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范文10篇

古代建筑范文篇1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结语

古代建筑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建筑文化；中庸；天人合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朝代的不同建筑有不同发展过程及特点，国家的文化蕴含、统治者的思想观念都体现在传统建筑中。

一、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文化概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而其中的“住”则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维中相对重要的也是最为看重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有房子是一个家庭形成的必备条件，这样的传统思维当然也延续到了今天。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那时候还没有一定规律的建筑，人们只是把天然的洞穴当作他们的栖身之处。而经过一定的实践，人们逐渐发现了怎样去建造房屋，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但也体现了社会一定的进步性。而且越来越集中的建筑，越来越多样化的建筑，也充分体现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是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这一点在明清两个朝代显得尤为突出。而中国古代建筑分为好多种类，在早期是只供人们居住，躲避猛兽的袭击以及一些恶劣的天气。但是，中国古代建筑也涌现出供人观赏的建筑，例如寺庙、石窟等等。而且还有用作军事战争及保卫国土的建筑，秦朝秦始皇领导修建的万里长城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形态各异、风格独特的建筑，也让中国在世界建筑史上留下瑰丽的一笔，它们像是一部部石刻的史书，从古至今流传下来。而且中国古代建筑里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因为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建筑风格也不尽相同，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建筑的风格来透视社会的发展状况及人们的精神追求。基于此，我们可以把截止到明清的中国古代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与特点分为一定的时期来阐述。

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成型期、成熟期、高峰期、渐进期。1.成型期的文化表现形式。从原始社会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为成型期。这时候已经从原始的洞穴居住逐渐转变为有某些建筑意味的规划布局，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能称之为建筑的雏形。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经过了古人长期的智慧、经验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同样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建筑。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刚开始住的是天然洞穴或未有任何修饰的所谓的房屋。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差不多遍布整个中国，其中最早的已经距今7000到5000年。当时出土的建筑的特征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氏族社会的特点。例如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而建筑的材料已经由刚开始的石块、树枝、黏土逐渐演变成用木料做骨架、抹草泥，并且已使用了夯筑及加工。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期。铁器、牛耕的使用，也象征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井田制的瓦解，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春秋时期以鲁班为代表，木工技术开始成熟并出现了室内装修及家具的制作，砖瓦的使用也逐渐扩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产生，也对礼制奠定了基础。当时也出现了许多为“礼”建造的建筑，对后世的建筑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关于“礼”的建筑直到明清还有很多。而各地诸侯出于政治、战争防御及音乐娱乐的需要建造许多高台建筑。战国时期一般都分成大城和小城。大城又称城郭，为百姓住的地方，小城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建有大量台榭，已经用大量青瓦覆盖，但也是封闭的，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级森严、布局对称。2.成熟期的文化表现形式。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成熟期是从秦汉到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阿房宫就是秦朝时秦始皇修建的。秦始皇嬴政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他的功绩不可磨灭，他使全国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使秦朝成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大一统国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了当时的建筑中。秦始皇在位时不断修建的咸阳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阿房宫可以极尽奢华。而素有世界奇迹之称的“万里长城”也是在秦始皇的率领下为了抵御外来的入侵而修建的防御性建筑。至于中国的木框架建筑到了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用木结构架梁，在秦代已经具有极高的水平。到了汉代，高台建筑开始减少，多层楼阁开始大量增加。汉代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都城，在世界更是首屈一指。汉代长安城的三大宫殿长乐宫、未央宫和建章宫更是久负盛名，至今也能体现当时建筑的进步与发展。3.高峰期的文化表现形式。隋唐两代为古代建筑的高峰期，这两个朝代同样是中国封建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而隋唐时期的建筑风格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大气，很有气魄，富有活力。凭借着隋朝的有利地形，当时的人们修建了长安城及洛阳城两座规划完整、规模宏大的都城。而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时的建筑同样影响到了国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为了控制建筑的规模，修订了《营缮令》，对建筑的规模、装饰都作了规定。等级明确、尊卑分明。而隋唐时期对外交流也很广泛，那些外来的图案装饰雕刻技巧及色彩的搭配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建筑，使隋唐的建筑更加丰富多彩。此外，隋唐时期的砖石建筑也进一步发展，大部分佛塔也多采用砖石建造。最典型的西安大雁塔、小雁塔都是砖石塔。4.渐进期的文化表现形式。明清两个朝代的建筑发展为渐进期，相比于之前朝代的建筑，这两个朝代的建筑就没有那么多元化，成为了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大多数建筑都有了其固定的模式，发展特别迟缓。在明朝，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统治更为严酷，但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统治者对于农民的剥削也达到了极致，最终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而清王朝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经过了“康乾盛世”之后也逐渐国力衰微，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明清时期制砖技术的提高，以砖为建筑的材料急剧增多，明清建筑突出了梁与柱的结合，减少了斗拱的作用，不仅结构简化，还节省了原材料。至今仍然存在完好的建筑也来自明清时期，北京的故宫和沈阳的故宫成为了无价之宝。北京的天坛也是明清两个朝代皇帝用于祭祀的最高级别的坛庙。此外，北京的四合院直到今天也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三、中国传统思想在古代建筑文化中的体现

原始社会前期，人们对于建筑的需要还只是居住，并没有更多的思想文化表达在其中，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人们创造建筑除了考虑到居住的需要，也开始赋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其中，“中庸”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观，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上，就是建筑从平面上看就一定要对称，必须有一条南北中轴主线。最典型的建筑就是明清时期的故宫了，这是代表统治阶级皇权最威严的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的房屋不宜过高过大，所以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的宫殿，都是向平面方向发展，给人一种依托绵延大地的感觉。中国古代建筑从外形上看，每个朝代大都不一样，但从根本上说，全部蕴含了大体相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总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建筑更是有很深的内涵，每个朝代的建筑都值得我们认真去推敲、去研究，在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中去感悟建筑的思想寓意。在丰富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建筑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所以说中国传统建筑不仅仅是用来居住的场所，更是中华文化底蕴深厚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2]毛峰.不可不知的中国传统文化常识[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

古代建筑范文篇3

关键词：古建筑建筑艺术传统

一、围院的平面空间

众所周知，外国建筑是院在外，即院子包围房子，中国建筑则相反，院在内而房在外，即房屋包围院子。房屋、墙垣等围合成院落，以院为中心；或是以主单元（即正殿、正厅）为中心，次单元（即两厢）围绕主单元，一正两厢，并以抄手廊连接，组成一座建筑。如在各地民居中的四合院空间。其特点就在于把“院子”作为建筑平面的组成部分，室内外空间融为一体，以房廊作为过度空间，富有生活气息。院周围建筑互不独立，相互联系。但合院建筑不是群体，而只是“一座”建筑。

从四合院住宅到万里长城虽然空间层次不同，但都属于一样的空间形态——即内向的外封闭的空间形态，共同体现或服务于一个系统。国，古为城的广称，即机构、军事实力及绝大部分的民众生息，都在一城之中。城外是广川，可以村居结庐，造别业，但它不是独立的。从东周起，一城一国或数城一国模式，一直到秦统一中国，仍以城池为“国”，数“国”合为大统一的国家。国中有家，故称国家。但家的空间模式与国相同，只是范围缩小了，可以这样说家是国的单元或细胞，或者说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扩大。长城原为御敌戌疆而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就好比“国”这个大空间的围墙。无论是历朝都城，宫廷、园林和寺、庙、祠、观，还是各地的民居及市肆都以这种围院空间布局为特点。

这种内向层次型的建筑空间模式，尤以传统园林为最。它不但是形式的，而且更是意境的。园林之中，四周有廊、亭、轩、厅等建筑或粉墙，院在内，以树木、假山、池水、墙垣或建筑分割空间。“庭院深深深几许”，令人心旷神怡。

二、轴线的空间艺术

中外建筑单体都讲究对称，但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尤以轴线对称见长。这主要体现在受中国“周礼”思想较大的建筑体系当中。古代都城规划中，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如唐大都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布局。再如中国古代寺庙中，强调轴线空间布局的实例也是很多。一般均将主殿大雄宝殿放在轴线的重要位置上，配殿居前后左右。“左阁右藏”、“左钟右鼓”等。空间层层递进，庭院森森。典型的如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布局。此寺始建于隋，改建于宋，保存至今。

当然，中国传统建筑这种空间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如自然的、地理的、生态的原因等，主观上如中国长期保持的生产方式、形态和人文形态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三、诚实的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论其结构，不论是皇家的宫苑，还是散见于各地的各类型的建筑，包括民居，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

1，抬梁式，就是在屋基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放短柱，其上再放梁，梁的两端并承檩；这样层叠而上，在最上层的梁中央放脊瓜柱以承脊檩。这种结构的建筑，室内少柱或无柱，空间较大，在我国很广，特别是北方用得更多。

2，穿斗式，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由柱径较细柱距较密的落地柱与短柱直接承檩，柱间无梁而用若干穿枋联系，并以挑枋承托出檐。这种结构用料小，但室内柱密，空间不够开阔，在我国南方使用很普遍。由于是以木构架为主，柱承重，墙不承重，所以门窗可自由布置，体现了形式与结构的统一。在皇家建筑和重要的坛、庙建筑中，还以斗拱支撑在柱头、屋檐间，使得建筑出檐深远，保护木结构的屋身。在这里，斗拱一方面是结构构件，另一方面也成为建筑上的装饰物，即以结构构件为装饰物，形式反映了功能，结构真实，功能合理，也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但不论是何种建筑，结构上的基、柱、梁、檩、椽、斜撑等部分大都外露，形状上也加工成装饰构件，结构、构件间用榫卯结合，不施钉子。

外观上和其它国家的许多建筑一样，分台基、屋身和屋顶三部分，但传统建筑的屋顶尤其大，有时几乎和屋身同高，且每个部分都有一定的比例及标准做法。

四、“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

崇尚，喜爱自然自古亘有。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家推崇“自然无为”。天也，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探求自然、亲近自然、开发自然；另一方面，山河壮丽，景象万千，祖国各地的美好景色又启发着人们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无限激情。“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对自然美的鉴赏融揉成为传统美学的核心，相应地产生了绚丽的山水文化、山水画、山水园林，出现了风景名胜区。

在这种美学思潮的下，人们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是持着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相反，乃是持着亲和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态度。例如东晋大官僚石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山水地貌、谐调以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使其凝炼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虽非完全自觉，但却十分明显。历来的山水“画论”和堪舆学说，对于这种环境意识都曾作过部分的美学和的阐述。

和谐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广义的中国传统建筑应包括园林建筑。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界。

五、“以人为本”的建筑

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人们从早期的崇拜高山大漠到崇拜各种自然神。建筑高大空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神的居所。即使是后来的宗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其核心之一。历来中国人都非常注重把人和现实生活寄托于理想的现实世界。中国传统建筑考虑“人”在其中的感受，更重于“物”本身的自我表现。这种人文主义的创作有着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例如，在建筑材料上，中国传统建筑用木材，不追求其永久性，是非永恒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基础中非永恒观决定的。而在西方，那里是石头的史诗，追求建筑的永久性。在建筑体量上，中国建筑以人体尺度为原则，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都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也不能造得太大。造型上中国建筑讲究平和自然的美学原则，平稳，注重水平线条。即使是向上的塔也加上了水平线条，与中国的楼阁建筑相结合。在园林中，建筑是凝固了的中国绘画和文学，它以意境为创作核心，使园林建筑空间富有诗情画意。同时，园林布局的自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内的交替互补，也足以说明园林之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我国传统造园的立意、布局和手法已在国内外建筑中被广泛借鉴。

古代建筑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斗拱；首饰设计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国际首饰潮流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由原先的贵族化、高档化转向平民化、个性化。这为现代首饰设计拓展了可喜的空间。现今的珠宝首饰发展趋势，亦要求珠宝首饰设计不断推陈出新，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并蓄，对民族元素的再认识和再利用。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渗透出中国的民族气质和美学思想。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元素应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让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为我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

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征

1.1中国古代建筑的造型：古典美学家把建筑列入艺术部类的首位，建筑和绘画、雕塑合称为三大造型艺术。建筑使用者在实用过程中获得美感，得到享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它本身的复杂与精微是砖石结构建筑所无法比拟的，而这也决定了其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化中独特的形式美。

以北京天坛祈年殿为例，其建筑整体形式采用圆形，层层收缩的汉白玉圆形台基与层层收进的青蓝色琉璃瓦三重攒尖顶相对呼应，金色的宝顶与天相接，体现出象征“天圆地方”的祈年殿的崇高庄重的性格。

中国古代建筑中装饰效果较强的构件如拱券、飞檐、斗拱可取其流动的线条，独特而精巧的造型可使现代首饰更具中国特色。以斗拱为例，作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构件，斗拱用于屋顶与柱子连接的过渡部分，起着屋顶荷载向下传递的结构功能作用。但即使是纯粹的建筑承力结构范围，也饱含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建筑的整个立面构图上斗拱发挥了结构和艺术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2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

装饰在以木构架为结构体系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古代的装饰手法锻造了中国古建筑富有特征的外观：庑殿、歇山、悬山、硬山和单檐、重檐等不同形式的屋顶；屋顶上鸱吻、宝顶、走兽等奇特的个体形象；以气韵和风格及纹饰见长的瓦当和画像石；门窗上千变万化的窗格花纹式样；柱子、梁枋之上的龙凤、戏曲故事、动物、花鸟等等；

1.3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

使用色彩是中国古建筑装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建筑在色调的运用上，大胆而富于创造，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反映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北京故宫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明快地衬托出建筑雄伟的轮廓。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

1.4中国古代建筑的材质：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用材的最大特点是以土木为材。因以土木为材，质感偏于“熟软”，而少生硬，性格温和柔丽，而少阳刚之气，给人以温暖、亲切的审美感受，它切合了中国人比较感性、追求意境、求和睦、重感情等特点。这一点在民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与欧洲古典石料建筑的那种冷峻、生硬感觉相比，即使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也还是富于东方特有的美的“土气”。

1.5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各建筑构件之间的节点用榫卯有致穿套，众多方木条方木块相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刚柔相推，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中国古代建筑的雕刻手法采用高浮雕、浮雕、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阴刻等等。

二、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

2.1造型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整体形式于首饰设计值得借鉴。天坛祈年殿三重攒尖顶是建筑整体在形式单元上的重复和外观上的一致，它常使人感到整齐、稳定、庄重之美。层层收缩的三重攒尖顶和汉白玉圆形台基则是基于圆形这一形式单元的逐渐演变，克服了单调、乏味的弱点。作为视觉元素有节律变化的一种组合形式，是一种高级的整体美。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构件亦能应用于首饰设计。笔者的一组作品以斗拱为原型，整体依照轴线左右对称组合，通过一种物理上的平衡，营造一种庄重、典雅感。外观上取层层叠叠的线条，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做近似变化，在平衡之外，讲求一种变化的节奏感。而与手镯、簪子、项圈的其他部分形成了静中有动、统一和谐的视觉效果。

现代首饰形式美的规律主要有均齐与渐次、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节奏与韵律、多样与统一。中国古代建筑亦具有一整套成熟的形式美法则的成熟的艺术体系，这些形式美规律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均有相应体现。

2.2色彩、装饰的借鉴和应用：

色彩是无形的语言，不同色彩对人的生理、心理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配色风格会反映出设计者的文化修养、性格爱好及喜怒哀乐，不同民族的代表性颜色会传达出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首饰设计中如何用色、配色，使首饰呈现一种色彩的和谐美尤为重要。整体基准颜色的选用可以增添设计主题的感情色彩，局部色彩的合理搭配可以使首饰脱颖而出、不落俗套。首饰制作由于取材于各类不同的材质，缤纷多样的色彩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表达空间。而建筑装饰除了使房屋躯体具有了艺术的外观形象，更让建筑艺术具有了思想内涵和民族性。借鉴古代建筑的色彩、装饰艺术，能够鲜明地传达古典韵味，彰显浓重的历史厚重感，对于中国风格的首饰设计是无穷的创意源泉。

2.3材质的借鉴和应用：

现代首饰设计在材质上通常选用传统的贵金属或各种宝玉石，使珠宝首饰具有独特的贵气美和材质美。然而，随着社会主流意识的变化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材料被运用到首饰设计中，不锈钢、木材、铁、塑料等材料不仅容易得到，而且贴近百姓，虽不能体现首饰的珍贵，却有助于新观念的表达。不同的材质其质感有很大的差异，金属材质给人刚直、理性、冷峻之感；玉石材质给人温润、庄重、高雅之感；珍珠给人柔和、含蓄且略带忧郁之感；土木材质亦能给人含蓄、温和、亲切之感。其实，任何材质都可以制成首饰，中国古代建筑中对不同材质的光、色、软、硬等自然特质组合，借鉴于首饰设计之中，更能迎合中国人追求和睦、感性的审美倾向，为首饰增光添彩。

2.4工艺的借鉴和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工艺可直接应用于现代首饰制作工艺中。比如采用榫卯、组合、咬合等方式，将手饰变成可拆分、拼接的灵活多样的“构件”，而不仅限于生硬的焊接、对接。古建筑的雕刻手法应用于现代首饰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增加了首饰的色彩与气氛，使其更有古典气息。而且铸造工艺上的复古手法将使得首饰更具典藏价值。

三、由中国古代建筑构思的现代首饰设计理念

中国艺术和美学特别着重提炼艺术的形式，重意而不重形。山如何，水如何，只用寥寥数笔，留白便是其无形之意所在。中国古代建筑亦着重建筑意境的创造，从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到每座单体建筑的体量与造型，从台基到屋顶各种构件的功能与细部装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理念，传统建筑的技术性与艺术性的巧妙结合。对于首饰设计而言，可借鉴古典建筑设计的原则和建筑元素的立体造型。例如曾一度风行于建筑艺术中的“少即多”的简单至上原则被沿用到现代首饰设计中，以其流畅的线条，凝练的整体构造带给人们以非凡的视觉享受。园林中的借景原则运用到动感首饰里，使动感首饰不仅局限于形式的机巧，而且在内涵上更具中国美学中的意境。

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亦不同于西方人，中国人喜好形简而意赅，好似一首朦胧诗；而西方人偏爱繁复又强烈的，宛如一支爵士乐。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创作以一定的象征手法，去发挥特定的浪漫情调，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艺术的设计观。于首饰的表现上亦是如此，中国首饰善于以抽象、变化的纹饰表现出东方的气韵与灵动。也正是由于华夏艺术是“礼”、“乐”的传统，是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而不是以再现世界图景唤起人们的认识从而引动情感为基础和目标，所以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更讲究神在内而飘于其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各种自然主义的。随着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这种审美自信势必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公务员之家

总之，首饰与建筑及其它艺术形式相比有着自己的特征和性能，所以在运用古典建筑元素时一方面尽力保持其独特的艺术性，一方面要根据首饰自身的特征及时代要求，要提炼精华，新造型，而且还要灵活运用古典建筑中经典而实用的理论原则，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既有精美造型又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内涵的作品，使首饰不仅仅是装饰之物，更能成为深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参考文献

[1]董海丽.建筑艺术在古建筑中的应用[J].五台山研究，2003

[2]吕鸿铿，左国保.斗拱审美特征[J].文物季刊，1996

[3]潘沐闲.道教美术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借鉴和应用[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8

[4]周泳，汪璇，边秋娟.传统性元素在现代首饰设计中的应用[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4

古代建筑范文篇5

关键词：古代建筑传统思想民族特色

建筑是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历史沧桑的见证，更是文化和思想的外现。综观中国的古代建筑，在几千年的历史衍变过程中，无论是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寺庙、幽静的园林，还是丰富多彩的民宅，都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表述出了丰富而深刻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

中庸和谐

“中庸”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它后来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古人论天文、地理、人道都不能离“中”而立。因此，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必须以“中”为标准，即做到所谓“天人合一”。

“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上就是建筑的平面作对称均齐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作用。这一格局成为中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等。中轴线对称的建筑观念虽然早在商周时代就开始，但最典型地代表这种中轴文化的当数明清的北京城和宫殿了。整个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自南向北，沿着一条长达7.5公里长的中轴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该中轴线以最南端的永定门为起点，以地安门北面的钟鼓楼为终点，其间建筑空间序列重重叠叠、高潮迭起又井然有序，尤以故宫三大殿的平面布局最富特色。此外，这种关于中轴线的建筑空间意识，也体现在北京一般的四合院民居住宅中。

“天人合一”的中庸思想在古代建筑上还体现为中国古代建筑在发展中不追求房屋过高过大。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从造型和体量上看，无论是帝王宫殿还是传统民居，总体上一直是向平面方向发展的，由间构成单体，由单体构成庭院，再由庭院构成建筑群，形成一种连续绵延于大地的感觉。“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还可以从中国古代聚落选址上体现出来。古代的聚落建设，首先就是尊重自然和顺应环境，根据土地资源状况来合理安排居住用地。古代聚落建设，不仅尊重环境，对土地合理利用，还表现出了对土地、水源的保护思想。《荀子·天论》中记载：“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有节制地利用水资源，才能保证水资源的持续存在和长久使用，即与自然长期的和谐共处。

重伦守礼

维护等级与秩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礼”的一项主要内容。《乐记》中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序，群物有别。”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礼制内容，说到底是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一点在《礼记》有关建筑功能的论述中表达得很清楚，即所谓“以降上神与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别”。中国古典建筑只有充分满足这些要求，才能最终与古代中国人传统上按远近、长幼、亲疏，继而按高下、尊卑、贵贱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同步一体。因此，中国古代建筑自觉地以建筑形式区分人的等级，以维护阶级社会的秩序。

就一座建筑群体的组成而言，如北京故宫建筑群，除了院落和轴线组合外，还必须对单体建筑的等级和名分加以界定，才能形成各得其所、相辅相成的局面。从宫殿的平面布置上看也有严格的主次、内外等级，它的外朝和内寝是完全分隔的。建筑的等级甚至在并列于大台基上的三大殿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太和殿级别最高，用重檐庑殿顶；中和殿是皇帝大朝的准备用房，就只用单檐四角攒尖顶；保和殿是宴请重臣和举行殿试之地，地位比中和殿重要，于是用了重檐歇山顶。

在一般住宅四合院中，人伦关系反映在平面布局上。长辈住上房，哥东弟西，女眷居后院不迈二门等等。而房间的功能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以及各式人等在其中的活动规律。一般在一组建筑之内，正、倒、厢、耳、门、厅、廊、偏各房都各有等级，不得高于主。即使是人死之后的坟园占地面积、坟丘高度、墓碑形制、神道石刻，以至棺椁祭器，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违背这些制度，要受到刑法制裁。如果僭用皇帝特有的形制，罪名更可至大逆。此外，中国传统建筑从整体布局到细微的装饰，都存在着很有规律的数字等差关系。比如，间数以九间（清代扩大到十一间）为最大，依次降为七、五、三、一；进深以十三架为最高，以下递减至三架等这样的等差规则。这些规则又多是通过朝廷的法典（如唐代的《营缮令》宋代的《营造法式》等）固定下来，直接用这些数字的差别表示出不同等级人的建筑等级差别。

外儒内道

儒学是维护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中国儒家思想特征最明显的体现在中正、礼仪方面，因此，在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皇宫、坛庙、陵寝、寺院、宫观以及祠堂等等，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两旁是陪衬的建筑物，陪衬的建筑要整齐划一，两相对称。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

古代宫殿建筑更是最高统治者通过建筑艺术来显示帝国的实力和威严的，象征王权的至尊和永恒，所以中国古代宫殿强调群体气势，群体的序列有助于渲染统治王朝的威严，群体的布局有利于体现宗法等级的贵贱尊严。

儒教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但它过于束缚人性，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因此，中国的古代建筑虽然外观是庄严雄伟，一切照伦理制度做事，但一般在建筑的后部都是诗情画意，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前宫后苑的格局。这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就反映了中国人外儒内道的生命观。它是与道家思想提倡修身养性、追求自由洒脱、讲究气韵生动相吻合的。此外，中国古代建筑在造型艺术上形成的飘逸、流动的感觉，让中国建筑产生了翼角起翘、屋檐曲线流动状态，即使是屋顶也呈现不同的弧面，这样使建筑的重量产生的压抑感消失了，符合了道家的“气韵生动”之说。

恒变兼容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永恒观反映在建筑上，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所以我国古建筑在建筑立面形象上，从秦到清代的两千余年中，台基、柱子加斗拱、大屋顶这三段式的基本造型依然如故。在平面组合上也往往不分使用要求，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扩展。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也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事实上，对于木材的一些弊端，古人早有认识，而且随着工具的改进，我国古代的石结构建筑技术也并不亚于同期的西方国家，这点在中国许多寺塔、石窟和陵墓建筑上可以得到见证。中国之所以习用木材是缘于阴阳五行的传统观念，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长期的采伐使中原地区的森林消耗殆尽，这时宁可将小料用铁箍拼合，也不屑以石代木，这体现出了对传统的严格恪守。

如果说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是中国古人恒久思想的体现，那么中国古代建筑中榫卯结构的不同组合方式就是中国人善于变通思想的体现。中国人自古就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意识，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斗拱结构的榫卯上，就是它既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此外，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构架虽然基本上只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但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在具体使用中不改变构架体系的情况下而将屋面做出曲线，并做出翘角飞檐、重檐、勾连、穿插、披搭等式样，这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人恒变兼容的思想观念。

尊祖敬神

中国人崇拜祖宗，对祖宗崇拜历来得到高度重视。据说在三皇五帝时便有了祭天、祭祖的习惯，到商代就出现了称作名堂的祭祀性建筑。《周礼》对此作了记载并规定了王城规划必然重视祖庙的地位，按“左祖右社”进行布置。

虽然古代社会通过宗庙的祭祖制度将人们分成了嫡子与庶子、大宗和小宗，体现了父与兄的权威，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务。然而，祖先崇拜又强调了同宗同祖的亲密性，给上下等级差异罩上了家庭般的和谐气氛，这又具有稳定社会、凝聚血缘团体的作用。正是这种对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模式是许多房间组合在一起的群体，是以某一房屋为中心向前后左右伸展的多组单层建筑群体。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空间上都是以“间”为单位，各单体房屋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另外，由于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根本，土地是宗族赖以发祥的根本，因此房屋必须立足于土，这也排除了建筑向上发展的可能。

总之，中国建筑在儒、道及佛家思想的影响下，既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在布局、空间处理上体现等级的伦理观念，但在外在的庄严氛围下，却交织着浪漫的意韵，追求人工与天趣的统一、端庄与含蓄的统一、规格化和多样化的统一，更追求理与情的统一，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古典建筑形成一种飞动轻快、精致典雅、舒适实用，富有鲜明节奏感和民族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而著称于世。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2]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古代建筑范文篇6

关键词：现代社会节奏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古建筑的商业利用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现代社会节奏；节奏这里指的是所有居民的活动以及生活的居住的方式，以及现代社会政府的各个方面的价值观等，是一个大范围的社会概念。古建筑指的是具有意义的古代民用和公共建筑以及包括民国时期的建筑。

经过五天的调查、考查，实践小分队掌握，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也选择了这个感兴趣的主题作为论文题目。

古建筑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作为唯一体现古代建筑风格的遗产，从这个角度看，那是应该完全的，无条件的保护。

但是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期间必然会出现：现代生活节奏与古建筑的矛盾；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古建筑的矛盾；人口增长与古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现代生活增加了许多现代化的设备，而古建筑与现代化的设备又存在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例如现代化的设备在古建筑中如何布置，安排；消防，水电等实施如何规范和布设。这些都成了古建筑发展保护的障碍。

据调查，就杭州一定来说，清河坊的修复工作就遇到这样类似的。由于现行的消防规范都是针对现代化的建筑物来说的，所以现行的消防规范对于古建筑的保护就不适用了，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难题。其次一些电力设施的设备如何安装，放置才能不整个古建筑的外观立面。这些都是古建筑保护过程中的问题。

另外，第二个矛盾中，现代的居民都适应了现代的生活居住，现代建筑的生活空间，生活设施。经过调查得到，即使过去是住在古建筑房内的居民，在修复过程中搬到现代的居住条件下居住，那么即便在修复结束后，允许回到原房居住，此时在对比之下，对于在古建筑房内的生活便感到了不便。在年代久的房子里生活的人们也说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众多不便，如垃圾，污水，粪便等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过去古代社会是无法比及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城市化的进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一些老房子由于不符合规划的要求，都让路给新的现代化建筑。也是由于老房子的保护上的困难。老房子在遇到明火，台风等灾害时，自身抵抗能力差也使一部分人认为拆了老房子，建新房子更省心。

另一方面，在还不发达的，现在的投资大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但是古建筑的保护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的。即使现在中国的少部分地区经济有了一定的，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来保护，但是即使这些地区还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目标，在古建筑方面保护的资金还是不多的。因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古建筑包括老房子，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以至于在经济发展过后，回头看那些逝去的遗产而兴叹。

本文中最后一个矛盾，其实与第二个矛盾有着很大的联系——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是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城市化的进程带来大量的人口涌进城市。这些都使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大大的紧缩。何况，中国不像国外那些国家那样有着那么多空闲的土地作为城市扩建之用。中国的新建筑历来都是在老的建筑拆除之后，建造新的建筑物。因此，为了保证居民的居住空间，政府也不得不拆除原来的老房子建设新的住房。

因此，在现代的中，如何处理好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是很重要的。根据调查我们得出，现在居民中大多认为古建筑保护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在保护以后如何产生经济效应。

在实际的例子中，杭州的河坊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清河坊街区管理委员会把商业运作引入到河坊街中来。一方面是让古街重现历史的商业氛围；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让历史街区繁荣之后，再继续考虑加强保护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保护文化遗产资金紧缺的。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古建筑，古街道需要保护，与此同时，政府的资金又是紧缺的。况且在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的今天，与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成为矛盾。

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也感触很深，过去有很多比现在保护下来的古建筑好的多的文化遗产，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被拆除。即使保护下来的古建筑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需要修整之时，又拨不出专项经费。因此古建筑在修复以后，如何利用，获得价值也是一个值得的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当今世界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三种形式：突尼斯形式（完全保证古建筑的原貌），华盛顿形式（保证古建筑的外观，根据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内部需要）。因此，由此我们认为：矛盾有“重点论”之说，保护古建筑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要分重与轻。对于具有深刻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完全保证古建筑的原貌，不管从里还是从外。让世人知道古代曾经的文化风味与建筑风格。对于需要考虑它们的利用价值的古建筑，那么采用华盛顿形式来修复，让古建筑具有古代的外貌，并具有现代的生活条件设施或者是现代与古代设施共有的条件；这种保护便有了进一步的商业利用价值。据调查，大多数居民都是想也愿意暂时的居住在古风古味的建筑里面。

古代建筑范文篇7

中国建筑一直以来以土和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后来又伴随加工石料、烧制的砖瓦等材料构建而成，故中国又把建筑工程称为土木工程。建筑艺术则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应运而生的。在阶级社会，建筑艺术无疑打上了统治阶级审美的烙印，而众多民居则更多表现出了老百姓的喜好和追求。建筑艺术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实用，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匠师们的美化处理，产生了建筑艺术。比如中国建筑的坡形大屋顶就是为了排水和遮阳的实际用途。被称作“飞檐翘角”的屋盖也是由于使排水抛远、多纳阳光的需要而创造的优美形象。在这技术与艺术构成的文化综合体中，建筑是由人创造的，作为文化，建筑的主角是人。所以，当我们认识中国建筑文化的本质时，必然要考虑处于一定建筑环境中的人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不仅能帮助我们探究建筑的形式和技艺，同时发掘形式后面的哲学现象，还能使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建筑文化，掌握中国建筑的主体价值，从而在现代化浪潮中才不致失掉民族的特质。

二、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建筑文化现象

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脉络的渐进历程，构成了中国建筑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东方文化与哲学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世界建筑史中丝毫不亚于历经许多世纪业已发展成熟的西方建筑。在高超的土木结构技术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中，中国建筑文化，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与深奥的哲思境界，这一切毫无疑问全部折射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一）中国建筑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国人最早提出了道德这样的东西，用来约束人类的兽性。然后把它投射到天上，这就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开始。古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中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应的，即所谓“天人合一”。这在中国先秦典籍《周易》与老庄的著述中表现很突出，《周易》关于“天地人”三才之说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而程明道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二上）。因而，中国建筑文化，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宏大的时空意识。从自然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护人类生存的“大房子”，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宙”。从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征宇宙，“天地入吾庐”也。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有机论。

（二）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

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是与人和自然相亲和、天人合一时空意识相一致的，是中国人所一向独具的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头脑中的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神人不分，很多神是我们尊敬的人，没有绝对服从与崇拜的宗教主神，释迦牟尼、上帝、真主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来品。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作为哲学文化的老庄道学。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现实主义，对于宗教没有真诚的信仰，处理一切精神问题时，都给人以务实的感觉。中国人不是宗教民族，也不是内省的民族，所以内省性的精神生活不是中国人的专长。相比来说，日本民族把握禅宗精神，开拓了一套精神生活方式，包括茶道、花道。而中国人喝茶是为了解渴，插花是为了美观，并没有进一步的精神价值。反映在建筑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西方建筑追求表里如一，使用材料以及外观构造表达了一定的建筑精神。而中国建筑则不同，没有人注意材料的品质和建造的方法。通常外观是加上去的，或用瓷砖、或用面砖、或用石片；木材结构亦如此，外表上漆、加彩。这都是中国人务实精神所促成的发明。然而，这种淡于宗教所留下的历史空白必须得到填补。淡于宗教者，容易浓于伦理。以伦理代替宗教，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因此，城市、宫殿、陵墓、坛庙、民居、寺观、坊表、园林建筑以及屋顶、斗拱、门牖、台基、装饰形制等，无一不是或者强烈、或者平和、或者显明、或者隐约地体现一定的伦理文化主题。比如中国建筑为了覆盖有缺陷的材料，使用表面的装饰，这本来是物质上的需要，但因此使表面的装饰成为制度，象征了社会地位，维护了伦理制度。

（三）中国建筑文化之生命观

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以土木为材。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认为所谓用石方法的失败，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哲学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独缺石之故。事实上，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一般认为起于周代，成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在周代之前，中国建筑的土木构制早已形成，如果说，中国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传统与阴阳五行说缺石有关，那么周人之前许多世纪的中国土木建筑文化传统又如何理解呢？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五行说实际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为地，为土，艮为山、为石。土者，五行之一。艮卦的母体是坤，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刚性罢了。因此，建筑文化主要以土木为材而少用了石材，与阴阳五行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选择土木而少用石材只是代表了一种生命观。中国古代墓室几乎全是用石材砌成，墓室是向下的，暗示着死亡。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五行说中的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土木配合，相辅相成。而石材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事实上，木材的建筑是亲切近人的，手触之有温暖的感觉，而室内的柱子也暗示了树林之象。生命的感觉对中国人而言比永恒更重要。除了在环境上感受到生命之气，在材料的使用上执着于土木之外，造型的生气尤其重要，石材太厚重，缺少飘逸感。唯有土木，采用木柱支撑系统，翼角起翘，才可以建构出一种生动的气韵。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石是重要的材料，但也不是厚重、坚实又自然的山石，而是合乎“瘦、漏、透、皱”原则的怪石。起初这样的造型与仙山有渊源，到后来，文人们对这种弱不禁风的怪石产生了直接的感情，不但成为画家笔下之宠，一般文人案头也少不了它了。

（四）中国建筑文化之人本精神

在殷周之间，逐渐产生的人文精神，以礼制为代表，即儒家数千年的正统中国文化的标志。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谐。儒家把人世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设定了行为道德标准，就是用著名的五伦。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特有的空间观。第一个特色是均衡、对称。我们知道自古中国人就不相信神，宗教意识淡泊。很多事物都很能务实，以人为本，视人为性灵的整体。古人对人体形态的看法产生了对称的观念，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回到人体去解释，这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观念。由于人体是对称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也是对称的，从而产生了中轴线。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的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而欧州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对称的建筑。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自始即应合自我的形象，从而建立了空间秩序。第二个特色是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中国的个体建筑都是极其简单的长方形匣子，因此，凡建筑皆成组。四合院几乎是最起码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的宇宙。在北方，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如果是大型建筑，则有数进、重复合院的组合。在成组的建筑中，从个体建筑的高低大小，可以看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建筑群因此可视为人间礼制的反映。在住宅建筑中，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别，秩序井然。中国传统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寻找其根源，必从先秦典籍透露出的哲学观及美学思想出发。不读这些典籍，就不能深刻知晓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起源。比如儒家的“真”、“善”、“仁”的美学思想在《论语》、《国语》、《孟子》、《荀子》等散文中得到全面体现，道家“虚无”、“意境”的美学思想也在《老子》、《庄子》等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些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先秦典籍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起源的重要依据，其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也影响中国后代的建筑营建活动，无论是宫殿、陵墓、祭祀建筑还是住宅、园林等。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读与研究。

三、结论

古代建筑范文篇8

关键词:传统社会心理古代休闲建筑

当人类满足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各种活动。从词源上看,“休闲”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kole,其本意为休憩和教育,现在人们一般理解为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与物质文化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闲暇的驱动下,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灵魂寻到高尚的寄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实际上也是休闲的一种反映。

1中国古代休闲建筑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休闲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如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对内敛,其休闲行为大多采用自娱自乐、寄情山水、静观内省、修心养性等形式。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很多休闲空间。包括园林、寺庙一带的风景区以及一些村落中人们的聚集地或街头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场所[1]。在这些空间中,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空间了。中国古代的园林大多是融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尽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贵族或士大夫的专利,但是却鲜明地反映出了一种休闲生活和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不仅得到身体的放松,更得到心灵的闲适。因此,休闲是一种物欲以外的状态,它依赖于精神的富足。休闲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自由的心情可以给休闲生活一份个性的释然。

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为“囿”,发端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帝王畜养禽兽、游猎等活动。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秦汉时期将囿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大规模宫苑建筑为特色的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园林转化,寺观园林和文人园林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园林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宫廷园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园林,还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园林。明清园林又达到了我国造园史上一个高峰期,先后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也极其兴盛,达到了文人园林的顶峰。

总体上看,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皇家园林主要为帝王表现权威和休憩的场所,私家园林乃是住宅生活的延伸和调剂[2]。传统私家园林基本上是“文士园”,园主多是隐退后以园居自乐。所谓“文士园”,就是指私家园林的造园目的在于满足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要求。中国的文士园属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尤为独特,造园技艺尤为高超,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的美誉。园林既然不仅是为了居住,更主要的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么,园林中如果只有居住功能的建筑,那也就达不到休闲的目的了。园林一般分为生活区和游赏区。生活区中的建筑一般有厅、堂、馆等,这类建筑主要供生活起居之用。堂是家庭聚会与祭祖用;厅供会客与宴请、观赏之用;馆供居住食宿之用。游赏区中的建筑一般有亭、阁、台、榭、廊、桥等,这类建筑主要供游览、赏景、休息之用。园林中正是有了一些休闲建筑的存在,才给园林赋予了休闲的意味,给文人士大夫以精神的寄托。而这些休闲建筑又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理的鲜明写照。

2传统文士心理

这里的“文士”是指文人和士人。文人和士人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概念,在古代,所谓“士”,即以知识、才智为社会服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文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之下,文士阶层具有非常矛盾而且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正所谓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当在政治上不得意,对官场和整个世俗人生产生怀疑、厌倦和伤感忧惧时,就走向了“穷则独善其身”的一面。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知识分子从隐,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实践场所(包括生活和心理)的转变,即从社会的舞台转向了自然和自我——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实质上却是为了他们人格精神的重建或自建。这时,他们需要借助某种事物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希望能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休养和解脱,远离尘世的纷纷扰扰。由于隐逸人格精神怀疑甚至否定正统和现世,这就需要寻求一种实现精神与肉体彻底解放、自由和超脱的性灵空间。

3文士心理与古代休闲建筑

“出世”原本为佛教用语,佛教徒以人世为俗世,故称脱离人世束缚为出世。一旦有了出世的心理,就会要么隐居山野,寄情于山水;要么归隐宅园,精心经营自己的园林,用人工创造出渴望的自然美,达到天人合一。园林也正好成了他们“出世”心理的载体,如沈括的梦溪园,表达了自己脱离宦海沉浮,终于实现了终老林泉的梦想。王维在他的辋川别业的竹里馆的《竹里馆》诗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从中可以看出文人们出世而独立,不屑于跻身于世俗的心态。尽管儒家道家的思想都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影响,但当文人处于逆境时,道家思想往往占有优势。道家认为人在自然中就能忘却一切荣辱、悲欢、利害和得失。因此,江南私家园林的意境主题多数是表现文人士大夫怡情自然山水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他们不满现状、不合流俗的情思——出世心理。这种出世心理既然影响了文士园林的整体风格,对其中建筑形态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尤其是那些休闲建筑更是有了这种出世心理的烙印。如园林中的水池和湖面常常泊一石舫,又称不系舟,象征传统文人士大夫在仕途失意后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和对山林野趣生活的向往,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承继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在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他们用人工在园林中创造模仿自然的艺术。他们的身心极其想得到舒缓和放松,他们再也不愿受到僵硬的束缚,包括那些刻板的缺乏人情味的建筑形态。自然界的山峦、流水、树木、花草、虫鱼等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它们的轮廓都不是僵硬的直线,而是无数根起伏的曲线。当人们置身于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界中时,就仿佛融入了它的怀抱,给人以放松和休憩。在这种出世心理影响下,园林中的休闲建筑也极力模仿自然界中的态势,在休闲的同时获得心灵的释放。以期用园林中的山水花木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用休闲建筑那自由活泼的态势能给人以心灵的解脱。在这种自然而富有生气的建筑上,文人们那消极的情绪可以得到些许的缓解,长期被绷紧的神经可以得到一丝的舒缓。因此,这种休闲建筑有别于其他的建筑形态,如庙堂建筑和居住建筑。它极力追求一种自然美和动态美,形成了一种轻盈、机巧、活泼的形态特征。

4结语

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出世心理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身上。他们渴望得到心灵放松、自我解脱;同时又希望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满足,而自恃清高的他们常常也是自命脱俗的,也就滋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这些出世的心理也深深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古代园林中休闲建筑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休闲建筑那活泼飞动的态势、那轻松自然的线条、那通透空灵的门窗隔扇,那清新雅致、古朴脱俗的色调都是文人士大夫出世心理的反映。在其中,他们不仅得到的是身体上的休闲,更是精神上的“休闲”。推而广之,从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几千年连续性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也是具有一定连续性的,它既然可以延续几千年,同样也会延续到当今社会。在探索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形态之时,可以借鉴古代建筑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去分析当代人的社会心理,其中肯定不乏传统社会心理的成分,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为当代建筑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古代建筑范文篇9

关键词：古建筑空间图式意识形态

一、关于理论模式的讨论

在/人文学科和建筑史学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建筑空间往往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乃至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通过建立一种理论模式来进行解释的。本文把“理论模式”理解为研究者用来描述对象的术语及其关系和规定。

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和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考察，一种简单的理论模式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一般是宗教、）和它的主流建筑形态（一般是寺庙、教堂或宫殿）进行对应性的考察，在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寻求对应关系。这种理论模式的特点是静止的、典型的和对应性的。这一的关键是对应性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合理的对应性关系可以使理论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这种简化的理论模式的缺点在于：

（1）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描述采用一种静止的概念，这对于稳定的历史现象的概括性解释是有效的，但是很难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历史演进作出解释，尤其是当这些用来描述的概念直接使用既有的名称时（如宗教派别或建筑类型等等），还有可能受其历史语境的；

（2）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对应，实际上省略了人的行为这一中介。意识形态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反映的，人的行为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建筑的空间关系来反映。人是建筑空间中活动的主体。建筑空间中有不同的人群活动，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考虑人的行为这一中介，实际上就是要考虑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进一步的，这就带来了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

一种理论模式要更为有效，就必须恰当地处理好历史因素（上文（1））和主体因素（上文（2））的影响。在前述简化的理论模式中，历史因素和主体因素都是作为模式的外部因素起作用，因此很难在模式内部处理。当这种外部效应比较大时，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影响。一般说来，这种外部效应的大小和研究对象有关：当研究对象在一段时期中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时，历史因素的外部效应就比较小乃至可以忽略；当研究是在一个较大规模的概略性的层次上进行时，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也就可以简化处理，比如以最具有代表性的主体及其主要行为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乃至直接以空间的关系作为行为的表现，后者就取消了主体因素的外部效应。

本文的课题是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基本构图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总体性、概略性的考察。对于上述简化的理论模式存在的，本文的分析和对策是：

（1）历史因素的内化：

为了避免历史语境对既有的名词的影响，可以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历史阐释，比如根据“佛教”一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含义，有区别的使用这一术语；也可以使用新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术语。不论是哪一种方式，还仅仅是表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理论模式中反映历史现象的演进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考虑把具体现象的抽象概括（即术语）表述为随时间的变量，这样理论模式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时间）因素内化为系统的内部因素；

（2）主体因素的内化及其矛盾：

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带来的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问题，解决的一种途径就是用多重解释方式代替单一解释方式的理论模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同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做出多种解释时，这种解释必然脱离了空间的几何性质，这时候采用何种理论分析工具来描述同一空间中的多种行为就成为一个新的困难。

朱剑飞先生在对清故宫及北京空间的分析中，提出了“神圣”、“世俗”、“常规”、“暴力”四类关于政治空间的“实践”，正是上述多重解释方式的表现；他提出“把叙事性民俗学方法和结构性分析学方法结合起来”，正反映了主体因素的内化后的矛盾。

对于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是否只限于采用“并置”的表述方式呢？同样由于人的行为的多样性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的基础上，而这一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必然是服务于其主要使用者，体现该使用者的主要价值观，所以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必然有主次之分，而且其主要解释方式也必然和几何空间更为吻合，同时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也必然要在实现多种行为的目标之间表现出一种调和的努力。因此，在完成多重解释方式的分析之后，对几何空间如何表现多种行为方式的整合性进行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不管这种“整合性”是表现为和谐还是冲突，这种“整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节开头提到的，所谓简单化的理论模式（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这也是朱剑飞先生所批评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解释力。

简言之，主体因素的内化和理论模式的可操作性是一种矛盾。这个矛盾还难以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正如上文分析的，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仍有其合理性，表现为：长时段大规模研究的概略性和几何空间本身的“整合性”。本文的课题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本文的理论模式

本文的理论模式，在第一层次上，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和主流建筑形态的典型构图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二层次上，是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有神的部分和中心对称的集中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而把意识形态中的经验的、伦理的部分和主体（人）的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三层次上，具体对中国古代建筑而言，就是把上古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和“明堂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把后世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

以上采用这样一种略显呆板的形式化的表述，目的是：

（1）明确理论模式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读者检验和批判；

（2）历史演进问题的引入。比如说，如果解释模式只停留在上述的第一层次上，也就是把既定的宗教（或宗教性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分类的依据，就不容易解释同一宗教内部的分异和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交叉现象。以佛教为例，汉化的大乘佛教在唐代普及之后，想以佛教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区别来解释寺庙和宫殿的空间构图方式的区别其实是很难的。在笔者看来，后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这个解释模式中，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部分和经验的部分作为两条线索（两个因素），避免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宗教类型或哲学流派的术语表述方式，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可以成为一种随时间的变量。这样就可以把历史演进的问题引入理论模式内部。

（3）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的考察仍然是一种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而对主要动线的强调则是对主体因素的一种简单回应。

这种对历史现象各个因素的形式化的对应性考察会丧失丰富的细节，但是对于长时段的历史的逻辑分析，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视角。

三、“明堂式”构图

“明堂式”构图是指建筑物居中，近似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本文把这种构图方式和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有神的部分相联系。具体展开为：

1.“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

历史早期的建筑形态，多采用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这似乎是东西方的通例。比如原始社会的“大房子”，中国三代传说中的明堂制度，西亚的山岳崇拜、埃及的金字塔等等。这些突出构图中心的做法意味着东西方共同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这种宗教性的文化中，对人性的超越无法在现实的世间达到，只能通过非的力量（巫术），而空间的图式也是集中向上的构图，运用一切技术的极限，和地球的重力对抗。构图中心的建筑物既表现了人力对自然力的挑战，又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崇拜。无论是挑战还是崇拜，这里表现出来的人和自然的根本关系（天人关系）仍是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的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逻辑。

强调“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重点在于说明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比如，这种构图形式可以和所谓的萨满巫术的工具象征联系起来：如大地之柱、神山。当然也可以说和更原始的太阳崇拜有关。而在西周以前的尊神重巫的神本主义的文化，也接近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有神的部分始终保留者，并且具有哲学本体论的地位。

在强调了中、西方早期建筑形态的“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之后，才可以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差异，例如《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中对“垂直向”和“水平向”，对数字“7”和数字“5”（或“9”）的区别的深入讨论。中国早期建筑形态的“明堂式”构图对“水平向”和数字“5”（或“9”）的偏重，表明了时间因素在中国文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时间是通过日月星辰的运行方位来表现的。构图是中心对称的，各个方向的均一，表明人们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的时间，没有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当时作为意识形态中心问题的天人关系，是绝对的，不含有历史因素，或者说不能通过人的历史实践来解决天人关系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更多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的共性（超验的、有神的部分）。

只有弱化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强调某一方向的独特性，才能强调人在空间中活动的作用，才能表明人的时间意识是“的”而不是“的”。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成为对意识形态的根本修正。只有在古代建筑形态的中，单一方向的强化才继续走上了序列化空间组织的道路（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解释见后文），而同时“明堂式”构图逐渐衰落。在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构图方式中，单一殿堂的地位依附于它在空间序列中的位置。同时作为象征性的对应，殷商的神学本体论也让位于西周的宗法伦理制度，并最终以“礼教”的名义，长期统治了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

2.“明堂式”构图的延续和衰落

中国古代建筑的中心对称构图（即“明堂式”构图）延续的时间并不短暂。在秦汉的实例中是高台和楼阁，在南北朝到唐代的实例中是塔院式的佛寺（见四），以及皇家陵墓的陵体布局（见四）等等。

（1）尽管在殷周之际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转折，但是儒家的宗族伦理制度占据统治地位迟至东汉以后。考虑到建筑形态对文化心理反映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各种以楼台为中心的建筑形式延续的时间较为久远也是可以接受的。从泰始皇到汉武帝，建造高台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与天神相通，这一点与西方基督徒们到教堂的尖顶下接受上帝的召唤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2）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明堂之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宗教性意识形态的追求，或者是帝王对“绝对”权力象征的追求：汉代王莽和唐代武则天夺取权力后都通过明堂的兴建来显示自己的地位的合法性。

（3）这种强化构图中心的群体组合方式，在中国建筑的发展上，从早期的流行到后来的式微，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从宗教的超越性转向世俗的生活秩序，这是中西文化的分异之处。到了宋以后，统治者终于不再建造仿古式的明堂，而家的学说则占据了统治地位。唯一的例外是高耸的天坛，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宗教精神的最后一块纪念碑。

四、序列化空间组织

1.关于“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说明

序列化空间组织指的是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多个空间的一种组合方式。这里主要动线一般是建筑的南北轴线（也有例外，如园林）；序列化指的是多个空间以明确的“界面”（门或堂等）来分隔和联系，从而形成一系列空间的层次和秩序。

正如通常情况下被普遍认为的，中国古建筑的单体形象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正反映了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主要通过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整体进行，而单体形象，作为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一个“界面”，往往缺乏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建筑象征意义。

序列化空间组织对象征建筑象征意义的传达，严格来说必须引入主体性的因素。只有通过制度文化的规定，我们才能比较确切的了解一系列看似重复的空间有什么不同的含义。而如果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那么多个空间之间的“界面”（门或堂等）就成为的重点。不同“界面”的处理方式，不同“界面”所限定的空间尺度，不同“界面”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中国古建筑中都有其象征意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界面”对象征意义的传达是要通过一系列“界面”的差异性来体现的。

中国古代对日常人伦世务的重视，使得政治思想和伦理学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而“儒家学说”可以被后人称为“儒教”，“礼制”也可以被称为“礼教”。“礼”本来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制度规定，而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空间形式反映的。因此本文把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等级伦理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的发展相联系，作为对应因素来考察。

即使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对序列化空间组合中的“界面”进行研究，也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只从序列化空间组织和“明堂式”构图的消长关系作一简单的。

2.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

西周宗法制度的确立，以现世的伦理秩序取代了殷商的尊神重巫的宗教文化，同时在古籍中也有周天子“三朝”，“五门”的记载，成为早期建筑空间纵深布局的典型例证。正如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要迟至东汉以后一样，“三朝”、“五门”制度的整理也得益于东汉的儒生。从单一的“明堂”式空间分化出不同的仪式空间，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从汉代的东西厢到六朝的东西堂一直到后期的纵三朝制度，可以看成是世俗礼仪逐渐加强的缓慢过程。而典型的“五门”制度只有在明南京和明清北京才形成。

佛教寺院的布局变化是一个例证。早期传入汉地的佛教偏重于小乘教理，这种具有较强的超越现实的宗教色彩伴随随着的是佛塔中心式的构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在佛教传入初期，楼台的营造之盛。只有在大乘佛教教理盛行以后，入世的修炼，现世的秩序才被重视，纵深布局的序列化空间组织也才在佛寺中流行起来。而后世的寺庙和宫殿、官府在空间布局方面也就很相似了。

皇家陵墓的陵体布局从唐到明清也体现了构图方式从中心对称到轴线引导的变化。唐代在山陵四周筑以正方形墙，四面辟门，四角建角楼。明清陵体放弃了方形布局，采用前方后园，圆形宝顶，四周围以墙，仅南向辟门。

序列化空间组织的构图和“明堂式”构图的关系并非完全不相容。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这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这正反映了“礼教”对“宗教”的兼容性，或者说，反映了等级伦理制度中，“尊者”对“卑者”关系的绝对性。而在这种交叉关系中，序列化空间组织无疑是根本的。

这种序列化空间组织中的节点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制度文化中的细微的部分。例如以唐代的《戒坛图经》的律宗寺院格局作为当时庭院组合方式的典型代表，可以看到每一个小庭院当中都有一个作为构图中心的小殿堂。从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当时林立的藩镇割据现象。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藩镇割据是“封建”制度的遗存，而“封建”制度起源就是宗族的分封制度。宗族间关系同时也反映在大家族的聚居生活形态上，最终落实为庭院的组合方式及其体现出来的控制关系。

五、两个引申的

1.“明堂式”构图对形成“殿堂式”结构类型的作用

《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的形成，在技术上是井干式的，这一点已经为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功能上和多层楼阁有关，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在社会文化背景上的研究更少。如果考虑到“明堂式”构图在高等级建筑中的延续性，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木构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汉魏北朝时期楼阁作为高等级建筑的普遍性，对殿堂式形成的几个因素可以得到一个较完整的解释：

（1）陈明达先生对早期木结构技术的研究指出，在铺作形成和大量早期建筑形象中，都有井干式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秦汉以后，高台建筑向楼阁式建筑发展，木结构的多层建筑采用了井干式的木构架体系，在此基础上促成了铺作层的产生的抬梁式的出现。而楼阁的首先是在皇家的建筑中，在各种充满象征意味的“中天台”、“神明楼”乃至后来的佛塔中。皇家的建筑活动刺激了楼阁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使这种技术形式获得特殊的等级象征性。

（2）汉代画像砖中的建筑形象，已经出现了穿斗、井干、三角架等多种形式。民间建筑并没有太多的高层的需要，只有在皇家建筑中才采用并发展了井干式。而井干式的技术，一方面满足了高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吻合了皇家建筑在早期（更富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时期）对“明堂式”构图的需要。

（3）《营造法式》的殿堂式结构形式，实际上保留了“明堂式”构图的中心对称模式，因此它不是用只有一个维度的侧架图来反映，而是用整体式的分槽形式来反映。换句话说，象金厢斗底槽这样的例子，在草架以下，它的平面、正立面和侧立面只有间数的区别，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佛宫寺释迦塔的例子更明显。

（4）井干式构架的中心对称性，使得纵架和横架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对每一个立面而言，看到的都是纵架的表现。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汉崖墓、南北朝石窟的局部建筑形象中（它们都属于当时的高等级建筑），看到的都是纵架的显著效果。

2.“四合院式”构图的反思

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组合方式，以庭院的使用为突出特征之一。三千多年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号、二号宫殿遗址都出现了庭院，可见庭院的历史很久远。当史前庭院遗址和明清四合院被联系起来时，“四合院式”构图往往被看作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四合院式”指建筑物周边布置，中心为庭院的构图方式。很明显，这种构图方式和前述的“明堂式”构图是有矛盾的。

要澄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四合院式建筑本身有它在功能上的合理性，因此早在汉代画像砖中就出现了四合院式的建筑形象。但是如果以“四合院式”构图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还需要加以讨论。笔者在对闽粤交界区的“从厝式”民居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国早期庭院的“堂庑式”及“堂厢式”的模式，其特点是庭院的构图中心是实体形态的“堂”；在庭院的组合秩序上提出了从“向心围合式”到“单元重复式”的演进，并结合家族制度的变迁和人口迁移对现存“从厝式”民居现象作了初步解释.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四合院式”构图的形成和发展试作如下解释：

（1）就单个合院而言，四合院式建筑有可能出现得很早，但是它的普遍性是可以怀疑的。一方面大量的乡村民居可能并没有严格建筑意义上的院落；另一方面类似“明堂式”构图的堂屋居于院落中央的例子也可能在历史前期长期存在，典型的例子可见于敦煌晚唐85窟壁画的一个住宅形象中。

（2）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基本特征更主要的在建筑群的整体中表现出来。因此考察“四合院式”构图在建筑群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在当代的一些中，中国古建筑群体组合方式常常被简约为一种“单元式”的网格扩展的方式。李允的观点或可作为代表。这是一种从四合院为单元的，向纵横两个方向（进、路）平均展开的均质的网格状平面扩展模式。这是一种有强烈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中国古建筑群体是一个有开始、高潮、收尾不同处理的序列化空间组织，把它看成均质的平面网格是不合适的。即使忽略建筑形象的具体处理方式，中国古建筑群体也不能看成是四合院空间的叠加。

前文论述序列化空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和“明堂式”构图的交叉关系时，已经指出序列化空间组织的一些节点上仍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即主体建筑在院落的中心），在大量的宫殿、寺庙实例中都可以见到。本文把序列化空间组织的节点从采用类似“明堂式”构图方式到“四合院式”构图方式的转化称为“构图中心的虚化”，这种“构图中心的虚化”在宫殿、寺庙等建筑中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这种高等级建筑始终要保留一定的神化色彩。

只有在大型民居建筑群中，才可以见到四合院简单叠加的例子，但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由于缺乏早期民居建筑的实例，此问题还难以得到确证。考虑到中国古代建筑在功能上的通用性以及早期民居建筑和寺庙建筑的通用性，大型民居建筑群中“构图中心的虚化”应该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作为一个反证，在现存闽粤交界区的大量“从厝式”民居的中，群体的组织完全不是四合院的简单叠加。

古代建筑范文篇10

关键词:传统社会心理古代休闲建筑

当人类满足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各种活动。从词源上看，“休闲”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kole，其本意为休憩和教育，现在人们一般理解为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与物质文化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闲暇的驱动下，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灵魂寻到高尚的寄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实际上也是休闲的一种反映。

1中国古代休闲建筑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休闲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如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对内敛，其休闲行为大多采用自娱自乐、寄情山水、静观内省、修心养性等形式。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很多休闲空间。包括园林、寺庙一带的风景区以及一些村落中人们的聚集地或街头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场所[1]。在这些空间中，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空间了。中国古代的园林大多是融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尽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贵族或士大夫的专利，但是却鲜明地反映出了一种休闲生活和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不仅得到身体的放松，更得到心灵的闲适。因此，休闲是一种物欲以外的状态，它依赖于精神的富足。休闲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自由的心情可以给休闲生活一份个性的释然。

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为“囿”，发端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帝王畜养禽兽、游猎等活动。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秦汉时期将囿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大规模宫苑建筑为特色的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园林转化，寺观园林和文人园林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园林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宫廷园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园林，还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园林。明清园林又达到了我国造园史上一个高峰期，先后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也极其兴盛，达到了文人园林的顶峰。

总体上看，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皇家园林主要为帝王表现权威和休憩的场所，私家园林乃是住宅生活的延伸和调剂[2]。传统私家园林基本上是“文士园”，园主多是隐退后以园居自乐。所谓“文士园”，就是指私家园林的造园目的在于满足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要求。中国的文士园属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尤为独特，造园技艺尤为高超，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的美誉。园林既然不仅是为了居住，更主要的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么，园林中如果只有居住功能的建筑，那也就达不到休闲的目的了。园林一般分为生活区和游赏区。生活区中的建筑一般有厅、堂、馆等，这类建筑主要供生活起居之用。堂是家庭聚会与祭祖用;厅供会客与宴请、观赏之用;馆供居住食宿之用。游赏区中的建筑一般有亭、阁、台、榭、廊、桥等，这类建筑主要供游览、赏景、休息之用。园林中正是有了一些休闲建筑的存在，才给园林赋予了休闲的意味，给文人士大夫以精神的寄托。而这些休闲建筑又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理的鲜明写照。

2传统文士心理

这里的“文士”是指文人和士人。文人和士人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概念，在古代，所谓“士”，即以知识、才智为社会服务、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文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之下，文士阶层具有非常矛盾而且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正所谓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当在政治上不得意，对官场和整个世俗人生产生怀疑、厌倦和伤感忧惧时，就走向了“穷则独善其身”的一面。怀抱济世理想的古代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怀不满，或者对现实麻木不仁，进而或弃官或隐居或时官时隐。知识分子从隐，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实践场所(包括生活和心理)的转变，即从社会的舞台转向了自然和自我——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实质上却是为了他们人格精神的重建或自建。这时，他们需要借助某种事物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希望能让自己的精神得到休养和解脱，远离尘世的纷纷扰扰。由于隐逸人格精神怀疑甚至否定正统和现世，这就需要寻求一种实现精神与肉体彻底解放、自由和超脱的性灵空间。

3文士心理与古代休闲建筑

“出世”原本为佛教用语，佛教徒以人世为俗世，故称脱离人世束缚为出世。一旦有了出世的心理，就会要么隐居山野，寄情于山水;要么归隐宅园，精心经营自己的园林，用人工创造出渴望的自然美，达到天人合一。园林也正好成了他们“出世”心理的载体，如沈括的梦溪园，表达了自己脱离宦海沉浮，终于实现了终老林泉的梦想。王维在他的辋川别业的竹里馆的《竹里馆》诗中写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从中可以看出文人们出世而独立，不屑于跻身于世俗的心态。尽管儒家道家的思想都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影响，但当文人处于逆境时，道家思想往往占有优势。道家认为人在自然中就能忘却一切荣辱、悲欢、利害和得失。因此，江南私家园林的意境主题多数是表现文人士大夫怡情自然山水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他们不满现状、不合流俗的情思——出世心理。这种出世心理既然影响了文士园林的整体风格，对其中建筑形态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尤其是那些休闲建筑更是有了这种出世心理的烙印。如园林中的水池和湖面常常泊一石舫，又称不系舟，象征传统文人士大夫在仕途失意后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和对山林野趣生活的向往，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人，不自觉地承继着某种共同的哲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在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把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他们用人工在园林中创造模仿自然的艺术。他们的身心极其想得到舒缓和放松，他们再也不愿受到僵硬的束缚，包括那些刻板的缺乏人情味的建筑形态。自然界的山峦、流水、树木、花草、虫鱼等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它们的轮廓都不是僵硬的直线，而是无数根起伏的曲线。当人们置身于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界中时，就仿佛融入了它的怀抱，给人以放松和休憩。在这种出世心理影响下，园林中的休闲建筑也极力模仿自然界中的态势，在休闲的同时获得心灵的释放。以期用园林中的山水花木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用休闲建筑那自由活泼的态势能给人以心灵的解脱。在这种自然而富有生气的建筑上，文人们那消极的情绪可以得到些许的缓解，长期被绷紧的神经可以得到一丝的舒缓。因此，这种休闲建筑有别于其他的建筑形态，如庙堂建筑和居住建筑。它极力追求一种自然美和动态美，形成了一种轻盈、机巧、活泼的形态特征。

4结语

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出世心理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身上。他们渴望得到心灵放松、自我解脱;同时又希望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满足，而自恃清高的他们常常也是自命脱俗的，也就滋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这些出世的心理也深深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古代园林中休闲建筑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休闲建筑那活泼飞动的态势、那轻松自然的线条、那通透空灵的门窗隔扇，那清新雅致、古朴脱俗的色调都是文人士大夫出世心理的反映。在其中，他们不仅得到的是身体上的休闲，更是精神上的“休闲”。推而广之，从中国古代建筑形态的几千年连续性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也是具有一定连续性的，它既然可以延续几千年，同样也会延续到当今社会。在探索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形态之时，可以借鉴古代建筑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去分析当代人的社会心理，其中肯定不乏传统社会心理的成分，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为当代建筑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