,并主要集中于古铜币、铜制品、金币等考古制品的研究中。东京大学的Takeda等[15]用119Sn研究了我国古代的铜钱,并得到了几种古钱币的特征穆斯堡尔谱。根据不同时期铜钱的谱线的不同特征,就可以鉴别古钱币的真伪。另外,古钱币的穆斯堡尔谱分析结果对于了解古钱币的铸造成分和方法等也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对青铜制品如中国古铜币、汉代青铜镜等早有研究报道[16]。在用散射穆斯堡尔谱对青铜镜作无损检测中,谢建忠等分析了包括春秋战国、楚、汉等不同时期的古镜共12块。在完全不破坏原样品的条件下,给出了镜表面下100μm内关于所含Sn的价态及其化学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并从测量图谱得出,虽然古镜的历史年代、制造地点、甚至制造工艺等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谱型是类似的,即其中的金属锡均以Sn4+氧化物和铜锡合金状态存在,这说明制造铜镜的材料是类似的。不同的铜镜Sn4+氧化物与铜锡合金比例不同,而结合铜镜外观可看出,具有黑漆古的铜镜比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Sn4+氧化物比例高。不具有黑漆古的铜镜表面锈蚀严重的Sn4+氧化物所占比例高。对古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制品表面腐蚀层的穆斯堡尔谱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推断埋藏时的环境条件,特别是分析过去历史时期该地土壤的酸碱度及氧化还原条件等。这些研究对于出土金属制品的保护及修复工作都有着积极的作用[17]。此外,穆斯堡尔谱技术还被应用于对古代金属冶炼遗址中发现的炉渣及金属矿渣的研究中[18、19],这类似于对陶、瓷器古窑址中古瓷碎片及粘土的研究。因为铁元素在矿物及岩石中广泛存在,在古代金属冶炼过程中,含铁矿物总是会出现在铜或其它制品的生产过程中,这就为运用Fe的穆斯堡尔谱技术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古代金属炉渣及矿渣的研究对揭示古代金属冶炼史及了解古代文明进程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5穆斯堡尔谱技术在古壁画及颜料研究中的应用 在对古壁画的研究过程中,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有助于研究人员推断绘制壁画所用颜料的特点。Kuno等运用57Fe的穆斯堡尔谱对墨西哥Mor-gadalGrande古壁画的研究中发现[20],MorgadalGrande古壁画所用颜料中的红色组成主要来源于赤铁矿(Fe2O3),颜料中的橙色组成矿物主要是针铁矿(FeOOH),而颜料中的蓝色部分的物质组成中只含有少量的铁元素。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墨西哥MorgadalGrande壁画所用颜料的厚度大于20μm。目前,有关国内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分析古代壁画的工作还鲜见报道,而我国古代壁画景观相当丰富。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伴随着新型的轻便式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该项分析测试技术在野外古壁画的研究中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相信我国运用穆斯堡尔谱技术研究古壁画及颜料的工作也将逐渐开展并拥有广阔前景。 3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开发及其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3.1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的源起小型化的穆斯堡尔谱仪的兴起是源于ESA及NASA的火星探测计划[21、22]。MIMOSⅡ型穆谱仪的重量甚至不到500g,体积也不过(50mm×50mm×90mm),额定功率不到3W,携带有两种γ射线源,可以对样品表面的Fe进行室温穆斯堡尔谱检测。早在2003年,火星探测器“机遇号”和“精神号”上安装的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MIMOSⅡ)被用来对火星表面的含铁岩石及土壤进行分析。“机遇号”上安装的穆斯堡尔谱仪在火星“梅里迪亚尼平原”发现了黄钾铁矾类矿物(jarosite)和富含赤铁矿(hematite)的岩石露头以及富含赤铁矿的土壤等。这些矿物的发现表明了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的可能性,因为赤铁矿和黄钾铁矾类矿物只有在有水的条件下才可以形成,而水是生命之源,所以火星表面黄钾铁矾和赤铁矿的发现显示火星曾经拥有生命。这一发现,可以讲是花费巨资的火星探测计划到目前所获取的唯一一项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地球上远古生命起源问题也有重要科学意义。 3.2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 MIMOSⅡ相对传统穆斯堡尔谱仪来说,不仅携带及使用便利,更重要的是以其可以在火星表面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设计要求,MIMOSⅡ不仅适宜室温条件下工作,在户外温度等环境条件下它依然可以正常检测样品,并且由于MIMOSⅡ的高检出率,工作过程中甚至不需要对样品进行处理[23]。目前,MIMOSⅡ也已经被应用于考古研究中。MIMOSⅡ的开发者,德国科学家Klingelhfer教授等走在了前面[23],他们运用MIMOSⅡ在室温条件下对雅典风格绘有黑色人像陶瓶(Lekythos)表面的绘画进行57Fe的穆斯堡尔谱检测。用作检测的古陶器由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提供,陶器表面绘有三个含红绘小细节的黑色人像。Klingelhfer教授等对绘制图像所使用的颜料中的矿物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陶器表面黑色画像颜料中包含赤铁矿(Fe2O3)成分。目前我国也已经有机构在开展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的研制工作,朱静波等进行了小型化穆斯堡尔谱仪换能器的研制并取得突破[24],新设计的换能器的重量及体积大幅下降到实验室原有换能器设备的七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并通过实验证明,这一新设计的小型化换能器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各项性能指标也都达到设计要求。虽然目前迷你型穆斯堡尔谱仪还未见广泛应用,但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其在科技考古领域中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鉴定手段必将大有作为。#p#分页标题#e# 4小结 自1969年研究人员将穆斯堡尔谱技术用于古代陶制品研究开始,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已有更多的物理、化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考古学的研究之中。在研究粘土矿物为主要原料的古陶瓷制品,甚至是在鉴定所有含铁相的考古制品时,穆斯堡尔谱技术始终具有其他分析手段所不能取代的显著优势。可以预见,随着穆斯堡尔谱实验技术的不断开发,以及与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25],计算机模拟[26]等其它科技手段的不断结合,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广泛,研究程度越来越深入,其在文物保存环境的探索和文物修复工作中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甚至会扩展到考古学研究的更多分支领域的分析应用之中。致谢:本项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7年度获择优支持)的资助。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7

科学技术馆（简称科技馆）是以展览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机构，是《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16―2020年）》与《“十三五”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2020）》聚焦的重点工程。主要通过常设和短期展览，以参与、体验、互动性的展品及辅展示手段，以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为目的，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也可举办其它科普教育、科技传播和科学文化交流活动。

科普展教是科技馆活动的核心基点，几乎所有的科技馆活动都围绕此开展。展览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场馆功能的发挥，是否能吸引观众、得到启发并取得积极收获，这离不开展览设计。当今展览设计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吸引观众眼球。

关键词：科技馆；工艺美术展览设计；运用

一、科技馆展览设计的特点和目的

科技馆的展览设计具有对现有科学发现成果展示及启发创造的特点，在展览设计时，就要求不仅是为了展览而简单设计，工艺美术的独特审美性将贯穿于整个展览中，从整体构架到具体细节，都将展项本身与美的创造相结合。

二、科技馆展览模式

科技馆的展览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类：固定展览模式、互动展览模式、情景展览模式及剧场展览模式。

三、科技馆展览设计的阶段

结合科技馆的展览模式，展览设计一般分为方案设计、概念设计、深化设计、施工设计及完善设计。

四、云南省科技馆“科学的探索”科普展览实践

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展览投资1000多万元的云南省科技馆“科学的探索”科普展览项目，是云南省单个科普项目投资最大的一次，也是我馆面对新馆建设一次锻炼的机会。

（一）展览主题

“科学的探索”科普展览

（二）展览目标

通过这个项目把省科技馆作为全省重点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为提高我省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我省科学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展区分布

“科学的探索”科普展览共设计10个展区，100多件展品，分别为：

四大主题展区：“古代智者的探索之路”、“从实验室到工业化”、“宇航天地”、“信息及新能源技术”；六个配套展区：儿童天地、光影魅力、科学影视及表演、健康诊室、“梦工场”动手园地，军事高地。

（四）设计思路

以科学发展史为线，以重点项目和云南特色为点，来统筹考虑和规划设计；四大主题展区设计：

1、“古代智者的探索之路”，展示中外古代智者们的成就，展现古代人们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如：“仰望星空”、“算筹”、“倒灌”等展品的呈现。环境装饰设计上，我们考虑中国建筑元素的运用，如古代房屋建筑形式和古长城的体现，最终我们采用石膏板等材料，让古代皇宫的黄色墙面、棕红色窗格和长城城墙相结合的形式，作为第一大展区的装饰风格，展现我国古代建筑科学和艺术的结合；

2、“从实验室到工业化”，主要展示中国“四大发明”之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里，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在欧洲出现了对人类社会起深远影响的发现，比如电的发明。在环境设计上，即考虑独特的时代特征，也考虑与第一展区的结合，我们把思路放在两个展区之间交接处的通道上，采用石膏板制作一个圆拱门，在一展区这边的造型是我国长城上圆拱门的设计，进入二展区，回头望时则进入欧洲哥特式建筑上的圆拱门，利用圆形拱门为突破点，巧妙的将中西建筑风格连接起来。第二展区内部的原方形柱子，采取包裹的形式后，呈现给观众的是罗马柱造型，展现古代欧洲建筑风格。

3、“宇航天地”，从“鸟人”的出现到莱克兄弟的飞机，从人类第一次涉足太空到我国“神九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旨在让观众了解人类“飞天”梦想的实现过程，体验飞行原理，展现空间技术的运用；

4、现代信息技术及新能源新材料的运用，如“计算机工作原理”、“GPS定位原理”的展示，节能地板、太阳能、风能的互友菔镜日逐渐进入我们生活并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高新技术；

三、四展区的环境装饰设计上，我们觉得可以考虑统一风格，信息技术传播速度已是很快，再无明显的国界区分，“世界大同”的理念促使我们不在明显划分三四展区环境装饰风格，主题风格以现代、简约为主，颜色以蓝色为主，必要的地方采用石膏板隔断或是半透玻璃封闭。

六个配套展区设计：

1、儿童天地：充分考虑儿童的审美观，即清新、夸张、卡通等元素，我们在环境装饰设计上，采取与展品搭配、颜色纯净鲜明、赋予卡通元素的原则，运用石膏板和背胶写真，对整个区域墙体进行装饰，画面线条大胆，明快，让儿童步入其境，犹如真正进入“儿童卡通王国”；

2、光影魅力：该区域展品以人的正常视觉经验，与特制的展品所产生的视觉效果，成相反的现象，有些“不可思议”；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该区域墙体保留原来样式，只在部分地方设计补充说明；

3、科学影视及表演：根据该区域功能，依然运用石膏板和背胶写真的方式，对整个区域墙面进行装饰，画面依然追求清新、卡通和夸张，满足播放内容和表演内容的氛围渲染；

4、健康诊室和“梦工厂”动手园地：区域位于两个相对且靠窗户的廊道内，因考虑都需要充足光线，两个展区都未进行大的装饰，只是对窗户间留下的墙面进行一些装饰画的张贴，如3D视觉画及与展示内容相关的宣传招贴画；

5、军事高地：“军事高地”及“宇航天地”展区里的“中国宇航历程”，为我馆工作人员自行动手布展的区域，脚手架搭建、墙体打孔、膨胀螺丝的安装，吊线连接，墙体装饰、展品摆放等，从材料购置到安装布置，均由我馆在编职工完成，以达到不会就学、现学现用、共同掌握布展技能的目的，为培养合格的科普展教人员而适时练兵。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8

关键词 古建筑；消防技术；安全；保护体系

中图分类号 TU99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71-（2013）011-0202-01

我国逐步加强古建筑开发使得古建筑的消防安全问题得以重视，但是由于古建筑存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古建筑的消防保护问题也就显得非常突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技术是保护古建筑安全的重要手段，必须从经济、科学的层面上开展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工作。

1 古建筑消防安全现状分析

1.1 火灾隐患比较多

古建筑主要是木质结构为主，所处的环境也是比较复杂，因而也就存在大量的火灾隐患，消防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工作存在损失大，危险性高、影响大、预防难、扑救难、控制难和管理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古建筑的火灾事件频发，古建筑的 消防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1.2 消防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古建筑所处的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项保护费用的短缺使得很多古建筑的消费那个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普遍存在消防费用投入不足的情况。同时古建筑的分布也是比较分散，再加上城市消防体系的不完善，很难将古建筑纳入到消防保护体系中，这使得很多古建筑在消防资金投入和管理上面存在重大缺陷和不足，无形之中增加了古建筑的消防管理的难度。

1.3 古建筑缺乏现代消防制度

除了一些比较重要和知名的古建筑有比较完善的消防保护体系，大多数的古建筑并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有关规定建立现代消防安全制度，即使一些古建筑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但是也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有责不负和有规不守等问题。由于消防保护体系的短缺，再加上现代兼职法律法规不适合古建筑消防工作中，使得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几乎没有，这样很多古建筑存在大量的消防安全问题。

2 现代消防技术的先进理念

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消防安全和木构古建筑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问题。在构建消防保护体系的过程中，不只是需要保护财产和生命安全，还需要确保古建筑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坏，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现代消防技术已经向绿色环保化、信息智能化和性能化的方向发展，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构件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也只有运用先进的现代消防技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的安全。

2.1 绿色环保化

我们各项生活活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古建筑的绿色环保化保护手段运用到消防安全中也是适合这一趋势。火灾发生之后必定会产生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物质，如果不能够选择绿色环保技术，在扑救火灾的过程中必定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绿色环保化不仅能够快速扑灭火灾，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的价值，这也是现代消防技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2.2 信息智能化

信息智能化是运用信息科学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与火灾控制扑救相关知识相结合，对现场的火灾快速制定出处理对策，这也是现代消防技术必须具备的特点。在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中采取信息智能化技术，在面临火灾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确保扑救速度和古建筑的文物价值。

2.3 防火设计性能化

防火设计性能化是以火灾安全学为基础，研究出全新的建筑防火设计方法，运用安全学的方法和原理，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内部可燃物和结构等具体情况，对建筑的火灾破坏性和危险性进行综合的评估，从而制定出合理的防火方案，构件安全可靠的消防保护体系。

3 古建筑消防保护技术体系

古建筑一般年代比较久远，消防规划也就必定缺乏统一规划，消防保护措施和设施也是比较落后，再加上一些古建筑的环境使得古建筑在发生火灾之后的扑救具有很高的难度，因此运用现代消防技术对于构建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介绍现代消防技术在古建筑中的应用。

3.1 科学规划消防布局

木构古建筑的周围环境和建筑本身的内部构造严重影响古建筑的消防安全，给构建消防保护体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科学规划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布局，能够降低古建筑的消防负荷，有效减少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布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古建筑的利用和开发必须要在有利于保护的原则下开展，逐步减少古建筑的危险源；第二，控制古建筑周围用地的规模和性质，调整不适合保护古建筑的保护措施；第三，避免在古建筑内部和周围出现娱乐、生产等危险性较高的活动。

3.2 构建合理的消防通道

古建筑中普遍存在消防通道不畅等问题，如果采取拆除部分价值较低的结构来构建消防通道，看似提高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实际上却破坏了古建筑的整体性。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消防为辅”的原则，根据实际问题构建消防通道。

构建消防通道首先要充分利用古建筑周围的场地和空间，减少对古建筑内部空间的依赖；其次合理组织内部消防通道，根据不同古建筑的特点和消防车的尺寸以及转弯半径设置合理的消防通道；最后是加强人员疏散路线的设计，避免消防救援和人员疏散设计之间产生交叉和干扰，以免影响消防扑救和安全疏散。

3.3 灵活设置消防水源

设置消防水源要结合古建筑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水源布置要灵活多变。例如靠近河流等天然水源，可以就近建立消防车取水设施；水源比较困难的古建筑可以利用地形修建天然储水池用于消防扑救；位于城镇之内的古建筑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内部的供水网络，设置室外消防栓系统等。消防栓系统的管道必须埋于地下，避免出现占用地上空间，要遵循保护古建筑的原始风貌有利的原则。在需要扑灭火灾的过程中依靠消防栓和其他消防设施基本上可以控制和扑灭火灾，这样可以不用在古建筑内部设置消防通道而对古建筑的结构造成破坏。古建筑的消防栓系统能够有效地保护古建筑的价值。

4 结语

木质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安全科学、消防知识、建筑知识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现代消防技术的发展也是以多学科为基础，存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因此古建筑的消防保护体系必须应用现代消防技术。

参考文献

[1]张兴容，李世嘉.安全科学原理[N].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2.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9

石声汉先生是位硕学多能型学者，治学精明睿智，又坚韧不拔。早年立业生物科学，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晚年转重古代农书校注整理，益擅博学交叉研究之长，深得《齐民要术》堂奥及古代农家者流的著作要领，遂以“贾学创始者”称著世界科技史学坛[3]。本文正是在创通贾学的制高点上，见识石声汉先生的学术境界，彰明贾学之幸所在。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社会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医学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农业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传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的古农学。然而，显隐兴替本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古农学近年虽步履迟缓，但学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学术价值规律，决定其势必再度中兴，并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小学兼农学的考证法

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既有鲜明学科思想，又具富有创造意识的科学方法，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他“巧思过人”，即就其古农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关于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传统的小学修养和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9]，他运用这种方法校注整理农书，也用于考证研究重大古代农事农史。“小学和农学”[10]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在严守校勘成法、绝不轻改原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手段考证农书古籍文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学的手段解决版本方面的各种问题，昭明古代农事名物的原本情状。在此基础上极尽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之优长，剖析其中的农业技术原理，揭示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科学成分，并指出局限、错误及违背现代科学之处。通过深入考证研究再将结论和凭据，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记载。这种传统学术与现代科研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很不简单。翻阅石声汉先生的校注，便知这种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结合，实为一创造性的研究过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实屑大不易。兹仍就“农学”和“小学”两方面，分析石声汉先生创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独能运用此法的个人原因。

就农学方面看，采用现代化农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主导农书、农事考证，这是石声汉先生倡立的古农学与旧考据学的本质区别，而现代农学的具体应用又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首先是将现代农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农事考证的参照，石声汉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农书经验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而是站在现代农学理论的高度考注农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体系分科别类地研究古代农业。同时，注意学随时变，把现代农学概念大量移植于古农学，古今概念间则通过严谨的训诂统一名实关系，既不违古代农业实际，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学性而易为现代人接受。因此在农书校注中很重视农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对释”，重大农书则以今语通释，创行了古农书“今释”体例．其次是现代农学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使古代农事的考证过程和结果科学化。在以田间实验为中心的多种途径的农业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体系，古农学虽很少径用其具体的实验方法，但从石声汉先生实际工作和论著中仍可看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导着整个感知、思维及研究的全过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资料时，除善用历史文献外，也很重视实际观察和调查；选题研究过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进而以统计、类比和系统方法等建立理论体系。他重实践。躬亲资料到著述的整个研究工作环节，有实证学者的风格，同时重视理论探索，有思辩学者的风采，大约是攻获植物生理哲学博士的功力，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善作哲学思考，故研究结论显得精辟而富有哲理。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检阅石声汉先生的古农学研究，在名物的考证、农事的解读、农史的研究、农书的整理、论作的撰著等方面，几乎都可看出科学方法在这一古老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日本学者据其书而识其人，也惊异地发现他“作为自然科学者所磨炼的分析能力，不随从别人而展示独自的境地”[11]的创新意识。石声汉先生现代农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素养显然源于长期从事的生物学专业基础，17岁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就读，21岁助教于中山大学即授动、植物学并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26岁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植物生理学，29岁回国先后任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专生物学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学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农学院，执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为生物学基础，而生物学又是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科学的中坚学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学和广博的生物学基础，再加对西北农业和本校农学各专业的全面涉猎，石声汉先生蓄蕴了精博的现代农业科学修养，故在古农学研究中能驾熟就轻，触处即通。

石声汉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学为中坚的传统考据学，主用于古农书整理，也行之于有关农事农史的研究。由于古农书毕竟属于古籍文献，古农学概以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对象，完全凭借现代科学尚难解决本学科基本矛盾，唯有结合运用传统考据学首先扫清古代语言文字、农事名物、文献形式等方面的障碍，才能客观地认识学科对象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考据学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种常规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学完善，鼎盛时期百余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学术界，近现代之交尚存遗风余韵。清代考据学的精萃在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强调通过严谨的文献资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在于严格地运用归纳法，依靠大量例证加以结论，致有“例不十，论不立”之说．至晚清西学东渐，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兴起的历史条件下，考据学相形见绌，逐渐显露种种弊端，但考据学“求实”精神和“归纳”研究方法，终不失为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仍有可信用的科学成分，有待在某些领域继续使用、改造和光大发扬。石声汉先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将传统考据的科学精华移植于古农学领域。考据学的中心学问是传统的语盲文字学，即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所谓“小学”，着重从形、音、义方面训释古籍字、词、语义。小学三科中以音韵为中坚，通过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推求古音，进而因声求义以获正解，故音韵在考据中最关键也最艰深，令人惊异的是石声汉先生音韵学造诣极高，即使专攻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家也常叹服其精。据西北农大图书馆一位前辈回忆，石声汉先生在一次诚挚交谈中曾言，他所以敢受农书整理之命，实与“自巳懂古音，在音韵学上下过功夫”有很大关系。因为音韵学是古代文献语言的核心，通音韵则小学通，小学通则古书通，古书通则考据遂通。当然，多种学科构成的传统考据也并非音学一把锐器可以包揽，还需要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整个历史文化的知识，方可考明古代文献中的复杂事物。这种综合才能或称为“考据功力”，清代学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声汉先生竞能在这多方面头头是道，俱见功力。从石声汉先生农书注释和古农学论著中，常见以声音为主的古文字形、音、义彼此互求，或以古汉语构词和语法规律求农作物名类，或用方言俗语及某些外来古语辨农史是非，小学方法运用十分娴熟。有关文献学知识也颇为渊博，古籍学家所论的目录、版本、校勘三长，似乎无一不精，故善从各类文献中钩沉辑佚为人鲜知的农书和资料，有时胆色俱励地直斥某书之伪，并详确地辨明伪书、伪文、伪者和作伪时代。在古代历史和中外文化知识方面，更见博闻强记之长，披揽积蓄极为丰富，故能随时将古代农书农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研究。

人或不解长期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家，何以对传统学问有如此广博精深的修养?据知其人者论，实不唯其才华横溢，先天秉赋过人，主要还是生平于文史知识为主的“国学”孜孜不息的涵养之功。石声汉先生出身一贫穷的寒士之家，他的父亲曾为人佣笔，精诗文、书法、国画、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尝得较早的家学启蒙。5岁习《四书》，7岁读《诗经》、《左传》，8岁看《聊斋志异》。幼年阅《红楼梦》即达十多遍。小学已诵读大量诗词古文，自幼铺奠了古典文学艺术的根基。后来从业现代自然科学，终不减嗜古好文兴趣，过盛的文才处处溢露，日常以诗词记事盲志，有时还用文盲文备课作文，为刊物撰写杂文、小说，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书法、篆刻为工余养心消遣，潦倒岁月也书刻鬻字聊补薪俸不足。在语言方面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都保持长期的研习之功，精通多种外语，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学习各地方言，能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方语；至于历史语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岁时就开始研究《广韵》，能熟练检用历代韵书，50年代还同山东大学80多岁的栾调甫先生书信商研音韵学，讨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来函件数万言之多[12]。明了石声汉先生久养而成的这种独特的学识结构，便知其转入古典学术领域并无行山阻隔，古农书整理唯有象他这样博通古今、文理兼养之士，才能出色当行地创用“小学兼农学”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成就——凿空《齐民要术》之功绩

石声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植物生理学和古农学领域皆负盛名，而以农书校注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总计精校出版的骨干农书有《?锸ぶ?榻袷汀贰ⅰ镀朊褚?踅袷汀贰ⅰ端拿裨铝钚Wⅰ贰ⅰ侗忝裢甲胄Wⅰ贰ⅰ杜┥＜??Wⅰ贰ⅰ杜??樾Wⅰ?种，有关古代农书、农史研究著作8种，论文多篇。在总计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有专书专题研究，同时有对农书和古代农业遗产的总体研究，其中《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演进表》、《中国农书评介》、《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等，所谓的“一图一表一评一略”，即屑多年农书、农史研究的总结。这些丰硕成果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勉，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部省级多种奖励。然而仅从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论石声汉先生，唯有从凝聚其才智和创造力的《齐民要术》校释和研究中，方能观见他在古农学领域攀登的学术高度。

《齐民要术》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综合性大型农书，也是世界古代农书中无与伦比的著作。全书记载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和各种科技知识，内容包括大农业各部门、各专业的技术，颇具农业百科书体的特点，开农家大全式农书体例之先河。《齐民要术》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现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渐臻完善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日益成熟的精耕细作技术措施作出深入的总结记录，显示出中国农业悠久的优良传统和早熟的高超农艺水平，观其书即可知中国农学的非凡历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全书引先秦至魏晋的上古文献多达160多种，其中有些后世日渐散失而成逸书，本书存载的文字可供考据古书，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部农学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间抄刻相传，并为后来的农书大量地引用。除历代农家视为宝典倍加珍重外。经学传注家还用以校勘经典和古书文字。至本世纪《齐民要术》始为现代科学家注意，特别是农业科学家颇为倾心其古农学价值的探索。日本学者由于农史源流关系对《齐民要术》似乎更富热情，利用本国独藏的较早版本和侵华战争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颇有组织地长期开展《齐民要术》研究。1940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设立专门机构开始译解原书；后来在日本京都大学又组织《齐民要术》轮读会，集中了多种专业的优秀学者全面研究这部世界农学名著．日本学者钻研既广泛而且专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将《齐民要术》研究视为专门学术领域，效法学界将许慎《说文解字》称“许学”、郦道元《水经注》称“郦学”之类的风气，尊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综合研究为“贾学”，并对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无微辞。虽然当年我国学者初闻“贾学”之称多以为“未见其可”，然从《齐民要术》于国内外古典科学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泼学术风气之下，复言“贾学”，亦未见其不可。尽管日本学者较早步入贾学领域，但是国外学者要完全贯通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齐民要术》终不免障碍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贾学旗手熊代幸雄所称，本书中确实有许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达的深奥理解”，故以释译《齐民要术》为主攻目标的日本贾学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为本书经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刻印演生出许多讹、倒、衍、脱，几无一个版本无错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读．早在宋代人已觉其“奇字错见，往往难读”[14]；辗转至明代，人们对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以“文词古奥”作出总评结论，故近世以来，读者不免叹为“奇书”，“未敢通读”。中外古今学者所以感到《齐民要术》难读难懂，实因通解这部古典农学名著所需知识学科跨度太大，而学界又往往缺乏“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预先分析了石声汉先生于传统小学和现代农学的精深修养，评介了他据此创行的考证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学识和考据法通解了《齐民要术》，终于拨开了长期弥漫贾学的迷雾，作成《齐民要术今释》。今从攻坚的角度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突破了前人备受困惑四大难题：一是奇字、难词、疑句的解读。此类问题原书颇多又最令读者望而生畏，今释极尽小学之长，形、音、义考据多端，除个别字句以外，疑难文字词句基本解决。二是版本演生伪异字句的勘订。因本书流传版本种类较多，系统也比较复杂，再加类书摘引中的异同，利用起来使人难以适从。今释本出入经史子集，采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研究手段，比较折衷，去伪存真，以求原书本来面貌。三是原书正文与注文、大字与小字掺杂的厘定。原书除正文之外，还有作者的注文，各本虽多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但因古籍错简和抄刻错误，不少注文以大字掺入正文，注文中也时有后人批语札记相杂，真伪莫辨。今释本采用综合考证方法，匡谬纠误详加分析，终使正文、注文各归其位。四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恰当地注释原书农事名物，阐明农学原理，亦是今释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时代的考据大师于《齐民要术》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发明之处甚少，皆因无农业科学专长之故。今释本充分显示出注释者精深的现代农学造诣，以及善于“古今结合”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优长，不仅使本书农艺、农史条条件件得以发明，而且还对全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系统地分析，形成纵(时代)横(类别)分明的知识体系。并撰写《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传原书的农学成就。总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的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当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同时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凿空”之功不唯使一书贯通，而且以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近40年来本专业日益兴旺的历程即昭明了石声汉先生的不朽功绩。同时今释本在国外贾学领域也颇负盛誉，当第一、二分册传至日本后，以谦恭严谨称著的东邻同行即致函石声汉先生，申明将暂停持续了十多年的《齐民要术》日文翻译工作，待今释本第三、四分册出齐后再全面参阅翻译；日本《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工程终于1959年告竣，日本学术界亦誉为“堪称划时代的业绩”[16]。石声汉先生为进一步传流《齐民要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为英文向国外发行，英文版连刊四次皆磬售一空。当世界人民粗知中国这部伟大的古农书及其价值后，更欲亲自阅读或研究，于是英国和德国学者也分别以两种文本翻译出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古典农学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也主要是依据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翻译。

石声汉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齐民要术》并广传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没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悼念文中所说，石声汉先生以今释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看来日本西山武一与英国李约瑟西位东西方汉学大师见解正相互补；西山以石声汉其人为贾学之幸，而李约瑟又以贾学亦石声汉其人之幸。

参 考 文 献

[1]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

[2] 孙 健．《石声汉教授和古农书研究》，见《光明日报》，1962-05-13。

[3] 日渡部武．《贾学的创始者们》，见：《石声汉教授纪念集》，内部资料。

[4]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石声汉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1967横捧袖珍本。

[6] 英 李约瑟．《给石定栩的倌和纪念文》,1985-03。

[7] 石声汉致刘仙洲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声汉给杨东莼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声汉先生》，油印稿。

[9] 西北农学院1956年呈报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卡片”，石声汉先生亲笔撰写栏目。

[10]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小引，科学出版社，1957-12。

[11] 日 渡部武．《石声汉教授对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成就及其对日本汉农学界的深刻影响》，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关事实见姜义安《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西北农学院学报》，1982(2)。

[13] 日 熊代幸雄给石声汉的信，收北农大古农学研究室。

[14] 宋 李煮．《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篇10

1.原始记录性价值。古建筑档案是还历史面貌之依据。古建筑如同其他历史文物一样，一旦毁去，将无法挽回，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既能反映中华民族建筑风格又能反映出自身建筑特点的分门别类的古建筑档案体系，有利于对古建筑的维修、保养与利用。

2.依据凭证价值。古建筑的构造复杂，由于构件本身材质性能所限，再加以人为的破坏和自然营力的侵蚀等多方面的原因，古建筑必须经常保养维修，才能保护其年代久远[3]。为了对其进行科学的保护，需要在研究古建筑遗物的同时，配合相应档案资料的研究，两者互相作证、互相结合可以使研究成果更为可靠，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必须重视档案资料，发挥其依据凭证作用，应当要求达到万一这一建筑物全部毁掉时，能根据档案资料加以复原的程度。

3.参考决策价值。古建筑档案在古建筑保护中除了具有依据凭证价值，还具有参考决策价值。如文化部门在研究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时，借助档案，便于了解古建筑的全貌与细节，或者对古建筑进行综合比较与分析；规划建设部门在研究古建筑价值，衡量哪些古建筑在城市发展中是否应该保留修复、拆除或者改造时，借助档案，便于进行反复研究并作出科学决策；设计施工单位在修复或改造古建筑时，借助档案，参照古建筑过去原貌细节，便于制定科学的设计与施工方案[4]。

4.科学技术价值。中国古代有着领先世界的建筑技术，而作为这些技术载体的古建筑档案也是浩如烟海、富有特色。研究古建筑档案的科技价值，不仅对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建筑技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技资料。比如通过现存的样式雷图档，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室建筑完整的设计程序，无论是宫殿、陵寝还是园囿，都是先由算房丈量地面，再由样房里以掌案为首的“样式雷”进行设计，然后是设计绘制地盘尺寸样，即立样图并估算工料，呈奏钦准，而后实施[5]。

5.文化艺术价值。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经过历史积淀，同时还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体系，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当前各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已日渐增强，在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维护中，古建筑档案在体现其文化艺术价值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对木（石）构件的更换，对碑文的复原，对建筑雕饰的修补不仅仅靠工匠的技艺和经验，将档案的原始记录利用于此，无疑能更真实体现该物质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

二、古建筑档案工作

1.科学鉴定是确保古建筑档案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首要环节。古建筑档案鉴定是指运用古建筑和档案学的理论和技术，科学地判定古建筑档案的真伪、是否准确、价值大小等。由于古建筑形成时间长，设计、施工、实测、历史考证和现状调查各步骤间隔时间久，经手人员多等因素影响，档案中记载的信息，特别是古建筑实测、历史考证和现状调查部分档案的内容只有经过后人的鉴定方能确定其真实性。根据《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规定，古建筑档案鉴定工作要在总建筑师或工程师的领导下，由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和档案人员共同组成。上述“三结合”的组织形式，适应了鉴定工作的实际需要，是古建筑档案鉴定工作经验的总结。

2.全面收集是保证古建筑档案齐全完整的有效手段。首先，改变古建筑档案不齐全的被动局面，从古建筑测绘入手，积极主动立项开展专题研究，保证古建筑档案的齐全完整。古建筑测绘的基本原则是：弄清历史沿革，保持建筑风貌，据实测绘。具体要求是：据实精确测绘，做到图物一致，测绘语言统一，凡是原古建筑物已无遗迹或遗址，而由测绘者根据各类材料绘制的建筑图，应注明原由；测绘图中反映不清楚的，应以文字、图表作补充说明。实测内容包括：总平面图；单体平面、立面、剖面图；单体台基、结构图；节点大样详图；屋盖结构图；特殊结构用料情况、截面尺寸、图例等。测绘所附说明包括：古建筑物的历史沿革；所处地理平面分布位置；各个立面照片及局部照片；现使用单位及使用情况；文物保护等级及保护方法，维护管理等有关规则；名人参观记录及名人题词；事故报告及处理情况记录；今后规划设想。对于图纸、文字说明难以反映的应采用录像、照片等方式予以补充[6]。其次，除了实测和现场拍照外，多渠道地对相关历史文字和图片信息进行收集，如档案部门保存的档案、考古出土和文博部门保存的档案、地面遗存的石刻档案、古人今人的科技建筑汇编、以相关著作等保存的史志著述等，有利于全面收集到珍贵的档案资料。

3.现代化管理手段是保护古建筑档案安全的重要途径。古建筑档案的寿命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内因即档案制成材料的耐久性，如发黄、变脆、褪色等现象，尤其是经过复印的图纸和文字更难保存，二是外因即档案保存环境与条件，如温度、湿度、光线、有害生物等都是影响古建筑档案寿命的因素。因此需要及时补救受损的古建筑档案，可采用防治结合的保护措施，一方面改善档案保管条件，防止或减缓自然环境中各种有害因素对档案的破坏；另一方面，运用档案保护技术对受损的古建筑档案进行修复、补救；此外，在生成古建筑档案时要注意对档案生成材料的规范要求，从源头上保护档案的安全，延长档案的寿命。另外要逐步实现双轨制管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将纸质档案数字化，既有效保护古建筑档案的实体，也提高了档案利用效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