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范文10篇

古代女子范文篇1

【关键词】唐代诗歌女子体育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朝代，这一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富强，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唐朝精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诗歌，进入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其中，许多诗歌以体育活动为创作内容，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们反映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面貌，尤其是以女子体育运动项目为题材的诗歌，更是在各种诗歌流派中大显光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唐代女子的体育活动，可谓最为兴盛，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种类上、形式上、规模上都在我国女子体育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从唐代体育诗歌的角度来对古代女子体育运动进行分析，以对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做更多方面和深入的探究，从而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提供借鉴意义。

一唐诗中女子体育概观

唐代女子体育出现繁荣景象，项目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先前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体育史上也有：“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之说。

1．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包括蹴鞠、击鞠、步打球、彩球戏等。这一时期较为盛行的球类活动形式以蹴鞠和马球为代表。此外，步打球、抛球、踏球等球类活动形式，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体育活动。

（1）蹴鞠，又名“踏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也是唐人最热衷的体育活动。唐时，鞠由原来的实心皮球发展成为充气球，使得其分量轻、弹性好，从而增加了这种球类运动的趣味性和普及性。隋唐以前，蹴鞠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手段，最初由男子参加，至唐代，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流行于女子中间。唐朝诗人王建的《宫词》中有“寒室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金与钱”之句，韦庄的《长安清门》有“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这些都形象地描绘了宫女在寒食清明节参与蹴鞠活动并得到赏钱的情形。蹴鞠活动也并不仅仅是在宫廷贵族之间流行，在民间也十分普及。唐人康骈在《剧谈录》中描述到一个民间女子踢球的本领胜过男子的故事。“王超他日因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有一三鬟女子，......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从这足以见得在唐代民间女子中，蹴鞠活动开展的程度已相当可观。

（2）击鞠，又称“击球”、“打球”，即马球运动，是骑在马上以球杆击球入门的一种竞技形式。在唐代，击鞠十分盛行，上到唐皇，下到士兵，都把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除在皇室、军队、官吏、民间的男子中流行之外，也受到一些女子的喜爱。很多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挥杆击球，只是女子击鞠时因担心力量不足，受到伤害，故坐骑多用驴代替马，称为“驴鞠”。在唐代宫廷中，宫女一般在节日时常被组织起来，进行比赛，陪皇帝、贵族消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和凝《宫词百首》“两番供奉打球时，鸾凤分厢锦绣衣”等诗句反映了宫女们进行马球比赛的盛况；女诗人鱼玄机在《打球作》中有“坚圆净滑一星流”之句，抒发了自己骑马击球时的感受。此外，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中说：“自教宫娥学打球，鞍初跨柳腰柔”，这种景象在名曰《妇女打球图》的唐镜中得以佐证。

（3）步打球，又称“步打”、“步击”，由击鞠发展而来，相对马球而言，对抗性要小得多，是一种拿球杆徒步击打的球类游戏。唐代宫廷中每年的寒食节，都会组织宫女进行徒步打球的游戏。《全唐诗》卷302王建《宫词一百首》里写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唐代女子积极参与这种步打球，在唐时期的壁画中，也有对其休闲情景的生动描绘。

（4）彩球戏。在唐代，有一些流行于女子中的球戏，谓之曰：“抛球”“踏球”等等。“抛球”是指彼此用手抛接彩球，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中写道：“素女鸣珠佩，天人弄彩球”、温庭筠的《寒食节日寄楚望》中有“彩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韦应物的《寒食》中生动描述了“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等诗句，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女子玩彩球的情景。所谓“踏球”，是从蹴鞠演变而来的，是在滚动着的大木球上作各种舞蹈动作，因这种运动形式是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故又名为“胡旋舞”。“胡旋舞”的表演多为女性，宫女及嫔妃经常以这种舞蹈来取悦皇帝，唐玄宗以“踏球”作为宫女们的体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促使了宫女们参加这项体育活动。

2．节令体育活动

唐代的节日众多，异彩纷呈。一些节日的活动内容本身就是体育活动，如寒食（清明节）蹴鞠秋千，阳春拔河踏青，端阳龙舟竞渡以及重阳登高览胜等。在这些节令体育活动中，不乏有唐代女子的身影，为此诗人们留下了不少吟诵的诗篇。

（1）秋千，又称“千秋”，是在木架上悬接两绳，下栓横板，玩者在板上或站或坐，两手握绳，使其前后摆动。秋千是一种锻炼勇气、胆量的体育游戏活动，并且在历代都为女性所喜爱。到了唐代，秋千运动更是以其悠闲自得、闲致优雅深受妇女的欢迎，不仅是在宫女中流行，民间也很普及，秋千架上，仕女们的身姿轻盈如燕，裙裳上下翻飞，随风起舞，妙丽无比。荡秋千多与寒食节相联系，清明时节，气候渐暖，特别适合这类运动。据《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唐玄宗甚为喜欢观看嫔妃们荡秋千，感觉荡秋千时有如天上仙女，这篇被称为“半仙之戏”的文中生动描述了宫女们玩秋千时的热闹场景。在唐诗中亦有很多关于女子荡秋千的记载，如刘禹锡的《同乐天和微之春秋》中“秋千争次第，牵拽彩绳斜”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少女们荡秋千的情景；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一诗中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之句，说明了当时荡秋千的技艺之高。杜甫的《清明二首》中认为：“万里秋千习俗同”，可见当时在清明节各地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中，荡秋千这项活动已相当普及。

（2）拔河，始于唐朝，初为民间斗力之乐，后引入宫中，盛行于宫廷。《资治通鉴》中记载，唐中宗李显曾在玄武门外组织拔河比赛，与近臣及皇后一起观看宫女拔河，并且当时每次进行比赛，参加人数多达千人，规模非常大，这项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宫女。

（3）踏青。春天出游踏青，早在先秦时已成为各地风俗。春秋时孔子就喜欢春天和弟子一同出游，休闲娱乐，放松心情。唐代时，春游踏青更是蔚然成风。刘禹锡《竹枝词》中记载：“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李华《春游吟》中的“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新绿”，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女子出游踏青众多的盛况。

（4）龙舟，又称竞渡，是为纪念屈原而进行的活动，但发展至唐代，已经成为一项以竞赛为目的的体育活动。竞渡不仅为百姓所喜爱，同时也引起了皇亲贵族们的浓厚兴趣，唐人张祜《杂曲歌辞·上已乐》：“猩猩血彩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罗袖一时招。”描写的是皇帝六宫女子进行的一次非常热闹的划船赛，可见，竞渡当时在女子中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运动方式。

（5）登高。重阳节时，人们喜欢登高览胜，至唐代时，这一活动更为甚行。上官婉儿《游长宁公主》中有“岩壑恣登临，莹目复怡心”的诗句，它描述的就是重阳节时，女子登山游览的景况。

3．休闲娱乐活动

在唐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游乐风气浓郁。在众多休闲娱乐活动中，诸如围棋、舞蹈、杂技等活动在唐代的诗歌中多有描绘。

（1）围棋。在唐朝，围棋作为一种斗智斗勇、陶冶性情的体育活动，受到当时宫中府第、文人雅士的推崇，而且在妇女之中也开展起来了。唐代设置了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棋待诏”，棋手中大多就是宫廷妇女。

唐代诗人张籍《美人宫棋》有言：“红烛台前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妆尽，数数看谁得最多。”它描写的就是宫女弈棋的情形。

（2）舞蹈，是一种融娱乐于体育活动相结合的健身活动。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歌舞的极盛时期，由于其政治开明，文化包容性大，受到了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统治者开始以女性健壮为美，从而盛行健舞，其动作矫健、刚健。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有诗句：“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它描绘了当时的健舞之一——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动作交替变化，疾速如风，刚健奔放。

健舞中的另一种舞蹈——剑器舞，在当时的唐王朝，也非常盛行，此类舞是从西域传入的，需表演者手持双剑，合着音乐的节拍，进行舞蹈表演。著名的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是剑术舞蹈化的产物，并为后来剑术套路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在观看了她们的表演后，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唐朝的剑舞水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3）杂技。唐朝时，宫廷中训练女伎，每逢统治阶级、达官贵人的庆典宴会，她们往往应召表演。杂技的项目主要有马技、绳技、戴竿。刘言史《观绳技》中“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履背行仍应节。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刘晏《咏王大娘戴竿》中“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分别描述了绳技、戴竿这些惊险的杂技活动。

4．骑射游猎活动

唐代帝王后妃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欲望，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当时唐尚武之风大兴，故而骑射活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帝王出猎时，嫔妃宫女经常结伴而行，女子骑射游猎的很多。杜甫《哀江南》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这首诗突出描绘了宫女骑射的英姿。韩偓的《从猎》：“小镫狭鞭鞘，鞍轻伎细腰。”妃嫔宫女能够行弓射猎，纵马飞驰，她们的技艺已相当高超。另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宫中，端午日造粉团，角黍贮盘中，小弓射之，中则得食，都中盛行此事。”可见，唐代女子骑射游猎活动已成为一项充满竞赛性的娱乐体育活动了。

二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

1．娱乐性

从以上唐诗中举出的体育活动项目和内容来看，唐代女子体育活动以各类游戏为主，虽然活动范围和活动强度较历代王朝有所增加，但这些活动竞技性少，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娱乐别人和娱乐自己，表演成分多，带有明显的娱乐性。

2．崇尚健壮的审美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形成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共处的局面。唐王朝地域辽阔，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唐实行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得社会风气日益开放，加之“唐代大有胡气”冲淡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礼法束缚减轻，唐王朝开始崇尚“健美”，宫廷妇女积极投身于显现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中，从而使得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多突出其健美的身躯，如健舞、骑射、马球、蹴鞠等。

3．创新性

唐代具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这种创新性也突出体现在体育文化中，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些创新体现在：（1）组织上的创新，唐代帝王在宫中设专职人员棋待诏、专门机构“相扑朋”；（2）在体育项目上推陈出新，如步打球、驴鞠等；（3）体育器材上的创新，蹴鞠中的球由原先的皮质实心球改为皮质充气球，改鞠域为球门，建造了专业马球场；（4）出现少数民族的胡旋舞，大量吸收优秀的域外文化，同时也大力传播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

4．不平衡性

唐代女子体育开展呈现不平衡性。一些活动在皇亲、贵族中盛行，发展较为普遍，但民间女子很少有机会参加，如马球和骑射。进行这些活动时，需要特定的场地和条件，地方上很难组织众多女子参与，而民间节令体育活动，也多是逢节日庆典才举行，平时很少接触。在唐代的诗词中，记载最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是那些常年身处深宫的宫廷仕女，如“丽人”、“宫人”、“红妆”等等，而描述民间、乡村女子体育活动的却极少。

三唐代女子体育兴盛的原因

1．经济繁荣、政治开明

唐朝统治者开国之初，在继承了隋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等遗产后，以隋二世灭亡为鉴，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基础，繁荣的经济为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唐实行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受少数民族思想的影响，唐逐渐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实行儒、道、释三教平分天下，从而减弱封建礼教束缚，提高了妇女地位。可以说唐代经济、政治的繁荣，为唐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2．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交流

唐王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间相互融合，使得少数民族的习俗对唐代女子体育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其中以鲜卑族和突厥族影响最深。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住中原、统一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从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到公元581年北周宇文氏政权灭亡，前后将近200年。进入中原后，鲜卑族内部强制汉化政策，但儒家的纲常礼教，没有成为鲜卑人的精神桎梏。据《颜氏家训·治家》中记载，鲜卑族“专以妇持门户”，男女社会是平等的，这种社会习俗影响到了相距不过几十年的唐代，从而为女子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代女子体育的发展，也受到过突厥民族习俗的影响。突厥族是处居唐朝北部边境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公元629年近10万人归附唐朝，其中将近1万家迁居长安。唐诗中记载突厥人“男子好摴蒲，女子好蹴鞠”，因此推动了唐代女子蹴鞠的兴起。

3．崇尚女性健壮的审美观念

唐朝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人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统治者开始以女性健壮为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太宗步辇图》中有9位侍女，著名的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对9位侍女作过这样的分析：“封建主李世民，坐在宫女所抬的步辇中，自非健壮的女性不可。”他认为当时健壮侍女是侍候的需要，同时也是统治者审美的需要。宫廷女子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她们追求时尚尤为突出，她们选择能够显现自身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以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要求，故崇尚健壮之美的审美观念是促进女子自身积极投入到各项体育活动的重要原因。

4．武则天的改朝换代

《颜氏家训·治家》中认为：“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在封建卫道士看来，女子只能围着锅台转，绝不能干预政事，否则，就是“牝鸡司晨”。而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这对传统礼教可谓是一次莫大的挑战。一个女人尚能身居万人之上，其他妇女难道就不能与男子平起平坐吗？武则天称帝后，虽不能带动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走出牢笼，但她的改朝称帝，却使一些处于底层的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体育活动。

四结束语

唐代是我国古代体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可谓最为兴盛。在唐代文化的最高体现诗歌中，描写了丰富的女子体育活动内容，大体可分为球类运动、节令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骑射游猎活动4大类。这些诗歌的情景描写和人物勾画栩栩如生、绘声绘色，为我们展现了唐人刚健、活泼的生活场面。并且从反映出的女子体育活动项目中，了解到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原因。这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发展史和发展现代女子体育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关文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0～67

［2］程云峰、李燕.唐朝诗人笔下的女子体育活动［J］.体育文史，1994（1）：41～42

［3］刘芳梅.试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J］.湖北体育科技，2004.23（3）

古代女子范文篇2

关键词：女性内衣；道德秩序；形式美；自然美；古代

一、内衣综述

女性内衣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与女性身体最亲密的服装，它约束着女性的身体借以达到所需要的轮廓形态。通过内衣表现出来的形象有时是端庄典雅的，有时是性感迷人的。应该说内衣的产生是服饰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的产物，只有在各种服饰制度、服饰形制均已完备的条件下，服装才会由外层向内层进而更细致的功能分化，才会有内衣与外衣的明确区别。而在其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中西方的女性内衣的造型呈现两种互补的形式，即分别在以人体为基础的前提下，对其造型结构进行着解构与重构，也就是一个借助对这种服饰的解读与表述赋予身体以新的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审美理念重新塑造人体，通过对身体形成的状态显示服饰构成技术并强调身体与其社会习性之间的关系。

所谓解构就是将服装原有的结构进行分解，使解构后的服装削弱其结构形态，而加重服饰中文化审美的含量，使个人归属于社会；重构就是打破服装旧的结构的基础上对内衣重新分割组合成新的服装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自然体态美，突出的是社会中追求人性美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解构与重构使内衣产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制及背后蕴藏着的功能性、审美性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

二、中西方古代内衣特征

（一）中国古代女性内衣特征

中国古代内衣出现较早，最初被称之为祀。女性内衣在汉代称“心衣”，在两晋称“裲裆”，在唐朝称“内中和亵衣”，在宋代叫“抹胸”，明清则分别被称为“阑裙”和“肚兜”。尽管各个朝代的称呼不同，但其形制基本相同，都是前面护胸后背裸露，内衣的基本形态呈平面状，穿着后的形态是把立体的人体最大限度的通过内衣的掩饰成平面状态，它超越了人体自然尺度的局限，使中国传统服装从内到外的形制可以加宽加大。除了唐代流行百年以袒领为主的“盛装”外，在中国漫长的等级社会中，女性服装始终是以严谨保守的造型出现的。而胸部则是遮盖的重点，当这种解构式内衣围系在人体上的时候，不但不能起到突出乳房的作用，相反却使乳房直接受到来自正前方的压力，使胸部形成比自然人体的胸部曲线还要平缓的外部身体线条，也就是通过外力使胸部曲线呈现扁平，人为地减弱女性的天然生理特征，将身体塑造成为没有起伏的平面。这种人为的服装造型不但使女性失去了自己的性特征，而且也影响着女性身体的发育。这种由体到面的质的转换，是通过对人体、对服饰结构的解构来完成的。胸衣这种对正常丰盈胸部的曲解，使得人体和服装的关系上，服装呈显性状态，而人体则隐藏在服装的层面之下，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被削弱。服装所突出的不是人体的自然形态，而是显现出比体形更为宽大的平面形态。

（二）西方古代女性内衣特征

西方的内衣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被称之为胸带，其形制接近于现代的文胸。而最早的紧身胸衣是16世纪被称作是“巴斯克式”（Barque）的形式，造型是根据身体线条裁制的，整体呈现倒三角形，从肩至腰非常紧身，材料用木头和铁条来制作，后来使用鲸骨、钢丝、藤条等来设计制作复杂的紧身衣，虽然在以后的世纪中名称百变，但这种穿衣形式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女性胸衣以人体为依据，通过对服装结构的分解重新组合，运用各种省道的变化来体现胸腰曲线，特别是胸衣，较多的利用公主线来夸张胸部的丰满，女性在这里不仅完全利用了自己的自然条件，还使用“人工”，以立体的圆雕式的造型实现了服装对人体的修正和超越，形成了具有束身美体作用的胸衣形态，借助由下向上的外力的作用，塑造被贵族所推崇的身体S型曲线，毫不掩饰的突出乳房成了紧身胸衣的重要功能体现，通过内部胸衣作为基本支撑物来确定服装外部造型的成立，由此带给我们立体的带有突显的、张扬意味的服装立体轮廓，使西方女性服装中的性别观念加强，同时也体现了利用有关“自然”身体观念和文明观念之间的冲突。具有曲线美的人体在这里呈现出显性的状态，人体与空间关系紧密，而具有立体造型的内衣正是这种紧密状态的基础。而内衣的种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出现了吊袜带、紧身衣、裙撑等，综合归纳这些分散的服饰要素，成了西方女性服装独特的审美含义，可见西方人对内衣的重视是由来已久的，他们以胸衣的形态作为服装造型基础，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服饰显示出了一致性。

从东西方内衣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制走向来看，同样是借助外力的作用，但由于力量作用于人体的方向不同，形成一方面是努力束缚身体胸部的曲线，使女性的胸部扁平，影响了乳房的正常发育，使胸腔内脏发育和功能都受到影响，肺的通气功能减弱，非常容易引起肺病；而另一方面都是努力夸张女性的胸部曲线，使力量由下而上作用于人体上半身，由于人们过度追求胸部的丰满和腰身瘦小，使得女性过度收紧胸部以下的身体，紧束的压力使腹腔内各脏器发生变形，还严重影响女性的发育和生育，成为禁锢女性身体的枷锁，东西方内衣的造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互补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同样对女性身体产生了危害。

三、审美的社会功能对内衣的影响

中西方古代女性内衣还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体现。中国儒家谈论美首重道德，在自然美的追求上，以主观的道德观及其对象化的表现形态为美。儒家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礼”，“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功能、作用是服饰制度的思想根源，即以中庸、中和为准则处理社会、人生中的服饰等级关系；而对待形式美则注重个人内在的气质与服饰的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审美是基于情与礼的统一，更重视的是审美的社会功能。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是希腊，在形式美上，古希腊时期开始，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从数理的角度，认为美可以用数学量化的方式来表现，它存在于秩序、对称所产生的和谐之中。文艺复兴时期仍然延续了这种对美的观念，认为“美是良好的比例”，“美重视各部分的和谐一致、秩序”；在对待自然美的问题上，则把人体的自然形态美尊为最高的审美态度，因此女性身体的大小和形状，手势、姿势和举止以及对身体表面的修饰构成了西方女性服装美的源泉。

儒家代表孔子的美学思想主要讲“仁”，而不谈欲，这里的“仁”是一种人格和情感自我的觉醒。服装的审美风格是围绕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而创造产生出来的，人的自然形态弱化于等级地位的重要型。在人格美领域内，儒家一方面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强调个体全面发展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个体的发展和人格的独立只有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时，才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由此可见，儒家追寻的是和谐的美，服装更多的是一个人和群体借以使自己和周围的文化在视觉上合拍的手段，女性服装更是这种手段伦理与审美的合一。儒家强调社会礼仪化、等级化，在人性上提倡“中庸”，表现在服饰上就是要适度统一，对服饰美的欣赏倾向于精神性，要姿态合宜而不强调性感，反对个性的突出，更不允许女性在服装上有过多的逾越。在服饰的形式美方面则体现的是孔子“文质彬彬”的审美思想，这种审美不是具象是写意的、静态的，它不是靠表露人体的具体形态的服饰来体现的，而是通过服装外在的含蓄形态来体现。

西方审美在追求自然美时重视的是人体自然形态的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律”。后续的论者将“黄金比值”与“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的概念相互结合，将它视为是研究“人体形体美的规律或标准”之论述的基础。而在研究女性人体的形态时，他们发现“圆形的美”，尤其是女性的乳房，有着互为呼应的关系。因此女性那丰满圆润的乳房成了女性美的具象，表现在服装上为结构上的刻意夸张、过分强调女性的性特征，通过对女性服装结构的重新组合，形成具有立体形态的胸衣，从而塑造出具有曲线美、动态美的服装外轮廓造型。古希腊艺术的代表是建筑与雕塑，两者都是以比例、节奏、秩序、平衡为美的最高的审美标准和原则。而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艺术和技艺是同一个概念。

由此可见，中西方的服装中都体现着“和谐”的审美理念，中国服装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古代的内衣，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审美，侧重的是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西方服装体现的是人体着装后自身形态各部位之间比例的唯美和谐，其立体形态的内衣，体现的是一种直白的人工美，通过强调服装对女性人体的重构形式，使服装更多体现的是对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属性。在内衣与外衣的界限逐渐模糊的今天，中西方的内衣造型已经走向统一。新材料新技术的进步使内衣成为流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内衣外穿已成为新的时尚，使女性内衣又具有了新的审美主张和表现形式。由于它自身所拥有的多元性，使我们期待着女性内衣新的艺术不断推新。

参考文献：

[1]赵晓玲.服饰文化纵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44-67.

[2]张朝阳.中外服装史[M].北京:化工出版社，2008:196-228.

古代女子范文篇3

一、旧女性形象

身不由己，惨遭抛弃的女子———《诗经•氓》的主人公。《氓》一诗中有女主人公对甜蜜恋爱的回忆，有被丈夫遗弃的痛苦，有对氓的负心的怨恨，更有对青年女子的劝诫。“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女主人公指出，这场满是悲剧的婚姻自己并无过错，是氓的反复无常造成了这一状况。善良本分、命途多舛的祥林嫂———鲁迅《祝福》的主人公。有人总结说，祥林嫂作为一个女性，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可怜之人。她在万物勃发的春天没了丈夫，她在春天将近结束之时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又在冬天即将结束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祥林嫂善良守本、质朴勤劳，是一个纯良克己的女人，这样的女性本可安享幸福，可她的结局让人不忍卒读。精明能干、时运不济的探春———曹雪芹《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才自精明志自高”的探春曾说过一句话:“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立出一番事业来。”而正因为她是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下，纵使才华横溢，亦是惘然。“原应叹息”之意曹雪芹早就将之隐含在“元迎探惜”四春的名字之中了。探春的一生就是“一声叹息”，可赞她处事果敢、爱憎分明，可叹她遭遇凄惨。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女性的悲剧呢?《氓》中女子被弃的悲剧源自男尊女卑的社会。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弃妻休妻，而且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被默认的合乎准则的行为，女子却需从一而终，遵从所谓的“节烈观”。祥林嫂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正是“再嫁”。时人所谓“从一而终”的思想，连当时的女性自身也深受荼毒，她们自己也认为再嫁是可耻的。这是很可怕的。祥林嫂在被迫改嫁时做了能力范围之内的反抗，她不惜以死来避免因再嫁而带来的“失洁”的后果。为什么反抗?因为她自己也认为再嫁就是“不贞”的表现。而她的婆婆为什么又能够逼她改嫁呢?这就是过去女子悲剧产生的另一根源:封建观念与封建制度。族权、父权、夫权这三把利斧时时刻刻悬在祥林嫂头上，让她惊慌颤栗，喘不过气来。古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约束捆绑，注定了古代女子是完全没有地位，更加没有话语权的，她们的存在只是他人的附属品。而探春式的悲剧最让人痛心。才德兼备的探春只因为是女子，且是“庶出”的身份，不能发挥她的才华，怀才不遇空余恨。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中，有才的女子最终也只能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嫁给素未谋面的张三李四，这是古代女子的悲剧。

二、新女性形象

勇敢又软弱、封建又反封建的繁漪———曹禺《雷雨》中的人物。繁漪是曹禺先生塑造出的一个具有“雷雨”般性格的女子。曹禺在序言中说，繁漪的性格“一切都要走向极端”，追求的“不是爱便是恨”，选择的路是“中间绝没有一条折中的路”。她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对周朴园施予的冷淡、禁锢、专制，她敢于冲破;对周萍给她生活带来的鲜活生命力，即使不符人伦，她也敢于热烈地去表达自己的爱。可惜的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残余依然存在于她身上。她有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却没有脱离生存环境的能力。“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刘和珍———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人物。在鲁迅先生笔下，除了“始终微笑着”之外没有关于刘和珍的任何外貌描写。而仅仅“始终微笑着”这寥寥几个字，就能让读者推知刘和珍是一位温和不锐利的女子，她的柔弱应该是不亚于那些“裹小脚”的女子。但她柔弱的外表之下蕴含着强大的内心光芒。身为一介女子，却与男子一般忧国忧民，甚至超越了当时的部分男子。她敢于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虑及母校前途她黯然泣下;她主动为群众向执政府请愿。鲁迅在心痛之余痛击当朝:“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精神“逍遥游”的新女性———舒婷作品《致橡树》中的女性形象。《致橡树》中“木棉”的形象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女情观。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独立生存之能力，她们绝不愿做攀援依附他人的凌霄花，“借他人高枝炫耀自己”;不愿失去拥有独立人格之自我，不做“痴情的鸟儿，重复单调的歌曲”;亦不肯担当只懂奉献、无谓牺牲的一方，不愿做他人之“泉源”，经年累月为他人送去“清凉的慰藉”;更不愿做男性的附属品，存在的目的仅为“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在诗人的意识里，新女性的人生追求是做一株具有独立精神的木棉，作为跟“橡树”一样的“树”的形象与他在一起，也就是作为与男子同样的“人”的形象平等地共同生活，寻求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灵魂之爱。新时代女性追求的是可以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亦可分担“寒潮、风雷、霹雳”的真挚平等的爱情。从勇敢又懦弱的繁漪到拥有独立人格的“木棉”女性，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子从不愿成为男子的附庸，渴望能达到人身的自由成长，到经济独立、情感独立、人格独立，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女性的价值得到体现，女性的话语权得到认可。

三、女性形象的启示与反思

古代女子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与众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诗作与那些“必然流入‘自娱’与‘闲吟’的私人价值范畴”的“闺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有借物咏怀、托物寓意的传统，在秋瑾这一时期的咏物诗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见，她通过吟咏这些雄健、刚毅的文化意象，阐释了自我“英风傲骨”的性格与品质。在“岭梅开候晓风寒，几度添衣怕依栏”这样常见的有感于季节变化的诗句中，寄予着秋瑾“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的人生志向，与她对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对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与赞誉，是秋瑾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芝龛记)题后八章》可堪称代表。这首诗创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传奇《芝龛记》。《芝龛记》记载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迹，她们的功绩成为秋瑾抒发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与载体。此后，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秋瑾的诗作中。

在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题已有传统，特别是在弹词中，女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帼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贞仪曾写下长诗《题女中丈夫图》，创作弹词《金鱼缘》的孙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闺娃志”的意向，但是，她们都没有秋瑾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这般理想的远大抱负。在秋瑾的诗词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惨惨凄凄”那般怜悯自我身世，而是充满了“自怜风骨难谐俗”(《梅十章》)、“独立白怜标格异”(《白梅》)、“浊流纵处身原洁”(《独对次(清明)韵》)等反叛世俗的情绪。

秋瑾赞誉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别偏见的思想自然与她的性别有关，与她天性豪爽、刚烈、不妥协的性格有关，更与男女平权的时候有关。“莫重男儿薄女儿”等诗句充分地体现了秋瑾对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满。然而，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家庭生活层面上，更集中地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在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向来是男子的责任与权利，女子被拒绝在社会领域之外，无权参与宏大的政治叙事，无以寄托自己的宏图大志，这正是秋瑾对男权专制文化的最大不满。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说左宁南”等诗句中，着意凸显女子立下的功绩，通过历史上两性人物之间的对比，寻找女子报效国家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则在“谪来尘世耻为男”、“精忠报国赖红颜”等诗句中突出表现了她的女权意识。这种潜在的颠覆男性中心历史的意识已经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种现代的女权意识。

在那个西风东渐、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历史时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日趋深人。秋瑾在北京从吴芝瑛那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同时，她对婚姻的不满，促成了她以“家庭”为起点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贺新郎?戏贺佩妹合卺》中有“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国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对于封建时代的男子来讲，所谓的“才”，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过仕途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这本身是符合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钧虽有万贯家财，却无缘走上科举之路，与官宦之途无缘。虽然借助金钱的势力在北京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在官场上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王廷均无才同时无德，更让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弹词《精卫石》的创作中，秋瑾为黄鞠瑞许配了“大腹贾苟家儿子，恰恰的是个纨绔无赖子弟”而为憾，这何尝不是她对自我命运的叹惋!她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也明确地表露：“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此外，秋瑾的阳刚气质与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对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终促使她毅然决然地出走家庭，东渡日本，而后走上启蒙与革命的道路。

二、启蒙的文学创作

家庭革命、女权的平等意识与反清复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对秋瑾东渡日本的抉择都有影响，而这些富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意识与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所谓“启蒙”(EIllit伽ment)，来源于西语词源，为“照亮”之意。文化启蒙是指对于没有知识、愚昧与蒙蔽的思想意识进行开发。“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权利与待遇”是当时中国“女权”的基本欲求，也是启蒙妇女的目标。日本是传播西方女权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经接受女权思想启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参与启蒙妇女的机遇。

在清末民初开启民智的强大话语中，提倡白话文成为文化启蒙的途径。l89r7年8月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倡导白话文，试图使民间社会“合理”的语言交际工具获得“合法”的地位，以实现语言在启蒙中的作用。19o4年9月，秋瑾到达日本不久，就创办了《白话》杂志。

她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创办《白话》是她启蒙思想的实践。同时，她也积极参加知识者们组织的演说会、故事会。这些方式是启蒙民间下层社会的主要方式，这种风气在国内较为盛行，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比较普遍。发表在《白话>第一期的《演说的好处》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上的演说稿。该文列举了演说的五种好处，其中第三条为：“人人都能听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这也是其中最为具体的一条。

归国后，秋瑾通过妇女结社、创办报刊等举动进一步实践她启蒙女界的理想。1907年，她在上海续办《女子世界》杂志，又创办了《中国女报》，明确地打起了女界启蒙与革命的大旗。在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中，阐明创刊的目的是“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志在扩充、普及女界之智识，另编译各种有益女界之书文、小说印行，以供购阅。”她创办的这些刊物“以文、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从而实现她让更多的人读懂的目的。

秋瑾在从事办刊、办学的启蒙实践同时，坚持进行文学创作。这个时期，她的创作以“新文体”政论文成就最高。同样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梁启超在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之后，又提倡“新文体”散文创作，力求把俗语俚语入文，增添散文的口语化、通俗化特质。秋瑾积极尝试这种文体。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演说的好处》等文写得晓畅淋漓。尽管她的白话散文数量不多，成就却要肯定。《敬告姊妹们》一文是宣传妇女独立、寻求解放的典范性文本。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的；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这一段文字词汇通俗、生动；韵律和谐、节奏匀称；长短语句参差错落，比喻、设问、对比、描述、议论等多种句式纵横交错，形象地描绘了女子在封建家庭中靠色相谄媚于男性、忍气吞声地依赖男子求得生存的悲惨境遇。学界曾经有人质疑秋瑾的白话散文，认为这类作品政治功能性强，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而在上述文字中，秋瑾把传统女子的生活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与秋瑾同时代的其他女子的白话政论文亦不少见，如，吴弱男的《告幼年诸姊妹》、潘璇的《上海<女学报)缘起》、鹃红的《哀女界》、汤雪珍的《女子革命》、炼石(燕斌)的《女权平议》、苏英的《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词》等，相比之下。秋瑾文的文学感染力跃然纸上，妇女受压迫地位被描述得细致、准确，堪称“新文体”散文的优秀之作。

《中国女报》是秋瑾履行自己启蒙职责的阵地。虽然由于经费紧张、皖浙案发、秋瑾就义等原因，这份刊物仅公开出版了两期，但从中还是可见秋瑾对启蒙妇女的思考。从她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大致有三类：政论文——包括文言与白话两种，这类文章，如上所述，直接表达了秋瑾的启蒙主张；译著——《看护学教程》，从看护的“社会之要素”出发，“在平时，则看护亲子弟兄之疾病，以归于安宁；战时则抚慰出征军旅之安宁”。她把看护当作一项社会的慈善义务，并认为由女子担当更适合，这也是为妇女服务社会提供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文学作品(诗词除外)——以未完的弹词《精卫石》为代表，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实现了秋瑾的启蒙理想。弹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叙事文学样式，也是一种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娱乐形式，在清代广为流行。秋瑾选择这种文艺形式来塑造女性独立的典型形象黄鞠瑞，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是考虑到了为广大妇女所乐于接受的形式。

弹词《精卫石》是秋瑾的自叙传作品，虽未完成，女主人公黄鞠瑞的性格与人生追求已经跃然纸上，是秋瑾对自我形象的塑造。《精卫石》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雄齐下白云乡》总体概括了秋瑾女界启蒙的思想。第二回写于日本。其中写到，黄父反对女儿黄鞠瑞读书的理由之一就是“无非添个佳人薄命诗!”而私塾先生说服黄父允许黄鞠瑞与其兄一同读书的理由是，女子通过读书，兴许可以成为女杰，光耀家族。“你家能够出个女英雄、女豪杰，使世界的人崇拜赞扬还不好吗?我只怕你家没有这样的福气罢!”可见，这时的秋瑾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古代女杰的赞美与敬佩之中，而是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历程有了预设。这部未完成叙事作品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即学习西方女杰，速振中国女界，如文本中所言：“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余愿呕心滴血以拜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至此，秋瑾以女界为中心的启蒙活动在其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叙述与展示。公务员之家

三、秋瑾创作的成绩与局限

秋瑾虽生命短暂，文学创作的数量也不多，但创作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秋瑾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文、弹词等形式，涉及韵文、散体文及叙事文学等多种样式。依据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标准加以判断的话，从形式上看，诗歌、文言文及弹词属古代文体，她的白话散文则蕴含了现代文的气息。从内容上看，女性主题占其一生创作的大部分。前期少量感叹女性身世的诗歌文本，无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文学创作，而其后期赋予启蒙思想、张扬女界革命的白话文，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

秋瑾张扬女权、启蒙女界等现代思想的形成在她前期的创作中可见端倪。那些赞誉古代女杰的诗作，既表现了传统女性对古代女英雄的敬慕，也包含了西方女权思想传人我国初期对男女平等的片面理解。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偏执于男女赋有同样的社会职责与义务的单一层面上，秋瑾以“竞雄”、“鉴湖女侠”自称，她穿男装、骑马、佩刀、豪饮，以男性的日常行为规范自己，表现出“不让须眉”的豪气。女性所赖以生存的家庭生活叙事，在秋瑾后来的创作中找不到痕迹。当然，这些行为与创作主题的欠缺也表现出她以男性的社会身份规范自我的思想误区。固然，在清王朝腐败、民族灾难深重，关系到“天下兴亡”的时刻，“匹夫有责”的时代要求中已经无以顾及性别的差异了。但是，在女性群体中，秋瑾的选择仍属少数。例如，秋瑾东渡日本临行前曾拜访吕碧城，请求她与己同行。“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吕碧城的选择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选择，反衬出秋瑾走向革命的决绝。

古代女子范文篇5

古代的亚述人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拍卖大会，将所有可以结婚的女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先将生得美貌的女子公开展览，由周围参观的观众出价，以出价最高者，获购买的优先权，然后逐步将容貌较差者展览；最后出现了相反情况，即出最低者可以娶面貌生得丑陋的女子，并且还可以得回一笔嫁妆费。

亚述人常用这种方法，使男人找到了妻子，并且可以使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找到丈夫。

阿拉伯人常在婴儿时期，就由父母作主，与其他婴儿订了婚，假若长大结婚以后，女子不喜欢男子，则女子方面可以赔偿金钱了事，并没有其它规约可以管束。

在古代的波斯，甜菜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而萨克逊人都把甜菜作为拒婚的象征。一个小伙子到姑娘家去求婚，如果招待他的是一盆甜菜汤，那么最好还是知趣回家，因为这表示毫无希望。

古代女子范文篇6

在中国很多古代爱情类叙事文学中，时常会出现女主人公的形象要远远比男主人公的形象更加动人、更加突出、更加丰满，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内心深处留在难以磨灭的痕迹，而且女主人公的形象通常都是正面形象，她们会拥有光辉的人格和感人的行为，而男主人公的形象要么是性格懦弱，要么是反面形象，这种情况文学界称为“女强男弱”现象，而这些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女强男弱”现象的文化原因

阴阳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阴阳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之中，并且对他们的情感态度、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强大为尊，对于阳刚之感极为崇尚;另一方面,中国人以虚弱为美，对于阴柔之感极为喜爱,这二者实质上是相互并存、相辅相成的。（一）“崇阳恋阴”情结是一种文化基因。基于经济文化而言，崇阳（即优胜劣汰）是其万古不变的真理，但是农业自然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其主要精神支柱则是伦理精神。统治阶级一直以来都采用“不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同情弱者、贬损强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推崇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基于治国方略而言，“德主刑辅”、“儒法并用”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常用手段，虽然他们崇尚采用法家方式治国，但却将“倡仁政”、“重德教”的儒家思想放置在法家方式之上，这也是提倡阴柔之道的体现。基于待人接物而言，“节操”二字是长达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较为注重的品质，特别是在涉及到民族危亡之时，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杀身成仁、立场坚定，文天祥、岳飞、张骞、史可法等都是其中典型代表，这是崇阳。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又往往比较“节制”，讲究宽以待人、谦虚谨慎，由此可见，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是采用偏于阴性的人际信条。（二）“崇阳恋阴”情结充分体现在审美。领域中国古代社会建立起了极为先进的音乐体系，《武》、《象》等人数众多、场面壮观、气势宏大的音乐主要是在皇家祭祀、帝王庆功的时候才会得以演奏，当然《十面埋伏》等阳刚之气十足的乐曲也较为常见，这些都是崇阳的表现；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来都认为音乐更多的是起到消除矛盾、沟通上下、陶冶情操之物，故在广大文人雅士的内心深处，均觉得带有阴柔之气的筝、琴才算是高雅的象征,这也是典型的恋阴行为。纵观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有相当数量的墓室壁画均是描述墓室主人在生前的富贵生活及熏天权势。以《乐舞百戏图》、《出行图》壁画来看，这些壁画都透露出气场强大的艺术风格，可谓阳刚气十足。但寺庙壁画中的艺术风格却与墓室壁画的艺术风格截然相反，例如，敦煌石窟中就绘制有大量的图案装饰、尊像装饰、经变装饰、本生故事装饰等，将浓浓的宗教静穆氛围均表现出来，可谓典型的恋阴情结。与此同时，卷轴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医术精品，虽然也有较多卷轴画的内容是描述现实问题、社会问题等，但实质上还是那些风格恬淡、富有闲情逸致的花鸟画、山水画居多，且艺术造诣较高，这些就明显表示出中国古代人“恋阴”又“崇阳”的特点。

三、“恋阴”是塑造女性正面形象的主要原因

“恋阴”的主要体现之一就在于塑造女性正面形象，正所谓“坤道成女”，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女性的生活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婚姻、爱情等在内的一系列情感世界，其中最为主要的就说爱情，可以说是整个女子的全部。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价值观，女人的全部人生价值均是在其丈夫身上得以体现,婚姻实质上就是她的全部，若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那么必将能够举案齐眉、夫荣妻贵；否则的话，那么就会生活潦倒不堪，甚至还有可能会被虐而死。稍微有些思想的女子都希望自己所托付的夫君是值得依靠的，且风流多情、才华横溢。《娇红记》（孟称舜著）就通过王娇娘的言语来表达出一个女子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所选的男子应该是可白头到老的“同心子”，而不是轻薄无行、朝三暮四的纨绔子弟。正由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明白女子的内心世界，以及闪烁在她们身上的坚贞不渝、知书识礼、温柔多情、美丽大方等闪光点，才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将其描绘的感人至深。

古代女子范文篇7

一、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说明以《诗经》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民歌中数量最多的是以恋爱为题材的民歌。《静女》是卫地的民歌，旧说认为是讥刺卫宣公好色，偷娶子妇。其实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情歌。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男子口吻写幽会之乐。漂亮的女孩应约在城楼等他，他却和女孩捉起了迷藏，急得女孩“搔首踟蹰”。见面之后，女孩赠给他一件礼物，男子十分喜爱它。这首诗用三十七字就将赴约、逗乐、赠信物等过程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对女子焦急的神态和对男子恋爱时爱屋及乌的心理的刻画技巧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国风大多是男女之间倾诉爱慕之意的情歌，后代的民歌也是如此。如《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首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除了以恋爱为题材的情歌之外，古代民歌中还有很多描写婚姻生活特别是婚姻悲剧的题材。在古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下，婚姻悲剧屡屡上演。婚姻悲剧是畸形社会的产物，诗歌的社会功用使它不能不关注这一现实。《氓》是《诗经》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弃妇诗，也是我国最早的叙事诗之一。该诗较为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的全过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很生动地刻画出了女子恋爱时的心理。“以而车来，以我贿迁”，女子带着嫁妆嫁给了男主人公，但婚后的生活是艰辛的，更是痛苦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不分早晚，不分轻重，家庭的重担压在女主人公柔弱的肩膀上，丈夫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对她倍加虐待，直至将她休弃。对比丈夫婚前婚后的巨大反差，反思自己婚后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女子发出了愤懑的控诉：“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我们不能强求二千多年前的女子将自己的悲剧命运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但该女子对丈夫的控诉、对其她女子的忠告和对渺茫的未来所发出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感叹，无不让我们动容唏嘘。

二、以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为题材的民歌

在封建社会，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分配极不均匀，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这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就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其中就包括民歌这一喜闻乐见的样式。《硕鼠》是战国时期一首流传在魏国的民歌。《毛诗序》有言：“《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征，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齐、鲁、韩三家对此均无异议。战国时期，奴隶制进一步解体，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提高，他们把土地出租给佃农来收取实物地租。这首诗正是佃农对地主残酷剥削的有力控诉。作者将剥削者比喻为大老鼠，不但非常形象贴切，而且痛恨之情溢于言表。诗中的地主“食我黍”“食我麦”，甚至“食我苗”，真是贪婪之极。佃农无以为生，四处流浪，希望找一块“乐土”“乐国”或者“乐郊”。虽然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但也成为他们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不懈动力，闪耀着理想的火花。《陌上桑》又名《艳歌罗敷行》，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古今注》云：“《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引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这种说法虽不一定可靠，却能证明这首诗是描写妇女反抗地主官僚的迫害与侮辱的。主人公罗敷出身平民，容貌美丽，太守向她表现出非分之想，罗敷巧妙地予以回绝。本诗以夸张的手法将罗敷的美丽、机智和坚贞不屈以及太守的愚蠢、无耻和专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首诗都是体现社会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激烈的斗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全过程的。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常常爆发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罪恶的侵略战争，有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中受害最惨重的劳动人民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三、其他题材的民歌

古代女子范文篇8

记得某专家讲到这样一个课堂教学案例：有一次观摩课，一名教师讲授贾平凹的散文，师生在整堂课上讨论的都是动人的刻画、真挚的情感。临近下课，一学生提出相反的问题说：“老师，我怎么感觉他的感情有点做作呢？”老师肯定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后，接着说：“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下节课进行讨论。”就对本堂课进行了小结。专家评点道：教师一定要重视课堂教学中即时生成的问题，应马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就此打住。对于专家的这种说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说得好：“文本的规定性严格制约着接受活动，以使其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意向和文本结构，而对文本意义作随意理解和解释。”课堂还剩几分钟，教师直接告诉答案是不可能的，和大家一起讨论又会占用较多的时间，何况这个问题解决不完怎么办？拖堂吗？那就会侵占学生的休息时间，也影响了其他老师下节课的教学，说不定占用一个课间也解决不完呢；再者说，这堂课的重点内容还需要有一个理解、反思和消化的过程，因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冲淡了整堂课的教学重点，那才是得不偿失。所以笔者认为，重视即时生成的问题，当堂解决确实是一堂课的亮点，但是由于时间不足，学生提出的另类问题不妨放在下节课展开，照样可以解决得很好。这些问题的巧妙处理，不仅体现了语文老师的学识修养，更体现了语文老师的教学智慧。

那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除了时间不足，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放在下节课解决呢？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涉及古代文化知识的查询

全国著名教育专家于漪老师讲授《木兰诗》，临下课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环节，她在以后的教学随笔中写道：“范文澜先生说过，乐府诗中有双璧——两块美玉——《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木兰诗》反映了古代女子刚健的风格，这类反映古代女子刚健风格的诗很少见。这时，一个女孩子扑哧一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自己没讲错，就请她站起来发表意见。她说：‘好是好，不过全是吹牛。你想啊，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军队里的人都是傻子啊？’一下子教室里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古代女子是裹小脚的，战争间隙的时候洗脚，鞋子一脱就出洋相了’……我顺口回答了一句：‘那时候还没裹小脚’，学生就问：‘那么中国古代女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裹小脚的呢？’我从来没研究过，我备课没有想到从《木兰诗》要备到中国古代女子裹小脚的起源，我就说回去查资料。”（于漪《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这个问题课上不好解决，于漪老师课下查阅资料才知道：古代缠小脚是从南唐后主李煜开始的，而花木兰应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她应是大脚。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出，在涉及古代文化知识的查询时，老师的知识储备不可能全知全能，有时候课堂上不能及时解决，就可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需要课下查阅资料才能解决。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和学生一起研究文本，这正是教学相长啊。

二、涉及古代文学典籍的推断

在一次全市高中语文公开课上，某老师讲授《垓下之战》时，正提出项羽写的《垓下歌》表现了项羽气冲斗牛的磅礴气势，一学生提出“力拔山兮气盖世”一诗不是项羽所写，理由有两点：①项羽幼时不读书，是个粗人；②《史记》是文学作品，存在虚构，这首诗肯定是司马迁为了表现项羽的英勇，捉刀。于是，全班同学开始议论纷纷，讨论了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这样一来，就冲淡了整堂课教学的重点，到下课时只好草草收兵。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课堂生成问题都值得花费大量的课堂时间去处理，关键是看它是不是从文本教学的重点中生发出来的。《垓下歌》的作者问题不是这堂课的重点，也不可能在课上马上解决，因此只能鼓励同学课下多方寻找论据，自圆其说。

所以，在涉及古代文学典籍的推断时，应大力鼓励学生的探索精神，并在课下充分利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籍，以及互联网的资料，学会多方寻找证据，学会理性分析，学会与人合作研究。这样的话，学生合作探究的能力自然就提升了。

三、涉及传统道德观念与当代价值观的碰撞

最近一次，笔者在教授孙犁的《荷花淀》时，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夫妻话别”一段，目的是体会人物语言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参与朗读的同学读出了感情，全班同学连连叫好。这时节外生枝，一学生提出，“水生话别水生嫂说，被鬼子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宁死也要让妻子保住贞节，也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主持人主张女子遇到歹徒时先设法保住生命，再想办法惩治歹徒。两种做法，哪种更好？”当时，笔者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于是就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是对敌斗争的智慧问题，是完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大问题，也是下节课重点探讨的问题。并且，提出问题的这个同学就是下节课的重点发言人。这节课的主要任务是品读美的语言，体会美的情感，激发大家保家卫国的激情。”这样，既保证了本堂课教学的顺利进行，又为下堂课富于丰富性的课堂教学做好了铺垫。

古代女子范文篇9

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古代女子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国古代内衣传统文化审美特征

在中国古人的审美观念中，认为人的身体之关系是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忌论人体欣赏，崇尚内敛、含蓄、委婉、优雅的审美思想观念。因此，内衣在中国数千年的历代服饰文化演变过程中长期以一种隐讳、朦胧、断续的形式彰显于文献史实、传世和出土实物当中。但是在每个重大历史时段，中国古代内衣从称谓、形制、色彩和材质、纹样等方面均以不同的形象出现，给世人展现出中国服饰文化的生动和。

一、中国古代内衣的演变

按照中国历史演进的顺序，不少学者和论著沿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方式，描述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内衣的演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了丰富的特征和风格。上古先秦开始就有记载内衣文化的文字，当时男女内衣区分不大。《说文解字》云:“亵，私服也。”亵即贴身穿的衣服，有轻浮、淫秽之意。内衣的另一种形制“苞”，《释名?释衣服》：“袍，苞也。苞，内衣也。”因古代染色技术不高，“署天近汗之衣必无色”，最初的内衣面料多采用本色葛布。汉代有“羞袒”（鄙袒）、“汗衣”（汗衫）的内衣形制，汗衣与其他内衣的不同在于男女、贵贱皆服。而女子的“心衣”上端用“钩肩”，背部袒露无后片，平织绢作为常用面料。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演变过来的“裆”，既可当胸又可当背，材质为织锦。梁土筠《行路难》记载女性还有以“开孔裁穿”独特结构的内衣。

中古时期的“诃子”是唐代女性内衣的一大特色。这种以束在胸际间的裙充当内衣，使肩、胸前与后背全部袒露或双肩披透明罗衫，穿时在胸下扎束两根带子即可，使胸上部分达到挺立的效果。常用的面料为“织成”，挺括略有弹性。此外还流行无内衣袒领长裙的装束。宋代女性内衣出现了“抹胸”（抹肚）、“襦”“裹肚”“抹胸”穿着后上可覆乳下可遮肚，用钮扣或带子系结，单的夹的，形式不一。老百姓多用棉制品，贵族人家用丝织品并在其上绣花。最有趣的是《辽代文物丛书》服饰篇中形容辽代女性“抹胸”为“一横幅布帛，裹于胸部”；而契丹女子则大胆将“抹胸”作为“女”（女子相扑运动员之称）的比赛服装；贴身内裤的“”（犊鼻裤），造型像牛头，形象生动。元代的内衣由后向前系束是其主要特点，在胸前用一排扣子系合，或用绳带等系束，形象地取名为“合欢襟”。其面料以织锦居多，四方连续为主要纹样。文献记载男子内衣以“白绢中单”为正宗。

近古时期，明朝女性内衣“主腰”，开襟，两襟各缀有三条襟带，肩部有裆，裆上有带，腰侧还各有系带将所有襟带系紧后形成明显的收腰。明清流行时间最长、男女老幼均可穿着的一种内衣形制是“肚兜”——中国古代内衣的经典。还有带有摧残性的束胸“捆身子”，到民国演变成一种更加紧窄的背心，于胸前开襟，以一排密密的钮扣绾结，称为小马甲，其作用都是用来将胸部束平。清朝曹庭栋《养生随笔》中还记录了具有保建功能的内衣。经过中古、近古时期，内衣材料的运用较为广泛，既有丝、绢、绸、缎等高品质材料，也有土布、麻、纱、蜡染布等传统面料。

二、中国古代文化对内衣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时间最长的、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上古是构筑中华文化的时代，从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逐步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到“周”建立完备的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再到另一文化创新——“制礼作乐”（乐为情感艺术系统）的礼制，提出了“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等重要思想，对内衣的要求实质上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朝廷有较为完备的冠服制度，不同场合中穿用服饰都有繁文缛节的规定，《论语?雍也》中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董仲舒提出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即：“三纲五常”学说。在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人们将自身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宽衣大袍中。《礼记?内侧》就规定不仅男性要“必表而出之”，“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对中国的女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文化繁荣、开放、融合的中古时代，战乱、动荡和民族大迁徙促使文化走向多元发展的局面。而隋唐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凭借强盛的国力，使得唐代文化显示出一种明朗、高亢、奔放和热烈的时代气质。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即尊道、礼佛、崇儒的政策，给唐朝内衣文化以丰满多样的形式。宋代文化的重要标志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与女子裹足互为表里，将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发展到了极致。中国女性沉浸在吟诵着儒家格言式的教诲中，修正着自己的言行，拘泥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之中。与此相对应的宋代士大夫文化、宋文、宋画、宋词则表现出精致、内趋的特征。市井文化如流行的歌舞小戏等随着都市经济发展孕育而生，这些从多方面对内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产生的双重文化效应是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文化特征，它们共同的生命力表现在具有异族情调的服饰文化因子输入内衣装束之中。

近古之际，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个性解放为核心，反映社会需要的早期启蒙思潮悄然滋长。李贽、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新的文化思想与审美趣尚渗入文人书画，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市民反叛意识逐渐生长。至洪武二十六年，内衣无论在形制、色彩、图案和工艺上呈现前所未有的成熟，内衣不仅“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三、中国古代内衣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代内衣独特的演变历史与中国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渊源，表现出风格内敛、造型束身的文化审美魅力和艺术风格。上古服装以古朴、神秘的艺术风格为主。袍、、衫作为内衣的功用，起到原始的遮体、保暖之用。春秋时期提倡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着装守则，不仅约束人们欲望追求、意志表述的快捷方式，也铸造了封建时代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的整体精神风貌，使汉代内衣有着宽大、包裹、隐蔽的款式特征。魏晋南北朝内衣结构融入异族服饰特点，中原内衣文化审美开始走向多元化。大唐朝盛世更是把服饰文化推向高峰，服装艺术风格向情趣化、装饰化方向发展，内衣穿着大胆，色彩缤纷，体现了唐代服饰文化的开放气度及人文精神中的惊彩绝艳。在女子内衣的色彩选用上，以红与绿等对比强烈的对比法和相似或近似的色彩配置的含蓄调和法为两大特色，与“以肥为美”的审美情趣相互呼应。宋代内衣风格与服装风格相似，以淡雅简朴清秀见长，服饰及其纹理在理学思想影响下趋于拘谨和质朴。《朱子语类》卷九十一日：“今衣服……如小衫令各从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绯、绿者，小衫亦绯、绿；服白，则小衫亦白。”可见宋代的内衣是五彩齐全。五代的服装与多民族多文化糅合，服饰显现出刚健豪放显出特色，无论是内衣的使用场合和功能设计上最富有异彩。明代内衣对多样性、开放性、情色性的追求以及对明丽色彩的趋向，《阅世编》卷八中“非绣衣大红不服”“非大红裹衣不华”成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潮流写照。这个时期民间的内衣可谓多姿多彩，有记载的色彩就有“葱绿”“土黄”“鲜红”“青”等，各色齐全，表露自我品行的修养和情趣。

纵观中国古代内衣文化的演变发展及文化与审美特征，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荀子《礼记?乐记》认为“以道治欲”，儒家强调社会的礼仪化、等级化的文化背景下，贴身内衣是古人表达自我感情和宣泄内心压抑，憧憬美好自由的生活愿望的方式之一。而我国古代女性一直以来把擅长女红，作为评判女性心灵手巧的标准。因此，在古代内衣常利用刺绣等女红手法含蓄婉约地表达和释放内心压抑的情感，抒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内衣文化和审美意识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国古代内衣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融入异族服饰审美风格，由较早期的自然、柔和、宽松、本色、神秘过渡到细腻、多彩、简洁、意象、对称、束身的优美样式。注重内衣服饰的微妙变化，增强了丰富的结构、工艺和精美纹饰的细节变化以及艳丽的色彩装饰，不仅保持了艺术手法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在中国文化审美的渗透下显现出更加东方的内衣服饰文化特色。今天我们盘点内衣文化历史，企盼温故知新，在兼容并蓄的吸收转变过程中创造出独特、先进的中国内衣文化和设计。

参考文献：

[1]吴小如，刘玉才，刘宁，顾永新.中国文化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潘健华.中华内衣辨析[J].戏剧艺术，2003年第6期.

[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叶立诚.服饰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5]许凡，阳献东.中国女性内衣情感与艺术是文化审美研究[J].艺术百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