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学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唐代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词人秦观，号淮海居士，周邦彦，号清真居士;朱淑贞，号幽栖居士；南宋文学家刘克庄,号后村居士;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明代文学家唐寅，号六如居士;文征明，号衡山居士;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笃吾、恩斋、百泉居士、龙湖叟、秃翁、温陵居士；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号柳泉居士等。

二、称“××道人”“××山人”“××”散人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南宋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元代诗人、书画家赵孟，号松雪道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号清远道人；戏剧家高濂，号瑞南道人。

唐代诗人杜荀鹤，号九华山人；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号凤州山人；王九思，号紫阁山人；宗臣，号方城山人；吴承恩，号射阳山人；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号云亭山人；词人纳兰性德，号楞伽山人；吴趼人，号我佛山人。

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号湖海散人;明文学家冯梦龙，号顾曲散人。

三、称“××斋”

南宋诗人陈与义，号简斋；文学家洪迈；号客斋；元初文学家周密，号萧斋；诗人萨都刺，号直斋；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号姜斋；清代文学家袁枚，号简斋；文学家张潮，号心斋；散文家魏禧，号裕斋。

四、称“××庵”

南宋理学家、文学家朱熹，号晦庵；明代政治家、诗人于谦，号节庵；文学家张岱，号蝶庵；清代小说评点家毛宗岗，号不庵；文学家戴名世，号忧庵；诗人龚自珍，号定庵。

五、称“××”翁

唐朝诗人顾况，号悲翁；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号醉翁；南宋词人，号觉翁；诗人陆游，号放翁；明代诗人沈周，号白石翁；戏曲家汪道昆,号函翁；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号笠翁。

六、“××子”“××先生”

唐代诗人王绩，号东皋子；诗人卢照邻，号幽忧子；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号空同子；散曲作家常伦，号楼居子；清代文学家张维屏，号松心子；近代文学家、文论家刘熙载，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文学家文廷式，号纯常子。

元代戏曲作家白朴，号主谷先生；明代哲学家、文学家王守仁，号阳明先生；散文家唐顺之，号荆川先生；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号亭林先生；清代散文家姚鼐，号惜抱先生。

七、称“××叟”“××主人”

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号已斋叟；明代诗人袁凯，号海叟；小说家许仲琳，号钟山逸叟。

元代诗人胡天游，号松竹主人；明代文学家凌蒙初，号空观主人；清代文学家石韫玉，号花韵庵主人；学者、散文家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

八、称“××生”“××客”“××老人”

唐代诗人罗隐，号江东生，诗人李商隐，号玉溪生；元代文学家陆友，号砚北生；明代诗人徐贲，号北郭生；戏曲作家沈自晋，号鞠通生；清代文学家刘鹗，号洪都百炼生。

唐代诗人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南宋词人黄升，号花庵词客；明人游记文学家徐宏祖，号霞客；清代文学家郑文焯，号冷红词客。

篇2

古代文学不但品类繁多，而且创作价值历史悠久，从诸子百家到骚赋，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小赋，再到明清的小说传记，真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人文社会和当时的生产水平，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操和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或者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和古代文化以及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古代文学对丰富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情操陶冶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首先表现在文化价值，一部文学史就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文学就是对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反应，中国的文学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感受，因此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的灵魂和血脉，因为中国很多的文化、思想、风俗等都是通过历史史书和文学经典记载传承下来的。其次就是认识价值，阅读古代文学和史书，现代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并能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或者故事情节来联想现代社会和自己的遭遇等，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对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最后是应用价值，古代文学作品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价值，对当今的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促进作用，古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名胜古迹具有宣扬的作用，很多人慕名而来，大都是从文学作品而知道的。而且有的作品具有军事研究价值，有的作品具有医学价值或者农用研究价值等。所以，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今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篇3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3000多年前的典籍《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飞(《易责》)原意是指礼乐教化。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它既是古代先贤圣哲心灵历程的形象化历史，又是塑造炎黄子孙人生观、价值观的珍贵教科书，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古人关注民生的人本思想。勤政爱民的民本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狐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同，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人文精神的财富。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古人人生不朽的价值追求。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就已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了。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肉体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暂，思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提高生命的价值，以达到精神的不朽。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古代文人对大自然无比热爱，甚至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很多文学作品都体现着作家对天地自然的精微体悟以及天、地、人之间圆融统一的和谐之美。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人文精神的宝藏，如何将其挖掘出来，传播给当代大学生，使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在文明社会中传递正能量，是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并完成的课题。

二、互动教学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一)变教师主导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

目前，在很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堂中，教师还是采用单一讲解的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感情和激情，自然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事实上，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价值并不完全局限于文学知识的简单传授，而应视之为流动的人生课堂。教师要合理地设计课堂内容，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让他们主动探求文学知识之外的人文精神，如古文的美学律动、古人的心理文化等。学生甚至可以直接点评现代作家的创作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应该积极互动，深入研讨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还古代文学课堂以温情脉脉和生机勃勃。

(二)变知识灌输为情感体悟和审美，增强学生和古人之间的精神对话与互动

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堂普遍存在注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简单讲解，轻视甚至忽视作品的朗读、分析和体悟。戴建业通过对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31所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设置情况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大学中文系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和常识的灌输，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和体悟。这个结论值得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

多年来，受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古代文学教学舍本逐末，将原本富有哲理意蕴内容的理解和体悟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字词默写、文句简单翻译及层次结构分析。这种做法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哲理，扭曲了学习文学的真正意义，导致的结果就是青年学生兴趣的萎缩、心灵的枯竭和情感的荒芜。我们认为，古代文学教学应摒弃泛泛谈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的讲述模式，而应更多地关注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存状况及其思想形成，深刻体悟作家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作家、感受作品，通过作品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一段段形象的历史，接受各种富有认识价值的思想与观念，实现从文学到思想、再到人生的飞跃。

(三)变就事论事为紧密结合现实，古为今用，强化学生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双向循环、互动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就事论事、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古代，但是，古代文学蕴含的很多人文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超越时空，照亮当代人们的心灵。这种精神是有一定高度的，不是就事论事式的，它要求通过对某事、某物的认知上升到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关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体悟这些崇高精神并能够运用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家庭情况各不相同，贫富也很悬殊。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来对学生进行鼓励和教化。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委婉地否定了子贡满足于贫而无馅，富而无骄的态度，并提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生追求。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我们无法改变出身，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对待人生和贫富的态度:贫困病患，不忘安贫乐道;富贵安康，仍能温、良、恭、俭、让。这样，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能不抛弃，不放弃，用平和之心坚定地走向预定的目标。

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人文精神培育的内涵

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就是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传授给学生，以优秀的作品提升其人格，以高尚的精神净化其灵魂。

篇4

【关键词】古代文学；情感；体验式思维；本真；原创

文学作品脱离不了关于“情”的描述，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脱离“情”字，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与灵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习惯于从“情”字入手，解剖开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够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学作品的脉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论以“情”为统领

篇5

关键词: 人性分析古代文学教学意义

古今有变化,中外有不同,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会让我们在陌生中彼此熟悉,莫过于人性。每个时代的人性,既凸显出特定时代略有差异的人的本性,又体现为人的一般本性。众所周知,文学是感情的表现,感情又多取决于人性,因此,那些从作家笔端用心走出,又走向读者心中的文学经典,往往也同时展现着亘久不变却又异彩纷呈的人性。因此,合理地加强人性的分析,把握其一般性,区别其独特性,在相关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讲授中非常重要。

一、加强人性分析有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增加情感认知,提高其学习热情。

文学是情感的外化,“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①在“缀文者”与“观文者”之间,最能起沟通作用的是“情”,因而对作者为文之“情”的领会十分关键。以《聊斋志异》为例,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写了大量的狐鬼花妖,特别是不少作品涉及花妖狐鬼与书生的相恋。大多数文学史立足于蒲松龄本人“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自白与王士G“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的题咏,认为蒲松龄是要借花妖狐鬼的美好善良讽刺人间的丑恶与黑暗,借人与异类的自由恋情表达广大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以及对封建婚姻与礼教的反抗等。这些偏向于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分析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不免流于片面化与泛泛而谈,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去主动感悟《聊斋志异》文本中的情感因素。这时,合理的人性化的分析就显得很必要了。如有文学史认为:“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他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因为蒲松龄曾长期在外坐馆,与家人聚少离多,故“独自生活的落寞,不免假想象自遣”②的分析就颇为真实可信。人总是会为自己寻求心理补偿,在孤寂失意之时尤其如此,这是人的一般本性,因而“《香玉》等篇实为蒲松龄寂寞情怀的诗意幻想”这种说法很容易让学生信服,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就实际的教学效果而言,强调这一颇具人性的论断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缀文者”与“观文者”因“世远”而生的疏离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与从人性角度关注作者的为文之情一样,对作品本身所蕴人性的合理分析也同样有助于学生与作品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的实际教学中,刘兰芝形象的解读是教学重点之一,与之相应的是,焦母不满并逼遣刘兰芝的原因也一直是本篇作品讲授的难点。长期以来,我们多从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长制的眼光去理解这首作品的主题,将焦母视为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言人,而刘兰芝被遣归的原因也多集中于与此相关的讨论与推想,除传统的门户不当说之外,尚有无子说、③性刚说④等,各执一端。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使用精神与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认为是家庭生活中婆媳间固有的矛盾、焦母的恋子情结导致了刘兰芝的被遣。⑤较之于传统的认知,新兴的研究角度对人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人性的本能去看,婆媳间一般或多或少带有些敌对情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况且,人在情感上总是习惯于就自身立场去思考处理问题,很少会换位思考。且不论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是否一定与焦母的恋子有关,⑥我们在诗中可以看到的是,刘兰芝向焦仲卿抱怨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得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的结论,而刘兰芝在焦母眼中却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以致她“吾意久怀忿”。一方面媳妇对自己的勤劳与巧质自信满满,认为自己非常完美,无可指摘,另一方面婆婆却认为媳妇喜欢自作主张,关注的是她对自己不够尊重的问题,婆媳双方在意的都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于是,无论刘兰芝怎么努力想按自己的方式做好每一件事,都得不到焦母的认可与喜爱。人性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爱憎也因之非常微妙。即使我们淡化焦母与刘兰芝间的婆媳关系,仅将其视为普通的人际交往,这种缺乏换位思考与互相沟通的相处方式也并不能保证她们互生好感,更何况她们之间是微妙的婆媳关系。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本着换位思考与移情入境的立场讨论刘兰芝与焦母间的问题,不仅可让他们对作品产生深刻的印象与亲切感,而且可为他们的日常人际交往提供一些启示。

二、合理的人性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深刻全面地解读作家作品,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思考并解决问题。

试以《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塑造为例略作阐述。一般认为,作为一部成功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不仅以西门庆的人际交往圈织起一幅晚明社会的时代风情画卷,而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世界,而具体到潘金莲身上,人性的复杂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美貌聪慧,心灵手巧,解诗文,懂风情,伶牙俐齿;她善妒,争强好胜,以致狠毒无情,残害无辜,毫无人性;她在没有人身自由、婚恋自由的处境中,为了生存而选择与环境同流合污,在追求自我的变态满足中走向毁灭。立足于晚明社会人性觉醒的文化背景理解潘金莲,我们对她是既同情又痛恨,并认为造成她人性泯灭及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个男权至上的荒世界,以及人欲放纵的时代风气。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若从人性表现的细微处去看,关于潘金莲的形象认识及悲剧原因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教学过程中,笔者曾尝试着引导学生以潘金莲与潘姥姥的母女关系为切入点,让他们带着两个问题去阅读小说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与人性有关的讨论。这两个问题分别是:(1)潘金莲对母亲是否狠毒无情?(2)潘金莲的悲剧命运与她的母亲有无关系?此处将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加以简要陈述。

(1)潘金莲与母亲有矛盾,但并非对母亲无情。

潘金莲与母亲的往来一直比较频繁,小说中多次写及这对母女的相处。潘姥姥的正式出场是在武大死去才两月时,她来女儿家,不料金莲与西门庆有约,“一力撺掇他娘起身去了”(第六回),⑦看来母女感情欠深。其后金莲嫁入西门府中,潘姥姥来府中走亲戚,母女见面也往往是不欢而散,以致家人玳安这样评价金莲:“他一个亲娘也不认的,来一遭要便抢得哭了家去。”(六十四回)因为金莲表现得颇为无情,于是便有论者认为这是由于的异化使潘金莲丧失了人性,狠毒得连亲母都不认了。那么,潘金莲对母亲的态度是因为她本性变得狠毒,还是另有原因呢?一次母女间的正面冲突给出了答案。小说第七十八回中,因为金莲生日,潘姥姥坐了轿子来串门,从夹道里进了府,潘金莲因为在大厅等候,所以没有碰上,潘姥姥没有带轿子钱,吴月娘的丫鬟小玉便故意来向潘金莲要钱,潘金莲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便坚决不付钱,还责怪母亲不体谅自己的难处,“教人家小看”,母女为此大吵一架。至晚间,潘姥姥至李瓶儿屋中歇息,向如意儿和迎春说起李瓶儿生前对她甚厚,每次自己来府中都有礼物相送,对比着数落自己女儿:“半个折针而迸不出来与我”,“你娘(李瓶儿)与了我些甚么儿,他还说我小眼薄皮,爱人家的东西。想今日为轿子钱,你大包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儿,只说他没有”,并进而怨诉说:“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说,还不知怎么收成结果呢!”直到金莲的丫鬟春梅看不过,来向潘姥姥说出实情:“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潘金莲)她争强,不伏弱的性儿。比不同的六娘(李瓶儿)钱自有,他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他不与你。”“他本没钱,姥姥怪他,就亏了他了。”潘姥姥依然怨气未解。这样看来,潘氏母女的矛盾主要在于母亲想从女儿处得到长久的接济与财物的馈赠,而女儿因为个性要强,从不愿意在攒存金钱上多加留意,故而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所以屡屡口角,不可简单地理解成潘金莲对母无情。在潘姥姥去世后,因为西门庆亦是新丧,吴月娘便没有准许潘金莲参加出殡仪式,潘金莲还偷着让陈经济送出五两银子帮忙办理母亲的丧事,后“听见他娘入土,落下泪来”,更是表现出潘金莲的无奈与对母亲的复杂情感。

(2)潘姥姥的贪富心理导致金莲人生道路的扭曲,她对金莲的悲剧命运负有间接责任。

我们注意到,在潘金莲一生三次被卖的不幸命运中,有两次是经了她亲生母亲的手。小说第一回交待说:“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终致被张大户收用,造成“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的悲剧。而潘姥姥两次狠心卖女儿的原因更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度日不过”只是表层理由,更深层次的动因在于潘姥姥向如意儿怒骂女儿的话中可见端倪:“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从小儿交你作针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学去,替你怎么缠手缚脚儿,你天生就是这等聪明伶俐,到得这步田地?”她还进一步向如意儿解释:“他七岁儿上女学,上了三年,字仿也曾写过,甚么诗词歌赋唱本上字不认的。”(七十八回)由此可见,她第一次卖女时并没有到“度日不过”的地步,再对照第二次她卖女的大费周章与所卖人家,潘姥姥两次卖女的真正原因似乎可以这样认定:因女儿有几分颜色便努力培养女儿,希望女儿日后成为权贵妾室,为母女俩博得富裕的生活。潘姥姥这位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两次亲手为女儿潘金莲的悲剧人生铺上基石,母女之情变得如此功利,不免令人唏嘘,也让人对人性的弱点感叹不已。而经过这次讨论,学生也普遍反映,他们对文学史中所引清人张潮“《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的结论有了别样而具体的认识。

一切文学即人学,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人性,描写社会生活,反映时代风貌的。对于这些作品,除了要将它们置于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将知人论世、推源溯流等科学的评价方法渗透到课堂教学中之外,相应的人性的分析也不可或缺,而对此有意识地加强不仅可以逐步培养学生深入解读作品的能力,而且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思考人性,明辨是非,并进而反思生活。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人性分析的实践必须通过细读文本来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方面是要让学生掌握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阅读经典,了解文化,一方面是要帮助学生逐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处于教学中的师生双方而言,文本细读既是一种教学方式,又是一种文学阅读的态度。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等需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内容不一样的是,人性作为一种需要用心感受的东西,体现在相关作品的字里行间,要对之进行敏锐的体察、深入的分析,离不开学生对作品有意识的细读,而教师的职责,则是要对教学对象加以合理的引导。

注释:

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15.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③赵新蔚.新探刘兰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1).

④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⑤持此意见者颇多.如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6);赵红娟.《孔雀东南飞》中家庭悲剧的心理析解.南京师大学报,1997,(2).

篇6

[关键词]私家藏书文化　目录　版本　校勘

[分类号]G256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从先秦诸子倡导到清代达到鼎盛，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私人藏书家、功能齐全的藏书楼、特色各异的藏书印、彪炳史册的题跋提要，形成了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笔者认为，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下面试就此略述之。

1　私家藏书文化概述

古代私家藏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孔子身后，弟子在其所居堂室“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秦始皇焚书，孔氏后裔将书藏之于屋壁。战国时期，诸子蜂起，为私家藏书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庄子・天下篇》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及刘向、富参、卜圭等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刘向利用“大中大夫卜圭书”、“臣富参书”、“臣向书”等进行校勘，以成《别录》。东汉时杜林、班固、蔡邕、华佗等皆富有藏书，蔡邕私藏几近万卷。魏晋南北朝时，藏书家人数、藏书数量均增多。唐时私家藏书在万卷以上者有近20家，如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称邺侯李繁、李泌家藏书多。

私家藏书形成比较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恐怕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重视藏书，形成了浓厚的积贮图书的风气。而雕版印刷术的运用、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助推了私家藏书风气的普及。有学者提出，“宋代有事迹可考，藏书达到万卷与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人数有近四百人”。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等人拥有大量私藏，对藏书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贡献，推动了藏书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多达千计，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此时，私家藏书已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项重要的事业。

周少川先生指出，“私家藏书是一项私人对典籍进行收藏、整理、研究以及传播的文化活动，私家藏书文化即指在这一文化活动中所呈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的总合”。除了物质形态的图书外，大多数藏书家具有考订家、版本家、目录学家、校勘家、鉴赏家的气质。他们利用藏书进行著述、授业等文化活动，对于我国文化典籍的积累、保存、整理和传播，对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私家藏书与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　私家藏书文化对目录版本校勘学形成、发展的影响

随着藏书家收书来源的拓宽，藏书量的增多，其藏书活动不再囿于收藏，而是有目的地对藏书加以整理研究，或认真校雠是正，或创造性整理编目，或倾心研究版本之学，这些工作对目录版本校勘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概括来讲，私人藏书家的贡献主要有：

2.1　分类编目，提要钩玄

为便于寻检利用，私人藏书家大都十分重视编制家藏图书目录。他们或著录书目，或写作书籍题跋，或撰写书目提要，促进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繁荣和兴盛，也形成了私家藏书的目录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私家藏书目录。据《梁书・任传》称，防“家虽贫，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防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肪家取之”。余嘉锡先生指出：“此言勘其书目，盖谓防自藏之书目。观《七录》序言遍致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名簿，知当时私家藏书皆有目录，其见于史者莫早于防，是为后来私家藏书目之权舆”。南朝梁阮孝绪，以搜访文献为己任，著成《七录》。编目力求完备，凡是当时目录所有的都加以采辑，而不必亲见原书，此则阮氏之创例。后世如郑樵、马端临、焦等“于所未见之书辄据他家人录，盖仿于此”。

隋许善心“家有旧书万馀卷”，“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唐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郡斋读书志》载《吴氏西斋目》一卷，“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目录类俱载有吴氏此目录一卷，后亡佚。

宋朝士大夫以藏书相夸尚，出现了私人藏书的高峰。最著名的私家目录有三：①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最早的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开解题目录之先河，被誉为私家目录之璧；②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家藏图书编制目录，于分类、解题有新发展和新贡献。所著录之书达5118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叹说：“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③尤袤藏书“网罗斯备，藏于楼内，日增月益”，达数万卷，所撰《遂初堂书目》是宋代仅存的书名目录，开创了著录版本的先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惟此与晁公武《志》为最古，固考证家之所必稽矣”。

元代袁桷有《袁氏旧书目》、《袁氏新书目》，吴郡陆友则编有《陆氏藏书目录》。《藏书纪事诗》引《松江府志》云，庄肃“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钞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书目以甲乙分十门”。

明代私家藏书空前繁荣，因个人志趣、爱好的不同，呈现出彼此互异的藏书特色。高儒重视文献目录编纂，撰有《百川书志》。叶盛的《萧竹堂书目》、陆深的《江东藏书目》、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毛晋的《汲古阁珍藏书目》、毛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均在目录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清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目录学知识传播很广。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谓其时私家目录可分为三类：编制目录、题跋、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或读书时作出提要或札记。文人学士在阅读、钻研所阅、所藏书后，潜心撰写读书志记、藏书题跋，确系文体上一大发明。其中，明末发轫至清而盛的读书志记往往侧重于对所读所藏书籍内容进行解读，本多考经订史之作，后发展成校雠随笔或版本目录札记。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徐乾学《读礼通考》、全祖望《读易别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等皆是。严佐之先生总结评论到，“藏书志”是清代目录学家长期目录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结果。顺、康、雍、乾、嘉五朝近200年来，书目著录版本渐趋详备规范，赏鉴书跋日受藏家宠爱，辑录序跋、叙录提要重振门楣，各种目录竞相“争艳”，硕果累累。值得指出的是，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何焯《义门读书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叶德辉《郎园读书志》等，均系寓学术考据与读书心得于一体，绍承晁、陈“解题”的目录学传统而有所创新的作品，对

学术界影响甚大。至于藏书题跋，侧重于对所藏书籍的版本形式进行记述。如孙星衍《平津馆藏书记》、《廉石居书籍题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集》、《思适斋书跋》。顾、黄二人的批校题跋本被誉为“顾批黄跋”，受到学术界的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目录、校勘、版本等专学的发展。叶德辉的《观古堂书目》，继承了《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目录学传统，每卷之前作一叙录，标明该卷所分小类，说明分类的依据，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在私家藏书目中是极少见的。

2.2　讲求版刻，甄别异本

姚名达先生指出：“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版本学、刊刻学之确立，自兹(宋代)始业”。宋代是版本学的初步繁荣期，宋敏求、沈括、叶梦得、晁公武、尤袤、朱熹、洪迈、陈振孙等藏书家都是版本学家。叶梦得是研究雕版印刷的专家，他曾利用家藏把当时杭州、四川、南京、福建四个刻书业最发达地方的版本予以比勘，认为杭州刊刻质量最好，福建次之，四川最差。南京刻书质量好而用纸较次，为后代藏书家、版本学家所推崇。尤袤《遂初堂书目》，首创著录图书版本，著录有京本、杭州本、监本、川本等10余种版本，被认为是开创了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先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及衡阳本、扬州本、岳阳本、长沙本、南康本、温州本、泉本、蜀本、岳麓书院本、白鹿洞书院本、高丽本等20余种版本，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版本目录之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能够条析各书版本源流，注意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别。他十分注意对版本的著录，包括浙本、闽本、川本等地方刻本和官府刻本、某某私家刻本、某家书坊刻本及书院、寺院刻本，还有他亲自传录的手抄本。这反映出他收藏图书版本之多，也说明他精通版本，重视版本研究。这说明，宋代藏书家的图书版本意识很强，具有较深厚的版本学功底，在版本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雕版印刷的繁荣造就了一批藏书家和版本学家，高濂、杨士奇、陆深、胡应麟、毛晋、毛等是其代表人物。高濂阐发的“鉴书”经验，历来为藏书家所重视，对从事文献学和版本学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胡应麟对古籍版本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其《少室山房笔丛》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版本思想：“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这是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即胡氏的“善本观”。毛晋精通版本之学，对于版本源流非常熟悉，所刻《十三经注疏》，号称毛本，在阮本问世以前，风靡于读书人中间。

清代藏书家基于朴学的治学精神，重视研究书籍版本及其授受流传过程。钱曾、孙从添、纪昀、顾广圻、黄丕烈、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均精通版本之学。顾广圻在版本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注意版本的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关注版本的刊刻时代和参考价值，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中称，当时“藏书家得异本，必就先生相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私人藏书的专著，涉及抄书、刻书、宋书、明本、监本、善本、校本、副本、伪本、室名、讳字、纸张、牌记、题跋等版本问题，为版本学者所重视。叶德辉《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总结性著作，侧重于比较版本优劣，讲述刻本发展源流，兼及刻书、抄书、卖书、藏书活动的诸多掌故，几乎涉及了版本学的所有问题。叶氏《观古堂藏书目》对于图书的版本，尤其是明清两代所刻图书的版本著录十分详明。

由于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人们开始关注善本。张之洞在《轩语・语学》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2.3　补阙订讹，重视校雠

校雠书籍，是藏书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孙从添说，“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叶德辉也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藏书家勤于校勘的事例不胜枚举。

唐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苏弁“聚书至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韦处厚“性嗜学，家书雠正至万卷”。徐铉“尝受诏与、徐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字》”。宋绶藏书多于秘府，精于校勘，陆游盛称之。《金石录后序》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以共同校勘金石为乐，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整理签题。贺铸亦“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叶梦得所藏图书，多经亲自校勘。他常把各地刻印的同一种书互相雠对，改正了许多书中的错误。朱熹藏书甚富，亦是校勘大家，尝撰《孝经考异》、《孝经刊误》，又集诸本校《参同契》，撰《参同契考异》，又撰《韩文考异》等。宋代学者的辛勤劳作，给后世留下不少好版本。

清代精于校雠的私人藏书家很多，主要代表有：顾炎武撰《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石经考》，树清代校雠学之基。惠栋有《九经古义》，钱大昕誉之“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抄，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卢文校刊《抱经堂丛书》甚勤甚笃，严元照《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称：“先生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段玉裁尝谓校书之难在定底本之是非与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被誉为清代第一流校勘家的顾广圻，号日思适居士，斋日思适斋，集日《思适斋集》，取义于邢子才“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语。《思适寓斋图自记》云：“顾子之于书，犹必不校校之也”，即在校勘时，保存原文误字，不轻改字，以不校为校，确乎独树一帜。黄丕烈广收异本，勤于校勘，每获一书，日夜校雠，详细研索，认真订正。他自28岁始校书，所校不下百数十种，撰有《周礼札记》、《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山海经校勘记》等。其藏书更以宋元旧刻、精抄、精校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乾嘉四大藏书家之一。阮元日：“今宋本无黄氏鉴藏印者，终若缺然可疑”。后人称他存古之功，自不可没。此外，鲍廷博、孙星衍、阮元、吴骞等，都是清代藏书家中的著名校勘学家。

3　藏书家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对古代私家藏书的补益

藏书家们对私藏图书的校雠精审、整理编目、版本甄别等实践活动，对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推演学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私家藏书文化的繁荣大有裨益。

3.1　存藏刊布，传承文化遗产

藏书家翻刻古书、流通珍贵典籍的做法，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如南宋岳珂、明代毛晋、吴勉、范钦、项笃寿兄弟，通过自己的著录、传抄、翻刻，使典籍不断再生，以生代灭，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清代藏书家在考据、辑佚、校勘的基础上，校刻的古书既多且好。如金山钱熙祚的守山阁、歙县鲍廷

博的知不足斋、海宁吴骞的拜经楼、吴县黄丕烈士礼居等，都翻刻、新刻了不少古书。张海鹏治经之暇，以剞劂古书为己任，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这种藏书观体现了藏书家从一般的藏书为己有、为己用，上升到保存文化遗产、传延后代、繁衍学术的宽阔眼界和强烈使命感。

3.2　部次条列，展示缥缃瑰宝

郑樵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也”。叶德辉说过：“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陈垣先生曾讲过：“目录书就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这些都是藏书家的经验之谈。古代藏书家在收集整理藏书的过程中，将收藏的典籍著录于簿，书名、卷数、作者一一了然，又或叙其内容，辨其源流，考其篇目，论其得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化典籍史料，成为图书学和图书馆学的宝贵财富。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介绍，清代目录编制的数量以私藏目录为冠，现可知清代私藏目录220余家，270余种，足以从一个方面窥见清代典籍的概貌及学术文化成就。因此，藏书家们著录私藏书目，客观上使图书积聚、保存有了线索，使文化传播与发展有了载体。

此外，私藏目录在图书分类上勇于突破四部分类的藩篱，使得私藏书目中收录的通俗读本增多。如北宋李淑倡导八分法，明代晁琛提出33类，赵用贤用千字文排列分类，陈第则按六部分类，《读书敏求记》分46类，《述古堂书目》分78类，《也是园书目》分154类。这些革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得许多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为私藏书目记载，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也推进了图书分类，符合社会文化发展需要。

3.3　注重版本，有益于后人考辨古籍

版本学的专门研究，大量反映在私家藏书目录著录中，使得藏书家对于书籍“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潢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这对于后人考辨古籍、了解古书的版本及其流传，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唐代以来，渐有私人使用藏书印的习惯，宋元两代有所发展，至明清极盛。藏书必有印记，已成为书林的流风习俗。或以印主名号人印，或以印主里爵入印，或以鉴赏标志入印，或以箴言警句入印，或以杂记内容入印等，对于后世考证古籍提供了路径。同时，通过印章，可以考察藏书家的基本情况，窥识藏书家的个人修养、处世态度，了解不同时代、不同藏书家的风格特点。

3.4　精心校勘，进一步提高藏书质量

卢文曾说：“童时喜钞书，少长渐喜校书”，俾后之学者亦获得见完书。这是多数校勘家、藏书家之共识。校勘名家顾广圻校书的抱负，自称日“天下有误书，而后天下无误书”。他常为当时众多藏书家作校书工作，对学术文化贡献极大。叶德辉认为，对于一个藏书家来说，通过校勘可以达到博识见闻、增强记忆、扫除书籍尘封局闭之缺点；同时，经过校勘之书，亦可嘉惠来学，有功于后人。很多藏书家把校勘典籍看成是藏书活动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在自己的藏书过程中，访求旧椠精抄，堪比今本俗本，校正今本、俗本的讹误和擅改之处，使之成为善本书，从而提高自己的藏书质量。张之洞在《书目问答》后附列校勘学家31人，如卢文昭精校刊刻书籍颇多，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后人誉为“清朝宋版”，孙星衍在校勘学领域独树一帜。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校勘家们的心血与汗水。版本目录校勘学的发展，不仅扩大了学术活动的影响，同时也增强了藏书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领域的各种联系，形成了藏书目的的多元化和藏书家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私家藏书文化的内容。

总之，藏书与学术实互为因果关系，私家藏书文化与目录版本校勘学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补益的。一方面，私人藏书有助于学术之演进。藏书为治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为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增添了能动力。其间，以目录、版本、校勘等专学的成就最为显著。另一方面，目录版本校勘学的逐步发展，又推动了私家藏书文化的日益繁荣。经过藏书家校勘整理后的大量书籍，更为学术界所瞩目，成为研究、整理、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资料和宝贵财产，为丰富藏书、管好藏书、用好藏书增添了新的因子，对于典籍的收藏、管理、交流、使用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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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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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是中国古代文学系列选修课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为授课内容。 通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历程， 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把握各种文体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分析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等。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早已形成了分朝断代的文学史教学与分阶段讲授文学作品的模式， 往往在梳理各时期文学发展的线索时追溯作家作品之间的承接渊源和创新流变， 纵向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 特别是每一时期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成就与影响。 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成效显著，优势明显，但这门课程较少关照地域文学的发展和特征，这无疑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建构留下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程和教材建设 ，拟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学地理学为理论依托， 注重描绘地文人关系中的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面貌。 一方面关注河陇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特性对古代河陇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河陇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在形成河陇文学独特面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历代陇籍文人和客居河陇文人在形成河陇文学与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即如学者所言：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所完成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 ①以揭示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明特质。

一、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的意义

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 河陇地区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 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 河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东部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 河西走廊地区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 河陇是一个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区。 河陇文学与文化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发展。

自古以来，河陇就是戎羌之地、华夏边陲，胡汉杂居，民族构成复杂。 河陇作为古代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舞台，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占争夺的地域。 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居民。 秦汉之际，月氏、乌孙、匈奴据有河西之地，而陇西、陇东、陇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 随着秦汉王朝建政设郡，戍边屯垦，大量内地汉人移居河陇，许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 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河陇历史的一大主题。 在汉唐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河陇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时， 则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割据之地，匈奴、氏、羌、鲜卑、吐谷浑、回鹘、吐蕃、党项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陇右。

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 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成为融东西文明于一体，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 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至于物种等，在河陇大地上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河陇往返、定居，其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 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河陇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河陇文学与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 因此，河陇文学与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地域性特征。 与西域文学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学相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多元、兼容、开放、创新是其突出特征。

所以，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一课程，通过课程和相关教材，丰富学生的地理和历史知识，提高其文学水平和文化素养，开阔其心胸视野，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现状

学界对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是伴随对西北边塞诗歌的深入研究而展开的。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古代西北文学和文化。 就文学方面而言，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唐代西北边塞诗上，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古代河陇地区的文学创作。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 出现一批有关河陇地区的诗文选本和研究专著，如《历代咏陇诗选》(1981年)、《杜甫陇右诗注析》(1986年)、《历代河西诗选》(1988年)、《甘肃历代诗词选注》(1988年)、《甘肃历代文学概览》(1994年)、《甘肃历代诗文曲词鉴赏辞典》(1994年)、《甘肃古代文学作品选》(1994年)、《陇文化丛书》(1999年)等，这些选本与专著或聚焦吟咏河陇的诗歌，或探讨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演变轨迹，它们的相继出现，为人们研究河陇地域文学与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2000年至今， 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不断由宏观向微观发展，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古今咏陇诗词选》(2000年)、《陇右诗选注》(2002年)、《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2002年)、《陇山交通与诗歌》(2003年)、《河陇文化觅踪》(2004年)、《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2007年)、《陇右文学概论》(2007年)、《诗圣与陇右诗》(2008年)、《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2008年)、《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2009年)、《河陇文化》(2011年)等，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河陇文学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此外，研究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论文也逐年增加，可以说，河陇文学与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据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甘肃各高校只有少数院系开设有甘肃古代作家作品、敦煌文学、陇右文学概论、河陇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 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我们试图开发一门将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课程，通过课程和教材，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河陇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学特征，这对地处黄土高原、丝绸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大学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建设的思路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项目，2013年获批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项目组8名成员均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5人，讲师1人。 长期以来，本项目组成员都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2007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课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2011年中国古代文学课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在主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 为拓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本项目组成员积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先后为学生开设《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史汉导读》、《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唐诗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学元典导读》、《中国古代散文》、《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文献检索》、《古代小说与政治》、《中国神话研究》、《诗经、楚辞研究》、《苏轼解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等十余门专业选修课，初步形成涵盖面广、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这些专业选修课的开设是项目组成员多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收获与总结，也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一种追求，它在深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主讲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又一次新尝试。 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特别强调将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 从教师的角度说，研究性学习需要对教学环节进行周密的设计，即综合考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设计中点(河陇作家和作品)、面(河陇的历史变迁及文化背景)、线(河陇文学发展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知识点的确定，到利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制作网络课程内容，再到教案设计、课后作业、课外阅读书目及内容等，教师必须在研究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设计问题、组织讨论、评价学生表现和学习效果，各教学环节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从学生角度说，学生主动参与和密切配合是完成研究性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学习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搜集自己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资料， 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完成对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点、面、线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使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展示其学习成果。 这样不仅可以引发学生了解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浓厚兴趣， 而且可以激发其热爱家乡的情感，与此同时在研究性的学习中，还可提高其人文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或者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集中考察某一地域文学的特点，然后由教师作为主持者，引导学生在陈述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总之，在庞大网络资源的支持下，教师的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将不断扩大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 这其实是对教师和学生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即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学术修养， 及时把握学术前沿的动态，以保证在师生的交流互动中，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评判，而学生也要在掌握背景知识的前提下，接触各类学术观点并形成自己的思考， 必须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教材建设的构想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开展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 一部优秀的教材更是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优秀人才的根本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教材是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项目组成员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将以河陇地理、历史和文化发展为背景，突出河陇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描述古代河陇籍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成就， 考察历代入陇诗人及其河陇诗文创作，探寻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追踪佛道传播在河陇大地留下的印记， 以及敦煌石窟和敦煌文学对河陇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等。 根据兼顾点(河陇作家和作品 )、引出 面 (河陇的历史变迁及文化背景)、带出线(河陇文学发展史)的流程，构成以河陇文化为背景， 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河陇文学发展的立体图景。 在分析河陇文学发展时，既要注重河陇地域文学的个性特征，又要关照地域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于作家作品(包括河陇籍作家作品、入陇诗人及其作品、历代描写河陇的作品等)，或综合分析，或对照比较，或点到为止，或批注解释，努力阐明其作品风格与古代河陇地域之间的联系，以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视角，阐述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概貌，即以河陇历史变迁和文学嬗变为经，以河陇作家作品为纬，纵横交织，精心结构并撰写河陇文学源远流长而又迭起的历史进程， 总结历代文学家对河陇文学的贡献，突现河陇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域特征， 展现河陇文学名家辈出、 佳作如林的丰硕成果，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篇8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独特因素，对亭的艺术研究与古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体会亭建筑之美妙还要走进浩瀚的古代文学卷藏之中，细细体味。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亭不仅是停留休息、观赏景色的场所，而是从更高的层面润饰了这一建筑符号。正亭从最初的实用功能为主过渡到美学理念的象征，反映了古人对吉祥、美好、富贵、幸福的永恒追求。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亭建筑成为一种意象建筑的代表，是具有特色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的园林建筑。文字是记录亭文化演变的最佳途径，亭通过文学的解读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象征意义，而升华为多元的文化载体。在古往今来的艺术创造中，亭建筑成为物我交感、天人合一的媒介，生命的思考和创作激情由此产生。

首先，我国古代文学中亭的美主要表现的是实与虚的结合，是一种含蓄之美。这虚实之间饱含了浓烈的古典文学和文化意蕴。

所谓的“实”指的是园林中亭建筑本身，亭作为单独的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实用功能价值。亭的历史十分悠久，周代的亭，是设在边防要塞的小堡垒，设有亭史。到了秦汉，亭的建筑扩大到各地，成为地方维护治安的基层组织所使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亭建筑沿袭了古代亭驿馆的功能，可用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由于亭具有驿馆功能，因此也就成了南来北往的行人送别最好的场所，而且这种具有驿馆功能的亭一般在大路旁或江水边，这种环境容易使人产生离别的伤感。同时，随着古代园林建筑的发展，出现了供人游览和观赏的亭建筑，除了关注亭的实用功能，也开始追求美的意境。由此可见，亭本文由收集整理建筑有了深层的美学内涵。

所谓的“虚”则是指古代文学作品中亭作为独立建筑，既有着阿娜多姿的建筑美，又有着通过文学营造出美的意境。这种虚实结合，虚实相生，使人们站在亭中所期待的就是让变幻多姿的实体亭建筑来获取无限美的意境。亭建筑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成为描述的对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人们除了关注亭建筑的实际功用，更多的是增加其观赏价值的“虚”。最著名的当属王羲之应景而作《兰亭集序》文曰：“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文人的审美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反映了魏晋士子追慕自然、笑傲江湖的浪漫气质。在当时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历史环境下，文人墨客开始崇尚隐逸，并从自然中表现自我、体悟玄理。山水自然之本体是“道”，亭建筑是超越形质的一种宇宙自然的本体之美。随着我国古典园林经营设计的日益精细，亭建筑不仅成为文人内心建构的精神绿洲之外化，而且为他们结交挚友、切磋艺术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人们身处小小的亭园建筑中再大到自然山水景色，以身心与整个大自然融于一体的姿态。这种由具体的“实”体验到“虚无”的人生境界，就是摆脱器质形态的束缚，升华更高境界并获得一种精神之美。

其次，我国古代文学中亭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之美，引发文人创作思想的升华。园林中亭建筑的造型千姿百态，且选址建造的周边环境各具特色。在这种空间的美感中，包含了一种人生感悟。这就是由建筑的本身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之美，所引发的作者一种形而上的感悟。

据记载，我国亭的选址力求因地制宜，造型应与环境协调统一，体量应与园林空间大小相宜。主要有：山地建亭、临水建亭的形式。张说在《新都南亭送郭元振卢崇道》中写道：“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写这首诗的创作地点是在山中，属于山中建亭。在山中建亭宜选开阔台地，利于眺望及视线引导，为途中驻足休息佳地。如崂山圆亭，就是山地建亭的代表建筑。王勃在《秋江送别》第一首中言：“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在这首诗中所反映的场景是在“江亭”，属于临水建亭。这种亭建筑一般最宜低临水面，布置方式有：一边临水，二边临水及多边临水。古时江边之亭成了南来北往的行人送别最好的场所，宇宙无限，人生有限，连孔子在岸边望着滔滔的江水都会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悠悠江水边的环境下，容易使文人产生离别的孤寂之感。宋末爱国诗人林景熙的作品《溪亭》中：“清秋有馀思，日暮尚溪亭。”首联破题，表明全诗以溪亭为中心，逐一描绘周围的清秋初月的景色。写作者于清秋日暮在溪亭散心，独自在落叶飘零的树林中穿行，形象地传达出作者孤独、徘徊的情绪。溪亭是指临溪水建造的亭子，溪涧建亭主要是景观幽深，可观潺潺流水、听溪涧泉声。唐代张祜《题上饶亭》诗：“溪亭拂一琴，促轸坐披衿。”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词：“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读起来似有恬静闲适的印象，细细品味，又觉不然。诗人徙倚溪亭，观览景色，思绪纷披，直至日暮，尚徘徊不下。此外，也有以曲桥、小堤、汀步等与水岸相连，而使亭四周临水的建造地址，如北海公园五龙亭，亭上又有历代文人留下写景写情的楹联佳作，更增加了建筑的文化底蕴和美好意境，而人在亭内眺望全湖时，山光水色，着实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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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文章以《孔雀东南飞》、《金瓶梅》等作品为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针对特定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合理加强人性分析既有利于增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知,提高其学习兴趣,又有利于学生更为深入全面地解读相关作品,逐步树立问题意识。 

 

古今有变化,中外有不同,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会让我们在陌生中彼此熟悉,莫过于人性。每个时代的人性,既凸显出特定时代略有差异的人的本性,又体现为人的一般本性。众所周知,文学是感情的表现,感情又多取决于人性,因此,那些从作家笔端用心走出,又走向读者心中的文学经典,往往也同时展现着亘久不变却又异彩纷呈的人性。因此,合理地加强人性的分析,把握其一般性,区别其独特性,在相关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讲授中非常重要。 

一、加强人性分析有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增加情感认知,提高其学习热情。 

文学是情感的外化,“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①在“缀文者”与“观文者”之间,最能起沟通作用的是“情”,因而对作者为文之“情”的领会十分关键。以《聊斋志异》为例,此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写了大量的狐鬼花妖,特别是不少作品涉及花妖狐鬼与书生的相恋。大多数文学史立足于蒲松龄本人“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自白与王士禛“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的题咏,认为蒲松龄是要借花妖狐鬼的美好善良讽刺人间的丑恶与黑暗,借人与异类的自由恋情表达广大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与渴望,以及对封建婚姻与礼教的反抗等。这些偏向于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分析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不免流于片面化与泛泛而谈,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去主动感悟《聊斋志异》文本中的情感因素。这时,合理的人性化的分析就显得很必要了。如有文学史认为:“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他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因为蒲松龄曾长期在外坐馆,与家人聚少离多,故“独自生活的落寞,不免假想象自遣”②的分析就颇为真实可信。人总是会为自己寻求心理补偿,在孤寂失意之时尤其如此,这是人的一般本性,因而“《香玉》等篇实为蒲松龄寂寞情怀的诗意幻想”这种说法很容易让学生信服,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就实际的教学效果而言,强调这一颇具人性的论断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缀文者”与“观文者”因“世远”而生的疏离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与从人性角度关注作者的为文之情一样,对作品本身所蕴人性的合理分析也同样有助于学生与作品产生情感共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汉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的实际教学中,刘兰芝形象的解读是教学重点之一,与之相应的是,焦母不满并逼遣刘兰芝的原因也一直是本篇作品讲授的难点。长期以来,我们多从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长制的眼光去理解这首作品的主题,将焦母视为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言人,而刘兰芝被遣归的原因也多集中于与此相关的讨论与推想,除传统的门户不当说之外,尚有无子说、③性刚说④等,各执一端。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使用精神与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认为是家庭生活中婆媳间固有的矛盾、焦母的恋子情结导致了刘兰芝的被遣。⑤较之于传统的认知,新兴的研究角度对人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人性的本能去看,婆媳间一般或多或少带有些敌对情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况且,人在情感上总是习惯于就自身立场去思考处理问题,很少会换位思考。且不论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是否一定与焦母的恋子有关,⑥我们在诗中可以看到的是,刘兰芝向焦仲卿抱怨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得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的结论,而刘兰芝在焦母眼中却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以致她“吾意久怀忿”。一方面媳妇对自己的勤劳与巧质自信满满,认为自己非常完美,无可指摘,另一方面婆婆却认为媳妇喜欢自作主张,关注的是她对自己不够尊重的问题,婆媳双方在意的都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于是,无论刘兰芝怎么努力想按自己的方式做好每一件事,都得不到焦母的认可与喜爱。人性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爱憎也因之非常微妙。即使我们淡化焦母与刘兰芝间的婆媳关系,仅将其视为普通的人际交往,这种缺乏换位思考与互相沟通的相处方式也并不能保证她们互生好感,更何况她们之间是微妙的婆媳关系。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本着换位思考与移情入境的立场讨论刘兰芝与焦母间的问题,不仅可让他们对作品产生深刻的印象与亲切感,而且可为他们的日常人际交往提供一些启示。 

二、合理的人性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深刻全面地解读作家作品,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思考并解决问题。 

试以《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塑造为例略作阐述。一般认为,作为一部成功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不仅以西门庆的人际交往圈织起一幅晚明社会的时代风情画卷,而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世界,而具体到潘金莲身上,人性的复杂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美貌聪慧,心灵手巧,解诗文,懂风情,伶牙俐齿;她善妒,争强好胜,以致狠毒无情,残害无辜,毫无人性;她在没有人身自由、婚恋自由的处境中,为了生存而选择与环境同流合污,在追求自我的变态满足中走向毁灭。立足于晚明社会人性觉醒的文化背景理解潘金莲,我们对她是既同情又痛恨,并认为造成她人性泯灭及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个男权至上的荒世界,以及人欲放纵的时代风气。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若从人性表现的细微处去看,关于潘金莲的形象认识及悲剧原因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教学过程中,笔者曾尝试着引导学生以潘金莲与潘姥姥的母女关系为切入点,让他们带着两个问题去阅读小说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与人性有关的讨论。这两个问题分别是:(1)潘金莲对母亲是否狠毒无情?(2)潘金莲的悲剧命运与她的母亲有无关系?此处将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加以简要陈述。 

(1)潘金莲与母亲有矛盾,但并非对母亲无情。 

潘金莲与母亲的往来一直比较频繁,小说中多次写及这对母女的相处。潘姥姥的正式出场是在武大死去才两月时,她来女儿家,不料金莲与西门庆有约,“一力撺掇他娘起身去了”(第六回),⑦看来母女感情欠深。其后金莲嫁入西门府中,潘姥姥来府中走亲戚,母女见面也往往是不欢而散,以致家人玳安这样评价金莲:“他一个亲娘也不认的,来一遭要便抢得哭了家去。”(六十四回)因为金莲表现得颇为无情,于是便有论者认为这是由于的异化使潘金莲丧失了人性,狠毒得连亲母都不认了。那么,潘金莲对母亲的态度是因为她本性变得狠毒,还是另有原因呢?一次母女间的正面冲突给出了答案。小说第七十八回中,因为金莲生日,潘姥姥坐了轿子来串门,从夹道里进了府,潘金莲因为在大厅等候,所以没有碰上,潘姥姥没有带轿子钱,吴月娘的丫鬟小玉便故意来向潘金莲要钱,潘金莲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便坚决不付钱,还责怪母亲不体谅自己的难处,“教人家小看”,母女为此大吵一架。至晚间,潘姥姥至李瓶儿屋中歇息,向如意儿和迎春说起李瓶儿生前对她甚厚,每次自己来府中都有礼物相送,对比着数落自己女儿:“半个折针而迸不出来与我”,“你娘(李瓶儿)与了我些甚么儿,他还说我小眼薄皮,爱人家的东西。想今日为轿子钱,你大包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儿,只说他没有”,并进而怨诉说:“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说,还不知怎么收成结果呢!”直到金莲的丫鬟春梅看不过,来向潘姥姥说出实情:“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潘金莲)她争强,不伏弱的性儿。比不同的六娘(李瓶儿)钱自有,他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他不与你。”“他本没钱,姥姥怪他,就亏了他了。”潘姥姥依然怨气未解。这样看来,潘氏母女的矛盾主要在于母亲想从女儿处得到长久的接济与财物的馈赠,而女儿因为个性要强,从不愿意在攒存金钱上多加留意,故而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所以屡屡口角,不可简单地理解成潘金莲对母无情。在潘姥姥去世后,因为西门庆亦是新丧,吴月娘便没有准许潘金莲参加出殡仪式,潘金莲还偷着让陈经济送出五两银子帮忙办理母亲的丧事,后“听见他娘入土,落下泪来”,更是表现出潘金莲的无奈与对母亲的复杂情感。 

(2)潘姥姥的贪富心理导致金莲人生道路的扭曲,她对金莲的悲剧命运负有间接责任。 

我们注意到,在潘金莲一生三次被卖的不幸命运中,有两次是经了她亲生母亲的手。小说第一回交待说:“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终致被张大户收用,造成“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的悲剧。而潘姥姥两次狠心卖女儿的原因更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度日不过”只是表层理由,更深层次的动因在于潘姥姥向如意儿怒骂女儿的话中可见端倪:“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从小儿交你作针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学去,替你怎么缠手缚脚儿,你天生就是这等聪明伶俐,到得这步田地?”她还进一步向如意儿解释:“他七岁儿上女学,上了三年,字仿也曾写过,甚么诗词歌赋唱本上字不认的。”(七十八回)由此可见,她第一次卖女时并没有到“度日不过”的地步,再对照第二次她卖女的大费周章与所卖人家,潘姥姥两次卖女的真正原因似乎可以这样认定:因女儿有几分颜色便努力培养女儿,希望女儿日后成为权贵妾室,为母女俩博得富裕的生活。潘姥姥这位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两次亲手为女儿潘金莲的悲剧人生铺上基石,母女之情变得如此功利,不免令人唏嘘,也让人对人性的弱点感叹不已。而经过这次讨论,学生也普遍反映,他们对文学史中所引清人张潮“《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的结论有了别样而具体的认识。 

一切文学即人学,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人性,描写社会生活,反映时代风貌的。对于这些作品,除了要将它们置于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将知人论世、推源溯流等科学的评价方法渗透到课堂教学中之外,相应的人性的分析也不可或缺,而对此有意识地加强不仅可以逐步培养学生深入解读作品的能力,而且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思考人性,明辨是非,并进而反思生活。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行之有效的人性分析的实践必须通过细读文本来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方面是要让学生掌握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阅读经典,了解文化,一方面是要帮助学生逐步提高自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处于教学中的师生双方而言,文本细读既是一种教学方式,又是一种文学阅读的态度。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等需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内容不一样的是,人性作为一种需要用心感受的东西,体现在相关作品的字里行间,要对之进行敏锐的体察、深入的分析,离不开学生对作品有意识的细读,而教师的职责,则是要对教学对象加以合理的引导。 

 

注释: 

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15.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③赵新蔚.新探刘兰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1). 

④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⑤持此意见者颇多.如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6);赵红娟.《孔雀东南飞》中家庭悲剧的心理析解.南京师大学报,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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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肃古代文学地域特色

反映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山川风物“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卢思道《从军行》）是西部典型气候的写照。“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胡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现奇寒奇丽的景象；还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阔“，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的悲壮，“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的劲拔警策，“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岑参《碛中作》)的苍凉等。来济《出玉关》、卢照邻《陇头水》、王之涣《塞下曲》、薛逢《凉州词》等对“陇坂”、“沙塞”、“黄沙”、“九曲黄河”等甘肃特有自然风物的描写，准确捕捉到甘肃文化的精髓。㈡体现特有的地域物产甘肃自古是名马的养殖基地，马文化是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如西汉的《郊祀歌·天马》、盛唐诗人张仲素的《天马辞》、晚唐诗人翁绶的《白马》等。还有苜蓿、石竹、鹦鹉、麝香、骆驼等陇物的记载和描写。

如“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杜甫《山寺》）、“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杜甫《寓目》）。甘肃是葡萄、葡萄酒、夜光杯的主要产地，王翰的一首《凉州词》,不仅是其生动的记载,而且把边塞战士的豪放旷达之情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甘肃各民族有着悠久的酒文化，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酒歌”，并伴有优美的舞蹈，如元缜的《西凉伎》。㈢传达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象和精神陇人在与大自然感应交流中积聚形成了陇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作为诗文则自然流露出独特地域特色。西部浩瀚的戈壁沙漠、连绵的群山培养了西部人豪放乐观、直爽简约、奔放流动、耿介正直、倔强顽强的品质；陇中陇东黄土高原积淀了陇人笃厚务实、和谐柔顺、韧性顽强的性格；蕴育出陇人热爱家园民族，关注民生疾苦的自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甘肃是古丝绸之路要塞，是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和中西经济贸易黄金地带，使陇人胸怀天下、谦虚包容、处世不惊、关怀苍生的品格境界由是而生。

常年的民族战争炼就了英勇刚毅、尚武卫国的精神风尚，隐含的离别、望乡情感表达对和平的向往，令人荡气回肠。如朱庆馀《自萧关望临洮》、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权德舆《岭上逢久别者又别》等。又如赵壹《刺世嫉邪赋》、胡缵宗《白龙吟》《不寐》、张澍《天心篇》、任其昌《流民叹》等。㈣具有强烈浓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甘肃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各民族既保留其文化独特性，又相互融合成多元交融的独特文化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奇葩。所以一方面是“烽火照山燃，鼙鼓声不断”“、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的战争惨状；另一方面是“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等民族融合的胜景。“刀剑作锄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无地放羊马”(唐·刘驾《田西边》)是西部独特的民族人文景观的典型写照。现存最早汉字记录的少数民族歌谣《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体现出浓郁独特的民族审美文化。诸如“西凉伎”“、胡腾舞”、“狮子舞”、“胡旋”等民族特有的歌舞，羌笛、琵琶、胡琴、画角等特殊的西域乐器演奏、急管繁弦的场面等，都是甘肃文学所特有的表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