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权利范文10篇

体育权利范文篇1

本文作者：谢正阳汤际澜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涵义

按照体育权利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善旭教授[6]将体育权利划分为明示的体育权利和推定的体育权利；按照体育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也有学者将体育权利划分为公民的体育权利、法人的体育权利和国家的体育权利三大类型[7]。多数学者对体育权利概念界定还停留在抽象的对体育需求的表述上，而不是从制度的角度对体育权利与体育制度的内在关系进行揭示。从二者的内在联系看，首先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需要具体体育制度保障。其次，二者还具有内在的嵌合关系，体育制度中嵌合了体育权利的理念，体育权利是体育制度的价值基础。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体育权利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与经济基础的相互联系。体育权利不是抽象地要求增进身心健康状态的权利，而是对体育资源重新配置的主张[4]。体育权利作为公民依据法律规定在社会体育活动中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国家法律认定和保护公民实现某个体育行为的可能性。“它由体育利益要素、体育资格要素、体育要求要素、体育技能要素以及体育自由要素等构成。”[8]当然，权利的实施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体系，因此，公民的体育权利也应当有较为完整的公民体育权利体系，使公民的体育权利明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对于体育权利体系在内容的逻辑构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4]。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使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均等的公共体育服务，使国民健康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因此，本文以这个目标为主要出发点，认为公民基本的、主要的体育权利包含以下几个基本层面的内容。公民的健康权健康权既是一种基本人权，又是公民体育权利的核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健康权就不因其社会身份、地位、民族、财产和实际能力等不同而受到歧视或侵害。从英国思想家洛克的天赋权利到美国启蒙思想家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天赋人权的主张[9]，以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向我们演绎了从生命权自然引申出健康权的发展历程。可见，生命权和健康权是随着社会物质文化而发展变化着的权利，它不仅是指在这个世界上有不被杀戮的消极意思上的权利，而且包括人可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生活这样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权利。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人们对生命权的理解也就增添了提高生命质量，保证身心愉快和健康长寿的内涵[10]。健康权问题之所以广受关注，其哲学基础在于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无论贫贵富贱，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同等重要。体育活动参与权体育活动参与权是指公民有权根据自己喜好和需求来参加健身活动、观看体育竞赛等活动。这是公民最基本的体育权利，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和单位都不得非法干涉和剥夺这种权利。公民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身体状况、职业特点、地理环境、气候变化等自愿选择参加与否和选择项目、方法、时间、次数、强度等。如今，我国社会体育设施遍布城乡，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全民健身组织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充分说明了目前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参与权，势必最大限度地创造适合各种人群参与的体育活动的条件和环境，使全体国民能共同分享体育发展的成果。参与体育活动的平等权参与体育活动的平等权，主要指公民享有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参与各项体育活动，既不因肌肤、民族、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受到不平等的待遇[11]；又不因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受到排斥或歧视；这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体现。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利益对于每个人不可或缺，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资格或者参与机会。我们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及有关于体育权利的文献中，可以处处感受到“体育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中的资格要素与人的生存权利中的资格要素一样普遍。体育是大众的，作用于人的一生，体育权利伴随每个人的全部生命过程”[12]。因此，在提供足够的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要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使公民能够充分得到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这就要求将更多公共体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尤其是农村基层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差距和体育健身公共服务差距，充分关注弱势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体育教育权接受体育教育权是指公民有根据需要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公民既可以通过学校或者其它形式获得体育技术能力、体育知识和信息；又可以为了提高自身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和体育知识而有权接受技术训练、体育教育或专门指导。《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工作。要对学生进行终身体育的教育，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与习惯。而且《体育法》第5条和23条分别规定：国家对青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增进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学校应当建立学生体格健康检查制度。这些法律条文充分说明了，公民有根据需要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同时国家和社会也有义务向公民提供这种保障和条件。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体育权关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体育权主要包括获得体育社会保障权、体育信息权、体育对外交往权和从事体育职业权等。获得体育社会保障权是指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有义务向公民提供规定的体育场地、设施、经费、时间等必要的条件；倘若这些必要的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体育信息权，又称为体育知情权，是指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创造条件使得公民获得本国乃至世界的体育发展状况、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体质现状等有关的信息的权利；它既是公民监督政府行使职能和参与国家体育管理的重要路径，又是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必要民主程序。体育对外交往权是指公民有权按规定参加国际表演、竞赛、观摩考察、经营、学术研讨、报道等体育活动。而从事体育职业权是指公民有权选择从事体育表演、竞赛、经营、教学、科研等职业，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从有组织体育活动、兴办体育事业中获取利益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文化体育权利，国务院于2003年通过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立法的主旨就是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公共文化体育活动的基本要求，不断加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管理和保护，发挥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功能，有力推动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

公民体育权利提出的意义

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是指人的自我意志获得自由体现，人的各种需要、潜能素质、个性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获得高度丰富等[13]。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增进人的健康、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而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可见，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对人的观念、道德、行为、习惯等均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且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努力实现公民体育权利，重视体育的自身价值和功能，才能发挥体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提高公民个人健康素质和民族整体健康素质当今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处于有利形势，保持国家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势必要全面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个体的健康素质的高低构成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素质的高低。而且，公民的健康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健康的体魄是工作生活的基础，健康的心理是幸福快乐的保证；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全民族健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综合国力增强的具体体现。而公民个人的健康素质的提高主要途径是通过有效的体育活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是实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有效方式和重要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过程，也是不断满足个体增强体质需求、促进全面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过程。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从社会的结构上来说，物质文明属于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三者存在交织、渗透和转化的情形[14]。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以一定的活动内容与方式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进步过程，是反映着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过程”[15]。体育是人类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文化财富。“从广义上讲，体育属于精神文明的范围，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营造着良好的氛围，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16]。并且，体育事业与文化、科技、教育等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当政府和社会提供的体育产品、服务越丰富，就越能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质需求和健康需求；同时也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精神需求和民主政治诉求。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的“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精辟论述，充分说明了精神文明和体魄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公民体育权的明确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权利的范围日益扩大，内容愈来愈丰富；体育权利逐渐成为公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一项特定的权利，也成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具体内容。公民个人权利的张扬，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满足。就如同为实现公民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一样，政府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公民的体育权利的满足，并非依靠其他公民和一般组织履行相应的义务就可完全实现，而是依赖于政府主体地位的发挥，它对公民体育的明确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可见，公民体育权利的明确有利于推动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应运而生就是政府对公民体育权利诉求的应答[17]。以及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既是北京奥运会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首次对全民健身工作进行的专门规范；既反映了国家对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和增进人民体质健康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又表现出国家推进以全民健身为代表的公共体育服务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18]。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全民健身条例》，不但获得立法形式的延续和提升，而且在制度安排的内容结构上既包含总结继承又体现了发展创新，为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既有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注入前进的动力和保障[17]。毋庸置疑，公民体育权利从明确提出，到纳入法制运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程，这既是时代与发展的产物，更是人权体系丰富发展的历程。倡导公民体育权利有利于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理念的贯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管理的理念主要是一种管制理念、权利本位理念、数量理念和人治理念，这些理念已成为政府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要求的障碍性因素[19]。这种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形成了“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的管理理念与格局，使得即便是“全能政府”在这种新形势下也显得无能为力，导致在诸多方面“政府失灵”。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初步确立和社会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现实需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可以将由社会可以处理的社会公共事务让社会力量来解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之中，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从办体育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弱化体育微观管理，将自己的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制订规则和实施监督上，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社会提供稳定而有保障的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可见，实现公民体育权利是政府贯彻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念的必然要求，回答的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到底为了谁”的问题，关系到政府管理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选择。

体育权利范文篇2

（一）政策法规不能保障体育权利实施目前群众体育的开展，无论是系统内的，还是社区中的，都会对参加人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或者是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会员，农民工如果不符合要求，就必定被排除在外。如果要想成立民间体育协会，就我国目前的政策法规而言，必须符合场地、人员、经费等刚性规定才能注册登记，而这些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不现实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很难取得城镇居民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模糊的身份使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体育资源，国家也无法保障他们的权利。农民工游走在农村体育与城市体育之间，成为目前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盲点”。（二）传统思想的束缚导致社会排斥长期以来农民工都与“落后”、“愚昧”等词汇划等号，平等观念没有生长的土壤。目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体育观念、体育消费、公共体育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在享受公共体育资源时会遭到来自城镇居民的排斥，而这些情况则是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认知等对农民工所排斥在体育领域的一个客观反映。另外农民工自身普遍平等及维权意识淡薄，文化素质偏低，看不到自己应有的权利，有的甚至根本没想过实现体育权利，宁愿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来改善同周围的人际关系。自身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平等。（三）缺少权威的利益表达渠道西方国家的弱势群体在遭遇社会或政策上的不公时，就会通过其利益代表组织向政府和社会充分表达自己的不满与诉求。国内的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属的工会或其他社会团体，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的各项权利。相比之下，农民工缺乏一个权威的利益表达渠道。由于农民工具有分散、流动性强等特点，目前宪法规定的体育结社权对农民工并没有宪法意义，因此农民工不能自由的成立体育组织。农民工总量已高达2.5亿，却缺乏体育统筹协调机构，没有体育利益表达和体育权利维护的渠道，如此庞大的群体没有一个组织来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沉默”的弱势群体。（四）体育技能和体育知识的欠缺一般认为，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增强。而农民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较短，大多是在农村的小学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在体育教学方面存在缺乏专业场地、器材及缺少专业体育教师等问题。在这种体育文化匮乏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体育缺乏了解和感性认识，有些项目甚至没有见过，不知道兴趣何在，更不可能去参加。即使作为观众去观看比赛，也需要对该项目有初步的了解，没这个做基础就很难成为该项目的热心观众或参与者了。

调整农民工体育权利缺失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符合农民工保障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保障。目前，一部分农民工的特点是在城市正规就业，有稳定的固定工作；另一部分农民工的显著特点是流动性大，不仅流动于城乡之间，并且在单位之间、城镇之间频繁的变动工作岗位。根据这些特征，显然一个制度框架是不够的，那么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既要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稳定就业的需要，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应结合完善现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也要考虑到一部分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的现实需要，建立过渡性的保障制度。（二）加强农民工体育权利法制建设针对法律的空白地带，农民工体育权利要有法可依。“法是权力呼唤的结果，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9]。”体育事业的发展要求加强体育领域相关权利的保护，体育权利涉及体育参与者在体育活动及体育事业中的各种权利，其中就包括体育人权、公民体育权利等，要想加快农民工体育权利的落实，就必须在体育相关法律中，明确体育权利是农民工应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详细注明侵害体育权利的后果及承担的法律责任，切实将农民工体育问题纳入法制轨道。（三）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群体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群体的体育利益表达机制是完善公共体育政策过程中了解农民工体育公共利益取向的关键。只有对农民工群体实际需求有所了解，才可能对体育公共利益需求有一个整体把握。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重视农民工体育参与情况以及他们与城市居民在生活、工作和精神上存在的差异。构建农民工体育利益代表组织，拓宽信息沟通渠道，从而保证体育利益表达的畅通无阻。（四）培育农民工体育意识及技能体育权利意识淡薄、体育参与意识浅显、体育技能欠缺等因素是制约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首先，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的体育权利意识，当自身的体育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运用维权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加强农民工体育健身意识的宣传教育，培育体育技能，掌握正确的健身锻炼方法，激发其体育锻炼兴趣，引导农民工融入单位和社区人群，主动适应城市的生存环境。

体育权利范文篇3

关键词：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体育权利；新时代

公民体育权利由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护，增强体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公民体育权利的内在要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这也是新时代赋予全民健身的新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公民的体育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但现实生活中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存在全民健身供给侧矛盾日益凸显，不平衡、不充分的要素分配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与健康需求等的困境。为此，政府应不断完善群众体育相关法制，完善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全民健身事业的宏观监控和治理，加大全民健身事业的投入，强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此为契机，才能进一步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有效实现。

1全民健身战略背景及对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促进作用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相关的法规和规章相继出台，这标志着全民健身开始。随后全民健身运动不断发展，为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将每年8月8日设置为“全民健身日”。2014年，我国将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此战略下，全民健身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群众体育事业中也体现出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追求健康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体育意识也逐渐增强，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高，而群众体育事业总体发展还不充分，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发展不平衡现状十分突出，公民体育权利的自由性、完整性和正当性得不到充分保障[1]。为使公民平等的享有体育权利，新时代对公民体育权利提出了均衡、充分发展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实施全民健身战略势在必行。全民健身战略为群众体育提供了政策、法律、资金等多方面的保障，创造了良好的体育环境和体育氛围，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发展。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相继推出，为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全民健身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使全民做到每天参加一次以上的体育健身活动。全民健身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体育权利的实现。

2新时代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困境

新时代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提出更高要求，但由于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仍面临诸多困境。为使公民体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厘清其实现的困境十分必要。2.1法律体系与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又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我国公民体育权利存在法律层阶不高、专门的法律较少、相关规定缺失等问题。作为体育领域权威性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出公民体育权利的概念，并且相关内容概括程度较高，缺乏细则。虽然体育权利由系列权利组合而成，可以通过各种法律的制定、修订和完善等途径加以实现[2]，但是很多地方的法律法规中内容还不够充实，部分侵害公民体育权利的行为还没有明确的侵权责任规定。法律法规缺乏，致使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以2017年“广场舞大妈霸占篮球场”事件为例[3]，广场舞大叔大妈霸占篮球场，严重侵害了篮球少年的体育权利，这些侵害他人体育权利的行为，由于缺少相关法规的监管，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此外，我国仍未建立相关的体育权利救济制度，公民体育权利受到侵害后也普遍存在维权困难现象。2.2政府监管措施与配套机制不够健全。为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仅仅制定相关政策是不够的，还须不断完善政策并将其落到实处。政策是政府的工作标准和目标，但仍存在政策不健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保障体育事业平衡充分发展、防范和解决体育纠纷等一些政策细则还有待建立，同时，缺少相关规定使政府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容易拿捏不准，在执行和监督工作上产生偏差。此外，由于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明确，有些政策和措施无法落实，致使体育权利缺乏监管，从而导致侵权现象频发。在政府工作中，由于政府缺乏合理有效的体育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致使部分问题无法及时的进行解决，难以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例如，“共享健身”，它秉持创新、共享的发展理念，利用“互联网+”“智能化”等技术开拓全民健身产品制造领域和消费市场，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符合国家全民健身发展战略需求，并且其产业发展迅速，对此政府应积极扶持和监管。但由于其自身没有准确的定位，未能解决卫生服务、安全、以及经济收益等问题，迅速遇冷，对此政府却没有采取有效的相关解决措施。此外，近年来，政府虽不断加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但由于缺乏后期监管和维护，场地利用率低、器械损坏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公民的体育权利仍很难得到切实保障。除此之外，政府部门的自我监管不够，也使得公共体育事业工作出现疏漏或效率低下。2.3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与需求存在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对体育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增加，公共体育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更加凸显。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不均衡、不充分会造成使用过程中的拥挤问题，从而引发使用冲突[4]。并且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运动环境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企业方面，很多企业还未有效改善场地环境和服务质量，部分场地器械老旧损坏，不注重服务质量，这使得群众运动体验较差。在设施的使用过程中，不同类别设施功能差异、开放程度、人群需求差异以及管理制度等都影响公民体育权利实现[5]。在公共体育设施方面，也存在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区域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农村公共体育设施缺乏，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拥挤，现有的场地设施并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等问题。理论上公民享有平等的体育权利，但实际生活中因缺乏场地设施等现实条件、公民自身体育意识等因素，限制了公民自由选择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2.4全民健身建设中社会组织力量参与有限。目前全民健身事业面临着社会力量参与少，社会资源分配、利用不合理等困境。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政策都不同程度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体育事业，提倡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或参与全民健身事业，确实具有实际意义和促进作用，但在执行中由于各种原因难于落实到位，政策阻滞现象严重，只是停留在口头提倡和鼓励阶段[6]。体育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都是参与全民健身建设的重要力量，但这些组织和个人参与程度都有待提高。近年来虽然我国已有一些规范的体育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事业治理当中，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也在逐步推进，但在体育事业中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7]。归根到底，其原因在于体育社会组织的自身发展问题。很多体育社会组织是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没有去相关部门注册登记，缺少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致使组织类型单一，构架不清晰，运营发展不规范，从而无法有效的服务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基层文化建设以及社区服务工作。并且，国家早年就提倡开放体育场馆、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社会场地设施，但因管理等问题，至今部分地方依然没有落实，这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场地利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从而有碍于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2.5社会体育文化氛围相对欠缺。公民的体育认知水平与公民体育权利和维权意识淡薄，文化、制度规训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也影响了公民体育意识[8]。公民自身体育意识薄弱，是导致社会体育文化氛围欠缺的根本原因。近年来，虽然各个方面都开始重视体育，体育得到了发展，公民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但部分群众依旧缺乏体育知识，体育观念还比较陈旧，体育意识较为淡薄，这与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我国现代体育发展起步较晚，并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只重视竞技体育，轻大众体育，直到近年才逐渐加大对大众体育的发展力度。此外，在社会体育文化建设中，体育活动虽开展的越来越多，由于活动的形式、公民体质差异等原因，适合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并不多，这使得体育活动还不能充分满足群众运动需求。如在这些体育活动中，有针对特定人群校园运动会、职工运动会，它们只其针学生和企事业职工，有只适合部分人群的马拉松赛事等。除活动的开展，虽然政府逐渐重视体育文化的建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举办体育文化活动，但是由于社会媒体对体育活动的宣传较少，致使公民对体育关注少，从而影响了公民对体育的认识及体育锻炼的意识。此外，体育的相关政策、体育权利的宣传缺失现象也普遍存在，公民无法获得最新的政策信息，也无法意识到体育是自己的权利，这些也影响了公民体育意识及其体育运动的参与。

3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体育权利实现的对策

在当前体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才能创造良好的体育环境，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氛围，提高群众体育素养，培养群众体育权利意识，才能有效的让公民体育权利充分、均衡的实现。在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要实现体育权利，就要将实现体育权利的思想与全民健身工作的指导思想相融合，将其融入到全民健身各项具体工作中，融入到工作的每个细节中。3.1健全公民体育权力实现的法律体系保障。为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实现，首先国家要在立法方面作出努力，应加强对体育权利相关的法律的制定，提高体育权利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还应与其他相关法律共建体育权利保障法律体系，为维护体育权利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其次，就我国公民体育权利本身而言，其尚属推定性权利，在全民健身的推动下，国家应加快推进《体育法》的完善和修改，以明确体育权利，从而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实现，提高体育权利的法律地位。在为体育权利提供相关法律依据的同时，也要将保护体育权利的细则在法律中尽可能详尽的列出，从而更加全方位地保护公民各项体育权利。此外，保障公民体育权利还要建立体育权利补救制度，明确规定侵犯公民合法体育权利的行为所需承担的具体法律责任，确保公民的体育权益。将体育权利保障纳入全民健身执法机制和执法体系中，并将其与其它相关政策法律结合，从司法层面开始重视体育权利，并向其它方面延伸，从而为保障体育权利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显得十分重要。3.2构建完善的政府绩效监管机制。体育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监管。在全民健身背景下，对体育事业进行监管，政府部门必须要完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严格过程监管与绩效评估。要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的划分，将工作具体落实到部门或个人。政府部门也要制定监管工作细则，完善体育事务的审批制度，明确审批条件，精简审批程序；定期对经营者相关资质及证件进行审查；明确处罚办法，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要进行处罚，规范市场秩序。此外，其还要依据社会体育现状的调查，分析当前社会体育现状，再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修整我国体育的管理规定，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只有健全协调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各部门组织协同，才能更好地对体育事业进行监管。只有建立全民健身工作评价体系，对全民健身工作进行评价反馈，完善公共服务管理工作的评价体系，做好管理部门自我监管的工作，才能够对体育事业进行有效监管。只有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定—实施—监查—反馈的监管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体育权利的实现。3.3保障公共体育服务要素供给平衡。体育权利的实现离不开资金和物质的保障，因此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全民健身工作的资金投入，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器械配备，增加人员薪酬、体育活动经费等，这样才能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首先，要加强体育场地建设，改善运动环境，提高运动的舒适性，从而给人带来运动的愉悦感，提高体育服务质量。其次，政府还需要统筹体育公共场地设施建设，尽可能的辐射更多的群众，让群众就近健身，方便健身，享受自己的体育权利。再次，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体育设施也是十分有效的保障体育权利的方式，应尽快落实企业、事业单位等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对公众开放也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要注重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衡发展，加强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体育活动的条件。最后，要加强对体育用品市场价格的管控，鼓励社会运动场所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减轻公民消费压力，从而促进公民参与体育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共体育要素供给平衡。3.4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建设。要走出体育权利实现困境，还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体育社会组织等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首先，政府和社会应当支持引导体育协会、俱乐部、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建设，加强社会体育组织的管理，严格审查其条件资格，从而使社会体育组织更加规范，从而更好的参与全民健身事业建设，服务于社会。同时，要鼓励其它社会力量参与到全民健身事业的建设中，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建设全民健身事业。其次，体育社会组织及其它社会力量应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的各项事业中。其要深入社会基层，加强体育的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引导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此外，体育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要积极的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时，还要组织公益体育培训和训练，帮助群众提高体育意识和技能水平，提高群众运动积极性，为给公民创造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体育权利。与此同时，要鼓励社会体育组织及其它社会力量投资建设运动场地设施。只有充分调动并发挥社会力量和资源的作用，才能够有效促进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3.5加强社会体育文化建设。为促进公民体育权利实现，首先要将体育宣传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不断扩大媒体宣传，提高群众体育意识、体育权利意识，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共同营造良好社会体育氛围。其次，要提高媒体对体育宣传的专业度，为此，新闻媒体应纳入体育专业人才，宣传报道更丰富的专业体育知识，创造良好的运动氛围和舆论，让群众了解更多、更专业的体育知识。再次，要加强运动技能的宣传教育，从而让群众学习掌握运动技能，提升运动能力。通过运动技能的宣传教育，也能够提高全民健身的科学知识，促进民众用科学的方式健身，促进身体健康。第四，加强体育运动的益处宣传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能够提升群众体育意识，改变群众的健身观念，提高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激发全民的体育兴趣，培养他们的运动爱好，使其养成良好运动习惯。此外，还要加强体育活动信息和体育政策的宣传，让更多的人获悉体育活动的信息，了解相关政策，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其中。只有做到更专业、更全面的宣传，才能最终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体育氛围，促进公民体育权利实现。体育权利的实现主要路径是参与体育活动。在全民健身建设中，首先，应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承办体育活动。其次，体育活动的开展要依据地方风俗习惯，符合当地居民喜好，发展适宜当地的传统运动项目和特色项目。另外，要不断丰富体育活动种类，开展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并使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娱乐性。第三，活动开展之前，要对活动进行大规模宣传，吸引群众广泛参与。为了确保群众更加科学、更加健康地从事体育活动，科研单位需加强运动项目的研究，对运动过程进行科学安全的监控。在活动中要维持好活动秩序，避免造成意外伤害事故，同时也要做好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只有不断开展科学、健康、安全的体育活动，才可以确保公民体育权利正常行使，提高体育权利行使的质量，提高公民满意度和幸福感，提升运动兴趣和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

4结语

要在全民健身战略背景下更好促进公民体育权利实现，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各个层面共同努力。另外，还建立完善的体育权利保护机制，营造良好的体育环境和社会体育氛围，促进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从而才能带动公民体育权利均衡充分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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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权利范文篇4

1.1国际体育文件

二战后，国际人权立法迅速发展，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章程》，都有保障人类健康和促进体育发展的相关内容。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提出了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权、受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内容，为体育权利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虽然如此,体育权利的直接渊源仍来自国际体育文献，1978年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规定：“每个人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这是为充分发展其个性所必需的。通过体育运动发展身体、心智与道德力量的自由必须从教育体制和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以保证。”《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第4条规定“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1992年的《新欧洲体育宪章》也规定：“任何人都有参加体育活动之权利。”至此，体育权利被明确提出并被表达。

但自此之后，晚近的各项国际权利文件，包括《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欧盟宪法草案》等诸多最新人权法律文件均未明确提及公民体育权利，《欧盟基本权草案》中人性尊严、自由、平等、连带权、市民权、司法受益权及其他一般规定中，并未见有体育权利的直接规定，可见体育权利仍为一项新兴权利，其在国际法中仍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获得深度认可。

1.2《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约第12条规定：“一、本条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要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1]24国内有学者认为（丙）款可作为体育权利的国际法渊源，实际上该条规定的是健康权。根据联合国官网，健康权被定义为：“一个有效的、综合的根据需要作出反应的卫生制度，其中包括为所有人提供卫生保健和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①再者关于丙款，“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所通过的一般性意见指出：“要求对行为方面的健康关注建立预防和教育计划，如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及有害于性卫生和生育卫生的行为，改善健康的社会要素，如安全的环境、教育、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得到治疗的机会，包括在事故、流行病和类似健康危险情况下，建立一套应急的医疗保健制度，及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1]127不可否认，体育锻炼能够预防疾病，利用运动对某些疾病进行干预能取得一定疗效，各国对运动干预日益重视且其研究正在不断拓展和深入，但由于健康权界定极为清晰，该条中并未直接规定体育权利，但其作为体育权利的理论渊源之一，为体育权利的正式提出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因为无论是《奥林匹克宪章》还是《体育运动国际宪章》都强调了体育运动在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及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即“在自然属性意义上为克服人类的缺陷，在社会属性意义上则是为防止人的异化。”[2]

1.3各国法律

自《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提出体育权利以来，各国国家法逐渐跟进并以不同的方式对体育权利有所体现，如《美国业余体育法》，确认了美国业余运动员的部分权利；《法国大众与竞技体育活动的组织和促进法》（1994年9月）第一条规定“每个人，不论其性别、年龄、能力或社会地位，均有权参与体育活动”；而《俄罗斯联邦体育运动立法原则》（1993年4月2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第3条直接规定了公民在体育运动中的权利；《白俄罗斯共和国体育运动法》（1993年6月18日）第一章就是“公民在体育运动中的权利”，且第1至第4条明确规定了“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建立体育联合会、俱乐部和协会的权利”、“从事职业体育的权利”以及“从事商业、企业经营活动和广告业的权利”；古巴则直接确认“参加体育运动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些规定有以下特点：(1)原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于传统对体育的重视，体育权利有较为明确的规定；(2)大部分国家均直接规定有关体育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而对体育权利的性质、内容、内涵未作明确界定；(3)在文字表述上多采用有权“从事”和“参加”体育运动的方式。

2体育权利的内容

2.1体育权利的概念

确定体育权利概念的困难首先来自于对“体育”界定的模糊。从国外来看，主要的相关词汇为“physicaleducation”和“sport”。《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规定“每个人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这是为充分发展其个性所必需的。”②从该句可以看出，“physicaleducationandsport”是一项权利，两项具体内容，即体育教育（狭义上的体育）和体育运动。但根据《奥林匹克宪章》（2004年9月1日生效）来看，其仅在“基本原则一章”中“sport”就出现7次，6次被译为“体育运动”，一次译为“体育”，在翻译“sport”的过程中也并未寻找到满意的中文语汇与其对应，加之我国形成的“体育”广狭多重含义，导致了对应上的困难。但国外学者一般将“physicaleducation”作为“sport”的内容之一。本文采用体育（广义“sport”）为第一层次的概念，体育教育（physicaleducation狭义体育）和体育运动（狭义“sport”）为第二层次概念，从而形成体育权利统摄体育教育权和体育运动权的架构。

2.2体育权利的定义

在廓清体育的概念层次以后，确定“权利”的构成要素就成为体育权利定义的必然要求。然而学者对“权利”各项要素的认定并不一致。如霍菲尔德认为“权利”是由特权和自由、权利要求、权力、豁免4个要素构成的[3]；葛洪义总结出权利的4要素说，即个体自主地位、利益、自由和权力[3]；夏勇[4]把权利的构成归纳为利益、主张、资格、力量和自由5大要素”。于善旭教授[5]认为：公民的体育权利就是公民为维护和追求与体育相关的各种利益，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社会承认和保护的行为选择的自由和资格。陈远军

、常乃军[6]认为：体育权利就是指公民或者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获得身体健康和进行体育锻炼的自由以及平等和竞争的机会和资格，从而享有能达到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最终实现最大自我利益和公共福利的可能性。童宪明[3]认为：体育权利由国家法律法规确认的，公民或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关于身体运动的权利。本文认为，无论是主张、资格还是权能，本质上均是利益或自由的一种表现，所谓体育权利就是由法律确认的人在接受体育教育和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应享有的自由和利益。对于此定义主要强调3个方面，第一，体育权利是人生来就有的，而不是法律赋予的；第二，体育权利的核心内容为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第三，将权利的本质归结为自由与利益，对权利的要素进行了整合。

2.3体育权利的构成

对于体育权利的构成，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于善旭教授[5]认为从体育权利中可以引申出体育结社权、体育劳动权、受体育教育权、体育活动权、体育创作权、体育社会保障权等多项子权利。不可否认，体育权利也是一个权利系统，由于其为新兴权利从而与其他权利存在广泛重合与交叉，笔者认为这个系统的核心由体育教育权和体育运动权构成。

1)体育教育权（physicaleducationright）。关于此项权利，学者多关注不够，盖因此项权利从属于教育权。由于现代社会的全面教育和终生教育的理念，使得教育权下的体育教育权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即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教育，其中学校体育教育既包括公共的体育教育，如学校的公共体育课内容的教育，也包括以竞技为目标指向的学校体育教育（sportseducation）（在我国目前则是专业的体校系统）。

2)体育运动权（sportsright）。在《新欧洲体育宪章》中，体育运动被定义为：“在轻松欢快的或者组织性的参加形式下，以体力的增强、精神充实感的满足、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所有层次上的对竞技成绩的追求为目的的身体活动。”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行为、一种运动、一种生活方式或娱乐方式，目前主要包含两部分的内容，即大众体育（sportsforall）和竞技体育（competetivesports）。对于此项运动主要体现自由与平等，即运动自由和平等，国家、集体和个人不能加以不正当干涉，且应该创造条件予以保障。

这两项核心子权利是紧密相联的，从广义上讲体育教育一般要寓于体育运动过程中，体育运动本身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在特殊情况下二者也可合并为一个过程。因此，如果单讲体育教育权，而缺失体育运动权，则体育权利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但如果只讲体育运动权而不讲体育教育权，则又不能保障其逻辑统一。至此，二者构成了体育权利的和谐整体。

3体育权利的性质

3.1体育权利在其他国家法上的权利归属

体育权利在国内法上的体现一般有4种形式。第一，从属于教育权，如芬兰，根据1995年宪法改革，芬兰修正后的宪法第13条规定了教育基本权利，在政府向国会所做的备忘录的说明中此权利包括个人发展自己的权利。体育活动和其他形式的体育文化是该权利的一部分。第二，从属于自由权，如冰岛，认为从事体育锻炼是人们的自由选择。第三，直接规定体育权利，如法国1987年7月1日宪法第一条，强调每位公民体育锻炼和从事身体活动的权利不受基于性别、年龄、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歧视。此外匈牙利宪法70/D（2）条也规定进行有规律身体锻炼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第四，直接规定有关主体的权利，如美国《业余体育法》。由此可见，体育权利在各国宪法和体育基本法中均有所体现，但根据各国法律体系尤其是权利体系的不同，体育权利有不同的权利归属，且一如国际体育文献的规定一样，无论在名称与内涵外延方面均缺乏一致性。

3.2我国体育权利的性质

1)总体归属于社会文化权利。

内容决定性质，既然体育权利包含体育教育权和体育运动权两项主要内容，那么这两项内容也就限定了体育权利的性质。首先，体育教育权隶属于教育权的范畴，而教育权属于文化权利；其次，体育运动权则具有复杂性，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行为自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平等要求抑或一种谋生方式，因此其可能具有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因素。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把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谋求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再加以体育排斥政治干预的奥林匹克精神，因此体育运动权主要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精神，而这是社会权利所强调的，从而使体育权利在总体上归属于社会文化权利。

2)体育权利目前仍为推定权利。

我国宪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宪法对体育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前者属于“总纲”中的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也称为基本国策，是国家就社会发展所确立与制定的基本方针、原则与指导思想，包含了对未来社会生活的政治期待。“总纲”中的某项原则规定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相去甚远。总纲的效力不同于宪法正文，它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法规属性。作为方针条款或者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其实施有待立法裁量，并排除司法审查。其次，一般认为，宪法46条规定的是我国公民的教育权，其虽然包含体育权利的部分（体育教育权）内容，但并未直接规定公民体育权利。

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尽管囿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法治环境，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但通篇仍彰显了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其未明确提出体育权利，也没有形成系统的体育权利概念，从而未曾按照一项权利的应有逻辑进行立法设计。

无论我国宪法还是体育法，都不曾明确规定公民的体育权利，从而使体育权利仍归于推定权利。

3)具有成为基本权利的各项属性。

何谓基本权利，我国理论界争论颇多。基本权利的范围主要有3种意见：第一，仅限于宪法基本权利文本中的权利（狭义）[7]；第二，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权利（广义）；第三，不限于宪法规定（最广义）。但基本权利必须是宪法权利，是我国法学界的基本学说。体育权利由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两项核心子权利构成，前者隶属于教育权，而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后者因其兼有平等权、自由权等诸多权利的部分特征而难以确定，但无论平等与与自由权均为基本权利之一，再者体育权利整体上属于社会文化权利，而社会文化权利是《公约》确定的基本权利，我国是《公约》签约国，《公约》对我国当然具有约束力，因此，体育权利可以作为基本权利存在。有学者认为，体育权利是“从母法中派生出来的，是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化”。从而是一种基本权利[8]。但正如上述分析，体育权利在我国仍是推定权利，因此，其仅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但尚未成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

4明晰体育权利属性的现实意义

首先，作为权利立法，《体育法》修改时应按权利立法的特点进行立法设计，即围绕权利确认、权利享有、权利行使与保障和救济展开。其次，体育法修改时，在制度设计上应以保障人的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参与为依归。竞技体育虽然受社会与经济性影响更为直接，但正如《体育运动国际宪章》第3条第3款所说：“竞技运动虽然具有可供观赏的特点，但也必须按照奥林匹克理想，始终以服务于教育性体育运动为目的。竞技运动是教育性体育运动的最高体现。它决不能受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的影响。”因此我国体育类立法应围绕着体育教育、大众体育而非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展开。再次，在国家体育资源配置上，也应该随着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逐渐转变，从重竞技体育转向于大众体育，即以全民健身事业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同时对竞技体育进行产业培育，提高其“造血”功能而不再主要依靠政府资金的输入。最后，为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构筑平台，为体育法学的交流与对话提供前提与基础。

论文关键词：体育权利体育法体育教育权体育运动权

论文摘要：明晰体育权利的性质、内涵和属性是体育立法、执法和司法及体育法学研究与交流的前提与基础。研究认为国际体育文件是体育权利的渊源；体育权利本质上是人在接受体育教育和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所应享有的自由与利益；体育权利由体育运动权和体育教育权两项核心子权利构成；我国体育权利总体上属于社会文化权利且目前为推定性权利；体育权利具有基本权利的各项属性。我国体育立法及《体育法》的修改应按照权利立法的要求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实践中应以全民健身事业作为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并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

体育权利的内涵和性质限定了体育法的调整对象和价值取向。我国《体育法》修改在即，各项体育制度的设计和体育资源配置均须明晰体育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然而目前学者关于体育权利的渊源、内容和性质等基本问题远未达成一致，因此有研究的必要。

注释：

①/chinese/hr/issue/health.htm.

②原文为：Everyhumanbeinghasafundamentalrightofaccesstophysicaleducationandsport,whichareessentialforthefulldevelopmentofhis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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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权利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体育权；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体育自由权

体育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对于提升民众身体素质、提高民众幸福感、保障民众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体育活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大众体育一般分为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其中开展竞技体育的活动主体一般是运动员，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竞技利益或供群众娱乐观赏；学校体育的主体一般是在校师生，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展体育教育。以上两种体育活动类型主体范围有限，开展活动所需的资源配置一般相对充足，保障该体育活动得以开展的主体往往是公共部门，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学校等，因此，此两种体育类型对于公民而言具有公益性特征。而社会体育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对象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普通公民开展社会体育运动不以公共部门提供特定资源为必要前提，而较多地以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与环境要素为基础，活动过程一般根据个体自身意愿完成，因此，社会体育一般属于公民私益的范畴。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在我国，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依然把竞技体育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点，学校体育因其受到教育体制与政策的保障也发展较快，而社会体育需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其原因在于社会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私益性特征。在缺乏公共部门的制度保障与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公民开展社会体育利益的实现容易受到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因素之一即为社会体育活动所依赖之最重要介质———环境。实际上，公民环境利益与社会体育利益均是公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两种利益类型无论是在实现形式还是在表现内容上均存在诸多交叉重叠之处。因此，本文从保障两种利益得以实现的权利机制入手，借助权利竞合理论，探讨公民社会体育权与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并立足新《环保法》相关制度设计，探研环境法视野下公民体育权实现的路径与内容。

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实现途径

1．1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权利属性

对公民社会体育利益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公民体育权的确立与维护，而实现公民社会体育权，首先应从其权利属性的认定予以展开。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素有公权和私权之分。公权和私权如何界定，学界并无定论。有人将公权和私权都视为个人权利［1］，有人认为公权既包括公民个人的公权，又包括国家的公权［2］，还有人认为公权即公共权力［3］。以上公私权利的划分主要采用主体标准，即以个体作为权利主体，则公权也当然包括个人公权，而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公权为公共权力，私权则为个人权利。基于社会体育运动一般关涉公民个体利益，本文采用个体标准，即以个体的视角去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问题。针对公民所享有之公私权划分古已有之，古罗马市民享有一种专属性的权利即“市民权”，其内容即包括公权与私权。公权是指市民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则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4］。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等级制度消失，私法逐渐演变为现今的民法，即所谓“市民社会之法”，而公法被认为是国家介入保障公民私权得以有效行使的法律依据，换言之，公法所保护的对象是为公民实现全体私益的一种“公益”。一般认为，民事私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私权的享有不以国家公益资源的提供为必要，如婚姻权，本属私人的自然权利，法律只是明确了这种古已有之的自发秩序，个人私权的义务对象则一般是个人或与自然人具有平等地位的社会组织，而个人公权利益的实现一般需要公共部门介入予以保障。比如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需要政府为公民提供参与政治的渠道与资源，公民的诉权需要通过司法机关提供审判资源予以保证，公民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也是通过政府部门给予复议渠道与机制保障才能实现等等，以上公民个人公权的义务对象一般为国家等公权力机关。就公民体育权而言，学界研究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公民体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属于宪法权利［5］，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宪法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6］，也有学者提出体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7］，体育权利诠释着尊严的民权含义［8］。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体育权是生来就有的，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利［9］，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0］，也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总体归属社会文化权利［11］，还有的人认为体育权是生命健康权的下位概念［12］等等。我们认为，对公民体育权的属性认识应不能停留在公民体育活动这个整体层面上来考量，而应根据不同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来予以更为细致的探讨。按照公民开展体育活动的形式划分，其一般包括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公民竞技体育权与学校体育权的实现需要公共部门介入，竞技体育活动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组织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一般均属于公共部门。在我国公民竞技体育基本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各类体育竞赛的组织、运动员的遴选以及奖励的主体等都具有国家公权力性质，学校体育范围则更为明确，管理的主体为学校这一具有公权力谱系的组织，因此，公民的竞技与学校体育权利应归属公权范畴。而社会体育权的实现则更多依赖个体自身，个体依照自身意愿自由开展体育活动，不受其他个体与社会组织干扰或妨害，公权力一般无法直接控制与管理公民的社会体育活动，而只是在公民社会体育权受到侵害时给予救济性保障而已，因此，基于社会体育权的私益性、个人性，其应归属于私权范畴。如在私权体系内对公民社会体育权进一步予以划分，则可将其归为人身权———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与主体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支配权———主体对权利客体可直接加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绝对权———效力及于一切人，即义务人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权利。社会体育权作为公民最普遍的开展体育活动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设专章规定了国家保障这种权利得以实现的主要形式与内容，但却没有明确该权利的性质及其救济手段，这不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厘清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属性则有助于帮助我们弥补这一部门立法的缺憾，从整个法律体系，或者更明确而言，是在民法体系中寻找其权利实现的基础与救济途径，以使公民社会体育权不再虚幻，而更具实感。

1．2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实现

公民体育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是公民自由支配自身身体不受妨碍地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民事法律体系中未有明确规定，但基于其人身权属性，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项权利内容：一是体育自由权，自治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自由是权利实现的根本目的，也是权利得以实现的原因，个体进行社会体育活动首先应属于个人自由支配自身身体的一项民事权利，这项权利既包括民事主体绝对权的行使，即对身体运动的自由支配，也包括相对权的行使，即因他人侵犯自身开展体育活动的自由而享有的侵权给付请求权，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二是体育发展权，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平等是民法权利产生与实现的基础，因此，任何社会主体能够平等地开展体育活动，并因此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三是体育健康权，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作为人身权范畴的一项重要子权利，健康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权利。一般而言，人类获取健康的方式存在两种类型：一是被动型，即政府应充分保证公众能够享有获得健康的环境与机会，不能因为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公众健康的丧失；二是主动型，即公众能够通过自身主动作为而促进自身身体的健康，比如体育运动就是个体获取健康的主动性作为。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虽均属于公民体育活动的范畴，但三者在实现途径上存在显著区别，前二者权利的实现是以国家强制保障为前提，如当学校不给予学生充分的体育活动时间，或者不能提供合理的体育场所，学生可通过行政申诉这种公共渠道实现其权利。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权益的实现也是依托于国家行政公权的保障，如当有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导致对其他运动员公平竞技权的损害，国家也应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予以解决，如国家怠于履行其义务，公民则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等方式实现其公共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的实现更多依赖于行政法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职责履行。但社会体育权则明显区别于前二者，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中的自由权、发展权与健康权作为一种私权，是当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抗争而得以表现与实现的，即当外在的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影响到了公民的社会体育活动时，公民将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为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害而斗争，如权利主体放弃抗争，则这一权利就归于消灭，这里的法律及权利的实现形式可由权利主体自主选择，不以国家强制力主动干预为必要。因此，公民社会体育权的实现依赖于对其具有法益保护的所有法律的整体支持。

2公民社会体育权与环境要素之关联

由于我国《体育法》没有对个体社会体育权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对社会体育权内容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权利的实现逻辑及其标的，从而将社会体育权放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中予以界定与保障。从社会体育权所保障的标的来看，自由、平等、健康等利益要素是权利实现的最终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仅仅依赖于民事法律所确立的人身权保护一般性条款予以解决，我们应进一步放宽视野，按照权利保障标的所涵涉的利益范围及其权利实现的相关性，在整个法律体系框架下进行全景式扫描，以实现公民社会体育权得到更加全面与整体的法律保护。按照法益是否重叠的标准，我们认为环境法是公民实现社会体育权的一项重要法律部门，其主要体现在环境利益与社会体育利益二者之内在的紧密关联性上，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自然环境是公民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载体

自然是社会文化的母体，孕育了人类的一切精神成果，这些成果组成了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包括体育在内的人类的一切文化行为［13］。自然环境是公民开展体育活动的载体，且其制约着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第一，环境为公民社会体育提供了活动空间、物质资料以及其他能从自然环境中直接或间接获取的支撑体育运动的元素，如良好空气、清洁水源、优美景观等。第二，从社会体育项目的产生渊源看，自然环境严格制约与影响着某些体育项目的布局与产生形态。比如龙舟、赛马、摔跤等所谓的传统体育项目都是人类在特定地域与自然条件下生存和生产的产物，与自然环境资源相适应的体育运动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第三，公民社会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因素的支撑，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必备条件，缺乏环境支持体育活动将无法正常开展。如从1994年美国足球世界杯的炙热天气到2002年美国冬奥会的暖冬缺雪，异常气候频繁闪现，雪上运动遭遇瓶颈，冬奥会的处境十分尴尬；众多江河湖海污染严重，亲水性的运动危机四伏；此外，大量自然水体常年干涸断流，水上运动发展面临困境［14］。今后，恶劣的环境可能会更严重影响到体育运动的开展，由于气候以及环境状况原因导致的体育发展不平衡也更加突出。

2．2公民社会体育活动为损害自然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运动多层次需要的日益剧增，体育及其相关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它和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首先，公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需求促使大量体育场馆设施的兴建、扩大，直接影响了生态环境。如任何一项群众性社会体育活动的举办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大量的拆迁与体育设施改造任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原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与自然空间样态，导致了大量集中的自然空间和土地资源被占用，周围的原始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日本通过购买部分东南亚国家廉价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满足本国居民奢侈社会体育消费的需求［15］。其次，由于体育活动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即人类自身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各种与环境资源联系紧密的体育活动中，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公民以及体育运动工具可能会对自然资源造成直接破坏，比如水中游艇爱好者开展运动可能由于不当操作造成机油对水体的污染，无规划的伐木运动对森林生态产生恶劣影响等。二是参加社会体育活动的观众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如观众在体育活动现场乱扔垃圾，随意践踏天然草场，利用高音喇叭对周围居民带来噪声侵扰等。

2．3环境保护是公民社会体育权益实现的逻辑前提

虽然学界对“体育权”内涵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权利泛化语境下的虚构概念［16］，但基于体育活动本身对公民人身利益保障与促进的重要作用，学者们仍并未否认体育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类型存在的现实价值。一般认为，“体育权是由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人们能够通过接受体育教育进行体育锻炼和参与体育竞赛的方式获取身体健康和精神满足之利益的意志和行动自由的可能性”［17］。对于参与主体更为广泛的公民社会体育权而言，除民法在民事基本权利层面上给予其基本保障外，其他法律部门的保障亦广泛存在。如据《宪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此两条是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体育权的概括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法律保障。就以上法规确立的公民体育权体系而言，体育健康、体育发展以及体育自由等元素构成了作为权利维护对象的公民体育利益的核心要素，而实现以上核心元素的前提是环境空间的质量安全、公平配置以及充分供给。具体而言，环境质量安全是公民获得体育健康利益的基本前提，没有良好环境的支撑，体育与健康之间就会失去稳定的介质基础，两者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将会受到严重干扰；生态环境决定着发展体育运动的项目、内容和规模［18］，环境资源的公平配置是不同地域与空间实现体育普及的现实基础，环境资源配给与保护的失衡将导致公民参与体育活动机会差异，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体育普及；环境资源的有限供给限制了公民体育活动的自由度，人们通过体育运动获得健康的空间范围受制于环境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与有限性。因此，通过环境保护，确保环境质量的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公平配置，维持环境资源的容量与持续供给，是公民充分享有体育权的逻辑前提。

3公民社会体育权实现的环境法路径

体育既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也能够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因此，公众的体育权呈现多层次特征。如有的学者认为，公民的体育权利首先是一项基本人权，在人权之下又可划分为自由权、发展权、公平竞赛权、受教育权以及身体健康权等等［19］。在环境法领域，环境权也是以公民之环境利益为角度来创设的一种权利类型，在权利标的的范围上，公民的环境权与社会体育权存在交叉重叠之处，符合针对同一个体的权利竞合之要件。比如环境权的保护利益包括公民对环境的自由使用、对环境决策的参与、在环境中获取健康以及发展等等，从公民社会体育权的标的来看，既包括公民自由开展社会体育运动的权利，也包括通过社会体育活动获得发展、健康的权利，因此，环境权与公民社会体育权存在的交叉范畴在理论上应包括体育发展权、体育健康权以及体育自由权。

3．1对体育发展权的保护

体育发展权是人类参与、促进并享受体育的一项新型人权，作为发展权的一项子权利，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全体个人及集合体所享有的参与体育过程，促进体育发展，并享有体育成果的平等的权利。可以说，体育发展权是体育领域内对涉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层面的高度抽象和凝结，是各项与人的全面发展直接相连的体育发展权利的有机统一和全面概括，它意味着人在体育各个领域内的全方位发展，表明了权利主体在体育领域所拥有的最广泛最深刻的自由［20］。体育发展权的实现核心有两个方面，一是体育权利均等，即所有人平等地参与体育过程，促进体育发展的权利。二是体育成果共享，即所有人都有从体育运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获取利益的权利。然而，从当前情况看，由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体育发展权的实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第一，人们无法平等地享受到体育权利。比如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城乡在体育公共基础设施的配给上差异巨大，其中一部分差距是由于城乡环境差异造成的。一些城市生态环境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可以通过人造体育场馆或设施予以弥补，比如建造游泳馆，可以减少人们对天然水体的需求，但在农村湖泊河流的污染，将直接导致村民无法从事大众游泳运动。第二，人们难以从体育发展中受益。比如一些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如滑雪场、高尔夫球场、足球及棒球场的修建，破坏了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反对。在日本，许多球场建在山脚下的森林区，开发商修建时砍掉了树木，用推土机把山坡推平并整平山谷，用这种方式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21］。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以减损部分群众的生态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少部分人对体育的需求，是有碍体育发展权实现的表现。因此，通过环境法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其一方面加大了违法者的污染成本，实现了潜在污染者与政府管理者对公民城乡生态环境利益的平等尊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污染者付费的制度措施，实现体育发展收益者对生态环境受损者的利益转移，从而真正实现公众对体育发展收益的共同分享。

3．2对体育健康权的保护

在健康权的实现过程中，体育具有重要价值，进行体育活动是实现国民健康的重要途径［22］。体育健康权可被认为是健康权下属的一个子概念，其主要是指公民能够通过体育活动获得健康的权利，此权利体现的是一种对健康实现途径的保障。要实现体育健康权的保护，一是要给予公众广泛的参与社会性体育活动的机会与空间，二是要保障公众能够通过参加社会体育活动获得健康。《体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提倡公民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进身心健康。社会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遵循因地制宜和科学文明的原则。”该条款规定了公民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加身心健康，明确了公民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当前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公民的体育健康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运动与健康之间的载体———环境出现了问题。众所周知，运动无法脱离于特定的环境，缺乏良好环境的支持，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几率就会降低，比如著名的匹司开特威烟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1971年9月16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匹司开特威市，上午八时，在纽瓦克停车场，用大气污染测量仪自动记录，测得氧化剂浓度为0．022ppm，高于平时水平，但认为还不到警报点。下午三时，氧化剂浓度剧增，已达到0．80ppm。基伯里顿中学中学生正在踢球，突然发生多泪、喉痛、呼吸困难、咳嗽、以及吸气时胸痛，还表现全身症状，如呕吐、腹痛、肢端麻木感，有些学生腹痛持续两天左右，共有15个足球队员受到同样影响，周围至少六个学校的运动场发生了同样的情况［23］。因此，自然环境载体的破坏妨害了公众通过运动获得健康的权利，对环境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对公众体育健康权的一种有力保障。新《环保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该条款确立的环境健康监测、调查与评估制度的效力范围，应包括环境质量对公众开展体育运动而获得健康的影响，关于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以及对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实际上可视为针对维护公民体育健康权的保障性措施。

3．3对体育自由权的保护

一些学者认为：“自由是体育本质最高层次的实现，是构成体育本质的另一重要元素。这种自由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体育操练的过程是一个从意志操作到自由观照的过程。”［24］体育自由权是人们自由选择体育运动的权利，其既包括选择与参与不同体育运动的权利，也包括在不同空间地域与时间范围内选择体育运动的权利。《体育法》按照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类型对公民体育权进行了明确与划分，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规定都是从保障公民能够自由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的。然而，实际情况与法律目标设定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在日常生活中公众的体育选择权的实现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体育运动项目的选择方面，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被誉为“家门口的运动”的社区体育项目正急剧削减［25］，大众在选择类似项目的自由度受到较大限制，如部分地区大兴挖山建房，导致公众的休闲爬山运动无法正常开展；一些地区为了修建公共设施，破坏天然草皮，导致足球运动无法向大众普及。这些环境污染事实上直接导致了公众无法自由利用原有的自然资源空间开展习惯性的体育项目，民众自身的体育自由权受到了侵害。在体育项目时空选择方面，一是受污染的环境空间限制了公众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比如体育专家认为，我国冬季、春季的头一两个月空气污染最严重，而在一天之中中午和下午的空气较为清洁，早上和晚上空气污染较严重，晚上7点至早晨7点为污染的高峰时间。因此，基于健康的考虑，人们无法在污染严重时段开展户外运动。二是环境污染导致了公众运动空间的减少。以上事实说明了环境是影响公民自由开展体育活动权利实现的主要因素。鉴于此，需要从环境法保护的层面，通过依法开展环境治理与严格监管，保证体育运动所依赖的环境介质符合健康标准，从而让公众能更自由地选择体育运动的项目类型、时间与空间，保障公民体育权的完整实现。同时，新《环保法》第4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这一条款通过增加政府环境信息供给的义务，保证了公民能够在更加有效与充分的信息供给前提下，实现自由选择开展健康运动的时空与类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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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权利范文篇6

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被忽略的问题，而其也应当属于国际人权法研究的范围。体育权已被认为是一项人权。作为人权基础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同样可以被视为体育权的基础。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应当得到特殊的关照，而第三代人权则与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关系更为密切。联合国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在以上方面进行的合作促进了体育权的实现。

「关键词」人权国际体育运动联合国国际奥委会

一、体育权是一项人权

人权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1]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人权是人类的一种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从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率先提出人权概念以来，人权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口号到革命纲领、宪法性规范、国际性文件，最后到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过程。目前人权已成为当今举世公认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准则。人权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其人民之间确立了一个行为准则，而且能对国际事务的实施控制发挥作用。

体育运动中的人权，尤其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但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跨国性使得我们有必要了解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人权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国际人权法应当解决的事项之一。在这方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同国际奥委会进行了合作，使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人权的体育权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承认。联合国成立后，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文化活动首先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确认。除了有关人权的基本文件外，联合国专门机构也制定了有关的人权法。许多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头对《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所涉及的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给予具体的解释，譬如该组织在1966年底通过了指导政府进行活动的《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76年成立政府间体育和运动委员会以及在1978年底通过了《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该宪章第一条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另外，奥林匹克宪章也明确指出体育运动是人权的一方面。1996年7月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增加了一条规定，即“从事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体育运动。”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和作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国际奥委会都承认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是一项人权，体育权作为一项人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

二、作为基本人权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在国际体育运动中的体现

自由和平等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基础，可以讲是一切人权的根本。平等是正义的基础，包括国际人权宪章在内的联合国的条约和决议体系以及奥林匹克规范都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平等和不歧视是互相联系并且是互补的，代表的是公认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时在平等之中也包

含了不歧视的意思。一旦平等原则被承认和确认，基于性别、种族、信仰或任何其他考虑来歧视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将会是荒谬的。

国际人权法中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第55条规定了“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其后《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这一条是宣言的基础概念。第2条则规定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平等原则，第7条强调国家法律控制之下的平等权。另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

《奥林匹克宪章》也规定了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如果把《奥林匹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个组织都在探求指导和颂扬平等的道德原则。《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之五规定奥林匹克运动仅仅包括那些“同意遵守奥林匹克宪章”的组织、运动员和其他人。而就奥运会而言，奥林匹克宪章的规范尤其是第49条附则有效保障了参与奥运会的自由。

在体育运动领域，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通过的《反对体育运动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成立反对体育运动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宣言以及关于不同南非运动员进行比赛的加拉加斯宣言尤为值得注意。根据这些宣言和决议，国际体育界为实施联合国的倡议而采取了行动。譬如南非，1970年国际奥委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70次会议上取消了南非的成员资格，与该决议一致的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家奥委会协会也取消了南非在各有关组织的成员资格。因此，南非运动员完全被拒绝参加有国际奥委会组织的比赛。[2]20世纪90年代初期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使南非重新回到了国际体育界，并且在1992年南非又恢复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际奥委会的成员资格。

与自由、平等和不歧视联系比较密切的还有要求公正裁判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8、10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都对公正裁判权作了规定。就像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那样，奥林匹克宪章也规定了一项高于其他的人权，即要求公正裁判的权利。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规定“所有的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或者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端都应当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由其根据体育仲裁规则行使专属管辖权。”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讲讲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和不歧视原则为运动员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拓宽了人权概念的范畴。

三、弱势群体参与国际体育运动的权利

前已述及，平等是人权的基础。基于该概念可以得出所有的人都享有国际人权宪章所规定的权利。然而实际上该主张并没有得到严格意义上的遵守，因为人类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不能了解他们的包括参与体育运动在内的全部权利。这些部分一般被称为“弱势群体”，譬如儿童、妇女、难民等。目前在联合国人权组织以及国际奥委会的努力下，这些弱势群体参与国际体育运动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尽管这些改善还可能是不完全的，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真正体现完全平等。

（一）儿童的权利儿童实质上是太小而不能声明自己的权利，并且因为他们的年轻所导致的弱点以及有时缺少对他们的关照，他们的权利可能更易于遭受损害。因此为了充分实现他们的权利，他们需要得到关注和保护。除了国际人权宪章外，国际社会还制定了许多国际文件以保护儿童权利的充分实现，其中主要的文件是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旨在支持儿童权利的《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进行体育运动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并且事实上他们是多是自发地进行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对于增加神经肌肉之间的协调和身体的力量以及教授社会中的组织行为规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还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以及与有关的体育联合会进行合作以充分实现儿童的权利。此外，它还和联合国机构联合采取行动以防止诸如影响儿童的药物滥用、贫穷以及行为不良等行为。譬如国际奥委会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签署了合作协定，前一协定的目的是培养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后一协定中的规定则是社会正义、人类尊严以及消除童工推动的结果。

（二）妇女的权利前述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原则也应当包括性别平等，但是从理论上讲，妇女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人权之外，是因为她被排除在哲学上人的概念之外。[3]而且因为文化传统、宗教教导以及风俗习惯等原因，她们还不能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严格说来，和男人相比，妇女的地位降到了次位。妇女常常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受到不平等待遇，以至于有人认为对妇女的国际人权保护或许是对人权制度最严重的考验。[4]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国际社会已经在努力保证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利。《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都对男女平等作了规定。

众所周知，占世界上人口一半左右的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远没有其所占的人口比例那么重要。在体育运动中也是如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男人主导的运动会，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了增强妇女在现代体育运动中的作用的方法。它实现该目标的方法是分两部走：在体育运动训练中增加妇女的比例以及让更多的妇女走向体育运动的管理岗位。1900年，12名妇女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仅占当届运动员总人数的1.1%.而第26届奥运会女运动员人数已占总人数的近40%，90余年间妇女参赛的人数增长了330倍。[5]另外，1996年瑞士洛桑召开的世界妇女和体育运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没有妇女的参与，奥林匹克精神就不能得到充分地实现。决议呼吁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应当在其政策、规划和发展中考虑到性别平等，并且应当认识到妇女的特殊需要以使她们能够充分积极地参加体育运动。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妇女应得到职业和个人发展的平等机会，而不管她们是否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管理人员。[6]妇女参与决策层的高级管理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制度、组织等结构体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下个世纪，进一步追求性别平等化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发展趋势。

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妇女体育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运动项目或是运动成绩，同过去相比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体育组织的主要领导、经理和管理人员、运动队的主教练等职位女性依旧很难得到；女子运动很难争取到像男子运动那样数量巨大的社会赞助；大众传媒在体育报道中则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它们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大多集中在性方面，而不是她们的成就和努力拼搏精神，等。这一切都表明体育中的性别平等还只是一种理想。[7]

（三）难民的体育运动权利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世界性问题，但难民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和国际法领域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1]联合国关于难民的两个文件即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确定了对待难民的标准，规定了难民的地位和他们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奥委会已经对难民以及无家可归者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注。国际奥委会对遭受战争破坏的包括波黑地区、安哥拉和卢旺达在内的难民提供了粮食。另外，1998年，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就难民问题签署了一个合作项目。为支持国际奥委会的人道主义动议，发达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应向其选择的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个或几个难民营提供资助以及体育运动设备。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在亚洲、非洲、中美洲和东欧地区已经实施了好几个项目，对这些地区内的难民提供体育运动方面的资助。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奥委会的合作，在体育运动方面为难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助于难民的体育运动权利的实现。

四、国际体育运动与第三代人权

国际人权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问题之一。二战后新独立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对国际人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权观点。国际社会称之为新一代人权或第三代人权。这些人权主要包括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身体健康权等等，它是促进和保障所有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这类人权的权利主体不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包括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社会）。权利的实现更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8]

（一）发展权发展权是所有个人和全体人类应该享有的自主促进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全面发展并享受这一发展成果的人权。发展作为一项人权也得到了联合国等更多国际组织的肯定。联合国大会1979年《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在冷战后召开的1993年6月世界人权大会上，发展中国家迫使发达国家作出让步，终于承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9]

国际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在有关发展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即所有人都有从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中获益的权利。奥林匹克宪章第8条关于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的规定考虑到了居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心位置的发展原则，即发展体育运动知识，改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鼓励组织体育比赛，促进南北之间的双边合作，以及说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把体育运动纳入其正式发展资助项目。[10]在体育运动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仅仅是中等的，政府对体育运动发展所拨付的资金因为各种原因而严重短缺。缺乏资金首先限制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添置完善；缺少资金也意味着体育运动的组织和管理通常是效率低下的，而且由于获得国内外公司赞助的困难这种状况则会进一步恶化。低水平的发展也影响到可以从事的体育运动教育项目，因为经济的限制使得可以得到的教育机会是有限的。[1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成立了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创立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的国际奥林匹克发展论坛，呼吁各国把体育运动纳入其官方发展资助项目。此外，它还寻求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帮助来发展规划中的体育运动[2]

（二）和平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的联合国强调国际关系正常化和保持永久和平的重要性，其宪章规定的主要宗旨之一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当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以及被诸如需要发展、削减武器和建立和平等全球关注的事项混合在一起时，就迫切需要一个人权意义上的和平概念。《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规定“人具有生命、自由和获得安全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并且联合国通过了《人类享有和平权的宣言》，确认和平权是一项人权。

奥林匹克运动一直把维持和平作为其神圣的目标，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休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在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友谊的精神方面教育青年，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国际奥委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其能力范围内支持联合国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从事的和平行动。国际体育运动已经跨越了国界，体育运动推动了人类的团结，体育运动是和平的一种形式。1912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在《体育颂》中明确指出：“体育，你就是和平！”由于顾拜旦提出的“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使奥林匹克成为和平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联合国也使用了体育运动这个工具。联合国大会根据萨马兰奇主席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了两个决议，其中一个把1994年定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国际年，另一个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理想建设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要求其成员国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精神。该决议敦促联合国成员国应单独或集体地采取积极行动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遵守自奥运会开幕前的七天到奥运会闭幕后的第七天奥林匹克休战的规定，并且应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所有的国际争端；呼吁所有的成员国要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实施奥林匹克休战，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吸引到促进国际理解、维持和平和友谊的休战问题上，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应和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

（三）环境权事实上，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为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法文件所肯定。《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1条原则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具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中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不过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环境权在国际人权法上还未准确提出，但作为一项正在形成的权利，在关于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可以找到此项权利的要素。[13]

对环境的关注是体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使运动员能够自由地从事体育运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并且应当是在使环境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进行体育运动。[11]奥林匹克宪章第2条规定它确保奥运会应在对环境问题负责的条件下举办，并且鼓励教育所有的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人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相应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繁荣，国际奥委会试图把我们的地球保护成为一个宜人的家园，设立了一个有关环境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并且奥林匹克运动决定把环境问题作为除了体育运动和文化之外的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维。因此，奥林匹克宪章适用的范围包含了更广的环境问题。另外，国际奥委会在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上要求其所有的成员签署《地球誓言》，这个环境策略首次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得到了正式执行，并且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会应用到以后举行的所有奥运会。此外，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组织了第一次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签署了一个共同采取行动保护环境的合作协定。[10]

（四）身体健康权身体健康权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它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并且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阐述了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所必须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身体及精神健康。

奥林匹克运动一直把拥有健康的身体作为其核心的价值。奥林匹克宪章第2.8和48条是关于身体健康的规范。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共同的事业，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个目的在于共同合作以达到“为全体人健康和体育运动直到2000年”的目标的合作协定，[14]其结果之一是自从1988年第15届卡尔加里冬奥会时起在所有的奥运会上禁烟。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在奥运会上禁烟的巴塞罗那宣言尤为值得注意。为确保该宣言的长期有效性，国际奥委会已经拒绝了烟草行业的公开赞助。另一方面，减少体育比赛的数量将从一般程度上保护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旨在保护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大量条款完全是正常的，但鉴于体育运动中的金钱的重要性，从事体育运动的年轻人将会成为诱惑和名声的牺牲品是有很大危险的。

另一个与身体健康有关的是兴奋剂问题。尽管滥用兴奋剂数十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直到199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才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它有义务协调所有的联合国兴奋剂管制规划并且从事其他诸如要求削减、控制非法的兴奋剂运输以及严格执行法律。另外联合国大会把1991到2000年的十年期间定为联合国反对滥用兴奋剂十年，在该期间内要致力于采取有效的和连续的行动以促进全球控制兴奋剂规划行动的完成。[15]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管理者，国际奥委会在与体育运动中的滥用兴奋剂作斗争方面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并在兴奋剂方面它已制定了某些有关的原则，并于1988年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奥林匹克宪章》。除了有关性别检验的规定外，我们可以说药物准则完全是有关监督和保护运动员身体健康的规则。在法律责任方面，不知情不可作为在法律上免责的理由尤其适用于违反兴奋剂的案件中。此外国际奥委会也适用了严格责任，这意味着如果在某运动员的身体内检查出了禁用药物，他/她就被认为服用了兴奋剂；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受罚的原则在这儿不适用。[10]另外2003年3月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组织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反兴奋剂大会讨论并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条例》主要分为兴奋剂控制、教育与研究、各方的职责和义务以及条例的承认、执行和修改四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份全球统一的违禁药物清单；违反《条例》者必须受到禁赛两年的处罚，特殊情况下例外；奥运会选手违反《条例》将被没收所获得的奖牌；不执行《条例》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则该项目将被驱逐出奥运会；拒绝签署《条例》的国家不得申办奥运会等。该《条例》正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体育组织铲除滥用兴奋剂现象所遵循的新法典。

在其他方面，譬如获取食物权、人类共同继承遗产权方面，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奥委会也进行了合作。但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赘述。

结束语

体育权利范文篇7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

目前我国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可参与的体育活动有限，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必须积极构建系统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推动少数民族妇女体育水平与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

1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概述

公共体育服务主要指政府、社会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体提供的无偿为主、有偿为辅的非营利性基本体育服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受地域经济以及文化等发展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公共体育服务保障较弱。我国多元化的体育事业发展当中，公共体育服务是十分重要组成的部分，通过积极建立健全公共体育服务法律制度，不但能为我国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还能真正为我国社会公众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提供科学保障。尤其是在我国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渗透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法律制度，还可以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2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体育健身活动参与情况

2.1体育运动意识淡薄

体育运动意识，主要指存在在人脑中的直接现象映射，也可归结于人类对体育运动认知的总和。当前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落实，新疆地区的经济以及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改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收入较低，受传统文化观念以及文化水平偏低的影响，还是有一些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思想比较固守、法律意识、体育运动意识淡薄，不知道怎么去追求自己应该享有的公共体育权益。

2.2体育场地匮乏可供选择的体育项目单一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公共体育服务指导人员没有配备到位，专门可以供新疆少数民族妇女选择的体育锻炼场地也很少，尽管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很多的优秀体育文化，但是大多数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无法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体育活动加强体育训练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这间接造成了广大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对于体育锻炼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不愿意参与体育活动。

2.3政府投入力度不足

大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主体仍仅停留在政府层面，社会、市场等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力度仍有所欠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政府部门权力过度集中。部分政府机构并未充分认识到转变自身职能的重要性，致使当前新疆少数民族的体育管理机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辅助的不利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非政府组织机构参与新疆少数民族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主观能动性。第二，新疆少数民族公共体育服务可获得的经济效益有限。新疆少数民族公共体育服务本质上属于一项民生工程，普遍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经济效益低等显著特征，无法充分满足追求市场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需求。第三，社会体育组织数量有限。部分社会体育组织存在发展规模小、体育服务保障进程发展缓慢、业务水平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

3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发展策略

3.1多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发展

当前，部门管理改变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建设发展思路，要以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为首要目标，不断地强化自身服务职能，不断优化与完善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机制，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可以从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等角度着手，不断地去深化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可参与的体育活动改革，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的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应该享有公共体育服务思想观念。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管理组织机构以及体育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要通力合作，多进行沟通与交流，各自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提供制度、技术、物质等方面的保障。比如：政府要出台相应的公共体育法律保障条例来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的权益，体育部门可以发挥其体育专业人才优势，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提供科学的体育健身指导工作，教育部门可以引导学校向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开放体育场地，让学校注重对学生进行体育意识、公共体育法规培训，再鼓励学生反育家长。只有通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机制的实效性全面体现出来，从才能根本上保障公共体育服务权利能惠及到全体新疆少数民族妇女。

3.2构建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制度

完善公共体育法律政策和实施条例，是能够有效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的前提条件，也是能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提供有效理论依据。当下相关部门不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政策，以全面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的规范性。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还应从法律角度出发建立健全的公共体育服务机制和政策法规，明确规定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以为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提供法律制度层面的有力保障。此外，相关部门还要有针对性地来制定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阶段性方案，真正地将公共体育服务与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的体育活动有机合一，有效地去落实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应该享有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保障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的利益。

3.3建立健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机制

在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时，我们要因地制宜，要重点地将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突出出来，不断完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规章制度，要保证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法律制度建设要与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相契合。具体可以从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机制、公共体育服务评价机制、公共体育服务监督机制几个方面来着手：科学制定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体系，要将各机制的实效性全面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在实施公共体育服务机制时，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在尊重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体育需要的基础上，来进行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建设，这样才能有效激发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的兴趣，提升他们的体育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全民健身工程的发展，为我国打造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助力。

3.4拓展多元化体育运动项目

在丰富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可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时，要提前做好调查工作，要充分了解与掌握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实际体育需求基础上，来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体育文化进行多元化的拓展，有重点打造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项目发展的同时，也可以适当地引进一些比较新颖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尊重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可以结合新疆特色文化以及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体育特长，开设秧歌、健美操以及民间舞蹈等体育项目的创编工作，以激发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公共体育活动的兴趣。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来吸引新疆少数民族妇女能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这样不仅实现各类体育活动资源的有效整合，还能有效丰富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既向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渗透了体育精神文化理念，也有效拉动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经济增长，又促进了新疆少数地区的体育精神文明。

4结束语

自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妇女逐渐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体育活动建设方面的参与程度仍有所欠缺，可选择的体育运动项目也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政府要积极构建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制度体系，要以保障新疆少数民族妇女享有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为发展的基础，不断引进多元化的体育项目来丰富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体育文化生活，这样能在提高少数民族妇女身体素质的同时，又有有效实现我国的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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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权利范文篇8

关键词：宪法；全民健身；依法治国；宪法实施；体育法治

2018年以来，宪法问题在我国的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不断聚焦：党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首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宪法宣誓；中共中央印发意见，提出对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部署和要求；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做出重要批示，进一步强调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将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尊崇和维护宪法权威，全面推进和保障宪法实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阶段。将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要求我们也要以宪法的视野来审视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需要进一步从宪法高度阐明其应有的法治地位，以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法治自觉，不断提升全民健身依法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使用与内涵

本文探讨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但我国宪法并没有出现“全民健身”的语言表达。为了说明全民健身与宪法的必然关联，需要先对“全民健身”这一用语的产生发展和内容涵义进行大体的梳理。1.1“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广泛使用。1.1.1“全民健身”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高度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积极调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这样的一种体育形态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群众体育”的用语加以概括而成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体育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改革的进程中，体育界开始对原国家体委为参加奥运会而提出“省级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进行反思，不断从战略高度关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问题。在1984年全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全民体育战略”的基础上，1987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马宣建,1990），“全民健身”概念在重要会议上被首次使用。全民健身这一表述，在国家体委对1988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确认而成为官方用语（李梦华,1988）。后又在多方听取意见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国家体委在1991年明确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以全民健身为基本内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竞赛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伍绍祖,1991），使“全民健身”作为群众体育的同义词而逐步地使用起来。1.1.2“全民健身”使用的日益广泛。1993年，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群众体育的制度性改革措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在制定全民健身的社会调研和政策论证过程中，原国家体委在1994和199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均将该计划制定作为重要主题，并召开多次全国性的研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专题会议，不断向媒体进行吹风通气。各全国性主要媒体随之进行了各种相关报道和大量舆论宣传。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尚未颁布之前，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政府报告中已经就体育工作要坚持协调发展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鹏,2018）。两会的一些代表就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发表了很多积极肯定和热情支持的意见，盛赞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大德。通过这一时期的集中宣传，特别是1995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作为正式制度文件的规范概念而广泛传播。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分别做出“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和“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规定，使“全民健身”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九五规划以来的各次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95年以来绝大部分年度（除2000、2001、2003、2009年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在体育部分以“全民健身”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与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2009年，国务院直接以全民健身进行命名，分别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自2011年开始，国务院继续制定实施5年为周期新的《全民健身计划》，全国统一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推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在国家的相关决策部署和体育工作运行与活动开展的实践中，“全民健身”概念被持续而普遍化地使用，已成为广为社会认知和日益深入人心的专门词汇，成为与“群众体育”并行使用甚至远高于“群众体育”使用频次和宽于其使用范围的规范用语，而且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群众体育和群众体育广泛开展的重要表征。1.2“全民健身”的丰富内涵。1.2.1健身成为体育健身的同义语。全民健身这一偏正词组中，中心语是健身，即增强和维护人身体的健康（韩丹,1994）。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包括遗传、营养、医疗、环境、精神、休息和体育锻炼等等。在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与现代文明病的博弈中，体育锻炼愈益凸显其能动的健康价值，成为增进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从而使体育成为健身中最为积极的因素。这样，健身便与体育紧密连接并直接等同起来，健身也即体育健身，健身成为体育概念。1.2.2“全民健身”是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全民健身是全民性和健身性的统一，表明了这是全体国民、广大民众普遍参加的，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基本目的体育，从而与少数具有运动禀赋的体育精英，与提高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冲击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明显地区别开来。通过体育健身所增强的体质和所增进的健康，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然而，无论是从“身体没有疾病、不虚弱以及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所下的健康定义，还是从“以遗传为基础并经后天形成表现在人体结构形态、生理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心理因素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稳定品质或特征”方面给出的体质定义，都同时包括身和心等多个方面。因此，这里的健身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视角，包括各种社会性、文化性因素与内涵。全民健身对全体国民主体的广泛覆盖，彰显出这是在个体健身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参与、全民普遍参与的一种健身方式和体育状态。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3）。只有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通过亲身历练和实践体验，才能产生体育发展的社会效应，使参与民众从中收获身心健康与生活幸福。因此，全民健身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多方主体参与的跨界性社会化活动，是广大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提升实践，是满足民众身心发展需求普遍施惠于民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能动履行职责和提供支持促进保障的国家干预和公共服务事项。

2我国全民健身地位需要进行宪法探寻

现代法治进程中宪法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我国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战略格局，决定了在我国依法治国首先依宪治国的法治新征程中，需要将全民健身置于宪法高度加以考量，探寻和赋予其应有的宪法地位，以更好地保障和推进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2.1全民健身载入宪法的国际趋向。2.1.1扩大社会干预的宪法发展趋势。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发展同时而呈现的社会文化发展现象，也是全球化大众健身休闲热潮兴起在中国的必然反映。大众健身和整个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活动内容的丰富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现代法治的演进中推动宪法的发展和变化。宪法基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对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经历了由单一的政治制度安排到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制度安排的发展变化过程。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为人民提供福利和机会，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宪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干预越来越多并形成了相应的宪法制度。宪法不仅仅是政治法，宪法制度日益完备，成为内容更为全面丰富的社会法。宪法中国家权力的日益扩张，国家权力配置格局的如上变化成为现代宪法发展的一个趋势（周叶中,2011）。正是在现代体育和宪法的同步发展中，体育和大众健身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内容，使其获得明确的宪法地位，形成多种模式的宪法制度安排。2.1.2全民健身在许多国家获得宪法地位。我国曾有学者对全球各国成文宪法中的体育条款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全球174个国家成文宪法的梳理，看到有74部宪法载有体育条款，分别包含在总纲、公民权利、国家机构和其他章节之中。这些宪法体育条款，很多是与健康或教育条款结合一起并对体育作出规定，有些明确赋予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权利和自由，或在人人享有体育权利中包含有体育健身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专门对青少年的身体发展和体育的全面发展做出规定。朝鲜宪法规定，国家实现体育大众化和生活化，根据人们精神和体质发展的要求，充分提供现代化文化设施，使劳动者得以享受；老挝宪法以提升体育实力、增强人民健康为目的，明确国家和社会鼓励支持和投资公共体育活动；菲律宾宪法要求国家促进体育以发展公民健康，保护青年身体、精神、知识上的发展和福利；塔吉克斯坦宪法提出人人享有保健权利，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大众体育和体育文化旅游；土耳其宪法做出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全体公民身体心理健康，鼓励大众体育传播的规定；越南宪法规定，国家鼓励和协助人民自由参加体育，为日益扩大的大众体育提供条件；白俄罗斯宪法从公民卫生保健权方面，要求得到包括发展体育活动、使用健身设施机会等保障；葡萄牙宪法规定，人人享有体育和促进健康的权利，促进学校和人民开展健身和体育；亚美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俄罗斯等国宪法，也都从保护和增强公民健康的角度，促进体育发展；尼加拉瓜宪法是从国家有组织和大规模推广人们参与体育，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方面进行的规范；古巴宪法有着更多的条款，规定所有公民有接受体育教育、享受体育和文化娱乐的权利，国家鼓励和促进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并将其作为培养全面发展公民的重要手段；委内瑞拉宪法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质量为目的，明确所有人都有体育和娱乐的权利；智利宪法要求市政当局协调与公共管理协会关系，促进体育等在社区的发展和传播；安哥拉宪法从国家应与家庭和社会合作，鼓励青年参加体育等活动方面予以规定；加纳宪法规定，国家要确保提供足够的体育设施，促进体育作为培养民族凝聚力、增强健康和自律能力等手段（陈华荣等,2014）。透过以上条款的列举，可以清晰看地到全民性的体育健身在很多国家宪法中具有明确的地位。2.2我国全民健身战略地位的提升与依宪推进。2.2.1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进行宪法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行，前文所述“全民健身”使用频率和范围的迅速增加扩大，鲜明地反映出我国全民健身地位的愈益凸显和不断提升。正是在全民健身发展持续推进的基础上，2014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全民健身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涵与有力支撑，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及诸多规范性文件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并在党的报告对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部署中，重点突出全民健身方面的要求。这一切，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昭明，全民健身通过不断的战略提升，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布局与事业发展结构中不可小觑的重要构成。然而，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政治的新阶段（肖金明,2018）中，我国全民健身发展与宪法文本之间是怎样的实然关系，全民健身是否获得应有的宪法地位，或是说全民健身的重要地位是否具有宪法依据和得到宪法确认，需要对此得到明确的回答与把控。2.2.2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要获得宪法保障。现代国家一个基本而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宪法来规定国家的政权设置和基本制度，从而实现政治构架的稳定和政府的制式化（周平,2018）。在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开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具有历史必然性地提出了尊崇宪法至上地位，维护和实现宪法权威的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阐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做出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明确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随着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进一步要求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2018）。在更加重视宪法权威与实施的法治新发展中，必然要6将全民健身与宪法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为全民健身发展设定宪法基础和宪法指引。一方面，要以宪法为依据为统领，将我国全民健身发展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另一方面，我国全民健身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社会发展事业，且上升为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国家战略，表明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国家制度构架和政府职责的重要内容，应当具有相应的宪法地位而获得应有的宪法保障。在现有研究尚未涉及这一思考角度的情况下，探寻全民健身与我国宪法的内在关联，明晰全民健身在宪法中的现实地位，不但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全民健身依宪促进和治理的需要，而且对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实施宪法、促进我国宪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发展中的相关体现

我国宪法中虽未出现“全民健身”的专门用语，但全民健身作为民众广泛参与体育以及国家予以支持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义，在多部宪法文件，特别是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都有着一定的关联和体现。3.1全民健身在新中国前几部宪法中的相关体现。3.1.1全民健身在《共同纲领》中的相关体现。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将体育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建设“新体育”的要求，为实现人民参与体育提供了重要保障（傅砚农等,2008）。全国政协一届全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部分做出了“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性质定位，为发挥体育增进国民健康的作用、确立普及和经常化的国民体育发展方针指明了方向。3.1.2全民健身在1954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随着新中国经济恢复发展和政权日益巩固，1954年9月20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首部宪法。在当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强人民体育，关注改善人民健康特别是学生健康的背景下，在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引下，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做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的规定，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国家的体育工作责任，形成对广大青年体育发展和增强体质的积极促进。3.1.3全民健身在1975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部宪法，是在“”特殊时期修改制定的，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在总纲中对体育和教育文化卫生一起，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背离了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3.1.4全民健身在1978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仍保留着1975年宪法的许多缺陷，同时对1954年宪法也有所继承。这在体育相关内容中有明显体现。在总纲的教育条款中，既保留有1975年宪法的有关规定，也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扩充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条款。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第五十一条，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做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规定，从健康的综合角度覆涵了体育要求；第五十二条在1954年宪法相近条款的基础上，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增加了对体育的列举。3.2全民健身在现行宪法中的相关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主法制的推进中，修宪被迅速列入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后又进行了五次修正，使我国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显现出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现行宪法不但体现了立法指导思想和民主法治原则的先进性，而且内容也更加全面丰富，其中对体育及其相关的规定也远远多于之前的各部宪法，为全民健身奠定了充分坚实的宪法基础。3.2.1现行宪法中有关全民健身的直接规定在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全民健身通过三处关于体育的专门规定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第一处在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一条。该条包括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医疗卫生的规定，第二款则是过去宪法从未有过的专门对体育做出的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该款内容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昭示了党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和保障民众健康的明确态度，秉持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坚持的体育工作分针，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目标、任务的高度概括和明确指引，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最高原则。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这一统摄体育全局的规定，对全民健身的意义自不待言。第二处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四十六条。这是一个教育条款，在第一款规定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后，第二款做出了“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通过对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权利保障，彰显了体育在增强体质乃至全面育人中不可替代的直接功效，为青少年儿童作为全民健身重点人群的体育发展提供了依据。第三处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职权规定中，包括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职权中的“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第一百零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行政工作”；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这些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对体育工作实施领导和管理的职权，不仅必然包括全民健身并要突出全民健身的工作重心地位，而且越是社会基层，体育事业中全民健身的工作比重越大，加强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是其法定职权的应有之义。3.2.2现行宪法中与全民健身紧密联系的其他内容。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还有一些没有直接规定体育，但也与全民健身发生紧密联系或蕴涵有全民健身的相关内容，同样可为全民健身提供必要的宪法依据。比如，基于体育权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型人权和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成为实现体育人权核心的国际趋势（姜世波,2018），并因为运动自由乃是身体活动自由的应然之义（黄鑫,2016），根据第三十三条中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第三十七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可使全民健身作为一项重要的体育权利和自由，获得国家给付、防御侵害和制度建构的宪法保障。再如，基于全民健身的目的和效果是增进健康，使追求健康幸福、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成为广大民众参与全民健身和国家、社会发展全民健身的根本动因，根据第二十一条关于“保护人民健康”、第三十六条关于“任何人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第四十三条关于“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等规定，可从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和休闲权的教角度，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从中得到有力的宪法支撑。还如，基于全民健身在完善个体人格和促进社会文明方面展现出的多重功效，以及体育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规律与特点，第二十四条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第四十七条关于“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可从繁荣发展先进文化的层面，为推进全民健身文化的传播与创新提供相应的宪法依据。

4我国宪法为全民健身确立的重要地位

综上表明，我们不能得出全民健身缺乏宪法依据而没有宪法地位的结论。多个宪法条文规范的内容实质和法治原则，与全民健身形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关联，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的地位。4.1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4.1.1宪法的人本原则和体育规范决定着全民健身在体育中的重心与基础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关注和重视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一直是党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与工作着力点。“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我国一以贯之的体育工作方针。这是由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和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决定的，也是党和国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体育中的体现。对此，我国宪法有着越来越明确而直接的反映。在前几部宪法性文件和宪法先后从面向广大国民和关注保障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视角对体育有所规范的基础上，现行宪法不但紧跟社会前进步伐而提升体育地位，对体育进行了更多的全面性表达，而且依据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明确了发展体育的基本方式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从而使“全民”和“健身”的意涵，成为宪法总纲对体育进行国策性表达的主体内容。而在宪法教育条款中关于“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仍然着眼于广大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增强和全面发展，不言而喻地蕴涵了对发挥体育教育功能的要求，与上一体育条款一样体现出鲜明的“全民健身”指向。4.1.2全民健身重心与基础地位的立法确认和制度保障。正是沿着宪法所确立的这一体育逻辑和发展路向，当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体育工作现状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务院,1997）的情况下，全民健身作为更能直接体现体育面向和重点方向的新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体育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并很快成为国家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用语。根据宪法制定的《体育法》，不但直接将“增强人民体质”在立法目的条款中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首位目的，在体育方针条款“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后紧接着突出了“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工作重心，而且直接使用了“全民健身”的用语，明确“体育工作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并在其后确认了“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度方式。在1995年《体育法》颁布前夕，原国家体委还同时研制起草了全民健身、奥运争光、体育产业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由国务院，其他两件则是作为为体育部门性文件下发，也可反映出全民健身的重点地位。北京奥运会后，2009年国务院先后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表明了体育工作在建设体育强国新阶段的重心调整，并自2011年开始在全国和地方持续制定和实施五年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新时代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谋划全民健身的新发展，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建立国务院全民健身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并通过诸多配套文件、行政措施和行动方案，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跃入更高水平的发展。这一切，愈益凸现出全民健身在体育发展中的重心和基础地位，也更加彰显出实8施宪法对全民健身发展产生的重大功效。4.2体育健身是依法确认的公民重要权利。4.2.1包括健身的体育权利获得国际化的法律确认。人权事业和人权法治的不断进步，是现代政治和法治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的尊严与权利诉求的增长。在以政治权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发展权为表征的全球化人权事业的持续发展中，从《世界人权宣言》到《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一系列人权规范的制定和推行，使全球化的人权法治不断增添新的内涵。随着体育日益广泛的普及化发展和体育发展中人本价值理性的不断升华，并相伴于人权内涵的丰富与拓展，体育成为一种新兴人权并逐步被纳入国际和各国的法治保障。为广大民众在法律中设定体育权利，依法保障和发展体育人权，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国家与国际社会在体育治理中的法治重心（于善旭等,2014）。经过有关国际人权立法逐步奠定的基础，《欧洲大众体育宪章》《体育运动国际宪章》等多部国际体育法文件相继诞生，并明确体育是一项权利，应获得国际和国家的法治保障。在全球明确载有体育条款的国家宪法中，已有41个国家的宪法直接将体育纳入公民权利（陈华荣等,2014），而且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4.2.2公民体育权利的宪法地位成为普遍的学术关注。我国宪法有着多处关于体育的直接规定和相关规范，虽然没有直言宣称体育权利，但以其他方式存在于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之中。笔者受1991年我国首部人权白皮书的启示，开始关注和研究公民的体育权利问题，呼吁公民体育权利的研究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体育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依照当时著名法学家关于权利推定的理论（郭道晖,1992,1983），粗浅地提出根据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青少年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权和公民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权，以及关于体育方针和政府领导管理体育工作的规定，推定出体育权利是在总体上归类为社会文化权利的独立的基本权利内容。其后，特别是《体育法》颁行后，体育权利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且从宪法和基本权利的视角对体育权利的研究不断增多。尽管对体育权利的性质、地位等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有些研究认为体育权利还不是一项宪法规定的独立权利和基本权利，但对体育应是一项公民权利似已成为普遍共识。近些年，又有学者发表研究成果，深入论证了体育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地位。比如，有的学者根据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认为体育权利是未明确列举，但在宪法权利谱系中与相关权利既包含又并列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张志伟,2013）；有的学者运用宪法解释方法，从基本权利的一般保障条款，建构出崭新的体育基本权类型（韩永红,2014）；有的学者通过对宪法条款进行的规范论证和法理论证，得出了赋予体育作为基本权的属性不存在理论障碍的结论（叶强,2014）；有的学者以宪法总纲的体育条款为依据，对体育权当属我国宪法的一项“半真正未列举权”进行探讨（高景芳，2016）；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关于体育的国策性规定、对体育权利内容的列举和体育权利实现的国家保障义务，构成了体育权利作为“准基本权利”的完整逻辑结构（黄明涛,2017）；还有的学者认为体育权是由体育纲领性条款表达的我国宪法上的“已列举权利”，并通过宪法列举的其他基本权利形成包括体育运动权和体育教育权的基本组成要素（黄鑫,2016）。4.2.3从宪法延伸的体育健身权利获得明确的法律表达。尽管在学术上还需要深化体育是否属于宪法权利的研究，但体育法治的实践，却越来越多地将体育权利进行宪法高度的提升，特别是将体育权利与全民健身直接联系起来。在起草《体育法》的过程中，原国家体委不但以“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视角来论证《体育法》立法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是根据宪法所确定的原则，为体现党和政府维护与保障公民参与体育的权利，切实为人民谋利益，而设计起草了全民健身的有关内容（伍绍祖,1995）。《体育法》颁布后的学习宣传中，16个中央部门印发的联合通知以及国务院和体育部门的有关领导的言论中，都不断强化《体育法》对保障体育权利的重大意义（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1996）。在《体育法》实施和全民健身制度与活动持续推进的基础上，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将“为了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设立了专门的权利条款：“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体育健身权利的明确宣示，是我国宪法确立全民健身和体育权利地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在全民健身的依法推进和广大民众对这一权利的维护与享有中，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法治功效。4.3全民健身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4.3.1宪法体育条款设置与内涵直接以健康为基本着眼点。宪法总则中的体育规定，是与医疗卫生分为两款设置在一个法条之中。虽然体育事业与医疗卫生事业是两个明显区别的不同领域和社会事业，但从维护人的身体、增进人体健康和提高人体能力的角度，二者具有紧密相连的关系和某些异曲同工的效果，而且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所表示的，都是促进在身心一体基础上人体的完满状态。因此，在体育的多元功能作用中，强身健体是其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价值所在，从而不但在健康的基点上与医疗卫生事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关联，而且成为增进健康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直接着眼点是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因而确定了为生产、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体育方针任务。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做出了《关于改革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将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和开展体育活动共同作为解决措施（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1982）。同志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同时对学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要求，其后又将“身体好”置于对青年“三好要求”的首位。针对当时国家形势任务所形成的这些思想，直接作用于宪法中的体育设计，《共同纲领》中将体育与卫生同款规定，1954年宪法从关怀青年体力出发。体育条文在宪法中的这一基调，经过其后的几次调整，拓展为现行宪法中增强人民体质和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质发展的体育表达。4.3.2健康促进成为全民健身愈益明确的政策导向。根据宪法发展体育增强体质的方针性规定，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体素质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以及不能适应需要的现状，我国开始研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将“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全民健身活动在中华大地普遍而持久地开展起来。“加强国民体质建设”“普遍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我运动，我健康”“运动是良医”等，日渐成为耳熟能详的政策语言和宣传口号，表达了全民健身对增进健康的能动贡献。近年来，在我国进入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新进程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和国家愈益加强健康中国建设，制定和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新华社,2016）。在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全民健身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紧密关联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明确要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建立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目标，设置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专章内容，要求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强调发挥全民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非医疗健康干预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值此阶段实施的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主动适应这一新的时代主题，明确指出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要面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机遇挑战，更加准确把握全民健身发展内涵的深刻变化，使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支撑。在以身体活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突出问题、以治疗为中心的“被动型健康干预”模式已不能有效保障我国全体人民健康的情况下，全民健身作为提高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健康治理中非医疗干预最为积极的重要手段（刘国永,2016），并以直接参与的广泛性、投入产出比的高效性特点，愈益显现出未病先行、主动健康的巨大优势。可以说，全民健身是全民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宪法对增强人民体质这一体育核心性、基础性价值的原则规范，为全民健身更好发挥健康促进功能提供了明确的依据，成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4.4全民健身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4.4.1宪法体育规定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包括健身锻炼为内容的各种体育活动，都不是只是单纯而简单的身体运动，要有心理和精神活动的参与，并存在于相协调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体育发展，更是一种精神活动和文化创造的过程与结果，伴随并表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因而，就体育健身所提升的体质与健康而言，就不仅仅是人身体的生物性改变，而是能够得到心智发展和社会适应的综合改善，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宪法还特别强调了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放眼于体育活动的全民性和社会性。这样，我们学习理解宪法有关增强人民体质和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质发展的体育规定，就要有从精神、文化和社会层面更加深入而丰富的解读，看到全民健身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不但开展其活动中要注入各种精神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元素和资源，而且还具有能动产生文化创造和社会促进的动能与功效，形成体育文化与社会贡献的服务产品。在文化创造方面，虽然体育是区别于教育、科技、文化（狭义）的独立领域，但其自身具有的文明印记与文化属性，是广义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与同属于这一领域的教育、科技、文化（狭义）具有活动方式和创造能力方面的共同特征，完全有理由根据宪法第四十七条保障文化活动自由和从事文化事业公民创造性工作的条款，推定体育应包括在因列举不全而兜底的“其他”之中。对照1978年宪法的同一法条，在表达方式和文字内容基本一样的同时，1982年宪法只是在具体文化事业列举中增加了“技术”，而将“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省略性地改为“其他”。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可更多地感知到体育的创新性文化内涵，并认为体育与此法条可形成直接的适用关系。4.4.2全民健身的社会文化功能和融入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我国全民健身多年来的实践发展，已经显现出它在促进人的心智提高和情操培育等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明显功效。体育在提供精神激励和塑造文明品格方面的能力，通过全民健身的广泛传播与参与体验，对提高我国的国民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民健身既需要而且又在营造着健康文明的社会氛围，并通过科学健身的知识普及与意识提升，对传统生活方式形成有力的冲击和改变。全民健身为扩大社会沟通、促进社会和谐、培育社会力量、开展志愿服务、加强社会协同等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搭建了丰富的平台，开辟了多样的渠道。近年来的很多改革方案和制度措施，都将体育和文化以及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综合施策。如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和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多个规范性文件中，都可看到这样的融合。在立法上，将文化和体育设施归为一个法规形成了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内容中有十多条包括体育和全民健身。可见，更加开阔而全面地理解宪法有关体育的规定，将全民健身作为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全民健身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挖掘和发挥全民健身的综合社会效能，无论对于全民健身的自身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都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4.5全民健身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4.5.1发展全民健身更能体现宪法明确的国家和政府的体育职责。全民健身要有广泛社会力量、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和投入，需要不断改革和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协调机制。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改革，同样要体现于全民健身的建设和发展之中。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下，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国家任务和责任，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以及国务院、地方政府和自治机构领导管理体育工作职权的规定，自然包括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促进、领导管理和服务保障。而且，在发展体育事业和领导管理体育工作的全面职责中，不同的体育领域呈现为不同的管理需求与模式特点。竞技体育工作在社会化、职业化的同时，目前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在体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体育系统内部开展；体育产业工作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而言，全民健身在社会化、产业化的同时，更为主要的工作是公共服务，需要更多地依靠和运用国家的力量。因而，落实宪法关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领导管理职责，将更多地体现在全民健身工作方面，由此我国提出并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发展格局（刘延东,2012）。4.5.2加强政府的领导和统筹是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体现全民健身工作的政府主导地位，自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开始就明确了各级政府及其体育等部门的责任。在《全民健身条例》颁行后，国家体育总局立即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的通知》，提出了依法将全民健身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的“三纳入”要求，其后连年推动和督促检查，通过“三纳入”来不断地落实和加强政府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同时，为做好国家层面的部门协同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推进近30个中央、国务院部委落实全民健身的职责分工与工作交流。在此基础上，2017年，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已多次举行联席会议和联络员会议，在依法贯彻全民健身战略部署、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落实以及加强督导检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与协调作用。多年来，地方各级政府的全民健身领导协调机构也已普遍地建立和运行。根据新时代以来协调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宪法关于政府对体育和全民健身工作领导管理的职责要求，必须转变传统体制下集中包办的高度行政化模式，全面深化领导和管理模式的改革，推进全民健身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近年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内容的“放管服”改革，成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战略举措，也同样体现在全民健身工作的管理改革进程中。国家和体育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如全面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精简和优化相关的行政审批文件与程序，批量制定全民健身设施器材服务方面的国家标准，推进以抓好群众身边的健身组织、设施、活动、赛事、指导、文化为内容的“六边”工程，向社会推广应用《全民健身指南》《科学健身十八法》等，不断加大全民健身工作改革、服务和保障的力度。同时，加强在全民健身改革发展和保障中的法治建设，国家和体育部门出台了体系化的全民健身配套规范和制度文件，连续开展了实施《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全民健身的依法治理不断推进，从而使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宪法要求，在全民健身的推进中不断得到充分的展现。

5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发展期待

体育权利范文篇9

止体育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力,保障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有必要设定体育行政处罚的救济

手段,本文以行政处罚救济及相关理论为参照,结合体育的特点,针对体育行政处罚设定救济的必要性以及体育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手段的运用等,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行政处罚;救济;体育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2002年1月7日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亚泰)因不服中国足协的处罚决定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月23日法院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为由,裁定不予受理,1月28日亚泰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这场体育界的行政官司不仅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上书要求高院受理亚泰的行政诉讼)而且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引发了中国足协的处罚究竟是不是体育行政处罚、该处罚的救济能否适用行政诉讼以及体育行政处罚如何救济等问题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入依法治体的新阶段,为体育行政部门贯彻“依法行政,依法治体”原则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作为国家的一部专门法律,《体育法》应对体育关系进行全面地、整体地规范和调整,但《体育法》中除了对竞技体育纠纷由体育仲裁解决(但仍未实际建立)外,关于救济的手。

段少有涉及。随着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体育利益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体育活动中的纠纷也与日俱增,纠纷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寻求多种解决纠纷的救济手段已成当务之急。但在体育领域中对行政处罚救济的研究比较有限,不能适应体育法制实践的需要。本文试对我国体育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救济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体育行政处罚救济的概念

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行政主体依法处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管辖、程序、执行等问题都做了明确规定,但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却没有规定,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有“制裁说”、“行为说”、“惩戒说”等等,但大体上有趋同的趋势,认为行政处罚是最常见的一种侵害性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又是最基本的权力性行政行为之一。所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相对人的制裁或惩罚[1]。行政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被委托组织。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行政处罚法》赋予了行政主体处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使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本来就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主体的权利更优越,为了防止行政主体乱用权力,立法机关在授予权利的同时通常都设置相应的救济手段,以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国法学界在谈到救济时认为:救济是一个以纠正、矫正、改正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对权利的伤害、危害、损失或者损害并给予一定弥补为内容的法律概念[2]。而救济从实施的顺序上可以分为事前救济和事后救济,本文所说的体育行政处罚救济显然是一种事后救济。即对已经受到损害的权利的一种补救,该补救是以体育行政处罚因违法或失当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为前提。

行政处罚救济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硕士论文依法向特定的救济主体提出申请,请求补救其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3]。

在对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救济的概念明确后,研究体育行政处罚救济就要对体育行政处罚救济的概念进行界定。作者认为:体育行政处罚救济是行政相对人向特定的体育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请求作出违法或失当的体育行政处罚主体给被其侵犯合法权益的行政相对人以补救的一种法律制度。体育行政处罚主体是指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国务院其他部门,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和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指定的组织;申请救济的前提必须是体育行政处罚违法或失当;实施救济的机关只能是特定的体育行政部门或法院。

2建立体育行政处罚救济的必要性

亚泰足球俱乐部对中国足协提起行政诉讼,显然是把足协的处罚看作行政处罚,但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则认为足协的处罚不是行政处罚。足协究竟有没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其处罚行为是内部处罚还是行政处罚?法学界和体育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体育法》第三十一条:“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第四十条:“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赋予了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权力,而“中国足球协会是唯一的、全国足球专项体育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三条)。作为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足协是法律授权的管理全国足球竞赛的组织,具有体育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同时拥有管理足球竞赛的行政职权和行业内部的管理权。作者认为足协对亚泰的处罚是其行使法律赋予的公权力的结果,是体育行政处罚行为。

《体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体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体育工作。”从法律规范内容(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权义复合规范)上看,该条属于授权性规范,授予体育行政主体管理体育工作的权力。而这种管理权当然包括体育行政处罚主体拥有处罚行政相对人的权力,因为行政处罚最能体现法的强制性、权威性,最有可能严重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一种执法手段。行政处罚的这一性质源自于行政主体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为防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乱处罚,同时也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在设定行政处罚的同时就应该规定相应的救济手段。这种对行政权力侵犯行政相对人权利实施救济的需要从行政权力产生时起就存在的。

2.1现代国家的法治要求

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工作总结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方略。这个方略在1999年修宪时,载入了现行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一次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并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足见我们党对于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而依法治国,首先应是依宪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要求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并将法治原则作为国家各项活动的基本原则。现代法制国家要求赋予行政主体行政处罚权的同时要设定行政相对人救济的手段。体育领域在贯彻“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过程中,要把法治贯穿到体育的整个领域中,注重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

2.2制约行政处罚主体处罚权的需要

行政处罚主体的权利是由设定行政处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和部门规章赋予的,该权利在行政相对人面前则转化为一种具有相当优越性的公权力,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不服的只能通过法定的途径寻求救济,一般不能直接加以抵制,除非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这种法律地位的明显不对等很容易使行政主体滥用权力、乱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造成侵害。所以有必要对行政权进行限制。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达到限制行政主体公权力的目的,我们可以从反向对行政权进行限制,以平衡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便是这种反向限制行政权的手段。2.3保护相对人权利的需要

“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权利救济思想和权利救济理论的集中体现,立法机关在授予权利的同时应设置各种救济手段,使未被授权一方的权利在受到侵犯时能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样才能体现法律公正、平等的对待双方当事人。《体育法》授予体育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当然包括行政处罚权,却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将使体育行政相对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体育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不知、不能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纠正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行为,合法权益无法维护,冤屈无处申诉[4]。

2.4保障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的推动使体育活动中的纠纷与日俱增,纠纷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因不服体育行政处罚而引起的纠纷,如:对体育行政部门处罚破坏、侵占公共体育设施的相对人的行为不服而引起的纠纷、因公安机关违法拘留扰乱体育活动秩序的相对人而引起的纠纷、违法使用兴奋剂而引起的纠纷等等。这些纠纷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体育事业的发展,阻碍体育改革前进的步伐,为了使纠纷得到合理解决并保障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寻求多种解决纠纷的救济途径。

3体育行政处罚救济的手段

体育行政处罚的救济是对违法和失当的体育行政处罚行为进行的救济,是一种事后救济,其救济手段主要有:体育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3.1体育行政复议

体育行政复议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关于体育活动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申诉,由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关或组织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活动[5]。因为行政复议具有一定的司法性,是一种“准司法”的行政行为,所以其具有监控行政权的功能,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一种纠错机制。《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这是行政机关自我监督的一种表现;从另一角度看,行政相对人也有对行政处罚不服提起复议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体育行政复议的主体包括: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职称论文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国务院其他部门,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和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对这几类行政主体所做的行政处罚提起复议可以分为普通复议和特别复议。普通复议就是针对体育行政部门做出的体育行政处罚提起复议,其复议机关是上一级行政机关。特别复议就是针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被委托组织做出的行政处罚提起复议,其复议机关分别是授权组织的主管机关和委托组织的委托机关的上一级机关。

对体育行政处罚不服而提起的复议的范围:对体育行政处罚主体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如:行政相对人不服体育行政主体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权的处罚,而提起的复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全国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工作。”对县级以上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其复议机关可以是本级人民政府,也可以是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不服提起的行政复议其复议机关是做出该处罚的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3.2行政诉讼

体育行政复议救济是由行政机关内的体育行政部门执行,行政诉讼则是统一由司法机关执行,不宜称体育行政诉讼救济,只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要适用相应的体育法律、法规。行政复议虽然具有一定的司法性,是一种“准司法”的行政行为。但其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与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是行政隶属关系。故复议不具有终局性,行政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诉讼。所以,行政诉讼既可以是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直接提起的诉讼,也可以是经复议后不服而提起的诉讼,(除法律规定行政行为是终局行为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是行政相对人选择的最常见的一种救济手段,只要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对行政主体的不当处罚提起诉讼是行政相对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体育行政处罚若要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就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其是终局行政行为[6],否则法院就应该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

虽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不同,但进行诉讼的主体一律相同,都是由法院对纠纷按程序审理。亚泰不服足协的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就是要求司法机关按行政诉讼的程序审理。

对体育行政处罚不服而申请行政诉讼的范围:对体育行政主体作出的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体育行政处罚行为不服的。如:足协作为法律授权的组织和社团法人对亚泰的“停止注册和转会两年、限制停赛整顿等”处罚就属于责令停产停业的范围之内,所以亚泰对足协提起诉讼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应该属于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由于体育的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大部分法官并不是很熟悉体育的具体规定,所以司法介入也有一定的难度。建议在诉讼中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员可以从体育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管理人员等体育专家中产生。

参考文献:

[1]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2]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理论与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何建贵.行政处罚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6

[4]蒙雪,黄明.试论我国《体育法》的修改、完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4)

体育权利范文篇10

1.1弱势群体体育公共利益权利被忽视。在目前社会保障条件下，社会弱势群体在收入、教育、医疗均处于社会的底层，应享有的公共体育资源也被忽视，或者被相对剥夺。因为贫弱群体往往由于民族、社会地位、生活区域、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体育权益决策时，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为他们而发出的声音。弱势群体的体育公共利益处于公共体育利益的边缘，在享受公共体育资源时也会遭到部分公众的社会排斥，导致他们产生公共体育利益被剥夺感。剥夺感的出现可能对剥夺他们的公众怀有仇视心理，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隐患[3]。

1.2侵犯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普遍存在。学校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组织体育活动是学校的基本责任，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是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陆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体育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的出台，从立法上规定了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保障了学生体育权利的实现。然而，由于部分学校以升学率为目标的绩效评估，学生受升学、就业压力的影响等，在各级中小学校园里侵犯学生体育权利的行为普遍存在。如部分学校不按规定开设体育课、挤占体育课、不设置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按时举办学校运动会、学校体育场地与体育经费挪作他用、不购置基本体育器材等。忽视学校体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改善学生体质状况、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严重侵犯了青少年学生的基本体育权利[4]。

2、我国体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为了使体育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其进行完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是必要的，下面针对体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几点设想：

2.1将投诉作为体育公益诉讼的必须前提。为了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罚侵犯公益的行为，行政执法与司法相比，具有主动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行政执法部门在接到投诉之后可以及时制止违法行为，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10]。而与此相反，诉讼程序纷繁，时间相对过大，显然没有行政执法得力。因此，有必要规定体育投诉作为体育公益诉讼提起的必经程序。只有投诉无门、无果时，方可提起诉讼[5]。

2.2设立预审制度。指在审判机关正式受理体育公益诉讼之前，对体育公益诉讼人的起诉进行审查，以确保体育公益诉讼人所控的侵犯体育公益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排除没有事实根据的起诉。必要时，可由人民法院将体育公益诉讼人、被告召集在一起，在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立案？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为谁？以何种类型的案件立案？

2.3设立保证金制度。体育公益诉讼中起诉和诉讼标的缺乏足够的利害关系。这就使体育公益诉讼人缺乏相应的动力追求胜诉的结果。为防止体育公益诉讼人在启动诉讼程序后，随意退出或无故缺席，造成法院审理机制的瘫痪和司法资源的浪费，可以规定法院在受理案件之时，要求体育公益诉讼人交纳适当数额的保证金，作为体育公益诉讼人完整地参加诉讼过程的物质制约手段。在诉讼程序终结之时，不论其是否败诉，法院都应如数退还保证金及相应银行利率。

2.4修改有关举证责任的理论。关于举证责任问题，学者众说繁谈并无定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举证责任中的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后者则是确定败诉责任的指针。故对有关公共利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事实证据，由体育公益诉讼人提供，而对于提供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责任，则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可不断地提出新的证据以达到胜诉的目的。至于说服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应做“一刀切”的规定，可在制定实体法时对说服责任的分配问题作出规定。（本文来自于《华章》杂志。《华章》杂志简介详见.）

3、结束语