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范文10篇

古代经典范文篇1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古代经典范文篇2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古代经典范文篇3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古代经典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新媒体；移动阅读

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情感经验与美学精神，经过时间的检验与历史的选择，既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人的精神根脉。古人有很多读书治学的方法，如东坡先生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朱熹先生对其做了详解：“读书之法，读一遍，又思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长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仔细。”［1］近代梁启超先生曾为青年学子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并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学子：“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2］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语言相对晦涩，对语法、词汇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进入文学情境的障碍较多，因此比较枯燥，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加上其内容与当代生活相距较远，使得普通读者阅读作品有一定的难度且容易产生理解偏差。随着近年国学热的发展，国民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但由于阅读时间零散、存在阅读障碍等客观因素，最终没能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风气。“随着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碎片化阅读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还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3］虽然国家层面为了推广传统文化，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阅读推广活动，但完全依靠传统的、单一的纸质阅读方式，已不能满足当代全民阅读需求。因此，基于深度阅读的古代文学经典阅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寻求新的突破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除纸质阅读媒介外，读者还可通过微信、百度等多种阅读平台进行不受时空限制的阅读。除此之外，很多阅读平台还提供有声阅读。与纸质阅读相比，这些现代阅读方式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进一步壮大阅读群体。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应以此为契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有所突破，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来壮大阅读群体，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继而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传播的新局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手机网民数量呈稳步上涨趋势。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新媒体高速发展对千百年来的传统阅读习惯形成巨大冲击，不仅实现了传统媒体转型，还壮大了读者群，为读者提供了开放的阅读空间，移动阅读成为普遍现象。相较于纸质阅读，移动阅读最大的优点在于巨大的携带容量。以往纸质媒介的携带数量是有限的，而新媒体时代，每个乐于阅读的人基本上都可以携带“整个图书馆”。只要愿意阅读，所有的碎片时间都可以被有效利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而且收藏、分享也十分方便。移动阅读为不同年龄、学历、地域和职业的读者提供了开放、平等的阅读机会，其读者群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以往习惯于纸质阅读的读者扩大到习惯于网络阅读的读者。这些读者主要是年轻群体，移动阅读有利于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与青年读者衔接起来，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年轻化、时尚化。尤其大学生阅读群体，是移动阅读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动阅读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现今，很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已完成数字化转换，极大地便利了从事古籍研究的学者。古典书籍数字化可以使读者快速检索到所需内容，一些在传统古籍中很难查找的内容，只要了解关键词，通过网络就可以快速查找到，甚至实现全文复制。这些都是新媒体时代的巨大优势，但目前古籍数据库主要服务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者，普通阅读者很难涉足，只有进入专业网站才能阅读。这势必将一部分古典文学爱好者拒之门外，不利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推广。数字图书馆的开放，虽使读者足不出户便可以“阅览天下”，但普通读者的使用率并不高，因为他们尚未掌握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方法。如果能将古籍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同步于移动阅读终端，如微信阅读、QQ阅读等，就有可能开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全民阅读的新纪元。

三、纸质阅读与移动阅读的冲突与融合

移动阅读具有信息储存量大、储存空间小、信息获取速度快、易检索、易保存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新媒体时代，移动阅读必然会凭借自身优势，通过视听结合、图文结合的形式，使阅读更加生动有趣。当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些高科技手段和媒介。但不得不承认，移动阅读在阅读深度方面显然不及纸质阅读。1．纸质阅读与移动阅读的优劣对比。纸质阅读虽然存储耗费空间大、信息存储量小，但是在阅读深度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经过前人的细致整理与校勘，世代相传，富有学术性与思想性。但移动阅读往往流于表面。杨安芲先生说：“有的人读书很多，当别人谈起某书时，他可以立即插话，但要他自己谈时，却往往说不清楚。这就是吃了不熟的亏。不熟就难懂，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4］同时，移动阅读普遍泛娱乐化，所载内容大多是轻松幽默的、简短的、碎片化的，纯文学作品少之又少，更不用说相对枯燥晦涩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移动阅读虽然给读者带来诸多便利，但是也应正视其存在的问题。一是移动阅读过程中，总会有各种信息不时跳出来打断阅读，自律性稍差的读者就会转移注意力。所以，移动阅读不仅没有解决阅读时间碎片化的问题，而且使得有限的阅读时间进一步碎片化。二是移动阅读虽然深受大众读者青睐，但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却不太接受移动阅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动阅读所选录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十分有限，而且作品中错误频出。比如，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古代常用字已不再使用，录入过程往往会用现代汉语常用字替代。这种不严谨的做法，严重偏离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精神内核。所以，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基本不会采取移动阅读的形式。2．纸质阅读与移动阅读的融合发展。移动阅读并非完全意义上取代纸质阅读，而是在原有阅读媒介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阅读途径，扩大了阅读群体，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若想重焕生机，就要打破现有屏障，充分发挥纸质阅读与移动阅读的优势，巧妙利用碎片时间来阅读经典文本，充分结合大数据查找功能，辅之以多媒体手段，用图像、音乐等调动感官，最终实现古人“书读百遍”的愿望，走出自我阅读，融入共同阅读的大环境。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数字化，既要注意前期的录入，也不能缺少后续的校勘，以确保电子版本与纸质书籍的一致性。由于中国古文字存在多种类型、多种样式的复杂情况，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数字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规范古代汉语言文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录入人员不够专业，很多生僻字不能输入，就会导致古籍经典出现问题。因此，IT业者应与古籍研究者通力合作，解决新媒体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简繁字处理、异体字处理、丰富古代词库等。如果原典文献极其深奥难懂，最好在录入书籍前请权威人士导读，这样既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能消除读者的恐惧心理。为了帮助读者顺利完成古籍阅读，移动阅读应提供笺注评点版本。但由于移动阅读篇幅受限，来回翻页容易疲劳，建议注释评点版本提供类似有道词典一样的在线注释功能，读不懂的地方只要轻轻一点，就会出现权威的注释以及来源。很多移动阅读作品缺乏学术规范，良莠不齐，若想促进学术规范化，就要保证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是规范的、准确的。另外，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笺注与评点最好在不失原意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社会进行解读，引导人们思考，这样才能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历久弥新。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可以拉近读者与古代文学经典的距离。移动阅读应该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启发读者的思辨能力，拓展读者人文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比如，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解读流行文化，有意识地引导读者从浅阅读转向经典阅读，从古典走向现代；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的特性——大众与文艺之间前所未有地贴近，在笺注与评点的过程中，正确处理经典与世俗的关系，拉近二者的距离，才能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充分发挥引导大众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应抓住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契机，突破传统阅读的局限，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一过程不是完全抛弃纸质阅读，而是充分发挥纸媒便于深度阅读的优势，结合新媒体时代的特点，实现纸质阅读与移动阅读的完美融合。当下，移动阅读还有很多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IT从业者与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通力合作，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新媒体时代重焕生机。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梁启超.梁启超讲读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高档妮.新媒体阅读对读者时空体验的重构——以新浪微博为例［J］.出版广角，2019（13）.

古代经典范文篇5

关键词：中学语文；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教学；教材；学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此可见教育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学校教育。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语文学科的教育更是从一年级便开始了，可知语文的教育有多重要。但是，我国的语文教育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重视程度和教学便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教学中的问题

对于本文谈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教学，虽然以教学为主，但是影响教学的因素尤其之多。首先便是要理清当前的教学现状，从各个方面着手。（一）教材选编方面。据调查了解，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编排不合理，具体数据如下(以人教版为例)：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共有六册，一共选编课文169篇，名著导读等专题性内容除外。其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品篇目不少，为48篇，占总数的28.4％。但是其中只有7篇属于中国经典小说范畴，占总数比仅4.14％。除此之外，人教版高中阶段有五本必修教材，共选入65篇文章。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23篇，占比35.38％；中国古代文学作品30篇，占比46.15％，但属于中国古代经典小说的篇目只有2篇。不可否认，小说源于生活，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等也使得小说不管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但是，这些教材在古代经典小说上的选编多集中于四大名著，对其他经典小说涉及甚少，尤其是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传奇竟未选入其中。另外，不仅如此，该版本教材的古代经典小说选编多为白话小说，如明清小说。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多以文言文为主，但经典小说的选编却对文言小说的选择过少，可谓是一大缺陷。可见，与小说自身丰富多样的特点和发展轨迹相比，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编内容和来源都比较单一。（二）教师教学方面。首先，教学模式单一。当今，我国中学语文在中国古代小说教学中，教学模式弊端越来越明显，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是，理论归理论，极少教师将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教学中。笔者在采用调查问卷法调查中便发现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回答自己所学的古代经典小说都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其次，教学内容过程化。据了解，我国古代经典小说的讲解已经逐渐形成了它固有的一套教学过程：教师拿到课文，首先便对文章的作者和创作背景进行讲解，之后便着重分析小说的三要素，最后就是总结艺术特色和主题思想等。最后，教师文学理论知识匮乏。大多数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的老师，他们头脑中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知识都是大学时所学，有的甚至没有认真学过，只是记得一星半点，就把这些理论直接复制粘贴到自己的实践教学中。与之相对应的许多教师讲古代经典小说时，对所选作品只知皮毛，有的只是自己从各种教辅资料了解的一星半点，极少数教师读过作品原著，这就导致语文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堪忧。（三）学生学习方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据笔者调查，喜欢语文教材中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学生只有23.3%，对待中国古代小说态度一般的占35.1%，不喜欢的占41.6%。对比可见，只有少数学生喜爱我国的古代经典小说，大部分学生对我国古代小说的态度不是不喜欢就是冷漠视之，这无疑会导致学生对阅读和学习古代经典小说的意识减弱，也表明他们对其重视程度是极低的。且据了解，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很多学生根本不曾读过几部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作品，甚至连学过的作品原著也未曾阅读过，只是为了考试需要而了解过些许内容。

二、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教学中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教材选编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因素来看，众所周知的是古代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而现在的语文学科教学的教材内容丰富多样，这种变化中所受的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语文教学的教材内容尚且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包括在内的古代经典小说教学的选编又怎能独善其身？例如在1982年全国通用版语文教材中，受到当时改革开放的影响，对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要求放宽，古代经典小说也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中，但是这些选编小说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还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对其加以抨击。其次，对于教材的选编，不仅要考虑到古代经典小说的内容选择，其篇幅长度也是非常重要。所选作品的篇幅长度不仅要符合教学大纲，还要考虑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例如，对初入中学的学生而言，如果所学课文内容篇幅过长，容易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恐惧心理。就小说而言，其篇幅与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相比是最长的,更何况古代经典小说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呢？所以，该类作品的篇幅问题，对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加大了难度，导致其选入内容基本上是节选或者将部分内容进行删减。最后，《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材编写应依据课程标准，全面有序地安排教学内容”。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作为语文教材选编的组成部分必然也受其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学语文课程目标内容中并没有具体规定某一文体或某一时代作品的标准，只有“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这一句话能够算与其有瓜葛。但是因为能达到这一目标效果的古代作品也很多，比如古代诗歌、散文等这些内容简短具有选编优势的，所以相对而言，在语文教材的选编中古代经典小说选入的作品极为少数。（二）教师教学方面的原因。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它对我国教学方法的影响深远。在调查中，现如今中学语文教师对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采取的也多为讲授法。顾名思义，讲授法就是教师向学生讲解知识，是一种单向式教学。而我国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其要求教育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明显，讲授法受我国传统教育影响严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它是一种单向式教学，学生基本处于被动地接受状态，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较难调动，且其教学缺乏针对性，难以做到因材施教。且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师教学的侧重点主要是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的内容，甚至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严格按照教学目标的重难点进行教学，对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极少提及。就这样，教师对其内容的教学基本按照这种应试教育的套路，形成了固有的古代经典小说教学流程。首先便是介绍作者和创作背景；然后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典型环境对小说内容进行所谓系统的解读；最后便总结这篇小说主要内容，分析小说的艺术手法，升华小说主题。这些看起来对小说解读得很完整很具体，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流于表面的。当然教师对学生教学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与教师本身的专业素养是分不开的。前面便有说到，中学语文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面临着教师文学理论水平匮乏和阅读量不足的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在社会中难免被繁杂的工作事物所制约，他们可以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可是要有多余的时间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是有难度的。特别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吃透各种文学理论著作和篇幅庞大的古代经典小说。二是教师的功利观念。虽然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可是学生成绩的好坏依然是外界对教师教学的决定因素，学生成绩越好，其在其他教师、学生、家长中的地位越高。所以，受这些外在因素影响，教师越发忽略对自己的专业素养的提升，而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三）学生学习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时间跨度而言，中国古代经典小说距离现在年代久远，所以很多思想文化观念与现在可谓天差地别。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作者对古代生活的细致描绘和对当时文化意识的表达等内容很难理解，而且其中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确实与现在区别很大，比如古代经典小说体现出来的农本思想和封建思想，他们大多不认同，所以兴趣缺乏。更何况中学生年纪不大，生活经验和阅历贫乏，对文本中与他们眼中的现实生活不符的内容根本没办法感同身受，也就谈不上喜欢。其次就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作品本身而言，其语言与现代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有不少作品算是白话文小说，但是对现在的白话文而言多为半白话文，里面的一些字词句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所以中学生要理解它的意思较为吃力。而且因为不理解这些语言的意思，也很难读出文本的语言魅力和艺术手法。可以说，除了一些基本的故事情节，其他很多内容都是听老师的讲解来理解的，这就导致学生在这类文本中对老师的依赖性很大，也很少会主动去阅读这类文本。再次当前教育部门一直在提倡给中小学生减负，但是，为了提高成绩考到好学校，很少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中学生面临中高考的压力，学科课程多，作业多，有的教师还提倡刷题，这让中学生课业压力巨大，使他们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利用有限的时间完成“无限”的作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学生对中国古代经典小说有没有兴趣，都很难有精力去阅读篇幅庞大的作品。最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小说、影视作品和流行小说风靡全国。这些作品通俗易懂还能放松心情，成了中学生的宠儿。然而这种“快餐式”的文学其实隐藏着很多低俗粗鄙的内容，其作品很多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套路狗血，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可言。可是对学业繁重的中学生来说，这些作品能让他们身心得到放松和愉悦。与在他们眼里枯燥乏味的中国古代经典小说相比，这才是“人间美味”。所以，尽管这些大众文化有很多弊端，但是还是比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生这里更受欢迎。综上所述，影响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不受重视的原因有教材选编和“教”与“学”这几方面。所以，要改善它面临的这种尴尬境地也必须从这些方面提出行之有效的策略。

三、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中国古代经典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虽然存在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但是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它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健全人格，并把这些精华传承和发扬下去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古代经典小说的阅读与学习，采取合理有效的实施策略。（一）教材选编方面。从中学语文古代经典小说教学现状中，我们看到了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对古代经典小说选编的比重很低。所以，在教材选编方面，首先便是要提高这类作品的选编比重，增加选编数量。虽然古代经典小说有些内容确实与现在的社会政治文化所宣扬的理念不符，但是我国古代经典小说作品数目之庞大，除了这些，它还有很多可取之处，教材的选编要看到其可取的地方，合理选择选编篇目，增加它的选编篇目数量。当然，所谓增加选编数量万不可为了增加而增加，除了考虑上述因素外，还要考虑如何去编排它们，二者要结合起来。在古代经典小说的编排中，要设置合理的编排方式，有规律可循，比如由易到难。在课本中还要分布均匀。因为中学一学期学一册课本，如果古代经典小说只分布在某一册课本，容易使学生忘记这方面的内容，而且很难引起重视。与此同时，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期，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内容要符合他们发展的需要，以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为要点，对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小说情节或画面可以适当进行删减。三维教学目标也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目标，所以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内容一定要考虑这一方面，要适应学生的情感态度，对他们的成长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篇幅的选择也是重要的一点。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有限，他们的写作要求字数也有一定限制，选择的篇幅最好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写作要求，不要过长，所以这类作品可以选编其中含有积极意义的一些经典情节、片段，利于学生学习。因为在当前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呈现出选编来源单一的特点，所以，古代经典小说的选编来源要丰富多样，按照它们的发展轨迹考虑到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进行选择，选取唐传奇和“三言二拍”里面情节曲折、丰富有趣的作品，很容易引起中学生的阅读兴趣，继而有利于学生对古代经典小说产生一定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教材的选编在古代经典小说方面，选编内容要积极向上，符合中学生身心发展需要和学习需要，数量合适，编排合理；选编篇幅也要长度适中，可以选择经典情节、积极且容易理解的部分；选编来源要考虑古代经典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完整地理解它的发展，引发学习兴趣。（二）教师教学方面。俗话说“要教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教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引导教育学生，所以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能教给学生更多知识。不过，学生是在发展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学到很多的内容，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果教师所了解的知识一成不变，那他就没有办法解决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教师要有的应该是一桶“活水”。在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方面，因为它不仅对学生而言年代久远，对老师来说同样如此，所以这就要求教师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形成自己系统而全面的知识体系。当然，文学理论知识也属于专业知识的一部分，教师千万不可将就着自己以前所学的一点皮毛而自满，一定要与时俱进，多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教学发展的步伐。我们中学语文中古代经典小说教学所采用的方法多为单向性的“讲授法”，基本就是教师一人“自说自话”。所以，现在我们在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方法和过程中急需提高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中去，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第一要巧妙导入，引起学生兴趣。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导入环节是一堂课的起始环节，对一堂课的教学效果有重要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课堂导入得好可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文的学习做个铺垫。第二要合理设问，采用探究式教学。改变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多参与课堂进行互动也不是简单的指教师或者学生进行盲目提问。在这一点上，教师要合理设置问题，要与课堂内容有一定的关联性，切不能为问而问，而是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第三要练习形式多样，降低厌烦情绪。一节成功的课不仅包括课堂的教学，还包括学生课后的练习完成情况。但是因为学生学科多，作业繁重，所以对于作业他们大多有厌烦情绪，完成情况也不太乐观。所以教师给大家布置阅读作业，应该考虑到大家的兴趣爱好，可以设置一个主题或者采取续写等多种练习形式，降低厌烦情绪，达到巩固课堂知识的目的。第四要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不可千篇一律。“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师在指导学生理解小说的人物形象时不要简单化和绝对化”。这不仅对作品的人物形象的理解上适用，对古代经典小说内容的教学方法也适用。所以教师在古代经典小说的教学上要做到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可以根据小说三要素进行讲解，但是一定要有针对性，有自己的见解，根据其特点和侧重点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举一反三。（三）学生学习方面。一要转变学习观念，培养阅读兴趣。对于初高中学生来说，他们都面临着升学考试，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不仅家长对学生阅读课外读物兴致缺缺，甚至明令禁止，连学生自己也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功课上面。但是，阅读课外读物并不是真的在浪费学习时间。其实只要选对了课外读物，特别是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小说这些优秀传统的作品，不仅能学到很多知识，而且对塑造学生人格、提高学生素质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多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教会学生为人处世之道，就基本的赖玉婷，余轩宇：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在中学语文中的教学策略———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来说，能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因此，家长要改变自己的观念，把眼光放长远，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倡孩子在闲暇时间去阅读优秀的课外读物，而不是一味地复习功课。学生自己也要转变学习观念，多去阅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培养自己阅读兴趣，特别是我国文化底蕴深厚的古代经典小说，发现其中的迷人之处，不要一直沉浸在考试压力中，要学会适当放松。二要掌握科学方法，合理规划时间。提倡学生多去阅读古代经典小说也不是让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功课不管不顾，盲目阅读，而是掌握科学的方法合理规划自己的学习和阅读时间。首先，要给自己制定一套学习和阅读计划。学生根据自己制定的计划，严格要求自己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其次，要养成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学生要严格的约束自己，不管是学习还是阅读都应该认真对待，养成良好的习惯，不可形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恶习。最后，要重视及时总结。学习完一个内容、阅读完一部作品要及时去总结经验和感悟，把它们用自己的方法记下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学完就丢。

总而言之，这些都需要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去要求自己，靠学生自己的自觉。只有学生自己主动制定计划自觉完成、养成好习惯和及时去总结才是最科学的学习方法。三要拓宽阅读渠道，增加知识储备。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内容庞大，只阅读课本选编里的篇目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学生要重视课外阅读，拓宽自己的阅读渠道。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阅读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传统的纸质书籍、杂志、报刊等，现在还可以通过网络媒体进行阅读，比如一些文字阅读软件和有声阅读软件，以及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这些先进的阅读方式可以改变传统纸质阅读的缺陷，读者只要身边有手机等电子产品就能随时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作品。特别是有声阅读和影视作品，对于中学生而言更为合适。他们每天都在学习课本上的知识，相对而言枯燥无味，但是这两种阅读可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作品内容，且在相对较少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内容，对学生更具吸引力，教育效果也能得到优化。因此，中学生可以拓宽自己的阅读渠道，选择自己喜欢的阅读形式，多阅读古代经典小说作品，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认识到古代经典小说的重要地位，重视学生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再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

参考文献：

[1]吴俊臣.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小说选编研究[D].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17.

[2]张晓琴.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小说选文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3]谢彬.浅谈小学语文古典名著教学策略[J].语文天地,2015(33).

[4]王晓乐.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

[5]唐阳红.中学语文古典小说教学困境与突破[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6]曹丹洁.中学古代小说的教学内容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4.

[7]岳国忠.高中古代小说的教学接受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8]耿殿忠.披文入情品《红楼》———由情感角度进行高中《红楼梦》教学初探[J].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10).

[9]高小慧.古典小说的别样鉴赏角度———古典小说与现代德育[J].名作欣赏,2011(35)

古代经典范文篇6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古代经典范文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古代经典范文篇8

一、发掘经典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落脚点

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经典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可鉴赏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人生际遇中多样的人生之美，更承载着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古代经典作品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价值。充分挖掘文本的多重价值，从文字学习走向文化感悟。高中必修教材有古代叙事散文、古代议论文、山水游记、史传作品、古代抒情散文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文化价值，都蕴含了丰厚的精神养分：或反映了古人的精神追求，或承载着古圣先贤的哲学思想。在文言文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去触摸先贤的思想与灵魂，例如，引导学生体悟《寡人之于国也》中的“仁政”“王道”思想、《侍坐》篇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中的“和谐”政治观、烛之武的智勇、荆轲的大义、蔺相如的肝胆相照、苏武的威武不屈……让学生在重履他们漫漫精神历程的同时，经受深刻而美好的心灵洗礼。重构文化主题单元，设计古代诗歌专题教学。古代诗歌部分不仅有昂居于诗峰之巅的诗仙、诗圣之作，更有众多诗人群体所构建的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风景。李白、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其诗其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领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灿烂的文化，而大漠边关的雄心与愁心、山水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怅望千秋一洒泪的感慨、命运际遇的咏叹调、相思成疾的离别歌等也都成为古代诗歌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依此重构出“李白文化”“杜甫文化”“山水田园文化”“边塞文化”“离别相思文化”等七个文化专题，让学生感受诗歌光辉灿烂历史的同时，吸收更丰富的文化和思想营养。盘活文化经典，以批判性思维审视传统文化及经典在今天的价值。高中语文教学应重视文化论著的研读。“研读古今中外文化论著，拓展文化视野和思维空间，培养科学精神，提高文化修养，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应当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和精神，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文本，让经典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活跃在今天。例如，让学生思考与感悟“春秋笔法”的以史鉴今、对历史真实性的上下求索，引导学生多角度思索赵盾的忠、董狐的秉笔直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等等。

二、重视实践活动，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

建立开放式的语文教学理念，努力拓宽语文学习的渠道，可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丰富课程资源，构建传统文化课程群。在用好国家课程的同时，可自主开发传统文化课程。例如，学校自主开发“诗经往事”“来自孔子的智慧”“美丽汉字”“古文观止选读”“唐宋词十八讲”“红楼梦十八讲”等6门校本课程，同时引进中华书局推荐的台湾国学课本《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丰富的课程资源，能为不同基础的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为凸显传统文化的生命内涵提供了可能。组织文化游学，在行走中触摸古老文明与灿烂文化的脉动。每学期都可组织为期一周的“文化游学”，例如，齐鲁文化行——走访三孔，登临泰山；江南文化行——访金陵，走绍兴；中原文化行——访洛阳，探龙门石窟；西安文化行——游大雁塔，观兵马俑。引领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著名书院，让学生触摸历史文化的脉搏，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和浸润。开展趣味学习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春节元宵灯谜会、清明端午读诗会、重阳中秋读书征文等活动，能让学生在承载着历史记忆符号的传统节日中感受文化魅力；唐风宋韵朗诵会、古诗文背诵拉力赛等活动，能让学生在阅读和实践中，加强人文修养，提升精神品位。同时还可对《论语今译》《孟子》《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唐宋词十七讲》等系列原典作品进行解读，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这种不断地加强和提升的过程，就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与精神传承。

作者:王建稳 单位:北京市八一学校

古代经典范文篇9

一、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前苏联的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影响甚深，至今仍未能完全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过分注重“概论”、“通史”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文学概论》课程，所得到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这种“二手转述”往往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而转述者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知状态。我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都还是沿用“”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前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定专业及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建国后的大陆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二、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

应有的方向：回归经典文本的教与学在语言文学学科中，我这里主要指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学中，应该回归到经典名篇原著的阅读和教学上面。为什么要强调经典原著与名篇的阅读和教学，而不主张过多的“概论”和“通史”的教学？因为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根基，离开这个根基则学科就不能成立。经典的名篇、原著是什么？总的说，是经过时间一再检验的那些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的书。我认为原典有四大特点：

1．原创性。它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根据著作时的情况发现了人类知识某些方面，从而成为人类智慧的种子。那些开宗立派之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管理社会或开发自然或创造艺术的观念或优美的篇章。就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那是西周之后，中国社会陷入混乱，所谓“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不能维系人心，诸侯纷争，战争频仍，社会失序，人民痛苦不堪，怎么办？这就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差不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方案，所以提出的思想完全是新的，具有原创性的。

2．历史性。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是为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写的，其后又经过长时期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的，为后代一再阅读与研究的，形成了一个知识的谱系。儒家孔子《论语》之后所形成的所谓儒术，汉儒重实证，是第一期；宋儒崇理，是第二期；清儒，即所谓的乾嘉学派，继承汉儒的遗产，也是重考证，是第三期；新儒家，面对现代社会，重视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是第四期。这四期儒学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衔接性的知识谱系，具有历史的深厚性。还有所谓“龙学”、“红学”等都是如此。

3．深刻性。原典对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阐述，往往是整体的把握和局部提示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说的话，孔子似乎在两千多年前，就站在历史的转弯处，说着这些箴言，等候着21世纪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的以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为核心的商业主义。关于“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了“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说，在“物色”篇提出“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他说的话绝对不比朱光潜教授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差。

4．现实性和未来性。它博大精深，既指向历史，又指向现实，并具有启示未来的意义。它蕴含着人类的真理的种子，阅读这种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会获得全新的启发。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历史的场景和问题可能会换着花样重新出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道理。这时候，我们经典作家提出的被实践证明了的观点和知识，又可以再加以改造后派上用场。或者我们可以从它出发，用它作为种子在新的土壤上培育出新的思想来。1923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开了许多书目，他在此篇附录一“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我们是教语言文学的，学语言文学的，以上各书须读，就更需要了。对于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梁启超在此篇中也说：“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1］自然也是必须读的。我们今天选读什么名篇、原著，可以不受梁启超的限制，换一种时代之眼光，另选若干原著或名篇，但读经典的名篇和原著，不能不是我们语言文学教学的第一要务。

学习原典与学习“二手转述”的教材是不一样的，这就像一个人主动吃原汁原味的饭菜，与一个婴儿被动地吃大人嚼过的饭菜，是完全不同的。原汁原味的饭菜才有营养，才有味道，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对于知识的学习也是这样，我们要帮助学生主动去学习原汁原味的原典，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则能摆脱目前的教学困境，使教师愿意讲，学生喜欢学，既可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亦可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从而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嚼出“原典”的滋味来。这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每一个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篇章对他的学说所提供的洞见常十倍于庸俗头脑在转述这些学说时所作的拖沓藐视的报告；何况这些庸才们多半还是深深局限于当时的时髦哲学或个人的情意之中。”［2］叔本华这段话，似可说明我们的思维要有所转变，多看经典原著，少看中庸的论文和“二手转述”的教材。我们现在编写的古今中外杂糅性的《概论》、《通史》，理论的概念或结论，不是高度历史语境化的，而是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弊端是否认事物是变化的、发展的，因而是僵硬的、凝固的，不能反映事物和人的精神观念实际的变化，甚至去追求所谓的“最终解决”和“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是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被研究。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他看来，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同样地，某一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其他事物。正和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这种思想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理的，因为它正是合乎所谓常识的。可是人的常识在家庭四壁之内的生活范围中，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是一踏上广大的研究的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又说：“要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抱着这种观点（指形而上学），那么凡要达到最终解决和永久真理的要求就永远失去意义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是必然受到我们在获得这些知识时所处的环境的局限和制约的。同时，那些在旧的、但还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看来不能克服的对立，如真理与谬误、善与恶、同一性和差别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再也不能使我们对之表示过度的尊敬了。我们知道，这些对立仅有相对的意义：凡是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的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作真理；那些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4］不要以为“概论”、“通史”比较系统完整，加强这些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系统完整的知识，其实也不尽然。常常有这种情况，越是系统完整的东西，越是离开本原的事实与真相，甚至是一种“学术的神话”。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的话提醒我们：“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陈寅恪此话真正说到当今许多“通史”的弊端上面。现今的许多“概论”、“通史”一类的教材，由于是“二手转述”，系统则系统矣，完整则完整矣，可只是离原著的内容相差甚远。

三、经典的确立与意识形态的建构

有人或许会问，你主张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回归原典的教与学，可经典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凝结，这样做会不会让我们教学的内容从现代退回到古典，从开放退回到保守，会不会让学生中经典文本中过时了的意识形态的毒害呢？据我了解，在高校的教学中，几乎各国都有关于经典问题的争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美国的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50年代是美国文学经典的确立时期。艾略特、里维斯、弗莱、布鲁克斯等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经典的选择者，他们主要根据作者的权威、天才的程度、传统的力量、审美的魅力等标准加以衡量，来确定文学经典。那时，一般都认为，经典是历史选择的产物，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超越政治，与政治无关。但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在激烈的文化辩论和斗争中，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盛行。多元主义分别从阶级的或族群的或性别的观点参与斗争。这些斗争和观点很自然地会折射到经典问题的讨论上面，于是50年代被确立的原有的经典往往被认为是白人男性的或欧洲中心和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已。这就说明了原典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原典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产物。像在美国，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性别，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经典。只有少数超越功利的有魅力的原典保持它的地位，其他经典都被意识形态的力量形塑，有的从经典变为非经典，有的由非经典变为经典。也许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中国来谈，会使我们感到更亲切。中国古代经典在近代以来遭到质疑、批判、推翻，但在特定的历史下又重新得到再次肯定、推崇的历史，更能看清意识形态如何在树立经典或推翻经典中所起的作用。如，被孔子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包含巩固西周君主和贵族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当时的“诗”，特别是各国的国风，其作用是“兴观群怨”，这其中也含有对统治阶级的“怨”，但这种怨常常是“怨而不怒”，所以不但不会伤害贵族的统治，而且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作用。所以这种歌谣是允许存在的。后来经孔子删改，留下305篇，成为了经典。但在东周，即战国时期，所谓“礼崩乐坏”，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之外，各诸侯国都不遵守西周时期所定的礼制，诗、书、礼、乐、易、春秋不受人们的认同，其经典地位除了在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那里，成为了非经典。例如道家，就反对人为的治理，一切法律、道德、伦理、等级、制度等，都是人为的，所谓“六经”就是人为、人治的代表，是完全没有用的，他们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应自然，所谓“以天合天”，那么社会也就得到治理了。所以在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以六经文本，宣扬他的学说，没有人理他，如丧家之犬。总之，在战国时期，尽管有儒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六经在多数人那里还是没有成为经典。从西周时期的“六经经典”论到战国时期“六经非经典”论，这是一大变化，这是意识形态变化折射的结果。

到了汉代，出了一个大理论家，这就是董仲舒。他的理论是要为汉代的统治服务的。汉代以武力取得天下，但如何来治理呢？最初曾尝试用黄老的道家思想，但遭遇到许多问题。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这时候董仲舒用阴阳家的思想对儒家的思想进行改造，重新梳理“五经”为经典（因为“乐经”已遗失）。他从这“五经”里面抽取出“三纲”和“五常”的观念，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确立了社会伦理；提出仁、义、理、智、信这五种不变的德行，确立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三纲与五常相配合，社会就可得到有序的发展。三纲、五常来自何处，来自“五经”，“五经”就是经典，就是恒久之至道，就是不刊之鸿论。汉代从此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意识形态与“五经”就这样完全结合在一起。此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二千多年之久，其中起起伏伏，“五经”作为经典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其中五经作为经典的命运也时有起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宋代是儒家学说的发展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五经”这时被扩展为“十三经”。儒家经典的位置更稳定了。为什么更稳定了？因为还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古老的中国发展到近代，内部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国家力量积贫积弱，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发展起现代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资源不够，市场不够宽广，急需殖民地，而现代武器在现代工业化中也迅猛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凭着自己的武力在世界上耀武扬威。贫弱的中国屡遭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有志之士反省国家落伍的原因，他们发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经典，以其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死死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于是反传统的思想不胫而走，在向西方寻找先进的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新思想的视野下，即新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儒家思想及其经典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为非经典。这是反传统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发出的声音。“”时期，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更处于被横扫之列。“”后期还有“批林批孔”运动，孔子及其所推崇的经典，更是成为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其批判言辞之激烈，批判手法之粗暴，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意识形态嚣张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虽然人们的关注点转移，但孔子及其经典也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清算“”，所谓“拨乱反正”，“乱”是“”极“左”之乱，“正”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正”。孔子及其经典不在“平反”之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到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经济发展起来了，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抬头，道德伦理下滑，社会上流行庸俗、低俗风气，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瞭望我们的古代，我们在发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同时，也发现了孔子和他的谈话录《论语》，发现了另一个儒家孟子，发现他们所推崇的“六经”，我们从传统文化及其经典中看到了儒雅、人文、仁义、真诚、智慧、友情、自然、纯朴、节俭这一面，我们连忙往回走，力图接近它，这就是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何为国学？有的学者就认为，“国学”就是以“六经”为中心的一套话语。这明显是从反商业主义、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声音。看来，“五四”反传统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看似相反，前者是解构，后者是建构，却都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经典形塑”与“意识形态”是同时登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以“回归经典”为旨趣教学改革，就不能不从我们今天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经典进行必要的选择。就以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和文学理论经典而言，其中精华与糟粕并存，人文与反人文的成分参杂，既有真、善、美、人文、自然、超脱、高雅的部分，也有假、丑、恶、低俗、庸俗、封建、腐朽的部分，我们搞教改只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精华糟粕不分而一把抓。我一直认为，现代的思想，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观念以及正义、民主、法制、包容等观念与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并非绝对对立。情况常常是这样，现代的思想在古代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它的种子、幼芽或表达，有时是非常好的表达。如“真”，《庄子•渔父》篇有很好的表达，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性的精辟表达。“美”，柳宗元有很精到的表达，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6］，比现代的所谓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美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等说法还要好。我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需要，我们所选定的标准可以不同，选择出来的作为古代经典的篇章也不同，所作出的阐释也可不同。这样，我们教学改革中，就可以不断地对“经典”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作出新的解释。另外，“二手转述”的“概论”、“通史”，就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塑吗？实际上，只要你一动笔，那意识形态就不找自来。只要检视建国以来所编写的各种“概论”、“通史”，我们就会发现，哪一种概论和通史不是意识形态的凝结？

四、教学改革要从教材编写开始

古代经典范文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儒家经典;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Abstract:IntheConfucianclassics,therearesomesectionsthatcontainplentyknowledge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eventherearesomeexpertworks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backgroundthatConfucianculturewasmainstream,theknowledgeof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Confucianclassicswasthesourceandcomponentpartoftheknowledgebywhichancientscientistsundertookscientificinvestigation.

Keywords:Confucianculture;Confucianclassics;ancientscienceandtechnology;ancientscientist.

如果深入研究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及其对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笔者通过对《诗》、《书》、《礼》、《易》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科技知识进行归纳整理,进一步分析其对于古代科学的影响,以说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密切关系。

一.《诗经》中的科技知识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但是,其中不少诗篇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涉及物候知识、动植物知识、地学知识、天文知识等。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繁祁祁”;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鵙”,“七月亨葵及菽”,“七月食瓜”;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萚”,“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诗经》的不少诗篇还反映了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比如:《豳风?七月》有“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小雅?小宛》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雅?四月》有“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郑风?山有扶苏》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红草)”,等等。

在地学知识方面,《诗经》中的《小雅?十月之交》对一次大地震作了记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冡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同时,《诗经》中还有一些气象谚语,如:《小雅?渐渐之石》有“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信南山》有“上天同云,雨雪雰雰”;《鄘风?蝃蝀》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等等。

《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中的火(心)、箕、斗、定(室、壁)、昂、毕、参、牛、女等,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是古代所记述的最早的一次日食。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包含有丰富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及一些手工方面的技术。

二.《尚书》的《尧典》和《禹贡》中的科技知识

(1)《尧典》中的天文学知识

《尧典》中有一段记载,叙述了帝尧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说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意思是,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告知百姓。具体的做法就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说,昼夜等长的时候,当黄昏时见到鸟星升到中天,即为仲春或春分;白昼最长的时候,见到大火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夏或夏至;昼夜又等长到时候,见到虚星升到中天,即为仲秋或秋分;白昼最短的时候,见到昴星升到中天,即为仲冬或冬至。

对于《尧典》的这一段叙述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意义,英国着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它是“中国官方天文学的基本宪章”[]。

(2)地理着作《禹贡》

《禹贡》的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该书为战国时期儒家所撰。《禹贡》讲述的是,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且根据各州的自然条件,规定田赋和进贡。

《禹贡》所叙述的各州的情况,与地理有关的方面,包括水利工程、河流、土壤、植被和进贡的水路等。除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情况外,《禹贡》还有“导山”和“导水”两部分,叙述了四条由西向东延伸的山列以及九条河流的来龙去脉,包括,水源、流向、流经地、所纳支流和河口等。

《禹贡》对后世地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被看作是古代重要的地理着作,李约瑟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地理考察着作”[]。

三.《大戴礼记?夏小正》和《小戴礼记?月令》中的科技知识

(1)最早的物侯着作《夏小正》

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十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为孔子所编订,传为其后学所撰着。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着作[]。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涉及天文、气象、动植物等多方面的知识。

在天文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

在气象方面,《夏小正》记载:正月,“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

《夏小正》中有关动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对许多动植物在各个月份的情况作了记载:正月,“启蜇,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二月,“昆小虫抵蚳”,“来降燕”,“有鸣仓庚”;五月,“浮游有殷”,“鴂则鸣”,“良蜩鸣”,“鸠为鹰”,“唐蜩鸣”;七月,“狸子肇肆”,“寒蝉鸣”;九月,“陟玄鸟蜇”,“熊罴貃貉鼬鼪则穴,若蜇而”;植物方面的记载还有:三月,“委杨”,“拂桐芭”;六月,“煮桃”;八月,“剥瓜”,“剥枣”,等等。

(2)《月令》的阴阳五行自然观与物候知识

关于《月令》的成书年代,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与《吕氏春秋》的关系。由于《月令》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相似,所以,一则认为,《月令》据《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增删而成,所以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一则认为,《吕氏春秋》袭用《月令》而成“十二纪”,所以《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郭沫若先生曾认为,《月令》属于子思孟轲派的系统[]。李约瑟也认为《月令》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前。

从科技的角度看,《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然而,《月令》中的科技知识融合于五行的框架之中,体现出阴阳五行的自然观。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对应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并且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月令》不仅在于提出了阴阳五行的自然观,而且,还在这一框架下融合了丰富的科技知识。

从古代自然观发展的角度看,阴阳五行的自然观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条件下对世界万事万物所作的一种整体思考,虽然它削足适履地把丰富多样的世界塞进阴阳五行的框架之中,包含了许多牵强附会的东西,但毕竟是古代对世界统一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李约瑟说:“这些理论(指阴阳五行说)起初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倒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而且肯定决不比支配欧洲中古代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元素理论更坏。”[]事实上,阴阳五行自然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

四.《周礼》中的科技知识

汉初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周礼》,该书的成书迄今尚有争议,但在汉代已列入儒家经典,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尤其是当时所补入的《考工记》,它是古代重要的手工技术着作。

(1)《周礼》与古代科技

《周礼》有6篇,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该书综合了周王室和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官制。从各官员的职责来看,有一些官职是由具备一定科技知识的人所担任的,比如:

天官冢宰属下的“医师”,必须“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可见,“医师”必须是具有相当医学知识水平的人。此外还有“疾医”、“疡医”、“兽医”都必须具有相当的医学知识。

地官司徒的职责包括,“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显然,涉及地学、生物学、农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

春官宗伯属下的“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明显是具备天文知识的人。

夏官司马属下的“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也就是说,要掌握相当水平的地理知识。同时,该篇记述了周朝时全国“九州”的划分:“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并记述了各地的地理状况以及所宜种植的农作物等。

除此之外,《周礼》中还有不少官职也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周礼》记述了当时一些官职具备有相应的科技知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科技发展的状况,也表明撰着《周礼》的儒家学者对科技在治理国家中所起作用的认同。

(2)手工技术着作《考工记》

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周礼》时,其中的《冬官司空》一篇就已亡佚,于是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考工记》成书年代迄今能有争议,一般认为,《考工记》为春秋时期齐国官书,是齐国官府制定的有关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和制度。

《考工记》叙述了各种手工技术规范,涉及马车及其各个部件的制作、青铜器物的原料配比和制作、皮革及其制品的制作工艺、染色工艺、练丝工艺、各种玉器的形状与规格、石磬各部分的比例要求、各种矢的制作技术、各种容器的容量和尺寸大小、乐器支架的造型与设计、饮用器具的制作、箭靶的规格、各种兵器的制作、建造城邑的规范、沟洫的修筑技术以及弓的制作工艺,等等。

《考工记》不仅涉及手工技术的许多领域,而且还包含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被认为“大体上正确地反映了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

《考工记》也许原本并非儒家学者所作,但是,汉代经学家却不以门户之见,将其补入儒家经典之中,可见儒家对于科技的重视。

五.《易传》的自然观

《易传》是儒家对《易》的诠释。从《易传》与古代科技的关系看,《易传》提出了以下几个有价值的思想:

(1)阴阳八卦自然观

《易传》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系辞上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里的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成的。《说卦传》说:“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系辞上传》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易传》不仅论述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且,还进一步认为,其变化是有规律的。这就是《系辞上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认为事物变化之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上,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描述了一个以太极为本原,以阴阳为法则,并由此产生出天地、四时、八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进而化生万物,生生不已的自然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易传》阴阳八卦自然观在内的儒家自然观,与其他各家的自然观一起,都是先秦重要的自然观,因而都是先秦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自然观在后来都对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三才之道”

《易传》全面阐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对先秦儒家的思想有所发展,明确提出了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即“三才之道”。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相互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对《易》的诠释之中。《系辞下传》说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两爻为天道,下两爻为地道,中间两爻为人道。《说卦传》进一步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易传》认为,在《易》中,天道的阴与阳、地道的柔与刚和人道的仁与义都统一于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统一的,这就是“三才之道”。

《易传》在诠释《易》的过程中,详细阐述了天、地、人的关系以及天道、地道与人道的统一,无疑是对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包含了天、地、人三者互相协调、和谐统一的思想。

(3)科技文明观

《易传》的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要求依据天地之道行事,从天地之道中去把握人道,这本身就意味着需要研究天地之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认为八卦是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作出来的,其研究范围之广,天文、地理、动物均属研究之列。《易传》讲伏牺氏研究自然界的事物而成八卦,表明《易传》对研究自然界事物的重视。

《易传》认为《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以,圣人效仿卦象发明各种技术,制作各种器物,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进步。《系辞下传》说:“(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易传》的这段论述认为,远古时期的许多技术发明,包括鱼网、耒耜、市场、船、车、门、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等11项,为当时圣人所作,并且是效法卦象而来的。这一说法,也许有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之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技术思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六.儒家经典与古代科技

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古代科技知识,而且是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科学家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知识来源,而且,他们的后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也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古代许多科学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汉代天文学家刘歆依据《周易》的概念作《三统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依据《周易》的“大衍之数”编制《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历法”。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作为古代农学体系标志的《齐民要术》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10]同时,在中国古代,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所获取的知识,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无论是数学、天文学还是地理学、农学,无论是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还是科技着作,都或多或少地以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为基础,而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切足以证明了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的确是古代科技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夏纬瑛等.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A].李国豪等编.中国科技史探索[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4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14.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73.45.332.

[]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59.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8.

[]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

[]钱宝琮.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